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等 | 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研究：一个比较分析的视角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4期“新闻创新”专栏。

作

者

白红义：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简丹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新闻创新研究是新闻学界因应数字新闻业所发生的创新实践而形成的一个新兴领域。当下，研究者不仅要继续关注各类新闻创新实践，还要重视对研究本身的反思和推进。本研究从比较分析的视角讨论了既往新闻创新研究的状况，从国家、组织和理论三个维度展现了新闻创新研究的具体应用。在此基础上，对新闻创新研究乃至数字新闻研究如何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若干思考。

【关键词】新闻创新；比较研究；新闻研究；数字新闻业

一、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

过去十几年来，新闻业持续面临营收下滑、人员流失、权威减弱等难以遏止的颓势，创新作为一种拯救新闻业的解决方案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新闻学术界也随之兴起了对新闻创新的研究，使新闻创新从一个此前被媒介经营管理学科讨论较多的话题，变成了当下数字新闻研究的热门领域（白红义，2016），并展现出相对不同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和理论运用。事实上，新闻学科对新闻创新的研究也在发生着变化。早先的绝大多数文献把讨论重点放在新闻创新的实施过程上，分析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个体、组织、网络等不同因素，创新扩散、破坏式创新、行动者网络、新制度主义、场域等理论是研究者主要使用的理论资源。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此前较少讨论的问题，比如：要重视创新失败的案例（白红义，2018b）、关注创业中的性别差异（Young & Callison，2021）、正视辅助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Lowrey et al.，2019）等。

新闻创新研究不仅要关心那些层出不穷的创新实践，也要重视新闻创新研究本身如何创新和发展。本研究将与新闻业的变迁、转型、改革路径等有关的现象统称为新闻创新，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作为新闻研究中一个特定的领域和话题，新闻创新研究本身也开始得到关注，学者们对新闻创新的概念化、理论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白红义（2018a）提出从创新的过程、组织、产品、意义等角度展开讨论，可以运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物质”等多种研究视角来研究新闻创新；王辰瑶（2020）对新闻创新概念进行了理论化处理，提出了新闻创新研究的可行路径，具体包括商业、技术、组织、文化、使用者和关系等六种路径；安德里亚斯·赫普（Andreas Hepp）和维贝克·卢森（Wiebke Loosen）等人引入新的社会学概念“先锋社群”（pioneer community），试图对新闻创新形成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理论视角（Hepp & Loosen，2021）。这些研究多立足于未来，希望提出一些可行的研究路径，但这一领域过去的面貌如何却并不清晰。一项对过去二十多年的数字新闻创新研究的分析显示，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民族志、深度访谈是新闻创新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核心理论和概念包括创新扩散、把关理论、融合、角色形成、专业化等（Belair-Gagnon & Steinke，2020）。本研究同样立足于新闻创新研究本身，但无意对这一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展现，而是着重讨论现有研究是如何运用比较分析这一方法的。基于不同案例的比较分析是新闻研究中的常用方法（Hanusch & Vos，2020），新闻创新领域同样涌现出不少运用这一方法的文献，透过这一小的切口，可以窥见新闻创新研究的进展情况。

宽泛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方法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已经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方法出现的起点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最早的比较研究的范例是1937年罗伯特·戴斯蒙德（Robert Desmond）撰写的《报业与世界事务》，研究比较了当时世界上多个新闻中心的新闻是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上被生产与分发的，不过该研究的分析并不全面和系统化。1956年《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出版则对这一研究路径进行了补充，弗雷德·西伯特等人在书中建构的四种新闻体制类型，为新闻研究确立了更为明确的比较视角和规范，但该书的缺陷在于立论没有建立在扎实的经验数据基础之上（Örnebring，2012）；另一种看法则将1969年杰克·麦克劳德（Jack Mcleod）及其合作者对美国记者与拉美记者的比较研究视为比较路径的开端（Hanusch & Vos，2020）。其他学者在麦克劳德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沿用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原始数据，用于比较美国记者与其他国家记者的职业取向，并由此开启了一个记者比较研究的小传统（Örnebring，2012）。

