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遇刺
主讲人｜phosphas 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本科生
编者按：本文为几位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于2021年9月3日的一次主题讨论的前半部分，即phosphas同学的讲述记录。参与讨论的各位都有着良好的知识积淀和自觉的问题意识，不只埋头课业、书籍，还能关注周遭世界的变迁，努力以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交流应对重要议题，一扫时常所见的狂热、盲从、缺乏批判思维的习气，最终形成极具理论关怀的文字，令人欣喜。本号愿为他/她们的努力助一臂之力，收录并发布该次讨论的两部分文稿（下半部分见本日推送第三条），希望有助于各位对相关议题的理解。另外这些年轻朋友有一个公众号“酸菜鱼的乐园”，一并推荐阅读。
今天的主题是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对现代的启示。罗马帝国灭亡距离今天已经有1500余年。历史很难为今天提供一个特别确切的教训，或者说有什么可以照搬过来之处。所谓的历史类似镜子，这面镜子反映的是过去的面貌，而非现在的面貌。好比这只是一个过去的记忆，只能诉说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情。可以从以前的记忆里寻找一些启示，但是以前的记忆没有办法、直接地套用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上。但是依旧可以提供启示，这里就围绕着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展开，他的在导言里写了一句话，我拿来作为这次分享的中心：“专制体制刻意地摧毁了共和精神，使人民变成政治侏儒。一群政治侏儒如何能支撑一个伟大的帝国呢？”在开始正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些我之前发现的一些与正题带有些许关联的知识。在中世纪，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在世俗人群中也没有被完全消灭掉。在中世纪欧洲史的课程中曾提及了一种名为世俗拉丁语诗歌的诗。在十一、十二世纪时，一些学者会写一些并非为了教廷而写的拉丁语诗歌，这种诗歌就被叫做世俗拉丁诗歌。阅读世俗拉丁诗歌就可以发现，写作这些诗歌的学者很明显是受到过古典教育。比如英国有个诗人，名为埃克塞特的约瑟夫。他在12世纪末的时候写了一首名为特洛伊战争的长诗，说明他读过荷马史诗。不仅如此，老师介绍了一段15世纪时文艺复兴前夕的材料，当时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他写信往家里要钱时，向他的父亲写道，“没有谷物女神和酒神，阿波罗会变得冷漠”。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钱给他，他就无法写出好文章，说明此人对那个古典神话还是有了解的。
关于罗马文化影响之久还能举个例子。现存的《查理大帝传》中有两个版本，由两个不同的作者完成。第一本的作者名为艾因哈德，大约出生于公元770年。他曾经是担任查理大帝的侍从秘书，等于是可以得到第一手的史料。早在公元800年，查理曼就被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但艾因哈德在大约在公元830年到840年之间写《查理大帝传》时，仍称呼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为“皇帝”，甚至没有加任何定语修饰。即使在查理曼加冕之后，他仍然用皇帝作为东罗马皇帝的称呼。而且，他在写作中，自述特意地模仿了古罗马作家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但是过了几十年，又一本《查理大帝传》面世。这本《查理大帝传》是公元883年由一个不知名的修道院僧侣写的。但是在本书这本查理大帝传里，凡是提到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地方，全部改成以“希腊国王”作为称呼。可见，在这几十年间，西欧的知识分子们已经不再把东罗马帝国的元首看作皇帝，也不把“东罗马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延续。这种情形伴随着西欧地区对查理曼的神化，尽管法兰克王国当时处于战乱，并且不断衰落。这个小例子是想说明，罗马帝国虽然在西欧已经灭亡400余年了，但是仍然在西欧留下了令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人仍然对他保持有一定的敬畏，从而将东边的罗马当作是罗马正统的继承。直到查理曼加冕几十年之后，这个印象才有所改变。 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国家的灭亡同样令人着迷。首先我们从文化方面开始做引入。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意大利曾经发生过一次“同盟战争”，是罗马作为一个城邦和它在亚平宁半岛上的原先的盟友发生的，因为原先的盟友非常不满意罗马的某些带有压迫同盟的政策，所以发动叛乱。这场战争之后，虽然罗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政治上妥协了，将公民权扩大到整个意大利。这是开了罗马扩大公民权授予范围的先河。在文化上，对这种包容的态度影响更深远的一方面其实是希腊文化、东方的波斯-塞琉古文化的传入。在此处，就不得不提到迦太基和布匿战争。
