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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卢晓蓉：挨饿的日子，学校足球场种上牛皮菜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卢晓蓉
原题
挨饿的日子
作者：卢晓蓉
当时我们在学校住读，除了周六晚饭和周日外，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21斤名义上是大米，实际上差不多一半都是用无法准确换算，明显少于同等大米定量的粗粮，如豌豆、蚕豆、红薯等来顶替的，加上食堂炊事员的多吃多占——因而长得又白又胖，学生给他们取的绰号是“米猪儿”——每个月的粮食吃到嘴里的就没有21斤那么多。
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学校买进了“土茯苓”（一种野生植物的根茎），掺杂在面粉里做成花卷给我们吃。此种状况下，肚子饿是硬道理，每当学校的吃饭钟响，同学们就一窝蜂奔向食堂。食堂发放饭菜的窗口立即出现数条躁动不安的长龙。但食堂最拥挤的地方不是发饭菜的窗口，而是盛汤的大木桶跟前。因为粮食都定了量，菜式也“一刀切”，八个人一桌，每桌一盆菜，吃什么、吃多少，我们无从选择，而木桶里的汤是不定量的，先来先得，后来没得。
其实那汤不过就是洒了几把盐的白开水，里面最多漂着几片菜叶子，但因其可以相对扩张饭菜的份量，还是被大家视为珍宝。有一次，当一拨人抢完了一只木桶里的汤后，竟然发现桶底下躺着一只煮熟了的老鼠。喝了那桶汤的同学自我解嘲，“就当是打了一回牙祭。”
由于“饥饿感”的全面性、长期性和顽固性，在那三年时间里，全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智慧，打了一场对抗它的人民战争。当吃杂粮、吃野菜、吃草根树皮等各种传统办法都用上了，还是不解决饥饿问题的时候，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其花样之多、创意之新，足够编一部《抗饥食谱》，不但可以弥补中华饮食文化之不足，还可以提供给世界上还没有摆脱饥饿的人们参考。
当年的报纸上曾刊登了一条煮大米饭“放卫星”的新闻。消息说，平常用大米煮干饭，1斤米大致可以煮出3斤干饭，但现在发明了新技术，可以用1斤大米煮出6斤干饭。办法是先将大米煮成干饭，然后把米饭晒干，再把晒干的米饭放到锅里加水煮，煮好再晒干……如此这般地举一反三，“卫星”饭就做成了，但实际上饿死人的事却并未断绝。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我们没有大人的能耐，也有自己的办法。我们班不知是谁发明了用盐巴可以止饿。当然不是普通的盐，而是经过加工的盐，即把盐放在锅里和一点香油、辣椒、葱花一齐炒。炒“熟”了的盐黄澄澄、香喷喷的，用个小瓶装好随身携带，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从衣兜里摸出来用手指头蘸点舔舔解馋。用盐解馋的好处是，所需分量不多，一丁点就可以管一阵子，而且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进行，就是上课偷着吃点，老师也看不见。
这个办法很快就在我们班推广开来，先是女同学纷纷效仿，后来男同学也加入进来，几乎达到人均一个盐巴瓶的程度，而且还竞相比赛谁的盐炒得最好吃。
有一次上代数课，老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随意点了一位男同学的名，要他站起来回答问题。男同学站了起来，却不说一句话。老师再三叫他发言，可他憋得脸红脖子粗就是不开口。这时候，老师气坏了，问全班同学是怎么回事，一个嘴快的同学看到他的腮帮子在动，就抢着回答：“他在吃盐巴！”“错！噗……”那男同学终于张开了口，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已喷出满嘴的炒面，引得教室里一阵哄笑。原来那位男同学是干部子弟，家境较好，故而把“炒盐”升级为“炒面”，却忘了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游戏规则却完全不同。
学校为了改善学生的伙食，在校园里养了十多头猪。于是每个礼拜我们都要停一天课去郊外打猪草。到了这一天，学校伙食团发早餐的时候，把中餐也一并发给我们。中餐多半是一个馒头，理论定量为“三两”，实际上最多二两。
女同学领到馒头就赶紧用手绢包起来藏到书包或衣兜里，不到中午时间舍不得吃。吃的时候，尽管满手粘着猪草带出的泥，也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掰下来送进嘴里慢慢咀嚼。其实并非卖弄斯文，只为尽量延后饥饿感再次到来的时间而已。可男同学就没有这份耐心了。馒头既已到手，他们就有了支配权，相当一部分人还没走到打猪草的地方，就把“中饭”给解决了，有的甚至还没走出校门馒头就下了肚。
中饭没有了，猪草还得打；人吃不饱，猪可不能饿着。有几个鬼点子多的男生，没有中饭吃，索性去看电影混时间。我就曾经去重庆市当时最气派的和平电影院（即过去的国泰电影院）抓过“现行”。进得影院，就看见门厅墙边撂着好几个打猪草的背篓。看完电影，他们便去挖几棵芭蕉树根交差。芭蕉树根挖起来既利索又够斤两，猪也喜欢吃。不过，学校周围从此不再见芭蕉，而我们的餐桌上也并没有增加多少油荤。
那时候还有个规定，就是无论农村还是城镇人口，人人都要吃公共食堂，也就是说，要在食堂吃饭，不能随便在家里开伙。我们家6个人，就加入了5个食堂。父亲在迁往远郊的工厂食堂，母亲暂时还在青草坝的医务室工作，就在留驻的职工食堂，外婆年纪大了，被批准在家里做饭吃，我和两个弟弟则分别在各自学校的食堂搭伙，晚上、周末或放假，才能回家吃饭。
我们回家吃饭时，外婆就挖空心思给我们扩充饭量，比如在山坡上的零星空地里种点土豆、玉米、蔬菜加餐；或者用面粉做一个大饺子，每人一个，里面最大限度地塞满青菜、野菜，让我们看着比吃着更舒服；还有就是把玉米芯或苋菜根晒干了磨成粉，加在面粉里提高一点定量等等。我们家一直有个小石磨，世道好的时候，用来磨花生酱和磨豆浆点豆花吃。后来生活窘迫，石磨就闲着没事了，三年灾害时才重新派上用场。
