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 | 陈好梅：“整风”渐渐逼近，我们都隐约闻到了硝烟味

Original 陈好梅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难忘的大院儿

作者：陈好梅

一．我的大院儿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五岁多，全家从西城的报子胡同搬到宝产胡同居住。那正是“大跃进”时期，我的记忆中还保留了一些当年的片段，比如街上随时看到围成一圈圈的学生上演着“活报剧”（不记得内容）、比如院儿里应景地搭了个小锅炉（不记得有没有生火“大练钢铁”）、比如院儿里的一个空房子成了食堂（不记得有没有去打过饭）……

那时候还不叫宝产胡同，叫的是宝禅寺胡同。它位于护国寺街对面，东西向。胡同两侧有高大的槐树，一到夏天就挂满了被我们叫做“吊死鬼儿”的绿色的虫子，树荫掩映下是两溜儿或修缮一新大门紧闭或破破烂烂大门敞开的大院儿。

宝禅寺位于胡同东口，是一个破旧的寺庙院子。那时好像是被一个街道工厂占据着，又好像跟旁边的一个盲人按摩诊所相连，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跟着阿姨去那儿参加过街道开大会和“政治学习”；我们的大院儿则靠近胡同西口。

前些年我曾经陪一个重庆来京的同学逛后海，坐三轮车看老胡同。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见到游客们进进出出的很是热闹，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参观。

我一进去就挑眼儿：“这算什么四合院儿啊，统共才一进院子！我们小时候住的才是真正的四合院儿，有好几进呢！”同学听说离这儿不远，就提议去看看。于是我们沿着我小时候常走的路从什刹海一直往西——经过以前的北师大、梅兰芳旧居、护国寺、人民剧场……最后穿过马路，来到宝产胡同25号。

大门外的石墙上刻了个牌子，宣称这里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听说现在那院子更加破败了，牌子也不见了）。大门口还是老样子：两扇斑驳的木制大门，一条坑坑洼洼布满裂缝的木头门槛；两侧的石狮子还在，我当年最爱坐在上边等我二姐放学，等大人回家。院子结构也没变，还是原来的红柱绿门红窗框绿栏杆，但家家户户的门外都加盖了“小房儿”，结果就没有院子了，只剩下了窄窄的过道。

作家刘心武曾谈论过北京的大院儿文化，他指的是像王朔小说中所描写的各军队大院儿如空军大院儿、海军大院儿，以及各部委各单位大院如文化部大院儿、宣传部大院儿等等。这些大院儿大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以令我们平房居民羡慕的楼房建筑为主，里面应有尽有，包括办公区、宿舍区、幼儿园、食堂、小卖部等。

刘心武在文中指出，除了胡同文化，北京也存在着这种大院儿文化。可他没说的是，在北京胡同里的大片平房中，还存在着不少像我们这样的单位宿舍。我的小学同学们就分布在这些胡同中，其中一部分人出自真正的大杂院儿，另一部分则住在我们这样的单位大院儿里。我以前分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常常告诉别人我住的是大杂院儿。

这样我们所受的熏陶就是多元的了。一方面不像那些军队部委大院儿的孩子，他们往往完全排斥地方文化（我后来认识的一些出自那里的朋友对老北京文化是有一些俯视感的，即使欣赏也只限于进入了审美领域的那部分，不像我们，对生活领域的那部分也能接受），另一方面又与纯粹的胡同文化有所区别——毕竟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云集的地方。

我们大院儿和邻近的两个大院落挨着，以前属于同一座王爷府。北平沦陷期间它曾经被日本人住过，在内部做了些改动。从东西方向看，这三座院落早已成了互不相通的独立院落，每个院落都有四进院子，各有自己的大门出入——这三扇大门一字排开，朝南开在胡同里。东边的据说原来是王爷们住的正房，后来是一个将军的家，他家永远关着大门，显得很神秘；西边的是以前下人们住的，后来是傅作义将军的副官袁晋三的住宅，文革期间袁家被赶回老家，这里成了派出所的办公场所；中间的就是我们这个院落了，以前是整个王爷府的大花园，现在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单位宿舍。

