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极端情况下的个体和群体行为》（1943）
引用[Harvard]：Bettelheim, B. (1943) Individual and mass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4), 417–452.
【译按】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出身在一个世俗犹太家庭。1938年3月13日，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纳粹当局将奥地利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送往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在那里，许多人遭到残酷的对待、折磨或杀害。两个月后的1938年5月28日，贝特尔海姆被捕，他在这两个集中营中被监禁了十个半月，直到1939年4月14日释放。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时候，他遇到了社会心理学家恩斯特·费德恩（Ernst Federn，1914-2007） ，并和他成为了朋友。贝特尔海姆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因此是特赦令的结果。获释后的贝特尔海姆从事继续从事心理学研究，著作也大多借鉴了自己在集中营中的经验。
我这篇文章因篇幅所限，只把集中营视作一种在囚犯身上产生变化的手段，使他们成为对纳粹国家更有用的主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囚犯被暴露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环境中。鉴于集中营环境的极端性质，囚犯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完全适应。
这种适应产生了发人深省的私人、个体和群体行为类型。“私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体的具体背景和个性，而不是盖世太保强加给他的经历，尽管这些经历影响了私人行为的产生。“个体”行为是指那些或多或少依赖个体独立发展，但显然也是所有囚犯共同经历的行为。这些行为模式在几乎所有囚犯中大体相似，只是水平高低略有偏差，而这些偏差也源于囚犯的具体背景和个性。“群体行为”是那些只在某群囚犯中才能观察到的现象。
尽管这三种类型的行为有些重叠，而且很难对它们进行明确区分，但本文姑且这样划分。我们主要讨论个体和群众行为（正如标题所言）。私人行为的例子也会涉及。因此我们假定，在集中营中发生的事情的目的是将囚犯变成纳粹国家的有用臣民。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囚犯被暴露在极端情况下。基于此，我们的研究始于囚犯第一次接触盖世太保，结束于他们对集中营的适应。
在分析时，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围绕着“最初的震惊”，发现自己被非法监禁。第二阶段的主要活动是进入集中营的押送和在集中营的最初经历。第三阶段缓慢改变着囚犯的生活和性格，这个过程循序渐进、连续不断地发生。这是对集中营情况的适应。
在这个过程中，囚犯很难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一种方法是将两组囚犯进行比较，其中一组的适应过程才刚刚开始（“新”囚犯），另一组的过程已经非常深入（“老”囚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第四阶段），囚犯已经适应了集中营的生活。这最后一个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囚犯似乎对盖世太保的态度和评价发生了明显变化。
最初的冲击
在陈述中，被剥夺公民权利和被非法关押的最初心理冲击，不同于囚犯第一次遭受故意和过度酷刑行为的冲击。这两种冲击可以分开分析。在被押送到集中营之前，囚犯在监狱里呆了几天，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受到身体折磨。押送到集中营的过程是进入集中营的“开始”，这往往是囚犯经历的第一场酷刑，而且通常是他在身体上和心理上所遭受的最严重酷刑。顺便提一下，这种最初的酷刑被盖世太保称为集中营的“欢迎仪式”。
囚犯被带入监狱后的反应最好在两类基础上进行分析——他们所属的社会经济阶层和他们所受的政治教育。这两类显然有所重叠，只是为了分析才把它们分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以前是否因犯罪或政治活动而熟悉监狱。那些以前在监狱里住过的囚犯，或者那些预计会因为政治活动而被监禁的囚犯，对他们的命运感到不满，但不知何故，他们接受了这件事，视之为意料之中的事。
被监禁的最初震惊表现在自尊心的改变。但是，以前受过政治教育的囚犯会表现出更强的自尊心。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以及对自己家人和朋友可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忧虑。但是，尽管有这种合理的焦虑，他们对监禁的事实本身并不感到太糟糕。
那些曾经被监禁的人表示，他们很高兴地发现，自己能在监狱里与政治领袖、商业领袖，与律师、法官处于平等地位了，那些律师和法官早先曾是他们入狱的始作俑者。这种怨恨和“上级终于和我平等的感觉”让他们在集中营有了很大的自尊心。
受过政治教育的囚犯在盖世太保把那些人挑出来作为重要人物进行报复的过程中找回了自尊心。不同党派成员依靠不同类型的合理化来建立他们的自我。例如，激进左派团体的过往成员在他们被监禁的事实中发现，他们以前的活动对纳粹来说是多么危险。
在主要的社会经济阶层中，下层阶级几乎全部由前罪犯或受过政治教育的囚犯构成。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的非政治犯在集中营中只占少数，而这些中产阶级最不能承受最初的冲击。
这些中产阶级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抓住到眼前给予他们自尊的东西。他们一次又一次向盖世太保的成员保证，他们从未反对过纳粹主义。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没有受过政治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在面对纳粹现象时身陷窘境。他们没有始终如一的哲学来保护他们作为人的完整性，这让他们缺乏对抗纳粹的立场。
他们服从统治阶级层层下达的法律条文，从未质疑过这些法律。眼下，他们衷心支持的法律和执法机构转而迫害他们。但即使现在，他们也不敢反对统治集团，他们也不顾及自尊。他们不会质疑法律的合理性和盖世太保的思想，而是把盖世太保的行为接受下来，视其为公正的行为。他们被当作迫害的对象，他们却认为这种迫害是对的，因为这种迫害行为来自当局。摆脱这种特殊困境的唯一办法是相信这一定是一场“错误”。虽然盖世太保嘲笑他们，很多囚犯同伴也嘲笑他们，可是这些中产阶级的非政治犯依然相信这一切没错。
