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刘克文：1967，两个“红小兵”引爆一场大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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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刘克文：1967，两个“红小兵”引爆一场大武斗

Original 刘克文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摄于1981年

刘克文，1956年生于长沙，1960年后在株洲生活，1973年下乡插队，1977年回城读师范，1980年~1989年学校任教，1993年加盟民企，2003年下海经商，现辞商退休。爱好诗文写作。

原题

“红小兵”的文革初亲历

作者：刘克文

我曾是“红小兵”，伴着红色生，随着红色长。上二年二级时，“史无前例”大革文化命的“文革”开始了。

记得1966年的一天清晨，照例在父亲的催促下，我与哥起床和小伙伴们准备跑步到不远处的公园锻炼玩耍，从体育路刚上建设大道，竟发现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小标语，觉得新鲜好奇，我们呼啦一下转而去街上看热闹了。看见一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标语，再往前，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走资派”等好多标语，中心广场更是成了标语的海洋。

年幼的我们对“造反”二字虽不懂，但可能是曾听过些古代草莽英雄故事，从大人口气中感觉这二字似乎有些“大逆不道”的反叛味，所以觉得有些惊讶和不解：共产党的天下怎么还造反？谁造谁的反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造反”“革命”的变故，幼小又胆小的我感觉有些害怕，同时也有些许的激动。

一个炎热的正午，我听到窗外体育路上有敲锣的声音，以为是杂耍的来了，闻声下楼去，只见被晒得出油的柏油路上，一群穿戴着小丑般绫罗花袄和瓜皮小帽等三四十年代有钱人装束、剃着“阴阳头”、挂着黑牌或戴着纸做的高帽、敲着破锣或破盆并赤着脚的男女“黑五类”。他们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用皮带与棍棒喝斥着殴打着押来，汗流浃背蹒跚而痛苦地走着，原来是游街（这是1920年代农运斗“土豪劣坤”之重演）。看着那被晒得滚油的路面和鲜血赤脚走在其上的“黑五类”，许多大人小孩都是抱着看稀奇热闹的心理淡然视之，甚至还叫好：谁叫你们当年欺压剥削人民，谁叫你们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

胆小的我很有些惊诧、震憾和害怕，看着那双双鲜血蹒跚一拐一拐的赤脚，那一路的血迹，以及那张张被痛苦扭曲且大多两鬓花白的脸，我设身处地想象着他们身心的极度痛苦，不忍看也不敢看，幼小的心很是有些害怕地想：如此的可怕，这难道就是革命？但看见红卫兵造反派那对敌仇恨的态度以及那众多大小看客般的“革命群众”淡漠甚至解气叫好的表情，我有些怀疑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后来便也习以为常地当看客了。

不久，“红司令”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八次检阅全国千百万红卫兵以示对红卫兵造反的全力支持，同时向红卫兵、造反派以及全国人民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此后，红卫兵全国各地大串连，大煽“红色之火”，他们衣食住行不要钱，又似于是免费全国旅游，弄得全国铁路公路差点摊痪，衣食住业招架不住，这更进一步推动“红色”狂飚广泛深入持久的发展。

也就是从此开始，“根正苗红”、虔诚忠于领袖的我，为响应“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号召，真正开始积极关心关注和投入运动了。我开始爱听父亲与大人们谈论时政，也学着看报纸听广播关心起时政来，并经常上街看大小字报听大人们宣传演说和辩论，而且还有了政治倾向。

因为我热爱并坚信毛主席伟大决心跟随其革命，于是心里坚定地站在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边并为他们的造反行动叫好，更打心里十分敬佩和羡慕他们，特别羡慕他们光荣神圣的绿军装和臂上的红袖章，并后悔未能早出生几年，否则也可当红卫兵。

有两次我还曾壮胆地加入“革命”，随一些胆大的同学离开课堂，去近处的铁路机械学校看热闹并支持造反，看两派吵架辩论，并向属于“造反”的红卫兵哥哥们表示声援支持，而当两派由辩论吵架发展到拳脚武斗时，我们小孩子吓得飞也似地跑了。

随后情势的发展，人们被煽动得是越来越激动亢奋，形势更是越来越“热闹”。毛泽东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喊得震天响，毛语录的“红宝书”和“语录歌”一下红遍了全中国。“造反”“红色”“革命”等词十分的时髦，甚至还流行一首带“国骂”的“文革歌”《谁不革命滚他妈的蛋》。