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研究方法在新闻研究中真正得到大的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依托多项大型的跨国研究项目而展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比较研究历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比较媒介体制》，两位作者丹尼尔·哈林、保罗·曼奇尼（2012）基于欧洲和北美18个国家的经验，研究确立了三种媒介体制。这些研究项目的先后执行及其成果的发布，被研究者称为新闻研究中出现的“全球—比较”转向（Wahl-Jorgensen & Hanitzsch，2009），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比较新闻学”（comparative journalism studies）的分支领域。这一领域最为广泛的应用是在跨国比较上，它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比较，这种经典意义上的比较研究尤为重视因空间或时间因素而产生的不同系统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单波、林莉，2016）。

上述研究表明，国家或地区被看作比较新闻研究中的主要变量。与这种狭义的理解不同，本文认为，当下正在出现一种新闻学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journalism）的趋势，表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不同国家的比较上。比如，一国内部不同案例之间的比较，尤其是那些国家内部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差异大的城市和地区，也可以纳入被比较的范畴。新闻创新作为新闻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其中的比较研究也是新闻研究积极采纳比较方法的体现。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依次呈现新闻创新研究中的三种类型：国家的比较、组织的比较、理论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新闻创新研究如何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进行提炼和概括。

二、新闻创新的跨国比较

跨国比较是新闻学比较研究中的主要类型，国家之间的可比性是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要么选择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相近的国家进行比较，比如法国和美国；要么选择政经环境、文化传统等不尽相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例如中国和美国。不过在新闻创新的比较研究中，常见的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不同国家的比较，具体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显性研究，明确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另一种是隐性研究，只是把国家作为研究的背景。

当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时，重点在于比较不同新闻创新机构在不同国家、不同媒介体制中的异同点以及外部环境对新闻创新生产与实践过程的影响。一项对法美两国新闻初创公司的比较研究就把重点放在新闻初创公司在不同媒体系统中的形成过程上，从而比较不同新闻创新机构在不同国家、不同媒介体制中的异同点。作者们选择了法国图卢兹和美国西雅图作为研究对象，这两个城市在人口和经济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保证分析变量保持稳定。研究表明，由于跨国新闻业在权力场域的地位不同，在这两个城市成立初创公司的记者所持有的资本数量和类型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反过来形成了这两个城市创业的不同模式。西雅图的老牌记者能够将他们的资本转化为成立在线新闻初创公司所需的资源，而图卢兹的年轻记者则难以将他们相对较少的资本转化为维护在线网站所需的资源（Powers & Zambrano，2016）。

上述研究把国家作为了研究的对象，但具体的分析单位主要是城市，也有研究不仅把国家当成研究对象，还将其作为研究的分析单位。在考察外部环境对新闻组织创新的影响时，一项研究就把评论版面的传播作为一项参与式新闻编辑室创新进行了跨国纵向比较，旨在分析白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两国在线新闻媒体中评论部分的传播是如何随时间发生的，以及加速或阻碍其传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作者有意选取了两个具有不同创新扩散过程和影响因素的国家作为分析对象，分别抽取了9个和18个新闻网站。研究表明，在白俄罗斯，传播过程遵循典型的S型采纳曲线，到2009年几乎完成。相比之下，在阿塞拜疆，扩散进程在2005年初就停止了（Litvinenko & Toepfl，2021）。

当国家作为研究背景时，其实这一类比较研究的重点变成了不同国家的新闻机构。尼基·厄舍（NikkiUsher）对美国和欧洲的18家新闻初创公司进行了实证调查，以了解风险投资支持的新闻初创公司是如何背离和复制传统新闻行业的。这18家公司代表着四种类型的新闻初创公司：新闻聚合公司、内容提供商、社交媒体策展公司、平台公司。结果表明，这些新闻初创公司的目标是用新颖的方式解决他们所认为的新闻业的问题，但他们的担忧反映了对新闻业更广泛的历史批评（Usher，2017）。作者虽然考察了不同国家的多个案例，但主要发掘的是这些案例所具有的共性。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其他对新闻初创公司的研究中，作者们会选取北美、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新闻初创公司进行研究（Carlson & Usher，2016；Deuze & Witschge，2020）。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更重视不同案例之间的差异。在一项对在线新闻视频的研究中，作者们为了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如何参与在线新闻视频，研究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一系列数字化、印刷传统和广播传统新闻机构是如何开发其视频产品的。结果表明，存在组织差异和国别差异两种情况。数字组织（试图从零开始建立业务）和报纸组织（其传统收入大幅下降）是最具进取心的，而广播组织（迄今为止较少受到数字媒体的干扰）则不那么激进。国家差异似乎不那么重要，尽管德国的新闻机构对在线新闻视频方面的投资比其他地方的新闻机构要少，但那是因为德国的新闻机构面向的是比英国和美国更少依赖数字媒体的老年人（Kalogeropoulos & Nielsen，2018）。

