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一连驻地向阳渠畔，偶拾汉代五铢古钱一枚，引发兴趣，开始了我对钱币的习研。2001年，我确立了“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货币外来因素”研究方向。

十五团团部学校在五原县一带也是响当当的。

团部小学的前身是“建丰农场小学”。校领导直属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师主打“知青”，教学业务自行管理。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有九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集城、乡学校特质于一身。

原场老校长张守忠（男）文化水平不高，人却正直、厚道，还有原场的老师王俊卿（女，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是我们的老大姐）和王瑞玲（女，新婚燕尔），他们留下来，成了我们的同事。

知青老师里的元老级人物：北京三师范来的马士鸢（男）、曾安娜（女）、北京幼师来的邢国侠（女）、呼市一中的董笑菱（女），随后有北京外语学校的丁喜玲（女、相当于老初三），人大附田莱茜（女）、舒顺林（呼市高一）还有我，我们都是老高一的。夏潜（呼市回民中学）、秦维洁（女、北京丰盛女中），还有“老鹤”张翠萍（女，因她的诗“鸡群之中鹤，小孩之中我”而得名，呼市来的）。这几位是老高三学霸级人物。于超英（男，爱的天使，对植物人的妻子不离不弃。他是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侄子）。比较晚来的杜仲秋、龚玉（女，101中老高一）、赵嘉姗，还有冯桐、韩建生（男，101中老高一）及王祥林（六连知青指导员）调来任校长……

学校因人事关系简单，上下左右没什么瓜葛，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跟得上，教学工作和教师生活都很愉快，可以说是我们兵团生活最美好的日子之一。

王俊卿和王瑞玲的老公都是团部医院的医生，正牌医大毕业生。她们俩的家，大门随时向我们敞开，做了好吃的，一定忘不了我们。

我和夫人老曾对他们怀有永远的感恩之情。老曾在内蒙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的伤害双重打击下，本来就弱的身体更加不堪，黄鼠狼单咬病鸭子，每次团里流感，老曾都赶上一头一尾，别人闹一次，她闹两次，夏季肠炎等不一而足。每到这时，全凭她们像亲人一样的照顾，两位医生大哥帮忙托底，让老曾免遭好多罪。一提这些老曾就成了“泰迪”耍把式，光剩拱手作揖了。因帮她的人太多，董笑菱、邢国侠……

秦维洁是我们之中第一个结婚的，她们家也是我们一处基地。我们从北京探亲回来带着京货就去她家聚齐，现在叫“开趴地”。

瑞玲的二人世界从大儿子圆圆的出生就宣告结束。她家王医生是团医院的台柱子，工作忙，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急诊，家就由瑞玲挑头。上课时孩子没人看，用枕头棉被挡一个小圈儿。能爬就不行了，改用一根宽布带拴在孩子腰上，在土炕紧靠里墙根楔个木橛子，把布带系在木橛上，长度正好掉不到炕下面。老曾等一帮女老师没课时，轮流去看宝贝胖小子，爱得不行，心痛得不行。大家相处，其乐融融，怎么感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呢？

学校也有随军家属，蒙古族人吴永兰老师，老公是团部干事钟乃，也是蒙古族人，他们有仨漂亮女儿，白净劲儿赛江南美女。吴老师性格极强，爱憎分明，说话特冲，可是有大姐范儿，处处护着我们，两位到现在也不断和我们之中的人联系。

还有张老师，她老公是团部参谋，后调去牧区。张老师长得高高瘦瘦眉清目秀，好脾气。老公从牧区回团探亲，带了猪肉专门剔了排骨招待我们。张老师不吃羊肉，和几个人犯嘀咕，“这是猪肉吗？怎么羊膻味那么大？”郝参谋急了，指着半片猪说“羊有长这样的吗？”也是。后来郝参谋边想边说，“小猪崽儿从小认羊当妈喝羊奶，跟羊一起养大，大一点跟着羊群去草场上吃草疯跑，简直就是披着猪皮的羊。”得到一屋子人的认可。

