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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丨孙毅安：梦回天山，那个神奇而令人向往的地方

孙毅安 新三届 2022-05-15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孙毅安，1963年生，西安人。1981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5年分配到西影文学部任责编。1987年开始剧本创作，著有电影剧本14部，电视剧本5部近200集。现为西影集团高管、国家一级编剧。


原题

梦回天山




作者：孙毅安



1985年初夏，我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剧本责任编辑。那时候，文学部一群编辑正在主任郝炬才的带领下，计划着去新疆采风。

新疆是一个神奇而令人向往的地方，我也很想去。然而我是刚入职的菜鸟，谁也不会把我当回事。所以这漫游西域的计划，理所当然地就把我排斥在外了。

两个月后，文学部的大队人马从新疆回来了。大家个个晒的黝黑，眉宇间都有了大漠孤烟的豪气。说起喝酒，那就：“酒嘛，伊犁河的水嘛。”豪情万丈的样子。郝炬才主任被称为“郝半城”，意思是半个乌鲁木齐的人都认识他。很长一段时间，文学部的话题就是新疆、新疆。说得我心里好生痒痒，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

既然你们不带我玩，我就自己玩。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86年，挣了几个小钱的我，以子虚乌有的组稿名义，揣着300块钱，自己奔新疆而去。

那时，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硬卧需要65块钱。那时我的工资一个月只有58块。到了乌鲁木齐，我的旅资只剩下235块了。在新疆日报社当记者的同班同宿舍校友许玉东热情接待了我，当然为了省钱，我也住进了他在报社的单身宿舍。

许玉东听完了我周游新疆的计划，别的没什么疑义，就是对我囊中羞涩的银两有些发愁。可是他也没钱，无法帮助我。那时的我们，家里都没矿，都是苦孩子啊。

有钱没钱，都要过年。同理，即便没钱，也要走遍南北天山。我都到了乌鲁木齐了，不能因为没钱就打道回府——来的时候就没钱嘛，这个情况我早知道。

关克宇是许玉东在奎屯读中学时的同学。当许玉东考进人民大学时，关克宇考到了北京外经贸大学。这个家伙很奇怪，他不爱和外经贸大学的同学玩，偏偏爱和人大的学生玩，自从某个周末到人大中文系来找许玉东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班的编外学生，不仅与我们宿舍的人打得火热，居然与我们班男男女女都熟络得一塌糊涂，也有了亲切的专属外号叫“关儿”。另外他也爱写诗，这就与我和胡苏原等人臭味相投，成了莫逆之交。

此刻，面对穷光蛋的我，许玉东提出了一个合理化建议：到奎屯去。找关克宇的老爹。


为什么许玉东要让我去找关克宇的老爹，而不去找他自己的老爹呢？因为关克宇的老爹是农七师鼎鼎大名的水利专家，而许玉东的老爹则是普通的农垦工人。既然我要投奔，那就投奔豪强，这样比较合理一些。

于是，在喝了一通告别酒之后，我坐着长途汽车，来到了奎屯。一番打听之后，找到了关克宇的家。

关家是那种司空见惯的农垦职工住房，三间贯通的平房是用砖和泥土盖就的，俗称“干打垒”。虽然素不相识，但是听完来意后，”关儿”的老爹老娘热情地接待了面目可疑的我。

关父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相貌文雅，一望而知是南方人。而关母虽然头发几乎全白了，却面容姣好，可想而知年轻时也是美女无疑。我拜见了二老，才明白为什么同是天山脚下长大的孩子，关克宇会比许玉东俊秀很多倍——人家遗传基因的优势妥妥滴摆在这儿。

也是我运气好。当其时，关克宇的老爹关武英先生马上要去北疆巡视农七师的水利设施。他的座驾是一辆北京212吉普，凑巧有多余的座位。于是，在奎屯短暂停留之后，我就随着关专家武英先生开启了我的北疆之行。

记得我们一行四人。关武英先生，他的司机老魏，还有一个人我死活想不起名字来了。老魏是一个长得像李逵的祖籍甘肃的莽汉，他说河南话，正好与我有共同语言，而关武英先生则说纯正的普通话。

