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高泰东：两个“老高三”的命运沉浮：人生不仅靠努力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两个“老高三”的命运沉浮：

人生不仅靠努力

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高三，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一生大致经历饥饿、寒冷、失望、惊喜、苦干、安享等阶段，如今衣食无忧地活着，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没有失败。然而，世俗的眼光往往粗略地看两项：能力发挥的顺逆，退休待遇的高低，甚至只看后一项，以此评说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我们这个高三班，参加了1960、1963年两次升学考试。1963年招生指标压缩，下河18个公社（镇）只招收一个高中班50名，班上还有外县3人。经过“小升初”“初升高”两次挑选，从上小学算起，录取高中比例是10：1（即10个小学生，只有一人能上高中），应该说，都是佼佼者。经1966年毕业时的高考废停、1977年冬的高考恢复，我的两位高三同学，在“自我努力、命运抉择、社会体制”等诸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出现了迥然不同和意想不到的命运，恰好可以留给世人一些启迪。

四排右4王金融、右1沈尔顺，四排左3背心衣作者高泰东

01

清华大学的“种子选手”

王金融1946年生，家住溱潼古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他父亲在乡下商店工作，全家靠父亲的微薄收入不能支撑，他母亲就挑起“杂货担儿”下乡。他的大哥假期时常陪母亲一起去，遇到风雨回不来，就借宿睡在农户的锅门口。除此之外，他大哥还下乡打短工，干些掼把等苦力活挣点钱。1957年他大哥考上师范学院，为的就是吃饭不要钱。

1959年他48岁的母亲又饿又病撒手人寰，家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1959—1961的3年，粮食尤其紧张，但凭着“城镇户口”的定量和减量供应，他们在家的兄弟虽然饥饿，但还是活了下来。好在1961年大哥毕业有了工资，贫困的家庭终于接到了“力”。接着，1962年他二哥也考取了师范学院，读的与大哥一样也是数学系。

因为母亲不在，为了更好地挑起家庭重担，远在扬州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的大哥主动调回溱潼工作，后来成为全县数学的第一块“牌子”。当王金融1963年考取高中时，大哥就成了他的数学老师。王金融的学习成绩很好，相比之下，仿佛女大十八变，初中比小学好，高中又比初中好。高二时，他被选成了班上的学习委员，高三毕业时，他的成绩更是如赛道上的选手，远远跑在前面，成了学校推荐报考清华大学的9个“种子选手”之一。

世事难料，高考废除，他报考大学放飞的理想就像放飞的断线纸鸢无影无踪。1968年11月，他被插队。体力单薄的他，实在不能应付沉重的农活，以致后来，只要下田，他就如惊弓之鸟，恐惧不已。滞留家中四五年时间，只作些家务，别的无所事事。他大哥找了镇上领导，自1973年起，他就在镇政府写写东西。这样下去好像也不是个事儿，还是找人，1975年，30岁的他进入纺机厂当学徒工，而同班徐同学因独子未插队，在这个厂已经是响当当的业务主管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经人介绍，他与棉纺厂的一位女工住到同一屋檐下。

蹉跎岁月，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31岁超过规定年龄，眼巴巴地又一次被堵在考场大门之外。想想真是难受：1966年全部堵在门外，1977年同是一个班，别人能进，他却不能进。生不逢时，感叹唏嘘。

次年，高考对“老三届”放宽年龄，他喜出望外，心间堵塞的怨气全部呼出，而放飞没有踪影12年的纸鸢又飘扬在眼前！他赶紧报了名。拿着准考证春风满面跨入家门。谁知，他的妻子好像与准考证有深仇大恨，一把抢过去，三下五除二，准考证化着纷飞的白蛾子。

事后有人说他妻子做事过激，其实，这是一个善良街坊女人的正常反应，她深爱着丈夫，她宁可过安稳的穷日子，也不想丈夫飞黄腾达，她是怕他飞走啊！

王金融真冷静，一边说不考就不考，一边像特工一样，去找已调到县文教局工作的大哥。大哥找到同一院落的“招生办”说明情况，得到同情后补办了准考证，号码安排在最后一个考场。并特地关照，在外不要讲，免得节外生枝。

