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葛红兵：我的批评观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1968年生，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引进者、创建者，学者、作家。现任上海大学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学科带头人。完成国家级社科项目、省部级项目及各级横向项目等二十余项。在CSSCI 杂志发表论文过百篇， 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转发数十篇。主要社会兼职有：上海市文化局决策咨询顾问、中国青联社科联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

我的批评观

葛红兵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批评呢？是洋腔洋调、官腔官调、炒作附和？是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老生常谈、含糊其辞？还是直言不讳、无所顾忌、敞开心扉？尼采式的狂想，巴赫金式的睿智，本雅明式的悟性，福柯式的偏执……我渴望看到这样的文字，它深深地刺痛了我，像锋利的斧锯，它深深地感染了我，像艺术作品本身一样神采飞扬，它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主见，它无法克服自己的感动，它冲动地一遍又一遍地向世人推荐它认定的好作品，诅咒那些它所认定的坏的、让人邪恶的作品……批评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批评应当源于对语言（文学）、色彩（绘画）、造型（雕塑）等艺术媒介的天生的敏感，源于对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热爱，源于内心深处的理想和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深深地扎根在批评家本人的生活体验以及他对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内涵的感悟之上。但是，这样的批评文字我们真是太少见到了。我们读了太多的评委式批评、牧师型批评、哨兵型批评，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已经败坏了我们的味觉呢？想一想，当我们读到真知灼见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由此回答上述问题就不太难。从汉语词源学上讲，“批”是“用手掌打”的意思，批评作为一种文体，在汉语语境中天生地包含着“出击”“劈杀”的动机，它应当像斧锯一样砍削在读者的身体上，让人感到头皮发麻、四肢痛楚。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批评必须和它身上的经学传统、道学气息做斗争，批评必须不断返回到个体那深深的沉痛和悲伤中去。

1999年和2000年相交之际，我的一些文章引起了争议，有的朋友说你该解释一下。怎么解释呢？对钱钟书的批评是我4年前的想法，对鲁迅的观点是3年前的，这些对我自己来说都“事过境迁”了，以前都有单篇文章发表过，把它们浓缩起来笼统地简单化地再说一遍，只是出于朋友的约稿。最近为自己编一个文集《正午的诗学》，在160万字中翻翻拣拣，最后编成35万字，照理说我的主业是文学，但是编好后“文学史理论”“文学文化思潮”“作家作品解读”“哲学人类学札记”四个部分中我最看重的却是最后的部分。对于我来说，哲学人类学更有魅力。我想它也许会允许我系统地阐明我对存在的本体论看法，这是一种更为本源的自我解释，一种可以将整个生命投掷其中的自我解释工作。最近我还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我的N种生活》，这是一本研究我自己的书，我想我对作家们没有手下留情，对我自己更没有手下留情，这是我可以向朋友们解释的地方。我想朋友们总是可以理解的，朱大可兄看后说：“我喜欢这本书以及这样一种自我独白的悔录的方式。学院派和学理至上主义已经毁掉了生命的感受性，而它召回了一个‘六十年代人’的奇特经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身负着灾难和苦役，但在身体写真集四处泛滥的年代，惟独灵魂的痛楚遭到忽略。这部心的写真，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无耻景象。”这很让人感动。

有的时候，我想写作只是一种不断理解自我的方式，进而是一种对自我进行安抚的方式，当然它也是一种需要朋友承认的方式，但是前者是首要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仅仅只为我自己写作，也许这才是批评的最高境界。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相对主义者葛红兵

戈 雪

最近，在《武汉晚报》文学副刊里看到了葛红兵博士的专栏——《审美的背面》，这是一些非常耐看、风格独特的批评文章，带着一种清新的感性气息， 同时又有着清晰的理论视野。那些词汇特别感性，外观上毫无理论的踪迹，似乎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但是，批评家每一个灵感的触摸、每一个细节的截取， 都闪耀着思想的光亮。葛红兵的文字是随意的、放纵的，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洒脱；同时又是修饰的、细纹的，有一种巴洛克式的装饰性；他的文字还是隐喻的、暗示的，有一种幻觉般的力量。