在“革命”名义和“造反”旗帜下，全国各地大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及社会上各种“造反派”组织风起林立，到处是异地串联和宣传发动，到处是破“四旧”（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砸“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斗“黑五类”、“走资派”的打、砸、抄、斗的“暴力革命”，当时最为流行的“领袖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甚至有“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名为“文化大革命”，实则彻头彻尾暴力血腥的“武化革命”。

面对革命造反的一切变故，不懂事的我感觉新鲜好玩并有些激动，每天到处有热闹看，可以不上课不读书不做作业了，因全国各类学校已停课闹革命而大乱，特别是不懂事的中小学生没有了约束，而且还有领袖支持革命造反，为打砸抢抄杀叫好，其结果与恐怖可想而知。据后来披露，“红八月”中，北京红卫兵的暴力恐怖举世震惊，不到一月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竟残忍地活活打死校长、老师及“黑五类”千余人。

在北京“红八月”革命的示范下，全国到处“破四旧”，打砸抄烧“封、资、修”，打砸抢抄烧打斗，成了最时髦的“革命行动”，学校揭批清算“十七年封资修反动教育路线”，批斗校长和老师，连教室、桌椅、玻璃窗等都被砸得百孔千疮，我所在的学校——学堂冲完小（文革改“红色”“革命”名热时，被改为“向阳小学”，即现今体育路中学）到处被砸得破破烂烂，全校教室没有一块好的玻璃窗，我班教室黑板处的墙还被砸了个内外通透的洞，我曾最喜欢去的学校图书馆更在其列，书不是被烧就是被学生偷抢，为此我曾很有些心痛，而校长老师们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资修”“臭老九”都在遭批挨斗。

想上课不想上课随自己，我怕父母骂，倒是坚持上课的，因为父母严格教育我们要坚持到校上课哪怕是坐在那也行，决不能离开课堂去闹“革命”，但与几个胆小怕事常坐在教室的同学一样，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老师自身难保，也只是无奈应付地坚守岗位，对教室里几个十几个孩子“上课”，而且时不时还有室外学生从讲台前那个内外通透的洞叫着“打倒张毛狗”（因我们班主任老师姓张）。

不久后，一支北方中学红卫兵来到我校发展红卫兵的后备力量——“红小兵”，至今仍记得其名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第四野战军红小兵”（“四野”曾是南征北战为解放大半个中国战功卓著的林彪部队名），得知此讯，我与同学们很兴奋立即去校门窗口踮起脚喊报名，一位红卫兵哥哥给我报了名，说是等一星期便有红袖章发，我真是兴奋极了，想着即将戴上神气的红小兵袖章就激动万分，当夜都没睡着，天天盼着戴红袖章。结果苦盼了近一月却杳无音讯，再后来听人说那支“四野”红卫兵是什么“保皇派”，被造反派砸了赶走了，我好失望伤感。

但，别看我们是尚未在编的“红小兵”，真正革命起来也天不怕地不怕——竟敢向“天之娇子”的红卫兵造反，还贴过他们的小字报咧！我家旁的自来水公司曾驻过一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曾很羡慕地“拜访”并与他们玩过，可有几天早晚见这些哥哥姐姐们竟拿着食堂免费供给的馒头在马路上打仗玩，深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我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是“最革命”的红卫兵的行为。于是我们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张小字报：“红卫兵哥哥姐姐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浪费’，请你们不要再用馒头在路上打仗玩了”。趁着夜晚他们都出去“革命”时，我们将它贴在了他们的住处门口，结果直到他们走 “馒头仗”也再没发生过。

当时，我的确很红色很革命，很想象大人和红卫兵哥哥姐姐那样积极投入文革，但我们“革命”得真有些幼稚可笑。有次我与哥及几个小伙伴在公园玩，见公园望江亭附近照像馆建筑上有一排象纳粹标志的装饰隔栏（长大后得知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象征万福的图案）。我们几个“红小兵”决定也来个“破四旧砸封资修”，用石头去砸。因是钢筋水泥物根本砸不掉，无奈，我们只好用笔在门上写了几个字的大字报，“勒令”（当时最流行语）公园当局清除此标志。此后不久我们又去玩时查看是否清除，却发现在我们大字报旁被人批了二个字“放屁”，气得我们去找公园当局。岂知那时哪还有什么领导当局，在全国一片“打倒走资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革命”中，都被砸烂批倒了，我们“破四旧”的“革命造反”行动便不了了之。

