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厦门大学讲知青文学
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国籍新加坡，文革中有多年知青经历。广州暨南大学学士与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广西大学访问教授。
原题
知青文艺宣传队纪事
作者：王力坚
1973年至1977年，我作为知青到本县（博白县）龙潭公社白树大队插队。插队期间，我相继参加了前后下乡的两拨知青组成的知青文艺宣传队。
刚下乡时，我们三男三女六个知青一个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平平等等和和气气一家子似的，虽然辛苦，也蛮开心。
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形势起了变化：组长陈X生作为知青干部抽去搞蹲点了，大个子周X擅长球艺，三头两天代表大队公社外出比赛，三位女生陈X、秦X清、李X丽，则成为大队知青文艺宣传队台柱，整日排练、演出。这一来，只剩我一人留在生产队干农活了。说老实的，干农活我不怕，再苦再累也能熬，怕就怕一个心理不平衡！正所谓不患穷患不均。别人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拿工分，我就得在地里苦干呀？不该认命呀！心理邪乎了，就寻思旁门邪道改变“命运”。像陈X生那样？似乎过于理想化，干部是接班人，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学周X？也不现实，凭我干巴猴瘦状，进球场不知是我打球还是球打我；唯一的可能性就只能琢磨如何“混进”知青文艺宣传队了。机会终于送上门了。1974年底公社筹备来年初知青春节汇演，要求每一个宣传队都要有自编节目。我们大队的知青文艺宣传队演艺是一流的（公社级），就差在没人编节目。我敏锐地认定，凭我多年来坚持写日记并不时在日记中创作洋溢着革命豪情诗歌的经验，这个编节目者舍我其谁！目前问题在于其他知青并不知晓我的日记尤其是日记中的诗歌，那么我的责任就在于要创造有利条件让知青同伴无意中看到我所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写日记起，我就预料或者说期盼别人能看到我的日记，因此写的东西很自然维系在似自我而实公开的状态。或许这是受报刊登载的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的日记深刻影响所致。于是，某一个休息天，我一大早就坐在桌前整理日记本，当值日做家务的李X丽需要人帮忙到井边洗菜时，我理所当然心情愉快地跟她走了，离去前，我的日记本很自然而恰好地翻到我呕心沥血创造的长诗《红十月之歌》。该诗写我如何在1971年10月到红水河工程，1973年10月来到广阔天地，当然联系了历史上10 月所具有的革命意义；由于采取了著名的“马雅可夫斯基式”（即梯式诗∕台阶式）句式，还常常大胆地大量用一字或二三字句式，因此虽然总字数不算太多，却也占了二十多页。总之，是一首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作品。
如今看起来仍令人心惊肉跳的“诗”
事情的发展自然如我所料，待我和李X丽说说笑笑从井边返回时，我的红色日记已经传遍组里其他几位知青的手，接着很快大队知青文艺宣传队的知青们都知道了这个“意外发现的秘密”。很自然地，当他们激动地围着我邀请我加入宣传队编节目时，我不失礼貌而又坚决地谢绝了；直到知青带队干部出面敦促，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当然在答应的同时没有忘记表示对不能坚持在生产队里劳动感到遗憾。于是，我来到知青文艺宣传队。我在宣传队的任务当然是编节目了。在这方面，虽然我以前没干过，但克隆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铺天盖地的宣传材料，在加上我几年来“创作”日记的经验，很快我就顺利地完成了编节目的任务。当时的我们大队知青文艺宣传队可谓人才济济，尤其男一号欧X强，能演能导，人又帅，组织能力又强，把宣传队搞得生气勃勃；我们知青组的秦X清、陈X都是宣传队的台柱子，在自编舞蹈《荔枝红了》与搬演舞蹈《边疆女民兵》担任领舞的角色；邻队知青张X笛子吹得好，能独奏，是乐队的灵魂人物，还很能谱曲，我编的节目都是他来谱曲。特别是《荔枝红了》以及一个组歌，谱的曲甚为优美动听，至今我仍能哼出好几段。节目编完了我似乎就没理由再闲着没事地在宣传队待下去。于是我再次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待下去”的机会。其实，机会只能往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台前，一是幕后。无论是基于演技还是脸皮，打死我也不考虑台前；至于幕后，就只有参加乐队一途了。说老实话，当时大队知青文艺宣传队的各种乐器——包括扬琴、二胡、月琴、笛子等我都能弄响，但演奏水平就远不如现有乐队队员了。惟有出奇制胜！我当机立断返城用二十元买了把小提琴——宣传队所未有的乐器。