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婴，生于上海，曾在黑龙江插队，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外贸学院。1982年移居美国，获加州大学博士，现为大学教授，迄今在中美高校教学、管理四十五年。
作者：庄稼婴
小时候，过年跟着大人去走亲访友，主人常端出什锦糖果来招待。今天就沿用老传统，一起尝尝上海的老味道。祝大家虎年快乐！
年前扫尘是老传统，把旧年的晦气穷运清扫出门，迎接新年的喜气和吉祥。在有些人家，年前沐浴也是洗旧迎新的内容。中国的南方，家里没有暖气，在我长大的年月，冬天在家洗澡，是一件大事。我家住的老公寓，前住户留下了老式的美国通用牌煤气灶，有四个灶眼。到了年前要洗澡了，就把家里的烧水壶大锅子都找出来，四个灶眼一起烧开水。一个人洗，烧一趟水，等全家洗完，要四五个小时。洗澡还不能在浴缸里洗，浴缸又大又深，冰冷冰冷，四壶开水倒进去，水才几寸高，热气立马散尽。再说，我家的浴室朝向不好，冬天阴冷。母亲找出了陪嫁的铜箍大木盆，那时候，南方的人家基本都有木盆，用来洗衣洗澡。洗澡，自然是选择一个大好晴天的下午，一屋子暖暖的阳光，热乎乎的清水，冉冉上升的蒸汽，热气渗进了身体，驱走了冬天的寒气，十分惬意。后来，我们长大了，不少同龄人去工厂做工，冬天可以在厂里的浴室洗热水澡。我跟一个发小，大学毕业后成了教书匠，学校里没有供员工冬浴的设备。发小提议我们去公共浴室，那里的淋浴比在家洗澡畅快尽兴。于是，这成了我俩的年前活动，每年结伴去洗澡。离家不远的淮海路上，曾经有一家公共浴室。冬天，特别是年前，门口就排起了等候洗澡的队伍，分两队，一队男，一队女。男队较短，因为男士去洗"混堂"，据说一个大池子里泡了许多人，估计多挤进去个把人关系不大，因此男队快速前行。女队则不然，只有淋浴，需要有淋浴头空出来，才能进入浴室。我俩站在寒风里，兴致盎然地聊天，人影在下午的阳光里，越来越长，阳光渐渐挪到了墙角跟，人影见不到了。那个年代，什么都排队，洗澡排几个个小时，也很自然。喜欢说话的，排着队，就跟前后左右聊起来了。由于年关临近，聊得最多的是买年货，那会儿供应紧张，许多年货凭票供应，有了票，也不一定能买到称心如意的。排队时，互通情报，哪家店的年货品种齐全，哪家货源充足，哪个时段去买容易买到。排队的女士都拎着网线袋，袋子里是换洗衣服、毛巾、肥皂盒、木梳。考究的女人，开始用洗发膏，当时上海出产两个牌子，美加净和海鸥。美加净的塑料罐子是白色带红字，海鸥是天蓝色的。那个年代，没有一点隐私，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棉毛衫裤是什么颜色的，是新的还是旧的破的。队伍慢慢往前挪，浴室的玻璃门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的女人，像刚出了蒸笼，浑身上下冒着热气，满面红润，湿漉漉的头发上包着蓝白竪条的414毛巾。看门师傅对着女队叫道：下一位。终于轮到我俩了。女浴室是一个大统间，靠墙两边各有一排莲蓬头，两三个人合用一个。一群赤裸裸的女人，习惯了粗砺的没有个人空间的生活，在蒸汽弥漫的浴室里忙乱着，热水哗哗地冲洒在头上身上，冲走了尘腻，冲走了寒意，冲走了晦气，冲走了烦恼和不快。常想起一扇窗。我家住的老房子，有个房间对着一条热闹的马路，透过窗户，看到的是一个城市的春夏秋冬，窗外的风景伴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离家四十年了，之后偶尔回上海探亲访友出差，只要可能，就住在那个房间。早晨拉开窗帘，就像拉开了剧院的帷幕，窗外的生活剧生动多姿。万幸老房子门口挂了“优秀历史建筑”的铜牌，为我保留下那扇窗。从窗口望出去，马路对面曾经是一个公交站，供三条线路的公交车停靠。从早到晚，对马路的街沿上站着等车的人，他们的注意力都向着左方，颇似“向左看齐”。有时车子晚点了，性急的年轻人会走到马路的中间，踮起脚张望。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现在这条路车水马龙，若不打算寻短见，万万不能停在马路当中。公车站在一栋尖顶的两层楼老房子前面，灰色的水泥墙，红色的瓦顶。