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无正当理由不应区分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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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作者：杨支柱
有一段对话，最近七、八年频频出现于女权主义者的文章中一一
奥地利关爱女孩协会有一个著名的提问：“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双儿女，但只有一笔教育经费，你投给谁？”
“投给女儿。”
“为什么？”
“因为教育一个男孩，你只教育了一个个体；而教育一个女孩，你就教育了一个家庭，教育了一个民族，教育了一个国家。”
我不知道这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对话，但它肯定有个作者。在我看来，这个作者这样以性别区分作为家庭资源分配的标准是逆向性别歧视，是重女轻男，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作者以性别区分作为资源分配标准，并无事实和逻辑来支撑。在我看来，学历顶多跟身高一样，“爸高高一个（孩），妈高高一窝（孩）”，对一个民族的影响都低到可以忽略。人不应该指望自己的女儿是耶稣、孔子、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那样很快就会把女儿累死的。
而且妈妈对孩子学历的影响还跟对身高的影响不同。它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爸爸当甩手掌柜、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妈妈的基础上。这是丈夫对妻子的剥削。逆向性别歧视的理由中所隐含的假设，竟然视父亲对母亲的剥削本身为理所当然。这太讽刺了。教育跟怀孕、生育不同，上帝并没有把这份责任单独赋予妈妈。甚至连女权主义者深恶痛绝的中国古代，也强调“子不教，父之过”。父亲在子女教育上理应承担与母亲同等的责任。
如果真是资源短缺不得不选择，那么选择的标准就不能是性别。在我看来，以性别为标准的选择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这笔钱用来送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深造显然更合理，不但能更好地发挥资源的效用，也能鼓励孩子们积极上进。如果两个孩子的成绩都好，那就鼓励他们勤工助学，不够就贷款，还不够就去学武训乞讨。如果两个孩子的成绩都不好，同样不必选择，初中毕业就该让他们去打工。
也可鼓励孩子们互相谦让、互相帮助，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决定谁去读书、谁去打工。这跟父母做出选择相比，打工的孩子心里少了份不平，读书的孩子心里多了份感恩。
反对男性特权，就同样应该反对女性特权（有特殊理由的除外，如对孕、产妇的各种照顾）。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就应该同样反对女人压迫男人。在我看来，女权主义这个词就是错的，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反对男权主义的全部理由，都可以用来反对女权主义。
男女平权运动的矛头如果只指向对女性的歧视，在现代文明国家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以女性在历史上遭受歧视为由或者以女性因承担生育职能而在职场处于弱势地位为由，要求对女性予以照顾，以实现所谓事实上的平等。显然，这种照顾是以性别为标准的，是以区分性别为前提的。在所有存在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这种分类跟种族分类一样，都理应受到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严格的违宪审查，证明其必要性，以及没有代价更小的替代方案。
对女性因承担生育职能而在职场处于弱势地位为由，要求对予以照顾事涉人类社会的存亡，在现代文明社会本无争议，有争议的仅仅是用什么方案来照顾。但是在中国，由于受到整整一个世纪的计划生育洗脑，大量的女权主义者恰恰是反对这方面照顾政策的急先锋，一看到或听到要新设或增加某种孕、产妇福利，就说这是鼓励或强迫生育，是把女人当生育工具。她们说计划生育解放了中国妇女，却没有看见数以亿计被强迫流产、被强迫上环的都是女人，以及被强迫结扎的女人是男人的3倍的事实。
