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 | 施萍婷老师与她的敦煌洞窟课堂

【按】冯培红教授在《两位浙籍老师与甘肃的“敦煌学”研究》中曾记述齐陈骏、施萍婷先生早年在兰州敦煌的研究佚事及晚居绍兴杭州的生活情形。此文回忆作者随施萍婷老师读博学习的经历，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师恩难忘、教泽绵长的学人情怀。全文4341字，阅读约需10分钟时间。

我是1994年去兰大读研究生的，读硕的三年中，我与老师有没有直接交往，如今已经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但是，硕士毕业的那场答辩，老师来参加了，并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虽然不是我和老师的最初交往，但却印象极深，以至于时至今日，脑海里仍然闪现出那年夏日老师来兰大参加答辩的情景。

那时施老师还没在兰大兼职，是敦煌研究院的老师，66岁，身体健硕，神采奕奕，快人快语，爽朗犀利。

▲施萍婷老师早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情形。

在答辩以前，我对老师并不陌生，因为大家都在兰州，都在敦煌学圈内，也曾经谋面，只是已经记不起是在什么场合，以及见过几次。作为一个正在求学的硕士生，可能没有和老师单独多谈。我的硕士导师齐陈骏老师与施老师都是浙江人，1956年施老师到兰大历史系读书，翌年齐老师分配到兰大教书，所以他们很早就熟悉了。

我读硕士的时候，每周都要到齐老师家去几次，常听到他讲起施老师和贺世哲老师，以及敦煌研究院的其他诸先生。那次硕论答辩，除了施老师之外，还邀请了西北师大历史系的王俊杰老师，王老师当年83岁，当答辩委员会主任，施老师是答辩委员。老师们当时对论文提了什么问题，现在已经全都忘记了，但那时答辩甚为庄严隆重，答辩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记得在一分部衡山堂504历史系会议室，前面横摆着一排铺着红色绒布的桌椅，是七位老师的席位；正中间放一张略呈正方形的大桌子，是答辩人的位子；两边和后面的椅子上，坐着来听答辩的许多同学。

答辩完后，大家一起到衡山堂门口合影，那天的晚宴设在本部东餐厅的二楼，席间老师们话谈，楼老师提出敦煌学硕士毕业，应该到河西走廊考察一下，建议敦煌学研究室给我们资助4000元。

这一提议得到研究室主任齐老师的同意，并让掌管财务的陆庆夫老师支给我们四位学生（另三位是刘永明、段小强、刘惠琴）考察经费。虽然我在上学期间已经去敦煌参观过，同学四人在杜斗城老师的“石窟寺艺术概论”课上，也随杜老师考察过麦积山石窟及渭河一带的其它石窟，但毕业时节能够再去河西走廊，并且得到研究室的大笔资助，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施老师当时在席，应当也说了关于河西、特别是敦煌考察的话吧，只不过今日回忆旧事，已经想不起具体的内容了，倒是对楼老师的提议印象极深，毕竟这笔数目在当时不啻天文数字，虽然最后陆老师实际给了2000元，但也属巨款。

于是，我们同学四人花了一周时间考察河西各地，增长了许多见识。难忘这次愉快的毕业之旅，也对诸位老师及敦煌学研究室感恩至深。

▲1997年5月，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答辩师生合影。后排左起：楼劲、杜斗城、陆庆夫、王俊杰、施萍婷、齐陈骏、郑炳林诸老师。前排左起：段小强、刘惠琴、冯培红、刘永明。

我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和施老师之间只是略有交往，那主要是因为兰大图书馆赵书城馆长要建敦煌学数据库。那个年代，研究室的老师都不懂计算机，我最年轻，就派我去。当时兰大图书馆的敦煌学数据库建设主要是和施老师合作，因为她一直在给敦煌文献重新编目，在90年代初就已经使用计算机，与助手邰惠莉老师一起把敦煌文献数据逐条录入库中。

其实我也没参与实际工作，这期间与老师的接触不是很多，只是和兰大图书馆赵馆长及庄虹老师、沈子君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学数据库》的小文。另外，1998年兰大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博士点获得批准，施老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紧接着又联合申报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下设几个研究机构，其中一个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室，由施老师任室主任。

1999年教育部组织专家组来兰大评审，记得当时安排几位老师进行汇报，但有一位老师临时没来，郑炳林所长让我替补上阵，可我那时留校工作不到两年，过于年轻，难当此任，所以建议请施老师来汇报，后来施老师来作汇报，我才如释重负，长舒了一口气。那年底，教育部基地批了下来。

1999年秋，我在职考取兰大敦煌学的博士生，没想到竟然步入施老师的门下，并成为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

