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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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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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Foreword

会议的组织者，卢森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克莱塞在开幕词中称，欧洲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欧洲人怀疑自己走的道路，甚至提出欧盟是否会垮台的问题。这个问题乍听起来让人大吃一惊，仔细想一想，也不奇怪。欧洲的知识精英对欧洲面临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并不容易，所以提出了欧盟是否垮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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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7日至18日，我应邀出席在卢森堡举行的“新政策论坛”。该论坛是前苏联国家主席戈尔巴乔夫先生创立的。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名声不好，老百姓不喜欢他，但在欧洲却很受欢迎。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苏联在东德驻有10万大军，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诉诸武力，而是接受了德国的统一。这一点，德国人很感激他，欧洲人也很赞赏他。

可以想象，如果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下令动武的话，德国统一不会那么顺利，欧洲的紧张局势会骤然升级，欧洲的和平与繁荣会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

意大利的一家基金会支持戈尔巴乔夫，创办了新政策论坛，其宗旨是就欧洲所面临的一些大问题召开研讨会，集思广益，为欧洲的从政者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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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去卢森堡，勾起了我许多回忆。

1994年至1995年，我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我的夫人施燕华任驻卢森堡大使，荷兰离卢森堡仅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去卢森堡的机会比较多。卢森堡每年国庆都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各国使节夫妇参加。我作为施燕华的丈夫参加过两次，还同卢森堡首相容克交谈过。

中国驻法国使馆大使办公室

1998年11月，我去法国就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我的夫人施燕华放弃了再次出任大使的机会，与我一起去了巴黎。她在卢森堡是大使，但到了巴黎，只能是公使衔参赞。施燕华离开卢森堡后，我就再没有机会重返卢森堡。这次新政策论坛在卢森堡举行，给我提供了重返该国的机会。

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

卢森堡全国面积为2586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4万，全国森林覆盖率高达70%，空气质量非常好。

我抵达卢森堡时，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我领取了托运的行李，走出机场时，看见接我的司机举着我名字的牌子。我顺利地坐上汽车，从机场来到了下榻的饭店。机场到卢森堡市的距离很短，行车20分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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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饭店后，我安顿下来，就与中国驻卢森堡使馆联系。

曾宪柒，2010年9月至2015年7月任驻卢森堡大使。

中国驻卢森堡大使曾宪柒，当年是我在法国任大使时的同事，知道我来了非常高兴。我们两人有七八年没有见面了。中午，曾宪柒大使和我一道出席当地华侨领袖朱佩华先生做东的午餐。

朱佩华先生是从杭州去的华人，原来是学音乐作曲的，到卢森堡之后开始时开饭馆，后来做投资，做得很成功。

朱佩华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去海外闯荡成功的新一代华人华侨的代表。他们这一批人与老一代的华侨不一样。

老一代的华侨往往都是终生开饭馆、开洗衣店来谋生。他们一般都在华人聚居地生活，整天讲中文。很多老华侨，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但外文讲的是“洋泾浜”。

而新的一代华人，往往是青年知识分子，外文好，有知识。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比较快地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朱佩华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开饭馆起家的，今天尽管他生意的重点转向了投资，但饭馆依然由他夫人在经营。他饭馆的中餐做得很地道，从国内请来了一些好厨师。所以他这个餐馆在卢森堡小有名气，卢森堡的首相容克还不时到他这里用餐。

施燕华当年在卢森堡任大使的时候就认识了朱佩华，发现他很有头脑，外文也比较好，鼓励他在欧洲闯出一番事业来，朱佩华很受鼓舞。

由于施燕华，朱佩华听说我去卢森堡很开心，当天中午就请我、曾宪柒大使，还有使馆的办公室主任聂波共进午餐。聂波也是我当年在驻法使馆的同事，是一位很能干的负责后勤工作的外交官。

饭桌上，朱佩华向我介绍，他正在投资抗衰老的生物制药。我看出朱佩华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他从世界的变化中看到了商机。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中产阶级的人数在迅速增长，人的平均寿命在延长，保健的需求在上升。

在谈及欧洲的华人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朱佩华明确主张要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有条件的华人要设法参政。我和曾大使都支持他这个主张。朱佩华向我们介绍了他在卢森堡的情况，他和卢森堡上流社会的人士接触频繁，甚至卢森堡国家元首大公的亲属也愿意和他一起餐叙。