在新疆，对物理空间的概念必须要有较大的调整。比如远近的概念，在内地200公里就是很远的距离了，可能就跨越了一个省，但是在新疆，200公里只意味着你从一个县到了另一个县，通常情况是你走了200公里还没有走出一个县。在经过了几天的大漠行车之后，地图上的两三百公里对我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非常近，可以开上车随便溜达一圈了。

印象比较深的是走”独克”公路，也就是独山子到克拉玛依的公路。早晨天气很好，我们的心情也很好，结果正走着，前面一辆满载钢预制构件的大卡车莫名其妙就翻车了。卡车在拐弯时车身横着甩来甩去，然后就翻倒在公路上。我们的吉普就跟在后面，阳光下我眼看着卡车轰隆一声翻倒，把整个公路堵塞了，钢预制构件散落一地。

路上尾随卡车的各色车辆都停了下来。众人纷纷下车，起初没有人敢上前，只是远远围观。这时，一个维吾尔司机从远处飞快跑过来，大声喊着：“让开！让开！”

众人纷纷侧目，给他让出一条路。这个家伙跑到卡车驾驶室附近观察了一会儿，又飞快地跑回去。不一会儿，手里提着两个扁方形油桶又跑回来，嘴里依旧喊着：“让开！让开！”众人又给他让出路来。维吾尔哥们把油桶放在哗哗漏油的卡车油箱下面，接满一桶汽油，又接另一桶。然后拎着两个油桶健步如飞地消失了。这一幕把我看呆了——原以为来了个雷锋，谁知却是趁火打劫的偷油贼！

不知过了多久，警车和路政救护车拉着警笛来了，此刻救援才正式开始。道路疏通后我们再次上路。


我问关叔叔，刚才大家为什么不去救人？关叔叔说，卡车翻车，在漏油的情况下，非专业救护人员不能随意上前救人，因为路面都是浮油，万一卡车发动机电路漏电，一个火星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这种情况下，等待专业救援比较好。我又问：“那个维吾尔司机不懂这个道理吗？”关叔叔还没回答，司机老魏咧着大嘴哈哈笑：“那些个巴郎子，要钱不要命！”

巴郎子，是汉人对维吾尔年轻人的统称。有亲切的意思，也有蔑视看不起的意味。话题由此说到了新疆的少数民族，老魏说，维吾尔人在草原上遇到哈萨克人家，就会用激将法刺激对方：“你这个人不好客嘛，家里的好东西为什么不拿出来招待我们？你不是好哈萨克！”每到这时，哈萨克人就会脸涨得通红，把家里所有好吃好喝的拿出来让维吾尔人吃，唯恐人家觉得自己不好客。

我们去了克拉玛依，我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抽石油的磕头机，上上下下周而复始，那场面，不是一个壮观可以形容的。而魔鬼城，却是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

记得清晨我们驱车向魔鬼城进发的路上，天空中布满乌云，阳光从云缝间射下来，霞光万道。黑色的云，金色的阳光，映照着千奇百怪的魔鬼城。那些风化的土山，经过千百年风雨的侵蚀，其形状或张牙舞爪，或神奇莫测，处处鬼斧神工，观赏者不由得会惊叹大自然的神奇。

行进到塔城，我看到了胡杨林，干枯的河床里倒卧着无数死去的胡杨树，躯干坚实犹如还活着。


新疆人是这样形容胡杨树的：活着，三百年不死。死了，三百年不倒。倒了，三百年不烂。

胡杨树，已经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精神的象征。

从克拉玛依到喀纳斯大约要走三百多公里。大漠孤烟，一条公路笔直通向天际。老魏开着吉普像疯了一样飞快前进。遇见路面有坑，他就加油门跳过去，吉普很多时候就在公路上翩翩起舞。我问他为什么不避开那些坑？老魏专注开车没有回答我，关叔叔说，内地人不太适应在新疆开车。在新疆，遇见坑不能打方向盘绕过去，因为你一打方向盘，车可能就翻了。很多人吃亏都不知道为什么。新疆人的开法是直接加油跳过去。凡是在平路上翻车的，十有八九是内地人。

喀纳斯我就不多介绍了。简单说，布热津县是新疆最北部的县，那里有中国最美的草原牧场。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一条流进北冰洋的河流。而喀纳斯，也是中国唯一接近北欧地貌特征的地区。