因为有纺机厂的经历，他就把“华东纺织工学院”作为第一志愿， “华纺”在上海，是中国纺织院校中理工结合、规模最大、专业设置齐全的纺织大学。1985年更名中国纺织大学，1999年更名东华大学。王金融以高分如愿以偿，妻子忙着缝补洗刷，为丈夫收拾行李，送夫远行求学，一时成为古镇佳话。

4年大学对于应届生而言不算啥，而对于早就过了求学年龄，年过而立的他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诅咒、报怨、跺脚，于事无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两个字：坚持。因为“人才断档”，1982年夏毕业分配时很是吃香，他被分配到盐城市纺织工业局。盐城是江苏最大的棉区，常年植棉300万亩以上，盐城的纺织工业全省第一。他所在的单位有行政、事业两种编制，他是技术人员，进入事业编制序列。

王金融（右）大串联在北京（1966年，20岁）

去企业调查，一个厂有几千工人，进入车间，满眼织机，气势磅礴，经纬穿梭，目不暇接。现代化的大生产再也不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小作坊了。那种壮观的场景不由得让他心潮澎湃，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衣被天下”的胸怀。多次调研后，他觉得在纺织工业局，自己的专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要到生产第一线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他主动从机关下到企业。

在企业，他确实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从纺织机械的引进、调试，到维修、保养，他成了厂里离不开的“骨干”。从普通工人到厂长，人人对他尊敬有加，他觉得自己活出了价值。就这样干了四五年，终因夫妻分居、小孩培养，他有了回泰州老家的想法。

泰州的纺织企业虽不能与盐城比，但华泰纱厂也是如雷贯耳的大企业。20世纪80年代末，他写信联系，并提出让妻子一起进厂工作的要求，对方马上作出令他满意的答复，原来厂长也是“华纺”毕业生。这样，他就进入了泰州华泰纱厂，被任命为技术科科长，妻子也从小镇溱潼的棉织厂同时进入，小家在泰州城里安顿下来。

又是世事难料，没几年的功夫，华泰纱厂改制，他虽然仍是科长，但工厂成了私人的，厂长变成“董事长”，是“老板”，他成了“雇佣工”，心里不是滋味。在这期间，他还曾被派遣至靖江分厂，任技术副厂长。

“心里不是滋味”是意识形态，是“形而上”，糊涂一点就罢了，谁知，家庭变故正悄无声息地向他袭来。妻子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竟然是绝症！妻子才50多岁啊！望着平日辛劳的妻子，他心如刀绞，昔日的那点事儿早已烟消云散。这样一来，除了工作，洗衣做饭、小孩上学、医院送饭等等都落到他一人肩上，他整天像一只陀螺在快速地旋转着。捱了二三年，待“送走”妻子后，工厂倒闭的更大窘境出现在他的面前。

为了生计，他去过许多地方打工，甚至去了湖南的常德、衡阳。工厂都是老板的，对他很器重，让他抓生产。这时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和他大胡子的画像，这个就是马克思。他深深知道，人家用他，是因为从他身上可以得到“剩余价值”。为此，每一天，他都必须打起精神，尽心竭力。直到乡愁泛滥、腿脚不灵，他才不得不背起行囊返回故乡。

回首人生，怀着实业报国的情怀，他走出了“下企业”的一步，哪晓得这一步的实质就是在“挑战体制”，想回头已经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越走越远。奔波辛劳不说，退休后，收入很低。

王金融的人生似乎“不顺”，其实也不是什么不顺，在生产第一线他应用先进技术，解决生产难题、经纬穿梭入画来，为纺织工业的进步发挥了突出作用，算是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因为世俗价值观对他的不公，让他患上了时轻时重的“自闭症”。

如果说高中同学的前两次聚会，他因工作丢不开，不能参加，确实可以理解，而高中毕业50周年聚会，他年过70也不参加，只能说明他不愿与同学交流。尽管如此，这也是他的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应非议。班上同学从企业退休的十多人，个个都蛮开心的，相信王金融同学会想开的。

02

人生不仅靠努力

沈尔顺1947年生，是家里的唯一男儿，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父亲去世早，母亲含辛茹苦拉扯哺养他们，就像一只母鸟护着三只雏鸟。看到母亲的艰辛，他从小发愤念书。

