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高峰：“逃兵”满芳大叔，男儿嘴里有黄金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90年代的作者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原题

知青记忆之

守信的反革命

作者：高峰

打从下乡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这个村子里有一组特别的人——历史反革命。

如果说一个村庄里有几个地富反坏，或许不足为奇，毕竟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可历史反革命出在乡下，还真是不多见，而且，一个只有四五百人的生产大队，历史反革命竟然有五个！加上各种名头的坏蛋，我们村里的阶级敌人居然有十几位之多，共产党员也到不了这个数啊，小小的一个村落，阶级敌人的阵营竟比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庞大！

我们和这些阶级敌人的首次会师颇有场面感，是在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欢迎会上。十几个带帽儿分子悉数出席，站在会场边上，在大队治保主任的一一点名中，敌人们顺序谦逊地向我们弯腰鞠躬，有点儿像新闻纪录片里的画外音在做政要介绍：“今天出席会议的国家领导人有……”，点头致意后他们就从始至终低头垂手站在一边，不再做声，做出老实伏法状。

那天，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享有例外，治保主任招呼他，“满芳大哥，场院不能没人，你走吧。”对满芳其人的敬称和特别关照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

我慢慢知道了一些村里的革命斗争史。这里曾经是老区，打鬼子的时候就有游击队，当然也有卖国求荣的反动派，这里的反动组织叫“伙会”，相当于民团吧。一解放，有血债的民团成员被政府处以了死刑，余下的都算历史反革命。至于游击队里，走出去参加队伍的后来大小都当了官，留下来的就在村子里熬了一辈子。这村里至今还有几个三几年入党的老党员，其中有放羊的、看猪场的，都靠挣工分吃饭，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福利津贴。

桂满芳是曾经走出去的革命同志之一，可他非但没当上革命干部，还落了个“历史反革命”的小帽儿戴着。我很是好奇，生产队长桂满喜悄悄告诉我：“他的倒霉都是自己找来的，没出息闹的。唉！”说这话时，队长颇有几分无可奈何。

对于阶级敌人，即使是在亲戚套亲戚的乡村，也永远是被直呼其名的，多年的红色教育，让儿孙们只知道谁是阶级敌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人在血亲上还是他们的叔叔爷爷。而桂满芳似乎是个例外，大家对他没有敌视和孤立，反而都挺尊重，平辈的叫他大哥，晚辈的喊他大叔，我们知青也审时度势，礼貌地称呼他满芳大叔，虽然知道他是敌对阵营里的。

村上的干部挺照顾桂满芳，让他看场院。

秋庄稼下来前后，场院是最忙的地方，队长把我也派了过去，这样我和满芳大叔在同一铺炕上睡了小半年。

满芳大叔那年也有五十岁望外了，长得挺老相，说是六十多也有人信，个子不高，身板儿挺硬朗，健谈，识文断字，能写会算，这在村子里像他这把年岁的人中可不多见。

他有三个女儿，前头的两个都嫁到平原去了，身边还有一个老丫头，叫金凤，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村里人都劝满芳，“把凤儿留在跟前儿吧，招个上门女婿，你们老两口老了也有个依靠。”桂满芳净是摇头：“不要不要，我已经在这穷山洼洼里苦了快一辈子，就别牵连着孩子再跟着遭罪了，这穷山恶水的，实在不值得惦记。”

金凤在村子里自由恋爱处了一个对象，小伙儿来自本村另外一户大姓人家——李家。李青年是队上的拖拉机手，贫农出身，共青团员，挺能干，整日里开着拖拉机去公社、县上的，也算见过世面。

桂满芳即使是一万个不愿意让闺女留在大山里继续熬苦生活，可架不住姑娘乐意，准姑爷各方面条件也说得过去，“拉倒吧，不管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他在心里劝着自己。

准姑爷确实挺争气，被招工进了县里的机修厂，挣工资、有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大家伙儿都给桂满芳贺喜，“得，咱凤儿有眼力，眼见得要嫁给城里人享福了，大哥，你的好日子快来了！”被道喜的人却平平淡淡地说：“男人进城了，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

最近这些日子，满芳大叔的精神头儿明显不济，话少、动作慢、脑筋迟，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事。

很快，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事儿了，进了城的李青年悔婚了！“你的爸爸是反革命，我不能让自己粘上黑五类，也不能让我的后代再吃农民粮。”进城后的李青年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从糊涂的热恋中猛醒过来，站在工人阶级的高度，从阶级分析的视角，与错误的婚约提出了正义的决裂。这场李青年的福，真的变成了桂满芳一家的祸。

