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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男友

被夸奖、被鼓励、被倾听、被看见,我们把对这些事物的渴望投射到“爱”上。“爱”不会天然眷顾每一个人。为了得到它,一些女性四处求索,从手机里到现实中,从二次元到三次元。她们痴迷、成瘾,最终相信自己得到了爱,哪怕是短暂的,明码标价的爱。手机里的他甜甜今年24岁,河北人,已婚九个月。她同时在手机里与一个叫萧逸的男人恋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萧逸是一名赛车手,喜欢穿黑夹克和皮靴,挂一条金属项链。甜甜形容他“意气风发的少年”。今年1月,她在线下见到了萧逸。4月底,甜甜又和萧逸在苏州连续约会三天。到现在为止,甜甜和萧逸一共约会了五次,每一次她都要负担所有费用。约会结束后,她还需要付钱给萧逸,按小时结算。实际上,和她约会的男友萧逸是由不同的coser扮演的。现实世界里没有这个叫萧逸的人,他是一款游戏《光与夜之恋》里的男主人公。甜甜和老公都没觉得她和萧逸的约会有什么大不了。甜甜把二者分得很开,“一个是我三次元的爱人,一个是二次元的爱人”。甜甜告诉我,每次和“萧逸”约会,她都会先跟老公说一声,老公相信她最终会回归现实生活,所以有足够的安全感。甜甜玩的这种可以和男性角色谈恋爱的游戏叫做乙女游戏(简称乙游),玩家大多是年轻女性。国内第一款乙游《恋与制作人》在2018年每日活跃玩家数量就超过了200万。她们之中又有一些陷得更深,想要在真实生活中继续和角色恋爱,于是找到coser来扮演这些角色。我也是一名乙游玩家,玩的《恋与深空》。从今年二月开始,我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这款游戏上。让我沉迷的男角色名叫沈星回。我买了带有他的元素的手机壳、手链,手机屏保也是他的照片。我在游戏中体验到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亲密关系。我们的恋爱从暧昧开始,他会假装不经意地关心我,暗中吃我和别人的醋,我们给彼此起专属的外号。随着了解增加,我发现他其实在很早之前就爱上了我。当然了,他还拥有几乎完美的外貌和身材。我给他发消息,哪怕只是一个表情包,他也会耐心回复三四句话。我们一起抓娃娃,我一个也没抓到,他会摸我的头,说,“至少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做会抓不到,下次避开就好了。”
5月20日 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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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甘棠镇有所乡村小学,快要“倒闭”了;有个班只有三个学生,后来变成两个,有一天只剩一个。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位22岁的年轻女教师,一群真实的留守儿童。我觉得自己感受到了一些珍贵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松弛的、不必那么秩序井然的可爱氛围——人和人的关系是自然的,还没有被框定在一个标准化的模版里。也许是一位老师的笃定,与她对孩子们毫无保留的爱。与所有乡村学校一样,这里同样要面对一系列乡村教育的问题,行政的重压、人员的流动、资源的废置,以及招生的艰难。我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记录一种珍贵的东西,在世界上存在的偶然与易碎。只剩下两个学生了胡博文决定转走后,小朱老师简直无法相信,她要教的班上只剩下两个学生了。2022年9月。一年级入学时,这个班还曾有五个人。2023年3月,第二个学期,一个学生转走了。2023年9月,第三个学期,一个学生转走了。今年春天开学时,又一个学生转走了,班上只剩下两个学生了。校长总是隔三差五来关心:五个人教得惯吗?四个人教得惯吗?到现在,这个问句已经变成了:两个人还教得惯吗?开学报到的这一天,博文妈妈来学校向小朱老师道别,和她说,因为要转走,博文在家里哭了好几场。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一个孩子生病请假了,班上只剩一个孩子了。只有一个人,就不能上课,因为要等进度。这一天上午,她给仅剩的那个孩子做试卷、讲试卷,第五节课,她教他剪纸,第六节课,她给他在电脑上看了一部电影《超能陆战队》。人少有人少的好处,但人少的失落感还是时不时浮现出来。教室后的宣传栏空空荡荡,三个人要画很多张手抄报,才能填得满。有天上数学课,学到统计,小朱老师请喜欢红色的举手,2人,喜欢白色的举手,1人,喜欢黑色的举手,0人。在这个时刻,她感受到了班里没人的荒谬。开学后不久的一天,小朱老师去中心小学参加教学比赛,又遇到胡博文。大半个月的时间,小男孩看起来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热情。他显得很害羞,很低落,靠着墙,望着地,所有人都有校服,只有他没有,格格不入的样子。小朱老师和他打招呼,说“老师来比赛”,博文红着脸,轻轻说:“哦。”“还记得那条鱼吗?它已经发臭了。”这座学校叫群建学校,建在半山腰,它很新,甚至有些奢侈。因为学校共有两栋教学楼,一个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操场。“很少有村小有两栋楼”,小朱老师说,“一般的村小只有一栋楼,再加上楼前一点水泥场地。”在这样一所拥有两座教学楼的村小,在册的学生数量是26名。去年,这个数字还是36。前年,这个数字是48。其中一座教学楼已经被半废置。另一座教学楼还在使用,共有两层,10个人的三年级班、7个人的四年级班和7个人的五年级班都在一楼。两个人的二年级班在二楼。也就是说,整层楼都属于他们。这里是三个人空空荡荡的小世界。小朱老师22岁,总是戴一个毛绒绒的小发卡。她总是站在仅有的两张课桌的右前方讲课,投影坏了,笔记本电脑开着课件,直接摆在两个孩子桌前。叫李宇彬的男孩上课和老师互动得很大声,其实笔记不知道该记哪里。有时,小朱老师用手在空中虚抓一下,提高音量:“李宇彬,回神了!”女孩李子琪话少,但每次举手发言都言简意赅,准确地给出老师想要的答案。小朱老师提问:“写币字需要注意什么?”小女孩第一次举手了。“第一撇不要写成横。”她仿佛早已揣摩清楚出题人意图。教室里不开灯,全靠自然光。由于人少空旷,老师说话拥有天然的扩音效果。有时,远处会传来办丧事的爆竹声,噼里啪啦震耳欲聋,仿佛永远也炸不完。下课了,广播中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阳光大课间开始啦。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让我们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做阳光少年,展自我风采!”实际上,这所学校一天中的每条铃声都伴随着一条温馨的小贴士,比如上课铃是:“上课时间到啦,学文化知识,做先锋少年,现在快回到教室吧!”下课铃是:“下课时间到了,让我们走出教室,听听花开的声音,呼吸新鲜的空气吧!”两个孩子站起来,在门口,男孩领头,转身对向身后的队伍,这条队伍只有女孩孤零零一人。男孩大声说:“立正!抬头挺胸!走!”然后两人就秩序井然地跑出了教室。全校26个孩子在操场上列成低矮的方阵,稀稀落落的麦田地,几株麦子风一吹就东倒西歪。跳完正常的广播体操,他们跳的是《小跳蛙》《天天向上》《三字经》三套儿童操,异常可爱的音乐和鼓点中,动作被他们做得七扭八歪。这些操也是小朱老师教的,“刚教会的时候还挺整齐的,一个寒假回来就变成这样了”。终于有一天,校长看不下去了,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把东倒西歪的学生们留下来痛批了一顿。第三节课通常是数学,走进教室的还是小朱老师,这堂课讲平移和旋转。即使只有两个学生,这堂课仍然需要互动引入。“教室里有没有平移现象呢?”小朱老师问。“风扇。”宇彬说。“风扇是转动的。”小朱老师说,“看看我们教室四周,就在我眼前了。”“窗户。”宇彬终于答出了正确答案。“对啦,我们推拉窗户的时候就是一种平移现象。”从第四节课开始,内容变得轻松。