虽然卫兵们利用这些中产阶级增强自己的权力，但他们也难免感到焦虑。他们意识到，他们也属于社会的同一个社会经济阶层。德国官方内部政策对合法性的坚持，可能是为了化解中产阶级追随者的焦虑，他们觉得非法行为破坏了他们的生存基础。当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得不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他们同意他们被监禁，并对他们受到的待遇感到满意时，这种合法性的闹剧达到了高潮。
在盖世太保看来，这并不是一场闹剧，他们非常重视这种让囚犯签署的文件，以证明一切都按照法律和秩序来进行。例如，盖世太保成员被允许杀死囚犯，但不允许从他们那里偷东西。相反，他们强迫囚犯卖掉他们的财产，然后把他们得到的钱“赠送给”盖世太保的某个机构。
中产阶级囚犯的最大愿望在于，他们的身份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他们最反感的是被“像普通罪犯一样”对待。一段时间后，他们不由自主地意识到自己的实际处境。然后他们似乎就解体了。在监狱里和押送到集中营期间发生了几起自杀事件，自杀者都是中产阶级。后来，这个群体的成员以最反社会的方式行事——他们欺骗同伴，有几个人成为为盖世太保服务的间谍；他们失去了中产阶级的特征，失去了礼节感和自尊心；他们变得无所事事，似乎失去了自主性；他们似乎不再能够形成自己的生活模式，而是遵循其他囚犯群体形成的模式。
集中营里的上层社会成员尽可能将自己隔离开来。他们似乎也无法接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实情况。他们坚信他们很重要，而且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释放。这种信念在中产阶级囚犯中并不存在。虽然中产阶级也心怀获释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是一种群体希望，而不是个体希望。
上层阶级的囚犯从未形成一个群体，他们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孤立，每个人都有一群中产阶级的“客户”。他们的优势地位可以通过与这些中产“客户”的纽带来维持，他们可以承诺给中产阶级金钱，一旦他们被释放，就可以投桃报李。许多上层阶级的囚犯真的在较短时间内从监狱或集中营获释，这一事实不断点燃了这种弥漫在中产阶级中的希望。
少数最顶层阶级的囚犯甚至对上层阶级的行为保持冷漠。他们没有“客户”，他们不用自己的钱来贿赂其他囚犯，他们也不对自己的释放表示任何希望。这些囚犯的人数太少，无法做出概括。他们似乎看不起所有其他囚犯，就像他们看不起盖世太保一样。为了忍受集中营里的生活，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触动他们。
就政治犯而言，另一种心理逻辑机制在后来变得更加明显。它也可能在最初阶段就发挥了一些作用，因此我在这里应该提一提。似乎许多被关押的政治领袖都有一些内疚感，认为他们的工作失败了。他们没办法更有效地打击纳粹，没办法建立坚实的民主或左派阶级统治来防止纳粹政权的崛起，使纳粹无法战胜它。可是，这些人身上的这种负罪感在集中营里得到了很大缓解，因为他们觉得，纳粹认为他们很重要，足以让纳粹费心。
也许这么多囚犯能够比较好地忍受集中营强加给他们的生活，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忍受的惩罚使他们摆脱了大部分的内疚感。这种迹象可以在囚犯因任何不良行为而被训斥时经常说的话中找到。例如，当因为骂人、打架、不卫生而被训斥时，他们几乎总是会回答：“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我们不能正常地对待彼此。”当被告诫不要对自由的亲朋好友说太难听的话时，他们会回答：“这里不是客观的地方。当我再次获得自由时，我将再次以文明的方式行事，并客观地评价他人的行为。”
总结。似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囚犯都试图对最初的冲击作出反应，聚集一些可能的力量，来维持他们严重动摇的自尊心。下层阶级成员从囚犯之间没有阶级差异的事实中获得了某种满足。政治犯发现他们作为政治人物的重要性通过被监禁再次得到体现。上层阶级成员可以在中产阶级囚犯中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顶层家庭成员在监狱里感觉比其他所有人都要优越，就像他们在监狱外的感觉一样。此外，最初的冲击似乎缓解了各种内疚感，比如源于政治上的不作为、不端行为，对亲朋好友的无端诽谤等等。
押送进入集中营和在集中营的最初经历
在监狱里呆了几天后，这些囚犯被带入集中营。在押送过程中，他们不断受到各种折磨。很多折磨模式取决于负责该组囚犯的盖世太保成员的幻想（fantasy）。不过，某些折磨模式很快变得普遍起来——体罚（包括鞭打、踢打、打耳光、用刺刀伤害）、以极度疲劳为目的的酷刑（囚犯们被迫对着刺眼的灯光盯着看几个小时，下跪几个小时，等等）。不时有囚犯被杀。不允许囚犯照顾自己或他人的伤口。看守人员强迫囚犯互相殴打。玷污囚犯最珍视的价值（逼迫他们咒骂上帝，指责自己的卑鄙行为，指责妻子通奸和卖淫）。
这种情况持续几个小时，而且会重复进行。根据可靠的报告，这种“启蒙”教育从未少于十二小时，而且经常持续二十四小时。如果被带入集中营的囚囚犯数太多，或者囚犯就来自附近的地方（不需长途押送），那么教育仪式就在抵达集中营的第一天举行。
拷问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囚犯的抵抗，并向看守保证，看守确实比囚犯优越。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酷刑持续的时间越长，暴力程度就越低。看守们慢慢变得不那么兴奋了，最后甚至和囚犯们交谈起来。一旦有新的看守接手，就又开始采取新的恐怖行动，尽管没有一开始那么暴力。有时，已经在集中营住过的囚犯会和一群新囚犯一起被带回来。如果这些老囚犯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已经在集中营里住过，就不会受到酷刑。
我们很难确定在囚犯遭受这种待遇期间，他们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变得非常疲惫，以至于只能部分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说，囚犯们都记得细节，也不介意谈论这些细节，但他们不喜欢谈论他们在遭受酷刑时的感受和想法。少数自愿提供信息的人说得含糊不清，听起来像是狡猾的合理化说辞，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在没有试图反抗的情况下忍受了伤害自尊的待遇。几个试图反抗的人无法接受我的采访，他们已经死亡。
我可以清楚回忆起一名囚犯的精疲力竭，他在押送过程早期被刺刀刺伤，头部受到重击。这两次受伤都导致大量失血，并使他昏昏欲睡。然而，他清晰回忆起押送过程中的想法和情绪。他一直在想，人能够忍受这么多而不自杀或疯掉。他想知道，看守是否真的像书里描述的那样折磨囚犯。他想知道，盖世太保是否头脑简单到喜欢强迫囚犯污秽自己，或者期望以这种方式打消他们的抵抗。他想知道，看守们在选择折磨囚犯的手段时，有什么样的幻想？
看守不开枪，而是通过殴打囚犯来杀死他们，因为一颗子弹要花六芬尼（Pfennig，1马克等于100芬尼），囚犯甚至不值这么多钱。这让他感到相当可笑。显然，这些人（大部分甚至是以前颇有影响力的人）在看守眼中不值这么点钱。
