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掷地有声】中国青少年的学业成就真的 “阴盛阳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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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介

自2019年12月起，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推出热点文章专栏【掷地有声】，特邀作者以音频的形式为大家介绍其研究背景、所用数据、论点、研究结果、相关的调查/田野趣事等，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这些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资料。

第十一期我们邀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谷小容研究员介绍她与杨李唯君教授合著的文章“Why do Chinese adolescent girls outperform boys in achievement tests?”。这篇论文刊于CJS 2021年第2期，pp.109-137。

作者简介

谷小容，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儿童社会学、家庭变迁与代际关系、教育社会学、移民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与混合研究方法论。相关文章表在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Current Sociolog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等主流外文期刊上。

杨李唯君，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和亚洲研究所教务长讲席教授、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研究兴趣包括家庭、人口变迁、社会分层，对美国社会和亚洲多个社会有实证、理论思考及政策研究。

-文字版如下-

CJS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谷小容，目前供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很荣幸受编辑部邀请，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和杨李唯君教授最近在CJS发表的中国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性别新趋势研究背后的故事。

研究缘起：偶然的非偶然发现

这篇文章严格来说算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衍生产品”。我博士论文主要关注农民工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论文设计为一项混合研究，即结合大型综合调查数据结果和为期六个月（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的田野调查数据来探讨农民工家庭如何养育和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这项研究的直接成果以5篇学术论文或章节的方式已经相继发表。但在2015年我做完田野调查回来准备毕业论文的数据分析的时候，用的CFPS（中国家庭追踪数据）去分析不同的家庭类型（以城乡户口、家庭结构和居住情况划分为五种不同类型家庭）对孩子教育影响时，发现作为控制变量的儿童性别作为因素从始至终一直非常显著，即便加入了诸多家庭和人口学变量。我突然联想起在深圳蛇口做调研时参与的一次社区讨论会的情景，这是一个当地一群有志于改善教育的家长和教师自发组织的讨论会。有位家长提及了中小学教育中出现的“阴盛阳衰”现象，引起了热烈讨论。一位以批判性思维著称的高中老师站起来义愤填膺地控诉“阴盛阳衰”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因为女孩擅长“读死书”。当代中国青少年在学业成就上果真“阴盛阳衰”吗？如果是的话，该如何解释？中国这一个案仅仅是个案吗，还是代表了某种全球性趋势？那位老师的“控诉”背后反应了什么样的性别话语？我和杨教授交流了这些问题，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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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西方视角与中国语境

我们随即查阅和整理了大量关于性别与学业成就的社会学文献。作为儿童教育方面的权威专家，杨教授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思想资源，包括家庭和人力资本理论，儿童/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分层相关的理论。事实上，自1990年代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发现了女性教育获得超过男性的现象—学业成就出现性别反转，但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仍不明朗。在本文中，我们融合西方成型的理论和中国语境，提出了三条机制作为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性别趋势和动态，这也为理解全球教育的女性优势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家庭内部的代际契约在当代家庭中发生了巨变。人类学者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曾在1985年基于在台湾调研的数据提出了中国家庭育儿有两套契约的理论，解释了父权制在家庭微观层面的运作机制：父母与儿子形成一个家庭延续的命运共同体，父母与儿子之间形成长期的、不以对等交换为原则的隐性契约，因而儿子总是能得到来自家庭的最大支持和优先养育；相反，女儿作为最终要“泼出去的水”，与家庭的契约是短期的且以最大程度兑现为原则。这就是重男轻女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制度根源。我们认为，葛苏珊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要得到修正。最近四十年来，受宏观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女孩的教育机会和家庭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大大提升；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及普遍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国家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使家长更加重视对女儿的教育，特别是独生女家庭。

第二：青少年在非认知技能上存在性别差异。这一假设源自于一些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数据。所谓非认知技能，类似于我们所说的“EQ”，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交往、行为模式、习惯等“软”技能。研究证明，这类技能与个人的学习能力和个体在环境中塑造的形象息息相关。我们认为，在中国，这类技能作用可能更大。一方面，我们传统文化中对努力、自律等品质对个人成就的影响十分重视。另一方面，我们整个教育选拔机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标准化考试，“苦读”的效用明显。

第三：儿童发展是有累积效应的（cumulative (dis)advantage），或者称马太效应。前期的优势往往可以转换成长久的优势。如果说女生早期发展中就有优势的话，那么累积效应会使这个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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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研究：实证与解释的循环

为了检验以上假设，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即通过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对研究课题得出更加综合立体的认知。定量数据依据统计原理搜集数据，能得出具有代表性的宏观趋势；而定性数据深入挖掘特定案例在其生活文化语境中形成的视角和认知，有助于理解个体在微观的生活世界里怎样决策、感受和反思。二者的结合会产生1+1>2的效果。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定量分析使用的是中国家庭追踪数据2010和2014年的数据，这两次数据追踪搜集到了将近2000名青少年两次认知（语文和数学）测试的结果：他们2010年为10-15岁；2014年为14-19岁。通过合并照料人问卷和少年个人问卷，我们将丰富的家庭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养育方式等）和少年个人特点（非认知技能、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网络）引入数据分析。定性数据来自于2014-15年收集到的35个深度访谈，受访人包括29位10-15岁女孩的家长和6位老师。

