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卢红：“下江人”小伙伴被活活打死了

棉花街往事（2）

作者：卢红

上网搜索“重庆渝中区棉花街”，只看到一条逼仄的小街，两旁均是高楼大厦，居然在街口堂而皇之地挂着“棉花街”的路牌。呜呼，我难忘的童年，我藏于心底的棉花街，那个喧嚣嘈杂的头顶着高高的牛毛毡棚子的菜市场，那个人生百态皆是情、善恶悲喜轮番上演的闹热的市井民居永远消失了。

据说这条街在1949年以前是弹棉花工匠的聚集地，新中国成立后这条街仍有几户棉花世家的人家，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家在棉花街47号。我们是在1957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从沧白路的香水顺城街搬到这里的。因为离码头近，方便来去的父亲。当时父母用100元人民币买下了那栋一底四楼的砖木结构房子。

这房子什么都好，有厨房有淋浴（冷水的，夏天冲凉很爽），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厕所。我家和绝大多数街坊邻居一样，需要方便的时候必须使用马桶。一般情况下，如若是在白天就可步行到千米之外的沧白路公共厕所去方便，但晚上就没有办法只能依赖马桶了（重庆人称它为尿罐），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和婴幼儿的更是离不开尿罐。

每天傍晚，有挑粪工将粪桶放在街边，大声吆喝“倒桶哦！倒罐子哟！”听到这个喊声，各家各户的罐子就鱼贯而出，争先恐后向粪挑子冲过去，唯恐粪桶装满了或者挑粪工只来一趟就再也不来了。印象中挑粪工不管男女都很牛，他们的头顶冒着热气，脸庞黑红，脖子上通常搭一条搽汗的毛巾，一手拿着扁担一手叉着腰站得远远的，冷冷地看着各色大小不一的罐子往两个大木桶里倾倒“黄金白银”。听大人们说，大粪很值钱，最受农民伯伯欢迎。

“装满了！不要倒了，你个龟儿了瞎了眼呀！”挑粪工一阵狂吼，担起粪挑子就走，一股臭熏熏的风儿在后面飘散开来。

各家倒马桶的大都是半大女孩或者家庭妇女。我们家好像是三姐四姐倒得多一些，坦白地说我这个幺妹只倒过几次。

粪挑子有限，且挑粪工没有兴趣来第二趟。于是，每一次都有少数马桶被挪下，那些沮丧的没有完成使命的马桶悻悻然往回去。

“死女娃子！为啥不跑快一点，今天又没倒呀！”

“又得放一天。这大热天的，啷个开交哦。”

骂声，感叹声从一些窗户次第飞出。这个时候，我想最得意的最爽的或者还有幸灾乐祸的要数那些有厕所的人家了。不过这样的宿舍在棉花街属于凤毛麟角。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个住了几十户人家的大院子“棉花街59号”有一个公共厕所，它是绝对不会对外开放的，惟其如此令整条街的人眼羡得眼球都要掉出来了。

都说民以食为天，其实进食和消化排泄同样重要，在我看来，尤其是在童年的我的眼里，那也是一个大于天的问题。

儿时长做白日梦：要是长大了拥有自己的房子，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厕所。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就在那个带有厕所的59号院子里住着几家“下江人”，所谓下江人就是长江下游的江浙人，他们是抗战时期逃来重庆的难民。其中有一家上海人，夫妇俩都姓陈，女主人陈阿姨和我妈妈是好朋友。他们家有三个公子，陈大娃大约比我大两三岁，陈二娃比我小一岁。陈三娃就小多了，文革初期那会只有三四岁。上海人很注重仪表，陈家三兄弟都梳着三七开那种油黑发亮的“飞机头”，任何时候纹丝不乱。冬天穿着灰色的呢子短大衣。三兄弟长得很像，都是白皮肤国字脸大大的黑眼睛。

陈阿姨生得白里透红，笑起来特别迷人，两只眼睛像豌豆角。别人说她和我母亲长得像两姊妹。实话实说，她比我母亲更洋气一点儿，身材比母亲高挑一些。只要看见她，你就自然而然想起上海滩的霓虹灯和那些穿旗袍的传统而摩登的女郎。

陈先生在重庆郊区的东风造船厂工作，所以很少和夫人一起串门。陈阿姨一般是带着老二和老三到我们家玩。一到我家她总是和我妈妈唠不完的家常，我和陈二娃常常在一旁拿着吃的玩的逗小弟玩，直到把他逗哭。在我印象中，陈三娃的眼睛一天到晚都是泪眼朦胧的。

