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病退回京，落了户口，却没有一个自己的窝

作者：曾安娜（执笔) 

张武一

从1975年末开始，知青返城。那时返城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兵团以“病退”为由发文，接收城市“知青办”批准；另一个是城市“知青办”以“困退”为由发文，兵团方批准。为了返城，大家是见招拆招，没有弄不来的“证明材料”。这样对权力的需求滋生了行贿受贿的温床，很多“病退”“困退”证明的开出和索取，返城批准与否，成了一场交易，加上“老三届”毕业分配兴起的走后门之风，有人猛然尝到权力的甜头，应该是后来规模性贪腐和造假的萌芽期。

我是病退，慢性结肠炎，是很难痊愈的一种病，到现在一直服药；尤其球后视神经炎，根本查不出来。诊断证明是五原县医院眼科张大夫帮我开的。老先生本是包头医学院内蒙古地区的著名眼科专家，因为反动学术权威等政治问题被下放到了五原，深受当地人尊崇。老人家一口京腔儿，打小就住北京东华门骑河楼。

当时只有县、县以上的医院可以开病退诊断证明。老张大夫很同情兵团战士，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尽力相助。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忘年交。后来返城我结婚，老爷子回北京故地游，老两口还来我家一聚。

我的病退材料都齐了，往哪里投送又成了问题。其时我家已移居武汉，武汉户口本上没有我的户头，我是从北京去的兵团，但是，当下在北京又没有家。虽然未婚妻曾安娜家在北京，但那时我们不敢结婚，因为按政策，如果结婚，就不能享受知青病退的待遇。一时间，就像老天爷给我下了金钟罩，四海八荒无路可走，超沮丧。

总算天无绝人之路，那时知青病退返城已成不可挡势，经海淀区一位上年岁知青办主任点拨，“你是从北京学校集体户口走的，可以去学校开证明落户。”我便找到学校总务处任主任，他请示学校答复，“学校不能直接接受学生落户，但是你可以找到当年的监护人，经他同意，允许你落户他家，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学校可以给你开具证明你是集体户口离校的证明”。任主任还立刻给我出具了学校证明。我怀着忐忑心情烦请当年监护人、我娘的老病友王叔叔帮忙，也顺利圆满。几经周折，我的户口在北京总算有了归宿。

距离1969年8月我离开北京，已是近九年的时间，此刻，我又回到当年出发时的北京站。除了随身带的被褥衣物，就是用兵团发的棉大衣、皮帽子跟当地老乡换来的葵花籽和豆子，此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存款，也没有财产。有女朋友，在我看来前景不明。正可谓乘兴而去，铩羽而归。以后怎么办？

回北京正赶上冷天。我户口落在王叔叔家，人却住在好哥们儿余小琪家。小琪是我高中同班，我早就与他父母熟悉。他们家孩子虽多，但相处甚好。住在那里的日子，就好像他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我好像又多了几个弟弟妹妹。

那会儿天气感觉比现在冷，街上的人都来去匆匆快步紧走，恨不能一步迈进家门的样子。经常，我漫无目的在街上逛，无所事事，有人向我投来疑惑的眼神，也许他以为我是游手好闲的人，就像寒号鸟在念叨“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我可不是懒人，不过我真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北京那么大，在哪里可以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呢？

因为在十五团时，给老曾的一封信惹了麻烦，当时我感到与老曾的关系岌岌可危，信中把昵称改为“小曾”，心想要是吹了自己还能留点面子。多少年以后我二人闲聊，才知道无论我如何她也不会放弃。因为在她父亲逝世、母亲病重、组织上批判，那个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娘儿俩（我和我娘）陪伴她。她说“妈妈是我的靠山，人要有良心”。不过“小曾”二字让老曾动了真气，伤脑筋呀。

1978年9月，我有了一个租来的“小窝”，窗上贴的囍字告诉人们我有了自己的家。这个家在城乡结合处，房东是人民公社某大队社员，有一个大院子。正房坐北朝南三间大瓦房，我们租的是东边小耳房，比正房矮一大截，全土坯，屋顶铺油毡，大约8平米不到。屋里放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小碗橱就满了。折叠饭桌不用时立在一边，吃饭时一个人坐床上，另一个人溜边儿侧身小心端家伙式儿。冬季因屋子小煤气中毒两次，我俩一人一床棉被裹着在院子里醒神儿；雨季糟透了，雨漏得厉害，屁股墩儿大的地方，我们的大桶小桶、盆盆罐罐都不够使。岳母看自家丫头从单元楼搬到这地方可就流眼泪了。而我正在待业，生活上、心理上压力山大。