第一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在被毁灭之前，罗马元老小西庇阿提出，迦太基的财富一旦流入罗马，就会造成罗马的腐化。但是罗马元老院在老加图为首的强硬派的把持之下，仍然坚持攻打迦太基，并且将其彻底毁灭。而事实证明，小西庇阿先前的担忧是正确的，在毁灭了迦太基之后，罗马从迦太基掳掠了无数的财物——迦太基先前是比罗马富庶得多的城邦，只是军事上不如罗马。于是罗马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在此之前，虽然罗马也有贵族和平民的区隔，但是他们之间绝对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很大；但在迦太基的财富流入罗马之后，很快一些商业寡头崛起了，比如后来的大军阀克拉苏：他是做房地产生意起家的，从房地产生意中发了大财，进而变成了寡头。在上层，东方的希腊以及希腊-波斯的豪奢之风传入了罗马，对罗马社会的负面影响在朱古达战争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北非有一个国家名为努米比亚，是罗马的一个附庸国。在老国王去世之后，罗马本来扶植了一位忠于自己的国王上位，但是这个国王有个兄弟叫朱古达，把他赶下了台。被赶跑了的国王向罗马元老院申诉，元老院就传唤朱古达到罗马来接受质询。朱古达到了罗马之后，大肆贿赂元老，从而逃脱罪责，还趁机把被他赶跑的国王暗杀了，之后依旧依靠贿赂逍遥法外。这件事激起了罗马的民愤，元老院不得不下令出征努米比亚。于是朱古达就开始贿赂出征的将领，让那些将领坐镇在努米底亚城外，消极待命，就这样空耗了数年时间。当检察官到军营里去视察的时候，发现军营里小贩横行，军队毫无斗志，每天在城外当无业游民样。再比如西西里总督在西西里行省这个罗马帝国当时最富庶的省份任职了三年，受贿达到4000万银币（当时一个银币可以买两个面包或者半升葡萄酒）。西塞罗控告他“使西西里仿佛遭到严重饥荒一样”，把西西里这个富庶的行省变得无比萧条。这只是罗马共和制末期的一个危机的缩影。财富的流入使得有钱人开始购置土地，造成小自耕农大量破产，变成了游民和无产者。当时的执政官，名为马略，发现在贫困发生严重分化之后，尤其在朱古达战争将问题暴露出来之后，公民兵制度实施不下去了。原来在公民兵制度下，士兵需要自备武器装备，但大量自耕农破产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无力负担这些装备。公民兵制度要求一个贫富分化不太严重的社会才能平稳地运行，比如雅典城邦。雅典本身所在的地方是相当贫瘠的地区，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地主和农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公元前 5 世纪，即使是最有钱的人也没比最穷的平民富有很多。但是在雅典建立帝国并把同盟的钱集中到本邦之后，公民兵制度就迅速地崩溃了。斯巴达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公民兵制度在击败雅典夺得无数财富之后也很快瓦解了。这种制度必须要求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小的社会。于是马略就着手进行了军事改革。罗马原先的公民兵制度按财富多少把士兵分成六个等级：第一个等级组成了80个百人队，因为第一个等级相对更富裕，所以他们还组成18个骑兵百人队；第二第三第四等级每个等级大概20个到22个百人队；第五个等级是等级最低的有产者组成的队伍，30个百人队；无产者有一个百人队，整个罗马总共有193个百人队。罗马共和国当时的政治算是分上下两院，上院为元老院，下院名为公民大会，常设决策机关是森都里亚大会，又叫百人大会。百人大会按百人团来投票，即一个百人队有一张“选举人票”，若某百人队支持某法案过半，则这张票就投支持。这个制度跟现在美国大选的州选举人这个制度上是非常的相似的。马略改革之后废除了当兵的财产资格的限制，然后将原先这个公民兵制改成了募兵制，不像原先那样无条件地征用公民进入军队，将服役期限从原先的10年延长到了16年，并且实行固定的军饷报酬。公民兵制度下士兵是没有军饷的，食物和其他的物资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是自备的。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重装步兵赛跑会成为奥运会的一个项目，因为一个公民必须拥有一套盔甲。改为采用募兵制，导致了罗马开始出现军阀。原先征兵制的环境下，这些公民是直属于国家的。但是改成募兵制之后，一位将领如果固定地带领一支军队，事实上也造就了军阀。军阀出现之后，也带来了雇佣兵的制度：他们除了招募的士兵之外，还要找外族雇佣兵以保护自己，以免卫队被策反，这种传统从凯撒时期就已经存在，从日耳曼人里征召雇佣兵作为自己的私人护卫。前面讲到从文化上的改变引起了军事上的改变，之后军事上的改变，相应地引发了政治上的改变，迦太基的毁灭埋下了一个导火索，最后引发了罗马从共和国变成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变化。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共和国和它的官僚组成。