我们新疆是好地方啊。


旅途中，关叔叔向我详细讲解什么是喀斯特地形，阶梯发电是什么原理。新疆农垦灌溉用水都来自天山，那是积雪融化后天赐的礼物。我也了解了大渠如何修建，干渠宽度，坡度，支渠如何分流，总之，关叔叔学问满满，我听得津津有味。读万卷书，破万里路，北疆之行因为有关叔叔的带领，我有了很大的收获。

还记得他们给我讲的一个关于维吾尔人养猪的笑话。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汉人干部鼓励维吾尔人养猪，把维吾尔人搞得无所适从。干部说，要对猪好，于是维吾尔人吃什么，猪就吃什么。过了几天干部再去看，猪果真跟维族人享受着同样的待遇，干部质问：“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嘛，猪怎么能和人吃一样的东西？”于是维吾尔人就不管猪了，只给猪吃残羹剩饭。结果猪瘦了，干部又来了：“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嘛？要把猪养得胖胖的肥肥的。”这回，维吾尔人彻底不知道怎么办了，干脆不喂猪。干部又来了：“你们给猪吃什么嘛？”维吾尔人恨恨地说：“我们不喂猪啦，我们每天给猪十块钱，想吃什么，它自己买去！”

窗外景色变幻，那飞驰的北京吉普上，笑话的声音渐隐，我的眼睛投降窗外，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王洛宾那些歌谣的魅力。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随身听耳机里传来优美的旋律：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毡房

都要深情留恋地张望


我愿做一只小羊

就在她身旁

……


我们新疆是好地方啊。


经过大约二十天的长途跋涉，我算是基本上走遍了北疆。这时候，我的235块旅资还妥妥地揣在怀里。现在，我要去南疆。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关叔叔和关妈妈请我在家里喝了酒，颇有点壮行的意味，两位长辈叮嘱了我很多注意事项。他们看着我的眼神，无比慈爱。关妈妈不止一次地说：“不能不去吗？你才23岁，又是一个人。”

南疆我当然要去的。关叔叔倒是很豁达，他对妻子说：“别劝了。孩子想去就去。好男儿志在四方！”

半夜三更我醒来了，屋里的灯还亮着。白发苍苍的关妈妈坐在灯下，用针线缝补我的破衣服。那些衣服是她白天洗干净的。关妈妈缝好一件，就仔细叠好，放在我的行囊中。我躲在被窝里偷偷看着她在灯下劳作，不由自主想起我的母亲，眼泪悄悄滑落。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第二天一早，关妈妈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车开动时我回头看，她站在原地，向我挥手。

那情那景，终生难忘。


离开奎屯，我搭乘长途汽车前往伊宁市。中途路过赛里木湖，那是一个湛蓝到令人目眩神迷的北疆湖泊，她的蓝，像北欧少女明眸的蓝，远远近近都是妩媚。记得我在湖边照了相，就是摆poss装逼的那种，可惜都丢了。


在果子沟，我花了十块钱吃了一份烤羊肉。果子沟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漫山遍野的果实没人采摘，果子成熟后坠落，滚到沟里，日积月累沟底堆积了厚厚一层果泥，远远就能闻到沁人肺腑的果香。

香喷喷的烤羊肉配红艳艳的大苹果，这顿午饭我终生难忘。

傍晚时分，长途车驶进伊宁市。印象中道路很宽阔，两旁种着叫不出名字的树，郁郁葱葱。穿白衬衣黑马甲戴镶有金丝边小帽的维吾尔少年，和穿长裙的维吾尔少女结伴而行，使这个城市充盈着浓郁的异国风情。

我住在伊犁宾馆，一夜住宿费要十五块。太特么贵了，但是我不敢图便宜住小旅馆，毕竟伊犁是维吾尔族居住地。万一遇见图谋不轨的人就麻烦了。

宾馆的建筑颇有些俄罗斯风格，高大的门厅，立柱巍峨，房间也巨大而且高，有落地窗和厚厚的天鹅绒窗帘。站在房间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几十个维吾尔族少男少女在院子里跳舞。男孩子挺拔灵活，女孩子俊俏妩媚，这场面，太好看啦。


