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年栖身的宿舍在珞珈山东麓山脚的斜坡上，以前站在我家的凉台上可以远眺青翠欲滴的磨山、南望山、波光粼粼的东湖，最远可看到华中工学院白色的南一楼（八层），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广阔辽远、怡然舒畅。现在四周十几栋高楼拔地而起，除了别人家的窗楣、雾霾的天空，一切都消失了。据我去年、前年的记载，蓝天白云一年大概还有七八次，越来越稀罕了……也觉人间无味，闹烘烘一片埋愁地。天终于凉了下来，秋风徐来，好不痛快！前天（8月31日），风和日丽，我站在凉台上吹凉风，对面18栋一楼推出了一辆轮椅，一个中年妇女小心翼翼的将一个矮个的老头扶上轮椅，并弯腰将他的双脚挪到踏板上。刘老师，刘祥仁老师，他出来了。好几个月了，我心中偶尔念想一下对门的刘老师，听说他中风两次了，上次阿姨扶着他在门口散步好像是半年前的事了，到深圳去了？我还问过在18栋旁打牌的大爷大妈，她们说，“在家里吧，难下楼了！”今天看到了，远在凉台上俯视，他好像瘦了一点，神情淡定，仿佛比以前干净清爽一些。我想到是否下楼和他唠嗑几句，不算太熟，算了。1958年的夏天武大附小开学时，我们被招集到学校大门外四十八家旁的足球操场，上面来人宣布换了新校长，原校长陆维亚和陈松年、卢文曼、刘祥仁四个老师是“右派”。尽管那时我才小学四年级，可真正记牢了当时新校长、新教导主任在台上讲话的场景。凉云暮叶，黄昏无限思量……四个老师中，陈松年老师的印象我最淡。他好像是我们同年级甲班的班主任，（我是乙班）朦胧的回忆中他完全就是一个老农民的模样，低头走路，不苟言笑，那时班主任都教语文，他应该是语文老师。他如何成了“右派”，说了什么话，至今我也未得一二。在附小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除了墨汁写下黑漆漆的名字，什么也记不得了……他好像住在三区粮店旁边的两排平房里，后来在三区食堂常看见他低头打饭打菜，他从来就目不斜视，不与人打招呼。他劳动后去了那里一点也不知道了。前两年我问过刘祥仁老师，他说，他也不知道，估计已去“享福”了。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另一个卢文曼老师带过我们的珠算课，她刚到武大时曾住在新三区24号（现幼儿园）我家隔壁。那时武大住房紧张，教授家都要让一间房给新来的老师住，她就住进了叶峤教授让出的一间西房。我印象中卢老师也十分严肃，很少看到她笑，也没有逗我们玩的记忆……所以我曾经认为“右派”都是严肃、规矩、死板、不爱笑的人。我也不知道运动中她说了些什么，倒了霉。他先生是法律系的老师，是为先生抱不平？还是……据说卢老师被划“右派”后一直不服气，不肯签字认错，一直到1979年平反。他们一直在武大，好像卢文曼老师文革时期在武大沙洋分校还教过小学，回到珞珈山时她已退休了，是为了孩子顶职还是年龄到了就不得而知了。她住在南三区时我常见到她，我偶尔与她打招呼，鞠躬，叫老师！如今她也走了好几年了。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陆维亚校长我就印象深刻了！妈妈常说，她抗战在乐山读武大时，陆维亚是她们的女生指导，“好厉害啊！严厉得不得了！”“她只要发现一个女生晚上回宿舍晚了，就会训斥全宿舍的女生，滔滔不绝！”妈妈也常感叹说，“那样好强要胜的人，这以后日子如何过呀！”我们1954年进武大附小时，应该还是黄兴华（刘涤源教授的夫人）老师的校长，她严格执行学习苏联的新规定，一定要满七岁才准许读一年级，弄得教务长韩德培先生的儿子韩铁只差两个月都不能上小学。我姐姐前几年5岁就上了小学。真是一板一眼认真办事的老师啊！陆维亚到武大附小当校长应该是在1955年夏天，她1949年就兼任了武汉大学附设小学教员会的主席，这可能是选她当校长的原因之一。我没听过她的课，她教过我姐姐算术。记得爸爸曾在家中谈过，“她教算学应该没问题！”我问过姐姐，“有陆校长上课的印象吗？”