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丨明若水：大半辈子三番五次学外语，最终空空如也

作者：明若水

从上世纪70年代读中学开始，外语一直像云雾一样笼罩着我，我在俄语、日语、英语的迷雾里三番五次地穿行了几十年，最终还是空空如也，一无所获。

第一次接触外语，是我随父母在文革中走“五七道路”，从农村的小山沟返回城市，上中小学“九年制”八年级的时候。

农村小山沟里的学校没有外语课，外语在我头脑里完全没有概念。回到城市中学上学的第一天，课程安排就有俄语课。同学们已经学习一年俄语了，跟着老师，拿着书本，在课堂上朗朗地读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我呆若木鸡，十分尴尬，傻傻地坐在教室里，不知道该怎么才好？

回到家里，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做教师的爸爸。爸爸从学校俄语老师那里，给我借来一本一年级的俄语课本，这个老师还教我念了几遍字母。我在那些字母的后边，小心地标上了发音比较接近的中文字，在课余时间一边写这些字母，一边练习发音，对这些字母慢慢就认识了，熟悉了。

那个年代，外语课的教学进度不是很快，虽然同学们已经学了一年，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也磕磕绊绊地跟上去了。学期末，我的俄语考试竟然得了95分。那时的考试方式，是在老师面前读一篇课文。我把课文标上中文，平时练习了几遍，考试时读得还比较流利。

刚学了半年的俄语，学校就开始批判师道尊严，反潮流的浪潮袭来，外语课停止了，俄语学习结束了。

我们开始参加学工学农的劳动，一年后中学毕业时，把曾经学过俄语完全忘掉了，字母都不认识了。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用不着外语，我们挎着黄书包，背着行李，戴起草帽，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去了。

我第二次学外语，是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了中医班。中医班的医古文和外语同等级，外语课不受重视，我们学外语主要依靠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日语讲座。我买了一套教材，上了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日语函授班，每天一有时间就听这个讲座。我不太喜欢中医这个专业，当时就想着毕业后去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要考研，外语就很重要，所以，我天天沉浸在日语的单词和课文里，很下了一些功夫。

可惜好景不长，学过50个日语音图之后，医学专业的功课日益增多起来。尤其是基础课程的各种临床操作，要到实验室做实验，忙得不可开交，只好放弃了难度越来越大的日语学习，一心扑在医学专业课程上，一段时间的日语学习就此划上了句号。

五年后开始临床实习，我来到了被分配的医院。恰好，医院为了加强中日交流，办了一个日语学习班，每周学习三次，每次学习两小时。参加学习的是医院选拔的医生，有20多人，教材是医用日语基础，是当时医学院校的大学教材。我很渴望参加这个学习班，但没有资格，于是就发挥当年红小兵的勇敢精神，和另一个同学一起，未经许可就直接走进学习班的课堂，在后面的空位子上坐下来，跟学员们一起学习。时间长了，我俩就被默认为是这个班的学员了。

通过一年半的学习，我俩学完了这门课程，考试合格。这时，我也拿到了中医班的毕业证书，于是，就去医务处开介绍信，准备报考研究生。但医务处长告知，医院要研究决定后，才能给开介绍信。我耐心等待了两周，得到的通知是，必须临床工作五年之后才可以报考研究生，而且只能报考与工作相同的临床专业。这个决定，彻底断送了我离开医院临床工作的梦想，只好乖乖地做临床工作，再次告别了外语学习。

做了几年的临床医生后，我不满足自己的专业水平，想方设法争取到上级医院进修，终于联系到了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广安门医院。1995年春天，我提着行李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广安门医院，开始进行中医专业进修。

没想到，这一次又和外语撞了个满怀。中医研究院有不少外国学生，我进修的科室和英国的一个医疗机构有联系，能互派医生。一些来自英国的医生和我们一起跟着老师进行临床诊疗，每天听着他们和老师说我听不懂的英语。我虽然不懂英语，但通过打手势，也可以和他们进行简单的交流，还能帮助他们把比较生僻的中药名字写在本子上。老师和他们用英语对话，他们之间的交流没有障碍，只有我像小傻子一样，坐在旁边干瞪眼，明显地感到了不懂英语的尴尬。