大破“四旧”批黑五类之后，运动发展到大规模揪斗“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专家学者”等，暴力“革命”更烈，二派争斗也加剧。各种“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多如牛毛，本省本市最大的群众组织有“湘江风雷”和“高司”、“红色政权保卫军”（简称“红保军”），都声称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因前者成员大多是大胆敢言敢干或曾受压的人群，后者大多则是老实守矩跟党和领导走的人群。因观点不同，特别是在“谁是走资派”“应打倒谁保护谁”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先由言语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加，后演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地方官员支持后者，而中央文革首先也支持后者打压前者。

1967年2月5日清晨，天上突然有隆隆的飞机声，我们小孩最爱看飞机，全部兴奋奔出家，看见在仅几层楼高的低空盘旋着一架，只见窗口有两只黄军装的手在不断向下散传单，散得全城到处都是，捡起一看，原来是中央关于湖南文革的“2.4批示”：称“湘江风雷”为“反动组织”，大小头头全部要抓云云。结果那天早上到处在捆人抓人，听说全市抓了几百。

我父亲也差点被抓。父亲是公司业务主管干部，因公道正直红色，历来对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看不惯，常爱直言提些意见建议，文革一开始便观点倾左，同情左派，是最早的“红色亮相干部”，在派车派人派物等方面给左派许多支持，虽没加入组织，却被人称为公司湘江风雷“顾问”。那天我家正在早餐，一群“红保军”凶气地冲进我家要带父亲去军分区，我们吓坏了，父亲却说没事等下就会回也不申辩起身就走，我妈问那伙人吃完再走行么？不被允许强行推走。事情的结果真如父亲所称，二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因没有证据证明其加入了组织哪来“顾问”一职，最多只是观点同情。（父亲文革初少受冲击，但后来还是被打成“没有触及灵魂的走资派”被批斗，后被下放装卸队劳改一年多。）

当时政治仿佛儿戏般可笑。三四个月后，中央文革又发文称“湘江风雷”是革命造反组织，给予高度支持，而“红保军”则被称为“保守、保皇派”予以解散。结果是被抓坐牢的造反派被隆重凯旋出狱，造反派在全省全市终得大势。

揪斗“走资派”使暴力“革命”更烈。文化宫体育场经常开万人大会，学校里、单位中、小区内、大街上几乎天天有批斗会和挂牌游街。被批斗者脖子上的纸牌子也换成了几十斤重的铁牌钢牌，而挂牌的绳子则换成了细钢丝，丝丝入肉，打人整人的刑法及规模则更是花样翻新越来越残忍，“革命”对象的痛苦惨不忍睹。此时的我虽历来胆小但却习以为常地当看客了，甚至心里也叫好，更有了些与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样的认为，因为伟大领袖曾教导过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文革中亲睹的暴力血腥，最让我震憾、恐惧、难过的，莫过于被“革命”施暴的对象，是我的老师、周围认识的人，既有邻居长辈，更有与我一般大小甚至更小的孩子！

我所在的小学曾多次批斗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学校“走资派”。有时是批斗市教育局长，我校的上述“走资派”陪斗；有时是学校对他们的专门批斗。在造反派教师与高年级造反学生的押解下（那时还没“工宣队”，后来则全由其主导），被批斗者总是被“喷气式”折磨地跪着低着头接受批斗，批斗者上前拳打腿踢、煸耳光、撕耳朵、揪头发是常态。在震天的义愤的口号下，台下大胆“勇敢”的学生拥上台群体性施暴也是常有的情况，有次校长的头被石块打得血流满面，副校长的耳朵被揪出了血，而女教导主任的头发被扯下一大缕。

令人愤怒的是：批斗殴打我很尊敬和喜欢的美术教师黄老师。黄老师曾是我一二年级的美术老师，她大方漂亮、亲切和蔼，上课上得好，同学们都喜欢听她的课，我后来一直爱好美术并曾有过当画家的理想，与黄老师的启蒙分不开。而且黄老师会讲并爱讲故事，我至今仍记得灰姑娘故事的情节，仍能感受到听故事时的伤心与感动。便是上课时从黄老师那连载讲述中所得。谁知这样一位尊敬爱戴的好老师，因家庭出身是地主，后又被“查出”是所谓“漏网地主婆”和“现行反革命”，因而遭到残酷的批斗和殴打。

