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用途与权利市场经济转型中广泛地向私人出让土地使用权后，建成环境土地使用权利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划定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国标用地分类没有严格限定建成后的使用权利，土地用途管制实际止步于建设管理，而未延续到建成后乃至常态化、全过程的楼板用途管制。与我国土地使用权私有化殊途同归的是英国1947年的开发权国有化改革，两者都形成了公私混合的土地权利制度，作为英国开发权国有化的配套法规，用途分类规则（Use

规划信息青年论文竞赛获奖论文选登我国城镇空间用途管制的底层逻辑及转型方向周琳【摘要】我国城镇空间“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管制方式在外延扩展的增量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存量更新时代无法适用已成共识，但对其分析和检视尚不彻底，就难以说明存量时代需要何种管制制度。文章首先解读当前城镇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内容和程序，提出“四主体、五类地”的土地用途与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之间的一般化解释框架，以期展现用途管制制度如何支撑了“土地资本化”和“再分配”，并内嵌于高速增长型发展逻辑。进一步地，基于更新案例和政策文件，解读存量时代用途转用的真实需求和所需制度支持，对用途管制制度的设立初衷进行重新思考，并对城镇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转型方向提出建议，包括设定存量土地发展权和更为直观的土地价值捕获机制。以“流”促“留”：长三角县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与规划策略王垚【摘要】面对我国大城市所提供各类设施规模难以同时满足3亿农民落户的现实困境，广大县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出路。本文希望通过引导区域资源要素流动带动县域城镇发展，提升县域城镇化的空间承载能力，最终实现以“要素流”促进“人口留”的新型城镇化目标。通过架构“以流促留”的理论框架，使用世界500强企业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资本、人员等要素流动，结合“大数据+问卷调查”分析方法，采用“宏观约束+个体决策”解析机制，分析了长三角县域城镇的空间类型、作用机制与空间模式。研究发现，第一，长三角县域城镇存在“网络化”与“中心流”两种典型模式，其中“网络化模式”更接近实现以“流”促“留”的本地城镇化目标；第二，两种典型模式的作用机制不同，“网络化模式”是产业分工驱动下的县镇内外要素均衡流动，“中心流模式”是住房与社会保障综合作用下县城主导要素流动。第三，从城镇化路径、空间载体、规模借用、空间治理等方面提出实现以“流”促“留”的规划策略。冲突·流变·承续：南宋城市人居防御环境的空间体系与营建智慧胡根根【摘要】两宋时期城防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臻于极盛，南宋人居环境的防御空间与营建智慧集中体现在历史人物、城守兵书、建设实践三个方面，其中人居防御环境营建为各有识之士相互博弈而形成，城市营建思想在冲突与交融中造就了以守为主的格局，致使文人论兵盛行，促进了城守兵书的流变与发展，指导了南宋城市人居防御空间的规划与设计。通过提炼城守兵书与建设实践的人居防御智慧，分析边防城市背后的选址布局、联防机制和防御空间特征，进一步论证人居防御智慧历史承续与更新的问题，厘清南宋城池防御空间结构与营建智慧，以期对明清城墙军事城防遗产的认识、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共有产权”：城中村更新的“再集体化”逻辑与空间治理构想黄军林【摘要】城中村更新是近年来我国大城市缓解土地资源约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及城市空间质量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城乡土地二元性制约与经济下行压力下，城中村陷入土地利用整体性“低效”与村民依赖寻租行为违建“增收”并存的困局，急需寻求制度创新与突破。分析表明，长沙后湖从“渔村”到“城中村”的演化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域租值竞争过程；地方政府通过“拆而不迁”方式实施了整村产权整合，开展了空间改造、生态修复、产业优化等系统治理，实现了片区发展、债务减压与百姓福祉等多主体共赢。后湖城中村更新通过制度创新，以“产权整合”挖潜空间资源“公共域”为突破，探索了一种基于“共有产权”的城中村“再集体化”共治、共富模式，为当前城中村更新与空间资源高效再配置提供了一种空间治理方案与实现路径。重构城市更新利益博弈机制——一个土地发展权“产权差”的新视角梁印龙【摘要】因土地发展权配置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是城市更新中政府、社会、市场多主体复杂利益博弈的核心。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着法律上的“名义赋予”和现实中的“实际行使”两大过程，且“名义与实际”之间普遍存在差异。本文将土地发展权的“名与实之差”定义为“产权差”，以控制权为理论视角，提出了影响土地发展权配置的三大控制权——政策制定权、博弈表决权和监督审批权，并以深圳湖贝片区更新改造为例，详细论述了多元主体利用三大控制权对土地发展权产权差进行争夺博弈的过程。从中发现，土地发展权的产权差争夺是城市更新利益博弈的关键，产权差大小伴随着控制权的强弱行使呈现出“抑制—释放—扩增—弥合”的演变特征，可以用来表征利益博弈的复杂激烈程度。产权差博弈为城市更新中的政策优化和空间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边缘空间“再生产”——城市边缘区生态价值的耗散机制与捕获路径梁晨【摘要】快速城市化伴随着城市边缘区的生态衰退与价值耗散。由此引发的区位比较优势削弱限制了边缘空间的资本积累和价值创造潜力，导致存量难更新和增量不经济的双向发展困境。本文在回溯城市边缘区生态资本化历程的基础上，构建生态价值耗散的空间表征和认知局限解释框架，最终提出城市边缘区生态价值捕获的空间规划响应策略。研究得出：城市边缘区的生态价值耗散强化了空间要素替代，延缓了土地更新时机，并衍生了生态成本多尺度扩散；价值核算偏差、增长脱钩困局与生态管制悖论是制约城市边缘区生态价值认知的关键因素；在规划实践中，通过“时空统筹”的资源梳理、“城绿融合”的价值创造和“刚柔互补”的系统运营维护能促进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再生产”。继承与创新

1研究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成为我国国土空间保护开发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大流域、城镇群、都市圈、跨界地区等地区的社会公共事务呈现出交织性、网络性和渗透性的特点，协同治理成为推动跨地区、跨部门合作，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经济发展困境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方法。江苏处于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上海大都市圈等多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交叠区，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与审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笔者基于江苏自身江海河湖汇聚、城镇人口密集、开发强度较高的特点，从规划编制管理融合的实践出发，对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协同治理实践进行系统总结，以期为其他地区国土空间的协同治理提供借鉴与参考。2新时期协同治理的主要特征2.1