在我们的院落里有几扇绿色的木门连接着这三个部分，它们都开在第三进院子里，但都被封死了。我们这些孩子学会了上房之后，常常坐在房顶上望洋兴叹，心驰神往地遥想着当年的奢华景象，为这三个部分不能相连而扼腕叹息。试想一下，连我们这样的小孩子都对早已过去了的且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荣华富贵留恋不已，那写《红楼梦》的曹老先生又怎能摆脱他那苍凉的身世之感呢？

接着我就要详细地介绍我们院儿了。其实只要去过一些北京的老景点，或者看过一些明清时期的电视剧，你就大致能想象出我们这个王府花园儿的模样了。但切记不要把它想得美轮美奂，因为它历经沧桑，又被普通人家的日常烟火长期熏染，早已从大家闺秀变成粗使丫头了。

“前院儿”

我们院儿的大门永远敞开着。跨过门槛，像北京的许多老宅子一样，迎面是一个雕着图案的石制大影壁，它的主要功能是让我们在上面乱涂乱画和练习在墙上打乒乓球的本事。

影壁所在的长条院子被叫做“前院儿”。西侧是传达室，里面住着董大爷一家。他原来是北影厂食堂的厨师，退休后在这儿看门。我和他家的小女儿乖子保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现在每次回北京还相约着见面。

乖子是我最主要的玩伴。在记忆中，我们一起抱着母鸡和猫咪去看过兽医，还跟着阿姨和她的母亲一起去听过京戏。那时候全院儿似乎只有我俩最闲，每天玩儿的时间也最长。有时吃过晚饭，大家都蛰伏在家里了，只有我俩还像孤魂野鬼一样从前院儿转到后院儿，一边儿还懒洋洋地拖长声音吆喝着：“谁玩儿藏猫儿——？”

东侧住着北影厂的画家秦威叔叔，他有好几个儿子，大多子承父业，其中一个在芭蕾舞剧团搞美术。在我们这些小学生心目中，芭蕾舞是一些美丽的女人和娘里娘气的男人跳的，所以我们老是嘲笑他，用一种鄙夷的口气，见了他就叫：“芭蕾舞团的来了！”他总是好脾气地笑着，绝不跟我们一般见识（后来听说他家的小儿子也是挺有名的美编）。

秦威叔叔的夫人欧阳红缨是北影厂的导演。听说她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演员，演过些角色，可是在我们小孩子的记忆中她很矮小，长得也不像一些当红演员那么漂亮，所以对这说法半信半疑。

“海默家的院儿”

秦威叔叔家对面是一个美丽的小独院儿，以前应该是个水榭，属于东侧的第二进院子。它朝向“前院儿”的木门总是关着，门口也有一对儿石狮子，里面是小规模的带着亭子的假山。假山后面是一溜三间房子，那是北影厂编剧海默叔叔的家。在他的房子两侧都有木门跟后面的第三进院子，也就是我们住的“花园儿”连接，只是这些门都被封死了。我们如果想去这个独院儿玩儿，就只能先上房，然后像猫那样穿过一些房顶和围墙边的狭窄过道，才可以抵达那个假山上的亭子。有一次我和乖子在门外玩儿时看到里面的海棠树上挂着一个孤零零的海棠，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摘下来的，然后一人一口地把它消灭了。

海默叔叔一度也是我们的玩伴儿。有一段日子，晚饭后我老是看不见我二姐，于是就满院子乱找，终于发现她和田方叔叔的小儿子田壮壮（他们是小学同班同学）在他家玩儿。原来他们是从房顶爬过去的，海默叔叔发现后把他们叫进去吃东西聊天。接下来的日子，我也常常去那儿了。

在我的记忆里，海默叔叔很少在家，一般都在外“体验生活”。有一次我在家里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上面批判了他的作品《洞箫横吹》，于是知道他也算有点儿“问题”。不过在孩子们眼中，这好像对他没什么影响，每次回来，他还是会兴致勃勃地到各处串门儿，大着嗓门聊天吹牛。

有段日子海默叔叔准备了登记册，呼吁院儿里的孩子都去他家登记借书。他的书很多，书房里的书架不是像一般人家那样靠墙放，而是像图书馆那样一排排地立在中间。我借了几本儿童小说，看完后很久都没法还，因为他家老是没有人。

“中院儿”