历史上遭受歧视或压迫的确可能影响到今天，但以女性在历史上遭受歧视为由要求对女性予以补偿或照顾的理由，我在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奶奶和奶奶的奶奶曾受压迫，孙女和孙女的孙女获得特权，那不是正当补偿，也不是平等，而是“翻身”，是改朝换代。现代法治社会身份不能继承，自然也就无法补偿身份。财产补偿只能针对个体，不能针对群体，而且应受时效的限制。否则朱家人都找爱新觉罗家人要补偿，杨家人都找李家人要补偿，社会还有宁日吗？特权补偿则违反平等原则。何况，我从来没听说女权主义者要求的这种补偿设有时间限制，这等于认定女性永远需要照顾。那么，照顾的理由到底是历史上受到歧视，还是女权主义者深恶痛疾的“女人是弱者”、“女不如男”？
任何对弱势群体的名额照顾，都不可能落到真正的弱者身上，弱势地区、弱势群体中真正从照顾政策中获益者往往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生活条件、受教育程度往往还强于主流群体中的穷人。种族问题上个体的平等机会与类的平等配额的冲突，在性别问题上也同样存在。任何对女人的分类照顾政策，不但可能让跟她们竞争的男人感到不平等，受益者也永远只能是工作妇女特别是女性精英，并增加她们对家庭妇女的优越感和轻视。可以说，除了男厕所和女厕所、男浴室和女浴室、男更衣室和女更衣室的区分和对孕、产妇的照顾政策外，几乎所有区分男、女的政策，在我看来，都会产生挤压家庭妇女的效果。
甚至，今天的女性相对于男性，是不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居于弱势地位也是大有疑问的。社会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分别是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寿命。几乎所有的弱势群体，都比相对应的强势群体人均寿命低。残疾人比正常人人均寿命低，囚犯比自由人人均寿命低，农村人比城市人人均寿命低，穷人比富人人均寿命低，百姓比“公仆”人均寿命低。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据说也是弱势群体的女人，人均寿命比男人高。
另外，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中国女性在农村已跟男性接近，在城市则已高于男性。能证明女性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大概只有人均收入一项了。我国法律是实行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但允许约定改变，不过事实上根据我的了解，极少有人做这种约定），所以用未婚男跟未婚女来比较，反而能更准确地反映男女收入差距。我没有见过这方面的研究，感觉差距应该不大。而且这种差距几乎不是源于性别本身，而是源于对不同性别的工种偏好。保安降低了男性人均收入，快递员又提高了男性人均收入。医院的人均收入性别差异是最大的，但那是因为以女性为主的护士多数是卫校（中专）毕业，而男性较多的医师至少是本科毕业（还有不少博士）。
用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制来弥补孕、产妇的收入减少导致的性别收入差距，在我看来是公平的，也是代价最小的。国家也可以给孕、产妇一些福利，但不应成为孕、产妇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免妇女重新沦为国家的女人，孕、育重新纳入官府的计划。强迫企业给孕产妇以福利的办法会破坏公平竞争，导致企业不敢招聘女职工，并不可取。至于国家机关和公立学校、公立医院，收入是跟职级挂钩而不是跟性别挂钩的，孕、产妇少干活几乎并不少拿钱。财政开工资的唯一例外，是军、警数量众多且待遇优厚，军人退役后还有补助，却几乎不招女性，降低了女性的人均收入。如果女权主义者要求军、警的一半招女性，我举双手赞成，只要危险的事情不叫孕、产妇上就行。
由于体力上的弱势，女性受到不法侵害比男性要多，因为多数犯罪分子是欺弱怕强的。但这是人权问题，不是女权问题。有正义感的人不应该只为女性受欺凌鸣不平，而应该为所有的人受欺凌鸣不平。所有的弱者都有更高的概率受到欺凌。如果老人因此搞个老权主义、小孩因此搞个小权主义、病人因此搞个病权主义、身高低的人因此搞个矮权主义，那不是笑话吗？
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翻身上位要女权，或者面向过去追溯200年甚至2000年挑动性别仇恨，而是面向未来，无正当理由不区分性别，平等地尊重男女互补。
（2024年3月10日 ）
【作者简介】杨支柱，1966年生，湖南临湘人。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2010年因“超生”被解聘），现中央团校图书馆手力劳动者。曾创办"问题与主义"网站和"学而思"论坛，主要作品有《自由从摇篮开始》、《地下室磨牙集》、《火眼金睛看计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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