那时，兰大和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博士点，刚刚获批，施老师和樊锦诗院长是敦煌研究院一方的导师。当时博士生的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即兰大和敦煌研究院各有一位导师，施老师就这样成了我的第二导师。

2000年夏，施老师带我和即将入学的00级博士生屈直敏、公维章，从8月5日到11日，在莫高窟看了一个星期的洞窟。那是在敦煌研究院举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老师特地抽出时间带我们三个学生看洞窟。

因为老师的缘故，我们免费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排平房宿舍中，在研究院食堂吃饭。每天白天看窟七小时，晚上回屋整理笔记，时间排得满满的。从所看洞窟的时代分布看，老师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挑选的，让我们熟悉每个时代不同风格的洞窟，牢记各类壁画的内容和风格特点。

只有吃了晚饭以后，大家一起在宿舍屋檐下纳凉聊天，听老师讲她参军解放大西南和朝鲜战争的往事，真是佩服她当年不到18岁就从老家浙江徒步行军到重庆，以及渡过鸭绿江在朝鲜打了三年仗。当老师说起朝鲜战场的惨烈战斗时，神色严峻，仿佛回到了那个难以想像的烽火时代。

这一年，老师69岁，毕竟是军人出身，身体很好，就是腿有点不便，但她还是带我们每天攀爬洞窟，耐心细致地讲解，传道答疑解惑。我硕士虽然学的是敦煌学，但主要是学习敦煌文献与历史，石窟基础十分薄弱。参观洞窟时，老师讲的石窟内容我听得很吃力，所以晚上回来必须认真整理笔记，总是要搞到夜半才能睡觉。

有一天实在太累了，我和同住一屋的维章早晨多睡了会，来不及吃早饭，想要直接上洞窟。可是老师知道以后，硬是让我俩去莫高餐厅吃早饭，她和直敏坐在廊凳上等待，弄得我俩很是羞愧，又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七天看窟，其中只有一天的下午因为老师要去院里办事，我们得以放假，于是在宿舍里呼呼大睡。那年我28岁，身体真是比老师弱多了。

从敦煌回到兰州以后，我写了六篇小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莫高窟里的课堂》，就是写跟随老师七天看窟。老师带领我们看窟的七天，可以说是我在博士期间难忘的课堂，我十分珍惜。老师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劳动，也是我最为虔敬的学习经历，是那么的圣洁和珍贵。

廿余年过去了，往事随风而去，但老师带我们在莫高窟的七天如同在洞窟里的修行，以及在宿舍门前屋檐下的傍晚纳凉，都让我永远难以忘记。

▲2012年3月至4月，施老师带领学生考察莫高窟。左起：王百岁、施老师、石建刚、吕德廷。

以后的十余年间，老师仍然带师弟师妹们去敦煌，看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甚至许多没有挂在老师名下的学生也踊跃加入其中，老师一视同仁，在洞窟中悉心讲授，指点法门。特别是2012年3月和4月期间在莫高窟、榆林窟，在清明节为贺老师周年祭扫墓的前后，老师强忍自己悲痛的心情，带王百岁、吕德廷、石建刚三位学生看洞窟。除了百岁是老师与我合招的一年级博士生，德廷和建刚当时跟我读博一和硕二。我的老师带着我的学生看洞窟，而且老师当年已经是81岁高龄，此种恩情让我何以为报？！

虽然我在老师门下读博，但老师对我却十分的客气，从来不以学生相待，这让我既感动又惶恐。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归义军官制，老师时常打电话来，说她在研究中遇到官制名词不熟悉，向我请教云云，弄得我更是莫知所适。可是，我在阅读日文论文时，因自己水平低，看不懂日文，老师竟然说她翻译出来给我看。听了老师的话，心里充满感动，但是自己学识浅薄，又怎么能麻烦老师呢？

后来，我还是向贺小萍老师请教，贺老师热心地为我翻译、解惑，说那是古日语，时至今日我都没搞清古日语。2004年夏，我提交博士论文进行答辩，老师也来参加。记得那次答辩从9点到12点，用了三个小时，各位老师给我提了许多问题和宝贵意见。

毕业之后，我和直敏经常去位于渭源路什字的敦煌研究院家属院的老师家，每次去府上，老师总是热情地煮咖啡招待我们，贺世哲老师坐在摇椅里笑眯眯地听着我们聊谈，有时也加入到谈话中。我们一般空着手去老师家，但老师却常常给我们送这送那，拎着茶叶或零食离开。

在老师那里，我们学生好像永远是在索取，而老师对我们却是一直在付出。

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著有《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发表论文12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