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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 | 张瑞芳姐姐张枬：电影《海霞》挨批的一段记忆
作者简历
李晨声，1940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内地摄影师、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担任电影《海霞》《大河奔流》等摄影师。1983年电影《哦，香雪》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童牛奖优秀摄影奖。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张枬同志二三事
（外一篇）
王拓、张枬夫妇
大姨张枬和姨夫王拓，前排左起我大姐陈好望、表姐王好为、表哥王好立
前面登载的是我表姐夫李晨声回忆他的岳母也就是我大姨的文字。大姨已经去世20多年了，我早就想写写她，只是不知从何下笔。李晨声的这篇文章中，既有我熟悉的生活场景，也有我不太清楚的往事，它引起了我很多温暖的回忆。
他文中第一部分写的是1967年夏天，我们从重庆到北京住在大姨家的事情。不过我们去北京的原因并不如他所说是父母被揪出，而是因为重庆两派大规模武斗在即，母亲所在的重庆话剧团里，许多人都把孩子送到外地的亲戚家暂避。至于他说的大姨在亲友中一直享有乐于助人、济贫解困的好名声，那是一点也不假的，她不但有这样的好名声，还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
我家1965年搬到重庆前一直在北京，那时总是和大姨家一起过周末的，两家人来往很密切。从小我就觉得大姨很严肃，但并不怕她，因为她对自己特别严格，对别人则很宽容。当然这并不妨碍她对我们家人（含我妈）的“娇气”和“贪图舒适”持反对态度。那时我妈因为常常生病，养成了一种本事，就是不管到哪儿都能利用现有条件把自己弄得很舒服。比如去北海划船，她会用船板和书包给自己弄一个舒舒服服的座榻；提着东西坐公共汽车，也会研究出怎么省劲儿的方法，同时还不厌其烦地传授她的各种相关经验和窍门。这种行径在大姨那儿总是遭到抵制：“就知道舒服！”“干嘛老想着省劲儿？我练劲儿！”
大姨对我的贪玩儿也很看不上。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妈让我去积水潭医院跟大姨碰面看病，我到了指定地点没有见到她，就一边扔着“跳房子”用的小沙包一边进进出出，很快就和她在一个院子里相遇了。可是接下来，不管我怎么解释，大姨却始终认定我在那儿专心地“跳房子”，说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玩儿”，还向我妈告状呢（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被工作和孩子弄得焦头烂额之际，每每大姨见了我还是忘不了问一声：“你现在还玩儿吗？”可见在她的心目中，我是多么爱玩儿的一个人了）！
等到大姨的女婿李晨声加入了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更不怕她了。
李晨声很会耍贫嘴，我们到了北京立刻和他打成了一片。那时他们夫妻俩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拍过什么戏就赶上了文革，经过运动初期的洗礼以后，都选择在家里当“逍遥派”，对北影厂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抱以旁观态度。于是我们跟着他们学会了吃喝玩乐：上公园划船游泳、上菜市场排队买菜、进厨房大张旗鼓地做饭、把房间弄成暗房冲洗照片等等，玩儿得不亦乐乎。
那时大姨和大姨夫在单位也受到冲击，有时被集中在那里不能回家，所以我们有时在外面玩儿晚了还下馆子吃饭。记得有一次卖废品得了两块多钱，表姐好为很痛快地决定：“好嘿！吃了它！”
还有一次，大姨从单位回来，李晨声告诉她，我们有一天出去游泳以前煮了一锅鸭汤，回来后一顿就喝光了。大姨听了很不屑地“哼”了一声——这是她习惯的表达方式，表面听起来是不满，内里却透着一种亲切。
说到吃，大姨是很不重视的，也不爱做饭，她觉得太爱吃的人都属于没出息。文革前他们家天天吃食堂，星期天则只吃两顿饭，她负责做一顿，第二顿归大姨夫做。到了文革时期，一大家人吃饭，常常是我们小辈人自己操持的。记得李晨声那时特别热衷于买菜做饭，常常带着我们骑车去朝内菜市场排队采购，还宣称他因此切身体会到了家庭妇女的心理云云。
跟我妈那种好为人师处处挑眼儿的作风不同，只要有人下厨做饭或者做家务，大姨从不挑眼儿，只感谢有人帮她分担。我们那两年在大姨家学会了不少家务活儿，很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大姨的这种态度。
不过大姨对我做家务时的粗枝大叶作风还是颇有微词的。我说过的一句话被她时时引用，叫做“差不离儿得了”。每次引用之后都会接着抨击道：“还没学会做事儿就先学着凑合！”有一次我没有把菠菜洗净，炒菜时可以听到沙子在锅底的声音，大姨就说:“炒这菜我还能听到伴奏声呢！”
那时李晨声闲着没事，在家里发掘出了好多乐子。他给我们分别起了外号，还常常配之以漫画加以取笑；同时也给大姨偷偷起了个外号，叫“全国省”。因为大姨居家过日子处处节约，尤其是水电和粮食，绝不浪费。有一天大姨从朋友处得到一个省水的妙招，回来宣讲给我们听，李晨声和好为就悄悄笑道：“全国省”又到“全省省”那儿取经去了！
这个外号的出处是一个小段子，说是几个人开展节约比赛，有个人说，他请客时只给人画了一张大饼，另一个人嫌他浪费了纸，说用手比划一张饼不就行了？最后一个人还嫌浪费，说只比划半张饼就够了！于是他们分别得到了“全县省”“全省省”和“全国省”的称号。