女儿这一场自由恋爱耗去了不少的时光，眼见得岁数到了二十好几，这在乡村里算是老姑娘了。桂满芳愁得不行，他病倒了。

满芳大叔在家里已经躺了好几天了，我去看他。

我知道他的病缘于什么，走在路上，就想好了一肚子的话，反正就是劝他呗——咱家养着金凤凰，还怕移栽不来梧桐树？！

我特别在村里小卖部称了五斤挂面，不贵，记得才二毛几分钱一斤，可是要面票，这可难为坏了我，哪里去找现成的面票？好说歹说，售货员大哥同意先欠着，我抱着这五斤挂面走进了满芳大叔的家。我敢说，他们家粮囤里绝对没有五斤细粮。

满芳大叔家和这村里所有的庄户人家一样——穷。

大婶给我端来一碗茶，山里人自家晒的茶叶，苦涩苦涩的，我坐在炕沿上，抿着热茶，和大叔闲聊。

“谈了几年的对象说不要就不要了？定下的婚约不算数了？这会儿的年轻人竟然这么翻转无情？”大叔愤懑填胸。

我不知该怎样安慰他，心里想的是：乡下人变为了城里人，除了纵情享受城市带给他们的物质快乐外，也会在内心里急速变质，过去他们是卑微地仰望着城市，如今他们却在居高临下地鄙视着乡村。他们发现了这个社会原来有一个深壑无比的鸿沟，它叫城乡差别。这条鸿沟把城市和乡村分割在两岸，城里人到乡下来，多是无奈（好比我），他们每时每刻盼望着再飞跃回到岸那边去；而乡下人一旦有机会跳到城市去，又有几个想再回来的呢？他们不仅自己不回来，也不想让后代留在鸿沟对岸，于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要斩断与对岸的一切牵绊。

（画外音：越是穷过的人，越是要决绝地摆脱过去，越是要洗脱掉与穷苦有关的一切痕迹，在这一点上，好多人，没有良心可讲！）

以我当时对社会的理解，坚定地认为自己所想是绝对正确的，可我说不出口，因为这么说太过刺伤眼前的老人，而且党也不是这么教育的。

“李青年鲤鱼跳龙门，马上就变心也许不是坏事，好在金凤还没嫁他，总比结婚以后再翻脸强吧？”我挑捡着往好处说。

“唉，道理不是这么讲的，我闺女伤心又伤脸，还得感谢他手下留情了？如果连婚姻大事的应承都可以随便拉倒的话，那这世上还有规矩吗？”

虽然我比眼前的大叔小了几十岁的年纪，可我还是在心里认为，他的观念太过陈腐了！我不知道怎么用新社会的观念说服他，只好用他那代人的事例说事儿，“您是过来人，还记得干部们刚进城时兴起的婚姻改组风吗？封建父母包办婚姻，政府组织出面代办离婚。为啥组织出面干这拆庙的事儿？因为时过境迁，大干部们和他们没文化、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脚媳妇彼此不配套了，不适合新社会，新时尚了。”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夫妻、孩子一大堆了都说离就离了，又何况只谈了一段恋爱的小青年呢？海誓山盟只能拴住讲道德人的心。”我继续说。

他沉默不语，只是轻轻地叹息、摇头。

“咱家金凤人长得漂亮，年岁又不大，以后一准儿能找一个更好的。”我知道自己说的是废话，可我不得不说，说出来又绝对言之无物，因为肚子里装的全是废话。

“我并不是全为丫头的事焦心，那小子人品不地道，和我闺女散伙了，也是好事，或许金凤能再有机会走出这个穷乡僻壤，不再过苦生活。我想不明白的是，要是人人如是，那这世上还有良心可讲吗？还有诚信可言吗？”

良心？诚信？他所思虑的竟是这个？

“虽然我是个乡下人，可也明白些道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孔子说的；‘言无常信，可谓小人。’荀子说的；‘诚者，天道；思诚者，⼈道。’孟子说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对⼈以诚信，⼈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这是冯玉祥说的。连国民党坏蛋都知道要对人对事讲诚信，新社会的共青团员还不如一个旧军阀？一个人不守信，就会有一群人不守信，当不守信成为一种不被啐骂的讨巧手段时，这个国家就开始烂了！”　