次日我在伊宁做了短暂停留，又登上了前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长途汽车。

巴音布鲁克是高山草原，而且属于新疆少有的蒙古族自治州。长途车在天山的崇山峻岭间穿行，高耸的云杉，针叶松，林间皑皑白雪，间或溪水潺潺。有雄鹰在碧蓝的天空上飞翔。

车内乘客一部分是哈萨克人，一部分是维吾尔人。旅途漫漫，有人唱起了歌谣，起初是解闷，而后就变成了吟诵。歌词我听不懂，但是曲调优美绵长，动人心魄。通常是一个人主唱，其余的人就在副歌部分合唱，男生女生还分部唱，配合默契，简直好听的不要不要的。哈萨克人唱完了，维吾尔人接着唱，姑娘唱完了，小伙子接着唱，整个车厢洋溢着美妙的歌声。那真是天籁之音，我无法形容那个时刻，车厢里那种氛围的奇妙和美好，只觉得窗外的美景和车内的歌声浑然天成，像一部流动的电影。

此刻我闭上眼睛，那动人的一幕就在眼前。

长途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漂亮的维吾尔小姑娘，她在乌鲁木齐读技校，此刻和哥哥一起回家乡。她的哥哥是一位大眼睛高鼻梁的小伙子，下巴有一个深深的凹沟，很像影星格里高利·派克。

这位帕克先生看我和他如花似玉的妹妹聊的投机，很是不爽，他一次又一次从怀里掏出一把英吉沙匕首，拔出来在皮套上蹭来蹭去给我看，并且动不动用凶恶的眼神盯着我。我对小姑娘说：请你哥哥把刀收起来吧。我就是跟你聊聊天，没啥想法，他也不至于要杀我啊。

小姑娘白皙的脸变得通红，低着头吃吃地笑。


在一个山间小镇吃午饭时，我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蒙古长者，姓什么我忘了，名字好像是巴特尔，蒙古语勇士的意思。巴特尔乘坐着一辆嘎斯吉普车，他与我相谈甚欢，热情地邀请我乘坐他的车前往巴音布鲁克。我礼貌地拒绝了——在天山深处，随意搭乘陌生人的车，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

一路上，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山雄鹰。不管长途车走到哪里，探头往窗外看，天空中总有雄鹰在盘旋。一位乘客对我说，”此刻你看到的鹰，可能就是你早晨在山脚下平原看到的那只鹰。”我问为什么？人家告诉我，这些鹰大抵都是食腐动物，只要有一只鹰发现死去的动物尸体，它会用特有的姿势在空中盘旋，呼唤远处的同类来进餐。而远处的同类接到赴宴邀请，也会在空中盘旋，呼唤更远的伙伴前来。有时候，一具尸体能吸引几百公里外的鹰来参与饕餮大餐。

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抵达巴音布鲁克的傍晚，我意外地又看到了巴特尔。他在参加当地自发组织的露天欢迎晚宴，摆满烤肉和各种蔬菜水果的矮脚长条桌围成四方形，巴特尔坐在主位上——很明显，他是最尊贵的客人。无数的蒙古族长者毕恭毕敬地向巴特尔敬酒。他们敬酒的时候，都会唱一段歌，然后单膝跪下，垂首举起双手。巴特尔把酒杯收下，放在条案上，就算接受了。

巴特尔热情洋溢地邀请我加入他的晚宴，这回我不好再推辞了。

马奶子酒一轮一轮地端上来，烤羊肉在暮霭沉沉的夜色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马头琴在演奏，长调悠扬。健硕而俊美的蒙古族姑娘，跳着舞蹈，唱着祝酒歌。

后来我才知道，巴特尔的父亲在解放前，是巴音布鲁克的王爷。难怪那些当地人如此尊敬他，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


那晚我喝多了，摇摇晃晃回到那间四个人居住的木板房，发现同车同座的维吾尔姑娘的哥哥帕克先生，坐在灯下比划着他的英吉沙匕首。

我的头嗡地就大了。这是要闹哪样？难不成他要杀了我？惴惴不安地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下，发现帕克先生压根就没看到我——他也喝多了。

早晨天还没亮，我被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惊醒: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坐起来，拉开灯四下打量，房间里空无一人。匆忙收拾自己的东西跑出门，长途车居然就在门外，大灯亮着，喇叭响个不停。

整部长途车的旅客，只有我一个人起床晚了，耽误了所有人的时间。

我一上车，铺天盖地的指责迎面而来，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还有蒙古语。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可想而知不是什么好话。我一边陪笑道歉一边鞠躬，找到昨天的座位时，美丽的维吾尔小姑娘默默挪开了她放在我座位上的东西——原来她一直在帮我占着座位呢。