与“独院儿”平行的西侧第二进院子叫“中院儿”，它的南北两面也都有气派的门楼和石头狮子，不过门楼从不关闭，因为它们是所有住在后面几进院子的人们进进出出的必经之路。这院子很小，东西各住一家人。

西侧是北影厂演员刘钊叔叔，他演的角色不大不小，一般都带点儿喜剧色彩，说话也富有喜剧感——有一阵男孩子们爱玩儿拍画片，输了的画片归赢家。他儿子若雷输了不少，被其他男孩儿堵在门口追债，刘钊叔叔骂他：“再玩儿下去连裤子都得输了，看你怎么出门？”

若雷比我小一岁，他最突出的事迹是一挨打就往“花园儿”的假山上跑，然后坐在上面跟追打他的母亲对峙。因为假山两边都可上下，中间更有多处可以爬上爬下的去处，这使他有了很大的安全感。这时他妈没招儿了，只能站在下面叫阵或劝他下来，他就依据地理优势大声地跟她谈条件：“我下来你不许打我！”“ 我不打你！”他妈郑重承诺。“你准得打我！”他坚决不信。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

由于我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每当这一幕发生时我都可以趴在自家窗台上全程观看，心里对他有点儿佩服——居然敢逃跑；也有点儿看不上——别的孩子挨打都不敢大声哭，生怕被人知道，他倒好，一点儿不怕丢人。有几次双方对峙时间太长，惊动了其他大人出面帮忙解围。我爸就自告奋勇地劝解过一回，完全不起作用，只得摇着头铩羽而归。

有这样的案底，若雷在跟大家玩儿时就有一点儿受歧视，时不时地发生争吵。

若雷的妹妹叫若娜，比我小好几岁。她妈要求她每天去大院儿的自来水龙头提几桶水回家，这在我们看来大有剥削儿童的嫌疑。所以我们老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去帮她，完全不顾她焦急的请求：“别帮我提，我妈看见该打我了！”可越这样我们就越可怜她，越要强行帮她提——只提到大院儿门口，以免被她妈发现。

若雷家对面住着北影厂的作曲何士德和苏民夫妇，他家门前有一排篱笆，里面搭了葡萄架什么的，从而隐蔽起来自成一体，他家的人也不跟院子里的其他人家来往。我们每天跑来跑去，总会多次经过“中院儿”，却只能随时观察到刘钊家的一切，他家的情形却一点儿也看不到。这对我们这些总是在各家各户随意出入的孩子来说不免充满了神秘感，所以有一次我们决定上房去侦察他家。没想到我们很快就被发现了，却因祸得福地被邀请进去参观了一番。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同院儿的孩子们唯一一次有机会进入他家勘察地形，所以后来大家津津乐道了好长时间，使得那些没有参与此次侦察行动的孩子都后悔极了。

作曲家夫妇的儿子小东也很另类。他永远穿着整齐，头发一丝不乱，跟我们这群邋里邋遢整天在院儿里疯跑的孩子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大家给他取了“花花公子”的外号。他从来不出来玩儿，这在现在住单元楼的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了，可在当时的大院儿中极为罕见。另外他家为了让小东每天有时间练钢琴，选择了半日制的“差”学校，这也为我们所不齿。

后来我们院儿的“儿童队”成立，一度把小东也吸引出来了。他妈就跟我们商量，能不能做到“有时有点儿”的玩儿，比如每天几点到几点，只玩儿一两个小时？这真是闻所未闻，我们从来都是从放学回家开始，一直玩儿到吃晚饭的（要是没人管的话，晚饭后还会继续）。商量不出结果的结果是，小东又被关在家里练琴了（后来小东考上了音乐学院附中，学吹长号，他们家传出来的就不再是钢琴声了）。现在想来他就跟我在新加坡养的猫一样可怜，从小很少出屋，不知它到底向不向往外面的世界？听到和看到外面的猫们在玩儿，它心里到底羡不羡慕？

“大院儿”

穿过“中院儿”那两扇木门及石狮子，就进入第三进院子，也是我们游戏的主战场——“大院儿”了。这里方方正正的，是整个院落的中心部分，面积也比较大。它的东西两面有红绿相间的回廊，上面堆着各家的破东烂西，但仍可供一人通过；我们也可以坐在回廊的木栏杆上聊天，感觉就跟坐在颐和园的长廊上一样惬意。