小弟弟那时还在民生厂子弟校读书，中午饭在学校食堂吃。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中午见他从学校下山回来，手里全神贯注地捧着一件东西，一步化作三步地“移”下山来，恰如电影里的慢镜头。进了家门，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兴奋地说：“我们学校打牙祭了！端回来给你们尝尝。”走近一看，弟弟的手里擎着一个比酒杯稍大的小碗，里面盛着半碗酱油，酱油上面浮着几圈透明的猪油。猪油散发出来的香味顿时弥漫全屋。为了不让碗里的酱油洒掉一滴，弟弟平时放学回家最多走十分钟的路，这天足足走了半个钟头！
有一段时间，他变得又黑又瘦，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说不是。后来母亲去学校了解，才知道是高年级的同学把他的饭票抢了，他好些天没吃中饭，靠打乒乓球赶走饥饿感，却没有对家人吐一个字。我每逢想起这一幕，鼻子就发酸。
我们学校最大规模对抗饥饿的行动，莫过于变足球场为牛皮菜地了。学校的领地分布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山不高，坡却比较陡，谷底一块较大的平地，刚好能开辟出一个足球场，让学生们有地方上体育课，开运动会。我们学校能种蔬菜的地方都给种上了，但对于上千副辘辘饥肠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最后学校领导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首先得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才谈得上“德智体全面发展”，所以决定把学校唯一的足球场统一分配给各班种菜。
于是那段时间我们上体育课的内容清一色是挖足球场，种牛皮菜。牛皮菜因其生长快，产量高，在三年困难时期很是走红，我们学校的食堂就经常做这种菜给我们吃。但牛皮菜的氢氰酸含量较高，如果烹饪不当或吃得过量便会中毒。吃牛皮菜致死的事在我们周围时有发生，但饿起来就管不了那许多了。
我们班一直是学校的优秀班级，种牛皮菜也不例外。被历代校友踏压了几十年的足球场坚如磐石，我们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硬是把它翻了个底朝天，并且夺得了牛皮菜大丰收。学校那时有个政策，哪个班的牛皮菜产量高，吃饭的时候每桌就多发给一盆牛皮菜。两盆没有油水的牛皮菜吃下肚，过不了一个时辰就头晕眼花心发慌。所以有同学戏称：“学校不如奖励我们不吃牛皮菜！”
不吃牛皮菜的日子终于盼来了。学校又让我们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把菜地重新变成足球场。于是，我们排成方阵，“一二一”地在菜地上进行队列操练，每个人都使足了浑身的劲，在牛皮菜地上踏上一只脚，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初三那年（1962年）的墙报主题，是庆祝伟大领袖生日。我建议对墙报实行改革，不必老是长方形，换成一个花篮形，里面摆上几个寿桃，寿桃周围摆满鲜花，再把同学们衷心祝愿的稿件写在寿桃、花瓣和花篮上。这个点子无疑是受到饥荒年终告结束，以为人民又可以吃饱饭的启发。
庆祝领袖生日那张墙报贴出的当晚就被偷走了，偷得连渣渣都不剩。见到我们万般痛苦状，大队辅导员安慰道：“肯定是有人妒忌你们，这正说明你们的墙报有水平！”好在学校头一天已有先见之明地为我班的墙报拍了照，所以我们还是众望所归地得了第一名。至于墙报被偷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我，哪有工夫去细想。而三年灾害的真实背景和严重程度，我是后来看到大量资料，得知事情真相才搞清楚的。
同学们自觉自愿降低粮食定量，选择挨饿，给我们这个班级争了光，却让我的奴性不减反增。其实我当时就知道，有的干部家庭实际上是不受所谓定量限制的，在家里米饭馒头、荤菜素菜随便吃。可我以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不享受谁享受。而我们班非干部家庭的同学都在挨饿，特别是一些饭量大的男生，不知道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几年之后，我和一批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去了农村，又一次经历了饥饿的煎熬。由于定量低、缺油少菜见不到肉，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我们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有的同学就用家里带来的零用钱到集市上加点餐。上级知道后批评我们，进餐馆说明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不彻底。我当时担任农场团支部书记，当即从命把一个到场里来卖包子的小贩赶了回去。
这虽是后话，但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个性的泯灭必将带来人性的麻木。我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却闭目不见身边的同窗和知友。无论他们是否责怪我，我都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几年前，我给黄炎培先生的小儿子黄方毅先生打电话，方知他去了重庆，而且正在巴蜀中学参观，因为他的母亲姚维钧女士曾在巴蜀中学任教，父亲也是巴蜀中学的热心支持者，巴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他父亲帮忙聘请的。那天带领黄先生参观的正是当年的大队辅导员，辅导员接过电话对我说，“你是我们学校的优秀学生干部啊！”我听了心中涌起的既有感动，也有莫名的惭愧。
卢晓蓉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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