大姨的节约是我们找乐的话题之一。现在我什么具体内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如果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吃饭，她就一切从简，说自己“敛巴敛巴就是一顿”。
不过大姨再节约，也不会限制我们的吃穿用度，有时候表哥劝我少吃点儿，她还不干呢——我那时正处于“努力加餐饭”的状态，除了一日三餐，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去厨房找吃的。此行动被表兄姐们命名为“吃夜草”，说是马无夜草不肥。
另外，大姨对小猫的宠爱跟我们很一致。记得她管小咪叫“丫头”，跟对女儿的称呼一样。每当小咪从她身旁经过，她就这样一脸慈祥地叫它。而且，她还常常跟我们坐在一起说小咪的各种表现和趣事，一说就要说上半天。
那时候大姨常常对我们的不“念书”表示不满。但是毕竟我们还小，她说说也就算了。
在回忆文章的第二部分里，李晨声回忆了跟大姨一起读书的经历。不过那段时间我们不在北京，没有亲眼得见。
1967年夏天，我们在大姨家住了一阵子之后回重庆，结果却跟数十万重庆人一起经历了一个多月躲避武斗的逃难生活；之后终于又回到北京，跟被“揪回”的母亲一起住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屋；两年以后的1969年秋天，才与被“解放”的母亲一起再次回到重庆（那两年的生活我记载在我的博文《黑帮屋往事》里了，很有可读性哦，可惜被删得七七八八了）。
从那时到1978年全家搬回北京，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回过三次北京，每次都在大姨家住上一两个月（那些年上海二姨家和银川舅舅家的孩子们也都来过北京，全都以大姨家为根据地，所以大姨家常常是人满为患，表哥好立也总是被挤到不同的角落搭行军床过夜，被我妈任命为“无任所大使”）。
第一次回京是在1971年夏天，我在重庆混了两年中学后终于“毕业”了。除了极个别人可以升上高中以外，其他人都处于毫无悬念的待业状态（其实是等待下乡。估计乡下一下子接受我们这三届无业游民也有困难，所以我们等了半年多才得以出发）。毕业前我接到了表哥的信，邀请我回北京住一段时间。
接到信我高兴极了，那时候真是想念北京啊！现在想来，其实我更想念的是在大姨家的生活——除了大家庭成员在一起吃喝玩乐其乐融融以外，更吸引我的是有趣和丰富的精神生活。
那时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所以人们只好想方设法地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除了到处找书看以外，表兄姐们有时候还会找一些老唱片偷偷地播放，大都是国外的著名交响乐。大姨和大姨夫也喜欢听，常常陶醉地摇着头感叹：真好听啊！
李晨声特别话多，每天早上起来喜欢痴人说梦。听了这些交响乐之后，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一只穿着燕尾服的猫站在交响乐队的舞台上发问：“这是个好猫吗？”然后人们齐声唱道：“是个好猫是个宝猫！”
接下来的很长日子里，我们就老得听他引吭高歌“好猫宝猫”的段子了，很烦人（他那时又养了一只三花猫，本来是很蔫儿的一只猫，后来被他坚持不懈地逗得特别疯，遂起名曰“李疯”，又名“皮李疯”。他也为“皮李疯”编了相应的歌谣，内容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最后一句是“骨肉皮里封”）。
李晨声还特别擅长于讲书。有时候我们一起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他就开始讲述那些文学名著。他的讲述不仅限于复述故事情节，还描绘人物活动的场景和心理以及作者的描写手法，真正做到了绘声绘色。听了之后，你如果有机会看到原著，就会发现他的讲述和原文几乎没有出入，给人的印象甚至比读原文更加清晰（后来我也学会了同样的本事，除了有时用在课堂上，也用于跟我家领导说废话方面。他也常常说，听了我的讲述再去看原著，觉得好像已经看过了一样）。
表哥那时有自己的类似于文化沙龙的小圈子，他们独来独往，侧重于阅读艰深的理论书籍，当然也读文学作品，并常常聚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阔论（好像他们的这种聚会还引起过居委会的警觉），有时大姨听到了，就不知是褒还是贬地叹道：“又说上啦！”后来表哥在失学多年后（从上完初二起他就因病退学在家，后来当了工人）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应该跟这段读书经历有关。
我那时最闲——小学同学都去了黑龙江内蒙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剩下一个留在北京的也要上班，只能利用倒班休息的时间跟我去公园玩儿。所以我有大量的时间读小说，大姨家的藏书也正好可以填补我的空白，为此连一度十分热衷的家务活儿我都不爱干了。
大姨仍然对我的粗枝大叶很不满。起因是，我临出发的前两天，仔细地用报纸包了两双鞋放在床底下，一双是要带到北京穿的，另一包里面是两只不同的鞋，打算送去修理。结果临走时拿错了，到了北京才发现。大姨为此气愤了好几天，随时想起来就要说一声：“太不像话了！”
不过她最反对的还是我对于读小说的热衷。之前在北京住黑帮屋的那两年，她就一直不满意我们的“不念书”。她说的念书不是读小说，而是做功课，比如钻研数理化，或者学点儿别的什么能用得上的东西。可是在那个时候，全国的学校都一会儿停课一会儿复课地闹着革命，复课回校的学生都没有几个念书的，何况我们远离重庆远离学校的黑帮子女呢。
到了1971年在京时，我又处于准备下乡阶段了，更是不明白“念书”干嘛，再加上她家放着那么多好看的世界名著呢！你想想，这就像在一只猫的身旁放了好多条鱼，却谆谆教诲它不许吃一样，怎么可能成功呢？
