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32中山大学史洪权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32中山大学史洪权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
史洪权，男，1974年生。文学博士。2007年博士后出站，回到中山大学任教，现任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副教授，先后发表《石灰吟：从僧偈到名诗》《论元代采诗的新变》等论文。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是1998年来到中山大学读研究生后才接触文献学的。当时报考的导师是陈永正、吴承学两位先生，陈老师是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的研究员，吴老师是中文系的教授，招收的方向是唐宋文学，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文献学各领域的知识。
当初对于“文献学”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不了解。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才真正理解并体会到文献学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光摩先生是我的同届同门，我们只要回顾硕博六年的读书生涯，都觉得当初陈永正师的《诗歌注释学》《〈汉儒通义〉校勘与整理》，吴承学师的《〈四库全书总目〉选读》等文献学相关课程使我们在之后的研究中受益颇深。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我觉得可以从学生的不同追求来阐发：其一，对于未来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本科生来说，“文献学”课程是“读书之门径，治学之津梁”；其二，对于未来想要从事其他职业的本科生而言，“文献学”课程有助于培养严谨、求真、务实的品格。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我的研究方向比较偏重于文学文献学，对于目录、校雠、版本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也发表过一些论文。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说有什么治学心得，就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其一，一定要养成严谨求真的治学习惯。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可能就会失之交臂。我在写作《〈中华民国诗三百首〉文献问题探论》时，曾查阅比较权威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内云：“《中华民国诗三百首》，诗学研究社编，杭州宋经楼书店1941年8月初版，1946年12月再版。”而宋经楼书店再版本也确实在封底标识“中华民国三十年八月初版，三十五年十二月再版。”两者完全吻合，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于是我也认为宋经楼初版本确实存在，但始终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突然想起1941年的杭州早已沦陷，处在日寇严酷统治下的杭州，怎么可能出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签、带有强烈反日宣传色彩的《中华民国诗三百首》，居然还“甫期月而争购一空”？思路理清之后，又得香港中文大学的程中山先生惠赐香港大公书局版《中华民国诗三百首》，该诗选的版本流传问题才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其二，一定要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学生有没有问题意识，天赋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也有赖于培养。研修文献学的学生大多是中人之资，智商的差距微不足道。只要自己有意识、针对性地去训练，基本都可以养成敏锐的问题意识。南京大学的一位世界史博士把问题意识概括为“我想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三者的统一，我个人比较赞同，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比如我曾撰写《张习整理元明别集考》一文，起因即在于个别学者认为张习在古籍整理中存在着有意作伪的行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高启研究，对于张习多有涉及，知道他对于元明别集整理的贡献甚夥，明代著名学者王鏊曾予以高度评价：“（习）尤喜搜辑郡中遗文故实，一时号为博雅。前辈文集，多所梓行”。其间又得业师指点，他也认为张习没有作伪的主观动机。基于想替张习辨诬的目的，我开始奔波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场所，考得张习整理元明别集共计13种，有刊刻、补刻和抄录三种方式，整理的成果价值一曰古，二曰精，堪称优秀的文献学者。在此基础之上，我逐条解释了《雁门集》《静居集》的作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基本洗脱了学界加之于张习的恶名，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其三，一定要把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学的工具属性很明显，可以有效服务于古代文学研究，实现研究价值和意义的倍增。前辈学者就曾利用“悠然见南山”中“见”字的版本差异，研究陶渊明的创作心理和美学追求，令人耳目一新。我个人也有类似的体会。2002年，我还在读博，偶然在明初僧人姚广孝《逃虚类稿》的《双莲忠禅师传》中，发现了最早作为僧偈存在的《石灰吟》：“工夫打就出深山，烈火曾经锻一番。粉骨碎身都不问，要留明白在人间。”同门都劝我赶紧将它稍作整理，作为文献学的辑佚论文尽快发表。但我当时首先联想起邓广铭诸先生关于《满江红》作者的争论，困惑为什么这么一首僧偈会被附会为民族英雄于谦的作品？于是决定暂不投稿，继续搜集材料，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最终于2006年完成《〈石灰吟〉：从僧偈到名诗》一文，既从文献学的角度证明了《石灰吟》不是于谦的作品，而是宋末元初高僧释信忠所作的僧偈。明清两代，先后出现了于谦、李都宪和刘儁三位作者。又指出于谦说之所以成为共识，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文如其人”的要求。《石灰吟》也因被归于于谦的作品而终成千古名诗。此文借鉴了吴承学师《人品与文品》的核心论点，实现了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的有效结合，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虽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之下，是与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但我更倾向于将它视为基本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工具”和“学科”没什么高下之分，追求成为独立的学科只是为了生存需要而已。