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元首是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每次选举两人，这两名执政官由元老院提名，由公民大会投票通过，其中元老院是个从王政时期就有的贵族议会，而下院也就是公民大会，相当于原先的罗马军事部落开的军事民主会议，后来演变成了一个全体公民一起参加的议会。除了执政官，还有两名官员也相当重要：大法官和监察官，其中监察官负责监督并弹劾其他官员。罗马在共和时代就曾经爆发过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长期争斗。平民相对来说人数上比贵族要多很多，但是最初平民的权利不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不能与贵族通婚，在军队服役也只能充当辅助部队，而且没有权利分得公有的土地。在平民和贵族的争斗过程中，双方妥协产生了一个职务，叫做平民保民官。执政官、大法官、监察官和保民官四个职务是罗马共和国的权力中枢。这套体制经过长达百年的斗争才确立下来。
罗马元老院（SPQR）
最初元老们赶走了暴君建立了罗马共和国，随后要求罗马人立下誓言永远不改变共和国的政体。这种长期的共和的传统，以及平民参政的意愿，让军阀很难直接称帝。比方说凯撒之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凯撒试图改变共和政体，这和后世的那些皇帝被刺杀是不一样的。在共和的传统之下，奥古斯都在击败了其他的军阀之后，也没有勇气挑战社会公理悍然称帝。他让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把共和国中枢的职位都授予给他一个人，并且让他担任终身保民官。如此这般，奥古斯都可以在名义上不改变共和政体就拥有像皇帝一样的权力。从法律上来讲，帝国初期的皇帝的职称是需要元老院授予的，在那个戴克里先的改革之前，皇帝还是需要与其他的候选人一起去竞选执政官，需要亲自到公民大会上去拉票，当选之后还要举行传统的罗马执政官就职的仪式。所以罗马帝国初期的君主的权力在法理上来源在于一个所谓的人民。这就给罗马之后的动荡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为了人民当皇帝。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的历史上会出现无数的篡位者或者僭主：这种制度成了皇位更迭制度的漏洞。但是在马略的军事改革之后，罗马有了军阀。军阀虽然拥有皇帝的权力、虽然被元老院授予这些共和国时期的高位，但是其权力从实质上来说来源于军队，从法理上来说依旧来源于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处于一个奇特的缝合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军队就拥有了操纵皇帝废立的能力，而后宣称这是罗马人民的选择。于是，一旦军队意识到他们具有操纵皇帝废立的能力之后，就会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这个国家的政治投入一个混乱的境地。军队第一次意识到它们具有操纵皇帝废立的能力是在暴君尼禄被杀之后的公元69年。那年军队先后立了四个皇帝，最后是韦帕芗统一了罗马。在安敦尼王朝于公元192年结束之后，罗马帝国陷入混乱，之后接替的是塞维鲁王朝，塞维鲁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卡拉卡拉，他为了应对这个帝国中层出不穷的叛乱，不得不发布了敕令，将罗马人民这个概念扩展到了当时整个罗马帝国能控制的所有的人，也就是当时罗马境内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了罗马的公民。他的这一举措削弱了罗马公民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实体的认同，原先罗马公民指的是参加公民大会的那些人，然而现在罗马公民已经扩展到了东达底格里斯河，西到不列颠，北到莱茵河，南到撒哈拉沙漠这样一个大范围之内，“罗马公民”就无法组织起一个实际的法律实体，也意味着公民大会也没有现实基础了。方才提到罗马皇帝权力的实质来源虽然是军队，但是在法理上是来源于罗马人民的，但是有缺陷的皇位制度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罗马人民的选择。这种情况下，军队开始拍卖皇位，谁答应给军队发的军晌最多就把谁推上皇位。当然，再也不会有公民大会提出反对意见了，元老院也只能在军队的威逼之下接受这些他们的决定。到此时，罗马皇帝的权力来源彻底转向了军队，特别是离皇帝最近的、具有极强的操控能力的禁卫军，他们开始掌管起了国家的财政和法律。吉本将这个变化看作是罗马衰亡的起始点和罪魁祸首。军队开始控制行政机关，也就意味着罗马进入了军队和官僚体制混同的阶段。这种阶段类似于军国的体制。军队的权力不断地膨胀，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张。国家就好像是一个大军营，无数人脱产仰赖军队的财政的抚养，随后恶性通货膨胀就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改革军队的皇帝都会被这个军队刺杀，毕竟军队已经意识到并非他们有求于皇帝，而是皇帝有求于他们。有一些僭主是被军队强制推上皇位的，他们一般会苦苦哀求，让军队不要给他们披上紫袍，因为登基几乎就意味着被军队杀死的结局。