在那一次次的大小批斗会上，黄老师总是被反捆双手挂着双重黑牌，被人揪着头发逼跪着低头认罪，常被造反的老师和学生暴力殴打并人格的污蔑污辱。每看到黄老师那痛苦委屈的样子，我的心似乎在颤抖在哭泣在流血，我怎么也不相信黄老师这么和蔼这么亲切的好人，是令人痛恨的“地主婆”和“反革命”。

与我家很亲近的隔壁邻居大伯是父亲公司工程师，夫妇都是四川人，大妈是公司幼儿园老师，女儿是我们最好的玩伴，夫妇两人知书达理亲切和善，也不关心不参与政治，与世无争。岂知被查出当年读大学时曾参加过“三青团”还是骨干，而且家有收音机定会收听了敌台，一夜之间被抄家被抓走，接着便是大会小会的暴力批斗，有次竟将批斗会开到了生活区，看着如此亲近如此和善的邻居长辈挨斗挨打，我真是难过，不理解更想不通，心里那种矛盾那个痛真的难以形容。

特别让我难受的是，我同班朱同学那刚上二年级的“小反革命”妹妹。可能是那时“万岁”和“打倒……”口号太多太多，小妹妹因太小不懂事又口不好使，竟鬼使神差喊混了口，喊出了“打倒毛主席”的口号，这还了得？她当然地成了“小反革命”，而且是学校首例重大“反革命事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学校与其家中的一再追查。其结果可想而知：挂上“小反革命”牌子，班上批斗后，全校大会批斗，再下各班轮流批斗，持续了近一月。

有个别“最革命”“最勇敢”“最义愤”的同学，每次批斗会就少不了暴力：罚跪请罪，腿踢几脚，打耳光揪耳朵揪头发算是温柔的，不是有老师在一边制止恶性暴力，结果会更惨。批斗结束后，罚其每天清晨挂牌立于校门口向毛主席大幅像低头请罪，接受同学们的白眼、口水、脏骂或小石粒的“批判”，这样的罪她大约又受了几个月。每每看着本就矮小瘦弱象幼儿园小孩现又更加小弱的她凄立风中雨里，我好同情她，真想哭。

1967年，全国开始冲击军队抢偷部队武器。一天夜里，因年幼好玩加顽皮大胆，与我同年级的邻班同学与三两个差不多大小的玩伴（11、12岁）翻墙潜入军分区仓库偷枪，被已占领武装部的造反派发现好一顿拷打，全身是伤不说腿都打瘸了。第二天，他们将这几个小孩五花大绑揪至学校开全校大会批斗，喊打叫杀响成一片。批斗台上，造反派拳打脚踢并用枪托或手榴弹敲，“革命最勇敢”“最义愤”的同学也纷纷上台用小拳小脚或石头群起殴之，台上血淋淋惨不敢睹……

还有一次，我邻栋的几位与我一般大小甚至更小的孩子，在两位大胆调皮的初中哥哥唆使带领下，竟玩笑地恶劣作剧般冒充某造反派组织名义，去干了件有损其组织声誉的事（好像是去银行威胁要钱）。被抓后，那造反组织实枪荷弹一帮人押着孩子们开着车呼啸而来，在生活区那些孩子所住楼栋前，进行现场暴力“公审批斗”，同时将孩子们的家长叫出围观陪斗。孩子们被逼跪成一排，造反派用拳脚打用皮带抽用枪托手榴弹敲头，孩子们的家长和围观人们都不敢作声只有偷偷拭泪。结果打得一个个血流满面哭喊一片，其声凄惨至极，其状惨绝人寰……

一天傍晚，在我邻栋的屋外突然响起一片震雷般的喊打喊杀声。闻声看去，却见黑压压的人群起码有两三百人，正群情激愤地围着一个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桌上的年轻瘦小弱女子（父亲公司一位秘书之妻）批斗殴打公审，其罪名是“走资派狗腿的臭老婆虐待婆婆致死”，（纯属乱猜乱污，其后并未因此获罪）当时这也是最激公愤的。

殴斗会上，大家都对其恨之入骨，当时司空见惯的对暴力血腥的“崇拜与追求”，打人整人玩人，将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似乎是一种时髦和乐趣。在一片叫骂和喊打杀的震吼中，不管男女老少都大打出手，拿的拿棍，捡的捡石头，用的用鞋，撕的撕嘴，扯的扯头，拔的拔衣，无所不用其极，恨不得寝其肉食其皮，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惨不忍睹的血腥。