以上二位军人大哥和他们的夫人一样，没有官气儿，与我们处成了好朋友。

学校经历了组建、建校（包括盖教室）、发展和停顿几个阶段。停顿从李世功（男，山西大同兵团、“团老大”嫡系）任校长开始（这是后话）。

从“文革”走来的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大字报首批“师道尊严”。其实无论何时老师都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本应受到尊重，老师要有老师的尊严，我们都是学生出身，也体会到学生的人格也应该被尊重。知青老师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师生平等。追求自由平等是人性使然，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们允许学生说话、辩解，经常与学生展开讨论，尽可能以理服人。这是理论上，实际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完美。偶尔把自己搞得下不来台，跟学生形成顶牛之势，或者明明知道错在自己，却没有勇气承认，耍个小花招蒙混过关等等，老师非圣人，实话实说也做过这类拿不上台面的事。

我们另一个共识，就是都发自内心热爱这项工作，真心喜欢学生们。用现在的话说“专业精神”特强。说到专业，还是师范中专出身的马士鸢、邢国侠、我家夫人老曾有一套。你看小邢，疙瘩溜秋的小不点儿，学生家长就爱听她说话，她能让家长心甘情愿地协助工作，整个工作氛围都高高兴兴的。

老曾念师范学校，第一课就是“为什么要当老师”，当时她作为新生代表在年级大会上发言，她说：“本来受家庭（父亲在医疗单位工作）影响，我想当医生，可是有两个人改变了我的想法。一个是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写的长篇小说《教育诗》，内容是前苏联革命胜利后对流浪儿的教育故事，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读的；再一个是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娃尔娃拉娃希里耶芙娜扎根西伯利亚，桃李满天下的事迹。”除此以外，老曾说，还怕考不上高中，而师范学校是保送的。也可以说用那些高尚的理由，给自己一个放弃中考的台阶。

人就是这么多面性。师范学校专业教育，潜移默化，可惜只有短短的一年。师范学校的教学内容很接地气，适合当时的小学应用。“音体美”小三门也是主课。入学一年脚踏风琴、体育授课、绘画基础都学了个半拉子。就这半拉子功夫在兵团学校也大有用武之地，老曾带班主任，本班语文、体育、音乐课外，兼全校图画课。由此看来当时的中、幼师办学方向很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团部学校创建初期，每个老师都这样拳打脚踢身兼数职，干得不亦乐乎。随着我们陆续补位，老师们各司其职，教学逐步走上正轨。

夏潜和俊卿二位老师，就问过老曾，问他是怎么做到班上课堂纪律那么好。俊卿还说，“我站在你们教室外面，连你的声音都听不见，以为教室没人呢”。我们教室玻璃一人高以下是毛玻璃，为避免外面有动静，让学生分神。那时管理学生的依据主要靠毛主席语录，“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等等。老曾的办法很简单：1、不要冤枉学生；2、一碗水端平；3、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好朋友；4、紧紧地带好“小刺儿头”，引导班干部与他们合作。

举例来说，有时本班学生与任课老师发生摩擦，老曾一定会查清原委，如果主要责任在老师一方，她会代那个老师向学生道歉，回头与任课老师沟通，以抹稀泥为主，平息事态。尽量不让学生受委屈。对待学生则要公平，不分优劣，对事不对人，她们班有固定的班会，给老师、班干部、同学们提意见，发言第一、第二、第三就是在班会上练出来的（老曾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离开兵团，培养的孩子基本是低年级段）。

老曾带一年级时，孩子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八九岁，小的五六岁，开始还有四岁半的。她喜欢孩子们，班里有附近农村的学生，“小土豆儿”每天背着书包带着干粮走好远来到学校，撅撅棉袄、大棉裤，到了学校手都冻僵了，想上厕所，老曾帮他们解裤带，完事再系好。碰到大鼻涕过河，老曾就用手一捏，再抹两把，往沙土上一蹭完事，那会没有纸巾。为此老曾让孩子们带手绢，旧布也可以，能擦鼻子就行。

有一次天冷，劳动课捡牛粪，一个女孩子滑到水沟里，衣裤湿透了，老曾急得一边数落一边把自己的绒衣裤给学生换上，太大，左挽右提用腰带绑结实、再套上兵团战士服做外套，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包严实，孩子回到家，家长虽意外更感动，把衣服洗干净让孩子带给老曾，并带话，谢谢老师。说是老师，其实更像一个大姐姐，照顾着一群欢蹦乱跳的弟弟妹妹，好多家长对她说：“只要孩子平安无事，学不学不打紧”，“把孩子交给你我放心”。曾老师在学生和家长那儿就是这样的老师。

