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高峰：票友老穆，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2-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90年代的作者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原题

往事拾遗

票友

作者：高峰

当别人第一次告诉我老穆是评剧票友的时候，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想到了戏台上的小丑。

对于戏剧我虽然谈不上懂行，但是那时候的剧目有限，电视、电台每日里翻来覆去的就是那八个样板戏，对于剧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从贯穿始终的主角，到只有一句台词的配角，他们的每一句念白，每一段唱腔我都可以朗朗上口，对于生旦净末丑的舞台分工也不陌生。

具体到评剧嘛，我顺着京剧的路数也可以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猜老穆是丑角也算是有根有据的。先从他的长相说起，四个字——尖嘴猴腮。老穆的面相几乎有些猥琐，高颧骨、尖下巴、粗短眉、黑肤色；再看看他的身量，瘦小枯干、佝偻着背，因为病态，走路的时候双腿弯曲着，就像武丑在台上走蹲步。

可别人告诉我，老穆以前是演须生的，还是正派老生，我几乎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就凭他的模样扮演老生？还是正派老生？那还不得把郭建光演成刁小三了！可是一听他亮嗓儿，我信了。

这一日，老穆坐在工厂传达室对面的墙根儿底下晒太阳，几个平日里熟络的工友和他嬉笑：“老穆，憋得慌吧？来一段！”

老穆估计也是好多日子找不着听众了，毫不扭捏：“那就来段《小借年》”。

他张口唱出了“日落黄昏风凄凄……”,第二句还没接上，就被看门的大爷喝住了：“停！停！打住！在我门口唱这些封资修的玩意儿，你这是砸我饭碗哪！”

“那就换一段革命的！”老穆为了开台，怎么都能就合。这次开腔唱的是《夺印》里面的何书记：“你不撞南墙不回头，你不着蛇咬不动心，你被人引上了独木桥，叫你喊你，你不回头……”吐字清晰流畅，嗓音奔放高亢、华彩俊逸，曲调大起大落、跌宕有序……我站在一旁愣住了，这嗓音、这唱功，了不得啊！

工友们告诉我：“这老穆年轻时专攻老生，虽然是票友，在北京城里也曾经算得上是一号人物哪！他现在这个样子，是被病拿的，如果他挺直了身子，脸上再长些肉，皮肤上的黑色褪去，就是另外一个模样。”我再一次细细打量他，发现他的五官其实并不丑，那双眼睛几乎说得上是俊美，眼球黑白分明、明亮有光，和你对视的时候，甚至带着几分穿透力。我努力想象着，倒退二十年，他或许真的是个美男子。

老穆是这个厂子里的老人了，打从十八岁进厂到现在，已经干了小二十年，疾病缠身也有快十年了，只不过这二年越来越加重，离开双拐已经不能行走了。他的老婆孩子都在乡下，自己一直住在厂子的单身宿舍里，现在到了几乎无法料理自己生活的程度，肮脏多病，没有人愿意和他同住一间宿舍，加上他又不能上下楼梯，所以就独自一个人搬到了工厂大门口的木板房里，隔壁就是木工房。这几间简易房说是工厂的，可是盖在大门外，夜间厂区关大门，板房就被隔离在工厂以外，这给了老穆充分的自由，也为他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工厂的食堂就在大门以里，离老穆的住处很近。我那时在食堂里做炊事员，也就是说，和老穆算是街坊，一来二去的，我和老穆熟络起来。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职工开饭前就来到食堂，虽然食堂到板房只有二十米远，可他架着双拐是没有办法把饭端回去的，所以他是打好饭在餐厅吃完再回板房。后来是他的脏臭让所有人都无法忍受，在公共食堂吃饭似乎不妥，于是总务科长找到食堂管理员：“老穆在餐厅吃饭大伙儿有反映，提前开伙不算，主要是个人卫生太差，你安排个人给他送饭吧。”于是，管理员把这个活儿派给了我。