若不是几位有造反派身份、还有些善良怕真闹出人命的人极力制止并将其带走，我想那弱女子绝对会是当场暴毙甚至可能会污其尸或五马分尸的。因为，暴民及暴力的厉害及其结果，在历史上在近现代群体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便数不胜数了。

在谁是走资派，保谁反谁，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等问题上，革命的“造反派”和革命的“保皇派”间的派斗愈演愈烈。摧毁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火烧走资派，踢开党委政府、砸烂公检法司、消灭一切“封资修”机构后，是权力空白的无政府主义猖獗时，接着改朝换代向“走资派”夺权的斗争开始了。

在被毛高度赞誉的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的“红色一月风暴”的示范下，“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之间的争权斗争更加白热化，文革终于发展到了那最乱最可怕的武斗时期，暴力更烈，血腥更浓。都声称“誓死保卫毛主席及红色司令部”的两派，最先由街头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加，后演变成砖头铁棍钢钎，再弄些没有枪栓撞针子弹的枪招遥过市以壮威，最后发展到真枪真炮相见，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自1967年武汉“7.20事件”，伟大领袖被“保守派”——“百万雄师”惊吓后，全国“打倒陈大麻子”（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掀起“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陶”，中央文革号召武装造反派“文攻武卫”，要军队支左并暗中送枪武装造反派，对造反派抢枪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于是两派抢部队的枪成了时髦，从而真刀真枪真炮的全国大内战拉开序幕……

大街上随处是挎枪的人，马路上常有武装车辆叫着高音喇叭或哨子齐鸣地呼啸飞过，没有生产坦克大炮的军工厂，便将汽车改装成四周装上钢板的“装甲坦克车”隆隆招摇街市。本市公园里广场上也成了实弹练靶场，导致我们一年多不敢去以前几乎天天去的公园玩。那一年天天有枪声，天天有暴力，天天有血腥，天天有屠杀与牺牲，并常有武斗“革命烈士”万人追悼会，以及“走资派”“反革命”惨不忍睹披麻戴孝的“陪祭”。

那时判断一个人或组织是革命抑或反革命，是否应“火烧、油煎、砸烂、镇压、消灭”，一切仰赖“红司令”的“最高指示”，及“红色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仰赖对毛和党中央的态度忠否而定。某人某组织被打倒或被打死是因为他反毛反党，于是也就万劫不复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某人某组织走红，也就是因其最紧跟最忠于毛最革命。

毛的“最高指示”和“红宝书”其特点应有尽有，便成了人们或组织打击迫害对方的武器及保护自己的挡箭牌，有什么需要就可读什么毛语录。想整人斗人害人，就读“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想用武力，就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武斗斗不过对方，就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自己的人因武斗成了“烈士”，就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走资派牛鬼蛇神对立派被打死或“自绝于人民”或被武力消灭，就笑“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如此等等，“语录”成了唯我所用任人捏的泥，也似乎成了笑话和儿戏。

亲睹的暴力与血腥太多，此时的我更是习以为常，有时还壮胆随小伙伴去看热闹，去抢拾向天祭枪时落下的烫手的弹壳玩。此时的我早已麻木得习以为常，有时还常随小伙伴去看热闹去抢拾祭枪下那烫手的弹壳玩。武斗疯狂期间，我不太上街或出去玩，但看着穿绿军装戴红袖章拿玩着枪威风凛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我便很羡慕，心想要早生些年，我也要穿军装拿枪与资产阶级及保皇派战斗，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保卫伟大的“红司令”，保卫“红色司令部”，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1967-68年，湖南如重庆沙坪坝现存那样的武斗“烈士墓”不少，长沙到湘潭的107公路易家湾段山上曾排满了墓群，都是那场甚至出动了大炮坦克、旷日持久著名的“易家湾大战”中牺牲的武斗“烈士”。当时造反派掌权的长、株（著名的株洲三三一厂，即现在的南方航空动力公司，原是“保守派”天下，当时由市区进厂区有个易守难攻的山关，听说有位女军工是位一女当关万夫莫开的神枪手，故久攻不下，后经多次战斗与谈判才被和平“解放”）联合攻打保守派掌权的湘潭门户重镇易家湾，欲“解放” 湘潭（湘潭至娄底都是保守派的天下）。但因湘潭军工厂多武器精良且有坦克等重武器，加上老军工和转退军人多，湘潭另有当时湘江上少有的一座大桥作屏障又有大炮坦克固守（长沙桔子洲大桥一年后建成），故长株联合久攻不下。