看来，老师的爱和公平、公正、透明，就连孩子也能体会其中的美好，老师珍惜手中的权力，正确地行使权力，带给孩子们的是身心健康的成长。能遇上教学理念这么先进的知青老师，念好吧！

不过，没有合适的教材是个大问题。只有课本，没有教学大纲和参考资料。而且教材出于政治需要，脱离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经常会闹笑话。比如一年级语文有“残酷”一词，当地口音“残”与“仓”发音近似，老师实在不知道怎样让六七岁的娃娃理解这个词，发神经似的问“谁知道什么是‘残酷’？”“我！”好几只小手高高举起，信心百倍。老师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了，“你说”，“就是‘仓库’”，怕老师听不懂，他补充“三连有，装粮食的”。孩子们直点头，天啊！残酷=仓库，哪的事呀。

无资料参考，其实也好，老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曾经是学霸的老高三们，比如夏潜教高年级，以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资本，让学生们徜徉在文学、历史的海洋，感受到知识的新奇。

秦维洁，以她扎实的基本功，居然在没教具和试验的条件下，承担起物理教学的重担。

低年级则以基础认字、算术为主，老师也想办法由浅入深自己编辅助教材。

尽管没有参考依据，老师们备课也非常认真，大家利用探亲的机会买参考书，翻家里的旧书，想方设法收集资料，而且资料共享。

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知识水平远远不够，能当老师也是差强人意。一方面上级为了培训我们，联系了各种地方上的教育交流活动，但参加培训的毕竟人数很少。另一方面老师们能者为师，办各科目的校内培训班，请专业有特长的老师给大家补课。由于在学校读书公开合法，很多当时的禁书也在老师中悄悄传看。记得流转的书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的好多著作，《高老头》《夏倍上校》等，还有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司汤达、雨果等其他名著。大家拿到好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读完偷偷互相传递。因人多书少，像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砖头那么厚，只给三天时间。于是夜读是必须的。

那年月电短缺，限电拉闸几乎天天有。我们没办法只好自制小煤油灯，用空墨水瓶，盖顶钻个小洞，把棉捻子或小线做的灯芯，穿进牙膏皮卷的小管子，管上口留个黄豆大的头，把小管子插进瓶盖的小洞固定好，灌上煤油，剩下的灯芯条放进瓶中泡在煤油里，拧紧瓶盖，一盏简易小煤油灯做好了。一盏盏这样的小油灯，照着我们备课、批改作业，写家书，它那萤豆之光，指引我们走进书的世界。煤油灯烟熏火燎，人们个个黑鼻孔、黑鼻洼，在悠悠晃晃的灯影中，就像阿拉丁神灯中冒出来的小鬼儿。

有一天，有个小学生跑进办公室，异常紧张地报告：“曾老师死了！”校长和老师们大吃一惊，以最快的速度跑进他班的教室。只见曾老师晕倒讲桌旁。后来老曾慢慢缓过来了，她身体本来就弱，是夜读加班吃不消了。还好只是一时性血压高。

教外语的丁老师选择多一项，看英文原版小说。她和田莱茜、老曾一个宿舍。当另外两位没书看时，小丁捧着一本《混血姑娘》看得津津有味，时而笑出声，时而叹息。田、曾二人要求小丁一边看一边翻译给大家听，小丁抵不住二人死缠烂打。每晚入睡前一人边看边译读，另二人专心倾听，陶醉其中。

有一年麦收，老曾弄到一本《舒伦堡回忆录》（写纳粹党卫队的），回办公室休息时看起来，没防备领导“老大”来了。夏潜、陈股长发警报，老曾也没看见，直到“老大”把书从她手中抽走，老曾才如梦方醒。“这是什么书？”大家脑筋急转弯，大肆寒暄、端茶倒水，避而不答。“老大”自己看了，“哪来的？”“喝水喝水”，还是没正面回答。“老大”看了几页，拿着书说“让我看看，好在大会上给你们讲课用。”“老大”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