小朱老师包班,除了教语文数学两门主课,还要教美术、音乐、科学、道法(道德与法治)、体育、劳动、阅读七门副课。劳动课通常是两个孩子最喜欢的,除了基础的打扫卫生,他们还可以到小菜园种菜,有时可以自己从家里带鸡蛋,跟着小朱老师自己炒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一节体育课,三个人来到操场上,阳光晃眼。小朱老师指挥两人做一些小游戏,譬如企鹅走、青蛙跳,又或是在操场中心的圆圈中,一个人闭着眼睛抓人,另两人单脚跳而不能跳出圆心。这个游戏很快以宇彬胜利而告终。等到所有游戏都玩完后,我们一起坐在一口填上的水井边,看小朱老师用视频记录的这几个孩子的日常。人多的时候,他们可以玩更多游戏。在一个视频里,宇彬、子琪和上学期还在的胡博文一起在玩一个叫“连词成句”的游戏。三个人分别说主语、状语与谓语,连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子琪开头:“朱老师。”博文趴在草地上接:“在天上。”宇彬“呵呵呵呵呵呵”笑了很久:“教同学。”小朱老师说:“我就当你们夸我是仙女了。”他们创作出来的其他句子还包括:“小明,在妈妈的肚子里,兴高采烈地打击妈妈的肚子”,“李子萌(子琪的姐姐),在电线杆上,快乐地修电线”,“李弘扬,在地球外面,开心地说我是全世界最帅的!”如今只剩两个人,连词成句也很难再玩。中午,一辆餐车蜿蜒地开上了山。放饭时,孩子们一路撒丫子狂奔。食堂在一座废置的教学楼的一层,由一间空教室改造而成,里头放着三张四方形的小桌,这就是26个学生的餐桌。到了下午,教室里光线越暗。回家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写日记,宇彬和子琪的日记本里记着每一天的日常,几天前,宇彬带了两条小鱼来学校,放在图书角,结果“它跳水了”——上课的时候从鱼缸(一个透明的塑料罐)里跳了出来,等到三个人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去世了”。他们把鱼捞回鱼缸里,但鱼还是没有活过来。又过了两天,两个人都在日记里写了这件大事:“还记得那条鱼吗?它已经发臭了。”小朱老师让他们赶紧拿到操场上埋了。两个人捧着鱼,拿笔帽挖土,把鱼埋了,又用笔帽将土填上了。有一天,小朱老师布置的日记题目是“假如我是一名老师”,子琪在日记里划水:“假如我是一名老师,我第一节课要上语文课。第二节课上劳动课。第三节课上数学课。第四节课让他们自you活动。第五节课上书法课。他们的作业是写四hang字、一张卷子和一pian写话。一天就过完了,你们喜欢我这个老师吗?谢谢大家,谢谢!”小朱老师给她打了个B+。在一个“我真的很不错!”的铃声中,延时服务开始了。全校集中到一个教室,学生们尽量在这段时间里写完所有作业,因为他们回家后通常还有别的活要做。比如,宇彬要帮奶奶干农活做家务,子琪要帮家里人照顾四岁的弟弟。超常发挥算上校长,这座学校一共有六位老师:小王老师和小杜老师,男,20岁,公费师范生,去年9月毕业来的学校,两个人自己看着也稚气未脱,像高中生。唐老师,女,40多岁,今年2月开学时来的学校。唐老师曾是幼儿园老师,一团和气,因为幼儿园裁人,她在家赋闲了一年,如今来小学代课。邹校长,男,52岁,2022年4月被调来。校长本人也教课,负责四年级数学,他乡音很重,上课时拉长嗓音,声如洪钟,整层楼的每个角落都听得见。邹老师,男,52岁。他是最神秘的是一位中年老师,总是戴顶帽子,帽檐遮住半张脸,不常出现。但我忽然知道,这位神秘男老师其实是上一任校长,因为“个人原因”不想干了——个人原因其实是太累了,他不想应付上级视察了。学校教员流动也很快。今年的六位老师里,去年此时就在的只有三位,至于前年此时就在的,就只有那位前任邹校长了。小朱老师是所有老师中,唯一一个上课说话不带一点乡音、乃至是塑普腔的人。14岁初中毕业后,她在湖南一师读六年制的公费师范生,毕业后被分配回生源地,按照政策,她必须在这里呆满六年。校长重视小朱老师,“小朱老师的教学在县里市里都拿过不少奖的。”刚来学校时,小朱老师还没有车,有时需要去县里开会,从来都是校长充当司机,开车送她去,开多久等多久。她是这所学校的超常发挥,天生亲和,吐字清晰,板书与教案的字迹娟秀,又认真负责。在每天教学工作手册的作业批改记录一栏,小朱老师甚至会直接记下“子琪字迹工整”“宇彬咏字写错”“宇彬混淆份数与每份数”“思维练习题两个都对”等等。“我以前读师范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以后要教的班是这样的。”小朱老师说。在中心校比赛时,面对着满满当当的四十多人的班级,她忍不住想,“他们说话的声音好,大。”她仍然爱这些孩子,打心底里觉得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可爱。学生们也喜欢她,服她管,两位年轻男老师总是羡慕她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降住学生。几乎每天,她都能收到孩子们送的礼物。有人没带零食,他们还会互相匀一匀,一人一样送到小朱老师的门口。有时候,她不太喜欢学生说“装逼”等网络流行语,“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这些脏话是什么意思”。有一阵,三年级班到处都在说“鸡你太美”,她专门到班里讲了一遍这个梗的来源,请学生们把它换成“天呀”“妈呀”。因为人手不足,小朱老师要承担的工作量很大。现在小朱老师要负责二年级的包班教学,负责阅读课(这个县的特色项目),负责更换课间的铃声,负责教学生们大课间操,负责一切与教学有关的事务。行政事务也都由三位年轻老师承担。小朱老师负责与教学相关的材料:教学工作,德育工作,文明班级,教研教改,课后服务,双减五项管理,培优辅潜,控辍保学,一共八册,每册都要填充上翔实的内容。但学生还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去年一年级招生,只招到了两个人,但学校满五个学生才能开班。他们只好劝这两人另觅他处。群建学校的硬件条件其实很好。2015年,政府拨款400万,开发了教学楼后的百亩山地,建成操场,2017年,政府又翻新了教学楼的外墙。每间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投影仪,教室地板是橡胶材质的(“中心小学的地板都是水泥的”)。在那座已经废弃的教学楼里,曾经有美术教室、科学实验室,甚至有一个计算机房,可以给学生开设电脑课。至于那些电脑,“现在已经都坏掉了”,前任校长告诉我。这些硬件设施在招生时都不起作用。去年,小朱老师也参与了招生,到村里挨家挨户走访。很多家长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已经决定把孩子送去镇上了。”这两年,隔壁的涟源县已经开始并校了,并校则需要规划一条大范围的校车路线。群建学校所在的双峰县还没有并,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一天将会在什么时刻到来。“还是镇里好一点”把孩子转去镇上的念头在朱明花脑海中盘旋有一段时间了。她知道小朱老师认真负责,但到底班上人太少,少了些氛围。她希望胡博文未来读镇上的更好的八中,而不是山上片区的桃林中学。他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找熟人、托关系,要上面的校长签字放人,下面的校长签字接收。除此之外,他们需要去镇上需要租一间房子,租金4000元一年,加上别的杂七杂八的开支,每年的支出比在山上多一万元。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并不是不可负担的,博文的爸爸在工地上做工,每天的收入一两百元。新学期,胡博文来到了新学校。第一个礼拜,博文不习惯。新学校没有认识的人,他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着,不说话。晚上回家哭了几场,说,干脆回山上算了。第二周,小朋友们开始主动和他搭话。博文长得清秀标致,小女孩最爱和他玩。开学不到两个月,如今问他在学校有哪些朋友,博文报出了快二十个名字来。女同学邹佳佳邀请他去家里玩,朱明花不让,胡博文委屈地说:她骂我是“渣男”。镇中心小学的教室镇里好还是山上好?“还是镇里好一点。”当着小朱老师的面,博文想了一想,很腼腆地说了这句话。朱明花觉得中心学校有朝气。上午十点左右,有时她会逛去小学门口,看他们跳课间操,操场上乌泱泱八百号人。群建学校的大课间跳的是《小跳蛙》,中心校跳的是红旗舞,孩子们原地踏步,手持红旗在空气中划出X型,口中高喊:“爱党!