作为“工具”的文献学，目前已在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未来所应追求的目标当是如何将文献学和其他学科更好地结合起来，诞生一批极具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优秀成果。程千帆先生曾提出“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的研究主张，且能知行合一，可资后辈借鉴。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我觉得“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较之其他学科，主要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宽口径，二是厚基础。“宽口径”指文献学要重视学生的通识教育，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地理学等学科知识都应该有所教授，务求博而不在专；“厚基础”指文献学仍要重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传统领域的基本功培养和训练，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我个人的求学历程中，2006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当时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出站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未能及时就业，于是参与陈永正师的《全粤诗》项目以维持生活。那一年主要做《全粤诗》的审稿、汇编、辑佚等一系列工作，将课堂上习得的文献学知识灵活应用于实践中，并随时得到陈师的指点，逐渐领悟到了文献学的真谛。目前许多高校的文献所都承担有古籍整理和研究方向的重大课题，我建议学生们积极参与，通过整理一部适当规模的古籍，既可以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理论知识付之于实践，而实践本身又会促进自己对于基本理论的消化与吸收。
我非常喜欢中大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他名校的校训更趋于抽象，而中大校训截自于《中庸》，是具象的进学之径。广博的知识、详细的请教、谨慎的思考、明确的分辨与切实的力行，这是文献学研究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我对同学们的期待。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阶段没有开设文献学专业，只有硕士和博士阶段才有。他们的就业情况和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差不多。鉴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广东的影响力，硕士主要去珠三角城市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大中型国企，博士则仍以高校居多，但留在广州和深圳的难度愈来愈大。同学们发表论文的难度和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在伯仲之间。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伴随着古籍电子化的加速度推进，传统文献学的辑佚版块无可置疑地衰落下去，而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领域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个人觉得未来文献学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可以概括为“入地”与“出海”。前者指出土文献，后者指域外文献。近二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二十年，也是出土文献海量增加的时代，每一次大型墓葬的发掘，都为我们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对象。近二十年也是中国与海外交流最为频繁的二十年，大量的域外文献被发现并得以影印出版，但除了南京大学等少数学校外，相当数量的高校虽然拥有丰富的典藏资源，却基本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例如我校图书馆即拥有全套的《域外汉集珍本文库》《域外诗话珍本丛书》《燕行录全编》等珍贵图书，但近年来的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宁可做那些无甚价值的传统选题，却少有关注这一资源宝库者，这真的很令人遗憾。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过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以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文献学研究生想要“预流”，未来可在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两大领域著力，必有创获。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清）永镕等编《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四库全书总目》不但是中国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辨章学术、考辨源流”的学术史巨著。清人周中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窃谓自汉以后簿录诸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复，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蔑有过于是编矣。”涉古专业的学生读书治学，必以此书为门径，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的阅读体会主要有两点：
其一，欲治一代之文学者，最好从《四库全书总目》入手。《总目》的别集、总集、诗文评类提要均按朝代排列，且多由当时第一流学者撰写，其论断较之后世编纂的文学史更富有时代性、权威性和准确性。
其二，《总目》可以成为文献学研究生的重要选题来源。吴承学师曾借助《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文体学研究，先后完成《〈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等重量级论文。《四库全书总目》博大精深，可资开垦的处女地比比皆是。同学们完全可以借鉴前辈学者的成功经验，在《总目》中找到自己心仪的选题。
专栏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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