此后，老曾的同事帮忙，在附近借了一间半五十年代平房。原来是机关养鸡的，地基防水早已失效，墙湿半截。冬天封上火，零上5度是高的。做饭取暖用蜂窝煤炉，下班回家火死了最狼狈。我家附近圈着几个柏树围子，有不少朽木头块儿，参差不齐，老人说柏树围子是坟圈，那里的木头多半是棺材板儿，一般没人用。有一次我俩外出回来很晚，火灭了，管他呢，捡了几块“棺材板”点上火，特好用。不过就是炉火封不住，第二天下班一看准灭。我就不信了，一连四五天，棺材板点火，就是一炉灭。拉倒吧，打那开始弃用“棺”木。

我们的儿子就生在这里，这家伙管这儿叫大破家。

后来又换过几个地方，几经周转才有了现在的家。老曾打趣“跟着属耗子的，就剩搬家了”。

以户口落地为准，我经历过四种家：

和爹娘在一起的家；

集体户口（住校和兵团）；

户口在京王叔叔家，人住小琪家；

我自己的小家。

我非常怀念和感谢的，像家人一样的五原县医院张大夫，那个让我们能回家的人。

如今说起在北京打拼的外省朋友，称之为“北漂”。说实在的，各位没有我们“漂”的靠“边儿”，差一箭之地就出国了。这样算来北漂的人，我们先你们一步。各位别只看我们现在有丁点儿风光，其实兜兜转转我们比你们受过的磨难只多不少。

所以说，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吧，不必等到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必等到赚了足够多的钱，也不必有点难处就犹豫再三，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吧，建立一个温暖的家。一个能够躲避狂风巨浪的小小的港湾；一个在外面碰得灰头土脸的丈夫或妻子，能够互相倾诉的家；一个有了欢天喜地的消息，你第一个想到的家里的那个他（她）。呵护好一个家，就像是上了诺亚方舟，它会载着你们奔向向往的未来。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老知青”真的有很多怨气。

正是长身体，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

正是念书妙龄，“文革”停课闹革命十年；

正是而立之年，返城待业，前途渺茫；

正是工作升职，要学历，疲惫不堪奔夜大；

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等钱花，下岗待业愁眉不展。

我们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一代人。我们与新中国一同成长，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们听党的话，上山下乡，没有二心。难道我们真是被牺牲、被遗忘的一代人？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但是眼泪有用吗?抱怨有用吗？诉苦有用吗？有谁在倾听吗？没有，没有啊！怎么办？时间一分一秒照样走，大风东南西北照样刮，江河奔腾不息照样流。我在百般无奈中抱怨着、诉说着、待业着、探寻着。

记不清有多久，岳父单位照顾老同志子女，在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木工班给我找了一份临时工作。这是我返城后的第一份工作，不管怎么样我有收入了。生活渐渐走上正轨。

当家人们高兴劲儿还没有过去，我拉响了一颗手雷，辞去科大临时工，到文物出版社去，一个只有15天的临时工作，给《文物》杂志加盖“赠阅”章，哐铛一下一份那种。岳母气得不行，老曾没说什么，但是嫌我没跟她商量。不过老曾跟岳母说：“咱们不用多管，省得以后落埋怨”。因为她知道我的心思在文物考古上，不是当木匠。

十几天的临时工，把我从迷茫失落中唤醒，燃起了希望。当我接到这个活儿时，就像捞到救命稻草，义无反顾地投向萤火豆光，也许是飞蛾扑火，不管了！当走进文物出版社的大门，感受到自己钟爱的专业气息，心里说“这就是我要的”。此时的我，就像小人鱼那样，宁愿被巫婆夺去声音且忍受足尖针扎般的疼痛，也要变成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快乐，而后升入天堂。

一如所料，我重陷待业。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会死），我作，但我没有死。我想明白一个道理，与其在我不喜欢的工作上消磨时光，倒不如放开手脚一搏，痛快淋漓，这符合我的性格。一不做二不休，不是待业吗，干脆我利用这个时间，通过同学去北大考古专业“蹭听”，恶补专业知识。

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当我们抱怨、唏嘘、蹉跎时，失去的正是宝贵的光阴。我确定了方向，立即开步走。不是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吗，走起，千万别原地不动，怨天尤人；步行串联长征路上有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

