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袁念琪: “赤脚医生”的脚印, 从上海走向全国

原题

“赤脚医生”的脚印

作者：袁念琪

“赤脚医生”是赤脚的，但也不是总不穿鞋、光脚丫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巴。在国庆20周年的游行队伍里，第一次走过天安门广场的赤脚医生方阵，数百个胸佩毛主席像章的青年男女就没打赤脚，而是个个卷起了裤脚。他们背草帽系白毛巾、斜挎印着大红十字的书包，右手挥动《毛主席语录》。赤脚是一种状态，象征了一种非常规和反传统。

虽然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就有这样半农半医人员，但“赤脚医生”这名词却是上海人的创造，它诞生于川沙县江镇公社。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样的创意只能出自种植水稻的南方农村。因为下田劳动非要打赤脚，从拔秧插秧到除草施肥；这样就常常赤着脚看病。赤脚劳动又看病，不就是“赤脚医生”么。当地有这么首儿歌：“赤脚医生好阿姨，一顶草帽两腿泥；放下药箱就种田，贫下中农欢迎伊。”但当时也有人对此产生误读，觉得是讽刺挖苦，有的还上纲到侮辱的高度。

1967年12月，“赤脚医生”从民间登上川沙卫生部门的一个文件。首次公开亮相是翌年《文汇报》所发的《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开篇第一句就是：“‘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转载此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9月14日，《人民日报》又予转载。这两个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是那时中国舆论最权威的“两报一刊”中的一报一刊，继而是全国各大报的转载。9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赤脚医生”由此走向全国、传向世界。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这是三十九年前崔嵬导演、据内蒙古作家杨啸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故事片《红雨》主题歌，演唱者郭兰英曾以《一条大河波浪宽》名扬全国。而催开“赤脚医生”这朵向阳花的，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一直关心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他们的医疗卫生。1958年6月30日，读了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新闻的他，居然“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到“旭日临窗”，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1977年冬，我在下乡的农场所在地上海奉贤参加应征入伍体检；到这时，农村青年体检还要比农场知青多一个项目：查血吸虫。

在毛泽东诗意满满地写下“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七年后的1965年6月26日，听卫生部汇报时得知：全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的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则80%在城市。此外，城市占医疗经费75%，农村只有25%。毛泽东认为卫生在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严重偏差，他在1945年就说，“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3亿6000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时，农民已升至5亿，占全国人口的75%；城市只占15%。他严厉批评：“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强调：“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把这一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此后，毛泽东又向卫生部提出要培训农村不脱产的卫生员。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在培养方法上，“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同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城乡卫生比例失调同样出现上海。据《上海卫生志》的数据：1958年，全市有卫生人员50943人和卫生技术人员36629人，市区分占77.4％和74.0％，郊县占22.6％和26.0％。到1965年也变化不多。毕业五年制苏州医专的黄钰祥，已在川沙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两年。这里说是大上海郊区，但医疗条件落后，农民就医不便，说“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虽到公社看病比去县城去上海近，但从联合诊所发展而来的卫生院没自己的地盘，租的是民房。黄钰祥印象最深的是：“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按正规要求是不合格的。出诊的针筒放在那个纸盒子里面，煮沸消毒放在纸盒子里面，那个危险的不得了，开始我是不敢用的。”

分在同一卫生院的妻子张蔼平补充道：“蛔虫钻进胆囊感染，就发展成胆囊炎、胆石症病人也相当多。当时的医疗条件，农村的确需要大批的医生”。

“六二六”春风吹到浦江。1965年8月20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大会传达“六二六指示”，宣布每年组织千名医务人员下乡，县医院则抽调1/3轮流下去。8月26日，上海第一所培养农村医生、学制3年的上海半农半读医学专科学校在嘉定马陆开学。12月，川沙县卫生局开办半农半医卫生学校。在人口28000多的江镇公社，这个因清代江姓在此建市而得名的地方（今因建浦东国际机场已与施湾并为浦东新区机场镇），也在12月借农业中学开班全住宿的农村卫生员培训，由21个大队推选28 名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平均年龄23岁；文化程度多在高小以上，有的只读书三年。其中有来自大沟大队的中共预备党员、21岁团支部书记王桂珍；两年后，她成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1966年3月，王桂珍等人结业回队。他们“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报告》）。川沙县《关于巩固、提高大队卫生员（半农半医）的试行办法》规定：“赤脚医生”每年参加劳动120到140天，平时在大队办公室设诊或到田间巡回医疗。

