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林奇（David Lynch）《双峰》（Twin Peaks，第三季）中的核爆场景
作者：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1902-1992）【译按】本文摘自君特·安德斯的著作《审判日与世界尽头》（Endzeit and Zeitende，1959），我译自德文原作的英译本（片段节选），此英译本译者为亨特·波林（Hunter Bolin）。英译本于1972年首次问世。1933年，君特·安德斯和妻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逃离德国，辗转巴黎，后来两人离婚，安德斯去到美国。50年代，安德斯返回欧洲，在维也纳度过了余生。他的思想也启发了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
思考「赤裸的天启」（naked apocalypse）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它意味着一种单纯由衰落构成的天启，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积极的事态（「王国」）的开启。除了那些假设宇宙热寂（heat death，一种宇宙终极命运的假说）的自然哲学家，几乎没有人思考过这种「没有王国的天启」。我们思考这个概念时会陷入巨大的困境，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反面——「没有天启的王国」。而且，我们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把这个反面概念视作理所当然的事。在此，我并非构想一个更加公正的乌托邦，也不是《以西结书》那种世界状态，一切邪恶的根源都已枯竭，历史的形而上学在进步信念的名义之下进行统治。这种信念（或者说这种理论）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它告诉我们，势不可挡的进步是我们历史世界的本质。据说我们的世界中有孕育更好世界的种子，从每一天开始，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我们真切地生活在「所有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因此，我们无法想象这种愿景的反面。换句话说，对于那些相信进步的人来说，天启十分多余，因为它只是「王国」的先决条件，只在那时，天启才有必要。巧妙的是，现在与未来相互交织。未来的国度总在到来，它总在那里，我们总是不断抵达它。一种更加远离天启的信条几乎无法想象。也就是说，一种更为强烈的反天启情绪几乎无法想象（因此也就远离了基督教使徒的心态）。事实上，美国这个代表了进步信念的庸俗化国家，饶有兴致地冠以「上帝之国」的名字，这绝非是一个巧合。
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张贴的广告牌，埃德·韦斯特考特（Ed Westcott）摄，1943年
这句话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上帝的王国」已经存在，「上帝之城」的回声在耳畔回响。当然，「天启」和「反天启」这两个词在有关「进步」这一范畴的讨论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过，尽管它们被淡化了，但「天启」和「反天启」这对对立面在人们喜爱的「进化」和「革命」之间的区分中仍然可以识别。美国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的反感，与其说是由共产主义本身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俄国革命引起的，后者显然有一些天启意味的东西，对美国人心中「天启事件是不必要的」信念起到了极端的反作用。没有什么比「没有天启的王国」这一乐观论调更能严重阻碍我们的思考了。
但这并不是说革命者在思考即将到来的「没有王国的天启」这一概念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大减少，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天启的遗产（尽管是以世俗化的方式），甚至进一步跟随这种遗产的步伐。无论「天启」（转变为「革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变得多么生动，「王国」的概念也同样生动。「犹太教—基督教」末世论中的「灭亡与正义」或「终结与王国」的模式在共产主义学说中变得清晰可辨。显然，「革命」扮演着「天启」的角色，无阶级社会扮演着「上帝的王国」的角色。此外，代表「天启」的革命思想并不意味着一个「从天而降」的事件，而是如果没有迎来「上帝的王国」，那么行动就完全没有意义。我们今天面临着彻底的灾难，马克思和圣保罗似乎成为了同时代的人。那些以前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划出的阵线（甚至是根本性的区别）似乎也注定要崩溃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觉得，认为「天启」降临到纯粹虚无的想法是很糟糕的。而且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必须成为率先重提这种想法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被一场运动包围着，这场运动把虚无主义推到了前台，以至于让我们对「湮灭」（annihilation）的想法习以为常。难道说这些虚无主义者没有为我们必须预见（以防止）和学习的东西做好准备吗？不，一点也不。而且，与我们今天服从必然性而非自己本能的立场相比，他们的立场难道不会使他们看起来更像「善良的老派虚无主义者」，甚至是乐观主义者吗？这不仅因为他们把他们推向毁灭的东西看作「毁灭」（delendum），看作值得毁灭之物。他们事实上会肯定（affirm）这些东西的毁灭。而且最重要的是，毁灭的行动或过程发生在一个框架内，而他们丝毫不会怀疑这个框架本身的不可毁灭性。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只有」上帝和「只有」所谓的「价值」是「毁灭」。我们强调「只有」，因为他们没有把世界归入「毁灭」。因为世界毁灭的想法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不可能出现在他们害怕或希望的视线里。恰恰相反，当这些虚无主义者恳求毁灭时，他们的激情被他们对世界的肯定所滋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从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他们那个时代的技术中获得这种滋养。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自然科学家的乐观主义很可疑，甚至是一种亵渎。间接地说，他们几乎不比他们所嘲笑和鄙视的进步倡导者更不乐观，当然也不比世俗的人更不乐观。他们有意识地分享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肯定（affirmation）——自然科学对世界的信任和对世界的完全统治，这给了他们信心。总之，他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分享了「进步」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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