不挣钱的压力，家人的埋怨，人们不理解地指指点点，困难重重。那又怎样，我没有浪费时间，虽然说不上卧薪尝胆，那也是积聚能量，寻找机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能够拯救你的人，首先是你自己，还等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真的来了。1979年的一天，战友鸿任送来天大的好消息。他经过沙滩红楼时，看见文物出版社大门上贴着招工告示，招“校对”，下班后立即直奔到我家送信儿（那会普通人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就是辛苦两条腿）。我也不含糊，一点儿没耽误，转天就到出版社报上名，心想这下可好了。招工有两关，面试和笔试。我寻思面试，自己。除了个子矮点儿，面容还算不错，应该问题不大。笔试要求给古碑文加标点，文言文“断句”，难度不小。你说说，不让我们上学，还净拿学问难为人，找谁说理去。

回到家，我弄了本古文书，每天选几段让老曾看着念，我加标点，她负责勘误。

笔试那天，出版社会议室，每人一本《文物》杂志，要求给里面一篇发掘报告墓志铭加标点。你想想，黑乎乎的字码一溜，一共好几溜，念起来跟蹦豆子似的，谁也不挨谁，更别说还有不认识的字、通假字，要找到句头句尾，就我那点儿古文底子根本不是个儿，光靠感觉蒙肯定不行。

根据我多年订阅《文物》的经验，在这篇墓志之后的某页，会有评说该墓志的文章，其中有加了标点的原文。我翻了一下，果不其然，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随后我顺利完成笔试。要么说我是有准备的人呢，投机吗？可说呢，既然早年堵住我们上学的道，现在总得给人留条出路吧。我也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吧。

欢呼吧，我有正式工作了，有我喜欢的工作了！

校对，就像医院里的护士、护工，在某些人眼里就是“打杂”的配角，是出版社“重眼力劳动者”，尽管如此，我却不以为然。要知道，“校对”这个行当古已有之，这个词中的“校”字，还可以念“jiao”（发饺音，三声），并形象地称之为“校仇（雠）”，把文章中的文字差错视为“仇家”，必清之而后快。“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只要把握好角色特征，照样能大放异彩。一流的校对，负责一流文章文字的勘误，必然会为作者锦上添花。

感谢文物出版社，在本社有史以来首度破例，在出版物上为校对者留名，“责任校对：张武一”，这本书题目是《敦煌莫高窟供养人记》，1986年12月出版。该书的责任编辑黄文昆先生在扉页上题字“武一同志存念，感谢您在此书中的辛勤工作”，该书编者之一贺世哲先生在次页上题字“武一同志惠存。你的认真仔细的工作态度‘寸心铭佩牢’”，二位真诚地题字是对我的肯定，是我的荣幸。

校对时的工作记录，我都装订成册，保留至今，那是我专业工作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木匠时，文物工作对我来说遥不可及，去北大蹭听，为了专业失去工作，就像跛脚鸭一只。现在我有了可心的工作，也有了初步打算，让自己工作、向学两不误，跛脚的丑小鸭总有一天会变成天鹅一飞冲天。

工作就是学习，除了认真还要走心。认真是个态度，而走心则是内涵。校对就结果而言，不出差错即达到目的。其实不然，我认为每篇校对的文章都来自知识的宝库，都是学习对象，无论长短，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校对的时候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也会记住要点，回头把不懂的东西探究一番，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集腋成裘。否则，一篇篇高论一“校”而过，狗熊掰棒子，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枯燥无味的校对工作，在我这里却兴趣盎然。这兴趣就是我前行的原动力。凭借校对，尤其三校的通读，成了我学习的良师。我常戏言，我们干校对的，阅读专业信息量堪比总编辑。

一份校对工作，给了我生存的保障，也使我理解了这个行业的精髓——“校雠”，常常让我联想到倔强的“一连精神”。

文物出版社——我的大学，你给我提供了工作、向学两不误的平台。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还在兵团，次年回到北京，除了待业还可以参加高考。我没有参加，因为不自信，功课丢了那么多年捡起来还行吗？一念之差，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自学之路，甚至美其名曰自学也能成才，却不谙学历就是就业和从业的敲门砖的社会潜规则，这可让我吃尽苦头，那是后话。话是两说着，人家大学毕业之时，我已经有了相应的工龄，三十几岁的人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钻研自己热爱的专业，挺好，对于一个没有经济靠山的人来说也属必要。