在基于不同国家的新闻创新比较研究中，创新案例的选择体现了组织视角的多样化。从案例选择的对象上看，它可以只选择不同国家的在线新闻创业公司这类组织本身，也可以选择不同国家背景下同类型组织所涉及的各类参与主体与议题，比如评论生产内容、新闻机构在创新过程中所体现的行业领导力等；聚焦案例回答的具体问题，可以发现它既探讨了外部环境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对组织本身的形塑、影响，又关注到了不同制度下组织在新闻创新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涉及的关键因素等。另外，值得重视的是，选择的案例重点讨论了创新的背景，这些背景概括了影响新闻业的复杂而相互关联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因素。从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上看，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主要基于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选择案例的参照标准、抽样方法严格，但对国家的选择标准却并不清晰。同时，新闻创新的分析对象都是西方国家，导致研究对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不均衡，也可能不自知地以西方经验和西方分析框架对新闻创新提出问题，这种偏见会加速西方新闻范式的正统化，而西方以外的新闻文化通常以规范性、概念性和实证性的术语与之相适应。这有力地表明，在新闻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西方学术界持续占据“霸权”地位。而走出这一困境的办法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在知识共享中汇集稀缺资源，取优补劣，协同促进新闻创新研究乃至数字新闻研究进一步发展。

三、新闻创新的组织比较

在比较新闻研究中，虽然跨国研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国家层面之下的分析单位也有存在的意义，例如一国之内因语言、文化、地理等因素差异而形成的不同区域（Hanitzsch，2009）。实际上多年以前的比较研究多数是在单一国家范围内展开的（Cohen & Boudana，2019），对同一国家内不同新闻组织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主要形态。但有学者认为这种组织层面的比较在现有研究中仍比较缺乏（Örnebring，2012）。这类比较研究主要探讨影响新闻组织创新的因素，涉及组织本身的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从现有研究来看，具体的分析单位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元，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新闻机构。

一项对美国四家新闻初创公司市场导向的研究发现，市场导向似乎对新闻初创公司的生存和支持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该研究以四个早期创业公司的案例分析为基础，深入研究了用户、企业和竞争对手在新媒体和年轻媒体中扮演的角色。四家公司的选择考虑了标准平衡、多样性和学习机会。所有的初创公司都向他们的用户提供新闻，这四家公司处于相似的阶段，这是平衡样本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内容（创建、策划和/或聚合）、目标群体（用户和/或业务）和收入流（订阅、广告和/或其他服务）方面有所不同（Sommer，2018）。

与这种以特定新闻机构为对象的研究有所不同，另外一项分析技术中介工作中创意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则有意把比较对象落脚在两个更微小的团队上，即特稿小组和新闻小组。这两个小组在空间、历史上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影响着他们形成创意、激发创新的过程（Koivula et al.，2020）。也有研究在分析新闻业采用新兴技术驱动的媒体创新时引入其他行业作为比较对象，作者比较了德国媒体和制造业采用XR（包括虚拟、混合和增强现实技术）的11个案例。研究结果表明，高层管理支持、创新领袖的存在、符合公司/创新战略、与内部IT部门的合作以及在公司内建立可持续专业知识的长期规划等组织驱动因素对于创新被成功采用特别重要。尽管媒体公司在某些方面从他们的编辑背景中获利，但缺乏战略规划和内部IT资源阻碍了对创新的成功采用（Zabel & Telkmann，2021）。