有一次，老师去会诊一个台湾病人，我想台湾人肯定是懂中文的，我就跟着老师去采写病志。结果，到了特诊室才发现，这个台湾病人讲的全是英语，老师在诊疗中也说的是英语。我拿着空空的病志本，一个字也记不下来。平时，老师诊疗时的病志和处方，都是由学生来写的，老师看我写不下来，只好把病志拿过去自己写。

每当给外宾看病时，我就像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学生，既写不上病志，也开不上处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医生。尤其是自己在病房独立看管病人的时候，更是困难和尴尬。

有一个患者叫小林正二，日本人，住在外宾区，我是他的住院医生。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我不得不把原来学过的一些日语重新捡起来。我和主任拿了一本日语词典，主任陪我去采病史，我连比划带说简单的日语，再用笔和他交谈，终于采集了他的病史，知道他四岁时就患有湿疹，用过水杨酸类的制剂，治疗效果不好。虽然我把病志勉强写下来了，但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不懂外语的缺陷。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小林正二的湿疹明显好转，顺利出院。他回国后，还给我寄来明信片表示感谢。

在进修学习期间，我们每周要去协和医院参加医学会诊。我们先看病志，看患者，看化验，看显微镜下的病理，然后坐在教室里进行病例讨论。协和的主任要求病历讨论时一律用英语，他们的研究生汇报病历也必须说英语，医生提问和学生回答都要用英语，老师还不断地纠正学生回答时的英语错误。面对这些让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我每次只能远远地坐在后边躲着，生怕老师让我回答问题。不能用英语回答问题，老师不仅要批评，还会问是从哪个医院来的？我不想给我们医院丢脸，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英语。

回到医院后，我拿起儿子用过的初中英语课本，从第一课音标开始学习，还报名参加了社会上的一个英语学习班。因为我要在医院值夜班和白班，周六周日也有值班的时候，对在学习班的学习很受影响，于是，我就买了一盘音标的录音带和一本音标书，每天一有空就对着录音机学习。我还到大学门口请了一个学生给我做家教。她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她问我你家孩子多大？我说，不是孩子学，是我学，那个学生感到很意外。我带她到我的办公室，一对一、一字一字地教我读英语。这个学生来自农村，我感觉她的发音不太准确。有一次，和我同一个病区的李医生听到我在学英语，就对我说，姐，你不用请家教了，我教你吧，那个孩子英语说得还没我好呢。于是，我辞了这个家教，跟着李医生磕磕绊绊地开始学英文，背英文。

不久，医院办了英语提高班，有了语音教室，要招收20个有英语基础的医生去学习。班上请来英语专业的老师，全部用英语授课。我不够条件，只能望洋兴叹 。我们科室有个年轻医生，英语非常好，她参加了英语提高班的学习，也要把我拉入那个班去。班里有一个同学没来，有一个空位，我就乘虚而入，占用了那个同学的座位。我第一次坐在语音桌前学习，又好奇又兴奋，像第一天入学的小学生。老师进入教室之后，全部用英语讲课，我一句也听不懂，好像一下子就出国了，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堂课45分钟，我觉得时间是那样的漫长。我戴着耳机，在昏昏蒙蒙中盼到了下课。同事鼓励我说，你天天去听听，时间长了就可以听懂了，但我再也没有勇气去踏入语音教室了。

2000年，各医学院开始招收在职研究生，我也圆了读研究生的梦想。研究生班不需要专门上外语课，只要结业时外语考试合格就行。这样一来，我原来学的那点外语还派上了用场，顺利地通过了结业考试。

大半辈子以来，在学习和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时断时续、一波三折地围绕着外语转了好多圈，俄语、日语、英语都学过，但最终还是迷上了中国古典的黄帝内经和易经，迷上了汉译国外哲学名著，把那些外语彻底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然，在那些用心学习外语的日子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寒冷的冬季下班以后，黑蒙蒙地，我踏着大雪，去英语班上课；不会忘记跟着小学生一起去读李雷、韩梅梅；不会忘记医院我办公室里的复读机，不时地放着电视英语或新概念英语的磁带。这一次次的学习，充实了我青年、中年时期的工作和生活，我每天都有新的期待。我虽然最终也没有学会一门外语，但一颗热情追求的心，让我在人生之旅上一直前行，绝无懈怠，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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