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美国覆辙警示阿富汗资源幻想

美国败走阿富汗的极端狼狈催生了国内外舆论围绕阿富汗矿产资源的热议，不少舆论对阿富汗矿产资源种类及其价值的估计不断加码，金、铁、铜、锂、钴、稀土等等一再被提及，其价值也从1万亿美元提升至3万亿美元。然而，只要冷静客观审视阿富汗资源禀赋、营商环境、地理区位所决定的运输等项成本，以及塔利班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之后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法规的全方位大变，就不难理解，所有这些热议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美国当初对塔利班判断、政策失误，一步步走向过度卷入阿富汗，以至于深陷泥潭，终于酿成惨痛败局，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高估阿富汗周边及其本地资源和通道价值、陷入错误的里海油气资源“大博弈”观念所致。

殷鉴未远，在夏之后世；正值阿富汗政局剧变、形势纷繁之际，从中立客观视角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阿富汗的所有邻国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对面临日益扩大国际责任的新兴大国尤其有价值。

一、里海油气资源“大博弈”理论误导美国

尽管美国后来与塔利班大打出手，但在塔利班勃兴之初，美国与塔利班关系亲密，堪称蜜月；在那个美国满世界兜售“人权牌”的年代，从政府相关部门到巨型企业、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不仅公开表示愿意无视塔利班在其占领区（我称之为“塔统区”）滥用暴力推行的那些与美国社会文化、理念格格不入的做法，而且将塔利班美化为基督教圣徒，纷纷主张尽快与之建交。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仅仅几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将与塔利班谈判建交。

美国当初之所以陷入这样的误区，错误的里海油气“大博弈”理论难辞其咎。这个理论宣称，包括整个中亚在内的里海地区油气资源蕴藏量超过波斯湾，是决定未来全球能源供给的枢纽所在，也因此具有关键的地缘政治价值，主张西方国家大力投资中亚和阿塞拜疆油气勘探、开发，建设多条从该区域通向外部市场的油气管道，取道亲近西方的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国，绕开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从而增强对西方、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油气资源供给，削弱俄罗斯，抑制中国和伊朗。

然而，事实证明，里海油气“大博弈”理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这一区域油气蕴藏量远不足以与波斯湾匹敌；而且，里海油气“大博弈”理论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2001年美国打垮塔利班政权之后，异军突起的“页岩革命”使美国实现了能源自给，无需依赖波斯湾和里海油气，出口油气甚至开始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兴“增长极”。

里海油气“大博弈”理论被实践证伪，但美国在其误导下投入阿富汗的天量人力物力已经灰飞烟灭，美国国力虚耗，在国际格局中的态势大幅恶化，积极倡导和实践里海油气“大博弈”理论、提出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管道构想的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公司也在2005年（美军打垮塔利班第4年）沦为企业并购的标的，经过中海油参与的一场跨国博弈，在太平洋两岸财经界、舆论界和政界激起轩然大波之后，最终被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rp.）收入囊中。

二、后美国时代开发阿富汗矿产困难重重

反观后美国时代的阿富汗矿产资源开发，不仅资源禀赋、营商环境、区位劣势等问题依然故我，政权更迭还将带来全方位的社会、经济法规不确定风险；对此期望过高而贸然行动，不仅有可能误导企业，甚至有误导国家之虞。

阿富汗矿产和能源开发现状不容乐观。从苏联入侵之前，到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时代，阿富汗政府一直期望将矿产和能源产业（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培育成为“增长极”，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但始终未能如愿，2012—2019年间，其采矿业产值始终徘徊在2300万美元—6200万美元之间，且主要是煤炭采掘。

（阿富汗煤矿开采）

某些矿产、能源开发比数十年前大幅度倒退。阿富汗北部有一定石油天然气资源，苏联勘探开发的天然气田1967年投产，1971年产量达到26.35亿立方米，一跃成为阿富汗出口支柱商品。经历1970年代末以来的战乱，阿富汗天然气产量锐减。从2014/15财年至2019/20财年，阿富汗天然气产量徘徊在1.29亿立方米（2019/20财年）—1.65亿立方米（2016/17财年）之间。