第一次进老穆的板房，吓了我一跳，世上还有这么脏乱破的家？！我是在乡下生活过的，什么样的脏屋子都住过，什么样的穷光景都看见过，什么样的污秽气味都闻到过，可这里……没有床，老穆的床是几层砖加上一层木板，稻草算是床垫，被褥枕头堆放在床头，污浊得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床头柜是一摞砖头，一个小木头板凳，一只硕大的木板箱——机器的包装箱改的，一副碗筷、一个脸盆、一只暖瓶，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这以后，每日三餐由我从食堂打来，送到老穆这个猪狗不如的窝里。每一次进出他的家，都会使我增加几分难过，我几乎后悔接下这么一件糟心的差事，劝慰自己“谁叫你拿着厂里的薪水呢，领导派下来的活儿，不干也不行啊，就当每天是在喂一头猪吧。”干了些日子，我发现这件事远比喂一头猪来得复杂，既然是打饭送饭，就要收饭票，于是代买饭票的事情是我的，买饭票需要钱，于是去财务科代领工资，去总务科代领各种劳保用品，去卫生室代领药品，替老穆给家里人按月汇钱、寄信……

我曾经试图把老穆的窝收拾得干净些，但是我个人能做的事情实在是有限，那些脏污的被褥我不能拿到食堂里去洗，街道洗衣站根本不收，只好求厂里的临时工大姐代劳。好在老穆乐意出钱，一床被子拆洗缝要一块钱，褥子五角钱，洗一身衣服也要两毛钱，饶是这样，还没有人乐意干，因为太脏！

邻居木工给面子，帮忙打了木箱子、小桌椅、床头柜。木匠师傅挺够意思：“都是厂里的材料、上班的时间，又是给厂里的人用，我这不过就是送个顺水人情。”我这个小厨师觉着对一切帮忙的人都欠着人情，除了说一堆不值钱的感激话，卖饭菜的时候多给舀一点儿是必须的。

老穆所有的事都毫无保留地麻烦我，可只有一件事，永远不让我碰，就是他上厕所。工厂的厕所都在楼里，他的腿脚上一级台阶都困难，进不去，工厂外面又没有厕所；而且那年头还没有坐便器，他是用不了蹲坑的，好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厂里的领导也没人知道, 直到有一天……

炊事员都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工厂外面就是青年湖，有一大片水域，有鱼，我们几个坏小子常常借着月色去湖里偷钓。这一晚，我们常规出笼，夜晚的湖边，万籁寂静，偶尔传来几声蛙叫、几声虫鸣，夜幕笼罩下的园林，看不到一个活动的生命。突然，我们发现在靠近工厂围墙的树林深处有个黑影在蠕动，体型硕大像是一只巨鳄，我们在惊恐中心生警惕：“那里是工厂的木工房，莫不会……？”

我们跑上前，打开手电，把光亮聚焦在“巨鳄”身上，不觉都呆住了，是老穆！只见他趴在地上，正在用一把小铲挖开地面的土，旁边一个小桶，里面是人的排泄物。我们几个坏小子，整日里吃饱喝足、却干着偷鸡摸狗事的坏小子，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们，看着眼前的情景，哭了。

我们把老穆搀扶回板房前，在明亮的月色下，开了一个“反动会议”，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终于设计出了一套坏招儿，一场阴谋。

工厂党总支书记原来是部里的处长，不知道什么因由平调到我们厂里当书记，从部里下到基层厂里，怎么想也是被下放，不过没有人敢问他是什么个心情。工厂书记，在我们这几百号人眼里，至高无上、代表组织、代表党！

书记每天上下班是有专车接送的，还记得那是一辆苏联的老吉姆。那一日，就在书记专车刚刚要驶进工厂大门时，老穆跌跌撞撞地奔吉姆扑了过去，看门大叔吓坏了，上班的工人吓呆了，我在食堂隔着玻璃窗看着心脏止不住地疾跳，好在司机机敏，及时踩住了刹车。老穆拍打着汽车的前盖，高喊着“请书记下车！请书记下车！”

党书记下得车来，不明所以地看着老穆。他刚调来不久，还不知道这位“拦路虎”是何许人也？“请书记到寒舍一坐！”老穆拿着戏腔说道，随即用手指向身后的木板房。党书记在踏入板房门之前，绝对想不到这里会住着人，眼前这位拄着拐的汉子为什么称其为“寒舍”？他带着几分好奇走上前，推开了屋门，随即又后退了几步，估计是屋内的污秽气浪把书记推挤出来了吧。

正当书记打愣期间，我适时地站在了书记的身边：“这就是穆师傅的宿舍，他是咱们厂的老人了，现在生病行动不便，不能住在楼上的集体宿舍里，总务科给安排住在了这里。”

“你是？”书记满脸狐疑地看着我，他自然更不会认识我。

“食堂的炊事员，您叫我小高就行，我负责一日三餐给穆师傅送饭，组织上安排的。”我把预备好的台词背了一遍，挺流利，还带着几分卑谦。

书记用警惕的目光盯着我看了半天，嘴里重复着我的话：“组织上安排的？”