那也不能让他把书拿走，下家明天就要，“地下读书通道”最讲诚信和运转链条，一处断开影响全局。有人让“老大”过目一篇稿件，他把书放下。老曾形影不离地跟着“老大”在办公室里转，这时小心翼翼地把书一点一点挪出来，“老大”认真看稿件，没有觉察，旁边有个字纸篓，老曾把书藏在里面、盖上废纸。“老大”看完稿转身走了，只一会儿，又回来找书，大家都说他拿走了，“老大”二乎，往外走，一步一回头，眼神在问，你们没搞鬼？

我对小说没有兴趣，但对文物考古极感冒，1972年“文革”中后期恢复学术期刊，我便开始订阅与考古钱币相关的《文物》《考古》杂志。在学术著作匮乏时，这些刊物就是我学习的源泉。

每每夜晚，我总要陶醉在文物考古的世界里。“文革”整整中断了六年，复刊后的《文物》、《考古》杂志等报刊一股脑地刊发了“文革”中一系列全国重大考古发现：

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軑侯夫人、马王堆女尸墓；

河北满城西汉靖王刘胜墓；

西安何家村唐代国家级金银窖藏；

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比足球场的面积都要大；

湖北江陵楚郢都纪南城楚墓……

内蒙古冬夜学校宿舍中，兵马俑的报道震惊了我。一项项考察计划在心中萌生，这些地方要去：

内蒙古河套西部，乌兰布和（乌兰—红色，布和—公牛）沙漠中，沉睡着汉代屯田边将的汉墓群，墓葬内成套的随葬品，陶仓、陶灶及陶制猪鸡狗，散发着诱人的信息，我幻想着并谋划着，总要到磴口一师五团野外一探究竟。

还有湖北江陵纪南城楚墓。我弟弟的同学在江陵插队，我还利用探亲武汉之机打探开往江陵的长途汽车……

夜深人静，同宿舍的冯桐老师，总在锲而不舍地演算着数理习题。冯君来自北大高知家庭，加上聪明执着，返城后，先是考上清华水利泰斗张光斗教授的博士生，之后赴英拜诺奖获得者为导师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供职曼大双罗飞机发动机实验室，成就斐然。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冯君等当年兵团战友一行，竟然于新世纪来到“河套汉代屯田”先辈的所在地——我当年魂牵梦绕的地方朝圣、祭拜！难不成是冯君接到我给他的托梦？

我们所做一切努力，一是在提高教学水平，以免误人子弟，二是自己愿意，是一种希望，渺茫的希望。团部学校介于城镇学校与农村学校之间，既有城镇学校的正规，也有乡村学校因地因人而宜的包容。各连队离团部较远的就在本连设复式班，仅限一、二年级，一个老师带，主副科全包。附近农村的孩子也收，入学年龄大一点小一点，差不多都收。

团部学校，“前店后厂”，教师办公室与宿舍前后排，教室区集中在校园西边。大大小小的学生们多数是团部干部职工的子女，他们家离学校近在咫尺。白天学校有条不紊地上课下课，晚上可就热闹了。从晚饭后开始，夕阳西照，操场上高年级学生和老师打排球，也有的踢足球，还有的疯跑，欢声笑语，嘈杂阵阵。上灯时分，老师回办公室，每个人身旁都跟踪着好多学生，围着看老师批改作业，受表扬了就高兴得不行，出错了就难为情。除了吃饭睡觉，他们就泡在学校，家长真是省心。

那时家长知道读书总会有好处，但是他们认为孩子平安无事就行，所以老师和学生压力有，但是不像现在这么邪乎。有的家长跟老师开玩笑“我那儿子一天吃六个馒头，一个馒头换一个字，每天也能记下六个字，他可好，六个馒头也换不来一个字，咋办呀，哈哈……”然后，就没事了。

老师们定期开业务研究会，有几个做法形成固定程序，是“文革”前的方法，大家认为合理，应该保留：

各班教室立板报，学校显眼的山墙也建板报；

全年至少开一次全校运动会；

逢年节全校各班出节目汇演；

全年至少举办一次作业展览，以班教室为单位布展；

班主任与搭档老师，根据情况进行家访。

多才多艺的老师们，你看刁秀荣老师、团宣传队转来，能歌善舞，各班编舞排练她是行家，而且化装有两把刷子。直到现在，学生们与老师聚会，她也是策划、筹备、指导、演出一把抓，风貌不减当年。