他的母亲虽不能与孟母相提并论，却与多数人家不一样，在那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在家庭极其困苦雪上加霜的条件下，一直让他读书，并且不畏闲言碎语，回头想来，真是让人由衷地钦佩！读高中时，他的数学一直不错，本想考个大学，艰苦几年，出来工作后好好孝顺母亲。但因1966年高三毕业时高考停止，他的理想落空了，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运气不好。

1968年11月，他被下放插队，虽不想“滚一身泥巴”，但“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他插队的地方是高沙土，只出产麦子、玉米、山芋，当地农民喝麦糁粥，粥里加上山芋就是“天堂的日子”，捧着的碗大如盆。时间不要多长，沈尔顺肚子空了、大了，自然而然也捧起了大碗。他不会多少农活，就专干挑担的事，一天三顿都是麦糁儿粥，肚子感到饿，似乎跑路都不太稳。

在农村，因为他是高中生，也有不少人给他做媒，介绍对象，可是，他不敢接受，因为他不能养活别人，更不要说养活小孩了。在农村究竟吃了多少苦？他不想说。

7年后，随着政策的改变，他回到小镇上。俗语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家都要在街上进粮站、商店、工厂，纷纷找关系。他没有关系可找，被分配到比一般乡村还要偏僻的“麻风病医院”，外面人称“麻风医院”，或“十八号圩子”。听说，溱潼医院的大右派曹院长就被遣送在麻疯医院。

他到那儿报到一看，所谓麻风病医院，不像我们想象的医院，病轻的看了回家，病重的看了住院。这个医院的病人是固定的，长期住在那儿，吃喝拉撒，喜怒哀乐，实际上就是麻风病人被集中的地方。这些人传染性强，在这封闭的地方生活、治疗，不得与外界接触，也不能与家人接触。那些病人，各种各样，有断膀子的，有断腿的，有的嘴歪着，有的满脸焦皮，样子很难看。看到他们，真有点怕人，他的行李不敢往下放，身上马上也痒兮兮的。想走，可是还能去哪儿？他茫然不知所措。

沈尔顺（连云港，1996年，49岁）

他留了下来，在麻风医院做财务工作。麻风医院离溱潼镇太远了，回家真不方便，要是时间长了也得了麻风病，那更是糟糕。还有，拿的钱也不比镇上人多。有了这几条，怪不得，人家都不愿意到麻风病医院来。但是他说自己近30岁了，母亲老了要他养活，有一份工资，他就能过下去，他经不起折腾了。

1970年代麻风医院住着近2000个病人，由于国家的投入，药物的效果，治好的麻风病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成绩在全国出了名，甚至引来了联合国官员参观、考察、采访。

1977年高考恢复，他多么渴望上大学啊，他说复习复习也能考取。但是他不去想了，他说，自己一天不拿工资，母亲就一天不能生活。高考就像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晓得它好吃，但是他不敢动筷子。

到了1990年代，吃香得不得了的粮站撤了，供销商店被大商场取代了，许多工厂改制成了私营，原来争着留在镇上的知青，又一次遇到生计问题。还有高考恢复考上名牌大学后分配到工厂的，工资待遇也不高。而他所在的麻风医院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它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他个人则属于“国家事业编制人员”，旱涝保收，工资不断增长，母亲也因他的稳定收入，过着幸福的晚年，他这只“丑小鸭”竟然变成了“白天鹅”。

位于“十八号圩子”的医院，因病人锐减，只要少数人留守，他就被派遣到了县城皮肤病医院上班，在县城买了商品房，真正做到了安居乐业。这是“时间”带给他的福祉，要是在平常，不要说调往县城，你想从偏僻的“十八号圩子”调到溱潼镇上班也一定是如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他说，要说插队回城后，自己能力有多大，不是；动用了多少关系，不是；一心想干成多大的事业，也不是。相反，他被安排到一个所有人都不愿去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早被人看清有前途，那就没有他的位置了。

回城后的沈尔顺没有作出一点努力，也不考大学，却一直拿着不菲的报酬（会计师职称），完全靠的是运气，或者叫机遇。由此，让人悟到，人生不仅靠努力。

2008同学会，中排右5白发灰衣者沈尔顺，后排左4作者高泰东

高泰东：我的女同学,

溱潼“十二钗”命运各异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