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牢笼
宝马公司的德国高层恐怕不会想到，几个冰淇淋会让他们付出18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
4月20日，宝马Mini在上海车展上免费派送冰淇淋，大受欢迎，很多人排队都没领到，但事后有人赫然发现，有洋人过来时，刚说“没了”的两位工作人员却满脸堆笑给他们送上了冰淇淋。
这被普遍声讨为“区别对待，崇洋媚外”，戳中了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当晚就冲上了热搜。随之而来的舆论海啸，加上史诗级的公关失误，使品牌声誉遭受重创，仅一天多时间，蒸发的市值足够买几亿个冰淇淋了。
《中国工人报》在一篇题为《格局迷你只能换来市场迷你》的社评中认定，这不能用疏忽作为托词，就是有意恶心中国人，那中国人当然也不是非得选择宝马不可：
送冰淇淋只送给外国人，不送给中国人，如此细致的安排，又怎么能说是“管理不细致”呢？如果真是管理不细致，就不必把人分作三六九等，而是一视同仁地向每个人派送。如果非要说这件事有什么做得“不细致”的话，那就是他们“露馅”了，被人们识破了他们的嘴脸。
虽然两名涉事工作人员崇洋媚外，但始作俑者是宝马，此事不能完全甩锅、归咎于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宝马事先安排和强调，工作人员又怎么会如此严格地执行区别对待的措施呢？
宝马确实有事先安排，但只是因为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参与这个活动得上品牌app上领券，以此来换冰淇淋，但考虑到该app只有国内手机账号才能下载，非境内手机用户的那些老外用不了，所以单独给他们留了一点，无需用券就能领到。
我一位朋友感叹：“这个操作模式不能说多合理，只能说图省事儿没想太多，设计者最大的失误，就是疏忽了中国人的玻璃心。”
说不定这个方案的设计者本身就是中国人，也因此没意识到会被往种族歧视的角度去解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概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哪怕你根本没那个意思，但架不住对方过度解读后情绪爆发，而这时候你还根本没办法解释。
毫无疑问，这次宝马的做法肯定有可议之处，至少处理、回应都有所欠妥，一些人对之抱有疑虑也情有可原，然而反过来说，为什么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大？社会情绪又为何是在这个点上引爆？这与其说是宝马具体做了什么，不如说是因为中国人自身的情结。
4月19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表声明，慰问同情北京医院火灾的死难者，除了巴基斯坦外，德国是唯一做出这一表态的国家，却被部分网民攻击辱骂，当然，并不是所有留言都这样，但这种心态恐怕也绝非“一小撮”，有人因此感叹：“一百年了，他们还是义和团。”
一年前，东航坠机事件发生后，加拿大大使馆官微也曾发消息哀悼，只因其中用到“遇害者”一词，被许多人揪住不放，认定这是出于恶意，理由是用“遇害者”而非“遇难者”，是想暗中引导舆论，让人相信责任在中国这边。
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当不信任你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引发猜忌，并要求你自证清白，而这却是你无法做到的。这里的关键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行为本身，而是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当然，即便是国内企业，如果像宝马Mini的冰淇淋事件这样被认为是崇洋媚外，也会引发众怒，因为这唤起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创伤性集体记忆。
受“国耻”教育的影响，太多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什么事都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看问题。日前SpaceX的“星舰”发射失败，简中网上一片欢呼，有朋友说，他印象最深、冲击力最大的一点是，星舰爆炸时，报道这一新闻的美国主持人居然哈哈大笑，而SpaceX的员工们也都在鼓掌欢呼。毕竟换作是我们这边，那往轻里说也会相当沮丧，谁要敢这么不识趣地欢呼、大笑，非被骂死不可。
我有一种感觉：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更把“星舰”当回事，对他们来说，那只不过是个商业探险计划，连马斯克本人事前都说只有50%的概率成功，那失败也就失败了，总结教训再来就是，恐怕未必联想到啥国家荣誉，但在我们这边，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其成功将巩固“美国的霸权”。
不论有意无意，我们所受的教育、接触的信息，都塑造了“中国vs世界”（有时干脆只有“中国vs美国”）的二元对立框架，并且那通常是一种“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在潜意识里，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基于这种铁板一块的敌我关系，当然也绝不相信对方对自己怀有什么好意。
对这些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是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这几天《灌篮高手》热映，但在主题曲现场演唱会的视频里，我看到不少这样的弹幕：
“歌照听，灭照灭。”
“灭掉日本和老子听歌有什么关系？”
“灭得太晚了，应该早点灭。”
“让经典留下，让日本成为过去。”
这看起来只是一些中二的嘴炮，某种安全的发泄，毕竟“在安全的时候他们是勇敢的”，但如果这种心态足以构成一种社会现象，那就值得认真对待：在这些人眼里，不存在什么能超越身份和仇恨的东西。到头来，这又像是某种自我辩解：虽然喜欢日本文化，但丝毫没有因此被软化，依旧心如铁石。
我知道，很多人会把这看作是坚定和忠贞，但换一面来看，这也是狭隘和自我设限，是家族主义的变体，只不过到了现在，“国”是放大了的“家”。
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中说过，这种文化“把加强家庭和亲属的纽带关系凌驾于其他社会义务之上”，结果就是“造成一种双重道德，它对所有类型的公共机关的道德义务都不及对亲属的道德义务”，因为“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更充裕，而存在于亲属关系以外的社会资本则相对不足”。
中国人很容易理解这种心态，好比说“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切道德都要以自家的利益为准绳，那种忠诚说到底，就是一个工具人的执念：他甘愿死心塌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忠实工具。也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里，最深的痛苦是“忠而见谤”，那意味着他对身份的忠诚不仅没有得到回报，还被误解了。
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他不愿接受其它可能、外人的好意、欣赏别处的好，因为那不是自家的。这样，他所捍卫的身份成了一个牢笼：先是边界决定了认知，由此塑造出来的认知又决定了他的边界——不是世界放弃了你，而是你主动放弃了世界，因为你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东西能超越这个身份边界。有一次听老同事说，她老公坚决反对她去国外旅游，理由是：“我们中国什么样的美景没有？非要去国外干嘛？”
这都意味着，人们在意的并不是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对社会角色身份的捍卫。当然，把这种自我身份说成是“牢笼”，可能会触怒很多人，但我的意思是：这种身份并不是可选择的，实际上也就谈不上是“捍卫”了。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只有当一个人想要超越这种身份限制时，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放弃了什么，才会意识到这个悲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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