我听愣了，一瞬间几乎不敢相信眼前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这番认知见解，县委书记怕是也没法比得上。

可我还是告诉他，“失信就是失败，没有诚信就是无耻，失去了诚信就是自灭，这些道理我都懂。可翻转过来讲，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诚信的同义词就是束缚，人的一辈子短短几十年，谁又乐意被束缚着呢？”

“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应承；男儿膝下有黄金，嘴里也要有黄金。不是吗？”满芳大叔咬死了这个理儿。

我赶紧点头，“必须是！”

（画外音：后来我进了商界，发现嘴里没有黄金的渣人到处都是，在这世上，不守信用的人，居然活得最自在！）

“我过了多半辈子，越活越不踏实，我不知道这辈子还敢再信谁？这到底是怎么回子事啊？”老人叹息着说道。

屋子里寂静无声，一老一少坐在那里，相对无语。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说：“你想听听我自个儿的事儿吗？”

“当然！”我忙不迭地回答。

下面是满芳大叔的讲述，我尽可能地还原他的话和要表达的心绪。

这里曾经是老区，我爹、我二伯、我大哥全是党员，我十八岁上也成了组织里的人。后来家里实在苦得撑不下去了，没饭吃，一年的收成只够吃两季的，过年的时候才捞得上一口盐吃，一家人只有一条不露腚的裤子真不是瞎说。那会儿这里就有游击队，我也能听到些队伍上的事，就寻思着得跑出去投正规军，至少能填饱了肚子啊。可我爹妈不让，说就是穷死饿死一家人也得守在一起，这才是过日子，你知道我爹咋说？“咱打日本干革命最后还不是图个过安稳日子！”

后来家里给我换了亲，就是用我妹妹给我换了个媳妇，山里头穷啊，平原的姑娘家绝不会嫁进来，山里的姑娘但凡能嫁出去的又绝不肯留在山里，一来二去这里的姑娘越来越少，光棍儿越来越多。穷苦人家要是既有闺女又有小子的，就想出了换亲这一招儿，两家人的闺女交换嫁到对家去，换来换去亲上结亲的就越来越多，到现在这种事儿还有。这一村里差不多都打着连连攀得上亲戚，现在政府不准许亲上做亲了，可还有人家偷摸的这么干，没招儿，平原的女家到现在也还是不乐意进山。我那会儿没过门儿的媳妇就是你现在的满芳婶子，别看现在老得满脸褶子哈腰驼背的，年轻的时候可水灵着呐，我定了这么美的一门儿亲还舍得走啊，一心就等着新媳妇过门儿入洞房。

可谁承想那年小日本进山抓游击队，村里有汉奸，他知道人们都藏在哪儿，这下麻烦大了，全村几百口子都给堵在了后山的涯沟里，鬼子把平常抛头露面的党员干部全杀了，这其中就有我爹、我二伯、我大哥。赶巧那天我守着几只羊在山顶上，才躲过一劫捡了一条命。我知道在村里是待不下去了，就把羊赶到山底下的镇上，寻了个汤锅把羊全卖了，揣上那几个钱当盘缠，从兴隆奔了河北，找到我认识的晋察冀军区当了兵，从此才算有了顿饱饭吃，有了件整齐衣服穿。

这以后的事儿没啥说的，就是行军打仗吃饭睡觉，几年的工夫我进步挺快，到了团里负责军需，最后随着大部队南下到了海南岛。解放了海南岛就不打仗了，我开始想家了，离家一晃好几年，连封信也没给家里写过，就是写了那个年月也没地方寄去，能拐八个弯儿给家里捎个口信就是好的啦，家里怎么样了？我的老娘还活着么？我那没过门儿的媳妇还等着我呢吗？这一想起家来就如同着了魔，白天干啥也没心思，晚上成宿成宿睡不着觉，家里的山啊水啊房啊树啊老在眼前晃，夜里净做恶梦，梦见最多的就是我那没过门儿的媳妇嫁人了，惊得我一身一身的出冷汗。

我明白这样下去不是事儿，就去找了团长，告诉他我想家、想回家、想回家娶媳妇。他听我说完哈哈大笑，“小子，想媳妇是好事啊，不打仗了，解放了，当然得想媳妇了，不光你想，我也想，师长政委都他妈的想。可眼下还解决不了。你想想，咱们这刚落下脚不是，留下了还得打台湾不是，不留下来还得走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踏实不下来。不踏实下来怎么说媳妇，再说踏实下来娶媳妇也得先紧着官大的不是，你看军长师长还都打着光棍儿，哪儿就轮到你了？再忍忍，到时候我先紧着你。话说回来，你家里不是已经有定下亲的媳妇了吗，比我们这从零踅摸起的还强着不知多少倍哩。”