1研究缘起近年来，低碳城乡规划已成为研究重点。大量研究者基于一些碳排放测算标准方法开展了低碳城乡规划探索，可以说测算方法结果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研究的“大前提”。但这个“大前提”真是那么“理所当然”么？是低碳城市实践的稳固基础么？笔者在长期研究中发现，城市碳排放测算方法的“故事”并不简单。如不对这个关键性问题进行“批判”与“澄清”，那么以此构建的低碳城市研究“大厦”体现的可能不是“真理”而是“谬误”。自20 世纪90 年代始，城市碳排放测算方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产生了诸多原理不同、视角不一的方法。客观而言，当前各类城市碳排放测算方法远未称得上“完美成熟”。可以说，当前各类方法都只是反映宏大城市碳排放图景的“局部”现实。如对此无清晰认知，那想以此推动城市低碳发展，将无异于是“缘木求鱼”。在当前的低碳城乡规划研究中，多数研究基本立足于生产视角，存在视角单一、局限性大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全面审视各类城市碳排放测算研究成果。本文将明晰各方法的特点和“能力边界”，形成更全面的城市碳排放图景样貌。2城市碳排放测算体系发展概况人类关于碳排放测算的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城市在全球“减碳”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碳排放研究才进一步聚焦于城市而迎来了大发展。城市碳排放测算研究目标是建立“城市活动”与“碳”气体的量化关系。经过多年研究，形成了基于“城市活动端”和基于“气体观测端”的两大测算框架（图1）。服务低碳城市实践是开展城市碳排放测算的根本意义。城市碳排放测算研究更应立足于低碳实践需求来形成研究视角。回顾过去研究，基于不同实践需求的侧重点，城市碳排放测算研究基本可以概括为“生产消费”“时空分配”和

鞠德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院长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3个层次里面，历史城区是总体层面保护的核心和重点，也是当前关注的焦点和难点。从重要性上来看，历史城区是集中体现我国历史城市营建智慧的重要载体，是彰显城市特色风貌的代表性区域，也是城市文脉传承的重要区域。从重视程度来看，在过去多年的名城保护工作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管理者、专家学者还是社会公众，对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已经开始逐步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历史城区保护的理解认识和关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历史城区的保护工作量大面广，涉及问题较为复杂，如何在保护传承中加强历史城区的管控，统筹好保护和发展，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和开展探索的方向。破“境”重圆和破“镜”重圆这两个说法，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大不一样。我理解，“破镜重圆”的含义更多指向对象的“完整”，要求保护对象完全、无缺憾，而“破境重圆”的内涵则是保护对象的状况、意境如何重新塑造和整合。从这个意义来看，“境”字更符合遗产保护的理念要求。对我国的绝大多数历史城市而言，其历史城区已经很难再回到历史上的某个状态，即便是空间形态和风貌意向等也是如此。开展保护传承工作需要立足当下，从我国历史城市营建特征出发，深刻认识“境”在中国历史城市、历史城区中的含义。中国的传统城市营建有很多重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其整体性特征，这是中国历史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整体性的特征包含环境整体性、要素关联性、文化沉积性、生活的融合性等诸多方面，准确理解“境”的内涵，有助于把握如何“重圆”。历史城区之“破境”如何“重圆”，则需要针对历史城区的整体性特征，探索适宜的修补方法。一是注重“形之整合”，要针对不同保存状况的历史城区合理优化高度形态。各个名城的历史城区保存状况差异较大，需要综合考虑景观、视觉、容量等因素的分析，整合破碎的历史城区三维空间形态。二是注重“骨之延续”，需要对历史城区的格局、街巷肌理进行延续和强化。历史城区的这些结构性要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凸显历史城区整体性特征的重要载体，保存较好的需要延续强化，破碎消失的要尽可能结合城市更新进行挖掘修补。三是注重“风之传承”，要对其风貌特征和历史层积特征进行识别，凸显特色和多元性。对历史城区风貌问题要辩证来看，不同规模、不同风貌本底的历史城区，其风貌控制策略要因地制宜，避免走向一味强调风貌风格统一而忽视多样性和现代性，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历史城区的复杂性忽视对传统风貌特色的管控和彰显，要平衡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四是注重“脉之关联”，凸显历史城区的文脉环境，既要加强历史城区与其历史环境的延续和修补，凸显传统城市营建的整体性特征，也要注意加强历史城区内各类建筑遗存和公共空间的系统连接，强化各类空间系统的关联性。五是注重“意之重构”，要延续传统城市营建智慧和美学特征，凸显中国历史城市的文化韵味和意境特征。中国传统城市注重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强调空间和意境的统一，有诗意和画意的融合，历史城区的保护传承工作也要从单纯的物质空间“建设”提升到营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空间意蕴重构上来。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3年第11期

张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委员，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针对历史城区的探讨，在确定一定的保护控制方法体系以前，有必要对历史城区的影响与价值特征进行认识与界定，从而根据其影响意义构建由价值特色引领的规划管理方法。（1）历史城区的规模与普遍影响意义认识个人认为，历史城区的影响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其规模性，另一方面是其普遍性。从其规模来说，历史城区是规模更为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影响范围比一般的文物或者历史文化街区要大得多；而且多半汇集着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格局、街巷风貌以及毗邻的山水环境等诸多主体保护内容。另一方面，从其普遍性来说，历史城区是城市建设发展最早的片区，凡是城市都会有这样一个片区，从数量来说其实远远超过目前140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因此，从规模影响以及普遍意义上来说，历史城区的保护与传承的作用远远超出法定或规范化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范畴，是一个更为广泛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2）作为公共空间中心的历史城区保护与传承对于历史城区所具有的核心价值，个人认为历史城区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城市公共性上和城市公共记忆传承方面。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的价值是多元而且复杂的，涵盖多个方面；但整体来说，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更侧重于承载具体的历史价值、建筑艺术价值以及内部居民的社会生活价值等；但就大范围的城区而言，其承载的价值则更侧重于整体性的、城市共有的等方面，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中心以及整体公共记忆传承方面，其公共性属性远重要于其他遗产。在整个城市中，它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公共可达性最好，最易于绝大多数居民方便抵达使用；一般包含了城市的主要历史文化空间，承载了城市大多数历史记忆；也往往集中了当时的主要公共职能，是广大居民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使用最为频繁的区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城区的公共性属性是其价值特征的重要方面。在我们的城市走向人民城市的今天，历史城区是我们城市成为人民城市的核心所在，各类空间可能属于不同建筑区划不同人群的，但只有历史城区是属于城市全体人民的，是经过几百、近千年的使用而形成的市民全体共有空间。而从更大的空间范围来看，历史城区目前往往只占城市土地空间的很小范围，其土地价值、经济价值等方面可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找到替代空间，但其公共空间价值是整个城市中几乎无可替代的。因此，从历史城区的价值角度出发，我们应重视历史城区的公共空间属性，从维护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出发，做好空间格局管控、街巷界面维持、历史记忆场景保护以及具体文化遗产修复等各方面技术工作，探索适合历史城区的保护传承技术方法，实现历史城区在内在价值意义上的“重圆”。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3年第11期