在塞维鲁王朝以及王朝覆灭之后的一百年时间内，军队和皇帝都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类似中晚唐时期的御林军一样，他们完全地操纵了皇帝，皇帝反而依附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罗马进入了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因为如果权力的唯一来源是军队，那就意味着只要谁的拳头大，谁就可以登上罗马的权力巅峰。整个政治秩序完全被摧毁，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三世纪危机。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罗马城度过了它建城 1000 年周年的庆典。军队的扩张意味着民权的衰退。虽然公民大会消失，但是元老院依旧存在，元老院代表的是贵族的利益，当时元老院常年处于军队的压制之下，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但是在三世纪危机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元老院还是试图找到了一些军事力量，因为很多元老也是地方上的实力派，他们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号召力，可以征召到军队。加里恩努斯皇帝时期，皇帝在外征战，如果有蛮族入侵的话，元老院也会负起他们本来应该要负的责任，把这些蛮族击退出境。但是加里恩努斯皇帝回到罗马之后，对元老院的这些举措非常不满意，禁止元老参与军事行动，于是元老院就失去了军权。也就是说，贵族没有办法在那个三世纪危机混乱的环境下建立自己的势力了。三世纪危机常年的战乱使罗马全境的经济遭到极大的打击，整个国家赋税枯竭。军队的一再扩张以及常年的军事征服行动，又导致了大量的军费开支需求。为此，罗马皇帝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把银币里的银的含量自90%降到了只剩5%，以恶性的通货膨胀来支付军费。这种情况到了三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到达了难以为继的情况。于是当时的一个军阀，戴克里先，击败了叛乱的军队之后，开始改革罗马的这个制度。戴克里先的改革和随后的君士坦丁的改革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首先是经济方面。原先罗马的主要税种是间接税，即大部分是关税等商业税，农业也按照产量和交易量来收税，但是这些到了三世纪危机时期已经被战争全部毁灭了。于是戴克里先就把税收从间接税就改成直接税，也就是按人口和土地收税，农业人口收取人头税，城市的市民依照职业来划定他每年的征税额度。这样，不论今年的收成和经营情况，收的税都是一样多。官僚机构膨胀处于经济衰退的环境下，赋税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大。帝国西部的经济在沉重的赋税负荷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城市开始变得萧条。帝国东部一直比西部富庶，所以东部的产出依然可以保障。同时，他做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规划，也就是限制人口的流动以及职业更换，并且允许庄园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奠定了典型的西欧中世纪时期乡村的庄园制和城市里的行会经济的基础。在政治方面，戴克里先把罗马帝国分成四部分，由两个头衔为奥古斯都的正皇帝和两个头衔为凯撒的副皇帝统治。这也就意味着原先的同一个官僚机构，现在要变成四个机构。同时，他将原先地方上的总督的权力缩小，建立了一套中央能直接控制、调度的官僚制度，不会再出现像三世纪危机时期地方官员可以世袭的情况。地方官员世袭引发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发生戴克里先登基前30年，叙利亚总督击败了入侵的波斯人，获得到了很大的声望。他去世之后，他的妻子，芝诺比娅，依靠她丈夫原先的经营，然后再加上自己本人的雄才大略，宣布了帕尔米拉的独立，与罗马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戴克里先从这次事件看出了地方上的实力派对帝国的危害，于是将行省的面积缩小，改革官僚制度。
在上述改革之外，戴克里先还进行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他将原先的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的称呼废除，皇帝直接被称呼为多米努斯。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罗马皇帝的权力来源从人民和军队变成了只有军队，完全抛弃了从人民来源的权力。戴克里先的这套体制是效仿东方绝对君主制而建立的，他的皇帝的这两个称呼，一个是原先的“皇帝”Imperator（英白拉多）就是军事统帅的意思，而新用的Dominus的意思和英语里的Lord是一样的，是仆人喊主人的词语。采取了东方的绝对君主制之后，罗马皇帝的权力来源，是效仿东方置于“主人”的位置上，并且它还采用了像东方一样的将皇帝本人神化的举措，原先皇帝死后才会被神化，现在是生前就已经被神化，这一点在美术史的发展上也是可以看出来的——可以看到君士坦丁一世，以及和戴克里先同时代的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的雕塑，就和之前奥古斯都们希腊式的雕塑完全不同，他们的这个雕塑的抽象化非常明显。随后，戴克里先宫廷礼仪也采用了东方的礼仪，也建立了一套太监和内臣的制度，同时还建立了监视制度。罗马的一个著名的成就是驿站和道路的建设，驿站遍布全帝国，成了绝好的告密和监视的大本营。蛮族入侵罗马