可以看出，这名囚犯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自己未来在集中营的生活。盖世太保比他预期的更加愚蠢，这让他感到小小的满足。此外，他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是，酷刑并没有改变他的思考能力和观点。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思考似乎是徒劳的，但它们应该被提及。如果让我总结在集中营里的主要问题，我会说，最大的问题是保全自我，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重新获得自由，自己还会是和被剥夺自由前大致相同的人。
一名囚犯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忍受押运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确信，这些可怕的、有辱人格的经历并不发生在作为主体的“他”身上，而只是发生在作为客体的“他”身上。这种态度的重要性得到了其他囚犯的证实，尽管没有人敢肯定地说，这种态度在押运期间就已经明确形成。
囚犯通常用比较笼统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主要问题是活下来，不要改变”，但没有具体说明“不变”是什么意思。我从更多囚犯口中得知，希望保持不变的东西因人而异，大致涵盖了人们的普遍态度和价值观。
囚犯在押运过程中的想法和情绪都非常超脱（detachment）。他们仿佛感觉，自己只是恍惚参与了这件事。许多囚犯都产生了这种超脱的感觉，仿佛发生的事情对自己来说真的不重要。奇怪的是，这种感觉还夹杂着一种信念：“这不可能是真的，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不仅在押运过程中，而且在集中营的所有时间里，囚犯们都必须说服自己这是真实的，真的发生了，而不仅仅是一场噩梦。但他们从未完全成功说服自己。
这种超脱的感觉脱离了囚犯所处的现实环境，这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保护他们人格完整的机制。看看许多囚犯在集中营里的表现，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甚至坚持认为超脱才是正确的态度。他们对自己的陈述，以及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评价，与他们在集中营之外的言论和想法有很大不同。
这种集中营内外的行为模式差异和价值观念分离是如此强烈。这种“内外之别”是我采访中遇到的许多“禁忌”之一，很多囚犯根本不想触及：“我在这里做的事情，或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根本不算数。不管用什么方法，让我在这里生存下去就行。”
在押送过程中，还有一个观察结果值得一提——没有囚犯晕倒。晕倒意味着就会被杀。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晕倒并不是保护囚犯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以这种方式帮助他生存下去的手段。晕倒会危及囚犯的生存，因为任何不能服从命令的人都会被杀死。但是，一旦囚犯进入集中营，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晕倒的囚犯有时会得到一些关注，通常不再受到折磨。
总结。在押送过程中，囚犯们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折磨，目的似乎是为了削弱抵抗盖世太保的一切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些酷刑似乎是为了克服盖世太保成员对那些更聪明、通常属于更高社会群体的囚犯的恐惧。在押送过程中，囚犯们形成了一种超脱的状态，感觉所发生的事情好像并没有真正发生在他们身上一样。
对集中营的适应：对极端经历和苦难经历的反应差异
囚犯生活经验的通过正常的心理机制来阐述。一旦经验超越了这一参考框架，正常的机制似乎不再能够正确阐述它，因此需要新的心理机制。押送过程中的经历就超越了正常的参考框架。囚犯的反应是“难忘，但不真实”。
囚犯们的梦境表明，极端经历超越了正常的机制。许多梦境表达了对盖世太保成员的攻击，囚犯对他们进行报复，这是一种愿望的实现。有趣的是，囚犯们之所以梦到报复盖世太保，不是因为什么极端的经历，而总是因为一些相对较小的虐待行为。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押送过程会在梦中反复冲击，渐渐地，冲击变得不那么生动，梦境最终消失。我惊奇地发现，在梦中，最震撼的事件并没有出现。我问过许多囚犯是否梦到过押送过程，但我无法找到一个记得的人。
在其他极端情况下，也可以看到类似对押送的态度。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暴风雪来袭，所有囚犯都受到了惩罚，他们被迫在不穿大衣的情况下站立数小时（他们从来没有大衣可穿）。那时，他们已经露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几乎没有吃任何食物。他们被威胁要站一整夜。随着二十多名囚犯被冻死，这个规则崩溃了。看守的威胁变得无效。暴露在天气中是一种可怕的折磨。看到自己的朋友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而且很有可能也会死去，这就造成了一种类似于押送时的情况，只不过现在的囚犯们对盖世太保有了更多的经验。
公然抵抗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做任何事来保护自己。一种彻底无动于衷的感觉席卷了囚犯。他们不关心看守是否向他们开枪。他们对看守实施的酷刑无动于衷。看守不再有任何权威，恐惧和死亡的魔咒被打破。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和彻底无动于衷“我”之间再次出现了分裂，“我”只是一个有点兴趣但并不关心的观察者。虽然很不幸，但囚犯们都感觉没有了恐惧，因此他们比之前很多时候都要“快乐”。
一些极端情况同时使囚犯们产生了幸福感。显然，当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处于“同一条船上”时，就更容易承受不幸的经历。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生存机会很渺茫，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有英雄气概，更愿意帮助别人。这种帮助和被帮助让人们打起精神。
另一个因素在于，囚犯们不仅摆脱了对盖世太保的恐惧，而且盖世太保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某种力量，因为看守似乎不愿意射杀所有囚犯。囚犯们疲惫不堪，对酷刑的结束感到欣慰，但同时不再能够感受到恐惧。作为个体的囚犯都相对安全了，但失去了作为统一整体的安全感。
囚犯们超然地谈论起这些事实，却没有谈起自己在风雪之夜的情绪和想法。事件本身及其细节没有被遗忘，但没有什么具体的情绪附着在这些事件上。情绪也没有出现在囚犯们的梦中。
所以，比起极端情况，个体对其他情况的情绪反应更大。比如，被打一嘴巴这种事不会被囚犯提起，因为切实触发了羞耻感，所以不去谈它。人们对踢人、打人、辱骂人的个别警卫的憎恨，远远超过了对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警卫。对于后者，人们会憎恨盖世太保这个群体，而不是实施惩罚的个体。显然，这种区分是不合理的，但也不可避免。