这里住了三家人，西屋是年轻演员封增林，东屋是科影厂的程尔锷叔叔，南屋是著名导演和演员崔嵬伯伯。崔家的前门对着“大院儿”，后门通往第四进院子，但他们把后门封了，变成女儿崔小明的小房间。

崔嵬伯伯十分伟岸，他在夏天光着膀子往家门口一站，在我等小孩子看来简直就像黑铁塔一般。有一次他站在那儿，我看到他的背上有一些亮晶晶的小汗珠，就忍不住伸手想要逐一按灭它们，这使他和旁边的何延阿姨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崔嵬伯伯得意地说道：“知道吗？我体重二百斤！”

崔嵬伯伯的夫人何延是个好脾气的阿姨，总是笑眯眯的。但我们却对她有所不满，因为她老是随时支使孩子们帮她做事儿。比如在我们正玩儿得起劲时，在旁边种菜种花的她可能会突然叫住一个小孩儿，让他帮她去拿个东西啊，打点儿水啊之类的。我们从小受了不少“阶级教育”，总以为她在剥削我们。

“大院儿”里的玩伴儿是程尔锷叔叔家的大珠、二珠和小新、小杜（他家五六个孩子），以及崔嵬家的小明。刚开始大家还能玩到一起，后来大珠二珠和小明等上了中学或技校，就不怎么和我们这些小学生打成一片了。

小新是跟我一样大的女孩，她家又位于中心，在一起玩儿是很自然的。但她每次参加都颇费周折——她总是在旁观看良久后才不好意思地开口问：“带我玩儿吗？”后来我们知道了她这个毛病，每次都主动问她：“你玩儿吗？”

小明比我们大几岁，跟我们的玩伴儿关系较松散，有时混在一起，有时互不理睬。但她家对我们很有吸引力，是女孩子们晚上很喜欢去玩儿的地方。因为我们平时总是在外面野跑，到了她家则完全不同。她收集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漂亮玩意儿，我们用这些小玩意儿把自己打扮起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如夫人、小姐、丫鬟之类，玩儿得很沉迷。但我们去她家是有顾虑的，老是怕被大人发现说我们虚荣，还怕她哥哥崔智轰我们走，因为我们都亲眼见过他把小明带来的同学轰走。直到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保证说不轰同院儿的孩子，我们才放下心来。

崔智比我们大得更多。他一般不和大家玩儿，只喜欢躺在自己房间里看小人书和端着气枪到处打鸟。有时我们在家听到房顶上咚咚的脚步声，阿姨就担忧地叹道：“崔智又上房了，非把咱家的屋顶踩漏了不可！”

有几次崔嵬伯伯也加入我们，成为短暂的玩伴儿。

我们对崔嵬伯伯是爱恨交织的。他有时像个长辈，高兴了就带上几个孩子一块儿出去游泳看电影；有时又像个孩子，跟我们一起玩游戏或者打乒乓球。可是作为玩儿伴他很不合格，有一次玩着玩着大家起了争执，他争到一半突然宣称：“我不玩儿了！”然后毫无预兆地往家走，还把小明也拉了回去！进了他家的大门还不忘伸头出来愤愤地说：“我们不玩儿了！”这真是让我们猝不及防，游戏一下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背后常恨恨地叫他“崔老鬼”。

“花园儿”

“花园儿”在海默叔叔的独院儿后面，跟“大院儿”平行，属于第三进院子。它的西侧是程尔锷叔叔家的后门，东侧是一座挺高的假山，山后就是另一个院子也就是那个将军家的院子了，南面是海默叔叔家的后墙，北面是大戏台，也就是我家所在地。记得程尔锷叔叔每天都会从他家的后门出来，很自然地踱进我家，坐在沙发上翻看当天的报纸——那时我们家家户户都不锁门，大家都习惯于在别人家自由出入，我们这些小孩子更是想去谁家去谁家。

我们家住的其实是大戏台后面的穿堂。它也被日本人改造过，里面像崔嵬伯伯家一样，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房间，有的被日本人安上了纸质的拉门；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砌着日式的澡盆；此外还有朝南的前门和朝北的后门——我家的后门没封，后院的孩子经常把我家当成公共走道，随时一穿而过。