这是一种富于个人性的批评风格，随意自然，擅长从作家心态入手分析作品， 擅长于通过作品中的某些细节来揣摩作家的精神状态，从而对困扰作家的精神问题进行直觉性的准确把握。因而，在葛红兵的批评里，作品与作家是合为一体不可分离的。这与葛红兵的创作主张有极大关系，葛红兵极其推崇福柯、萨特、尼采，赞赏感性的、身体性语言。

纵观近来葛红兵的批评文字，十分典型地体现出另一种批评的风格、做派， 怎么定义这种批评呢？就叫它新感性批评吧。让我们看看他《新生代小说论纲》（《文艺争鸣》1999 年第5 期）一文中的一系列标题，“被动的显身”“午后的审美”“区别于黎明的写作”“奔跑的仪式”“人性的黄昏”“生活在后半夜”，等等，这些语词经过这样的组合突然间有了摄人的张力，让人感到葛红兵操纵语词似乎具有某种独特的天赋。这种天赋的根基在哪里呢？在于葛红兵思想上的敏锐、犀利。《午后的诗学》中，他对“光线”意象在“新时期文学（朦胧诗）”中的意义和“光线”意象在“后新时期（新生代）”文学中的意义的比较，将新时期写作概括为“黎明的写作”，将“后新时期”的写作概括为“午后的写作”，这种比较和概括是如何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发现，细心的读者是可以想见的。独到的思想发现支撑了葛红兵的批评。

在我的印象里，面对晚生代作家的创作，有一段时间，批评界处于失语的状态。在这里批评已经丧失了它应有的理解力和阐释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理论代言人。晚生代作家之所以出现并形成一定的规模，肯定有它内在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面对他们，漠视和谩骂都无济于事，它需要进入、理解和平等的对话。葛红兵作为同是20 世纪60 年代末出生的同时代人，与晚生代作家的创作发生共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具有那种极为敏感、精细的感悟力，同时又具有着极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既能进入晚生代作家的创作，理解体悟其创作心态，又可对此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合乎创作实际的阐释。正如他所说的阅读晚生代作家的作品是因为：“我需要知道我的同龄人是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同时对他们的阅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理解的需要。”（《关于后先锋写作的若干问题》）这位刚满三十的年轻批评家没有去继续钻研他本来的文学史学，而一头扎进了对晚生代作家创作的批评里，对于年轻的充满野心和才气的葛红兵来说，现时的批评是充满着勃勃生机、具有挑战性同时又有诱惑力的。

四年前，他在《南方文坛》发表《晚生代的意义》、在《山花》发表《个体性文学与身体型作家》等文章，在国内批评界第一个将晚生代创作审美上的追求概括为“个体论感性美学”，以“个体”和“感性”为范畴来定义晚生代创作思潮，进而独创性地提出了“身体型”写作的概念，并从后新时期中国文化由传统“长老型群体文化”向现代“青春型个体文化”转型的高度全方位肯定晚生代创作思潮，当时就有论者在《文学自由谈》撰文指出，这些论述是晚生代创作的“理论根据”，是晚生代创作的“指导思想”。

我将葛红兵称为相对主义者。我真正注意葛红兵是从三年前他提出“相对主义批评观”开始的。“相对主义”，这不是不要真理、不要标准了吗？批评没有标准，还叫什么批评？经过详细的阅读，我渐渐地发现，“相对主义”并非如此简单，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说，“相对主义”在哲学史上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是绝对主义的敌人，正因为它对绝对主义的反抗，才使哲学史获得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哲学才没有被绝对主义的腐烂气味所窒息。在一个“绝对主义” 盛行的时代，在一个“独断论”气息浓郁的时代，相对主义是专制的天敌、蒙昧的解药、自由的利剑、解放的法宝，相对主义非但并非意味着没有立场，恰恰相反在这个时代，它是某种最坚定的立场的代名词，它非但并非意味着没有信念，相反在这个时代，它是某种最坚定的信念的显示剂。它显示了一个严肃的学人可贵的精神诉求。我想，葛红兵是经过深刻的思索、漫长的探求，才获得了“相对主义”这一理论外壳的。

相对主义者（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称呼葛红兵）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为主流所认同的，不论它作为理论形态还是生活形态，它总是被无一例外地当作另类夹入另册。不仅仅是反动的、守旧的思想、势力会将它当成异端，进步思想、势力也会将它当成大敌。因此，相对主义者葛红兵的命运，我似乎也可以预见。

（戈雪，江汉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