爱国!爱人民!”新班级有四十多个人,教室间座椅满满当当,挨挨挤挤。胡博文觉得新的班主任太凶,不如小朱老师温柔——管一个大班,新老师总是大声说话。他喜欢美术老师和体育老师。朱明花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新名词,比如“作业帮编程”、“家长群”。以前,有什么问题,她直接与小朱老师联系就可以了。现在,群里不仅会给家长同步一些作业信息,提一些课堂要求,还会要求家长陪伴孩子,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收看线上的编程直播课——是的,二年级的胡博文要开始学编程了。第一节编程课结束,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拍一个自我介绍小视频,发在群里。博文的自我介绍是:“大家好,我叫胡博文。我的爱好是唱歌、打篮球。我最喜欢的书是《七色花》。”他和妈妈对着手机一共录了四次:第一次没录上,第二次不小心点成了延时视频,第三次录好了却不知道保存到了哪里,第四次,终于成功了。有时候,博文觉得自己现在“压力有点大”。到了新学校,他仍然能在学校里写完作业,但妈妈还给他买了四五本课外的教辅书,盯着他回家以后写。他想去同学家玩,想和同学一起去楼下打球,妈妈不许,两个人总是僵持。朱明花年轻时被养父母苛待,成绩好却得不到上高中的机会。博文是个好苗子,有时却犟得很。她没有心力和儿子吵,又着急,说着说着,就开始干流泪。她的身体不好,总是这儿疼那儿痛,关节、胃、头,哪儿都不舒服,现在每日早晚要去小镇上做艾灸。去医院看,医生说这是抑郁症的表征。我想去书店给孩子们买点有趣的课外书。镇上一共三家书店,一叫博士书店,一叫育才书店,一叫国藩书店。走进书店,老板正在刷的短视频里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我耳朵里:“人生下半辈子的底气,其实是孩子给的。你自己再无能,如果你的孩子比你强,你这辈子也是成功的。”爹妈打工闯天下子琪又哭了。这天早读背的是周敦颐的《题春晚》:“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她没背出来,越焦急,越落泪。一年级时考数学,子琪有一道题没有做出来,一个人默默抹眼泪。小朱老师说:“老师告诉你一个秘密。”女孩止住了眼泪,等小朱老师往下说。“老师一年级的时候,数学考60分。”女孩笑了。“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这道题胡博文也不会做。”子琪对自己要求很高。没有人知道她这股劲是哪里来的。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子琪的父母在广东,爸爸在工地上做工,妈妈在做“网络电销”,一家三个孩子都由爷爷奶奶带。姐姐子萌也在群建小学读四年级,成绩一样好,奖状拿得更多,子琪形容姐姐脾气“暴躁”。弟弟四岁,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四处打量,好动却不说话。夹在中间的子琪腼腆、害羞、话少。一年级时,她在当时的5个孩子中是最不起眼的,很容易哭泣。升入二年级的子琪看起来沉着了不少。上学期,她是镇上的第一名。宇彬要“浑不吝”一些。他脸上还有没好的冻疮疤,说是冬天整个人摔进了雪地里,两颊有两坨醒目的“高原红”。平时玩得像皮猴,可惜没有同龄的男生和他玩。四年级的李弘扬原本是他的朋友,后来两家闹了矛盾,两个小男孩都失去了自己的玩伴。有节课学《中国美食》,小朱老师带着两个孩子设计菜谱,到了汤的环节,宇彬站起来要设计“螃蟹”。“螃蟹炖什么呢?”小朱老师问。“螃蟹炖黑芝麻!”宇彬大声回答。实际上,宇彬的家的条件是全校最差的。和子琪一样,他也由爷爷奶奶带,爸爸也在工地上做工,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16岁的哥哥、一个14岁的姐姐和一个12岁的姐姐。“我妈妈这里是有问题的。”他指着脑子,很小声地说。他也许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听大人说了。妈妈也住在村里,在更高处的某栋房子里,他很少见到她。有天下午的阅读课,小朱老师讲绘本故事,绘本的内容是“识别自己的情绪”。“什么让你感到无聊?”小朱老师问。“没有人陪我玩。”男孩说。女孩也同意。“什么让你感到开心?”“上学。”女孩说。“是真心的吗?”“真心的。”“什么让你感到嫉妒?”“就是羡慕的意思吗?”女孩确认。“对,是羡慕的意思。”“有很多钱。”女孩说。“xx用50元买了一大袋东西分给别人吃。”男孩说。“什么让你感到害怕?”“我害怕别人受伤。”女孩说。(这天中午,小朱老师缝校服时扎到了手,她立刻很紧张地拿出了创可贴。)“看恐怖片。”男孩说。“什么让你感到兴奋?”“好想要一只猫,看到前面有三只小猫咪。”男孩说。“回到家,好饿,面前摆着好多我想吃的。”女孩说。“什么让你感到害羞?”“转学走的那些人,很想念他。”男孩说。“好久没见的爸爸妈妈回来,有点害羞。”女孩说。“和弟弟一起洗澡的时候。”女孩又说。“什么让你感到生气?”“姐姐抢我的东西。”女孩说。“什么让你感到快乐?”“是大家。”男孩抢答。“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三个在一起。”小朱老师说。午饭的时候,广播里播放一首嗓音甜美的儿童歌曲。头两天,我只能听出歌词里有几句“我亲爱的老师啊”,从未放在心上。第三天,在从食堂往教学楼走的路上,我忽然分辨出了完整歌词:“爹妈打工闯天下,爷爷奶奶年纪大。我们成了留守的孩子,学校就是我们的家。爹妈打工闯天下,爷爷奶奶年纪大。我们这些留守的孩子,老师就是爹和妈。”这是一条不在乎通向何方的道路有天放学,我跟着李宇彬和李子琪回家。低年级原本比高年级少一节课,早一小时放学。但自从低年级一共只有两个学生后,小朱老师自己把自己的任务从每天五节课加到了六节课,她不放心两个孩子自己回家,每天多上一节课,可以让两个孩子跟着三四五年级一起回家。走出学校,两个孩子像脱缰野马,一路小跑,或是三步并作两步跳。他们住在这附近离学校最远的一个村落,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全是上山路。山路还算开阔,越往山上走,油菜花开得越繁盛。泡桐,桃花,梨花,杏花都开了。宇彬一路在数花的名字,有一阵激动地指着远处:“紫丁香!”有时经过一些横倒的墓碑,偶尔闻到一股肥料的味道,但转过一个弯,又是新的美丽景致。经过山崖边上的一个健身器材区,宇彬说要去玩一会儿。经过路边一个小卖部,宇彬介绍:“这是我的秘密基地!”绕过小卖部,背后有一个狭小的山洞。“我们早上来的路上藏了两朵花。”两个人又不知从哪里,变戏法一样地变出了两朵花瓣层层叠叠的鲜花。路边的垃圾袋里有一包滕王阁的烟,宇彬说:“我想要。”小朱老师批准说:“那你去。”然后他把滕王阁捡了出来,很快把背面的烟板拆了出来。不过因为教育新闻里不提倡翻垃圾桶捡烟板,小朱老师后来也不让宇彬去翻垃圾桶了。这条路我走得相当快乐。这是一条不在乎通向何方的道路,孩子们总是随处停留,四十分钟的路程,他们要断断续续要走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繁重的农活家务,没有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们的视野范围内,只有近处的一朵野花。宇彬和子琪的家长不是没有想过转校。得知班上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子琪爷爷曾去找过教委的远房亲戚,讨论要不要把孩子送到镇上。宇彬的爸爸也与子琪的爷爷商量过,要他们两个以后“结伴去镇里上中学”。至于没有转的原因,是“家里条件不好”(子琪爷爷说)。交通是一个问题,从村里到镇上,开车都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步行起码两小时。如果包车接送,每学期700块钱。很快面包车就被取缔了,租车师傅被派出所抓了起来,政府不允许不正规的车辆接送学生上下山路。实际上,
4月15日 上午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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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告诉你我来自车辆厂