我家前门一推开就是大戏台。它的用途很广，平时我常和“后院儿”的女孩子们在此踢毽子跳绳过家家，夏天的晚上全家人（有时也包括邻居们）在此乘凉。记得有一次崔嵬伯伯捧来了一个西瓜分享，正好海默叔叔也来了，他们就如何切西瓜的课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和争论。

除了大戏台，“花园儿”里别的地界儿就比较窄了。戏台的两侧是废旧的喷水池，正对面是一个大一点儿的金鱼池，上面还有半道小石桥。这些池子都是用假山石堆砌而成的，后来都被我的阿姨填上了土种上了菜。

因为受场地狭小的条件所限，很多在“大院儿”里玩儿的游戏是不适合在这儿进行的，但打仗和藏猫儿除外。记得我们把假山下的小山洞命名为“八路军小山洞”，演绎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几年前参加过一次小学同学聚会，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特别提到我们院儿的“花园儿”。那时我才意识到，那里真是孩子们的天堂。你想有哪个孩子不爱爬假山，又有哪个孩子不爱在有假山的地方玩儿打仗和藏猫儿呢？这种本来只有在公园才能玩儿的游戏，居然可以随时在某个同学家轻易地展开，又怎么可能不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所以我们的玩伴儿不只是自己院儿里的孩子，还有各人的同学。每天放学后充斥在“花园儿”里的叫嚣声，很多都是他们发出的。

“壮壮家的院儿”

从我家西边的窄道穿过去，左手边有一个圆圆的月亮门，里面是另一个神秘的所在（它其实正在崔嵬伯伯家的后面，只是那个月亮门开在侧面）。像“海默家的院儿”一样，它也拥有一座小规模的假山和喷水池，这是北影厂副厂长田方叔叔和演员于蓝阿姨的家，被我们叫做“壮壮家的院儿”（田壮壮后来也子承父业，是著名的“第五代”导演之一）。由于他家也算是独院儿，爬上假山又可以看到旁边那个袁家大院儿的动静，更有趣的是从他家的后门出去是另一条胡同，因此对好奇心重的孩子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有一段日子我们放学后总是特意去敲开他家的后门，进去以后穿过他家的厨房回家，觉得别有一番乐趣。

我对田方叔叔和于蓝阿姨的印象很深。田方叔叔又瘦又高，眼睛深而大，好像老是戴着一顶帽子，总是急匆匆地去上班或下班；于蓝阿姨则有时穿了旗袍和高跟鞋出门，说是有“外事活动”。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女孩子起了冲突互不理睬，是于蓝阿姨出面调解的——平时做调解工作的通常是我妈，她把我们冲突的双方召集到一起，说上一些大道理，再迫着我们互相拉一拉手，事情就圆满解决了。可是那一次不知为什么是于蓝阿姨出面调解，她家又没有女孩子，很奇怪。又记得有一年国庆节，他们夫妇俩受我妈委托，带我和二姐一起去天安门观礼台看烟火。以前如果是我妈带我们去，都是烟火燃放结束后就赶紧回家了，从来没有机会去广场上感受“狂欢”气氛。这次就不同了，我们跟着田方叔叔夫妇俩去广场，分别找到了电影学院的和北影厂职工的圈子，看他们连唱带跳地“狂欢”不已。

“后院儿”

“壮壮家的院儿”的月亮门老是关着，孩子们平时是进不去的。但是你可以继续往后走，穿过一个假山门，就可以到达窄窄的长条形的“后院儿”了，这是第四进也是最后一进院子，更是我们几个女孩子随时进行一些小范围玩耍活动的地界儿。这里住的是北影两家较年轻的职工，一个是搞化妆的，另一个好像是搞录音的。他们两家的女儿都比我小，但都是我的玩伴，因为我一直都爱跟比我小的孩子玩儿。这两家还各有一个小男孩，一个叫“臭臭”，一个叫“小狗子”，那时都只有四五岁，也都是我最喜欢带着玩儿的小小孩儿。

其实我们院儿的边边角角还有些小房间，也来来去去地住着几户人家，因为没有孩子或孩子太小，就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大了。