团长的话等于是没说，就是让我等着，我要是能等还跟他说么。我就私下里扫听着，看看能不能先回趟家把媳妇娶了再回来，哪怕再熬上三年五载的，兴许能让老婆随了军，那卫生队里好多个女娃儿不都是首长们的家属么！

团里有个文书跟我不错，我把自己的念头跟他说了，他听完拍拍我的脑袋笑，“这里出毛病了吧，你在团里管个军需顶大就是个连职，老婆随军？随风吧！要是你的老婆都能随军，咱们得盖个多大的营盘？告诉你，十年都没门儿。再实话告诉你，卫生队那些女娃儿也不是随军来的，她们是不打仗以后一个一个招进来专门预备着嫁给首长们的，从官大的开始往下排，根本不够用，估计咱们团长都捞不着，你就甭做梦惦记着了。”

我赶忙解释说从没有想过旁的，只想回家娶媳妇，他骂我，“真他妈的没出息，那玩意儿这么多年都坚持过来了，再搁搁就不行啦，想回家只有一条道儿，退伍！”

这往后，我还真就有了退伍的打算，我心里老嘀咕着我爹的那句话，“咱打日本干革命最后还不是图个过安稳日子！”我想，得了，我回家吧，守着老娘搂着媳妇过小日子去。

我又找到团长告诉了他我的打算，他没听我把话说完就抽了我一个脖儿拐，“你疯了，往好里说你这是共产党员革命意志消退，往坏里讲你就是临阵脱逃，你跟了我这几年，咱们也算是一起流过血的弟兄，跟你说句上不得台面儿的话，革命胜利了，咱们是功臣，该咱们过过国民党那些王八蛋们过的好日子了。打个你最能懂的比方，你是庄户人，知道种庄稼有多么不易，过去就好比是种麦子，咱们一起开荒刨地播种浇水，拼死累活的赛过牲口，苦熬苦掖地把麦子收回家了，又磨面打柴挑水把馒头蒸进锅里，现如今馒头就要揭锅了，你不吃了？要走了？全都不要了？这么多年的苦白吃了？再说了，咱们这是革命队伍，有纪律管束着，不是你们家，想来来想走走，想退伍？甭想！我的队伍里不能出你这样的兵，你不能这样丢我的人！”

我没话可说了，我知道团长跟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明白他那份真心实意的分量。

“咱们这个党，干净得像一盆清水，容不得组织里的人有一点污染和杂质，你要是偷过一件东西，就一辈子都是贼！自个儿寻思去吧，可别怪我没给你提过醒儿。”这是团长最后说给我的话。

说到这儿，满芳大叔沉默了，似乎是思绪把他带回了过往。

“后来呢？”我问，虽然我已经猜出了后来。

“在一个海风裹挟着雷雨的晚上，我把自己经手的账本放在床上，旁边搁着洗净叠平的军装，我走了。”

“没告诉任何人，就这么走了？”我多少了解这种行为在部队的严重性，对他的“果敢”不无惊愕和惋惜。

满芳大叔点点头，继续讲下去：

走了。我的心告诉我自个儿，必须回家，找我的老娘，找我的媳妇去。革命胜利了，我们这些功臣该揭锅吃馒头了，可我的老娘媳妇苦挨苦熬了多少年难道就不算数了？就该孤苦伶仃的在穷山沟里没指望地守着？！就算是我的老娘死了，我的媳妇跟了别人，我也得回到家亲眼见了才死心，否则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心安理得地活着！当儿子就该给娘养老送终，和姑娘说好了要娶人家，就得说话算话，我必须得回去！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那个雷雨交加的深秋夜，我离开了军营，身无分文一路讨饭，满脸胡须满头污垢衣衫褴褛，活生生一个乞丐。没人猜得出我曾经是个军人，是个在战场上流过血杀过敌的军人，是个可以留在营盘里吃馒头的军官。我一路上搭渔民的船、爬北上部队的车，整整走了三个月，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山里。

那时已经是冬天了，我坐在山脚下的水坑边，用石头砸开结着冰凌的水面，捧出浑浊的冰水大口大口地喝着，冬日里的水冰凉透心，冰得我浑身打战，可也冷得让我痛快，眼泪止不住往下淌。六年了，我终于回家了，终于又喝到了家乡的水。