“对，总务科长和食堂管理员布置给我的工作，在我这儿，他们就是组织。”

“那你跟我到楼上来一趟。”书记命令道，转过来身来对着“拦路虎”老穆说道：“我了解一下情况，你要相信组织，党关心每一位职工。”

当我来到党书记的办公室时，总务科长李、食堂管理员张都候在那里了。每个人逐个汇报，轮到我时，我紧张得不行，端坐在椅子上，脊柱和椅子面保持着九十度直角，一口气把烂熟于心的另一段台词（老穆的惨状）背诵了一遍，一字不错，头上冒出来不知道多少汗，心里哆嗦着，不敢抬起眼皮来看任何人，像是个被审讯的犯罪嫌疑人。

宿舍、木板房、病号儿都归总务科管，拦路虎老穆今天的表现无疑是在告总务科长的黑状。书记代表党严厉批评了科长：“穆师傅是我们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份子，我们作为党员、干部有责任关心他、照顾他。他现在这个生存状态，要是被部里领导看到了，你我都得受批判，给个党纪处分也是可能的。从此刻起，我把穆师傅的事情就交给你了。”科长唯唯诺诺点头称是。谈话中，书记的脸始终板着，科长的脸始终黑着。我知道,在科长手下，我从今往后，怕是短不了小鞋穿了。

五分钟后，第二次座谈会在食堂召开，总务科长李是最高领导，管理员和我是群众。科长诚恳表扬了我：“小高同志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给穆师傅送饭，表现出了革命同志对革命同志的关心爱护，很好！今后要继续发扬下去，照顾老穆同志的工作以后就交给你了。”

我面露难色：“我能做什么？我整日里在食堂上班，洗菜做饭，难道您让我先去给老穆端屎端尿，然后再回来为全厂工人揉馒头？”

“年轻人想问题太片面，你不是还有下班时间吗？”领导干部级别高，智慧程度也高，我说不过他，只好在心里把科长李的妈妈、奶奶、祖宗问候了一个遍，然后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我把自己接受的光荣使命告诉了老穆，苦笑着对他说：“歪主意是我出的，可是歪打正着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得！咱哥俩就这么凑合着混吧！我尽力，你也就合着点儿，尽量少遭罪。”

老穆想了想说：“兄弟，我不能牵连上你，甭犯愁，我有办法。”他脸上闪烁着仗义的光，眼睛里裹挟着诡异。

几天后的又一个早上，还是书记那辆吉姆汽车，还是在工厂大门口，老穆再一次扑了上去。当司机把车刹住的一刹那，老穆把手上的一个纸包摔在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纸包炸裂开，里面的宝贝涂溅了满世界，稀粘、色黄、恶臭。

围观的人瞬间自动散开，尖叫：“太恶心啦！”

“老穆怎么能这样对待书记！”

“把老穆送去保卫科，送去公安局！”

书记没吱一声下得车来，走向抛粪的拦路虎：“穆师傅，怎么回事？不是都由李科长安排好了吗？”

老穆愤愤不平地喊着：“安排什么好了，他让他来照顾我，他整日里在食堂洗菜做饭，顾得上我么？白天我就不拉屎撒尿啦？”老穆说的第一个他是科长，第二个他是我，有点儿绕脖子，可是书记听明白了其中的人物关系，也意识到揉馒头和端屎尿不应该是同一双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穆师傅，我亲自管这件事！”走了。

一个上午，整个厂区都处在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中，书记的“我亲自管这件事！”太有深意了，难不成书记要亲自上手给老穆端屎尿？那个年月，出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掏粪工人可以当人民代表，党的书记为什么不能当掏粪工人？

总务科长紧张了：“书记要是亲自给老穆端屎盆，我这个科长还不得给老穆洗脚洗屁股？”

老穆自己也有几分含糊：“书记给我端屎尿，我以后还敢吃喝吗？”

当天下午，扫厕所的清洁工冷师傅走进了老穆的木板房：“穆师傅，以后您这里的卫生归我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扫厕所的负责打扫老穆的“猪窝”，搭！

冷师傅姓冷，心肠可不冷，对老穆像是自家兄弟，打那以后，老穆的屎尿有人端了，屋里干净了许多，身上也没有臭味了！

我还是照常给老穆送饭，看着他比以前干净了不知多少倍的屋子，感慨：“你现在活得像个人样了。”