就在这一年，“文革”爆发。“‘造反’组织以所谓‘彻底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为幌子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非法夺权。1967年9月28日，上海市卫生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年动乱，给上海卫生事业造成严重破坏。解放后十七年的卫生工作被全盘否定。”（《上海卫生志》）

我们还在《川沙县志》里读到：“1968年11月，152名‘赤脚医生’进驻四所县级医院，搞所谓‘全面的斗、批、改’；在推行‘医、护、工一条龙’的活动中，与高年资医务人员形成对立。使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只要看过后来拍成电影的滑稽戏《性命相关》的，就会对此有更直观的了解。

上世纪60年代的王桂珍，梳着两根扎着红绳的长辫子，穿身红格子两用衫。在村里人的眼里，不管是否赤脚，总是个能治病的医生。她要在广阔天地扎下根，要把毛主席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的心中，就不能只是红药水紫药水，而是要有一身真本领。

培训时，王桂珍是班里学得最好的。在短短4月里掌握医学院学生几年所学，这对只有小学程度的她困难很大：“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没看懂就问旁边的那个赤脚医生。”

王桂珍说起她和同学们的动力：“他们被选举出来都是想，毛主席为贫下中农撑腰，贫下中农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去学习的人都挺刻苦的。”

刚回来时，人们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人家好几年培养一个医生，这黄毛丫头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茅草屋里能飞出金凤凰？王桂珍决心用实际行动回答。她苦练针灸，先在纸上练，再在自己身上扎。一根长针扎进肉，快速旋转进针，体会麻、沉、胀感觉，摸索最佳位置。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4年拍摄的纪录片《赤脚医生好》里，她左手拿针扎左耳，桌上放着人体穴位模型。影片解说道：“她刻苦学习钻研医疗技术，以白求恩为榜样，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一天，有牙痛病人要针灸；可面对初出茅庐的王桂珍，心里不免七上八下。王桂珍就先扎自己演示，再给他扎。病人说真好，不痛了。王桂珍高兴了，“他病人的宣传比我们自己宣传更有力呀。”  

在村边空地，王桂珍他们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有能治拉肚子的马齿笕等。还专建了土药房，一排排木架上放着一个个贴着药名的装草药钵头；让大家少花钱也能治好病。

在《赤脚医生好》影片里。我们看到王桂珍在读《纪念白求恩》，做着笔记，桌上有《毛泽东选集》和一个药箱。她用土白色瓦罐熬药，送到卧床的阿婆嘴边。药箱放在田埂上，她赤脚田里抛秧插秧，在田头为病人包扎受伤的左手无名指。还有观摩学习外科手术……都说“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赤脚医生”的两件法宝，其实宝有三样，还要加上一颗红心。  

不断实践使王桂珍和她伙伴们的医疗技术有了提高，能用近100种药，掌握100多个针灸穴位，会医治近100种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及麻疹、肺炎和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同时，还做好农村粪水管理、饮水消毒和预防流行病等公共卫生工作。1966年流脑、乙脑流行时，当地发病200例，到1968年是几乎为零。“赤脚医生”改变了农村的缺医少药，缓解了城市的压力，造福了千万农民。

随着《报告》在《红旗》《人民日报》转载和毛泽东的批示，王桂珍出名了，成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全国各地到江镇参观者，有时一天多达2000多人。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6年，国内外参观者有76000多人次。

胸前佩戴一枚大毛主席像章、斜挎红色语录袋的王桂珍，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1969年，她登上天安门国庆20周年观礼台，见到多少人只在梦里见到的毛主席。她右手上下挥动小红书，呼喊跳跃，说“当时嘴里哇啦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心要跳出来似的。”她还保存着《上海市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证》和编号0004975的《国庆观礼代表出入证》。她在1973年任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1974年任川沙县卫生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5年任卫生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享副部级），那年才31岁。