我想过很多词来描述车辆厂之于我——不是阶级,不是出身,不是家庭背景,而是一种刻在我身体里的血统。今年一月,我原本要写一篇关于家乡的稿件在春节发出。我没能在春节前写完,带着对稿子的困惑回了家。春节结束后,这不再是一篇必须要写的稿子。没有突发事件,没有戏剧人物,它只是我不得不讲的故事,关于一个女孩和她生命中所有的“不体面”。息工2024年除夕夜,我和我的发小阿晗一起在楼下放烟花。金色、红色、绿色的火花点燃夜幕,加特林炮竹一声声冲上云霄。砰,砰,砰,巨大的炮击声在天空下传来回音。半个月来,这是这座寂静的小区里最响亮的一天。不远处的工厂没有声音,炮仗声响起,灰烟和空气里烧焦的火药味一如往日工厂烟囱里冒出的蒸气。这是车辆厂息工的第七天。我的爷爷、爸爸、妈妈、伯伯、舅舅都是车辆厂的工人,我和阿晗都住在车辆厂的职工宿舍。我从车辆厂医院出生,在车辆厂托儿所学会走路,车辆厂幼儿园教我识字。我是车辆厂的子弟,在认识“子弟”两个字之前我就明白这一点。车辆厂是这座工业城市里十几所老牌国企工厂中不起眼的一所。和它绑定的是火车。造火车,修火车。三四十年前,灰扑扑的火车从铁轨上运进它的肚子里,蓝色棚顶的厂房在长江边次第排开,灰尘,金属,电焊和轰鸣声构成了150万平方米的厂区。三十年前的春节我妈妈是工具车间的一名钳工,她连续加了三天班,在厂里最大的一台摇臂钻床上给火车零件钻孔,年夜饭桌上手抖得拿不起筷子。三十年后的车辆厂里春节不再意味着加班,而是“息工”。逢年过节没有订单,效益不好,职工们待在家里,有活儿的时候厂里打个电话再回去。通常不会有这通电话。息工工资一个月780块。我妈在家里待了一个月,每天坐在阳台看书,浇花,窗外静得可以从20层听到小区里孩子的嬉闹声。车辆厂和职工小区一样安静。十几年前五厂合并,它从市中心搬到四环外的郊区。三层楼高的厂门被拆下,起重机和吊车轻轻一挥,红色大字的厂名和上面的霓虹灯一起从十米高摔下。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它发出声音。新厂房在一片荒芜人烟的平地,大门没有门口的树高。还是蓝色棚顶,红色大字,一整个二月大门紧闭,只有少数员工进出刷卡的脚步声。肉体的声音,不再有金属的声音。我曾经对火车有一种朦胧的亲近感。车辆厂老大门上印着火车的标志,正红的油漆画出一个半圆,圆形笼罩下面的“工”字。这个标志出现在家里的稿纸上,大人的工服上。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时舅舅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悄悄帮我打开锁着的厕所门。我曾经扬起下巴指着穿过天桥的绿皮火车对小学同学说,看到那个标志了吗?以后只要看到那个标志,就是我们家造的火车。车辆厂息工的第18天我坐高铁回北京。我在18岁离开车辆厂宿舍和这座城市,七年里坐了几十次和谐号往返家乡和北京。和谐号的车头没有工字标志。我再没有对任何人提起我是车辆厂人。子宫“如果在外面迷路了怎么办?”小时候大人们总这样考我。“打辆的士,就说去车辆厂。”我仰头背出爷爷奶奶教过几十次的答案。为什么别人也知道车辆厂?坐在客厅里的大人们笑起来。我撇了撇嘴,换了个问题:到车辆厂,再怎么走回家呢?刚停止的笑声又出现了,爷爷眯着眼睛摸了摸我的头:“到车辆厂就是到家了。”我的困惑有它的原因。“车辆厂”不只是一个厂而是一整片生活区,有医院,学校,俱乐部,运动场,和从一村到八村的八个宿舍区。我分不清哪里是三宿舍,只知道是“妈妈买馒头的地方”;爷爷嘴里的“老粮店”是街角的超市;“蒙古包”是可以锻炼的小公园,因为公园中心有一座半球形的小楼;眼睛不舒服了要“去找阿晗的妈妈”。阿晗是住我隔壁楼的发小,她爸爸是车辆厂的工程师,妈妈是厂医院的医生。我出生前全家人就已经都是车辆厂的职工。全国吃饭都要靠粮票的时代,车辆厂逢年过节却会发鱼发肉,夏天发西瓜、绿豆、冰糖,冬天发衣服、发呢子布料做大衣。小时候我在爷爷家看到的东西,吃完晚饭回到自己家总能又看见一次:同个牌子的桶装油,同样包装的大米。不用问大人也知道,“厂里发的”。有阵子家里多了好几箱矿泉水,蓝色瓶身的小包装,印着“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让人想到电视里放的8848手机。周末我去隔壁单元找阿晗看漫画,她从客厅里拿了一瓶水递到我手上。“怎么你也有这个?”我拧开瓶盖。“那还有为什么,”阿晗也开了一瓶,“还不是厂里发的。”周一上学,班里一半的同学书包侧面都塞着5100。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彼此家里看见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喜欢去小东家吃饭,去小张家写作业,去阿晗家借最新的漫画,住她对门的小月放了一把自家钥匙在阿晗这儿,要是忘带了就直接来她家拿。我们在车辆厂宿舍一起长大,都被楼下那只叫点点的小白狗吓过,都知道对方家单元门的密码。“幼儿园同学”,我们这样形容彼此,当然,是车辆厂附属幼儿园。幼儿园离厂区只有一条马路,午睡时阿晗总是裹在圆滚滚的被子里悄不出声,我却喜欢伸出头,从她背后午睡房的窗户望向马路对面的厂房。厂房门口有一排临街的店铺,十几个门脸的中间有一座三层高的钟楼。雪白的身体,黑色的指针。钟楼会根据时间报数,我躺在幼儿园的小木床上,盯着墙上绿色的油漆竖起耳朵:先是一串音乐,然后是绵长的撞击声,铛——铛——铛,下午三点,一声不差。我翻身打了个激灵,这种报数方法和《百变小樱》里小樱学校的钟楼一样。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和小樱一样踩着轮滑上学,路上飘着樱花,在学校门口遇到最好的朋友......我踩着轮滑又翻了个身。“还不睡觉!”午睡老师在我后背重重拍了一下。好吧,小樱的生活不包括这一项。厂里有属于我们的根据地。坐落在五宿舍和七宿舍之间的车辆厂运动场,本意是用来给职工开运动会,我出生后从没看到开过。被灰土填满的四百米跑道被称作“大操场”。跑道中心是宽阔的长方形足球场,旁边有高低杠、给体操选手拉的两个圆环、跳远用的沙坑。绿色的云杉树围满半圈,你也许不知道,它们的树叶像是画里的羽毛。三层水泥台阶做的观众席围住另外半圈,掉漆的青色铁栏杆变成扶手,把鼻子贴在上面会闻到海螺里的潮声。“去大操场”像我们的暗号,发生任何事情了都操场见。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因为爸妈吵架。我给阿晗和小张打电话,没说别的,声音很低地讲了一句“我在大操场”。我站在台阶的最高层,十几分钟后看见几个小黑点朝我跑来。我踮起脚挥了挥手。“吓死了,”小张一边喘气一边说,“这不没什么事儿吗,还以为你要怎么样呢。”我觉得不好意思,在台阶上抱着膝盖坐下来。大家都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带有弧度的铁栏杆从背后抱住我,像躲在操场的怀抱里。我对操场的依恋里有一种畏惧。从观众席向上方仰起头,仰到脖子都酸了的时候会看到主席台。三层开阔的台阶,红色的瓷砖,红色的天顶。主席台那么高,高到连这么大的操场也显得渺小。我则更小,靠近主席台的边缘都害怕掉下去。什么样的人要站在这样的高处?什么样的人要居于车辆厂所有人之上?是车辆厂本身。厂总是站在马路对面,整整三站公交也走不完厂房的一边。它的肚子里有铁轨,车轮,棚顶,办公室和托儿所,吞掉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的我。每一次见面,厂都不苟言笑地看着我,只向我露出灰尘,门柱和金属撞击的声音,直到我被运送到托儿所深蓝色的玻璃窗前。有一年冬天妈妈带我去厂里洗热水澡,我躲在她的腿后面不敢迈进那个空旷的澡堂。厂好像会吃人,白色的蒸汽像厂哈出的口气,浑身精光的我无处躲藏。我因为寒冷发起抖,厂便从生锈的水管里浇下热水。我从这温暖里得到安慰,却发抖得更厉害。要到很多年后我才能明白,热水是厂的体温。我像一节火车被厂制造,护理,拆开,清洗,不是被运进而是从车辆厂的肚子里长出。厂是我带有子宫的父亲。跑我的父亲在我三岁时离开车辆厂。十年前他刚毕业,在客车解体车间给送来维修的火车做拆装。刚进厂时工资一百,外面工资也是一百。十年后工资七百,外面工资变成了三四千。市场在发展,老国企在减员增效。“有的人停薪,有的上午晃个半天,下午就不用去了。还有的就自己去外面搞点什么。随便当个销售员都有一两千,更不谈广东深圳了。”他那年33岁,从厂里买断后拿了一万块跑去北京,从此和车辆厂断绝关系。爸爸走后的某一天,白色的钟楼突然坏了,一点钟敲了十二下。最开始还有几个工人爬到表盘背面去修,后来黑色的指针被正方形的广告画遮了起来。厂房外的门店一家家关了,我最爱喝的老鸭汤,玻璃门上贴着“门店转让”,“天上人间”ktv的霓虹招牌歪歪扭扭,不再亮起五颜六色的灯。泥水溅上墙根,雪白的欧式石膏柱变得灰扑扑。车辆厂其实是灰色的。站在它面前看向大门,会望见整齐的厂房和背后的长江。江对岸是家乡最繁华的商业区,高楼耸立在厂的身后,好像是它身体的一部分。换个方向,从厂的眼睛看向大门外,马路对面是宿舍区灰色的六层老楼,电线缠在一起从白色的天空垂下。一宿舍是灰的,干枯的爬山虎藤盖满了大半的墙面。三宿舍暗红的砖墙留着斑驳的黑印。七宿舍是爷爷家,每一扇窗下都攒了几十年的黄褐色油渍,滴到窗台下方的地面上。我家住在五宿舍,地标性建筑是一条臭水沟。我出生那年长江发洪水,水面盖过了沟面,冲到一楼的家门口。妈妈抱着我坐在家门口,“就盯着那个水面在门口台阶上晃啊,晃啊,得亏搬进来之前你爸把地基垫高了几厘米。”每年妈妈都会重复这个故事,“你还记不记得?”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不记得,但仍能看见。现在我住在五宿舍的新房里,还是在一楼,臭水沟没有了,每年梅雨季淹水还是会漫到家门前。每到下雨天我都写不完作业。对面楼栋的人用脸盆舀水,我的眼神没法从黄色的水面上移开,它离门框只有一厘米。在车辆厂,脸盆往往身兼数职,淹水了舀水,漏雨时接水。妈妈教我自己洗澡,先拿了一个大桶放在水龙头下面,“接好冷水,等水热了再开花洒。”桶里的水用来拖地,拖完地的水用来冲厕所。长大后我第一次住宾馆,淋浴间里没找到桶,那天就没有洗澡。除了洗澡要用热水,其他时候妈妈只会朝一个方向打开水龙头。零下五度的南方冬天,妈妈还是用冷水洗菜、洗碗、洗脸、洗手。每年冬天我都会长冻疮,手指先是发红,然后发紫。有年除夕年夜饭桌上我正啃着鸡腿,对面一年才见一次的远房堂哥看着我的手纳闷:“你的手怎么比鸡腿还粗?”我大三时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热水洗手。我在国外交换,一起合租的北京室友做饭时把水龙头扒到左边的热水口。她离开厨房后,我把手指伸到水流里冲了一分钟,然后把水龙头扒回右边。节俭几乎成了一种癖好。我擅长计算洗澡水变热的时间,估算每盏灯的亮度范围。一年除夕夜全家正在沙发上看春晚,客厅的顶灯、走廊灯、厕所灯、房间灯全都开着。房间里没人,我走过去一盏盏关掉。我一坐回沙发,爸爸就站起来去把它们一盏盏重新打开。啪,啪,啪。他伸出手掌拍向墙上的开关。“干嘛浪费电啊!”我大声喊他。妈妈拉住我的手,把我按回沙发。我在小学三年级时才知道自己家的准确地址:车辆厂五村。冷水、关灯和冻疮好像都在“村”这个字里变得清晰。我说不出口这个地址,请同学来家里玩只报对面小区的名字(xx花园)和附近的公交站,情愿走十分钟去接。我强调“村”不是村,只是宿舍的简称。晚上送走同学们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屋顶睡不着觉:他们真的相信吗?我想去车辆厂以外的世界。家里有电脑后我迷上一个交换明信片的外国网站,给页面上的地址寄一张明信片,国外的一个陌生人也会寄一张给你。我留下家里地址,the
4月8日 上午 9:31
其他