China，2022，36(5):60-74.[19] 丹尼斯·Ｒ．贾德，托德·斯旺斯特罗姆.美国的城市政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JU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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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规划系系主任、教授上世纪60年代，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此后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虚实二元阶段，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的虚实融合阶段。虚实融合对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线上问诊，线下送药；线上预约，线下接送等。当下，虚实融合新阶段是否对城市空间产生了影响呢？以武汉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基于人的活动和职住空间选择的视角，利用手机大数据分析市民各类手机APP使用及其市内迁居、换岗情况，发现：（1）生活空间方面，居民线上生活呈现反中心与泛中心的特征，从线上活动强度来看，城市边缘区的明显高于中心区域，除外卖生鲜仍呈现一定的中心集聚外，其余类型的活动强度均呈现出反中心特征，其中居家服务、医疗问诊和青少教育还呈现出泛中心化的特征。同时，利用迁居大数据，发现线上线下生活APP使用时长越高的人群，越有可能向近郊区迁移，尤其是体现在电商购物上。（2）生产空间方面，移动办公人群（尤其是高频）更易向产业完善、生态环境好、服务设施完备、创新氛围浓厚的郊区新城迁移，较之非移动办公人群，他们在中心城区净迁出量更多、郊区净迁入量更大，这也会带动居住地的进一步向外迁移。这些实证研究表明，虚实融合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反中心化的影响，推动了中心城区功能向近郊区的疏解和分散。怎么解释这些空间分散化现象呢？早期的虚拟化开辟了远程通讯和远程信息服务，取代了部分基于实体空间位置的关系，信息空间开始压缩，体现在对远距离低频交通的替代。那时对区域、城乡尺度的空间结构影响较大，出现多中心、郊区化等。但是虚拟化与实体空间的交互较少，市民仍须去各级中心获取实物和实体服务，所以对城市内部空间影响较小。新时期有赖于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虚实之间的联系大幅度加强，特别是补充了和线上一体化运作的线下渠道，因而实物和实体服务也可以随信息同步快速流动，替代了传统的基于交通的实体空间联系，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对中心的依赖，实体空间开始压缩。总体而言，虚实融合程度越高，能流动的要素内容越丰富，对实体联系的替代效应越强，就会越分散。未来虚实空间又将如何演进？根据虚实融合流动的内容、深度和质量，推测未来城市将由虚实互馈的数字孪生城市、虚实分工的线上线下城市、以及虚实融合的元宇宙城市3个层级构成。它们互相嵌套，在宏观层面将促进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形成多中心、泛中心的网络城市，在中观层面形成更加灵活、小型化、综合化的城市功能组团，能够因地制宜，嵌入自然环境并和谐发展，在微观层面创造各种虚实融合的新空间场所。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城乡规划需要将线上与线下打通，打造线上线下生活圈，不仅规划线下城市，还要规划线上城市、以及元宇宙城市，同时搭建一个研究框架来跟踪研究虚实融合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积极探索虚实融合的柔性规划策略。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3年第11期

周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系主任，副教授信息技术一直是一个改变城市空间很重要的动力，而其所影响的城市空间不光是开发一个数字孪生的翻版，也不仅是构建一个支持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互动的“流空间”，而是形成一种真实与想象兼顾的关系型社会空间。数字赋能驱动的网红业态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包括：一方面，网络文化借助数字技术的传播力，形成新的消费符号，并标记属于自身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源于日常生活底部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的权力规训、无处不在的资本相互联结，文化、消费和空间互动构成一个消费空间生产的基本过程。以长沙两个通过数字赋能城市更新的案例为例，阐释城市更新中的网红力量、互联网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长沙丰盈西里是政府有机更新的一个样板，其在完成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改造后，又以“美好又不扰民，设计又漂亮”的思路导入新业态，基于新消费理念打造“青春老街”，旧有空间被改造为具有网红审美特征的打卡点；位于岳麓山大学科技城核心范围内的后湖片区，在“迁而不拆，以租代征”的理念下完成了环境整治和功能更新，改造过程中互联网力量在普通的租赁和投资运营外，形成了一种加速循环，网红要素和中产阶级审美成为更新的新力量，推动消费和街区空间的绅士化。同时在网红效应的刺激下，运营价值逐渐被淡化，地价上升和租差的出现凸显了“金融化”风险的可能性。总结而言，当下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互动，深刻地塑造了城市消费空间。迎合消费的需求和网红化的审美改造了传统的实体空间，同时也改变了一些重要的区位关系。运营消费空间的主体清晰地认识到，现在引流必须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并且为了维持综合区位优势，运营主体会投入更多。网红街巷的打造，就是一个各种参与者共同塑造的过程，不仅包括经营管理者的运营活动，也包括消费者在其中的重要表达，线上线下各种数字痕迹构成的集体审美和空间想象形成了独特的打卡的现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网红空间要更加关注并规避“昙花一现”“舆论风暴”以及土地房产金融化等风险，需要不断探讨数字赋能下的城市更新长期可持续的运营路径。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3年第11期