在对中国新闻创新的研究中，这种基于不同组织的案例研究也成为学者们主要采用的研究路径。王辰瑶、喻贤璐（2016）分析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开展的新闻创新，并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编辑部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编辑部创新的动力源于不确定性，但创新动力不能直接产生创新结果，技术和编辑部的结构因素共同影响着新闻创新实践。编辑部创新既体现出路径依赖也仍然存在着多重可能。这项研究展示的是三家新闻机构在微创新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根据李艳红（2017）的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和财新网三家新闻机构采纳数据新闻呈现三种不同的创新扩散策略，其背后又有着相同的逻辑：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组织对创新采取了一种既开放又保守的貌似矛盾的策略，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和管理是理解新闻组织采纳创新之双重表现的主要逻辑。

在这些早期的新闻创新之外，研究者们还对新闻初创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典型的新闻创新实践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比较研究来服务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张世欣基于对8家中国新闻初创企业的新兴商业模式的个案分析，归纳出中国数字新闻的五种商业模式：面向平台的新闻聚合器、面向平台的服务提供商、仅面向内容的新闻网站、内容导向型行业期刊、面向内容的自媒体。研究认为，中国新闻初创企业正在探索适合中国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创新商业模式，国家媒体政策、市场和技术是其中的三大驱动力（Zhang，2019）。邓敏和闫岩考察了四家有代表性的新闻初创企业的创业实践，讨论他们是如何在中国的专业主义和商业主义之间取得平衡的。她们认为，中国新闻初创企业是商业公司和社会工具的混合体，在这种双重经营模式下，广告服务既是保证利润的理性选择，也是专业化与商业化冲突的根源。新闻初创公司实施业务创新和编辑修改以应对这种情况。前者扩大了收入来源，减轻了编辑室的经济压力，而后者则提高了媒体信誉，从而转化为利润。因此，中国的创业新闻模式为职业精神和商业精神的再平衡指明了可能的方向（Deng & Yan，2021）。在数字新闻创新被广泛认为是解决当前新闻业危机的关键背景下，方可成及其合作者关注了澎湃新闻和其他八家区域性创新模仿者，以理解国家在新闻创新中被忽视的作用。研究从三个维度将“国家创业”模型与其他数字创新模型进行了比较：资金的数量和可持续性、新闻编辑室重组的程度以及新闻文化的转型。这些因素决定了澎湃新闻的成功，而它的模仿者们却难以达到同样的效果（Fang & Repnikova，2022）。

相较于其他两种比较视角，新闻创新在组织层面的比较研究渐趋成熟和完善。在方法路径上，不同媒体机构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质性研究方法，使用最多的方法为：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调查。其中，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调查都涉及进入组织内部的过程，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特别细致地进行描述和强调。总的来看，组织视角下的新闻创新比较研究对案例的选择标准、背景材料、数据收集整理、数据的对比分析、相应结论都做了详尽的论述，展现了清晰的论证链条。当然，组织视角下的新闻创新比较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此类研究主要停留在横向比较的层面，缺乏对组织创新的发展变化过程等纵向上（比如历史维度）的考察与关注；其次，探索性或描述性研究居多，因果层面的关注度尚且不够；最后，由于研究主要采用中观的组织视角，导致对微观层面的实践缺乏考察，而后者一直是新闻创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问题在未来的新闻创新组织比较研究中需要重视起来。

四、新闻创新的理论比较

相对于国家和组织的比较，理论比较的文章数量较少。国家和组织容易成为研究的对象，而理论则是推动研究展开的工具，因此大多时候对理论的比较是隐而不彰的。目前，新闻创新比较研究将不同理论作为分析对象时，研究议题包括组织机构在创新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理论对新闻创新动力机制的解释以及如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其中，构建理论框架有两个主要研究目的：一是分析和理解新闻编辑室中参与创新决策的行动者、新闻记者学习和讨论创新的互动过程，二是探寻新闻编辑室中的创新被实施或忽视时的促进和制约因素。研究方向可分为将理论比较作为目的或手段两种：前者在于找出不同理论在分析新闻创新时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侧重于描述性分析；后者主要以特定的理论假说为指导，通过对理论本身的比较构建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具体的新闻创新案例。