新世纪动画战士

热血,释义是为了正义之事而献身的情感。强烈的意气和努力的精神,是动画人的另一种正义。宫崎骏的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即将上映,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动画作品。宫崎骏一直不停念叨着“好麻烦”,“麻烦死了”,“再也不做这玩意儿了”,“做完这个马上辞职”。但当记者问宫崎骏,“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还要坚持?”,宫崎骏回答,“因为重要的事情都很麻烦”。画动画是种苦劳。去年11月,动画《咒术回战》第二季播出时,制作公司MAPPA的几位主创在社交平台宣布罢工离职。日本动画行业的过劳早已不是秘密,一名分镜演出在个人社交平台说,“我经常咳嗽,咳嗽到肋骨都痛。”根据调查,在日本,平均每位动画从业者的每月工作时长约为231小时,这个数字比法定原则上限的205小时还要多出26小时。在2019年,动画师的年平均收入仅为8万元人民币——同年美国动画师的平均年薪超过50万元。奇怪的是,这样的罢工并未对行业产生什么影响。我询问了在日本工作的动画从业者,甚至没有人听说过这个消息。为什么日本的动画从业者愿意忍受劳动和报酬倒挂,是什么人还在“为爱发电”?很难想象今天仍然存在这样一个行业,脱离科技与自动化,用极致的人力堆砌出一种美学。动画电影《起风了》,一个主角穿梭在拥挤人群中的镜头,4秒钟,吉卜力团队用了1年零3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时长119分钟,总画出14.8万张画稿。今日上映的吉卜力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团队作画速度约一个月完成1分钟,总片长125分钟的动画,历时7年制作完成。宫崎骏说了多次退休,却从未停下他的笔,那块标志性的白围裙似乎从没有脱下来过。这样的制度,在面对老一辈画家的逝去和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唯一存续的方式就是持续燃烧自己。最顶端的金字塔站着少数人,无名的画师构成了庞大的底端,就像分镜导演樋口真嗣在纪录片《再见了所有的福音战士!庵野秀明的1214日》中说的,“在反复的试错和否定里,被否定的东西横尸遍野啊。最后正确的东西是尸体堆出来的,所以必须先用碎片去填满深坑。”但仍然有人在这种自我燃烧中寻求价值,这恰恰成为他们与AI区别的最显著特征。动画人渴望着同一种极致,用毫无保留的拼搏铸造而成的极致。帧与帧之间一种跑步的抬臂姿势、打字时手在做的一种无秩序的运动,这些都需要人力的极致而非AI能取代。这是一种对人的赞美,有的人爱的就是动画本身,爱的就是这个容器。这是机器无法代替的人的尊严。极致动画是画出来的。日本二维动画通常以每秒24帧拍摄,全动画每一帧都是一张原画,常见的分割是一张图停留3帧,和一张图停留2帧。也就是说,在一秒内,手绘原画的张数需要8张,12张,24张甚至更多。譬如《进击的巨人》第11话,艾伦跳下城墙变身的短短14秒,作画约400张。动画是人画出来的。一集TV动画约20分钟,1200秒,由250个到300个镜头组成,原画数量一般在3000张到5000张。原画画稿是画师一张张手绘出来的。《奇蛋物语》片头曲有两秒钟的侧面跑步画面,作画20张。第一张,少女伸出左手手臂,迈出右腿,右脚脚后跟触地。第二张,身体向前倾,右脚全脚掌触底,重心落在右腿。到了第三张,步幅变大,右臂前向摆动,右脚脚尖即将离地,左腿膝盖弯曲,抬起腾空。女孩穿着卫衣,短裤,斜挎着背包,跑动产生了风,额前的碎发向后飘动,背着的书包悬停在背后,背带腾空。第四张,左腿脚跟落地,书包落在了后背上,背带贴合在肩膀……画面的另一侧是9只鸽子,鸽子在每一帧有不同的形态。女孩的步伐惊动了它们,第五张,一只鸽子飞离地面。第六张,鸽子翅膀下压蓄力,另一只鸽子展开翅膀……第十八张,9只鸽子四散在空中,女孩站立着仰头看向它们。时间就这样被拉长、被凝固、被雕琢。20张原画嵌入两秒,少女流畅地跑动了起来,飞翔成为一个动词。无数张静止的插画嵌入被分割成帧的时间,插画就变成了动画。说插画或许并不准确。插画单张独立,动画则需要连贯,角色有相同的五官,一致的造型,原画要在控制住造型的基础上画出动态,且动态要遵循运动规律,作画时需考虑重心和作用力。把最日常、最简单不过的镜头画得自然,要花费巨大的精力。Kidy29岁,是一名自由原画师,居住在中国,与日本动画公司长期合作。入行三年多,kidy仍觉得画走路的动态很难。她引用室井康雄在《专业动画师讲座》中的话:走路是人们都熟悉的姿态,稍有不自然的地方便会有违和感。Kidy画画时习惯先画人体结构和动作。前进时人的重心要向前倾斜,手臂摆动时,肩膀会稍微抬起,左右腿重心交替,腰部会有扭动。画完动作后,她再加上细节:给人物画上头发、穿上衣服、鞋袜、戴上配饰。随着人步伐移动,头发随之飘动,衣服产生褶皱,裙角扬起,配饰摇晃——这些都要符合运动规律,譬如衣服上的花纹,如果作画有稍微偏差,动态便会突兀地跳动一下。为了画好走路,Kidy外出时总在观察不同的人,记下他们走路的特点。学步中的孩子步伐有卡顿感,像在跳跃。他们迈出一只脚后,往往重心落在无法维持平衡的地方,经过寻找稳定点的片刻迟疑后,会立刻抬起另一只脚,让双脚着地稳住重心。成年人步伐与性格和情绪有关,自信的人步伐很大,节奏感很强,“看他们走路仿佛能听到bgm”;烦躁的人步伐混乱,步子忽大忽小。老年人走路能看出关节不好,“走得很艰辛”,他们迈出的步子很低,很小,频率也更慢。走路难画,手也难画。当手在做一件事情时,动作会变得异常复杂。比如打字,打字时的手“在做一种无秩序的运动,节奏很随机,手指的移动也很随机”,作画时,先画手在一个位置,每根手指抬起的时间节奏错开;再让手稍微挪到另一个位置,手指同样交错着抬起落下。如果是特写镜头,手指按键必须完全吻合角色的打字内容。这个时候就需要扮演,做出与角色相同的动作以逼近准确。Kidy记得自己画过一个绑头发的镜头:女孩捏紧头绳上的蝴蝶结,把头发绑紧。一个不到一秒的镜头,Kidy钻研了5天。家里没有相似的头绳,她剪了一条包装礼物盒的丝带,做成蝴蝶结头绳的样子。镜头是俯拍特写镜头,她只能架起手机支架,自己蹲在手机下面一遍一遍绑头发。来回拍摄了一天,她发现绑头发时手是有角度变化的。两手捏住蝴蝶结的两端,拉紧时手并不是向外平行拽动,而是手腕转动,以手腕为支点,手向外沿着一条曲线发力。因为这个细微的发现,她用4天画了8张原画分解绑头发的动作。除了动作准确,手的形状也要准确,角色的手比她的更纤长,要贴合角色设定作画。不到一秒的镜头,意味着几乎没有观众能够注意到这个细节。但Kidy无法对自己撒谎,“还是希望呈现出的画面经得起推敲,不想敷衍了事。”kidy的练习图,蹲起的动作需要9张原画这不是终点,一个原画师的付出无法确保这一秒的完美。作画阶段,原画是画出关键动作的职位,原画师是画出关键帧的人。再细分,绘制草稿构图的是第一原画,负责清稿、加细节的是第二原画。每个阶段作画完成后,都需要演出的修正指示,再由作画监督——一般是作画职位中作画水平最高的人——修改原画。原画之后还有动画。动画补充关键动作中间的动作,再由动画检查检查完成的动画是否流畅,并进行修改。一集TV动画中3000张到5000张原画,几乎每一幅画稿,都会被多次修改。Kidy画过一个镜头:危机即将来临,角色坐在凳子上四处张望。画稿被作画监督大修:人物的肢体语言被放大,转身时几乎踉跄着从椅子上跌落。作画监督告诉她,惊恐时人是不可能稳稳坐在椅子上的。坐立不安不能只是面部表情,肢体语言也得做足。这些只有人能做到。AI和现有的科技无法模拟出人作画的精细程度,无论是绑紧头发的手,还是更有层次的情绪表达。一位原画师说,AI画走路,就仅仅是走路,但在宫崎骏笔下,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走路姿势。“细节,细节就是全部。”是宫崎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AI也无法画出精准的运动规律。拍摄一个视频,AI会“乖巧地”把每一帧图片变成一幅画面,却无法保证动作的连贯性。日本二维动漫用关键帧作画,使得人物运动和节奏更有表现力,这同样是AI做不到的。但观众需要这种表现力。Kidy说,AI或许能做到完全写实,但创作是对现实的升华,就像喜悦有很多种,AI只是运行程序,它无法揣摩不同的喜悦,无法画出情感的浓度,“它画得没有灵魂。”Kidy提起《迪士尼动画:生命的幻象》(《Disney
4月3日 上午 9:32
其他

一个不治病的门诊,与四百万厌恶自己身体的人

​可是你如何真的确定,灵魂找到自己的样貌和身体。3月31日是国际跨性别现身日(International
3月31日 上午 9:31
社会

女性没有不疼的选择

与意外妊娠和人流带来的伤害相比,带节育环、取节育环的痛苦显得微不足道。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87%的节育措施都用在了妇女身上,放置宫内节育器(俗称“上环”)的比例达到41.4%。2021年,我的母亲取掉了在子宫内26年的节育环。我从那时开始了解这项技术,对我来说,它是一项压迫女性的技术,一项恶的技术,同时也是留在过去的技术。作为下一代年轻的女性,我认为我们理应有更好的选择:控制自己的性、生育、健康,选择更好的避孕方法,远离不必要承受的疼痛。我们拥有身体自主权,我坚信着这一点。最近几个月,我访谈了家庭中的女性:外婆,母亲,和表姐,她们分别是81岁,52岁,34岁;还有一位刚取出节育环的50岁女性、两位妇科医生。我的观点和信心逐渐坍塌。节育环并不是一个全然恶的技术,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最好的。依然有诸多年轻的女性,譬如我的姐姐,主动选择使用节育环,因为它长期,有效,不必依赖于丈夫的许可或同意。这些女性,我见过她们的身体:外婆胸部、肚子溢出的赘肉和淌下的皱纹,母亲小腹的褶皱,姐姐两道剖腹产的刀口。我自认为熟悉她们的伤痕。这种“熟悉”在她们的讲述中破裂,当我们谈论起子宫,月经,阴道,流产,性生活,当我听她们讲述赤裸又隐晦的身体的历史,我发现我从未真正了解她们。同样的伤害总是重复发生在一代代女性身上。在我不知晓的身体故事里,藏着身为女人的所有真相:避孕从来都不是一种中性的技术。女性,是人类性生活所带来生育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取环等待在妇产科候诊区的大致有三类人:年轻的夫妻,带着女儿的母亲,或像李俪芳这样独自一人的中年女性。没有中年男人。犹豫了近一年后,50岁的李俪芳决定取掉身体里的节育环。2023年12月27日上午8点50分,李俪芳带着取环手术缴费单来到市人民医院的妇科诊室4。诊室4在妇产科走廊最深处,紧挨着手术区。门旁标牌有两行字:计划生育门诊,PAC咨询室(Post-Abortion
3月18日 上午 9:28
其他

