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陆远 |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1981 - ），2010年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学史、20世纪中国学术制度和学术思想发展史，曾参与编辑《孙本文文集》（10卷本）、《柯象峰文集》等民国重要社会学家著作。[图源：baike.baidu]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作者：陆远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内容简介

本书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该论文曾获首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颁奖词为：

陆远的博士学位论文《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为主题，通过深描数位社会学家在1940—1950年代的历史境遇，追寻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一门学科制度的社会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轨迹，并进而探求其中隐藏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该文对于提升社会学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颇具价值，也为获取历史借鉴提供了可能。

该文主题鲜明，揭示了作为一门学科制度的社会学在当时所面临的“实用性”与“批判性”、“学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诸多困境。该文研究视角独特，在资料收集上下足了功夫，文献翔实；在历史脉络的叙述上，层次分明，文字流畅；在具体内容的分析上，逻辑清晰，平允可靠，体现了作者较强的驾驭材料和理论分析的综合研究能力。该文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上堪称佳作，把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图由出版社提供，为中国社会学社第九届年会合影，亦为本书封面所用照片。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资源与学派、知识与制度——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吴文藻、陶孟和的人生转折出发

第三章    “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

第四章    “服务国家”还是“批判现实”

第五章    从“三大运动”到院系调整

第六章    社会学家在苏联的命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知识制度变迁的外来影响

第七章    尾声：1956—1957，中国社会学的短暂复兴

余   论    学科制度变迁与社会学的困境——从五份社会学学科文献出发

“边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内在困境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边缘化”？

20世纪下半叶的中西方研究者们，在回溯和检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时，都多少会提及这样一个趋势：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视作一门“显学”，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处于中心地位的话，那么自3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逐渐从堂奥退向庭院，中国社会学边缘化的问题开始出现了。学术史上首先对这个趋势有敏锐认识的是西方学者。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新政权在中国大陆建立，并且以“社会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一些学者对此前与“社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学”在新中国的命运产生兴趣，但当他们发现很难从中国大陆获得足够多的信息时，便转向从叙述历史回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以求得对现状的逻辑推演，正是这批学者，首先提出了中国社会学“边缘化”的问题（参见Newell，1952；Fried，1954；Freedman，1962b），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在做了部分修正的同时，基本坚持了有关这个“边缘化”的主题的叙述。

实际上，身处其中的某些中国社会学家尽管没有使用“边缘化”这种概括性的术语，但是作为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对构成“边缘化”的种种具体现象，比如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减少，研究成果水平的下降，来自社会学的话语影响力的减弱，在国民教育序列中社会学学科地位的降低等等，是有切身体会的。类似的论述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一门学科、一种知识体系，即便经历再剧烈的社会历史变迁，还是具有内在的历史关联性和逻辑关联性的。考察中国社会学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命运，如果把视野仅仅局限在新政权成立以后，或者仅仅局限在新政权领导者及其意识形态与社会学者基本主张的对立冲突上，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全面。至少20世纪40年代就体现出的中国社会学“边缘化”的趋向，从一个方面隐隐约约为其此后的命运埋下了一个伏笔。它提醒我，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似乎有其特殊的内在困境，“边缘化”只是这种困境的外在表现。而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种内在困境的复杂构成，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其命运走向。关于中国社会学在全面抗战前的发展，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有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的评价，他认为由于“不合理地存在着许多外国人设立的大学，使得发展条件受到限制，而限于对英美系统的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不能超出基督教系统的大学以慈善的社会改良运动为前提的社会实验区调查的范畴”，实际上也是从一个角度表述了这种“内在困境”。

然而，任何试图对这种所谓的“内在困境”进行概括的工作，都将是困难的和危险的。这不仅因为类似学术史内在规律的归纳，都必须建立在熟练掌握海量信息的基础上，有时候一个不起眼的细节的忽略，就可能导致结论的偏差，遑论任何结论的得出都无法忽视作为考察背景的纷繁芜杂的具体历史语境。而在叙述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主观因素影响的情形下，试图对这种内在困境做某些总结，也注定是危险的，因为随时可能滑入主观臆断的深渊。因此，在这一简短的小节中，本书只是尝试着做一些最初步的判断，结论的依据，主要来自本章前几节的论述，考察的对象，则主要集中于本文主要考察的几位社会学家。