多年后再访我们的大院儿，所有我认识的人家都早已搬走，所有的院子也都面目全非。其中两个独院儿变化最大——一个是“海默家的院儿”，现在仍然是大门紧闭，但从外面可以看到，原来的假山亭子处盖起了小楼，据说里面装修非常豪华；另一个是“壮壮家的院儿”，月亮门被拆除了，门口搭建了附属物，还堆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花园儿”更是不复存在。听说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里面的假山石就全都被拆走了，然后见缝插针地盖了些房子。又因为整个大院儿是属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只有我家所在的大戏台属于文化部，所以那里现在成了文化部的一个单位所在地，好像是个刊物的出版社。他们在大戏台外面砌了一道高高的砖墙，把各色闲杂人等挡在门外。“花园儿”就此被彻底消灭，再也看不出一丁点儿原貌了。

总之，整个院落就像是从风韵犹存的妇人变成了邋遢不堪的老妇。或者说，它似乎已经从大户人家的“粗使丫头”变成了城市贫民的栖身之地——也许里面的生活还不错，但外表确实风光不再了。只是不知道，现在住在那儿的孩子们还会不会像我们当年一样天天出来玩儿？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跟我们一样，在遥想当年盛况的同时为这老院子的破落衰败而扼腕叹息呢？

二．大院儿里的幸福生活

多年前在新加坡的报纸上看到一幅照片，一群泰国的孩子们正在欢天喜地的玩耍，标题是“不幸的童年”。可是仅看这张照片是令人无法认同的，因为我一向认为，对于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只要能吃饱饭，就没有比玩儿更幸福的事情了。

不过，虽然多数孩子都有玩儿的机会，但是玩儿的条件却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时间方面。我相信，现在的孩子是很少能够享受到我们小时候那样得天独厚的优待条件的。

在我的小学时代，正赶上政府提出“减轻学生负担”的号召，我所在的学校贯彻得非常彻底，其标准是一切功课都必须在放学以前做完。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放学以后能够尽情地玩儿。因此，现在的我回顾起我们大院儿的幸福生活，其中心也就只能是“玩儿”了。

当然在玩儿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受到那些既麻烦又讨厌的大人的干扰，比如一些人会给孩子安排课外作业，另一些人则随时会支使你干家务活儿等等。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每当我被阿姨或我妈叫去干活儿，心里都非常不痛快，多次暗地里下定决心：以后我要让我的孩子玩儿个够（后来有了孩子才知道，玩儿这个东西根本是没个够的）！

那么我们那时都玩儿些什么呢？现在想得起来的花样还挺多的：有些随时可以进行，比如男孩子的弹球拍洋画、女孩子的跳皮筋过家家，以及男女孩子都喜欢的踢毽儿跳房子之类，这类游戏任何人都可以提议，只要有一两个人附议就立刻可以进行；有些则需要有人领头并需要多人参加，比如打仗藏猫儿等等。

还有一些与体育活动相关的玩儿法。

投标枪

每到冬天，“大院儿”的一角就会堆上一堆碎煤，是为烧暖气用的。这堆煤是投标枪的前提条件。有一年，崔嵬伯伯的女儿小明不知从哪儿借来了一杆标枪。她常常在她家门口与那堆煤站成对角，将那杆标枪举过头顶，助跑几步以后用力一抡，它就斜斜地插在煤堆上了。

我看到以后也试了几次，刚开始只能站在很近的地方投，要是把标枪投在地上折断了就不好了，后来慢慢摸索不断练习才有了一点儿进步。

本来我只能趁小明在家时玩儿，后来她把标枪放在她家门外的廊檐下，我就可以随时去练习了。每天进出大院儿，我都会多走几步上几个台阶，取了标枪以后投上几次。结果没过多久就熟练掌握了此项技能。

溜冰

上篇讲到我们曾经上房去侦察“中院儿”的小东家，被发现后应邀去他家参观过。那次的参观活动使我们得知，他家的客厅是两面开门的：朝西的是正门，就是外面搭着葡萄架的那个，朝东的则是被封住的后门，看出去就是海默叔叔家那个美丽的独院儿。