爱情粉碎

爱在这里被喷上黑漆,扔进粉碎机,最后用来发电。这台机器足有两人高,从前杵在这儿什么都不做,现在它用来为结束关系的人,销毁婚纱照。你可以把它简单看作两部分——销毁口,和一条向上倾斜的长长的传送带。销毁后的碎渣被输送到尽头,就掉进一个半人高,能装进一台洗衣机的巨大白色口袋。走上一个四级台阶的铁架子,站在铁板上,你会看到销毁口,像开口太大的烟囱,棱角方正的大坑,里面是两排转轴,每排有八个齿轮,两排间恰好彼此错开,像上下牙恰好能咬合。开机吧,老板说。转轴启动,发出铁与铁摩擦时尖利的一声,两排牙齿开始一下下交错,每一秒发出一声“咔哒”,轰响出坐过山车时会听到的那种机械噪声,像整台机器的胃在消化,带动我们脚下的铁板不停抖动。这台不断旋转咀嚼的机器能吃掉一切。木板、玻璃、塑料、毛绒。现在它也能吃掉——一段关系结束后想抹去的记忆,爱死后剩下的空壳。这间河北廊坊的销毁工厂里摊满了婚纱照。来自25户,摊成了25堆,是过去3天的积累。每堆上一张快递单印着它的来处:北京、上海、广东、辽宁、陕西。辞典那么厚的相册、大红喜字封面的订婚书、一个红色铁盒里盛着层层叠叠的照片碎片、一个巨幅易拉宝上印着新郎新娘的名字、中间一颗心、双语贺词“欢迎参加我们的婚礼”、“welcome
2月26日 上午 9:31
被微信屏蔽
科技

开火车的人

春运将至,全国15.5万公里的铁路里程上会有超过109万辆各类客货运火车行驶。这些车辆里有的坐着一位司机,有的坐着两位。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或许会把他们想象成《漫长的季节》里的王响,或者想到一个小学作文常用词:意气风发。
1月22日 上午 9:30
其他

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中国

我们常设想润出去的可能,计算成本、规划未来,我们很少注意到,中国也是一些外国人的移居目的地。2020年,有80多万外国人住在这里。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要计算成本、规划未来。他们会发现自己在这里有一些特权,但总的来说生活是有限的、暂时的。沈恺伟(Christopher
1月17日 上午 9:30
其他

谁在买爱因斯坦的脑子

爱因斯坦的脑子,一个0.5元,挂在淘宝上卖,“拍下后自动长到你大脑上”,这样的一个纯虚拟商品半年卖出7万单。买脑子的人们说,他们花5毛钱换来的是信念感,以及现实中难得的安慰。店主张建茜则相信自己在提供情绪价值,“因为很多人是有很大需求的”。爱因斯坦的脑子,0.5元河北人张建茜开了两个淘宝店,一个卖儿童玩具,另一个,卖各种并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虚拟蚊子,一只0.05元,可以让它去对着朋友嗡嗡,但在下单后需自行想象有蚊子飞向了朋友;野生大象,一只才0.88元,可惜也是虚拟的,还配了一只大象蹬着滑板车的高糊图片,你需要想象大象会自己看地址,照着导航滑到你的家;家养鸡和大象一个价,配着两只鸡在草地上的照片,也是“下单后自己走回家”。张建茜店里的这些商品,花了钱全都得不到实体,只能靠意念收货,然而销量竟不错——整个店铺每月能卖出四五百单。2023年夏天,一天因为朋友调侃了一句“缺脑子”,张建茜又想到,可以卖一种虚拟脑子。他很快上架,取名“爱因斯坦的脑子,拍下后自动长到你大脑上,买过的都说好用”,标价0.5元,很快就能每天稳定在200多单。有天他一觉醒来,打开电脑就看到1000多单待发货,是半天新增的量。后来他发现,销量暴涨是因为两天后就要高考。考试党是“爱因斯坦的脑子”的主要客户,包括高中生、大学生、考研的、考公的,收货地址中不乏211、985高校,还有几单要送往北京大学。王贺在南昌读大二,2024年初,英语期末考前夜,她觉得自己没有复习好,发朋友圈倾诉焦虑,问该怎么办,有人建议她买个脑子。她想起不久前,在社交媒体刷到过有人买“爱因斯坦的脑子”,于是上淘宝搜索——已有3000多家在卖了。她选中了张建茜的店,因为好评数最高,“它的品质一定很高”。李栗暖在济南教舞蹈,也是年初的一天,她刚带完一个班的高中艺考,还要忙学校汇演,又把手机弄丢了,看着学生一遍遍排练,她倍感焦虑,哀叹脑子不够用了。学生们马上回答她:你买一个呀。原来几个学生艺考前都买了脑子,“获得了信念感”,“考试状态变好了”。李栗暖也找到了张建茜的店。脑子标注着次日才发货,王贺心里急,问卖家能不能立刻发货,自己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张建茜立马点了发货。王贺赶紧点确认收货。她把订单截图发了朋友圈,夸这家店是“良心商家”。很快她收到五个朋友的微信,说跟着下单了。有两个同样面临考试的朋友,还各自又发了朋友圈,配着订单截图:“但愿好用”、“这把肯定稳了”。爱因斯坦的脑子半年卖出了7万单,张建茜赚了3万多元。坐在河北邢台平乡县的家,张建茜日常要忙儿童玩具淘宝店主业,就在中午和晚上,两次处理虚拟商品店的订单。好在处理也相当简单:给每一单点一下发货。等客户点了确认收货,这些脑子就完成了运输和生长。偶有客户会提出刁钻的质疑:新脑子长到头里,是会吞并原来的脑子吗,还是和原来的脑子一起把头挤爆?张建茜答:会自动匹配。更多客户会寻求情绪价值,主要通过聊脑子。有客户问:长脑子会疼吗?张建茜答:不会疼,一般是头皮发痒呢。也有客户说:我的脑子有点痒了,是不是要长脑子了?张建茜马上配合:是的,要长脑子了。
1月9日 下午 6:21
社会

他拍出了我们的打工血泪史

“这样的人都能升职,这个公司、这个系统还不够荒诞吗?”元旦档结束,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豆瓣评分升到8.2,成为开年首周票房冠军。对很多观众来说,在想找到一部真正好笑的喜剧片都很困难的当下,这部由大鹏和白客搭档主演的电影真的能让人开心两个小时。影片中,大鹏饰演的工厂钳工胡建林因为误会在大裁员之际被调入集团总部担任HR(人力资源),什么工作也不懂却在阴差阳错中一路升职加薪。借助他的视角,我们看到了熟悉的打工人日常:开会要“对齐颗粒度”,起花名要从建林改成“John”,没事做也要熬到九点下班,熬夜完成的工作却被更会汇报的同事抢了功劳,每天提心吊胆怕自己被裁掉。为了还原这些细节,编剧兼导演董润年进行了三轮采访。剧本从2017年写到2022年,改了好几版不同的故事。刚开始创作时,大厂还笼罩在光环之下,裁员还不是社会的热词。五年过去,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电影仍然捕捉到打工人最真实的状态:疲惫、迷茫、恐惧。它们被包裹在笑料的外壳里,揭开来却是日复一日的现实。在董润年看来,电影是现实的重现,《年会不能停!》也是现实主义的尝试,无论结尾看起来多么圆满,背后支撑它的仍然是人物的现实考虑。他认为,电影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但喜剧却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恐惧。去嘲弄它、讽刺它、看清它的荒谬,直到我们能够重新直面它。以下是正面连接和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编剧兼制片人应萝佳的对话。“对齐一下颗粒度”正面连接:为什么决定选择打工人和职场这样一个创作主题?
1月8日 下午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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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剧时代:流量、成瘾与被瓦解的人