20年来，获得授予开发权的大型外资矿产开发项目全部停顿多年。目前，阿富汗共有3个大型外资矿产开发项目，获得开发权至今10—13年不等，中冶—江铜联合体埃纳克铜矿（2008年获得开发权）、中石油—阿富汗瓦坦公司联合体阿姆达利亚油田（2011年获得开发权）两大项目启动后停滞多年，印度和加拿大公司联合体的哈吉夹克铁矿（2011年获得开发权）干脆一直没有启动。

（埃纳克铜矿）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战争影响之外，确有其深刻根源：

首先，在热炒阿富汗矿产资源时，需要明白，阿富汗并未完成全面深入的矿产资源勘探，几乎所有宣称的矿产资源储量都尚待进一步勘探确认。

其次，由于地理区位劣势，开发阿富汗矿产资源需要投入巨资修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成后的运营维护成本也较高。现实是阿富汗道路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大型矿产开发项目的需求，2210公里的环阿富汗公路（国道）、1153公里的8条连接邻国公路虽然已经完成90%的工程，但能否全面完工还要打问号；连通上述干道和各地的公里建设还差很多，规划2600公里的环阿富汗铁路干线基本上还一直停留在纸上。

（从地图可以看出阿富汗地形如何不利经济开发）

第三，要按现代产业模式大规模开发矿产资源，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安全、秩序，但这一点对阿富汗而言堪称苛求。

第四，正如“页岩革命”消除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一样，某些现在热炒的阿富汗资源很可能将因技术进步而被淘汰。炒作最热的阿富汗锂矿很可能就会如此。

最糟糕的是阿富汗的投资软环境，无论是一般性的公共服务还是廉洁程度都在全世界处于垫底阵营。就总体而言，在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阿富汗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73位；在透明国际组织《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阿富汗多年垫底，近年也只是略有提高，2019年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

就中国—阿富汗双边经贸而言，中国与被推翻的阿富汗政府从2010年起建立了双边经贸联委会机制，但双方没有货币互换协议，没有基础设施合作协议，没有双边自贸协定，没有产能合作协议，阿富汗已建成和在建的全部5个工业园区中没有中方参与，中国没有在阿富汗投资设立任何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开发区，没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没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对阿富汗的“重资产”大规模矿产开发直接投资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吗？

三、政权更迭大幅提高阿富汗资源开发风险

不仅如此，即使塔利班这次能够坐稳江山，避免长久大规模内战，阿富汗政权更迭也从多个方面加大了投资该国资源开发的政治性风险：

其一，对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直接投资企业可能遭遇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制裁。在一定时期内，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风险。

其二，与当地居民、社区之间的矛盾摩擦从来就是世界各地资源开发项目的最大政治性风险之一，无论开发者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不例外，只是外资企业面临的此项风险一般比内资企业更高。阿富汗此次政权更迭大大提升了部族势力的影响，这意味着阿富汗资源开发项目与当地居民、社区之间发生矛盾摩擦的概率上升，潜在矛盾冲突烈度加大。

其三，塔利班已经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意味着自1920年代阿马努拉国王改革以来阿富汗社会、经济法规全方位根本性逆转，这是阿富汗营商软环境最根本性的不确定风险。

与中国国民熟悉的汉传佛教、道教等宗教不同，伊斯兰教不是一门单纯的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社会管理和司法制度、乃至军事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半军事化的、涵盖一切的影子政府。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商业法规改革常常被视为事关国体的变更。

1840年，奥斯曼帝国新成立商业部，在雷什德帕夏等改革派人士授意下，为处理商业纠纷所设立的临时法庭按照法国范例制定了新的商业法。在现在的中国国民看来，此举不过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单纯经济事务，但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则遭到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乌里玛）群体的猛烈攻击，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新法规中有关合伙人、破产、汇票以及其它类似事项的部分几乎完全采用了法国商业法的条款，有损于伊斯兰教法，全然不顾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实践与规则早已远远落后。

自1920年代阿马努拉国王改革以来，包括商业法规在内，阿富汗社会、经济法规发展的方向是与国际世俗社会接轨；但这次塔利班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意味着社会、经济法规将改以伊斯兰教法为本。该国商业环境将由此逐步发生何等根本性变化，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固定资产投入巨大的资源开发投资者们尤其要充分认识。须知，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后在阿富汗有可能连中国国民习惯的融资模式都要根本变革，利息遭到禁止。

中国企业们，理解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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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23，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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