1987年底，承戴志强先生（时任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杂志负责人；后任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国内古钱币界学术带头人）提携，我调往《中国钱币》杂志编辑部，从此开始了我的“涉钱”人生。那年我39岁。

这期间我取得新闻、外语两个大专文凭，老曾说，还不如二换一凑一个大本合适，到底弄块“银砖”。一手一块“板儿砖”，总还是有了敲门的资本。我真不是学外语的料，不过评职称用得着，为此我争取到一次外语培训的机会，在成都。主业不行，副业倒收获不小。我详细参观了位于学校附近的古蜀国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发掘现场，了解其发现的重大意义，受益匪浅。

学了总比不学强，我那个二把刀的英语还真派上了用场。有一次我独自去南印度金奈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全程一个印度地方报社编辑陪同，他一句汉语不懂，我连比划带说，也将就了；包括会上发言交流学术。

两块“板儿砖”提升了我工作的阶梯，加快了我向学的速度。在负责校对组和三校的基础上，编辑部又分配我负责“出土与发现”“群刊撷萃”的编辑工作。两个小栏目，版面小不说，做起来并不省事，要有相应的知识架构及阅读积累，才能编辑出专业性、可读性的文字。虽然繁琐而费力，但成果不显眼，不过对于校对工的我来说是个机会，每天看报纸、读杂志、翻书本、组稿件，忙得不亦乐乎。抓重点、精语句、减赘字，用短小精悍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个工作使我在行文上有了很大进步。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评价我的能力，事情想复杂了就会影响自己前进的步伐。

2001年6月，我与合作方组成写作班子，以西藏自治区钱币学会的名义，撰写《中国西藏钱币》一书。我有幸以编辑的身份参与编纂。在该书编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被抽出来负责《从原西藏造币厂砝码看中国西藏地方货币》这篇论文的撰写，由我执笔，导师王家凤负责最后把关。2002年书和论文分别出版、发表。另外，我还有一篇专题评介钱币学家陈铁卿先生生平及学术的文章，这样就形成了我向学的雏形。

这时，我不仅有心研究中国历史货币，对外币也很感兴趣，但是狗咬刺猬不知从何下嘴。王家凤兄给我一个建议，不妨从宝藏币开始。理由是，相对中国古钱币，西藏地方历史货币乾隆宝藏币，还没有人专门研究，可以独辟蹊径；这个币种与外币，主要是与尼泊尔货币联系颇多，可以兼顾我的兴趣。于是宝藏币帮我打开了“研究宝藏”的大门，在这个崭新的领域我发现了一片“桃花源”。是的，“桃花源里可耕田”！

 本人从乾隆宝藏开始，经历了四个不断推进的阶段，实现了从历史货币到经济全球化的跨越，逐渐形成了目前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暨“历史货币历史命运之东西方交汇一统说”：（1）切入。重点在乾隆宝藏诞生的历史背景、作用及重大意义，同时点出其“率先与西方接轨”的概念；而且，在涉题之初，此文便初具了“交汇一统说”在历史货币层面的基本要素。（2）研究重点转移，把东西方货币文化的交汇作为重点，提出“交汇一统”完整的概念，兼论乾隆宝藏的诞生等；（3）把重点完全放在东西方货币文化的交汇一统上，指出地理大发现对交汇一统的意义，不再兼论乾隆宝藏的诞生等；（4）有了研究体系：东西方历史货币从古代交融到近现代形制的交汇一统；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对以上的影响、作用及意义；“交汇一统说”的产生、发展及其意义，由此阐述交汇一统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及进一步前瞻。

以上即为笔者“交汇一统说”的形成始末。笔者将以拟定的新题，以正式提出“交汇一统说”的学术概念，以及以全面的完整论述，来作为该文的最终截稿而正式面世。

本人向学涉学，涉及西藏地方历史货币、涉及古钱币学家陈铁卿先生；“藏币”虽仅涉及两枚历史货币，一枚乾隆宝藏银钱、一枚色章郭母金币；从藏币到历史货币东西方互动、到经济全球化，从藏币到国家安全核心利益；从经济到政治、从历史时下而未来；前者学术创新、后者彰显学术品德，力图养成独立完整涉学质素；小小钱币、以小见大，大千世界、尽显无遗。

而本人矢志不渝，从爱好到涉学寸得，全仰赖外祖父陈铁卿，从入行到学研，从学术到学德，无不获益、不负家学。

收获不只是学术上的成果，“我心独白”要说的话还多着呢。

（2018年12月）

曾安娜写作近照（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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