“知足吧！就是给老弟你脸上抹了一把黑，你要是想在这个厂子里入党，怕是难了。别看科长嘴上表扬你，肚子里可揣着坏呢。”

“我知道，从打一进这个工厂的大门，我就不想入党的事了。”我告诉他。

我和老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主动告诉我当年“玩票儿”的事，我一直特想知道。

唱评戏当票友还得倒回去二十年说。那时候部里面提倡搞职工业余文化活动，恰好一位大领导的夫人，半老徐娘的年岁，在机关里做着个闲职，而且曾经就是下过海的评剧旦角。跟着丈夫走南闯北了几年，把功夫撂荒了，不能再重返舞台，心中可一直怀念着年轻时的风采。借这个机会，办了一个职工业余评剧团，她兼编剧、团长、导演于一身，姓栾，我们姑且称她为“栾导”吧。

老穆初来北京的时候只有十八岁，他来自河北的乡间，在他的老家里，是个人都会哼上几句莲花落，他也耳濡目染地会了不少。来评剧团考试的时候，他的一段《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开封堂上，听我把话细说端详……”把个栾导彻底震撼了：“民间还有这等高级的票友，那些个天天登台的角儿也不过如此。”从此老穆成了真票友。对了，他的全名叫穆占奎，好威武的名字，穆占奎就这样登上了舞台。

我们说过了，老穆长得不磕碜，年轻时更有着几分俊美，加上有底蕴的唱功，没多少日子，就成了剧团里的台柱子。在栾导的调教下，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戏路子——马派，就是学唱评剧名家马泰。那年月还没有录音机这类玩意儿，唯一的音响师傅是唱片机。唱片机这类洋东西青年穆占奎怕是连见都没见过，更别说跟着学戏了。栾导的丈夫是大官，两口子一个月挣好几百块钱，家里自然是买得起留声机，她把留声机搬到剧团里，于是，穆青年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留声机，第一次触摸到了胶木唱片，第一次听到了从那个木匣匣里传出来的马泰的浑厚唱腔。

评剧名家马泰（网图）

穆青年有了留声机里师傅的唱腔教授，有栾导的现场辅导，须生的能耐水平眼见得往起了涨。他演《向阳商店》，他演《夺印》，他演《千万不要忘记》，全是主角，全是男一号。在行业里得奖，在市里得奖，跑去外地汇演还是得奖，他的大头照片印在海报上，贴在剧院门口，镶在工厂的报刊栏中，挂在无数二级票友的家里，他红了，成了角儿！

“那时候，我最感激的人是栾导，没有她，我一个会哼几句莲花落的乡下孩子怎么能混成角儿！”老穆如是说：“我打从内心认定，她就是我的再生爹娘，她让我做什么都行，我都愿意。”老穆由衷地发誓。

“她都让你做什么了？”我似乎听出来弦外有音。

“她让我偷摸地给她唱老戏。”

“唱老戏？”我没听明白。

“就是不让唱的那些老戏，像《小借年》《包公案》《西厢记》。”

我似乎明白了：“她是国家干部，在朗朗晴空下导演《千万不要忘记》，在背地里回味封建腐朽，你还百依百顺地跟着上道儿？！”

“我也知道这么着会犯错误，可我是心甘情愿的，她最喜欢听《小借年》，开头我没觉得怎么样，慢慢地，自己竟钻进戏文里去了，我觉得那就是给我写的词，就是说我呢。”

“什么戏词？”我没听过《小借年》。

“就是讲穷人家的男子日子有多么难过，心里有多么的自卑。”

“戏都是古人瞎编的，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过过那样的日子，手心朝上去向人讨要。你知道，到后来，我一唱，就成了一连串的勾勾。”

“勾勾？”我没听懂。

“对，勾勾，戏文让我想到过去，由过去想到现在，再由现在想到栾导。没有她这个大恩人，我兴许一辈子都是那个没人瞧得起的穷小子，就算是在北京城里当工人，也是个下苦力没出息的，是她让我活成了个人样！”老穆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都下来了，没有半点的虚伪做作！

我想：“只要人活着，就要吃饭，就要穿衣，就要睡觉，就要取暖，所以痛苦最原初的形式是穷，人穷了，就得为生活操劳，就得为生存努力，可是等到你摆脱贫困之后，痛苦还是没有消失。而是又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性欲、情欲、名欲等等。人真像是一团燃烧的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一旦得到了满足，就会留恋，人就在痛苦和留恋之间摇摆。一边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一边是欲望满足之后的害怕失去，如此周而复始。”