这一天下午时分，长途车到了库尔勒。库尔勒是南疆北部一个较大的城市，美丽的维吾尔姑娘和她哥哥下车了。她站在路边，一直看着长途车，而我在车里也默默地望着她。有那么一刻，我想冲下去把我的单位电话和地址告诉她。事实上，我已经写了一张小纸条，此刻纸条在我手里攥着，浸透了汗水。

然而我始终没有勇气下车去向她告别。我已经不怕他的哥哥帕克先生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怕。至于我到底怕什么，我也不知道。

南疆我停下来的第一个城市是库车。与其说库车是个城市，不如说它是荒漠上的一个大镇子。这里的建筑已经有了土耳其或者叙利亚的风格。库车宾馆就在镇子的边上，房间有穆斯林风拱门，甚至每间房都有一个专属小花园，葡萄架上结满了累累果实。隔着篱笆向远处望去，日暮时分，一轮火红的夕阳在戈壁上缓缓坠落。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库车之后是轮台。那也是我神往的地方。“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地上空留马行处。”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我是烂熟于心，可惜此时不是冬天，无缘看到南疆的大雪纷飞。

轮台的地貌是令人惊奇的，或许惊奇并不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应该用“震惊”或者“震撼”才比较准确。站在旷野放眼望去，红铜色的土地扭曲出各种形状，或湍流，或巨浪，或波澜不惊。看上去似乎是一条富有生命力的巨河突然凝固了一般——太不可思议了。


如铜汁般滚烫的血液

很久之前就不到这里

带来土地嘶嘶急喘的呼吸

……


隐约记得当时胡诌的几句歪诗，其余的记不得了。

我想深入罗布泊，因为传说中那里有楼兰古城。传说中罗布泊还曾经有丰沛的湖水和茂密的树林植被，还有楼台亭阁。当然这都是远古的事情，如今只存在于歌谣和神话中。

但是我只能做到浅尝辄止——因为我不仅囊中羞涩，还缺装备，也没有后援。这样贸然走进荒漠去，还不如直接自杀来的爽快。


在南疆一个小镇上，我看到了让我目瞪口呆的地方食品加工工艺。因为不甚雅观的缘故，我就不说地名了，省得维吾尔兄弟们生气了来打我。

杏包仁是当时驰名大江南北的新疆小食品。顾名思义，那就是杏肉干里面包着杏仁，吃起来又酸甜又有嚼头。有一天无意之间，我闯进了当地的杏包仁生产厂家，院子里堆满了晒干的果肉和一盆盆杏仁，十几个维吾尔妙龄少女排排坐，她们把一个杏干用小刀剖开成两半，在里面塞一颗杏仁进去，然后合拢夹在小脚趾和无名脚趾之间，以此类推，左脚夹满了再夹右脚，这样双脚可以夹八个杏包仁。两只脚都夹满了，左脚小脚趾上的那个完成品就可以取下来了。之所以用脚趾夹，是为了加强杏肉的闭合性，杏仁不会轻易脱落。


原来大名鼎鼎的新疆杏包仁是这样制作出来的。我当时似乎没什么异样的感觉，只是暗暗希望这些露天车间里的维吾尔少女，开工前能认真地把脚洗干净。当然，工作期间出脚汗好像也是无法避免的，没准杏包仁因此别有风味，更好吃了也说不定。

这是1986年落后的生产工艺，我想35年过去，技术不断在进步，应该不会沿用这个老工艺了吧。

之前，人们说库尔勒最出名的是库尔勒梨，超级好吃。据说水分超大——把手伸平让库尔勒梨自由落体掉到地上，梨就摔成了一张薄饼。可惜我到库尔勒时季节不对，梨还没熟呢无法验证。


在南疆，吃得最多的就是馕和拉条子。拉条子通常是大盘鸡的一部分，一大碗拉条子里面有几块鸡肉。当然，羊肉也很多，但我没有太多的钱可以挥霍。

不管南疆还是北疆，水利设施在农业生产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大大小小的水渠，多是兵团修建的。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农某师某团的番号。没有农垦兵团，新疆大规模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而假如没有天山，没有每年从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很多人口聚集地将不复存在。是农垦建设兵团将新疆广袤无垠的土地改造成了良田。而且，农垦兵团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的准军事力量。他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边疆一旦有事，农垦兵团随时能召集数十万训练有素的兵员。