二十元！几乎相当我半年的工分钱呢！大笔投资的结果使我得以顺利加入了宣传队乐队。当然开始总有艰难的过渡时期：拉琴时总要用棉花塞满耳朵，右手运弓特别的累——就为了尽量使琴声减到最弱，那种铁锅擦砂地般的琴声实在是不利于乐队知青同伴的身心健康。于是，我也就练就了一手独特的“飘弓”技术，在姿态潇洒自若的演奏过程中，始终能使弓与弦保持在若即若离的状态，很有超然的音乐哲学意味。当然，其他次要方面如音质音量音色等是不必考虑的了。理所当然地，我从始至终都婉言谢绝一切独奏的机会。作者（左1）回城探亲时跟邻居朋友合影，朋友拎的小提琴好像就是作者的知青文艺宣传队的任务基本上就是每年若干次参加公社汇演，往往就是在国庆、元旦、春节的时候演出。不过每次演出前总有一段时间较为频密的排练、彩排、预演。这段时间，总是我们宣传队知青愉快的日子：一来免除田间劳累，每天固定有10个工分；二来伙食由大队包办，每天米饭管够，还有很不错的菜肴，除了青菜亦有猪肉、豆腐等，都是我们在知青难以吃到的美食。那时候，我们的胃口都特好，负责伙食的是我们生产队的卅二叔，就看我们人头下米，多少人就下多少斤米，就是说每人每餐能吃上一斤米煮的饭。别以为我们男生能沾女生的光，其实那年头，女生的饭量不比男生少。演出的节目当然是配合当时政治政策的宣传口径，农业学大寨、批评批孔、上山下乡运动等，但休息时我们也常常唱一些当时被禁的“地下流行”歌曲。一次，春节汇演后，我们全队乘坐大卡车回城（博白镇），汇演的余兴未尽，有人提议唱歌。同时几个人喊：唱“爱情第一曲”——我们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起的别称，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后，就是《山楂树》《红莓花开》《小路》《喀秋莎》《红河谷》等，一路“禁歌”唱回到家。
两年后，一轮招工风，知青文艺宣传队的人员风流云散，大多进了县氮肥厂，几乎就剩我一人形单影只，幸亏当年（1975年）又新来了一批知青，迅速填补了知青文艺宣传队的空缺。前一个知青文艺宣传队成员全是县城下来的知青，后一个知青文艺宣传队则由县城知青与公社知青组成，分别由县城知青汪X与公社知青周X平去选人组成新的宣传队，我则作为宣传队“老人”居中起协调作用。
知青宣传队员的生活照，也有文艺范儿
汪X与周X平领军撑起新宣传队的前台表演，乐队方面，则由庞X笛子领奏，还包干了所有节目的编曲（文字编写工作仍大多由我负责），崔X跃、罗X、温X的小提琴都拉得不错，加上我凑数，光小提琴就有4把，在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里算是挺拉风的了。庞X、崔X跃、罗X也都是篮球高手，常组队跟当地农民或其他大队的知青比赛打篮球，看他们打篮球的潇洒矫健身手，比玩乐器更为拉风，我为他们喝彩的同时，也为自己无此才能而黯然伤神。或者是受此刺激，进工厂后我就苦练球技，进大学后更坚持天天打篮球，直到研究生阶段，终于混进了校研究生篮球队（尽管多居板凳球员地位）。庞X、崔X跃、罗X他们拉风的地方还在于可以胜任前台的表演，一次汇演，他们三位加上乐队二胡手田X，演出一个我们自编反映打倒四人帮的“四老汉”男声表演唱。他们出前台了，乐队就由我撑台，我就改吹笛子领奏（小提琴无法领奏）。“四老汉”节目唱作俱佳、诙谐逗趣，尤其彩排时汪X突发奇想加上一串四个螃蟹的道具，更具生活感与娱乐性，在大队预演时甚为成功，大受农民欢迎；没想到在公社汇演时，我一时心慌，把笛子吹得荒腔走板，庞X他们在前台便自然是手忙脚乱了，匆匆退下，臭骂我一通，下面的节目也不演了，连累到排在我们后面的其他大队的宣传队也无法演了。尽管如此，我们大队的知青文艺宣传队还算是有实力的。1976年底，我们大队知青文艺宣传队与邻近的茅坡大队知青文艺宣传队合并组队，代表博白县出席玉林地区首届知青文艺汇演。
后排左4应该是作者
我们参加汇演的节目内容与时俱进，“怀念毛主席”与“歌颂华主席”为必备的两大主题。应对前者我们出了个组歌，迎合后者我们则出了个女声表演唱。这两个节目的演出效果都还不错，好像还得了奖。至此，算是我们知青文艺宣传队最后的辉煌了。地区汇演后，直到次年（1977年）10月我离开农村上调进合山电厂，我们大队知青文艺宣传队再没有活动过。（感谢周X平、汪X提供知青文艺宣传队汇演的照片）
刚进合山电厂，在新工人文艺宣传队，我趁着知青文艺宣传队的“余威”过了最后一把乐器瘾，之后几十年再没有碰过任何乐器。一直到今年（2021年）4月，开车到维修厂例行维修，看修车厂休息室墙上挂着把二胡，随手拿下来，自然而然就拉了一曲《北风吹》。修车师傅夸：“有练过！”又问：“挺好听的，什么曲？”我掰着指头数了数，答道：“50年前的老曲子。”广西"超级卫星", 中稻亩产13万斤
1958年，广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宣传队的故事
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李建生：宣传队纪侓严格，
禁止男生女生谈恋爱
陈彩虹：涟水河畔的青春之歌
艾佩莹：考上两个中专，选择了文工团
张琦：忆山村的文艺队，
我像被人划过的一根火柴
王从学：一个文艺男青年的传奇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