姬广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城乡数字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要的话题。“数字”既代表未来城市发展的形态趋势，同时代表一种城市治理的手段和路径。中国城市数字化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便已开始，当讨论到城市数字化的发展路径，能够看到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就是效率驱动。诚然，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发展中重要的辅助工具和要素，然而技术作为一种人造物在人类学看来，其驱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是双刃的。智慧城市在今天全球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种基于技术乌托邦的想象，表现为表面上很智慧，但实质上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数字技术背后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当把城市化以及城市治理的问题看成是一个技术问题，那么结果就自然转变成只能接受技术解决方案，并选择性忽略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方式。城市问题被转化成为“效率低下”，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追求效率的过程，而忽略了城市中的多元主体在参与城市生活并面对城市问题时想法各异，“更好”和“更有效率”的矛盾由此产生。比如共享单车的集中停放似乎方便了城市管理者对于街道的管理，提高了治理效率，但这样的效率优先对于临街的商铺以及行人是否公平的呢？一项技术实施不是一个简单技术性问题，更多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创新也是如此，需要思考在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哪些群体获得政治影响力，或者利益相关群体在社区出现什么样的分化，哪一部分群体获得好处的同时哪一部分人又被剥夺了权利。技术专家普遍认为对于城市中的个体或集体的需求，技术总会给出一个普遍的、超验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有时候技术的实施可能会带来负向社会效应，比如智慧警务系统可以辅助警方提前部署警力或者重点监控，但一旦遵从了算法的建议派遣警察前往假定的犯罪地点，势必会对居住在当地的普通居民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提出适度技术的概念，将技术应用和现有的城市阶段水平关联，提升现有城市治理效率，同时审慎评估技术助力城市发展的尺度问题。这不光体现在技术的迭代上，还要落到城市治理主体上，例如如何规范、务实、创新性地定位数据的权属，高效率地使用数据，安全有效地保障数据。此外，技术发挥作用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体制的创新和支持。数字化的确改变着世界，也为发展提供更多技术可能性，如何利用恰当的技术建构一个足够智慧的城市，而不是超级智慧的城市，让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感受到技术的便利性和连接性，同时，有更好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3年第11期

张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到底对生活，对城市空间和城市规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作用，或者说本原作用，是对公共资源的配置进行引导。传统的方式是分级分层、按照服务半径和配套指标进行空间资源供给。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这种空间供给模式被逐渐打破。过去所认知的空间（实体空间）是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一个重要的载体，大部分的资源服务都是在空间载体上被人们二次选择和分配，但移动互联网使供需双方的载体发生变化，也就直接影响到空间本身。因此，移动互联网改变了生活服务资源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中介载体的形式，从而推动了资源配置模式的转变。这种供需双方间中介载体的转变，在其他学科也有很重要的新提法，如信息科学领域的“去中心化”，但它放在城市规划学科却不一定准确。事实上某些资源和服务空间不一定去中心化，甚至会加强中心化，但无论如何它的中介形式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换一个更准确的概念应当是“去中介化”。“去中介化”将部分依附于实体空间的功能转移至线上平台，使服务场景由传统单一的“实体空间”向“虚拟平台+实体空间”的复合场景转变。“去中介化”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渐变的过程。以生鲜零售和外卖团购为例，根据平台介入方式就由中介化、部分去中介化向完全去中介化过渡。例如近消费端的服务设施，不但没有去中介化反而强化了地理的中心性；又如外卖空间则成为完全去中介化的空间，生产端可更自由地在空间中分散布局。回到和规划空间相关的讨论，发现实际上面对个体需求差异，不再完全强调从需求端主体出发的便利性，而是转向了物流中心便捷性的争夺。因此，空间资源配置在需求端、中间端和供给端各有侧重：需求端侧重的是互联网平台对于人群特征的描述和分析，中间端则是交通成本驱动下对物流中心的争抢，供给端是以租金为代表的服务环境变化。因此在整个空间配置上，过去“一刀切”的方式对不同端不同类型空间的响应差异较大，且出现了不适应性。总结而言，作为资源承载体的物质空间及社会组织，通过高速传递、实时互联的线上资源信息流，将进一步提升供给效率并取代大量“容器”功能的实体空间。与此同时，线下将向供给质量维度、场景体验、交往等社会性功能转型。针对供需即时、精准匹配的愿景导向，线下空间与线上平台中介属性的互补协同，使得零售空间首先实现功能及结构的空间演替，未来将渗透至商品与服务活动复合的其他业态空间，并推动生活服务空间体系的重构。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3年第11期

王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分会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关于网络时代城乡生活生产空间重构的影响特征和机制，我为大家分享城市和乡村两个实证案例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城市案例。通过POI大数据探讨了上海市眼镜店近年空间分布变化的特征和原因。通过上海市眼镜店的区位变化研究发现，在宏观尺度上店铺分布更为均质化，城市中心区位和地铁站点对眼镜店的吸引力均有所减弱，尤其是城市最中心地带的店铺数量急剧下降，并在垂直空间上出现“上楼”现象，黄金地段沿街店铺的占比下降，而高层写字楼内的眼镜店比例大幅提升，完全改变了原本“金角银边”的区位选择特征。进一步通过大众点评等网评APP调查，发现“上楼”店铺的线上评价人数更多，店铺星级更高，线上消费金额也更高，由此认为店铺通过网络运营，提升网络可达性，在虚拟空间中形成新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覆盖了实体空间上的交通区位劣势。其次是乡村案例。以陕西眉县（猕猴桃生产大县）某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化访谈，探讨了乡村电商发展影响下的村民生活生产活动变化和相应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在空间重构方面，随着猕猴桃网络销售渠道的拓展，镇原本的农资售卖功能逐渐转变为农资售卖、物流仓储、快递服务功能，村内部的生活空间也已经转变为生产、生活功能复合的空间载体，部分居住空间承担包装、存储等生产功能，村内部分商店和闲置房屋被利用为快递发货空间。在乡村购物行为和空间结构方面，食品生鲜、生活用品这类需求频率较高、价值较低的物品购物空间仍然呈现“镇分散”，而服装鞋帽、数码家电等这类购买频率低、价值相对较高的物品的购买空间则由“县集中”