1986年的南疆，各地都有清真寺，但数量真不算多。而且很少看见穿传统穆斯林黑袍并且遮面的女人。那时候，宗教的影响力还比较小，而维吾尔人的世俗生活，汉化程度相当高。我一路走来，基本没有语言障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使用汉语。

虽然我最想去的是喀什，然而最终我的梦想没有实现。因为我已经没钱了，弹尽粮绝。

在库车，轮台，我还能偶尔打打零工，比如在车站帮着卸石料，或者在果园打农药剪树枝，管吃管住，每天还能挣一两块钱。可是越往南，语言渐渐不通，汉人相对少了，因此也很难找到临时工做。

在南疆，我见到最多的汉人是河南人和温州人。河南人修鞋修自行车补胎，温州人当裁缝。维吾尔人不伦不类的西装，大都是出自温州人之手。可是这两项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技术活，无法完成劳动力变现。坐吃山空，终于我不仅仅是弹尽粮绝，而且山穷水尽了。

去喀什变成了梦想，而如何回到乌鲁木齐，则成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没有钱，乘坐长途车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在公路上搭顺风车，走一段算一段，慢慢北归。


有一天我在公路上等顺风车。一个上午的时间，无数辆车从我面前开过去，没人停下来。一个路过的行人告诉我，你这样子，到天黑也没人搭理你。你得手里拿一张钱站路边，这样人家司机就知道你是肯付费坐车的。无利不起早，没钱谁会拉你啊？

那时，我身上只剩了五块钱，于是我就把五块钱举着站在路边。果然，没半个小时，一辆带拖挂的大卡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司机大声问：上哪里去？我说：乌鲁木齐！

司机摆摆手，示意我上车。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很高兴地钻进驾驶室。

还没坐稳，司机伸出手：三十块。我装糊涂：啥三十块？司机:钱，人民币你懂不懂？拿三十块钱来我拉你到乌鲁木齐。

我说我没钱，你真想要钱，只有五块你拿去吧。

司机：滚下去。

我说既然我上来了，就绝不会下去。话音未落，司机一拳打过来，被我敏捷地挡开了。他似乎有些吃惊，打开车门下了车，在驾驶座下抽出一根铁摇把，伸手指着我：你下不下来？

我摇摇头，坐着没动。

司机绕到卡车靠我这边，又拉车门：你给我下来！

我慢慢下来，突然伸手抓住了他手里的摇把，司机本能地双手来夺，我抓住他右手腕一拧一拉，同时用手臂压着他。咣当一声，摇把掉在地上，司机被我用锁腕法控住，不能动弹。

我说：我不想伤了你。把我带到乌鲁木齐，我谢谢你。

司机想了一下：你放开手！

我松开了他，司机捡起摇把，似乎又有了底气。我轻轻摇了摇头：想都别想，你拿把刀都没用，因为你不是个。

司机楞楞地看着我。我说：你只要举起摇把，这辈子就不要想再开车了。我不是吓唬你。

司机站着想了片刻，对我说：上车吧。

此后大约两个小时，我们俩在车里谁都没说话，一直到卡车开过一个镇子，有人拦车求救为止。

镇子路边停着一辆伏尔加轿车。有三个人站着，愁眉苦脸。司机停下车问：咋啦？一个打扮像司机的男人回答：牙包打啦！

牙包是新疆人对变速箱的通俗称呼。“牙包打啦”意味着变速箱坏了。伏尔加司机告诉我们，乘坐轿车的是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叫个啥买买提的。卡车司机知道这个买买提，文革时被造反派从五楼上扔下去，摔断了双腿，幸亏活下来了，但是有一条腿装了假肢。他在乌鲁木齐非常有名，卡车司机言语之间，甚是敬重。

不过敬重归敬重，生意归生意。伏尔加司机问：把伏尔加拉回乌鲁木齐多少钱？卡车司机狮子大开口：一千块。两人讨价还价，最后讲定五百块，把伏尔加拉到乌鲁木齐的修理厂。

伏尔加司机走到一旁，向秃顶厅长买买提请示，我看见秃头微微点了两下。

不过买卖虽然谈成了，怎么把伏尔加装上拖挂车，却是个大问题。几个家伙研究来研究去。也没有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装车不成功，买卖做不成，只能是仁义在了。