似乎所有可能在囚犯的“正常”生活史中发生的经历都会激起“正常”的反应。例如，囚犯似乎对类似于父母可能对其子女施加的惩罚特别敏感。惩罚孩子在他们的“正常”参考框架内，但他们成为惩罚对象时则破坏了他们的成人参考框架。因此，他们的反应不是成人的，而是孩子的（尴尬和羞愧；暴力、无能和无法控制的情绪；不针对制度而是针对个体）。
如果痛苦很大，人们或多或少会觉得自己像个殉道者，为某项事业而受苦，而殉道者不会对自己的殉道行为感到不满。这顺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哪些心理现象使人有可能服从殉道，哪些是导致他人接受殉道的心理现象？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可以提及一些与之相关的看法。
如果一名囚犯试图保护一个群体，他可能会被警卫杀死，但如果他的行动被集中营管理部门知道，那么整个群体受到的惩罚总是比一开始就会受到的惩罚更严厉。这样一来，这群人就会对保护者的行为产生反感，因为他们在这些行为下受了苦。保护者就无法成为殉道者。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囚犯对看守的轻微卑劣行为比对极端经历更反感？看来，如果一个囚犯被骂，被打耳光，被“像孩子一样”推来搡去，就会使他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机制回到儿童时期。像孩子一样，囚犯无法在盖世太保行为的总体背景下看待自己的遭遇，而是憎恨个体盖世太保成员。他发誓“报复”他，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既不能形成一种超然的态度，也不能形成一种客观的评价，而这种评价会使他认为与其他经历相比，他的痛苦微不足道。
囚犯们（作为一个群体）对轻微的痛苦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们不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相反，他们指责遭受痛苦的囚犯是由于他的愚蠢，让自己“被抓住”，不够小心——总之指责他的行为像个孩子。因此，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囚犯而使其堕落，这不仅发生在某名囚犯的头脑中，而且也发生在各囚犯同伴的头脑中。应该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小苦难和大苦难的反应差异似乎慢慢消失。这种反应上的变化只是新老囚犯之间众多差异中的一个。
新老囚犯心理态度的差异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所说的“新囚犯”是指那些在集中营中未超过一年的人，“老”囚犯是指那些在集中营中至少呆了三年的人。就老囚犯而言，我只能提供观察，但没有得出反思性的结论。
前面已经提到，新囚犯的主要关注点似乎是保持完整的人格，在回到外部世界时保证“完好如初”。他们所有的情感努力都指向这个目标。老囚犯似乎主要关心如何在集中营内尽可能好地生活。一旦他们有了这种态度，那么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乃至最糟糕的暴行，对他们来说都是 “真实的”。
一旦达到这个阶段，一旦他们开始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接受为“真实”，那么囚犯就会害怕回到外面的世界。他们没有直接承认，但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会再回到外部世界，因为他们觉得只有灾难性的事件（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才能使他们获得自由——即便如此，他们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适应这种新的集中营生活。
他们似乎意识到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个过程与他们人格的基本变化并行不悖。一位曾经非常著名的德国激进派政治家为这种看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他宣称，根据他的经验，没有人能够在集中营中生活超过五年而不彻底改变态度，不可能还是以前的那个人。他断言，一旦在集中营里当囚犯成为他真正的生活，他就看不到继续生活下去的任何意义。他无法忍受那些老囚犯身上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住进集中营六年之际，他自杀了。
当然，在面对“不得不在集中营里度过余生”的想法时，不同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很快就成为集中营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可能永远不会。当一名新囚犯被带入集中营时，“前辈”会教他一些能帮助他完成适应的东西。新囚犯被告知，他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熬过最初的日子，不要放弃。他们在集中营停留时间越长，就会越容易适应。老囚犯说：“如果你能熬过前三个月，你就能熬过接下来的三年。”
尽管每年的死亡率接近20%，但老囚犯依然这样认为。这种高死亡率主要是因为大量新囚犯在集中营的头几个星期没有活下来。他们要么不屑于适应这里的生活以苟活下去，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一名囚犯花了多长时间才不再认为集中营外的生活才是真实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家人和朋友的情感纽带强度。
很多人都曾公开渴望重获自由。后来，人们可以从一些迹象中了解到态度的改变。他们计划在集中营里找到更有利的位置，而不是试图与外部世界重建联系，避免涉足家庭和外部世界的事务，将所有兴趣集中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件上。
我曾经向一些老囚犯表示，我并不惊讶于他们不再对外部世界的未来生活怀有兴趣，他们也承认，他们不再能想象自己在集中营外的生活，不再能想象自己还能自由做决定，能够照顾自己和家人。我们在老囚犯身上不仅仅能观察到他们对家庭和外部世界的态度转变。和新囚犯相比，老囚犯对未来生活的希望不同，他们退回婴儿行为的程度也不同。在讨论新老囚犯之间的这些差异时，还应该牢记巨大的个体差异。
对自己家人和朋友态度的变化
新囚犯通常是那些收到最多信件、金钱和关注目光的人。他们的家人想尽一切办法来释放他们。然而，他们一直指责家人们做得不够好，背叛和欺骗他们。如果他们收到一封信，信中讲到家人如何为他们的释放而奔波，那么他们可能会痛哭流涕，但是在下一刻，他们可能又会得知家人们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卖掉了财产，于是他们开始破口大骂。他们诅咒家人，觉得家人一定认为他们“显然已经死了”。在囚犯们以前的私人世界中，哪怕只是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也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惊人效果。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一些挚友的名字，但是一旦他们得知这些朋友已经死亡，他们就会非常难过。