柴彦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过去10年，信息化、数字化对居民活动的影响和居住空间的重塑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趋势，不仅包含物质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的重建，也包含数字空间知识的获取、数字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需要深入思考在新的数字化时代下的空间、时间和人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关于行为革命、城市空间人本化的探讨当中，规划学家提出了城市移动活动系统的概念。借鉴这样一个经典概念，近年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城市空间的概念：城市实虚活动系统。针对虚拟空间，我们希望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系统概念。这既来自于对已有信息通信技术对行为的影响研究的反思，也是疫情期间日常生活给予的启示。也就是说，疫情期间，我的日常活动、比如教学、学术会议以及娱乐休闲等线上虚拟活动已经成为自己的前台生活，而睡觉、吃饭、散步等线下日常活动反而成为在虚拟活动之外的后台生活，前台的虚拟活动的固定性更强，但后台的日常活动的可调整性变大，让我感受到虚拟空间的相对独立性的存在。并且，现在我们使用的虚拟空间，它活动的功能、内容更加多样，虚实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构建这样一个虚拟空间的活动系统，并将该系统与实体空间进行交互研究，从而达到实虚活动相得益彰。对于城市实虚活动系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既有传统行为研究的概念，也涌现了一些新的方法和需求。首先，在对虚拟空间的表达层面，传统的表达术语和方式已经不再满足现实需求，因此需要创新表达形式。其次，在城市活动的尺度层面，需要构建个人、家庭、社区、城市等多尺度的数字媒介实虚活动秩序。最后，就是需要探讨城市实虚活动系统的特征，并对其进行反思和重构。过去30多年的中国城市市场化转型形成了长距离通勤、家庭生活空间隔离、生活服务不便、安全性不高等现代城市病，需要在城市实虚活动系统的新框架下进行反思和重构。例如，基于近期我们对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134个家庭的9895条活动日志（2826条网络活动日志）的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社区数字生活的时空间特征，包括虚拟空间活动的随机性变大、实体空间活动的时空间不确定性增高、前台活动与后台活动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活动情境更加灵活和多样等。我们构想一个面向未来的、面向数字生活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即通过社区居民实虚活动系统的重构，通过电子化、数字化的工具，促进社区“破墙”共享；在实体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叠加数字化空间建设和数字化行为体系建设，最后达到居民满意度提升和社区综合治理的双重成效。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3年第11期

罗震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总体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数字时代的城乡新空间是怎样的，我又为什么开始研究这一新兴空间呢？我分享几个案例，让大家了解这一研究的缘起。第一个案例是2019年11月探访的云南省瑞丽市。彼时瑞丽的玉城直播基地正如火如荼，所谓的直播基地白天是菜市场，晚上则是云集了来自缅甸的玉石客商和全国各地主播的超级市场。深入其中你会发现，市场里只有销售者，没有消费者，消费者全在虚拟的云端。然而，这一异常繁荣兴盛的空间却存在着结构性风险，因为它并没有根植性，外部环境、政策的变动都有可能影响市场的运行。2020年疫情的降临以及之后国门的关闭直接导致了这一市场的衰落。这个案例引发了我对数字时代城乡新空间最初的思考，这样一个完全由线上销售引发的实体集聚空间，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和路径是什么？城乡规划可以为它做什么？第二个案例是2021年4月探访的广州市白云区大源村。这是第一个年交易额超过100亿的淘宝村。作为广州最大的城中村，大源村户籍人口只有9千多人，但常住人口却高达20万，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里成为广州市的直播产业中心。伴随着直播产业的兴旺，这里也几乎成为“不夜城”。面对这样的空间，传统的村庄规划、控规以及城中村改造规划还能适用吗？地方政府确实也编制过多轮规划，但总体绩效不高，实施难度较大。事实上，这种在虚拟和实体维度都极度活跃的空间，正在挑战我们传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上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为了满足城市化发展需求，建设用地持续增长，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导致城市热岛效应日益严重。尤其中国作为全球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在气候持续增温的背景下正面临着极端高温频发的风险。高温热浪与城市热岛效应的复合影响对城市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人体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为此，如何构建更加舒适、安全、健康的人居环境是当前急需探讨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城市气候受空间形态和下垫面属性的影响较大，如建筑结构、不透水面、绿地和水体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成环境经历了土地利用强度增加，景观破碎化严重和内部连通性减弱，以及用地功能从单一化向复杂化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建成环境日趋稳定，对城市内部地表温度的空间异质性产生影响。目前，已有研究多关注城市尺度，很少探究微观尺度下城市内部地表温度的空间异质性。同时，相对缺乏二维和三维建成环境对地表温度的综合影响研究，以及对二者空间作用关系的探讨。西安市为陕西省省会，也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关中盆地聚热和秦岭山地焚风效应影响，城市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和热岛效应显著，年极端最高气温达到42.3

以促进人类全面发展和满足人居需求为目标的智慧人居是未来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数字经济创新的持久动力。随着我国信息技术领域不断发展，智慧技术赋能城镇化建设治理将是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与经济产业升级的重要契机。我国城市的数量、体量和差异巨大，单纯以技术主导的智慧城市方案存在落地困难、见效缓慢、收益不明确等问题与挑战。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与智慧人居建设治理急需梳理城市系统理论，充分利用新技术为人居建设治理提供智慧化支持，并从人居科学视角确保信息技术有效开发与合理应用。本文回顾了城市系统理论溯源与演进过程、城市系统定义与理论观点，并对智慧人居实践探索进行了梳理。以城市系统视角解读智慧人居的复杂性，并在新技术社会背景下，阐释未来城市智慧人居建设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提出相应的技术规划原则，以期为智慧人居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1城市系统的科学理论溯源系统科学是以系统学、信息学、控制论为基础，研究复杂系统结构、发展、演变、行为的学科，也是系统视角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自1950年代以来，管理科学、系统工程、建筑等学科分别对如何界定城市系统进行了论述，其定义拓展至对城市系统的构成特征解析和对城市多空间尺度运行流程的系统理解。系统动力学视角对城市系统的基本构造与运行机制进行结构化抽象、动态模拟和推演分析，解释了城市如何形成动态有序的复杂结构、反馈机制与演化过程。吴良镛提出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框架，认为应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系统工程方法，从环境整体性、系统总原则、能源情况、经济情况、人居环境等方面形成中国城市整体系统研究方法。21世纪以来，依托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赛博空间”作为物理和社会系统在虚拟空间的映像，进一步形成了基于“物理-人类-赛博”三元空间的城市系统。笔者认为，城市系统科学理论探索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城市系统结构规律发现（1950年前）、复杂作用演变机理阐述（1950—2000年），以及支持动态协同的工程技术开发（2000年至今）。在此进程中，系统科学推动了多专业领域对城市系统由抽象概念逐步明确为对其构成、流程、机理的科学理解，为智慧人居实践提供了概念化、工程化、综合化的基础。2智慧人居建设的探索与演进智慧人居的实践探索可归纳为数字城市、智能城市、智慧城市三个层面。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底层基础，是对现实城市现象进行精准的数字化映射重现，通过信息化手段来认知、分析和管理城市系统多种物质流与信息流之间的协同。智能城市更加注重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城市各项能力，尤其是感知技术、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所支持的城市计算、应用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数字城市建设为获取数据资源提供了可能，而智能城市建设则在实时感知、学习分析、预测推理、信息交互等方面为实现智慧人居提供了技术保障。智慧城市旨在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知、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关键信息，并能针对满足生活、生产、环保、安全、服务等需求提供智慧方案（图1）。笔者认为，智慧人居发展呈现出由单一的信息化、数字化过程，发展成为将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等理念综合协同，融通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维护、治理智慧化复合体系的演进趋势。▲