再说，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念”什么“书”，怎样去“念”，更看不出“念书”有什么用。记得好为在她妈唠叨我们时，一边打毛线一边说：念什么书啊，我以前念了那么多，一点儿用也没有！
如果说之前大姨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我们的鼠目寸光，只能一遍遍地唠叨，说就是要做好准备等待机会等等，那么这次她却举出了好几个实例，说明做好准备是多么重要——比如有的人在动荡时期没有跟着社会一起“动荡”，而是被家长关在家里“念书”，还有的人刻苦自学外语，最后都抓住了突如其来的“机会”，被调到外交部门或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次大姨的唠叨也就更加猛烈，有一次甚至搬出了被关在监狱里的我父亲：“就算为了你爸你也得好好念书啊！”我听了还是有所触动的，不过仍然没有也不知道如何行动。而且我还暗暗地想到，就算有这样的机会，也会绕过我这样的人的（现在想来，大姨的话真是很对，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不需要“念书”人呢？可惜我们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后来大姨干脆写信给我妈告状，说我除了沉迷于看小说以外什么都不干。其结果是我妈写信召我回重庆，说是“勿自误”，好像我回到重庆住在话剧团里，整天鸡毛蒜皮的过活就不自误了似的。
那次我被唠叨够了，所以临走时，李晨声说到让我以后再来北京，我就回答说以后不来了。李晨声很奇怪：“我们怎么得罪你了？”大姨在旁边听见，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老说她，她生气了呗！”
我的决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过了还不到两年，大姨一召唤，我们就又一次全家总动员了。
那是1972年底到1973年初，当时大姨听到了消息，说我们这样的黑帮家属可以申请探监。她立刻写信通知我妈，我妈立刻打电报到我插队的乡下，我立刻跟队长请了假（我告诉他我已经六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他听了很震惊，虽然搞不清怎么回事，但还是立刻准了我的假），顺便借走了队长卖猪得到的15块钱，然后就长途跋涉回到重庆，跟我妈一起去北京了。我二姐那时在上海的二姨家养病，也从上海来北京跟我们汇合，只有大姐在贵州，因为探亲假用完了没有来。
那次我们在大姨家也是住了一两个月，除了像以前一样跟着表兄姐吃喝玩乐以外，还去看了父亲两次。后来专案组的那几个军人被我们一次次地申请见面给弄烦了，就问我们为什么还在北京呆着。我妈吓了一跳，想着要赶快离京。后来还是表姐做过梦来：“你们不再申请不就完了，他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重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大家庭生活。
这次大姨好像没有太管我看小说的事，还跟我们一起苦读《基督山伯爵》。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大姨在读小说方面只有过这一次交集。那是她的朋友弄来的，还编写了简单的人物关系索引。为了快点儿还给人家，我们全家人接力阅读，盛况空前（也就是这次，我不止一次地听李晨声说过大姨热衷于读左拉哈代作品这件事。他说大姨的床头常常放着厚厚一摞左拉的作品，然后飞快地减少）。
在此期间二姨也从上海来了几天。她们三姐妹经过文革初期的冲击第一次团聚，有很多话要说。她们联系了小管阿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的夫人，那时荣高棠也在监狱里）和小胡阿姨（大姨的大学同学），这几个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一起去什么公园逛了一次，回来后洗出照片，被大姨夫命名为“五老游园图”（那年大姨快60岁了）。
在回忆文章的第三部分，李晨声详细地讲述了文革中后期电影界发生的一件大事。
现在看来，一部电影竟然会惊动中央所有的高层领导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那个时代（包括文革前后的一段日子），这样的情况却并非罕见——有哪次政治运动不是先拿文艺界开刀的呢？
文中提到的邓力群后来被人们称为“左王”。因为坚持左倾立场，他于1987年落选中委和中顾委常委，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否先进与他的人品如何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且不论邓力群的政治观点如何，但是从这件事看，他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在文革初期经过中央文件点名批判、停薪停职、批判揪斗、监督劳动等等冲击，1974年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又遭遇了新的打击——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他主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相提并论。