后来的事我没再问他，因为已经陆陆续续地从旁人那里听说了许多，穆青年对大恩人掏心掏肺的膜拜，最后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事情暴露了，大领导自然不甘心顶上绿帽子，收拾个小工人还不就是个踩死蚂蚁的事！厂里要把穆青年送公安局，还是栾导出面打了招呼：“没有小穆的事！”

据说当年如何结案颇给厂长出了难题，一边是大领导，一边是大领导夫人，都不好得罪，开罪了哪一方都有后患。最后还是厂领导集体智慧：“看他们两口子是否离婚，如若离婚，那夫人自然成了落架的凤凰，就听大领导的，严办穆青年；反过来，就悄没声儿地拉倒算了。人家是大官，满世界嚷嚷他戴绿帽子也不妥！”

“结果呢？”我问。

“他俩没离婚，厂子也没把咱怎么着，我回到厂里继续下苦力，挣钱吃饭。戏是没得唱了，对象更是找不着，本系统里的姑娘没人敢沾我，外面的姑娘谈一个吹一个，因为一谈婚论嫁，女方的组织会来做外调。厂里的领导谁敢成全我的婚事？那个女的还在呐！”老穆笑了，笑里不乏苦涩。我也笑了，甜和酸的距离原来这么近！

“你恨那个女人吗？”我问。

“谈不上吧，她给了我好多，这其中有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但是她把我从乡下带来的那股清爽劲儿给毁了，一辈子都毁了，在一切知道我穆占奎的人眼里，我是狗事巴结权贵的人，是个偷娘们儿的人！”说这话时，他眼里有泪。

“人就是这样，快乐难得，本该记忆深刻，事实却又相反，人们往往更容易记住痛苦和不幸。就说你俩感情这事，愉悦的事情那么多，可是只要它的结尾是苦涩的，这苦涩就成了记忆的全部。”我说。

“像我这样的人，本就没有资格去谈情说爱，更不要说有如此天差地别的男女。我一开始，真没敢上赶着，我只是想着报答她，一来二去的，把自己陷了进去，把一切都变成了苦！”老穆像是在反省。

“苦不是个好东西，可又躲不过去，人是哭着来到世上的，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甜是驿站，苦是路程，可人在路程上的时间，比呆在驿站里不知长着多少倍。在驿站里，你可以喘口气歇息一下，但是之后还是要继续赶路，还得吃苦！咱们这样的小人物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两个驿站之间离得近一点。你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我说。

老穆点点头：“苦人，一旦和有权势的掺合到了一起，就更没好！这就好比一个小虫子掉进了一摊溶化了的膘胶里，无论你怎样挣巴，也脱不了身，到死都脱不了身！我看这世上的人分两部儿，这边儿的，那边儿的，两部儿人到死都裹不到一块儿去。”

“两部儿人？”我没听明白。

“对，两部儿人，有权有势的包括栾导算一部儿人，我这样下苦力的、乡下的穷亲戚们算另一部儿人；他们那边的人少，可是势力大，攥着别人的生死，我们这边的人多，可全是小草民，任别人摆弄。那边的人想过来，是玩玩、是胡闹！这边的人想过去，是作死、是贪想！”

“你这道理听着新鲜，咂摸起来好像真是这么回事。”我点点头。

“你慢慢品吧，再长些个年岁，就懂我说的了。”

“那咱厂书记算哪边儿的人呢？”我问他。

“说不大好，看他做事还挺仁义的，可我知道他要是真想过到这边来，怕是得有苦果子尝。你别看那个李科长官不大，他可是那边的人，而且一辈子会挤在那边，就是被挤兑死也不会过来。”

“那你看我是哪边的人呢？”

“你当然是这边的，咱们这边的。”

我牵起老穆的手，使劲握了握，他说得对，我也是这边的，也是个任别人摆弄的小人物。

那年的夏天，老穆的家属从乡下来探亲，他的媳妇和两个孩子，带着一堆大布包小口袋。老穆的媳妇是乡村小学里的教师，不拿工资的那种，我插队的村里就有，有编制的老师不够用，于是就派生出好多“民办教师”。当这类老师不需要谁批准，村干部和学校校长点头就行，除了拿工分，福利还多着寒暑假。