规划信息年会报告大国之城，大城之民：再论人民城市何艳玲【摘要】人民城市建设是对城市治理如何实现人民更美好生活的回应，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城市的深刻体现。目前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从城市的公共价值、城市发展问题等进行了较系统论述，但结合城市中的人民属性对超大城市的复杂治理及如何回应人民需求做出清晰解释尚不充分。人民城市的建设与人民需求的回应在本质上与城市权利的分配有关。据此，基于城市权利理论可以理顺人民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人民性的认知，同时基于具体治理场景的分析也能够发现城市中人民的共有需求，即街头繁荣、烟火气息、线下欢聚，常人可达、情感共鸣。这五大需求的提出和实现，为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也可能让城市更贴近人民、更具有活力。中国都邑规画及其现代价值武廷海【摘要】城市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文明进展中发挥重要的牵引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宏阔背景上，分析早期中国形成的城市性，总结历史时期多尺度的都邑规画特征，提出“天—地—人—城—文”规画大框架。认为中国的城市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源头，提出发掘具有现代价值的都邑规画智慧建议；指出在中国城市规划知识体系构建中，要把握中国乡土性与城市性的统一、都邑中国与文化中国的统一。年会学术对话空间规划基础理论大讨论：用途管制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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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的滨江狭长土地上，陆续建成当时远东最大的自来水厂、发电厂、煤气厂，以及造纸、造船、棉纺、机电等数百家工厂，开创了众多的“中国第一”“工业之最”，一度被誉为“杨树浦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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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题聚焦“美丽中国，共建共治共享”，征文截稿时间为2024年4月10日，快来投稿吧！年会主题：美丽中国，共建共治共享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壹“美丽中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建设美丽中国，是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各行各业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行动。共建是基础，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智慧和优势，激发全社会活力，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共治是关键，就是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共享是目标，就是要确保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年来，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但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人居环境品质不高，空间治理参与度不够，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这就要求规划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要求，探索有中国特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划理论、方法和实践，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规划体制，科学谋划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不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建设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美丽家园。参考议题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贰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决定围绕年会主题公开征集论文。建议作者紧扣年会主题并特别关注下列议题：1.以实现美丽中国为目标的国土空间发展及规划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2.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础的空间治理基础理论和制度研究；3.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城乡人居环境改善路径和方法；4.建设美丽中国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规划标准、方法与技术研究；5.生态文明理念导向下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规划应对策略；6.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空间规划策略和方法研究；7.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划理论、策略和方法研究；8.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能源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规划研究；9.应对人口变化新趋势的规划理念和方法创新；10.

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刊，《城市规划》杂志坚持将原创、高质量的学术文章首发在杂志上，通过“文章导读”“公开获取”等微信栏目推荐给广大读者。2023年，《城市规划》杂志微信公众号共发布193篇推文，总阅读量100w+。其中学术型推文共124篇，原创率100%，篇均阅读量3500+（仅以发文后7天为节点进行数据统计）。本刊在注重高质量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化的展现形式，丰富阅读体验，使得学术内容更易于阅读。据2024年1月2日平台数据显示，在2023年124篇原创学术推文中，1篇推文阅读量破1.3万，3篇推文阅读量9000+，7篇推文阅读量6000+，21篇推文阅读量超5000。本刊编辑部以微信公众号平台数据为统计源，发布“2023年度《城市规划》杂志高质量学术推文榜单”，以飨读者。感谢各位作者、读者对本刊新媒体的关注与支持。2023年度《城市规划》杂志高质量学术推文阅读榜TOP201、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市域总图表达研究程茂吉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建成文化遗产。民居建筑不仅与其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也是“家”和“生活”的物化[1]，是当地文化习俗和生活形态在物质空间中的映射。民居形态文化在建筑学领域有着持续而深入的讨论，文化在民居建筑塑形中的根本性影响被普遍认同，即民居建筑形态中的结构性差异在本质上是文化（尤其是居住文化）的差异[2]。文化人类学中“将家视为一系列复杂社会关系的产物”，甚至是“表达和确立身份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结构和承载容器[3]。因此，居住建筑的研究可以（或应该）超越物理空间而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投射。正由于中国乡村地区之广袤、传统民居保存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使得在传统民居的价值被众多学者所认识和关注、并真正进入到学术殿堂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填白式的典型类型发掘为主，采用从建筑规划学科的视角和知识框架出发的经典“形态分析范式”，突出地域性——且往往是典型村镇或市县尺度的——特征。但这种点式的探索“没有把具体的建筑放在广大的空间及时间范畴内去分析”，难以体现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且会限于“孤芳自赏”的狭隘地域主义认知[1]，不利于深入理解民居的存在与发展变化的因缘关系。因此，当民居研究在地域上已经形成普遍性覆盖时，就开始走向对比性研究[4-7]，通过两个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民居现象对比来挖掘民居的特殊性价值，但对比研究的目标仍主要在于通过共性和个性的分析来强调双方的特征及其成因，且对比的双方需具有可比性意义，因此，比较研究尚不足以完成在更具有延续性的区域面上的民居文化的联系和演变关系的探查。在这一需求驱动下，中国民居研究在本世纪初开始转入一种区域性的宏观视角，其典型是陆元鼎提出的民系民居理论，其将汉民族在历史迁徙中形成的族群支系作为研究单元，突破了既往对单点个案物理形态进行静态描述的时空局限。他提出从“文化移入的持续性”“文化特质的层叠性”和“文化形态的区域差异性”几方面来看待民居建筑的动态发展过程[8]，在共时性上考察民居文化的分布、类型及其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等，在历时性上注重传播演变过程中的文化迁移和区域深层动力[9]。对于同一族群的民居文化来说，正因为其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源性和关联性，如果没有以整个族群为视角进行观察、整合和归纳，就难以探明民居文化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和机制。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客家民系民居文化。客家民系是中国华南地区汉民族一支具有显著特性的支系，集中分布在中国赣闽粤三省边界。其民居文化也极具典型性，如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闽西土楼、进入中国世遗预备名单的赣南围屋，和作为客家典型文化表征符号的梅州围龙屋，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已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客家民系在族源、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根源，但由于在行政区域上跨省分布的特征，各地民居常常被割裂看待，且三省地区又恰好分别形成上述3种最典型的民居类型，因此更多的客家民居研究专注于以一个省区中的一种典型类型为对象探讨其形态特征和内涵[10-18]，早期虽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思考不同典型类型之间的联系[19-20]，但仅作为初步的延伸讨论而未深入。近10年来出现了一些跨地区跨类型的横向研究，对三地典型民居类型的选址、构造、功能、秩序性、防御性等建筑特征进行比较[21-24]，但多数仍停留在三省区典型类型、典型案例的表层形态特征差异的比较，限制了对民系整体居住文化发展规律和脉络上的深入理解。总体而言，真正从上述的民系文化视角出发，对客家民居在同源文化基础上的类型发展逻辑归纳、从以往关注的核心区扩展到边缘区的类型源流关系梳理等问题，尚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对于客家传统民居这样一种既同出一源又分异显著的文化现象来说，只有突破惯有的行政区划思维局限和标签，突破对点上的核心区典型类型的关注，回到民系的大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中进行整体考察和普遍性的把握，才能挖掘出更内在的规律性问题。另一方面，乡土民居与量少、典型、遗存年代久的官式建筑不同，极少有静态维持、形态特征上有显著时间断层的化石式遗存。这是由于民间对民居建筑的建造和使用是一个持续连贯、不断更新演替的过程，同一个地区中的主流民居形态是一个缓慢演变的整体，在符合自然环境的需求和条件基础上，始终呼应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状态，在现代化的巨变之前，农耕社会文明中的审美理想和文化观念都在持续性的繁衍生息中层叠累积下来（即“文化特质的层叠性”[25-26]）。而客家民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它是一个由历史上不断辗转迁徙的移民群体和边缘地带的土著不断融合，聚居区和社会文化中心在不同时期有过多次转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体。这就使得客家民系在不同地区中的建成文化遗存可以被视为客家民系这一文化主体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居住文化发展态势的标本，即时间截面在空间上的展开。▲