新囚犯对亲友的这种矛盾心理似乎源于前文提到的一种机制。他们真切地渴望回到离开的人身边，这个愿望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害怕在离开这段时间发生的任何变化（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他们希望自己的世俗财产安然无恙，尽管此刻这些财产对他们毫无用处。
很难说这种渴望一切保持不变的愿望是由于他们意识到适应一个完全改变了的家庭状况有多么困难，还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某种神奇的思维方式——如果我过去生活的世界没有变化，那么我也不会改变。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他们可以试图抵制他们“正在改变”的感觉。他们对家庭变化的激烈反应对应着他们正在发生的改变。
令他们愤怒的可能不仅仅是“变化”本身，还有变化带来的家庭内部地位的变化。他们的家庭一直依赖他们做决定，而现在他们是需要依赖的人。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依赖的感觉。他们失去了再次成为一家之主的机会。但在他们的渴望中，尽管他们不在，但家庭结构仍然不受影响。
事实上，尽管大多数家庭对那些在集中营中的家庭成员态度很好，但还是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花了大量的钱来努力释放囚犯，这往往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恳求盖世太保成员释放他们的亲属，这是一项相当不愉快的任务，但他们被反复告知，囚犯被监禁是他自己的错。后来，家庭成员自己也很难找到工作，因为有家庭成员被怀疑。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遇到各种麻烦。他们被排除在公共救济之外。因此，他们对有家庭成员被关在集中营里感到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成为很自然的事。
他们的亲友对他们不再有太多同情心，因为广大的德国民众对集中营形成了某些防御机制。德国人无法忍受生活在一个不受法律和秩序保护的世界里。因此，囚犯和他们的家人之间实际上发生了一个缓慢的异化过程，但就新囚犯而言，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问题是，他们怎么能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归咎于他们的家人，以及到底谁才是这一切的祸根？
囚犯受了如此大的惩罚，不得不忍受如此艰辛，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任何责备。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弥补了过去与家人和朋友关系中的任何不足。这样他们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也不会产生任何内疚感。因此，他们更容易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憎恨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家人。
这种为所有罪行赎罪的感觉有一些真实的基础。在集中营建立之初，纳粹就把他们最重要的敌人关押在集中营里。很快，社会上就没有重要的敌人了，因为他们要么死了，要么在监狱和集中营里，要么已经移民了。
不过，纳粹依然需要一个机构来威胁这个制度的反对者。太多的德国人开始对这个制度感到不满。监禁所有这些人将会中断工业生产的运作，而维护工业生产是纳粹的一个首要目标。因此，如果某个群体对纳粹政权感到不满，那么这个群体中将有少数成员被“选中”，然后带入集中营。如果律师不安分，几百名律师就会被送进集中营；当医学界似乎出现反叛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医生身上，等等。
盖世太保将这种集体惩罚称为“行动”。这种新制度在1937年至1938年首次投入使用，当时德国正准备开始吞并外国。在第一次“行动”中，只有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人受到了惩罚。这使人们感到，仅仅隶属于一个反叛团体并不危险，因为只有领导人才会受到威胁。很快，盖世太保修改了制度，让不同阶层都可能身陷危险。这种新制度不仅能在群体成员中散布恐怖，而且可以惩罚和摧毁整个群体，而不一定只是这个群体的领导人（尽管囚犯从未被告知他们被监禁的确切原因）。
盖世太保与囚犯面谈，以获得有关其亲属和朋友的信息。在这些面谈中，囚犯们有时会抱怨他们被监禁，而更重要的纳粹敌人却逍遥法外。他们被告知，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他们不得不受苦。只是他们运气不太好，但如果他们的命运没有给这个群体好好上一课，让这个群体表现好一些，那么他们就会在集中营里见到这个群体的所有人。
因此，囚犯们真诚地以为，他们是在为群体的其他成员赎罪，但外人却不能这样看。所以，囚犯本来以为他们代表了自己的群体，就有权得到外界的特别关注，然而却没有得到这种关注，因此增加了囚犯对外部世界的怨恨。
但是，即使是在抱怨和指责的时候，新囚犯也总是喜欢谈论亲戚和朋友，谈论他们在外部世界的地位，谈论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老囚犯不喜欢说起他们的家人和旧友。当他们偶尔说起时，是以一种非常疏远的口吻。他们喜欢收到信，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部分原因是他们已经与信中的事件失去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老囚犯意识到，他们可能很难找到回去的路了。但还有另一个原因。老囚犯对所有生活在集中营之外的人充满了仇恨——他们“享受着生活，我们却在这里死透了”。在囚犯们的心目中，这个继续若无其事过生活的外部世界由他们曾经认识的人，由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所组成。
但是，这种仇恨在老囚犯中也是非常压抑的。就像他们忘记了“爱”他们的亲戚一样，他们也失去了“恨”他们的能力。他们学会了将大量攻击指向自己，以便不与盖世太保发生太多的冲突，而新囚犯仍然将他们的攻击指向外部世界，并且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指向盖世太保。
老囚犯们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感，他们无法对任何人产生强烈的感觉。老囚犯不喜欢提及他们以前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新囚犯则喜欢夸夸其谈。新囚犯似乎试图通过让其他人知道他们曾经有多重要来支持他们的自尊心，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依然非常重要。老囚犯似乎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沮丧状态，与他们自己所处的情况相比，任何东西都那么辉煌。