陈二娃和他妈咪一样，操一口上海重庆话。记得他时常跑到我们家一楼通向二楼的楼梯上朝着下面厅堂的老三大声喊话：“要低外单！要低外单！”（小弟坏蛋！小弟坏蛋！）陈老二平时说话嗲嗲的像个女孩，动不动喜欢红脸，和他妈妈一样一说一个笑脸，眼角眉梢都是笑，就像冰雪里迎春的红梅那般好看。我和他玩耍的时候从来没有吵架打架。我常常望着喜笑颜开的陈二娃想，你们院子有厕所，当然高兴哦。

1967年的夏天，重庆文革武斗愈演愈烈。我母亲带着我们小的三个孩子（四五六妹）乘船东下去湖北宜昌避难。我们在妈妈同学家住了一个半月，临近国庆节才回到重庆。这时，陈家已经从棉花街搬走了（也许在我们离开重庆前就搬走了，因为武斗期间相互之间很少来往）。

64个年头，我不知自己度过了多少傍晚，也早已忘却了无数个傍晚我都干了些什么，然而，有一个傍晚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

那天傍晚吃过饭，我跟妈妈去拜访陈阿姨。他们的新家在东风造船厂的宿舍，重庆25中附近。记不清是几楼了。总之是在楼上。一进门看见陈阿姨和老大老三在家，很快老大带着老三出去了。屋里就剩下我们三人，记得那个时候天气还比较暖和，陈阿姨家的地板拖得干净光亮，她和妈妈席地坐在屋中央。我靠墙坐着发呆。房间很小，充其量十来个平方米，两位长辈的谈话，很清晰地纳于我耳。

“二娃呢？”妈妈问道。这正是我想问的。

“二娃呀，老二的事情你不知道呀？”陈阿姨反问道。

“啥子事？”妈妈吃惊地问。

陈阿姨这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起来。

原来陈二娃已经被人活活打死了。

起因是陈二娃在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拿着棍棍棒棒当武器，逞能地叫道：“我是中央军委派来的！”结果立即被群众视为反革命，从此每天出门便有人叫他：“小反革命！”很快他精神失常了到处乱跑，嘴里时不时大叫：“我是中央军委派来的！”后来一个人流浪到长江边上的木洞县城，被一帮人当成反革命乱棒打死了……

两位母亲坐在那里相拥而泣。她们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当时才十岁，仅比陈二娃大一岁，他是我的同龄人，我的小伙伴……我的伤心不亚于她们，我的惊恐也许比大人更甚。我没有哭出来，恐惧和伤心占据我的整个身心。不知过了多久，妈妈过来，摸了摸我的后脑勺，就牵着我回家了。

 不知为什么，我和母亲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回家后并没有立即向家人提及此事。抑或是被悲哀和恐惧攫住了咽喉。

他死了？那个穿戴整齐、头发油黑的小帅哥，那个斯文得像女孩，脸儿笑成一朵花的男孩子，那个在我家楼梯上用吴侬软语逗小弟的小哥哥……

明明是在开一个玩笑，为什么要污蔑他是反革命，连我这个10岁的女孩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那些大人却不明白？九岁的陈二娃绝对不是反革命！可是他被打死了，被人用乱棒打死了。好痛呀，肯定很痛很痛……我不敢深想。

从此以后，这件事像一根毒刺深深地埋进我的内心深处，唯恐拔出来就会血流不止……

那些年，每一次经过我家一楼通向二楼的楼梯，我的眼前都晃动着陈二娃熟悉身影：灰色的短大衣，三七开的“飞机头”，眼睛笑成豌豆角，一口的吴侬软语：“要低外单！要低外单！”(小弟坏蛋！小弟坏蛋！)

接下来的那些年，棉花街照旧在喧嚣。每天傍晚“倒罐子哦！倒桶哟！”的吆喝声从来没有间断过。人说，大粪很值钱，可以运到农村去做肥料。

厕所再也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开始明白，生命被夺去了，其它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的小伙伴陈二娃那花骨朵般鲜嫩的生命哪里去了？他的骨灰葬于何方？他的冤魂向谁诉说？半个世纪以来，这些问号在我的头脑里反反复复地萦绕。

如今，我已过耳顺之年，而他，我的小伙伴陈二娃，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定格于一个鲜活的小小少年，只是不敢去细想他最后被害的场景。

卢红：妈妈当了半天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