（二）内在困境之一：社会学“专业化”与“边缘化”的内在矛盾

1948年，费孝通在为《乡土中国》撰写的后记中，很明确地阐述了这个矛盾：

孔德用（社会学）这名词来预言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等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斯宾塞也是这样，他所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总论。把社会学降为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并非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所意想得到的。……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分划。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学、经济学有它们特殊的领域，我们也承认了社会科学可以依社会制度加以划分：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等。社会现象能分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门社会科学。

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立场上说来，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去了。这个譬喻确说明了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

很显然，费孝通在这里指出的是社会学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程度越高，这门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也越高。社会学的情况却有些例外——通过对社会学发展诸阶段的简练概括，默顿就认为，社会学的发展部分背离了这个“一般规律”。默顿把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社会学从以前的学科中分化出来，并要求享有“合法的思想地位”，也就是社会学者试图从此前纷繁芜杂的“社会思想”（social thought）中确立“思想边界”，构建“社会学思想”（sociological thought）的过程；第二阶段，寻求确立学术自主权；第三阶段，一旦前一努力取得成功，社会学又重新开始寻求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合。在默顿看来，社会学的内在困境也正蕴含于此：一方面，他所谓的前两个阶段（尤其第二个阶段），正是寻求思想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的过程，是学科和学者谋求独立生存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有可能作为一门边界相对清楚的思想体系和学科体系存活下来。但是另一方面，寻求合法性的过程，对鲜活的思想而言，某种程度上又是近乎“残酷”的：社会学必须努力通过有意识的“自行隔离”才可能实现自主。默顿以齐美尔（Simmel）和涂尔干两个人的经历为例，说明一门边界不清、核心理论框架不明的学科体系可能存在的生存危机，以及学者为了获取这种独立地位而需要付出的代价——自我隔离于其他学科。不仅如此，争取合法性的斗争，还很可能增加社会学的“功利主义”倾向。

图为1948年中国社会学会华北分会第九届年会与会者合影，第二排左四为费孝通，左六为潘光旦。[图源：thepaper.cn]

正因为如此，无论中西学界，随着社会学学科化程度持续提高，某些重要的研究内容被分化出去，研究方法经验化、技术化和研究内容表层化，它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随之下降。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进西方社会学的那批思想家和某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此后并不一定被视为社会学家，但是他们的在综合性视野下，将整个中国社会作为探求对象以求整体上的解决之道，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整个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梁启超在《社会学界》创刊号上发表的长文《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作为传统学者，梁启超没有受过任何现代社会学的专业训练，他不可能理解和掌握社会学制度化以后的种种范式与规则。讲演中主要涉及的部分，实际上更近似于梁启超素所主张的“新史学”研究理路，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但这却不影响梁启超思想中真知灼见的火花，或者说，正因为没有所谓“专业范式”束缚，梁启超宕开制度化、固定化的“学科”限制，从总体上观照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各学科，从更开阔更宏大的角度审视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化的历史地位与意义，从而显得气度不凡。而此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学科化、专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职业社会学家开始产生，他们的社会学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视角却相对局限在了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某些区域甚至某些角落，既容易忽视对社会生活普遍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容易轻视从思想理论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做出的概括——前几节中涉及的那些社会学论争，无论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潘光旦、周建人、孙本文等学者间的关于改良人种手段的争论，还是“社区研究学派”的吴文藻、赵承信与主张社会调查的李景汉、陶孟和之间的论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社会学者们普遍带着雄心壮志，试图把自己坚持的理论构建为可以通盘解决中国问题的整体方案，但是他们的方案都是零星的、局部的、片面的，彼此之间的互相攻讦又多于有效沟通，他们的“理想”注定难以实现，因而其理论和主张，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影响力的持续衰弱，也不足为奇。从这个意义上讲，在20世纪40年代末那种社会结构的根本性的变迁面前，中国社会学家表现得有些措手不及，也绝非没有其自身根源的。