罗马从最初的共和制，变成元首制，最后又变成君主制，它必须在宗教上也采取一定的措施。原先罗马人信奉原始的多神教，其中鼓励大家勇敢作战，杀敌越多越得到神的青睐。但是在绝对君主制之下，君主最好削弱国民。君士坦丁开始发现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一千多年之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头狠狠地批驳基督，说基督教是末人的宗教，还主张同情是末人的道德，最后都要被毁灭。尼采出生在虔诚的家庭，而且他在教会学校上学时对圣经的研究就十分透彻，能抓住的基督教的本质、宗旨就是同情。但是“同情”和罗马的立国之本不太相符。被称为罗马的精神图腾的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埃涅阿斯因为神谕让他去建立城市而狠心地把迦太基的女王狄多抛弃了，我们从中看不出来有什么同情可言，它宣扬的是国家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基督教采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它要求必须要同情和你最亲近的人，而不是为了一个什么虚妄的共同体来牺牲自己所爱的人。在帝国最后的岁月里，教权还不足以控制整个政权。毕竟首先在福音书里基督有一句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于君士坦丁当时的处境来说，他主要的政治考量一是收买当时已不容忽视的基督徒群体，二是让民众教育符合君主的利益。教会干涉君主更迭的事情要从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加冕才开始。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查理曼之前不知道要给他加冕，可是走进教堂之后，教皇突然拿出一顶皇冠加冕他为罗马皇帝。他之后很不高兴，因为在这个先例以后加冕变成要有教权的认可才能被公认是合法的统治者，最后可能导致教廷和皇室之间的政治争斗。当时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分发展出了一种具有特色的君权神授体制，因为蛮族对西欧的威胁相对东欧来说要大很多，帝国的最后几任皇帝大都出身于蛮族军阀。西罗马帝国的体制，就是军权、神权，还有东方带来的君主专制三者的一个混合。一个东方化的罗马，必然不想让臣民有想要反抗的性格，于是就需要奶头乐。罗马人原先是一个务实、尚武的民族，还是讲究实际的民族。罗马的精神导师维吉尔说“我们拉丁民族是吃苦耐劳的民族，孩子生下来就会到河边泡在冰冷的水里锻炼。男孩子也在夜间以弓马为游戏。到了青年，他们勤劳工作或是耕种土地，或是在战争中攻陷城市。”在波斯的奢靡的风气的影响下，罗马每年360天，节日能有200多天，每次节庆规模越来越大。这样造成了很大财政负担，但是它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国家走向了一个饮鸩止渴的境地。就像晚唐时期，虽然唐朝中央政府在财政上是越来越穷了，在政治上也一败涂地，但任何有钱的人都会抓住自己所有的钱，大肆享受一番。从艺术史上也可以看出来，妇女的头发越来越高，衣带越来越长，妆容也从初唐的比较干练的妆容变成繁复的妆容（用妇女的例子主要是因为男性的官服是有制度的，所以从壁画上来看，只能从女性的艺术形象来做比较）。君士坦丁合法化的教会永久地改变了罗马人的道德认同。这样一种神圣的懒散在社会中蔓延，好比是中国南朝梁的时候社会上崇敬佛教而萎靡不振的风气。罗马帝国到了末年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中世纪化了的罗马。旧罗马，在法统上还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已经完全踏入了中世纪，历史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而非突变的过程，罗马也不是一个突然崩塌的国家。如果说消灭罗马的蛮族首领奥多亚克继续使用罗马皇帝的头衔也算被承认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这时候的西罗马帝国已经跟中世纪早期的这些那些王国，不管在经济还是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它可以无缝地衔接为一个中世纪国家。所以吉本就在书里说：“在帝国末期，即使所有蛮族同时被魔法毁灭，西部帝国也不可能复原。”因为它已经演进成为与其400年前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
古罗马遗迹
所以这大概就是前述的，大概将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和导致罗马衰落的最深层的原因整个给梳理了一遍。最后还是扣回最开头的提出的：“专制体制刻意地摧毁了共和的精神。”从奥古斯都开始，元老不再掌管军权，公民兵被消灭了，节日的不断增加、规模的不断扩大，基督教为统治阶级所用，令人民变成政治侏儒。这样一个国家，自然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就是比较粗浅的一个总结的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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