对自由之后生活的希望
与囚犯对家庭的信念和态度密切相关的是他们对自由后生活的信念和希望。在这里，囚犯们有许多个体和群体的梦想。如果集中营的总体情绪氛围不是太压抑，沉湎于梦想就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新老囚犯的梦想有明显的区别。囚犯在集中营里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梦想就越不符合现实，以至于老囚犯的希望和期待往往诉诸末世论或弥赛亚的形式——这与他们的期望一致，只有世界末日这样的事件才能解放他们。
他们会有些想法，想象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他们相信，在这场想象的巨大动荡中，他们即使不是世界的领袖，至少也会成为德国未来的领袖。这样才会让他们觉得一切配得上经受的苦难。这些宏大的期望与他们未来模糊的私人生活并存。在他们的梦想中，他们肯定会成为未来的政治领袖，但他们不太确定是否还会继续与妻子和孩子一起生活。这些梦想的起因可能在于，他们似乎觉得只有一个高的公共职位才能帮助他们在家庭中重新获得地位。
新囚犯对他们未来生活的希望和期待更符合现实。尽管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持公开的矛盾态度，但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会继续与他们一起生活，就像他们离开时那样。他们也希望能以过去的方式继续他们的公共和职业生活。
根据我们的定义，到目前为止提到的适应情况或多或少是个体行为。下一节讨论的变化——“退回婴儿行为”是一种群体性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发生在所有囚犯身上。此外，虽然囚犯们没有干涉他人的梦想或对家庭的态度，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会对那些不合群的囚犯表达权力。他们指责那些不愿意像孩子一样依赖盖世太保的人威胁到了群体的安全。这种指责并非毫无根据，因为盖世太保总是因为个体成员的不当行为而惩罚群体。
退回婴儿行为
囚犯们形成了一些具有婴儿期或青年早期特征的行为类型。这些行为中有些是慢慢发展起来的，有些则是立即强加给囚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为的强度有所提高。其中一些或多或少的婴儿期行为已经讨论过了，例如对家庭的矛盾心理、绝望，在幻想中寻找满足感，而不是诉诸行动。
我们很难确定，这些行为模式是否是盖世太保故意为之，但肯定与之有关。囚犯们受到折磨，方式就像一个残忍和专横的父亲折磨一个无助的孩子。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囚犯们还被婴儿环境贬损，比如他们被强迫弄脏自己，排泄也受到严格管制。排泄是最重要、最常被详细讨论的事。白天，想排便的囚犯必须得到看守的许可。似乎人们要重新进行一次卫生清洁教育。看守们似乎很高兴掌握了允许或不允许上厕所的权力（厕所非常不够用）。
看守们有这种乐趣，而囚犯们喜欢以上厕所为由去那里休息片刻，免受监工和看守的鞭打。但囚犯们并不总是那么安全，因为好斗的年轻看守甚至喜欢在囚犯如厕时干涉他们。囚犯们互相使用只有小孩才会使用的称呼，也不被允许使用德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惯用头衔。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以最恭敬的方式称呼看守。
囚犯们像孩子一样，只活在眼前。他们失去了对时间线的感觉，无法为未来做规划，只能着眼于眼前的快乐和满足，以便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大一些的满足。他们无法建立持久的对象关系。友谊的发展和友谊的破裂一样快。囚犯们会像早期青少年一样，以牙还牙，赌气说再也不看对方一眼，再也也不和对方说话，但在几分钟内又会成为亲密的朋友。
囚犯们夸夸其谈，讲述他们之前的成就，讲述他们如何成功欺骗工头或看守，讲述他们如何破坏工作。像孩子一样，当人们知道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撒了谎时，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挫折或羞愧。
另一个导致囚犯退回婴儿行为的因素是强迫工作。新囚犯尤其被迫从事无意义的工作，例如把沉重的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过一段时间再搬回去。有时候，他们被要求徒手在地上挖洞（尽管有工具可用）。他们憎恨这种无意义的工作（尽管对他们来说，工作是否有用并不重要）。当他们被迫从事“幼稚”和愚蠢的劳动时，他们感到自己被贬低了。当他们的工作产生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时，他们就会喜欢更艰苦的工作。
毫无疑问，他们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不得不忍受的盖世太保的虐待，导致了他们身为成年人的“解体”。我有机会采访了几名囚犯，他们在被带入集中营之前已经在监狱里住过几年，其中一些人被单独监禁。虽然他们人数不多，无法概括，但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并不会产生这里这种性格变化。就退回婴儿行为而言，监狱和集中营的唯一共同点是，囚犯都被阻止以正常的方式满足他们的性欲，这最终导致他们害怕失去阳刚之气。在集中营里，这种恐惧为其他不利于成人行为的因素增加了砝码，并促使儿童行为的产生。
对集中营生活的最终适应
当一名囚犯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把盖世太保的价值观当作自己的价值观来接受时，他就到了适应集中营环境的最后阶段。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接受。
盖世太保认为（或假装认为），这些囚犯是世界上的败类。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没有谁比谁更好。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给在集中营里接受训练的年轻看守留下深刻印象——他们需要认为，自己甚至比最杰出的囚犯还要优越，纳粹的敌人现在已经被制服，不必放在心上。
即使是对纳粹制度的轻微反对，也会导致敢于反对之人被全部消灭，反对的程度不重要。与这些看守的偶尔交谈表明，他们真的相信有一个针对德意志民族的犹太资本主义世界阴谋，而反对纳粹的人都参与了这个阴谋，因此应该被消灭，不管这个人是谁。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用最卑鄙的行为对待囚犯。
看守和囚犯之间不断干涉隐私，囚犯们因此发现自己处于绝境。因此，他们的攻击性被积累起来。新来的囚犯用外部世界的方式发泄自己。但慢慢地，囚犯们接受了新的语言攻击表达方式，这些术语绝对不是来自他们以前的词汇，而是来自盖世太保的、非常不同的词汇。他们模仿盖世太保的言语攻击，进而模仿他们的身体攻击，这个步骤需要几年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赢得盖世太保的好感，但更多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集中营里彼此对待的最佳方式。