王桂珍从国内走向国际。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采访了她，还到她家吃了王桂珍做的饭。1974年，她参加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发言15分钟。在那份外交部审过的稿子里，介绍了中国赤脚医生的培训、看病，在农村的作用等。王桂珍说，“讲好之后，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都纷纷来跟我握手，都说中国‘赤脚医生’好，都要走中国‘赤脚医生’的道路。”向世界介绍“赤脚医生”的还有她的老师黄钰祥，是在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上。

直到成为省部级高干，王桂珍还是个不拿工资拿工分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平时一半时间劳动，大队补贴不多；收入保持农村同等劳动力水平。王桂珍所在大队一年给她记2000个工分，每工7分钱，一年140元。而八年前，江镇公社富的大队补贴才75元，穷队为61元。就是这样，在京工作的她仍捉襟见肘：“我在卫生部一天补贴5毛钱。我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两个窝窝头。”支边到甘肃的丈夫邱水兴，从自己每月不多的工资里拿出15元给她，他说：“她有时给我写信，说到国外去了，到外省去了，那意思我知道，她没有钱了，我赶快给她寄二三十块钱，有时候自己没有，就跟朋友借一下。”

1975年国庆，以王桂珍为原型、由谢晋导演、李秀明主演的故事片《春苗》公映。我第一次看《春苗》是在10月的江苏昆山，再看是在1976年2月6日。王桂珍说女主角原是曹蕾：“跟我体验了两年生活。跟我同吃同住，俩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我晚上起来出诊，她也跟我起来出诊看病。”

粉碎“四人帮”后，这部电影给她带来麻烦。1976年10月，王桂珍的名字出现在《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里，排在作家浩然之后；她还参加了治丧委员卫生保健组及毛主席遗体保存等，之后就在公开场合消失。 免去所有职务的王桂珍回到江镇，1979年进江镇丝绸厂当厂医。1987年，考取医师资格的她入镇卫生院，又回到了药香伴着泥土香的日子。

我的集邮册里，有过一套《“赤脚医生”》邮票；4枚画面分别是《预防》《出诊》《采药》和《治疗》。它是1974年6月26日，邮电部为纪念“六二六”指示发表9周年而发。十多年后的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2004年1月1日，卫生部决定实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达到中专水平、考出医士的叫“乡村医生”，医士是医生专业技术职称中最低的初级职称。没通过的称“卫生保健员”。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多时达150多万的“赤脚医生”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时间跨入21世纪，有个人还惦记着“barfoot doctors”（“赤脚医生”），他就是连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2004年，他要以中国“赤脚医生”模式在非洲防艾。还有个任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他认为中国农村实行过的“赤脚医生”政策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措施，它成功地为亿万农民提供了基础医疗服务，这在与中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其他国家是无法做到的。

其实，“赤脚医生”早就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斯坦福大学在1972年就拍摄了片长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1980年—1981年年报》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它是当时国力有限和农民收入水平低等情况下，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及保障农民健康的法宝。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张开宁说他“始终认为它不但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

1979年后，人民公社解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医疗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持。据1989年底统计，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与率仅剩4.8%。农民因病致穷，因无法承受医疗负担而小病忍大病拖。1990年，卫生部等五部委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请示》，把“‘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为农村卫生工作的目标”；国务院要求各地执行，由此开启农村合作医疗的新一轮改革。1993年，时在上海电视台农村部的我，拍摄了《生命的太阳——上海农村合作医疗卫生》（获全国初级卫生保健电视评比优秀奖），片子的两主持之一是在上海社科院留学的美国人戴伯乐。

2001年，中国开始探索简称“新农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它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试点，到2010年实现对全国农村的基本覆盖。

据《上海卫生状况报告》：至2012年，全市郊区县乡镇、行政村新农合覆盖率100%。农业人口参加新农合人数113.21万人，参合率99%；资金总筹集13.95亿元，人均筹资1200元；参合农民享受服务共1677.97万人次。今后重点是“保基本、重公平，建机制、强实效”，突出“两个提高”和“两个推进”，即提高合作医疗保障水平和提高合作医疗管理水平，逐步推进实时报销及逐步推进合作医疗信息管理。

我想起当年母亲买的咖啡封面的《赤脚医生手册》，后又买了本红色塑料封面、开本更小的。我们一有头疼脑热，就带着问题学；虽不能抓药治病，但消除了无知和恐惧。据说，《赤脚医生手册》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还翻译成50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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