后来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布署下，中央派出支左（造反派）军管湖南的黎原少将所率47军大军压境下，湘潭才和平“解放”，大军还曾携炮开进湘西南的道县平息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之后湖南全境“解放”——成立了“造反左派”当权、军事管制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黎原军管主政湖南三四年，并升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全国性大规模武斗结束，政治情势趋缓，文革期间修筑的“烈士墓”全部被迁被毁。

当年我市三中门口也有个“烈士墓”——青年教师、造反英雄孟某，就是在“易家湾大战”中“英勇牺牲”的。记得那时市里经常在市体育广场举行隆重的万人追悼大会甚至还有抬尸示威，追悼“易家湾大战”及其他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我们小学生也常被参加，市委书记市长军分区司令等几十个“走资派”更总是被披麻戴孝跪了一地，更有震耳欲聋的枪阵朝天齐放代替鞭炮。

每次追悼会，让我们小孩高兴的是，冒着震耳欲聋的枪林弹雨，可拾不少祭枪下还烫手的弹壳，当“弹壳王”和“赌博王”了——当时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是丢砸弹壳弹头，谁丢中了谁的就归谁，弹壳弹头赢多了，就去废品站卖掉以换钱买零食吃。

弹头多是体育广场主席台下土墙和公园山墙上挖的，弹壳则多是草丛中找拾到的，当时这些地方是大人们练枪法之处。我有天出家门还捡到一个砸入水泥地的流弹头，而且是大而重的铅心汤姆弹，它落下时若有人经过不知会是何种惨状，听说是开花弹我好高兴：可值四五个其他弹头咧。

可能孟造反特别有名，战斗中特别英雄，死得特别英勇。追悼会后，其着有领章帽微军装、挎手枪、捧毛语录的遗体被存放“水晶棺”，在文化宫剧院供人瞻仰，我们小孩也被组织去瞻仰过。半月后，因药水不行，遗体泡肿得厉害，有损“英雄形象”，而被土葬三中门前山上。迁葬时，我们小孩都去文化宫看热闹捡弹壳玩，“走资派”又是被披麻戴孝跪了一地，震耳欲聋的枪阵朝天齐放，“英雄”灵车在披麻戴孝跪于车顶的“走资派”们的一辆辆专车“恭送”下“入土为安”了。岂知没过一年又不安了——被挖出迁走，墓被销毁。

我班上也有两位这样的“烈士”子女。王姓男生的父亲也是在“易家湾大战”中战死的；汪姓女生的父亲却是因公去邵阳工地出差，车经湘乡时被路边山上埋伏的保守派“红色怒火”一阵乱枪，他父亲见状出车摇手高呼：“别开枪，我们是工程车去工地的”，话音未落，身中五枪惨死。（当时湘潭湘乡对长、株人说来是鬼门关，反之亦然。当年作为工程副指挥长的我父亲也常去工地，有次去还带了我哥，归途夜入湘潭境时，车被“红色怒火”“检查”扣留，走了一夜加半天才回到家。而同车一位被搜出造反派证件当即抓走，下落不明。）

女生父亲与我父亲是党政搭档，关系极密，我一直叫其汪叔叔，死前几天还来我家长坐。岂知这样一位朝鲜战争没死的汽车队长却死在文革中！他死后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被隆重安葬，还立了高大的纪念碑，1969年后墓也被迁走销毁。（改革开放后，我这同学随伤心痛苦了十年的母亲痛别伤心地，全家投奔亲戚移民美帝去了。）

那时听说双方残杀“战俘”的事也很多，追悼会上或埋葬“烈士”时常有“战俘”活祭。记得当年街头宣传板上还曾报导过一位造反派“女英雄”，“易家湾大战”中被俘严刑不屈，凶残的“敌人”竟群奸了她然后残忍杀害了。还有位“烈士”被俘后竟被敌方一极度残忍的红卫兵女魔残酷地剥皮抽筋……武斗中惨事太多，惨烈得我们恐怖极了并对“敌”恨得要死。