房子是连体的，单开间，没有天井，正门对着马路，一共有十来户人家，家家都是底楼开店，楼上住着店主一家。店主家人口多的，会借用尖顶的空间，搭一个阁楼，有的还在屋顶上开出一扇老虎窗来。夏天的夜晚，家家户户开窗睡觉，从一扇老虎窗里，常传出一个男人的吼叫，“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他最爱唱一句。那排房子，有食品店、烟纸店、文具店、五金店、花店、裁缝铺、修鞋铺等。等车的人在商店门口徘徊，隔着玻璃橱窗向里头张望，有人趁着等车的空隙，进店去买东西。冬天，那扇窗是我的最爱。温暖的阳光射进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隔着关得紧紧的、由36块玻璃组成的高大钢窗，向外张望，在窗前的阳光里流连忘返。那一老一小戴着同样颜色的绒线贝雷帽，像是祖孙。一个胖男人从食品店出来，网线兜里有一罐饼干和三、四个纸包，一定是有钱人，买了那么多好吃的。还有穿着灰色中短呢大衣、围着黑围巾、头发梳得光洁的年轻男人，手里提着圆形的白色大蛋糕盒子，用红线扎着，估计是毛脚女婿去拜见未来的丈母娘。而那些结了婚的走亲访友，往往是小两口一起出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离开上海，那些店都还开着。之后的二十多年，每次回去，对街依旧熙熙攘攘。裁缝铺、修鞋铺和烟纸店改头换面，成了服装店和皮鞋店；食品店一如既往，两扇弹簧门开开关关，顾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五金店里，戴蓝袖套的师傅，耳朵上总是夹着一支红蓝铅笔，后来戴上了老花眼镜；花店的生意格外兴隆，贺喜的大花篮，店堂里放不下了，一个个摆放在人行道上，红底金字的飘带随风摇曳，“开业大吉、财运滚滚、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有一年我又回去，公交站、商店，连同那栋尖顶房子，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个方方正正的水泥盒子，还有一小块绿地，种了修剪整齐的灌木丛。盒子是地铁站的进出口，上下班高峰期，小白领像蚂蚁一样，一个紧跟一个，钻进盒子不见了；每隔几分钟，又有一长串蚂蚁从盒子里冒出来。那个地段，现在被称为“钻石地段”，取代小商铺和老旧房子的，是几十层高的玻璃写字楼。夏天，不再开窗睡觉了，空调机的水珠从各家的窗户边，滴滴答答，落到人行道上。白天不能进城的重型卡车，趁着夜深人静，隆隆开过窗外的马路。梦醒时分，我又站立在记忆的窗前，虽然没见到拎网兜的胖子和提蛋糕盒的毛脚女婿，但那些伴我长大的梧桐树更高大了。冬天，透过叶子落尽的枝干，我能清楚地看到时尚摩登、塞着耳机、默默无声、快速行走的小白领蚂蚁。明春，上海将流行什么颜色？童年，在我居住的街区有一位外国老太太，戴着棕色的小礼帽，帽子上插着一片失去光泽的羽毛；她蒙着深色的面纱，棕色衣裙样式老旧，袖口和肘部磨得发亮，半高跟旧皮鞋的鞋面起了皱，至于手里的小皮包，已经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人群中的她如此独特。只要她走过，摩肩接踵的行人会自动跟她拉开距离，就像在她的周围竖起了无形的篱笆，前后左右留出二、三呎的空间。从她微驼的背和缓慢的步伐，看得出她老了。没听她说过话，也未见过她藏在面纱后的容颜，不知她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有一天，我跟同学在放学的路上遇到了她，决定去跟踪，看她究竟住在哪幢房子里。我们放轻脚步，压低嗓音，自以为蹑手蹑脚，跟在她身后；老太太对我们视而不见，继续前行，不时驻足于各个店铺。隔着橱窗望进去，老太太在店铺里举起手，手上戴着深色的抽纱手套，指向她要的商品，一根红肠、两个罗宋面包、一小包方糖、几个橘子。我们在店铺外窃窃私语：“童话书上的老巫婆，是不是也戴着这样的手套？”店员用淡褐色的牛皮纸把东西包起来，纸包外扎了红色的细绳子，绳头打一个小圈，便于拎提。走走停停，老太太的纸包一个个多起来，而我们的耐心则一分分少下去。