将理论作为比较的目的意味着理论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这一做法的典型代表是威尔逊·洛瑞（Wilson Lowrey）等人将场域和生态两个理论作为比较对象，探讨了两个理论在解释变化、创新和停滞等方面的异同点。他们以辅助组织为具体案例，利用深度访谈、归纳演绎等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探讨了辅助组织在数据和计算新闻创新的产生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比较了这两个中层空间理论在解释创新及其社会背景方面的相对有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数据和计算新闻创新中的辅助机构时，场域和生态都把这些机构看作创新的“代理人”，不过二者对创新过程的动力机制解释有所差别。场域理论侧重于分析创新的结构性背景和创新策略，生态理论则更关注创新的适应、变革与增长过程中的人类互动（Lowrey et al.，2019）。总体而言，这一理论导向的研究在新闻创新中还较为少见，这篇论文其实是作者们致力于将场域和生态理论运用于新闻变革研究的一次尝试（Lowrey & Sherrill，2020）。

对不同理论的比较是一种推动理论化工作的努力，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两个或多个理论的对比、融合、嫁接来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理论在这里成为驱动新闻创新研究开展的工具，学者通常会引入长于探究变迁的理论工具，如行动者网络、新制度主义、新闻场域、边界工作等带有空间意味的社会学理论。在早期的一项把行动者网络和实践共同体两种理论运用于在线新闻编辑室创新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四个案例介绍了两种理论工具的原理和关键概念，并讨论了它们在新闻创新中的适用性。这些理论可用来分析和理解以下内容：新闻编辑室中参与创新决策的行动者，新闻记者之间学习和讨论创新的互动过程，新闻编辑室中的创新被实施或忽视时的促进和制约因素（SchmitzWeiss & Domingo，2010）。两个理论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行动者网络和实践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微观视角，即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内部关系，其中每个个体都可能在创新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一项关注年轻记者群体对新闻创新变革的推动作用的研究中，作者基于场域和边界工作两种理论进行了分析。场域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来解释专业规范和潜在冲突的外部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外部力量会挑战现状甚至威胁到一个场域的存在。在场域视角下，新闻专业的学生由于通常接受主流的职业规范和实践教育，可能倾向于将创新——特别是创业——视为与新闻场域格格不入的趋势；边界工作则从理论上阐述了职业之间是如何建立社会边界的，以及这些边界是如何在关于合法性、管辖权、自治和控制的修辞斗争中形成的。根据这一理论，新闻专业的学生否认自己是现有边界的捍卫者或者是变革的推动者（Broersma & Singer，2021）。

上述两个研究使用两种理论工具对同一研究对象展开不同维度的分析，理论之间是一种竞争融合关系，也有研究试图将两个不同的理论嫁接整合成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在这方面，交易区和边界客体两个概念的使用就是典型的例子。交易区指的是协调解决意义冲突的中间领域，边界客体则“既具有足够的可塑性以适应使用它们的各方的需求和限制，且又足够强大以保持共同身份”（Haim & Zamith，2019）。赛斯·刘易斯（Seth Lewis）和尼基·厄舍在研究奈特基金会创立的记者与程序员合作项目中引入了这两个概念，借此探讨双方对新闻和技术的不同理解如何融合、分化并最终混合在一起，制作出更具过程取向的、参与式的、社会策划的新闻（Lewis & Usher，2016）。这一分析框架在对GitHub的研究中得到了延续（Haim & Zamith，2019）。在新闻业内，交易区为异质行动者之间观点、视角、规范、价值的生产提供了可能性，新闻则是不同社群阐释和使用的边界客体。

新闻创新中不同理论的研究比较取向决定了研究技术路径的差异。当理论比较作为目的时，理论应用的初期阶段一般会从选定理论本身的概念、理论基础、关注重点等方面对二者的异同点进行类目构建，并作为后续新闻创新案例数据编码以及比较的分析维度，重点在于描述性比较。而当理论比较作为手段时，其在初期主要扮演理论假设的角色，基于不同理论之间的异同点或互补性建构出新的理论框架，侧重于解释性比较。在数据收集分析阶段，两种研究都引入新闻创新案例用以比较确定其共性和差异，采用深度访谈、田野调查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对数据内容的编码和比较维度的确定主要参照选定的理论，最后再利用归纳和演绎的方式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得出比较结论。不过，创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动态性和生态性，而理论本身又是一种框架，透过框架的视角看现象，视野难免存在局限。