时代的注意力投向何处?2023年中国电影票房超500亿,“小程序短剧”票房近300亿,诞生不到一年就占领了接近中国电影一半的市场。小程序短剧,是每集1分多钟,共100多集,在微信小程序里观看的剧集,剧情从剧名就直观可见——《离婚后四个师姐找上门》、《闪婚后,豪门老公马甲藏不住》、《摊牌了世界首富是我爹》、《重生后我白捡了一百亿》。这类剧所提供的高密度爽点,映射着人的本能欲求:钱、权、性和爱。剧中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工具——主角永远胜利,反派用来被打脸,美女/霸总用来制造情欲和甜。你甚至可以把这类剧理解为一种刺激情绪的赛博装置——通过画面中频频跳出的下跪、激吻、扇巴掌,它平均每90秒一次,在两个半小时里分100次,穿透屏幕将“爽”注射进你的大脑。按票房(近100元/部)推算,全国已有上亿用户为此付费。横店也变成了“竖店”(小程序剧是竖屏),影视基地里九成以上都是短剧剧组。每天100多个剧组在此以7天一部的速度制造“爽”。拍完再提取高潮,为每部剧剪出上万条短视频在网上投放。吸引人点击—试看—付费,“爽”的消费就此完成。更短、更快、更刺激,这是短剧的目标,也是最近五年潮水的方向。流水线式的标品化生产,工具人式的表演,放弃思考的观众,“脑子不要了”。人们扔掉了自身“人”的一部分,只为了“爽”。人们投入短剧怀抱时,成瘾陷阱就此开启。这是新时代的发明。当爽点阈值不断拉升,空虚感被驱散,也被喂养。它会暂时离开,但会以更快的速度回来。最终?这一个没有终点的游戏。当应对空虚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你只能一直追求“更爽”。剧本的诞生:情绪制造机小程序剧《落难千金杀疯了》的剧本共31页,列着80集,从前翻到后,最醒目的是三处红底白字,分别是第13集,“此处为第一次付费节点”;第27集,“第二次付费节点”;第49集,“第三次付费节点”。观众看到节点处就要续费。付费节点,就是要在最扣人心弦处戛然而止,再弹出一条消息,让用户付费。第一处节点用的是剧本中最大的字号,比正文大三倍,写反派要杀死女主,在酒里下药,节点就卡在女主要喝酒。此处特别标注:“演员表演可以适当外放,剪辑节奏需要推动观众的担忧加重,当即将喝下那杯酒,音乐音效推波助澜。”收费是目标,付费的动力是情绪,因此小程序剧的核心就是刺激情绪。多位编剧说,不同于传统影视需要有升华的主题,小程序剧只提供情绪,但要求极致。刺激情绪的方式有不少套路。《落难千金杀疯了》的编剧祝安,只写过横屏网剧,接到任务时故事只有一句话——一位女性报复出轨的丈夫。不过,他看两三部短剧就可以动笔了,因为这两部剧已包含大量雷同的人设、场景和台词了。短剧的开局总是异常悲惨的。一个男人送外卖到酒店,正撞上妻子出轨有钱人;或者继母“啪”一个耳光扇女孩:必须替我女儿嫁给那个植物人!《落难千金》的开场是女主大婚,重组家庭中没有血缘的妹妹深夜走进婚房捅了她一刀,笑着说姐夫早就跟自己在一起了,还把财产转移了。反派男女抱在一起哈哈大笑,开车到野外把女主活埋了。但不到半页纸,主角就逆袭了,且不需要任何努力。男性主角通常靠天降一个尊贵身份——外卖员一个电话叫来500人,原来他是“龙殿殿主”;女性主角主要靠遇到好男人——植物人老公新婚夜醒了,还是富二代;落难千金也会被高富帅从坑里救了出来,字幕“三年后”,她从豪车上下来,两列西装男鞠躬齐喊“贾总好!”,高富帅暗中帮她创办了称霸海外的集团。这时主角吐露出一句内心独白——“老娘我回来了”/“你们等着瞧!”——这句话至关重要。等于把全剧的爽点迅速端到观众眼前。一位编剧说,传统影视是“先看后懂”,慢慢深入故事,但短剧要“先懂后看”。从业者们提到2023年爆红的电影《消失的她》,如果改编成短剧,就不能让男主杀妻的真相最后才揭晓,而要开场就交待,并且让女主亲手复仇,做成《消失的她,重生后大杀四方》。往后翻,剧本后29页大都在重复同样的桥段,80%的短剧都如此:主角一次次扮猪吃虎,先遭遇嘲讽,再数次推拉,最后打脸反派。在高档餐厅,聚餐后反派为羞辱主角,故意让他结账,想看他付不起出丑,主角掏出一张卡,果然机器刷不上。接着镜头一一扫过所有人:服务员翻白眼、反派笑话他拿的是玩具卡,在座每人讲一句风凉话,最后主角妻子羞愧到求他别再装,这时——餐厅经理亲自跑过来,说这卡既不是VIP卡也不是信用卡,而是“七星级黑卡”,全球仅此一张,所有消费免单,普通机器当然刷不上。古代朝堂上,穿越去当了假太监的男主,被逼和外邦人对诗。题目是《送别》,他抓耳挠腮想不出。连环嘲讽又来了:外邦人大笑,皇上震怒站起身,大臣让把他拖出去斩了,两个侍卫上来押住他。这时再反转——男主挣脱开,“我这首曲不但能吟还能唱!”他唱起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所有人一脸陶醉,还跟着晃了起来。这就像斗地主,一位从业者说,“出牌后我压你,然后你再压我,就是不直接露底牌,而是要情绪不停,冲上最高峰”。互压的另一精髓是把人性的恶无限放大。对人的羞辱对应社会最大公约数——贫穷地位低;反派人设则对应刻板印象——男必拜金,女必拜金+“绿茶”。在拍卖会、奢侈品店、高档餐厅、售楼处,一切能攀比金钱地位的地方,除主角之外的所有人都把势利写在脸上——店员看到主角衣着朴素必不让进店,反派把“底层人”、“贱民”挂在嘴边。主角刚走进餐厅,反派立马捏着鼻子说哪来的土味,拿出一瓶消毒水往主角身上喷。而一位男主角会这样反过来羞辱女反派:佯装要把一个商业项目给她,引得她爬上办公桌色诱,先拒绝一道让她难堪,然后推出四杯茶,让她找出屋子里的绿茶。女反派喝一遍找不出,男主就拿出一面镜子对着她,“我说的是这房间里有没有绿茶”,暗示她就是绿茶。把这种恶意推到极致的是咪蒙。这位公众号时代的“毒鸡汤教主”也进局短剧,一部《黑莲花上位手册》冲上微博热搜。剧一开场就是女主生母被继母绑在树上活活打死,生父无动于衷,此后女主一路复仇,用鞭子打死继母、毒死生父、还放火烧死了同父异母的姐姐。这部剧上线几天就因“渲染极端复仇,以暴制暴”被下架。但业内普遍不觉得这有问题,都在夸这部剧制作精良、演员表演好。访谈中每位从业者说到“精品化”举的例子都是咪蒙。近100集就在这样的互压中推进,只是换不同的场景和反派。你也许觉得剧情荒诞,或令人不适,但往往来不及反应。编剧祝安说,为了阻止你思考,短剧节奏极快。后期修剪是按秒来删——一家店的招牌露出4秒也太长,要缩到两秒。每集结尾还有个钩子,每90秒钩住你一次。祝安说,比如设定女主爷爷快去世,要吃一种人参,但全球仅剩一根。一集就卡在,男人对女主说,吻我一下就把人参给你;下集卡在要发生关系;再下集卡在要求做情侣。期间还不断有女主家人来催促,哭诉爷爷快挺不住。全剧塞满刺激点:下跪、扇巴掌、擦边。街上撞到人,上来就一拳。穿越也要安排在捐精室,护士俯身露出胸口,再用报告单抬起男主下巴,“长得还不错”,用手铐把男主牵进了一个泛着暧昧红光的房间。这类剧并不难写,很多从业者说,抄两个成片再抄两个小说可以,放着剧扒本子改改也行,还有人拿着其他组的剧本直接拍。一位制片人干脆说买剧本就是买时间,“我也可以找我爹妈来给我抄一个东西,但这不慢嘛”。在片场,一位监制电话催下一个本子:“有什么卡住的呀?你这不是艺术,不用坚持那么多东西,你先给出来一版。”《落难千金》45000字,祝安7天写完了。同样长的电影剧本业内通常写一年。唯一的困难是怕不够刺激,祝安说,写到后期反派男女的公司破产了,他尤其担心,仅是破产会不会太弱?他想可能的刺激,一个是狗血,一个是擦边,于是加了段乱伦戏,让反派男和岳母发生关系,再让他的妻子(反派女)撞破,愤而拿剪刀剪掉了男人下体。不过,这个动作过度刺激,后来被导演删了。片场:工具人与情绪放大器剧本定稿两周后,《落难千金》在杭州开机了。筹备7天,拍摄也只有7天,相当于14天拍出一部电影的时长。剧组没定酒店,演员都是本地人,大家每天从家往返。剧组不到20人,开机在出品方A司(上市公司)大楼下,5分钟仪式后,直接进大楼开拍。这是A公司全资拍摄的第一部短剧,第一炮必须要打响。所以制片人特意问公司借了总裁办公室,据说总裁当天只好另找个会议室办公。总裁办公室用作剧中女主办公室,外面过道放衣架,衣架旁的桌椅用来化妆。下午,全组转到大楼另一层拍露台。晚上又换一层拍小会议室。第二天还是这栋楼,再换不同楼层拍发布会和男二的办公室。一场罢工戏就在工位区拍,几排A司员工正埋头办公。当演员说“工资低还天天加班”,五六个群演高喊“离开!”,把一打A4纸往“老板”脸上甩,A司员工们纷纷抬起头,还有人乐呵呵站起来观看。制片人吐露,这部戏预算只有40万,筹备又只有7天。因此不可能像传统影视一样到处勘景、全国各地挑演员,只能尽量找趁手的资源。第三天,高定服装店的戏就定在A司开的商场。晚上又要到郊区拍活埋。开车1小时后,我们抵达了一个坑,旁边种着菜,还有动物粪便的味道。为何选这么远的一个坑,因为那是制片主任家的菜地。拍到一半,坑里的女主哭号起来。她胳膊上爬了一只大虫子。导演马上跳下坑捉虫,原来是一只蚂蚱。女主这一晚刚被活埋,第二天又该掉水里了。大家又一起开车到了剧中的“高端泳池”,在一个农家乐小院。到10点,使用时间到了,老板直接把室外灯关了。导演本想再多拍几次,也只好在灯光师的帮助下,补几个镜头就收工了。好在因为是竖屏,场景没那么重要。监视器都是竖放的ipad或手机。后来我又到一个在北京的剧组,他们要拍“接见外国使者的高档会客厅”,就到河北廊坊一个产业园里,一家叫“商务餐厅”的餐厅,桌上摆一盘拍黄瓜、四个大苹果、一盘瓜子、一盘火腿片、几袋三角形袋装小零食。演员也能省则省。北京剧组里,扮演外国使者的是新疆人,让他模仿外国人的口音说中文。笔者也客串了两次群演。《落难千金》剧组里,监制让我“体验体验”演罢工的员工。第二天上午我刚到剧组,制片主任塞给我四句台词,说有位演员因为迷路不来了,让我赶紧套个西装,演一位为难女二的服装店店员。如果说场景、道具乃至演员都可以将就,情绪作为短剧的核心,绝不能将就。“A机在这儿,表情给足了!”导演喊。于是女主女反擦肩而过,眼神立刻狠狠斜过去。演员说台词也会用拖长音来强调重点:“你知道,必须穿高——定女装入会场,但是这里最——普通的一些女装都要几十——万。”短剧的观看场景不在电影院,观众随时随地都可能举起手机,《落难千金》导演说,“甚至在工地都会看”,要在嘈杂中和无数信息抢观众的注意力。不扩大表演,观众很容易划走不看。“在长剧那么夸张会很假,短剧里就刚刚好”,《落难千金》的女主从前演长剧,但觉得演短剧更难,因为长剧能从头演到尾,慢慢展露情感,但短剧会专拍特写,要一秒给夸张情绪。曾有导演不满她是长剧演员,总需要铺垫,她心里难受,“我当时才明白,哦短剧是要这样,才去慢慢改”。角色是怎样的人,情绪背后的心理,短剧里极少有人提。大部分剧组开拍两天前才定演员,一天前发剧本,前一晚围读,还有的不围读。演员在片场现记词,导演告知动作,“就告诉你要哭,但不说为什么哭”,一位演员说。在北京一个剧组里,一场戏开拍前,演员围一圈现读剧本。一个演员给大家总结:“这个戏就是讲A牛逼,B以为C更牛逼,结果还是A牛逼。”所有人哈哈大笑。这一行普遍每天拍20小时以上。7天要拍完传统影视一个月的戏,只能靠人力压榨来实现。有剧组7天没拍完,又连拍48小时,最后演员晕倒在片场。有女演员连接3个月短剧,天天熬夜,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少去厕所而不敢喝水,后期开始尿血,凌晨4点杀青后去医院,查出了肾结石。在片场,《落难千金》女主回忆进过的一个组,一天拍23小时,“每天一开始听着鸡叫,鸡都叫好了,我们还在拍,到后面,哦,鸡又叫了。”说着她哭了。让她痛苦的还有,每次导演会在她站好后,让她先别动,过来指导她:脸往这边,眼珠往那边,手往那,摆好了开始拍。她和人对戏却不能看对方,只能侧着站,为了展现好看的角度。遇到这样苛刻的导演会辛苦,但遇到不专业的导演也一样累。演员们说,筹备不足,现翻剧本会占去大量时间。还有的剧组只有一位摄影,一个人依次拍每场戏的每个角度,工时更翻倍。在北京那个剧组,导演几乎不说戏,只让摄影调角度,让演员走位
1月2日 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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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