走过了商业区，老太太在一条僻静的小马路拐了弯，那里行人稀少，偶尔有一辆自行车缓行而过。在那条路的一头，摆了几个旧货摊，杂七杂八的老物件，陈旧昏暗，老板懒洋洋地坐在破旧的藤椅里，喝茶看报。老太太这会儿变成了魔术师，她的手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深蓝色的玻璃瓶，在阳光下，蓝玻璃发出瑰丽的光。她一动不动，注视了很久很久。我们不明白，一个玻璃瓶有什么可看的？这会儿，我们已经忘了要压低嗓音，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像一群麻雀。老太太终于放下了玻璃瓶，又放下了手中的牛皮纸包，从灰尘中捧出一个精致的捷克车料玻璃缸，在手中转动着，前后左右，细细打量。她的全神贯注让我们彻底丧失了耐心。一个伙伴沿着人行道边高出的街沿，夸张地跛行，渐行渐远，我们一个个紧紧跟上，一脚高一脚低，哈哈大笑，把旧货摊和老太太丢在脑后。在路口的拐角，不经意地回头，老太太手中的玻璃缸，正折射出七彩的光芒。老太太，有人说她是白俄；有人说她来自中欧；有人说她嫁给了中国人，后来成了寡妇；有人说她之所以戴面纱，是因为有个木头鼻子，这让我们联想到小木偶皮诺丘，说了谎，鼻子就会变长。童年，尽管周围的基调是红色的，但是残留下来的其他色彩尚未涤净，生活里有革命，也有童话。可是，红八月来了，红袖章、红书、红旗铺天盖地。旧货摊被砸了，老太太也不见了。她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我的记忆里，有一个孤独的身影。这个身影让一群孩子在红色世界里看到了不一样的颜色，虽然那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小点棕色。初次见到朋友的母亲陈老师是四十多年前，在大学图书馆的外语资料室，她跟那个年代的中年妇女一样，短发，一身蓝。我常去借书，发现她英文非常好，原来她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陈老师端庄谦和，举手投足，优雅从容。虽然经历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陈老师的外表彻底"无产阶级化"了，但终究跟一般人有所不同，由内而外散发出一股"贵气"。后来，陈老师退休了；再后来，我出国了，难得再见到她。然而，她女儿是我亲密的朋友，一直保持联系。陈老师退休后，忙着买汰烧（沪语：做家务），退休工资有限，需要算算用用，过着简朴的生活。二十多年前，朋友打算买车，那时上海的中年女性买车的不多。念及上海道路拥挤，停车麻烦，我劝她，打出租车比驾车更方便。朋友回答：“你说得有道理，可是，我总不能不如我妈妈吧？她会开车，我不会，太没面子了。”朋友低调，交往几十年，从未听她提及显赫的家世。陈老师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竟然会开车？难以想象，朴实的陈老师年轻时曾如此前卫时尚。偶遇朋友家的世交，才知道陈老师的父亲1949年前在政府高就，住在沪西独栋的花园洋房里，家境优渥。1949年后，新政府需要她父亲丰富的专业知识，邀他北上，去国务院某部担任了要职。陈老师留在上海，成了大学图书管理员。之后结婚成家，搬进了普通的教工宿舍，跟几户人家合用厨房和卫生间。丈夫是远洋轮的船长，常年在外，陈老师独自挑起培育儿女的重担。除了说话更细声细气，举止更彬彬有礼，她跟邻家女人一样，齐耳的短发，朴素的衣衫，早晨去菜场买菜，周末在搓板上洗衣服。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匮乏，让女人也变得粗砺了。电影院不再上映外国电影，服装店只出售列宁装，茶叶店的英国红茶早已脱销，西餐馆取消了法国大餐，改卖罗宋汤和罗宋面包，后来面包也不见了，只供应适合工农大众口味的馒头包子。陈老师忙着在各种思想改造学习班做自我批评，逐一放弃了任何有点儿"洋派"，或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爱好，如西洋的古典音乐、交谊舞、高跟鞋、加牛奶的英国下午茶，还有出门前一抹淡淡的唇膏。