五、讨论与结语

新闻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实践现象，当下新闻业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X新闻”（Loosen et al.，2022）现象就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创新集中体现在信息内容、受众、方法资源、新闻媒体等不同方面（Lopezosa et al.，2021）。新闻创新作为一种应对新闻业危机的解决方案，因与新闻业的未来息息相关而显得格外重要，也因此成为数字新闻研究一个重要的新兴领域。本文没有从整体上对既有的新闻创新研究状况进行概述，而是选取了研究中使用的比较分析路径进行展示，因此也可以说是比较新闻学在新闻创新领域的一种体现。它不只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还是一种理解社会和世界的认识论（Powers & Vera-Zambrano，2018）。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自杀和社会失范的研究被认为是第一个重要的比较研究，但直到二战以后，比较研究才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Hanitzsch，2009）。发展至今，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了比较研究的传统，涌现出比较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等分支学科。相对而言，新闻研究中的比较分析还没有足够的积累，毕竟比较新闻研究在过去30年才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已经有过不少讨论（Hanitzsch，2009，2020；Örnebring，2012；Cohen & Boudana，2019；Hanusch & Vos，2020），这些综述主要以比较新闻和比较政治传播领域的文献为基础，从比较新闻的发展历史、分析单元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新闻创新中的比较研究只是部分体现了比较新闻学的若干特征，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新闻创新研究热衷于使用比较分析，这与它的研究主题高度相关。自从新闻创新成为新闻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后，学者们始终对创新的过程抱有高度的兴趣，关心创新是如何被采纳和扩散的、创新的推动和阻碍因素等问题，而比较方法对于揭示这种过程导向的研究问题十分有用，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乃至对同一组织不同时间的比较来体现。

对新闻创新展开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寻找不同案例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寻找到合适的比较对象则是关键，即要重点考虑案例的可比性。比较新闻研究会聚焦在系统、组织、个体和新闻报道等多个层面（Örnebring，2012），而绝大多数新闻创新研究都把比较放在组织层面。在大多数研究中，国家只是隐性的比较对象，具体的分析单位则是其中的不同组织。此外，比较新闻研究基本排除了研究的时间层面（即在两个不同时间点）的比较（Hanitzsch，2009），虽有一些新闻创新研究注意到了研究案例在不同阶段的创新表现，但缺乏明确的比较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少数研究也把比较的重点放在了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上，将其作为一种理论化的策略，这种方式仍值得继续尝试。

总体而言，新闻创新研究中的比较分析大体依循了比较新闻研究的发展，也体现出相近的优势和弊端。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但比较新闻研究仍缺少概念、理论、方法论上的发展（Hanitzsch，2009）。未来的新闻创新比较研究仍然有许多待拓展的方向。在研究议题上，一方面可以继续修正目前新闻创新比较研究在国家、组织和理论视角下的局限，比如关注西方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组织内部涉及的微观主体以及丰富理论视角等；另一方面则需要拓展或发掘国家、组织和理论之外的其他比较层面，进一步拓展新闻创新比较研究的范围和研究面向。在理论应用方面，目前主要使用创新扩散、场域等与一般新闻创新研究紧密相关的概念或理论，缺乏创新性与突破性。依托社会学、政治学在比较研究中所建立的成熟体系，未来的理论选取可以在借鉴中进一步体现学科融合的趋势。另外，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从概念、方法路径维度进行探索，如强调比较研究中对普遍主义和语境主义两种路径的考量（Powers & Vera-Zambrano，2018）、提倡将定性比较分析（QCA）引入数字新闻研究作为解释经验数据的方法（Stanyer，2017）等。作为比较新闻研究的一个体现，未来的新闻创新比较研究可将上述概念、方法纳入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新闻创新乃至比较新闻的研究图景。比较研究视角提供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闻创新案例和经验，有助于建立新闻创新这一研究主题的理论概括并帮助形成对该主题的理解。不过，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比较研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作为应对新闻业危机的新闻实践，新闻创新现象本身的变化与过程导向仍是应受到持续关注的重点。

本文系201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数字时代的中国新闻创新研究”（18PJC090）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受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经费支持。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白红义、简丹丹：《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研究：一个比较分析的视角》，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4期，117-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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