所有在集中营里住了很长时间的囚犯都会模仿盖世太保的态度，这原本是盖世太保用来对抗“不合格囚犯”的态度。新囚犯给老囚犯们带来了棘手的问题。他们抱怨集中营里难以忍受的生活，难以适应，这就给老囚犯造成了新的压力。个体不良行为危及到整个群体。因此，一个无法承受压力的新囚犯会成为其他囚犯的负担。
此外，弱者是那些最容易变成叛徒的人。一般来说，弱者通常在集中营的头几个星期就会死亡。因此，老囚犯有时会帮助摆脱不合格的人，以这种方式模仿盖世太保的意识形态，让它成为自己行为的一部分。老囚犯因此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并按照盖世太保树立的榜样塑造自己，以他们的方式对待其他囚犯。
事实上，老囚犯接管了盖世太保的态度。老囚犯出于自我保护而消灭弱者。他们像盖世太保一样，折磨弱者数日，慢慢地杀死他们。那些认同盖世太保的老囚犯不仅会模仿这种攻击性，而且会把盖世太保旧制服的一些部分据为己有。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学着缝制自己的制服，使之看起来与看守的制服相似。但是，囚犯们会为这种模仿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盖世太保会极力惩罚老囚犯缝制制服的行为。当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他们承认他们喜欢让自己看起来像看守。
对盖世太保的认同并没有停留在模仿他们的外貌和行为上。老囚犯们也接受了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即使这些目标和价值观似乎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悖。
即使是那些曾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走到这一步，这着实令人震惊。美国和英国的报纸经常报道集中营中犯下的残酷行为。盖世太保因为这些故事而惩罚囚犯，这符合他们的政策，即无论一个成员或一个前成员做了什么，都会受到惩罚，而这些故事一定源于前囚犯的报告。在讨论这一事件时，老囚犯坚持认为，外国记者和报纸不该干涉德国机构，并对试图帮助他们的记者表示憎恶。
我向一百多名老政治犯问道：“如果我足够幸运，能够去到外国，我是否应该讲述集中营的故事，让文明世界知晓？”我发现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表示，每个逃离德国的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地与纳粹斗争。所有其他人都希望德国发生革命，但都不赞成外国势力的干涉。
当老囚犯接受纳粹的价值观，把它作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时，他们通常不承认这一点，而是去找某种合理化的解释，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例如，囚犯们在集中营里收集废品（因为德国的原材料不足）。当有人指出他们这样做是在帮助纳粹时，他们合理地解释说，通过节约废品，德国的工人阶级也变得更加富有。在为盖世太保建造建筑时，他们会争论是否应该好好建造。新囚犯支持破坏，大多数老囚犯则支持建好。他们的理由是，新德国将使用这些建筑。有人指出，革命必须摧毁盖世太保的建筑，这时，他们退而求其次，说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应该尽职尽责做好一切工作。大多数老囚犯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能够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工作是有意义的，否则他们不可能继续为盖世太保工作，所以他们必须让自己相信这种意义。
在每天两次清点囚犯的过程中，一些老囚犯很满足，他们站得很端正，这只能解释为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盖世太保的价值观，将其视为自己的价值观。囚犯们为自己能像盖世太保一样强硬而自豪。这种对施暴者的认同感甚至达到了某种程度——老囚犯会模仿看守的业余活动。看守们玩的一个游戏是看谁能忍受被打得最久而不发牢骚。这个游戏被老囚犯们模仿，好像他们被打的次数和时间还不够多。
盖世太保经常会执行一些无意义的规则，这些规则源于某个看守的突发奇想。这些规则通常一经制定就会被遗忘，但总有一些老囚犯会继续遵守这些规则，并在盖世太保忘记这些规则后很久还试图对其他人执行这些规则。
比如有一次，一名看守在检查囚犯的服装时发现，有些人的鞋子内侧很脏。他命令所有囚犯用水和肥皂把他们的鞋子里里外外都洗一遍。这样处理过的鞋子变得像石头一样硬。这个命令只执行过一次，许多囚犯甚至在接到命令时都没有执行。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老囚犯不仅坚持每天清洗鞋子内侧，而且诅咒所有不这样做的人，说他们心不在焉，很肮脏。这些囚犯坚信，盖世太保制定的规则是人类行为的理想标准，至少在集中营里是这样。
大多数老囚犯与盖世太保的价值观“和平共处”，而且也涉及种族问题——尽管在他们被带入集中营之前，种族歧视与他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认同德国的“生存空间论”（Lebensraum），认为德意志民族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他们相信德意志种族的优越性。应该强调，这并不是盖世太保的宣传结果，盖世太保并不打算收编他们。
此外，盖世太保坚持认为，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囚犯表达自己的感受。盖世太保似乎认为，在让囚犯遭受酷刑之后，他们就不再用价值观战胜囚犯，而只有恐惧。但在老囚犯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另一种情况，这些情况表明，他们愿意接受盖世太保的做法，而这些做法绝对不可能来自于宣传。
看来，既然他们对盖世太保恢复了婴儿般的态度，他们就希望强大的父亲形象应该是公正和善良的。他们把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划分盖世太保，所有积极情绪都集中在少数官员身上，而这些官员在集中营管理者的等级制度中相当高。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官员在严酷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正义和合理的感觉——他们认为，这些官员真的关心囚犯，甚至悄悄帮助他们。有人说，这些官员之所以不露声色地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位置上只能不露神色。
这些囚犯急于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由，这是很可悲的事。囚犯还为此编制了一个传说故事——在检查营房的两名军官中，有一人在进入营房前擦干净了他鞋子上的泥土。这可能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却被囚犯解释为对另一名军官的反对。