有一年冬天，他家悄悄地打开了后门，在那个独院的大门和假山中间的位置放了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私人溜冰场，由小东和他的家人独享。可是这件事很快就被天天上房巡视的孩子发现了。第二天我们在田新新（田方叔叔的大儿子）等大孩子的带领下聚集在他家门外，坚决要求进去分一杯羹，理由是：水费是全院儿分摊的！最后小东的妈妈只好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她制定了时间表和值日表（每天要有人打扫冰场，重新泼水等等），终于实现了“有时有点儿的玩儿”的梦想。

但是我们的溜冰梦只做了一年就结束了，因为海默叔叔春天回来后，发现他的书都受潮了，便痛心疾首地四处申诉，我还记得他在我们家说到此事时的沉痛状——“我的那些书啊！”

打乒乓球

我们家所在的大戏台是我们几个女孩子最爱呆的地方，不过后来它以自己的独到之处吸引了全院的大人和孩子——那时程尔锷叔叔家出了两条木凳，我家出了一张单人床板，在大戏台上搭起了一个乒乓球台。这床板很窄，又有很多接缝，打起球来“地雷”处处，但总算聊胜于无。从那时起，大戏台上就总是热热闹闹的了。

最早张罗此事的是田新新。他比我们大五六岁，为人非常可亲。我们经常跟他瞎闹，他从不翻脸。有一次我们又蹬鼻子上脸地跟他犯贫，我爸过来告诫我们：“不能这样跟大人说话！”我们更高兴了：“哈，新新是大人！”（乖子后来语焉不详地告诉过我几件事，一是有一次她的猫跑到了隔壁将军院儿的树上下不来，是新新帮她去交涉，然后爬上树把猫救下来的；二是在文革中学校发生混战，新新冲进去救人。）

新新个子很高，一直在什刹海少年业余体校打篮球和击剑，上中学后还当上了业余教练。当时他把我们院儿几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召集起来，从最简单的发球开始教我们打乒乓球。后来我们打得上了手也上了瘾，曾经把大人们都吸引过来参赛——阵容最全的一次双方共有十人，包括我爸、崔嵬伯伯、田方叔叔、程尔锷叔叔、海默叔叔等，大家就在这窄窄的床板上打了一场激烈的团体赛（后来院儿里的大人和大男孩儿们——包括崔嵬父子，田方父子及程尔锷父子等还组织过一个篮球队，跟北影厂的厂队和电影学院的校队都打过比赛）。

到四年级时，我的乒乓球打得好像还行，至少在我们院儿的女孩子中算是最好的了。暑假的一天，新新突然打电话来，让我去业余体校考试。我放下电话就糊里糊涂地走去了什刹海，到篮球场找到了新新，被他带着去考了几个项目，又糊里糊涂地被淘汰了。我如释重负般出了校门往家走，可是不一会儿新新追上来，叫我以后每周去体校训练。我知道这是他跟乒乓球教练求了情的结果，很想拒绝又不知如何拒绝，只好忐忐忑忑地上了一期业余体校。跟那些凭本事考上的学员相比我差了很多，所以每次训练都令我自惭形秽。

“儿童队”

跟好心肠的新新相比，壮壮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似乎更胜一筹，虽然他们俩都是我们院儿的孩子头儿，我们都是他们俩忠实的追随者、崇拜者和拥护者。

我们刚刚搬到大院儿时谁都不认识，就很想念原来在西四附近的住处（那儿也是北影宿舍，北影厂的厂长汪洋、翻译孟广均等都是我们的邻居）。不久后有一天，新新和壮壮拿着个本儿来我家，说要登记我们全院儿孩子的名字，成立一个儿童队。这样我们才慢慢跟大院儿的孩子们成了朋友。

但儿童队成立之初并没有任何活动，直到过了几年壮壮长大，上小学三四年级了，才出面重整旗鼓。新新、二珠等大孩子那时都已经上了初中，他们设计了队旗，找了间空屋子当队部。然后壮壮当队长，我二姐当政委，我和乖子是小队长，后院儿的几个孩子都是队员。

儿童队的活动基本上还是玩儿，只是名目不同。而且每天集合列队，稍息立正地操练起来，一时吸引了院儿里的多数散兵游勇。

记得小明刚开始对此并不稀罕，那正是我们互不理睬的对立期。后来她要求参加时，很多人心里都不怎么愿意。壮壮当着她的面儿做了一个队前发言，大家听了便一致举手同意，小明就站到队伍里了。她气场大，个子又高，一下子又把我们收服了。

