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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高铭   图 | 雅昌网

张大千

从敦煌带走了一些线条

开始风靡世界画坛

后人

从敦煌发现了一些残纸

竟然改变了华夏历史

著名作家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有一篇写敦煌莫高窟的文字：“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问题的答案或许应该到敦煌书法所给予我们及后代的启示中去寻求。

时间回到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箓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邂逅了莫高窟。

此时的莫高窟十分荒凉，用鸟不来拉屎形容真的一点不过分。崖间上的通道多数已经毁于战火，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的洞窟已为黄沙掩盖，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

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

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

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然而，这种知名度更多的是远在重洋，中国的艺术家反而后知后觉，直到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弟子与家人离开成都，远赴敦煌，埋首艺术。在此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276幅，这一切，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开拓了他的眼界，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甚大，其绘画风格的突变，也是始于敦煌之行。后来，他把在敦煌的一些临摹和创作作品在兰州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反响极大，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国内的许多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画作才认识敦煌壁画的，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

就在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毁誉参半。

张大千为觅画，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

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层，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然后剥落外层，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后来，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绕道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在参观到的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只是一直念叨：“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

壁画毁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即发电报给敦煌县长要求查明情况，并“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张大千在结束临摹途经兰州时，曾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5年后，张又被甘肃省参议会的郭某等人以盗宝及破坏壁画为名控告，但没有查到真凭实据。

张大千为一己之私，漠视珍贵的古文物，他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以来，大约四万件古代文书公诸于世，除了相当数量的绘画作品，敦煌写经遗书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也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赋予了敦煌书法厚重的内涵，不同时期思想的多元造就了多变放逸的风格，这是敦煌书法与内敛圆滑的中原书法之不同所在。

敦煌出土的汉代简牍见证了书法形式由古代隶书向汉代隶书的转变，而从西汉的汉简到清末的碑碣，敦煌书法囊括了篆、隶、楷、行、草等几乎全部的书法艺术形式，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而书法形式上的承上启下也见证了历史发展，彰显了文化传承的意义。

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17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敦煌遗书书法博大精深，张力尽显，一体多元，如何使其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在当代充分绽放，乃艺术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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