（三）内在困境之二：民族主义情绪与社会学基本范式的“西来特征”的内在矛盾

19世纪后期直至整个20世纪，由于现实的困境，加上历次中国式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鼓吹，民族主义情绪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之一。尽管“社会学”最初是被作为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资源引入中国的，但是它始终改变不了“来自西方”的学科底色。这种抹不去的“底色”，在身处民族主义语境中时，往往会显得进退失据。具体来说，二者间的矛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既然事实像费孝通说的那样，“教会大学是中国社会学的温床”，那么，这种“传教士社会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规避西方宗教教义的影响，保持对中国社会的客观认识，就成了社会学家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更何况，在传教的名义之下是否有其他更叵测的目的，显然是民族主义者会进一步拷问的。早期中国职业社会学家显然对此也有体认和不满，为此他们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社会学的中国化”，其主要内容，就是“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在费孝通看来，这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共同趋向”，不仅仅倡行“社会学中国化”最力的吴文藻，而且包括孙本文、陈达、李景汉、晏阳初、梁漱溟、陈翰笙等在内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都可以被纳入“社会学中国化”的范围中。然而随之，以下的这第二个矛盾出现了。

第二，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们的工作或接受西方资金的资助，或受到西方教条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如何向民族主义者证明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没有独立于西方力量的，成为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在前文中我们述及，李景汉在定县的工作，被指为用“美国的金圆铸成”的，而吴文藻的研究受到民族主义者傅斯年等人攻讦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接受的是中英庚款等西方资助。而1933年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仅因为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结果被认为受到“共产主义教条”影响，便备受攻击，不得已辞去工作。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尽管吴文藻确实认识到他所提倡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实用价值”，甚至也专门谈过这门学科对于殖民国家在属地“殖民行政”的“实用价值”。但他严格把理解限于殖民帝国自身，一旦联系到中国实际，他立刻明确地表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不能直接帮助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社区研究的目的，“不在控制社会，而在了解社会”。在吴文藻看来，“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政治与舆论形势，与社区研究的关系，不是后者服务于前者，而是后者利用前者提供的契机，深化研究进程。也就是说，如果说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对中国有“功用”，那么这个“功用”被严格限定在学术层面。更准确地说，只是为科学的“认识”中国提供一种方法，舍此之外，不应该有任何更多的引申。在吴文藻看来，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可能性在不断增长。而社会人类学在其发源地英国的主要“实际功用”，恰恰是为“殖民者”服务的，吴文藻坚决将“学术”与现实分开，或许也是担心在敏感的局势下授人以柄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现实”对“知识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本书所希望展示和解读的。

（四）内在困境之三：“科学主义”话语的历史困境

“科学”在近代中国被视为具有普遍效力的“准绳”，乃至成为“主义”，甚至被奉为宗教，这是历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共识。“社会学”最初是戴着“科学”的名号进入中国的，而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又不存在一门边界相对清晰的学问与之对应。因此“科学”的崇高地位，似乎很容易在社会学界确立，也不存在话语权的危机。但问题正如潘光旦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口号，至少代表着三种很不相同的努力，其背后是并不完全相同的价值立场。在社会学界内部，学者虽然大都秉承这门学科的开创者的意愿，也就是试图把它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但是在究竟什么才是“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究竟何种方法才能达到对中国社会的客观和“科学”的认知方面，学者们就莫衷一是了。

所以我们看到，当陶孟和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强调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抛弃一切信仰”的同时，他的同事李景汉却在价值观的立场上宣称，社会调查是自己矢志不渝的“终身信仰”。尽管论者自己很清楚个中的分别，但是难免会授人以口实或令人迷惑。发生在李景汉与吴文藻之间的争论，更可以说明这一点。1930—1940年间，在鼓吹各自社会学方法方面，李景汉和吴文藻是最不遗余力的两位。他们都主张观察社会时需秉持客观中立的“科学立场”，也都认定各自倡导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是符合“科学”原则的，是“科学精神”的代表，甚至都有将各自的主张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整体方案加以普遍推广的宏愿。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存在认同。特别是自吴文藻开始，“社区研究学派”中人就特别强调“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区别，而他们对李景汉倡导的社会调查批评的焦点，恰恰在于认定它不是“科学”的。吴文藻和李景汉曾经用“照相”（当时写作“照像”）和“拍电影”打比方，有过一次争论，吴文藻认为：