我曾亲睹亲历本市一场大的枪战武斗，史称“12.18大战”，此战是因我所在小学两个孩子争执而起。大约是1967年末的事，中央“95命令”交枪后（仍私藏不少），号召造反派革命大联合，枪战武斗基本结束，也再听不到枪声见不到枪了。但造反派内部又开始分化分裂成二派：官方认可的“省工联”（湖南工人阶级联合造反委员会）、官方不认可的“省无联”（湖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中央文革也支持前者，认为后者是“极左” 反动组织（2004年病逝澳洲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出身红色高干家庭，时为长沙一中学生。因写了篇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被认定为“无联”的反动纲领，中央文革点名批判被判20年，改革开放出狱后升学再出国留学成了名家）。其时正是二派分歧与斗争正欢时。

大战起因是：那天午饭后，在我校校园里，二个约三四年级的男孩不知何事吵嘴并打起来，引得大家都来围观，我也在其中。一个没打过吃了亏，边哭边骂地指着那个说：“你等着，我叫我哥来教训你！”说完便跑了，原来，他是跑去学校不远的文化宫里的“无联”司令部去了，因他哥哥在里面办“革命造反”公（“无联”中许多是激进造反敢打敢杀的青工）。不一会，他哥哥怒气而来，还带来几个同样怒气的“无联”一派的“青锋（青年工人革命造反先锋队）”哥哥，找了等了一阵不见那个小孩。过了一阵，那孩子和他在铁路机校上学的“工联”一派的“井冈山红卫兵”哥哥来了，也同样带来几个满哥。校园内顿时好一番群殴，拳脚加上砖头，打得血淋淋。

结果，“工联” 的“井冈山”哥哥们没打得过，只得仓惶逃窜搬救兵去了，这边“无联”的“青锋”哥哥们凯旋扬长回司令部做迎敌准备去了，我们许多学生也都赶到文化宫去看热闹。只见许多“青锋”哥哥们拿的拿棍棒并向楼内搬砖头石块，严阵以待，还从公园大门到楼之间用石灰画了三道警戒线。

下午大约两三点钟，“工联” 的“井冈山”来了许多拿棍棒的人涌到公园大门，一看画了警戒线气愤不已又不敢进，因为对面楼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喊：“超过警戒线打死活该！”以及毛的最高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工联” 的“井冈山”只好在公园门口垒起阵地，并派人回去准备高音喇叭、钢盔与“武器”“弹药”，同时派来更多人从外围铁桶般包围了大楼。

双方武力对峙着，喇叭相互吼骂着，并各取所需地喊着“最高指示”。“工联”方曾多次试图冲破警戒线，他们或戴钢盔或头顶着桌子冲，以躲避对方扔来的砖石，并成功冲破并占领了对方两道防线，也曾几次冲过最后一道防线进入大楼，但都被头破血流地打了出来。就这样，双方武力相持地缰到了天黑，我们小孩也回家吃饭，准备饭后再来观战。

因“工联”方得到官方支持，天黑后，“无联”大楼被断水断电，意在困逼其投降，并趁黑多次偷袭进攻。“无联”方被逼无奈，终于垂死挣扎——拿出了偷藏未交的枪开火了！听到枪响，我们小孩子及观战看热闹的人全部作鸟野散。“工联”方因有官方和军队背景当然很容易地也弄来了许多枪及枪手，双方大规模枪战正式开始，“工联”与官方还动用了重机枪，并将重机枪架在铁路机校楼上对着两三百米远的文化宫楼密集扫射，大楼外墙被打得稀烂。有趣的是，大楼正面挨枪少些，为何？因为那有幅巨大的毛像谁敢打？“无联”将其作挡枪牌了，总躲在像后放枪。

枪声如炒豆响了一夜，双方都有伤亡。清晨战斗结束，可想而知，以“无联”的投降、“工联”的胜利、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革又一伟大胜利而告终。“反动组织”——“无联”，特别是昨天楼内负隅顽抗的“反革命”们，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投降出来后个个被打得要死，后来关的关、杀的杀。感谢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宽大政策，我校多名小学生我班也有三位随其“无联”哥哥在楼内“负隅顽抗”地困了一晚，终被释放。

清晨，官方及“工联”号召全市“革命群众”进楼参观这“伟大胜利”的战绩，以及“反革命堡垒”铁证如山的罪证，我作为小小“革命群众”也在参观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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