晚上，曾宪柒大使一定要请我吃晚饭，叙叙旧。我们当年在驻法使馆共事，处得很好，工作上相互配合，合作得很愉快。曾大使告诉我，他在驻法使馆任职后，又去非洲布隆迪担任大使。曾大还使告诉我，中国和非洲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非洲有丰富的资源、大片可耕地未开垦，中非合作发展农业的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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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上午9时，新政策论坛正式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是“21世纪欧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论坛的正式参加者有四十余名来自西欧、东欧和俄罗斯的前政要、学者，我是唯一应邀出席的中国人。由于论坛的档次很高，许多卢森堡人，包括大学生都来旁听会议，几百人的会场坐得满满的。我们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坐在会场的中间。

会议的组织者、卢森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克莱塞在开幕词中称，欧洲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欧洲人怀疑自己走的道路，甚至提出欧盟是否会垮台的问题。

这个问题乍听起来让人大吃一惊，仔细想一想，也不奇怪。欧洲的知识精英对欧洲面临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并不容易，所以提出了欧盟是否垮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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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1985年至1991年间担任苏联总书记、总统。

新政策论坛的创始人兼论坛主席戈尔巴乔夫发表主旨演说。他这篇演说自然是大家非常注意聆听的。

我第一次见戈尔巴乔夫是在1988年12月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他去联合国，大会为他举行专场会议。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是国际上的大红人，大家都很想见见他。联合国大会的会场挤得满满的，连旁听席上也坐满了人。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一篇讲话满堂喝彩，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1年5月15日，江泽民访问苏联。

我第二次见戈尔巴乔夫是在199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莫斯科，与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出席会谈，负责撰写新闻稿给记者吹风。那次见到戈尔巴乔夫的感觉是，他的精神头不如198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那么足了。

江泽民总书记请戈尔巴乔夫先讲，他也没有推辞，洋洋洒洒讲了大约40分钟。他先介绍苏联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听上去很有道理，也很有说服力。

他讲话的第二部分是怎么办，我在旁边认真地听，发现他的思路有些迷茫。我边听边想，突然有一种预感，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苏联的一把手对下一步怎么办思路不清楚，这可是一个不祥之兆啊！预感是预感，但谁也没有想到，七个月之后苏联就垮了，戈尔巴乔夫也就下台了。变化太快了，真有一点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我第三次见戈尔巴乔夫是2002年11月在巴黎。此时，五个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国家，即中国、俄罗斯、韩国、波兰、墨西哥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俄罗斯申办2010年莫斯科世博会，也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决心很大，志在必得。

俄罗斯政府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在欧洲很受欢迎，巴黎是国际展览局的总部所在地，各国代表大部分常驻巴黎，于是就派他到巴黎来为2010年莫斯科世博会进行游说。

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出面，举行盛大的招待会，邀请国际展览局的主席、秘书长和各国驻法国的使节，以及国际展览局的各国代表出席这场招待会。中俄关系很好，尽管双方在申办世博会问题上是竞争对手，我还是要出席这场招待会的。

我较早地来到俄罗斯招待会的现场，看见戈尔巴乔夫正在与别人说话。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很客气，连忙把我带去见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见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开门见山讲了几句话，我终身难忘：“中国同志干得真好，我希望你们继续这样干下去！”他讲话的嗓门很大，也很真诚。

我听了戈尔巴乔夫的这几句话，感触良多。1990年苏联的GDP为1.5万亿美元，中国仅为3569亿美元，苏联是中国的4.2倍。2002年俄罗斯的GDP为3451亿美元，而中国上升到1.45万亿美元，中国是俄罗斯的4.2倍。真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啊！

进入21世纪后，我好几次在国际会议上见到戈尔巴乔夫，见他越来越胖，逐渐见老。他在新政策论坛上发表开幕词时，面色阴沉，愁容满面。

戈尔巴乔夫说，他对目前欧洲和世界形势感到担心，冷战结束20年了，时间被白白浪费了。世界上也开始出现了军备竞赛的形势。欧洲已不再是拉动世界进步的动力，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欣喜若狂，认为自己胜利了，提出了所谓“华盛顿共识”。欧洲没有顶住，反而随波逐流。今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由美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欧洲领导人缺乏胆识，拿不出好办法，很难让欧洲摆脱危机。

戈尔巴乔夫的主旨发言，看来为这次研讨会定了调子。后来与会者的发言基调也是悲观的，纷纷批评欧盟的现行政策。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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