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民声 | 把“短处”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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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您是学理工科的，为什么选您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这个与原来的专业一点不搭界的工作？虽然咱们是老朋友，可我以前并没有机会了解您这些方面。

赵启正：您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干部的新老交替是党和国家的急迫任务，干部队伍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去建设，而符合这些要求的人选当中，大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文科招生少。

吴建民：的确。我们国家很多领导人都是理工科出身。

赵启正：这是大势使然。加之学理工科的人往往更有机会担任工程或工厂的负责人，而我们国家又以经济为中心开展建设，自然容易从这些领域选干部。

我在1963年大学毕业后，粗算起来有五六次大领域的工作调动，广泛接触社会还是从1975年调到上海开始，在北京工作时生活圈子较小——研究设计院的宿舍、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有时出差，但接触的几乎仅限于行内的几十人而已。

吴建民：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感觉上海人对普通话是比较排斥的，您那时候怎么跟上海人交流？

赵启正：我刚到上海时是在上海航天局的一个工厂工作，工作环境是以工人师傅为主，不仅语言环境变了，常用的词汇也有很大变化。听上海话很快可以过关，但说起来还是有困难。只要与工人师傅坦诚相处，就不会受到排斥。

刚到工厂，我就负责一个填补国家空白的任务，全组七八个人，就我一个北京人。大家团结奋斗，用了一年就突破了人家搞了许多年还没突破的技术难关，填补了空白，还有了发明专利。其中有一项发明，美国的Ampex公司做了鉴定，说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后来还出口了一些。

吴建民：那您要是这项发明的专利所有者，也许还赚钱了呢！我觉得，不光是靠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再加上善于与团队人员沟通，就能获得成功。听说“文化大革命”之后，您还到大学里去做过落实知识分子的工作？

赵启正：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任务，一些大学需要校外党的工作者帮助落实政策，整顿秩序。因为我是十二大代表，又算是后备干部，上海市委也把我选在其中。

那时我只是刚刚上任的副厂长，也没做过党委委员。我被派到上海铁道学院（现上海铁道大学）当工作组组长，检查党委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分派工作的时候，我说这项工作非我所长，让我勉为其难。得到的回答是：用“短”补“短”，希望你把“短”变“长”。

因为我自幼在大学里面长大，对知识分子的脾气和语言较为了解，特别是进校前经过了培训，而且还有老同志担任大组的组长，我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吴建民：摸准知识分子脾气，交流起来才能深入，可见交流并不是纯技巧，而是要用心交流。我觉得您最后一次转行也太大了，从上海市副市长、浦东开发新区领导转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为什么啊？

赵启正：我当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还兼管上海外事。每天，国际上的各色名流列队而过。

1994年9月，赵启正（右一）陪同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左一）参观浦东新区。加利说：“浦东的成就是中国的，也是联合国的。”

这段时期的经历很重要，我慢慢体会了文化的差异，知道了浦东开发有成绩也要谦虚，知道了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可为了面子说“知道”，也知道了适当的幽默是需要的。

1994年3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上海，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主任的赵启正陪同。在外滩隔江观望陆家嘴金融区正在生长的楼群时，克里斯托弗问：“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全世界17％的建筑吊车集中在上海，真的呀！”

这样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与他们的谈话记录也有百万字之多。我在上海和外国人接触多的经历，与我转调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些关系吧，这个办公室的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阐述中国的政策、社会发展，还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向外国人解疑释惑。

吴建民：有些人把外事当成一个包袱、一项差事，打发过去就完了。可您是有心人，我几乎没见过第二个像您这样的，您每次见外国人都有记录，还有记录会见人物和时间的卡片。有记录的好处，就是留下了您的思考，而不是谈过一个话题就过去了。

我搞了那么多年外交，也有一个习惯，每周下来，我要把一周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一遍，这实际上是某种总结。人经历了事情不总结的话，提高就会很慢。

所以，我给外交学院学生讲课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必须要总结，不然的话，不可能很快提高。那么，请您总结一下，您多次改行，行行都做得不错的原因。

赵启正：在2008年10月参加中国科技大学50周年校庆时，我在大礼堂台下对着直播的摄像机讲话，只说了几句。我说：

我们回来，是为了向母校感恩的。是国家在十分贫困的时代通过科大培养了我们。校友们在许多岗位上都做得不错。

我想，至少有两条是母校培养的：

一、我们想做事，还想把事情做好，这是因为老师们的科研进取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

二、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问题比较敏锐，解决问题比较聪明，实施起来比较果断，这是在学校培养起来的科学的思想方法。

这就是感谢母校、感谢国家的理由。

这就是时代的故事。我相信今后学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法律的人才，更适于治国，今后中国需要更多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才。

  学生：杜子行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基础材料科学专业的大四学生。我发现大家对生活的定位，包括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差异。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给别人的印象就是比较正统，我的兴趣是看看报纸或者浏览一些财经消息，而有些同学喜欢玩游戏，就希望我跟他谈游戏，这是生活爱好的不同。

另外，大家对生活的态度也不同，比如现在网络用语非常多，有些网络用语深受一些同学青睐，他学习接受起来非常快，用得也非常多，但有些同学骨子里面就对它很排斥，那么两人交流的时候，就可能因为网络用语而产生分歧和误解。

所以，面对不同背景的同学，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呢？

赵启正：在世界上，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个性差异最大。不同的外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背景……日常接触的人是各式各样的。

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他喜欢用网络术语，你则不太喜欢。那么就不要强求对方像自己或者跟自己同化，要允许彼此保留各自的特点。你不要希望大家跟你一致，人的思想不完全一致才是多元化，才有创造性。

当然，如果对方错了，他玩游戏玩得都不去上课了，你就要告诉他，来个友情提醒，保留差异，相互尊敬，你就能够有一个温暖和谐的环境了。

吴建民：我对你刚才的表现做点评价。你敢于站起来提问题，整个表述还是比较自然的，但是你有一个毛病，说话时眼睛不看着我们，向别处飘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和人交流时，眼睛不看人家，人家会觉得你不尊重他，心里就会不舒服。

我们有些人比较常犯的毛病是说话时眼睛不看对方，甚至当了大官也是这样，外宾在这里，他讲话对着前面讲，对着镜头讲，人家一直看着他，他眼睛也不看人家。我觉得要有目光交流的训练，这种交流非常重要，因为眼睛也在接收和传递信息。

人际交流是通过各种感官进行的，首要的就是视觉和听觉，所以，中国人讲“见识”是很有道理的，首先是见，见了以后还要进行比较，张三是这样的，李四是那样的，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这样一比较，你就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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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文字 | 《正见民声》赵启正、吴建民著

   编辑 | 走近外交 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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