CFPS数据结果显示，当今中国青少年学业成就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女孩优势：2010年女生组领先男生组语文成绩0.22标准方差，2014年领先0.18标准方差；2010年，女生组领先男生组数学成绩0.05标准方差（不显著），但这一差距扩大为2014年的0.1标准方差（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家庭代际契约的重男轻女现象已经消失，父母在孩子的教育投资（送他们上幼儿园、上补习班）、管教方式（父母日常管束的严格程度）和教育期待日趋平等，甚至家长对女孩管得更严、期望也更高。这一系列变量能有效地解释一部分测试中的性别差异。同时，CFPS也记录了男生女生在非认知技能的显著差距：女生更加自律（对学习更上心、更关注、更约束自己的行为），她们中更多有当学生干部的经历，她们日常在课后学习上花更多时间。这些变量也能有效解释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加入这些变量能解释85%的性别差距，使其变得不再显著。最后，我们用两个变量来测量学习的累积效应，即1）孩子在3岁之前的数数能力作为早期智力发育指征；2）他们2010年的语文、数学测试成绩。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与2014年的测试结果高度相关，且相关系数也很高。这验证了我们之前关于累积效应的假设。

我们的深度访谈数据为理解上述结果提供了更广阔和深入的视野。通过比较29个女孩家庭中三代女性（即女孩，他们的母亲和（外）祖母）的教育经历，我们能捕捉到宏观社会环境对女孩教育机会的巨大影响。一般说来，祖辈中女孩受教育很少，且成长于动荡艰难的时代中，她们通常需要很早退学来帮助父母维持大家庭的生计和日常运作。罗奶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9岁时就因为奶奶去世没人带年幼的弟弟妹妹而退学，成为了一个8口之家的“小管家”，两个最小的弟弟基本上是她抚养长大，后来都接受了高中以上的教育，成为了国企职员。母亲这一辈大部分成长于70-80年代，此时中国已经慢慢开放，计划生育也推广开来，有些城市家庭长大的母亲接受了一定的教育，但总体而言她们也常因为兄弟的教育受影响。但是第三代中，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消失了。受访的父母或（外）祖父母都表示，如今的时代，只要孩子能就该支持他们的教育，甭管男孩女孩。在城市独生女家庭中，整个家庭倾其所有投资孩子教育成了一种普遍模式，如人类学者方文（Vanessa Fong）描述的一样，作为家庭“唯一的希望”，这些女孩承载父母对世界流动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想象。深圳的工程师沈先生就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加拿大名校，他说：“我一直跟女儿说，不要把自己定义为中国人，而是世界的女儿。一个成功的全球公民身份能让你想去哪就去哪”。我们也在湖南农村发现了几个女孩因为成绩好而受到家里大人格外关注的例子，与罗奶奶的经历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几十年社会变迁已经迫使中国家庭修订与女儿的代际契约，使她们成为了家庭的永久成员：她们的教育成功与否，与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另外，与定量数据中非认知技能的结果相呼应，访谈数据显示家长普遍认为男生女生在学习习惯、行为有差异：女孩天生就比男孩“懂事”“听话”“乖”，所以在学习更加刻苦，取得好成绩。这一话语在老师中间也颇流行，特别是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农村学校，男生常常被视为规矩破坏者，女生则为秩序维持者。也就是说，文化和社会中积淀的“本质化”特征，如自律、乖巧、服从，因为能提高女孩的成绩，也被视作她们的优势而得到巩固。最后，我们强调，教育的性别差异与城乡这一变量有交互作用：女生优势在城市更加突出。CFPS数据显示，城市女生的数学成绩显著高于男生，而农村女生的数学成绩低于男生。这可能与农村家庭资源有限、孩子数量较多及残存的性别偏好有关。访谈数据显示，与城市家庭“协作培养”的教养方式不同，农村家庭更加实用主义，往往是成绩好的那个孩子得到更多资源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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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与新问题？

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中一个重要维度—中国青少年中学业成就的性别反转。我们结合了代际契约、社会“软”技能和个人生命历程三条机制来理解这一现象背后深刻的家庭、社会和教育变革。也提出了可继续挖掘的新问题：比如，实证资料显示，中国社会在职场发展、家庭政策等方面性别壁垒仍旧坚固，对于年轻一代教育优胜的女性来说，她们会如何应付性别对她们今后生命历程的影响？另外，本文的数据显示，女孩成就的提升某种程度上算是中国过去几十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在中国调整政策试图提升生育率的未来，会不会出现学业成就另一次性别反转、重男轻女现象卷土重来？这些都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问题。

感谢收听。

Reference:

Gu Xiaorong and Yeung Wei-Jun Jean (2021) Why do Chinese adolescent girls outperform boys in achievement test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7(2): 109–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