穆太太乍一看，你吃不准她是老穆的什么人，像是姐姐，又像是姑姑，直到听见两个孩子管老穆叫爸爸，管她喊妈，你才能断定她是穆太太。穆太太除了年岁显大，长得不算十分难看，只是有些发板。动作发板，和人打招呼点头时会带着腰以上的身体一起前倾，更像是鞠躬；脸上的表情发板，不笑；说话倒是十分的和气，我们管她叫大嫂。

大嫂挺勤快，来了以后操持起了一切，我和冷师傅都歇班儿了。老穆的日子明显滋润了许多，小屋子收拾得更干净了，老穆不但隔几日就张罗着洗一回脚，每天还知道刷牙洗脸刮胡子。

我逗他：“老穆，久别胜新婚，你这如同娶新媳妇了！”老穆不搭话，光笑，笑得有几分勉强。

老婆孩子在的时候，老穆吃得好，穿得整齐，洗漱得干净，可是人却瘦了许多，腰比以前塌得更厉害了。看门大爷发了感慨：“老穆这是快没命了！”我好长时间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后来，大嫂带着孩子回乡下了，再也没有来过。

好多年以后，我懂了看门大爷的话，也懂了老穆。人们即使知道死亡如影随形，只要不会立刻去死，他就会不顾一切地追求快乐，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活，身在生死边缘，心存活着的欲念。这就是本能！

我问过老穆：“你和老婆相爱吗？”

“爱与不爱，穷人没资格讲，如果我不能按月往家里汇钱，没有身子骨和老婆睡觉，爱还有内容吗？”老穆如是说。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要走了，去和老穆告别。老穆送给我一付“髯头”，“留个念想吧，算是咱哥儿俩交情一场。”我知道那个东西对他有多么的珍贵，坚辞不要。

“我总得在你心里留个记号吧！”老穆说。

我想了想：“你给我唱段《小借年》吧？”

老穆迟疑了一下：“好多年没碰过了，封建玩意儿！”

“日落黄昏风凄凄，腹内无食身上少衣，想起来穷日子眼泪滴，今天是腊月小尽二十九，明天就是年初一。老母亲叫我到岳父家里借年去（借钱），罢罢罢来讲不起，为母亲儿哪能顾得臊脸皮，天又黑，行人稀，有人看见也不认得。（念白：来到岳父家门）进得门来心胆虚，忽忽悠悠朝前走，堂屋里灯烛辉煌亮，原来是全家吃酒过除夕，那边坐着一大姐，原来是爱姐，我那没过门的妻。她举家共饮辞岁酒，为什么爱姐把头低，只见她粉面低垂双眉皱，莫非说嫌我汉喜是要饭的，我若是当她面把年来借，怕她要更害臊红脸皮……”

那如歌如泣的悲戚唱腔，箭一样扎进我的心里。

我离开了工厂，好长时间没回去过。

后来听说，老穆死了，死在大年三十的夜里。黄昏时分，冷师傅给他送过晚饭回家了，老穆在厂区外面的木板房里，独自过了除夕夜。工厂放假，大门紧闭，紧闭的大门把老穆关在了外面，孤零零地关在了外面。次日里等人们想起他来时，四下里找：“老穆呢？老穆呢？一天没看见他人了！”此时，睡在木板房里的他，身体早已经冰凉了。

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也没人知道走以前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和无助；又也许他并没有遭任何的罪，只是像平时一样睡着了，而再没有醒来；也许他在入睡前，心里还哼唱着《小借年》：“日落黄昏风凄凄，今天是腊月小尽二十九，明天就是年初一……”

老穆死了，得知他的死讯，我的心绪好多天难以平和。那个肤色黢黑、相貌丑陋、佝偻着身体的票友老穆时时在我眼前晃动，和我讲话，对我笑着，给我唱戏……

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本分善良，对自己、对生活、对世界从无半点儿奢求，只想要最基本的生存。偶然的机遇让他光彩照人了一瞬，虽是昙花一现，却是他灰暗生命中唯一绚丽的绽放。然而，又正是这绚丽将他打回了更底层，如蝼蚁般苟且地残喘挣扎着，直至孤寂凄凉地离开这个人世。

在给这篇文字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我问自己：“你写它的意义何在呢？”

是忆旧、是怜悯、是嗟叹？我没法回答。

要不，算是给老穆——曾经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朋友，写的一篇祭文吧。

2022年1月8日

90年代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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