田莱茜老师。温文尔雅，摄影、演奏手风琴都行，为各班服务总有她的身影。

我组建了校篮球队，没有与团部球队对抗过，实力太悬殊，曾与三连知青交火比分超过百分。本人不拘泥于篮球技术传授，只为这些孩子们有个好身体打下基础。

龚玉，在本人之后，她接过篮球队（一帮高年级学生组成）。龚老师是打篮球的行家（团部篮球队成员）。输赢不是重点，重点是土豆儿们敢打敢拼，士气不落下风。学生们很听她的，南征北战气势如虹。

家访，遇到难题，城里把老师批倒批臭，而这里乡下把老师看成是“救星”、子女将来的出路、摆脱贫困的希望都寄托在老师身上。附近乡下，住在高处的村子叫“圪旦”，住在低洼处叫“圪坝”。地广人稀，一个村子没几户人家。土坯屋苇草顶，低矮简陋，进出门要低头，屋内黑乎乎，看不清东西，其实除了土炕大木箱也没什么。

老师家访，家长让他们脱鞋上炕，什么也不让干，就那么“供着”。包饺子不说，直接杀了家里下蛋挣钱的鸡。鸡惨烈的叫声，让老师们坐立不安。如果你要放下钱，家长们就非常生气，认为老师们瞧不起他们。一旦你大口大口地吃下去，他们便眉开眼笑，真是高兴，临走他们恭恭敬敬把老师送出门，走出多远，一回头，还能看见他们挥手的身影。用他们的话说：“一年也不一定来个客，老师为孩子费心了！”

自家孩子受到老师的重视，着实高兴，他们哪里知道老师来是想打听，为什么他的孩子学习那么差。而这顿饭的花销要他们家再干多少活才能缓回来？这种家访只能有一次，如果知道是这样，一次也不会有。我们用许多办法让乡下的孩子建立信心，比如他们吃苦耐劳，会干活，使得条件好的学生羡慕他们的强壮能干，学习成绩只要与他们自己比有进步，就表扬。

把校篮球队交给龚玉后，我的心思全放在本校体育设施的完善上。

原来的农场小学，重点是学文化，其他一应因陋就简，团部学校建立后，教室等硬件设施增加了不少，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但就体育课及其活动，没多大变化。学生们体育课不是跑就是踢球什么的，没有体育器械，这一点倒是跟乡村学校别无二致。

我的计划早就有了，那就是建四百米跑道、足球场和篮球排球场。这回有时间和条件付诸实施了。

团里把三连场院东边一块空地划给学校做运动场，那块地坑坑洼洼、杂草丛生，全校师生齐出战，平整场地，做梦都想有一个足球场的大小孩子们干劲冲天，个个卖力。

为建一个正规的四百米跑道带足球场，我遍寻资料，五原新华书店、北京书店，终于买到一本体育设施图示规格的工具书。

平整场地，从三连场院拉来碾地的大石磙子，动员全校师生齐上阵。场地平好。土洋结合，先用测量绳划出场地大致范围，再用皮尺量出跑道、球场的精确位置、尺寸和间距，统统钉上木橛子，与地面齐平形成标记。这样每次划白线就可以按木橛标记直接上手，不必重新测量，既简便精确又快捷。

篮排球场要求要高些，用三合土，浇一遍水压一遍。再用大石磙子压实，老师和学生们吆喝着口令，不知疲倦地拉着石磙子，横一遍竖一遍地压过来碾过去。这沸腾的场面，比那达慕不在其下。

在学校南头，我自己设计了一架多功能联合运动器。高阔大约四米。以整根打井用无缝钢管作整体框架。整个五金加工活都是请机修连烘炉班的战友协助完成的。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作品，对他们也是很大的挑战。整个器械架体，完全按照埋设电线杆的固定方式，用钢缆绳斜拉固定。用作锚固钢缆绳的长方形水泥锚碇，是从向阳渠废弃电线杆处挖出来的。

孩子们在上学路上发现这些宝贝，飞速报告老师。缆绳中间，也像电杆缆绳一样，配有一种叫做花篮螺栓的装置，将钢钎插入其间，顺向旋转，钢缆绳就被绷得紧紧的。有了这些“锚碇”和钢缆，联合器巍然屹立、稳如泰山，配上橘红色防锈漆，在阳光下神采飞扬。