对此邓力群承揽了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他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了一个圈，再一条直线画下来，签上自己的名字，说这篇文章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他自己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如果你经历过那个时代，就会知道这样的担当是多么难能可贵了。
文中讲的这场风波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也仅仅知道一个大概。但是我还记得，在1976年4月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大姨在来信中透露了她深深的忧虑。
那年的清明节，北京爆发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很快被定性为“四.五反革命事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对此进行批判。
我们虽然远在重庆，但也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话剧团的形势也变得很尖锐很危险。
大姨对国家前途非常担忧，所以在信中说了她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见闻，虽然很隐晦，但仍然可以看出她的政治倾向——她对报纸所说的那些是不以为然的。
我那时警惕性特别高，知道这样的信件万一被人看到可不是好玩儿的（话剧团的信件都是随便扔在传达室的桌上任人自取的），所以回信时假装没看懂她的意思，还说我们这里正在批判“四五运动”，想以此引起她的警觉。
没想到大姨着急了，以为我们真的被宣传所蒙蔽。她马上写了回信，里面说得更加明显了（可惜我记不得具体内容——我说过，我的文革后遗症持续了好几年，其症状之一就是非常及时地销毁信件）；我妈也着急了，不知怎样才能使她明白。最后还是我想出了办法，那就是暂时不回信。这样大姨可能会担心一阵子，但也就不会接着再来信了。
1977年夏天我第三次回北京，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我忘了是否跟大姨再提此事了，倒是记得李晨声提到过邓力群，对他非常崇敬，说是见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铮铮铁骨云云。
那时我已经离开插队的地方，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当搬运工了，因为摔断了腕骨和肝炎复发，就没去上班，又一次跑到北京住在大姨家。
一天大姨回来，告诉我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要我准备参加，还让我立刻写信给重庆的二姐，让她也开始准备。那时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布，二姐跟一个在学校做过几年招生工作的朋友说了，那个人表示不信——那些年大家都被史无前例的运动洗了脑，对这样天翻地覆般“恢复旧制度”的消息，“不信”应该是最直接的反应了。大姨知道了又不屑又气愤：有什么不信的呢？
我倒是对一切翻天覆地的事情都接受得很坦然——咱们这些年不就生活在不断的翻天覆地之中吗？不过，要不是大姨的态度，我对自己是一点儿信心也没有的，要知道我连高中都没有读过，初中也只是混了两年而已！
但是大姨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她不加分析不做解释不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只是下了个命令，对什么自信不自信的事儿一字不提，同时也一字不提她当初是多么有远见地整天劝我们“念书”和之前对我们“不念书”的不满。她这种笃定的态度使我感到，好像我真的可以考上似的。记得我也提出过没上高中的疑虑，但是大姨用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她说考文科不用管数理化——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还分什么文科理科。
另外，我要改变自身处境的“动力”也非常强，达到了迫切的程度——因为我的工作太差了。虽然本人从来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属于拧在哪儿就愿意在哪儿发光的，可是在那样只需拼体力挣钱的单位却着实发不出光来。所以一旦觉得这样的机会可能与我有关，也就立刻决定赌上一把了。
那时已是十月上旬了，我也不知怎样准备，只是开始读表姐给我的两本厚厚的专业历史书。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文科也要考数学。带来此消息的表姐说：“你呀，别乱。该怎么复习就怎么复习！”可是该怎么复习呢，我还是不知道。
此时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公布，我决定回重庆去跟我二姐一起准备。送我去火车站的是表哥（大姨的儿子）和一个表妹（表舅的女儿）。临别时表妹给我打气：“你就想着你准能考上！”我表示不信：“怎么可能呢？肯定考不上啊！”
这时表哥的鼓励很给力，他说：“拿破仑说过，所谓命运，就是当机会到来的时候抓住它！”
感谢大姨一家的鼓励，我真的糊里糊涂地抓住了机会的尾巴，与十多年来积压的十三届考生共570万人一起奋斗了一回，也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陈好梅读本
文图由陈好梅提供本号分享
文苑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