市规划杂志杂志官网｜http://www.planning.com.cn

生态安全：从“生态管控”到“与自然共生”通过近年来的规划管控，我国生态空间规模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改善，但仍然存在野生空间欠缺、生态连通不足、服务质量偏低等结构性问题。面向未来，应从传统“生态管控“走向

全龄友好新加坡新市镇通过全龄友好设施建设，充分尊重和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对设施环境的要求。此外，在建筑综合体设计中，也做到了兼顾全龄友好及商业、绿化等多种功能。3.4.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衍生了“土地财政”依赖、耕地消耗过快、生态环境退化等弊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新理念，并于2019年颁发了“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目前，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正在建构之中。由于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所面对的权利主体呈现多元化，因而土地发展权也就成为了一个亟需探讨的命题。本文基于国际比较和国情分析，从公法和私法视角阐释土地发展权，从法定主体和程序的视角阐释土地发展权的赋予，并辨析其与规划控制机制的关系。需要指出，在相关文献中，有的称“开发权”，有的称“发展权”，其对应的英文均为Development

增长与收缩的相互演替机制对比两个阶段，可以发现北京城市的增长和收缩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当一部分收缩的地区实现了再增长，同时也有一部分地区由增长转变为收缩（图9）。▲

局部（南宋）南宋《九成避暑图》描绘了九成宫在峰峦叠嶂、松柏遍布、飞瀑流泉间的繁密富丽，生动刻画了其间人物鞍马游乐、舟车画舫往来的生动繁华场景，展现出一派人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人居胜景。▲

一门成熟学科的学理基本定型，但同时也可能包含着矛盾学理不一定完全自洽，相反，其中可能存在自相矛盾的论述甚至悖论，这是真实世界及人性认识过程复杂性的反映。例如在经济学中，帕累托效率(Pareto

母婴理性需求与母乳哺育设施供给分异的问题母婴理性需求与母乳哺育设施供给分异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母婴必要出行需求保障欠缺、母婴高效使用需求响应不足、母婴高品质需求满足失位”3个方面（表4）。▲

1研究背景大都市作为中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地理单元，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能力较强，在其带动影响下，大都市边缘区理应成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示范。但当前多数大都市边缘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呈现出复杂、动态、敏感的“亦城亦乡”的半城镇化特征，可能触发更深层次的空间和社会问题，极大制约着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属于自然生态、地域文化、资源利用价值高位的大都市边缘区乡村可能会因“强烈的城乡关系”作用和基于“流动空间”的城镇网络而使其功能不断多元，小农经济基础和传统农村生产生活结构被打破，非农化发展趋势明显，加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调的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为基本出发点的均衡发展，也会带来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的锁定效应，这些都表明大都市边缘区形成了更广泛的乡村就地城镇化动力。那么，如何通过差异化政策供给，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进而推动大都市边缘区乡村就地城镇化？乡村规划作为有限资源的配置手段，如何挖掘整合“外生性资源”和“内源性要素”？文章以西安大都市边缘区为例，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相关研究，目的在于探寻并落实乡村就地城镇化目标的乡村规划方法。2西安大都市边缘区乡村就地城镇化趋势特征及发展困境2.1

