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丨王晋：我用上大学名额换了一盒电池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1978年北京天安门留影

王晋, 1957年生于山西芮城, 1977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攻读本科,1985年考入中科院光电所获硕士学位。先后从事过教学、科研和外企高管工作。现退休。

原题

1976年，我用上大学

名额换了一盒电池

作者：王晋

1974年初，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需要在农村接受两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才有资格参加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当时的招生不考试，基本方针是“本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查”，听起来逻辑性很强，其实“本人报名”和“学校审查”纯属摆设，最关键的是中间两条。具体操作起来，“群众推荐”也与群众没什么关系，而是由大队和公社两级领导说了算，而所谓的“领导批准”其实就是县教育局，或称“招生办”最终决定。

那时的招生名额是按计划分配到地方的，农村是到公社一级。公社报送到县招办的名单已经是无差额的“推荐”结果了。县招办最后批准人选，并进行志愿分配，就是指定学校和专业。

不难看出来，这样一种操作，只要和领导关系近就有希望，领导子弟不仅能上，而且能上好大学，我们县1975年招生时，最好的大学和专业分给了教育局长的儿子。

1976年秋招生时，我已经回乡两年半，符合报名条件。我当时是大队的民兵连长，不仅是村里的“三把手”，而且与公社干部们也混得挺熟，所以很轻松地就得到了一个名额，被上报到了县招生办。为了分到一个好点儿的志愿，我又费了一番工夫找到了县教育局的一位领导。他在办公室里给我展示了一张表，那是分配给本县的所有招生学校和专业。

遗憾的是，少数我比较满意的志愿都已经名花有主，被人内定了，我可选择的只有那些农林、师范类了。我的心情顿时由三伏天掉进了冰窟窿，哇凉哇凉的，难于接受。

那年招生工农兵学员也与以往不同，推出了一个新的毕业分配政策，叫“厂来厂去，社来社去，哪来哪去”，简称“三来三去”。所以针对农村生源，计划指标就主要是农林、师范类专业。这个和我的兴趣愿望相差太远，我一咬牙一跺脚，决定不上了，再等一年。

我一旦放弃不上，就等于把机会让给别人。本公社空出一名额，就需要再补充一位。想替补我的也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她父亲在县商业局当干部，也是有实权的人。那年头，物资供应匮乏，许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特别是自行车和缝纫机，在农村那真是奇货可居。而这位领导就掌控着这些供应票的发放，按说能量不是一般的大，但由于在大队一级竞争中，输给了支书的女儿，公社和县里的关系也用不上了。

我要放弃上学名额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托人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先热情地招待我吃了一盘饺子，然后谈起正事。他说他已经联系好了，只要我去招生办，写一份自愿放弃的声明，后面她女儿的事就可以按部就班地操作了。

看我顺利地答应了，他不安的表情才放松下来，最后问我“你需要买什么东西吗？” 这明显是要感谢我一下的意思。但可惜我没钱，买不起大件，盘算了一下自己的经济实力后，我就说“买一盒电池吧”。就是那种一号电池，十节一包装盒的，电池在当时也是稀缺商品。他说“好，您稍等一下！”出去一会儿就拿来了，而且执意不肯收我的钱，也是够意思了。

当我走进县招办的办公室，提出要放弃上学时，满屋子的人全都惊呆了，用呆若木鸡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屋里大部分人都是考生家长或关系人，人家都是来询问招生进展情况，生怕出了什么意外，煮熟的鸭子再飞了呢。这别人打破头都要挤进来的事，没想到还有人自己要求退出去？肯定是脑子进水了，没有别的解释。

一位干部拿出一张办公纸，让我写一份自动放弃招生名额的声明，并且要说明原因。我一想，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也不能把明年的路给堵死了。于是理由就成了“自己感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有两年，时间太短，希望再干一年，争取更大的进步。”撂下笔，我大义凛然而去。

1977年，恢复了高考，择优录取。得到消息后我就积极备战，心里明白这次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人了。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工业学院，学校没有公布专业，我只认准“工业”两字，这才是我的职业兴趣和愿望。最后的结果也是如愿以偿，我的母校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

后来得知，我的那位高中女同学1976年并没有用上我的名额，她在县上又被别人挤掉了，真是世事难料。

王晋专列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