到手的钱挣不成，眼瞅着煮熟的鸭子要飞走，卡车司机愁眉苦脸。这时我走到他面前：我能把伏尔加装拖挂车上。卡车司机闻言眼睛放光：咋装？

我说：先说说价钱。我帮你装车，到了乌鲁木齐，五百块咱俩二一添作五，一人二百五。

卡车司机一跳多高：你还免费搭我车呢，不行！我说不行就算了。这五百块你一分钱也挣不到。

我俩又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达成协议：二百五太难听了，卡车司机拿三百，我拿两百。我说：你可不能反悔。卡车司机：君子一言，反悔的是孙子。

在他们商量装车方案之前，我已经遛遛达达把小镇子的地形看明白了。距离伏尔加大约一百米外，有一个斜坡，坡下平底和上面的公路路面，就差了一个卡车车身的高度。我因为之前打过零工，知道那是当地常有的装车平台，蔬菜水果粮食堆在公路上，卡车开到斜坡下，放下挡板刚好与公路齐平，这样装车省力又省时间。

我让卡车司机把车开到斜坡下，然后喊了几个街头的青年，用我仅有的五块钱买通他们帮忙推车，伏尔加司机坐在驾驶室掌握方向，我带着巴他们把伏尔加推上了拖挂车，然后大家齐动手，用绳索将伏尔加固定好，大功告成。


买买提厅长和夫人在镇上等候乌鲁木齐派车来接他，伏尔加司机负责押车。我被放逐到了拖挂车上。

然而我根本不在乎。我才不愿意在驾驶室和两个油腻中年大叔挤在一起互闻汗臭味呢。之前买买提厅长为了表示感谢，在镇子饭馆里请我们吃了一顿，还额外叫了白酒。此刻酒足饭饱，我躺在伏尔加的引擎盖上，卡车飞速前行，黑天鹅绒布般的天幕上，星星一个个像红枣那么大，璀璨极了美极了。

天接云涛连晓雾，
星河欲转千帆舞。

到了乌鲁木齐市，将伏尔加送进了修理厂，我和卡车司机坐地分赃，两百块妥妥揣进我的口袋。我俩在红山广场分手，他主动说他叫李启志，是乌鲁木齐第七运输公司的司机，我也说了我的姓名单位。临分手时他说：兄弟，你是个聪明人。

这个我是知道的。我说：以后来西安就找我，我请你吃羊肉泡馍。

顺便说一句，我和这个李启志通了五年的书信，但是他始终没有来过西安。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再有联系。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大约十五年之后，关武英叔叔来西安旅游。当时和他一起来的，是奎屯的一群农七师退休干部。关叔叔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地要请他吃饭。在电话里他说：吃饭别了，我这儿二十多个人呢。我说关叔，你就是二百人我也要请你们吃顿饭。

我在高新区的大香港酒楼请关叔叔一行吃饭。和他一同来西安旅游的老干部们很高兴，一个劲给关叔敬酒。

我觉得，关叔叔也很高兴。

又过了几年，关叔把他的书稿寄给我，那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就的《梦中随笔》，副标题是”我的红楼苦旅”。

我认真读了他的书稿。没想到，关叔叔除了精通水利，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红楼研究者，他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评述，有很多独到之处。果然智商高的人什么都懂，晚辈自愧不如。

我找了西安的朋友，委托她为关叔叔出书。之前我的一本书也是她帮忙出版的，所以我信任她的能力和专业水准。应关叔叔的指示，我为《梦中随笔》做了序。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印出来后，关叔叔特别高兴。

大约七八年前，关叔叔去世了。我因为那时身体有恙，无法去参加关叔叔的告别仪式，至今深以为憾。

五天前，在北京与关克宇相聚，他带来了一本《关武英诗抄》，那是他在父亲去世三年之际，为父亲准备的纪念礼物，并且他为父亲的诗抄做了序。

能以这样的方式报答养育之恩并且怀念父亲，真的很好。

昨天（2021年5月19日），是关妈妈85岁华诞的大喜日子。她和最小的儿子住在乌鲁木齐，看照片，老太太精神矍铄。

我对关克宇说：请帮我转告妈妈，我要去看她，而且会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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