穿过山路走进我的家，那两间石板屋还在，我战战兢兢地推开木门，唯恐见不到人。可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娘，谢天谢地，我那可怜的老娘还活着，可两眼全瞎了；再转身儿，就看见了我那没过门儿的媳妇，我都不敢认了，二十来岁的姑娘像个四十多岁的婆娘。她爹妈几年前就没了，山里山外的好男人坏男人都惦记她，有的要娶她有的想害她，大青白日她也得顶上家里的门，夜里睡觉从没敢脱过衣裳，她把自己糟蹋成一个脏臭老丑的娘们儿才敢出门。后来，她就把自己嫁过来了，在没有丈夫的两间破房子里和瞎婆婆厮守了整整三年。她一看见我跟见了鬼似的，先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接着戳进我心的就是昏天黑地的哭声。

我多少年以后都在想，如果我不跑回来，如果我留在部队上做了大官，如果我有机会娶了卫生队的漂亮姑娘做老婆，那么这个在苦难中熬干了青春的乡下女人会是咋样的呢？她一定会还会等着，从三年等到三十年，再等到一辈子。

满芳大叔停住了话，一双泪眼投向坐在炕下的老妻，女人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微微低着头，似乎没听到丈夫在述说着什么。

他的故事还没有完，因为他要为自己的“狭隘”付出代价。

回到家的第三天，县上的军管干部就把我叫去了，关了我一个多月，过了不知多少回堂，最后放我回来时我就是历史反革命了。这以后的日子也说不上有多难过，村里人都明白是咋个事，没拿咱当坏人对待，乡里乡亲的还是敬重地喊我大哥、大叔。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所做过的唯一反革命的事，是为了另一个人好，我做了自己答应过的事。

人这一辈子，可能突然就会绊在一个坎儿上，让你重重地摔倒在地，可如果这重重的一摔能够减轻另外一个人的些许苦楚，就值得！

顶不顺心的就是被编进了地富反革命组，还记得那个出卖我爹他们的汉奸吧，那一次他害死了十八个人，才落了十块钱。狗日的后来被政府枪毙了，可他的同伙作为历史反革命和我编在了同一个坏人组，俺们几个三十年里没分开过。

咱们这个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讲与人为善，倡导忠诚守信，可当我选择对一个人忠诚守信并不惜为此放弃了前程和利益后，一顶黑帽子戴了将近三十年，我的孩子们因此受殃及，孩子们的孩子还要继续受殃及。历史反革命这几个黑字，在我一家人的脸上刻着，过去刻着，现在刻着，将来还会刻着，永远永远都甭指望涂抹了去。我是逃兵，我有错，可“罪不及妻女”，这个一切文明世界都奉行的法理，在咱们这儿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我在这世上活了小六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沟沟坎坎，革命、反革命，无论怎么着，到了还是受穷……下辈子，不打算再来了。

我没吱声，因为有些接不上话茬儿，我的阅历还不足以懂得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生活煎熬会是个怎样的光景，心里更多的是在为那个弃营而逃的青年军官惋惜。我可以尽自己的理解想象着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失去了什么，却绝无法理解他因此而得到了什么，而且得到的与失去的相比是否值得。

离开满芳大叔家，我独自回场院。深秋的硬风吹在身上，刺骨的冷，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星，我借着那惨淡的光走在山间的窄道上，心里盘亘着满芳大叔的故事。

他打过日本鬼子，杀过国民党反动派，他用自己的血和命，换来了如今的太平盛世，可这个太平盛世不但摒弃他，还毁灭他，使他最终成了这个太平盛世的敌人。

几十年前，他其实有一万个理由可以不回来，哪一个理由都充满了党性、红色、正义、道德，他完全可以留在军营里做军官，可能还有机会高升，也有机会娶卫生队里漂亮又有文化的姑娘做老婆，从此拥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光宗耀祖福延子孙……可他，偏偏就放弃所有、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大山里，为了那个 “可能”还在等着他的女人。

桂满芳为什么要那样做？是傻？是痴？是重义重情？还是为他人着想的善良？或许是他小农本性思想观念的狭隘片面？也或许是他内心对承诺的看重？那么，他又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到，他是个历史反革命，罪不容赦永难翻身；我们还看到，他为了信守一个约定，陪送了自己的一生。

一声守信，说的容易，行的断肠……

2022年7月4日完成

高峰专辑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