她说，没有了，但肯定极少看过她的笑靥。大个、严肃的陆校长大抵不会有什么反动言论，我记得大字报上面的罪状有排挤工农干部林彦鑫（后来的校长），重用有资产阶级思想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云云……我真想看看当时档案的评语啊！陆维亚老师是长沙望族的千金，先读过师范，后来又考入了武汉大学历史系，高材生留校，与著名的物理学家梁百先教授结为伉俪。1957年她栽了，好强的她再也没能起来。“幸好她还有梁先生200多元的工资，和程千凡有沈祖棻的168元一样，生活上不会吃太大的亏，钱总是最要紧的呀！”（爸爸语）劳动改造，后来到历史系资料室，养儿育女，照顾先生，陆校长闷闷不乐的打发了十年光阴。可能还是积郁太深，她文革中患癌症去世，没有到60岁！萧萧几叶风兼雨，屈人才识长更苦。武大附小的四个右派中，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刚师范毕业的刘祥仁老师了。如今只有他硕果仅存。1957年，他可能没20岁吧！刘老师很矮，估计不到1.6米，他没给我上过课，好像教过姐姐的地理课（自然？），姐姐说他讲课蛮风趣。他们全是1958年补划的“右派”呀！一个小学，36个老师，硬要派几个“右派”，11%呀！占了那里的名额？谁的指示，谁的主意，如果一个有权力的好人说，小学就算了吧！这四个老师的命运……我总是企盼着善良！前几年我问过刘老师当时的情景。他说，他真不清楚自己怎么成了“右派”，开始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右派”的待遇，心想“右派”就“右派”吧，改正错误，过来了，不就不是“右派”了嘛！一直到集中劳动时，在行政大楼前听了“麻队长”（见吴开斌的《另类人生20年》）的训话，才知道Y派不是好玩的称呼。他还感叹的对我们说，幸好他一直被留在了武大，劳动、当农工、打杂、电工……去沙洋，没吃太大的亏。如被武大开除，去了社会和劳改农场就掉得大了！自从1980年代刘老师住在我对面的北三区18栋后，我就看着他进进出出、结婚、带孩子、退休。后来他夫人又先走了，孩子也去了外地，他一个人常去柯家湾吃早点、吃饭，他好像不太会自己做饭。他话也不太多，去台湾探过亲，有人说他是武昌“刘有余”的后人，是否因家庭被打“右派”？！我也问过他此事，他说只记得解放前家中一些人去台湾时，他和几个哥哥一起上了车，后来怎么又下来了……谈起他当电工时，我到记起了武大另一位常来家中查电表的电工苏先群，永远唯唯诺诺、恭恭敬敬、非常谦卑的模样，妈妈说，他好像也是1957年说错了话，栽了跟头。前几年刘祥仁老师每年冬天去深圳，有一次他回家，行李太重，我帮他提上了楼。他告诉我他在武大附小和陆维亚校长除了工作接触，没讲过几句话，和另外两个被划“右派”的老师基本也没有来往。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在书写武大附小的革命传统和辉煌历史（号称1915年建校）时，会提到陆维亚，绝不会提到刘老师等三人。有人在我的博客中提醒我不要谈论邻居、同学、朋友、熟人………道听途说的往事。我想，刻在一个十岁孩子记忆中的这些事，怎么会忘记呢？我怎么会不说呢。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是无辜的呀！有的人多说了几句话，有的人可能只皱了下眉头……结果就是减薪、降级、批判、下放、劳改……甚至家破人亡。那个时代，许多人都是平庸的作恶者，没有了绝对的善恶。黄永玉说过，“运动开始我偷偷对我老婆说，’这粒种子会长成罪恶大树的。”一个甲子，读完了几千张面孔后，我还没弄明白究竟什么是人。何事添凄咽，但由他魑魅簸弄，……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20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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