那上面配有秋千、爬绳、吊环、吊杠、爬杆和铁制软梯。软梯一节节环接，下边埋在地下固定牢靠，孩子们一步步攀蹬晃晃荡荡，登顶的欢乐喜形于色。除了上课，总有孩子们猴子似的上蹿下跳。

我还按标准设计了体操器械木质跳箱。箱体呈长方梯形，多层设计，可随时调节高低，箱面罩棕牛皮。跳箱使用，可横置也能竖放，学生助跑踏板起跳，双手推箱体起跳，分腿腾跃，越箱落在垫上，完成跳跃。这是一种基本的体育体操运动器械。为此，还专门向上级申请了木材指标，选用了上等的水曲柳精心制作，再罩以棕黄底色清漆。写此文时，老曾说“不用详写联合器”，我坚决不干，那是我的“孩子”，心爱的“孩子”，依我的心思怎么写都不为过，真是的！

记得母校北大附就有一架联合器械，我的“计划”也是由此而发。经过不懈的努力，望着精心之作——学校光鲜的体育设施，心中默念，终于让这所兵团学校有了比肩名校的基础设施！

这下我们的学校总算“完整”了。这是我和我们给十五团学校留下的念想。我心飞翔，骄傲地飞翔！

好多年后，有那么一天，有那么几个人，男的挺拔健朗，女的落落大方，推一辆二八自行车驮着一麻袋哈密瓜，在宣武法院的楼下大声喊“曾安娜”！引得楼上的人们纷纷开窗观望，老曾想不出是谁的声音，探头看去，立刻喜出望外，连跑带跳，冲下楼去，是兵团学校高年级学生齐智会、项艳夏，两个学生依稀还有小时候的模样。老曾拿了瓜上楼分给办公室的同事，他们得知是老曾的学生，开玩笑道：“看样子他们是你老师还差不多”。也难怪，我们老高一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那天老曾带着他们回家，我们相见甚欢。

此后，三康等学生多次来京看望北京的知青老师，组织师生聚会。三康有副好嗓子，每次都深情地为老师唱歌。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任过巴盟磴口农场书记（原兵团一师五团）。他自己筹备建有兵团博物馆，收集了大量兵团实物。

最让我感动的是2017年夏日，一次师生聚会，由我当班主任带过的四年级班学生们挑头。核心干将四位女生：素金、秀清、灭资、永会。这四个女孩子在我们班上极为活跃，有名的“疯”，总是压着男生一头，现在还是，一帮大老爷们归她们调遣，活动安排得周到圆满。

听听，学生们讲些什么。吴灭资：“我们学校好多人说兵团学校出来的老师素质好，我们回答‘我们老师都是北京知青’”，表情很是自豪。

聚会“金主”宋素金，石家庄外语学校副校长。她拉来某公司女强人赞助，这位老总感叹道“你们老师个个是精英啊！”

学生们普遍认为，我们的教育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对我们来说，是无上的荣光！没想到晚年收获了金子般的桃李。

看看，学生们举行隆重的谢师礼，手捧哈达，笑盈盈地站在每一位老师面前；女孩子们在刁老师的带领下，身着旗袍款款而行，向老师展现美好的身姿；随着一位女生嘹亮的祝酒歌唱响，达到谢师礼的高潮。听着、看着，有的老师已眼含热泪，舒顺林老师在致谢时潸然泪下。这么知恩图报的学生，他们虽已为人师为人母人父，还这么心心念念地挂记年迈的老师，怎能让人不感动。

《乡村女教师》“娃尔娃拉”老师，学生在二战结束时回到母校，她问“你们从哪里来？”“柏林”“华沙”“莫斯科”。如今我们这些知青老师，也能听到如此铿锵有力的回答“哈佛”“北大一分校”“济南检察院”“建丰农场”（十五团最后的守望者）。

谁能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把“师道尊严”“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语境中，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学校，还原后的建丰农场学校，竟有一段如此情真意切的师生情，历经几十年而不衰。

延伸阅读

曾安娜 张武一：

老虎治不服牛犊子

北大附中分配留京，

我主动要求去内蒙古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