1大都会治理之重：空间叠加与邻避挑战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发展出一批超大型城市。这些城市人口众多，运行系统复杂，公共服务需求巨大且多元，但城市空间规模却相对有限，公共治理往往充满张力。以北上广深四大传统一线城市为例，其核心区人口密度在2018年就已超过1万人/平方千米，最高达到近3.5万人/平方千米。在有限空间实现多种功能，空间稀缺问题尤为突出。在城市居民公共参与意识逐渐加强及围绕公共空间开发、改造和运营主导权的博弈愈发频繁的背景下，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及优化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公共厕所是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他们既是“有味道”且可能带来卫生隐患的公共建筑，又是城市生活必须配备且邻避效应突出的基础设施。它们的规划和建设是社会主体间利益分配的焦点，更与社会公平直接相关，是社会平权运动的着力点。在现代都市中，公厕设置虽然可让城市居民受益，但其负外部性让部分居民在心理和情感上产生拒斥。这种相对固定的刻板的空间印象与涉及多元主体利益的属性，导致公厕规划布局和建设运营中的邻避威胁不可避免，直接的邻避冲突也时有发生。2如何在超大城市推行“厕所革命”：消减邻避威胁的空间治理技术从空间角度看，城市邻避设施规划建设实质上是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关系到空间正义。其冲突张力在城市规划决策阶段就存在，会诱发不同利益主体尺度对抗、尺度转换和尺度重构，甚至促使跨域性邻避风险生成。同时，作为公众使用和频繁接触的重要空间，公厕具有的“邻避效应”是潜在的，与公众认知高度相关。消除公众疑虑，确保其在认知上接受这些设施，可以避免潜在的邻避威胁走向实在的邻避冲突和社会抗争。G市在推动城市厕所革命的进程中将“城市公厕”视为公共空间单元之一。城市政府通过调动各种资源，多措并举开展空间营造，来塑造空间形象、明晰空间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些通过影响公众认知来尽可能降低公众抵触情绪的空间治理技术，使其从心理和情感上接受设施存在，设施的“邻避效应”得到最大程度消减。首先，G市明确将城市公厕作为治理单位，将其建构为特别的公共空间，围绕其建立治理架构、理顺资源投放机制，规范空间营造标准。一是以市长为组长的厕所革命领导小组聚焦城市公厕开展治理行动，全域推进厕所革命。二是围绕公共厕所这一空间，“从经费保障、规划用地、宣传发动等多个方面齐抓共管，形成厕所革命的工作合力”，驱动政府将各方资源集中投向公共厕所。三是针对公厕建设标准不统一、日常管养不规范等问题，出台《G市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等政策文件，为公厕空间营造确定参照坐标。通过配置“七小件”，使服务“更人性”；设定“四净三无两通一明”标准，提升保洁质量。这些举措为消减公厕邻避威胁并推动设施落地创造条件，为G市开展全域型、统一化的厕所革命及塑造人性化的公厕公共空间奠定基础。资料来源：https://www.cnr.cn/gd/dishidongtai/20210929/t20210929_525619555.shtml。其次，G市在城市公厕的选址和兴建过程中采取营造契约空间、以时间换空间、优化集成空间等策略完善公厕布局、补齐数量不足短板，通过“增量利益投入”来降低公众的抵触心理。一是在全市临街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财政供养单位推行一楼内设厕所免费对外开放服务，在沿街宾馆、酒店、商户、商场等采取政府倡议、公开遴选、严格审核、财政补贴的方式推动社会厕所对公众开放，在不增加公众负担的情况下优化公厕布局、满足公共需求。二是以“时间换空间”策略创置“临时”装配式公厕，开拓公共空间。G市各级政府与社会主体达成建设装配式公厕的默契，缓解建设用地紧张和公厕布局不合理的矛盾。三是探索“公厕+”设施综合体建设，在场地宽敞且有较大公众需求的社区将“环卫公厕+垃圾投放+环卫工具房+废品回收点+环卫驿站”集中建设，使公共空间功能复合化，将具有邻避效应的公共设施集合，降低其整体对公众的影响力。资料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288281822430532&wfr=spider&for=pc。最后，在厕所革命进程中，G市政府以公厕空间为中介，吸引公众关注公共议题、参与空间治理，以形塑都市文明、优化治理结构。一方面，政府将公厕作为都市文明的宣传阵地，推动生活革命。通过公共空间建设的“无声”教育，使爱护公厕设施、保护入厕环境、抵制入厕陋习逐渐成为市民的共同选择，公厕不再是人人回避的议题。另一方面，G市政府经由空间营造优化城市治理结构。政府内部就“将城市公厕视为关涉民生问题的重要公共空间”达成共识。围绕公厕这一治理单元，不但促使政府内部协作更加紧密，形成“一盘棋”治理结构；而且驱动企业、公众等主体参与公共空间营造，“政企合作”“政民合作”路径更加明晰，社会力量的公共责任也得以明确。资料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288281822430532&wfr=spider&for=pc。在治理环境复杂、冲突张力巨大的背景下，G市从微型公共空间营造入手，在两年内就完成了《G市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任务，使老城市焕发新活力，消减了公共基础设施邻避威胁，成为推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的治理样本。3从“画图”中走出来：将微观公共空间营造纳入整体城市规划“必须从理解空间的重构入手来讨论治理变革及其走向，才可能实现空间、人与治理的协调”。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开放的、公共的、可达的社会生活交往场所，其潜在的邻避威胁的本质上是公众对设施的作用和影响认知不清晰，从而产生“害怕”“厌恶”的心理。同时，这也体现出公众对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和作为共同体一员的个体责任认知不足，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难题的意愿相对较低，“邻避心理”逐渐演化为反抗行动。G市厕所革命带来的启示在于，基于着眼源头、聚焦微观，通过内部规范设计、合理分布规划、参与运营互动等营造策略，找到个体需求、公共责任与公共利益在城市基础公共设施营建中的链接点，进而唤醒公众的公共意识，从而改变认知。这实质上是以空间营造的方式向这类基础设施注入公共性内涵，将其负面性降到最低，进而打破公众对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刻板印象，达到消减邻避效应的功效。从城市规划研究角度看，超大型城市的空间分析尺度亟待进一步走向微观层面。既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切入，要么关注空间规划变化、城市空间发展等带来的治理挑战，要么探究政府如何通过多元方式改变空间结构和属性等议题，并试图为城市变迁和城市治理提供解释框架。这些研究主要说明影响空间变化中制度性、结构性要素如何作用，尤其强调制度变化带来的空间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城市治理细节的把握，容易陷入对空间“制图”式的片面理解。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社区公共空间）开放性强，围绕公共空间治理的社会参与在近年来明显增加。公共空间对公众生活的影响也趋于日常化和细微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城市规划应该更加注重微观尺度上对公共空间界定的强化，以规划引导空间生产和运营，增加空间的开放性、社会性和文化内涵，注重以恰当的空间营造策略来提升微观公共空间的亲民程度。基于此，将微观公共空间营造纳入整体城市规划，不但可以为城市景观增添色彩，更可以强化公众生活意识和公共参与精神。本文撰稿：蒋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