“社会调查譬之照像，社区调查譬之电影。照像所代表的生活是横断的、一时的、局部的、静态的；反之，电影所代表的生活是纵贯的、连续的、全角的、动态的。”

李景汉则回应认为：

“电影是活动的，这是从全体的观察来看。但同时电影也是静的，它是包括许多张静的单片。当然合在一起映演起来更有意义，而个别的某张或许多单片，亦不能抹杀它的价值。我们对于社会所能得到的认识常是部分的，是相对的。部分虽不是全体，而全体是部分的总合。”

比喻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彼此各执一端，都免不了以偏概全的缺点，实际上割裂了社会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整体性，某种程度上也就削弱了其“科学性”。更关键的是，就像李景汉始终无法完满地解释来自西方的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应性一样，吴文藻尽管一直在强调社会学的“中国化”，但是从他把社区研究方法视为认识中国社会唯一科学方法的主张背后，我们还是看得到功能主义统摄的影子——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鼎盛时期，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几乎被独尊为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它的倡导者将其视为一种“科学”，而非“学派”。就像我们前文叙述的那样，正因为吴文藻过度地强调“社区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科学意义”，他的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形式上的“科学”，而并不一定能真正客观全面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

（五）内在困境之四：“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的暧昧关系与紧张对立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社会学始终回避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必须直面的一个困境。

造成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复杂的历史内涵与外延。简单而言，在20世纪早期，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刚刚传入中国时，它是被作为一种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思想体系或知识体系来看待的，在社会学家看来，那时：

“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在实质上说并不很显著……社会主义，为某一种社会理想所定下的实践道路，和社会科学并不互相排斥。事实上，是相互辅助的”。

但问题是，一旦思想体系附着于具体的承载者（也就是遵循这种思想体系的人）身上，它们内在的根本差异就开始体现出来——

“社会主义者对于某种社会理想是视作不必考虑的前提，对这前提的态度是信仰。因之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教条。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理想并没有成见，兴趣是在‘怎么会有这种或那种理想？’社会科学是批评的，而社会主义是战斗的；社会科学对于现实是思考和解释，社会主义对于现实是改变和推动”。

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矛盾，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特别是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会分道扬镳。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就走上了这样分歧的路线。”

在1938年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列入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制定的课程标准中，也就是中国社会学初步学科化完成之前，社会学就面临着这样的歧路带来的尴尬：中国社会学并不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这一路才是“五四”的继承者。正因为在这方面的发展，使一部分“五四”的正统派对于富于社会革命性的实际运动抱着歧视，多少排斥在外围，是“五四”的结果表面上只限于文学的改革，“五四”之后文学的大众化和历史的科学化汇成了一个主流，而社会主义的旁支则和当前的政治相结合，展开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的革命运动。社会学那一门新进的科学，却在不同的偏见中被冷落地挤在荒芜的田园里。

因此，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进退失据的本质就是：

“在文史的主流里因为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瓜葛而不愿加以接受，在社会主义的旁支里，却因为社会学的批评性不适宜于早期的政治运动而加以拒绝了”。

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普通的思想体系，而是被尊奉为一种“意识形态”后，社会学的尴尬境遇依旧存在，并且在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国家体制下，遭到覆亡的厄运。

不难看出，表面上看，第一种困境主要表现为研究计划与课程设置上面临的问题，第二种困境主要是学科基本的人文理念面临的矛盾，第三种困境主要表现为学科具体操作细则要上不同学派间的矛盾，第四种困境则主要表现为学科普遍原则上的分歧。因而总体来说，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困境，还是一个“制度精神”的困境。它一方面表明，一门学科的传播，首先是它的学科制度精神的传播，因此首先出现的问题，也集中在这个层面上；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时候社会学在中国的学科制度结构还没有完全建立，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学科制度结构完善的迟缓化，导致了这门学科的“边缘化”。

*本文节选自陆远《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第三章第三节，商务印书馆，2019年，本文系初稿，内容以成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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