前面提到的小东也是这样，同意他进来前我们也是先听了壮壮的队前发言。现在我一点儿也想不起他都说了些什么，只能做如下总结：第一，很多组织都是靠个人魅力运作的；第二，语言的作用是巨大的；第三，群众往往是盲目的，也是很好管理的。

儿童队成立后，开展过一些严格的训练。其一是钻门洞——其实是一扇破院儿门的上半部分，须先助跑，然后跃起钻过，两边都有大孩子保护。要求大家一个接一个，动作越快越好。这个训练我们进行了好久才终于腻了。另一个是上房，要求跟着前人的脚步亦步亦趋，决不可另辟蹊径——这里的前人特指新新，他把每一步都设计好了，不跟随他的脚步就上不去下不来。

这个训练使我们受益无穷，因为上到屋顶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我们的大院儿和整个胡同，从而获得新奇的审美感受。我们常常在上面谈天说地，抚今追昔，发思古之幽情，这对我后来理解《红楼梦》大有裨益。

后来我自己也常常上房。第一次自己上房想要下来时，在一个地方困住了，那里必须跳到另一个平台，才能循原路下去。平时有大孩子保护不觉得害怕，但这时我却坐在那儿犹豫了很久，生怕跳偏了掉下去。跳，还是不跳？我像哈姆雷特那样一再延宕着。这时新新和壮壮出家门看见了，又笑又叫：“这小孩儿下不来了嘿！”我只好嘴硬道：“胡说，我在看风景呢！”

他们哥俩走了一会儿，新新好心地返回来问我：“我帮你下来吧？”我觉得改口事小，丢面子事大，所以坚持说自己确实是在看风景。

新新走了，我自知没了后路，心一横跳了下去，从此结束了依赖别人的历史。

在房顶上发呆很符合少儿成长心理学的要求——据说孩子们需要独处的空间和做白日梦的时间。我一个人坐在房顶上，抬头仰望，是一望无际的苍穹白云，低头俯瞰，是熟悉又陌生的大院儿景色，脑中什么都可以想，也什么都可以不想，那真是一种现代人求之不得的境界啊。

此外，儿童队还组织过几届新年游艺晚会，请来家长们参加，小明找人借了漂亮的花裙子给我们穿着演节目。另外还曾划分势力范围，要求大家每天在自己的范围内打扫院子等。只是后来大家都懒得扫，只有壮壮一个人坚持了好久。

壮壮作为我们的领袖是很有威信的，我们这些比他小的孩子都很崇拜他，被他夸奖一次可以高兴半天。但一度他却让我们大跌眼镜。那是崔嵬伯伯执导拍《小兵张嘎》的时候，演嘎子的小演员安吉斯住在壮壮家。安吉斯比他野得多，坏点子层出不穷，结果壮壮成了跟着他跑的附庸！我们对此的感受很复杂，有些失望，有些痛心，还有些不忿……还好，安吉斯走后就一切恢复正常了。多年后我先生说起他们看到幼儿园自己班上的“大王”被别班的“大王”打哭了时的感受，跟我们那时的感受完全是一样的。

到了1965年，我二姐和壮壮（他们是小学同班同学）都上了中学，儿童队也就无疾而终了。

那时，文革的前奏——“文化部整风”也渐渐逼近，我们都隐约地闻到了硝烟味。

记得《烈火中永生》上映后的一天，于蓝阿姨来我家，我听到她担忧地跟我父母说：“江青同志对我的表演很不满！”

后来二姐神秘地告诉我：“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

再后来又是她神秘地告诉我：“咱爸犯错误了，以后不能再搞电影了！”果然，我爸不再整天忙着上班，而是整天关在屋里写检讨了。

再再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大院儿，告别了大院儿的幸福生活。

听二姐和小明说，她们心中的家永远在我们的大院儿里。不管走了多远，搬了多少次家，只要梦到回家，永远是宝产胡同25号。我也有同感，因为在这个在大院儿里，我们度过了真正无忧无虑的童年。

正如仓央嘉措所写的那样：

在看得见你的地方，

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

在看不见你的地方，

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19世纪欧洲画家笔下北京胡同里的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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