老囚犯顺从和认同盖世太保的问题很多，但也不是全部。有些老囚犯也有不畏惧盖世太保的时候，他们需要非凡的勇气。
最后，我应该再次强调，这篇文章是一份初步报告，并不详尽。我认为，集中营绝不仅仅是盖世太保报复敌人的地方。集中营是年轻盖世太保士兵的主要训练场，这些年轻人将要统治和管理德国，乃至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集中营还是盖世太保的实验室，它在那里开发各种方法，不仅把自由和正直的公民变成阴郁的奴隶，而且变成在许多方面接受主人价值观的奴隶。囚犯们仍然认为自己在遵循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接受了纳粹的价值观，将其作为自己的价值观。
在集中营里住了几年的囚犯所遭遇的极端情况，以较轻微的形式也发生在德国居民的身上。如果被占领国家的居民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团体，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个制度似乎太强大了，个人无法打破它对情感生活的控制，尤其很多群体已然接受了纳粹制度。
如果一个人以个体身份行事，似乎更容易抵制盖世太保和纳粹的压力。盖世太保似乎知道这一点，因此强迫所有个体加入他们监视下的群体。为此，当局引入了人质制度和连坐制度（对群体成员的惩罚），不允许任何个体行为偏离群体标准（无论这个标准是什么）。当局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单独活动。
这些做法的主要目标在于，在群体中产生像孩子一样的态度，和像孩子一样对领导意志的依赖性。打破这种影响的最有效方法似乎是形成由独立、成熟和自立之人组成的民主抵抗团体，每个成员都应该支持所有其他成员进行抵抗。如果不形成这样的团体，似乎就很难不受盖世太保和纳粹制度的无情压力，很难免于人格解体的缓慢过程。集中营是盖世太保的实验室，它不仅使自由人，甚至使纳粹制度最热心的反对者解体。因此，所有有兴趣了解纳粹制度影响的人都应该研究它，以再次帮助不幸之人成为自主和自立的人。
圣维克托的休格：《知识论：卷三》（1130） 阿尔温德·拉贾戈帕尔：《传播主义：“冷战”时期的人文主义》（2020） 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1988） 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政治自由的问题》（1986） 戈特弗里德·阿亨沃尔：《自然法绪论》（1763） 马丁·哈格隆德：《自然自由与精神自由》（2019） 索伦·克尔凯郭尔：《天才和使徒的区别》（1847） 卡尔·J·弗里德里希：《巴洛克时代（1610-1660）：宗教、哲学和科学》（1952） 埃里希·弗洛姆：《害怕自由：逃避的机制》（1941） 西奥多·阿多诺：《历史与自由：冲突和生存》（1964） 卡尔·波兰尼：《论自由》（1927） 约翰·杜伦·彼得斯：《望向深渊：言论自由与自由主义传统》（2010） 诺埃尔·马尔科姆：《托马斯·霍布斯：自由的反自由》（2016） 谢永平：《幽灵民族性：从康德到后殖民解放文学的自由之路》（2003） 约翰·杜伦·彼得斯：《站在麦克卢汉的肩膀上阅读》（2019） 刘纪蕙：《以阿甘本为背景：中国近代早期民族国家话语中的主权与空无》（2015）
乔治·阿甘本：《超越人权》（1993）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历史中的启蒙运动：一种历史编纂学批判》（2012）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从全球视角研究：探索、发展和传播有用而可靠知识的西欧制度有何历史基础》（2013） 杰森·约瑟夫-斯托姆：《祛魅的迷思：魔法、现代性和人类科学的诞生》（2018） 莫里斯·梅洛-庞蒂：《现象学和人的科学》（1958） 凯姆斯勋爵：《批评的要素：新奇和意外之物》（1762） 乔治·贝克莱：《运动的原理、本质以及运动传递的原因》（1721） 托马斯·尼科尔斯：《专业知识的消亡：反对既有知识的运动，以及它为什么重要》（2017） 史蒂文·史密斯：《爱国主义是忠诚》（2019）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埃里希·奥尔巴赫：《时间、历史与文学：作为现代人文之源的民族精神理念》（1955） 约恩·吕森：《传统：历史感的生成原理及其在历史文化中的逻辑和影响》（2012）
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轴心时代》（1949）小威廉·休厄尔：《经济危机与现代史的形成》（2012） 小威廉·休厄尔：《资本主义的时间性》（2008） 小威廉·休厄尔：《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政治无意识：一个前定量历史学家的自白》（2005） 小威廉·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理论、历史和社会科学》（2005）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颖的政府形式》（1951） 汉娜·阿伦特：《我们这些难民》（1943） 朱迪斯·布朗：《下流的行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女同性恋修女的生活》（1986） 赵月枝：《中国的挑战：对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2011） 阿基里·姆贝贝：《死亡政治学》（2003）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演绎主体性：夏洛特·所罗门和爱德华·蒙克的绘画场景中的爱与孤独》（2017）何塞·范戴克：《数据化，数据主义和数据监控：科学范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大数据》（2004） 丽莎·冈瑟：《像警察一样去看》（2019） 布拉特马·班纳吉：《国家（和）暴力》（2017） 米莲姆·特克汀：《伦理与政治相遇之处：法国的人道主义暴力》（2006） 布拉特马·班纳吉：《底层：是政治主体还是历史主角》（2015） 罗伯特·德列日：《复制与共识：印度的贱民、种姓和意识形态》（1992） 杜宁凯：《思维的种姓》（1992） 任思梅：《被卖的人：华北地区的人贩子和家庭生活》（2017） 马钊：《战时北京离家出走的妻子、城市犯罪与生存战略：1937-1949》（2015） 盖瑞斯·斯特德曼·琼斯：《贫穷的终结：“法国大革命”和一个不再匮乏的世界的承诺》（2005） 汉娜·阿伦特：《理解与政治》（1953） 阿拉特斯·瑞德：《工会和英国的多元主义传统》（2016） 米歇尔·福柯：《结构主义和文学分析》（1967） 理查德·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1849） 艾伦·伍德：《人类尊严、权利和目的王国》（2007） 彼得·辛格：《关于在德国被沉默的问题》（1991） 洛琳·达斯顿，彼得·加里森：《客观性》（2007） 亚当·菲利普斯：《反对自我批判》（2015） 书讯｜琼·柯普洁：《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