然而，有些习惯难以改变，朴素的衣服是淮海路上的新世界时装店定制的，黑色的皮鞋来自南京西路的蓝棠皮鞋店，理发要去红玫瑰，只有细心的上海人才看得出低调朴素中的精致。白驹过隙，陈老师就这样过了大半辈子。几年前，丈夫去世了，她住进了养老院。前几天，老太太要过97岁生日了，朋友不知该送母亲一份什么样的生日礼物。苦思冥想，忆起八十年代，国门刚开了一条缝，父亲从海外归来，特意为母亲带了一瓶香奈儿香水。母亲很是喜欢，像是重回芳华，喷一点儿，幽幽的暗香，淡淡的优雅。香奈儿香水放在陈老师的床头柜上。经过了洪水猛兽般的革命和思想改造，香奈儿的残香，是往日时光留下的一抹痕迹。落日余晖里，淡黄色的香水给陈老师的下午带来了怀旧的温情。十二月底，父亲忌日的前夕，不期读到了一篇回忆老上海的文章。作者曾经居住在杨树浦一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 “华忻坊”里。近几年，这条弄堂被拆了，因为要兴建北外滩。作者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访问了断垣残壁和高低不平的拆迁现场，找到了自己家的老宅，以及一所童年时代深深吸引过他的小学旧址。跟随着作者的文字和图片，我见到了那所小学，那所我父亲1942年办的小学。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占领了上海的租界。此前，虽然上海沦陷了，但租界犹存，成了相对自由的 “孤岛”。当时，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南浸信会之下的沪东公社在上海开办了几所女工夜校，帮助女工识字明理，以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租界沦陷后，女青年会总部迁往内地，上海的女工夜校全部停办。那时候，我父亲在沪东公社工作，便以他个人名义在杨树浦筹办工人夜校。之所以选择杨树浦，是因为那里是工厂区，有棉纺厂、机器厂、肥皂厂、发电厂、煤气厂等。为解决夜校的场所和经费，父亲办了一所小学，以小学养夜校。父亲的这段历史，记载在上海的官方刊物和网站上，用的是官方语言，正式冰冷，而我看到的这篇回忆文章读起来却很亲切。作者的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丈夫去世后，离乡背井从宁波老家来到上海，在一位同乡家帮佣。后来全家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就搬到杨树浦的大弄堂去居住。他祖母经常参加沪东教会的活动，经教友的介绍，进了我父亲办的小学做校工。作者回忆，校长三十刚出头，戴近视眼镜，穿简便洋装，中等个头，与人交谈轻声细语，和颜悦色。他总是全神贯注倾听别人诉说，偶尔用手托一托镜架，微微点头，仪态和蔼恳切，给人温暖的感觉。我仿佛又见到了父亲，虽然文字中的父亲年轻、单身，但是与我记忆中的中年父亲差别不大，只是简便洋装换成了蓝色的中山装。作者的祖母勤快能干，进学校后，敲钟看门，油印装订，打扫卫生，为学校老师买菜做午饭，里里外外干得十分利索。由于她任劳任怨，早来晚归，以校为家，我父亲相当赏识感激她。得知她家贫寒，便破格免费让她的大孙子（作者的大哥）来校读书。除了免学费，父亲免费为他提供课本文具。每逢春游，也免交远足费，而且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领取各种点心。作者回忆说：“庄校长如此关心我们，祖母感激涕零，经常在家念叨他的恩泽，要我们感恩勿忘。”作者的祖母去世七十多年了，我的父亲也去世五十多年了。作者步入老年，却依旧牢记祖母的话，动笔写下了这段经历。这段往事不仅让我瞥到了父亲年轻时的模样，更令我为老一辈人的赤忱仁义而感动。老弄堂的故人、旧事，带来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感怀。（作者注：这几篇短文曾陆续刊登于《世界日报》，本文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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