不是每一种恶都有罪名。2023年6月15日,“北大包丽案”(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牟林翰虐待案”)一审宣判:牟林翰犯虐待罪,刑期三年零两个月。由于牟林翰自2020年6月起已经被羁押,羁押时长可抵扣刑期,因此,在宣判的时刻,牟林翰还剩下两个月的刑期要服。2023年8月8日,牟林翰刑满释放。很多人还记得这个案子。四年过去,也许不少人也已经渐渐淡忘其中的细节,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2019年10月,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的女生包丽在宾馆服药自杀。其后,她的妈妈与朋友发现,包丽在自杀前曾遭到男友牟林翰接近一年的精神虐待。牟林翰以包丽不是处女为由,对她进行高密度的辱骂行为,又向她提出:“你为我怀一个孩子,然后打掉”、“切除输卵管,带回来给我”、“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等要求。在ICU躺了168天后,包丽于2020年4月11日去世,这是她23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出生在同一年,就读于同一所大学。这所学校里有过无数我们的轨迹曾经交叠的痕迹。2018年,包丽担任文艺部部长时操办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我去听过。也是2018年,我见过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牟林翰,至今,牟的微信号仍然存在于我的朋友圈列表中。我们的距离太近了。她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四年过去,在那些同学聚会里,我们仍然谈起她,使用她真正的名字。我一度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区别。她可以成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她。如果她还活着,是否她也会处在我所停留的各种空间里?今年6月宣判后,我联系到了她的母亲、律师、好友、同学,还原了从案发当天开始,一直到整个案子尘埃落定的完整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流程。首先需要立案,立案后可以展开侦查。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后,警方可以刑拘,并在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若证据足够,检察院可以决定起诉,若证据不足,则可以退回公安进行补充侦查。补侦一次一个月,总共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接着是提起公诉、一审开庭、宣判。后来因为牟林翰上诉,还有二审。每一环节都不顺利。报案报了两次才立案,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两次补侦的机会都被用尽了。一审延期,宣判又延期。人们感到愤怒,希望将牟林翰绳之以法。包丽的老师、同学都来自北大法学院,这件事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切肤之痛,但是他们明白,由于没有人能确定,牟林翰是否在主观上就希望包丽死亡,也没有人能确认,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百分百的因果关系,这件事在法理上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清华大学的周光权教授引入过“法外空间”的概念:人们常常以“违法-合法”的二元尺度来划定人的行为,一个行为如果不是合法的,那么就是违法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完全存在并不合法、应当被法律规范、但法律也“没有评价”的灰色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群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如何凭借着朴素的公义,推动案件的发展,探寻一些裂隙,使世界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也成为了这个故事里,最吸引我的部分。下文包含精神暴力、情感操控相关内容,请谨慎阅读。可能判到的最大量级“心里很烦。判决结果和预期相差太大了。我的律师都告诉我,可以判到顶格的。”2023年6月,一审刚刚宣判,联系到包丽妈妈,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判决书里写道:被告人牟林翰对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实施精神虐待,情节恶劣,致使被害人自杀身亡,故本院综合考虑牟林翰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互联网上,多数人认为判轻了,“杀死一个人,才判三年”。对此,法学界秉持着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这是基本合理的裁决。受害者包丽生前就读于北大法学院,多位她的同学告诉我,这已经是现行法律体系下,有可能能判到的最大量级。“按虐待罪判,已经是一次法学创新了。”一位在读博的同学使用了“法学创新”这个词。最开始,对于牟林翰能否被定罪,法学院的同学们的态度并不乐观。小任是包丽的同院同学,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9年10月,包丽服药自杀的头一个月,牟林翰还常常在医院出现。他去医院探望,有一天晚饭前后,四下无人,牟林翰忽然问他:你也是法学院的,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被判刑?“其实我不是那一刻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小任说。同学自杀后,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法律责任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跑进了脑海里。只是那时,他只知道包丽的自杀可能与她的男朋友牟林翰有关,而其中具体的关联还并未浮现。犹豫再三,他对牟林翰说,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好像不构成犯罪。同样的问题,牟林翰问过不止一个人。包丽一位好友亲眼所见,仍是在医院里,牟林翰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我在法律上不会负有任何责任。一位代理律师也提到,牟林翰第一次接受警方问话时就说过:我已经咨询过法律专家了,这件事,“民事上有争议,刑事上无责任”。2019年年底的新年晚会,整个法学院都处在压抑的气氛里。在那场晚会上,学生们总共写了200多张心形便利贴,交到包丽妈妈手上。便利贴上写着“早日康复”“、早日醒来”、“等你回来”。但是,包丽已经不可能再醒来了。据同学们说,法学院的老师们专门成立过一个微信群聊,希望能帮上忙。他们也曾计划在学院里组织讨论会,讲女生们应该如何在情感关系中保护自己。尽管如此,当一位学生找到一位很受尊敬的刑法学教授,希望他能出具一份专家意见时,这位教授并没有答应。“我们当然希望判下来,”一位法学院同学说,“你在情绪上很激动,你知道这个人该死,但是你理性上知道,根据现行法律判不了故意杀人罪。你也会听到院里的老师们讨论这个事情,知道老师们也在为这个事努力,但有时候,情况也挺复杂的。”“复杂”指的是:法律必须用证据说话,而证据不一定充足。对法律进行一点微小的突破,要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对未来的其他案件造成错误的影响。直到2021年2月,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大家才觉得高兴,“因为在我们国家,提起公诉后的无罪率是很低的”。案件最初的难点在于罪名确定,在结果正式浮现之前,应该按什么策略起诉、什么罪名可能成立,都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两位诉讼代理律师也没能完全统一意见。可能与这个案件相关的罪名包括“虐待罪”、“故意杀人致死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每项罪名的诉讼难点如下:故意杀人罪:需要证明牟林翰在包丽的死亡中,起到了“教唆自杀”的作用。也需要证明包丽自杀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是基于他的主观故意。故意伤害罪:局限在被害人受到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不算。过失致人死亡罪:需要证明案发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导致了包丽的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虐待罪的刑期相近。如果只是出于家属希望被告人能多被判几年的朴素心愿,二者其实效果相差不大。虐待罪:虐待罪在法律上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叫作“主体不适格”,因为虐待罪的适用主体是“家庭成员”,而牟林翰与包丽并无婚姻关系。另一方面,虐待分为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本案证据充分的只有精神暴力,而身体暴力的证据不够充足。如果只存在精神暴力,虐待罪能否构成也会有一定争议。侮辱罪:通常指公开的侮辱,要求造成被害人名誉的下降。另外,侮辱罪是自诉罪名,不是公诉罪名。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罪名能与牟林翰的所作所为清晰对应。“共同生活”包丽妈妈总共报过两次案。第一次是2019年10月18日,第二次是11月19日。第一次报案时,包丽妈妈只想搞清楚女儿自杀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当时事态完全不明朗,没有证据指向其他可能性,警方无法立案。2019年11月7日,牟林翰回到内蒙古支教,包丽妈妈从警方处取回包丽的手机,她看到了自己完全未曾想到的内容(后来她发现牟林翰删去了其中一些)。很快,她第二次报案。但是这一次,他们仍然只能写出一份缺乏具体事实陈述的报案材料,立案仍有难度。刘鸣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12级的学长,比包丽高四级。事发时,他已经毕业,在律所工作,有同学牵线搭桥,找到他帮忙。在一家咖啡馆里,刘鸣赫与包丽妈妈见了一面,他主动向包丽妈妈提出,自己不需要任何酬劳。“源于一种义愤”,他形容自己介入这个案子的原因。刘鸣赫最早确定下了虐待罪的思路,并成功地使这件事立案了。几项罪名里,虐待罪或许是离得最近的,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不适格”——虐待罪的适用范围是“家庭成员”,指夫妻或三代以内的近亲,而他们只是一对学生情侣,并无婚姻关系。为了寻求思路上的帮助,刘鸣赫回到母校,见了北大法学院的马忆南教授。马忆南教授是婚姻家庭法方向的专家,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她给刘鸣赫提供了许多启发。在马忆南教授的办公室,他们讨论的突破口叫作“共同生活”,依据是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前言部分与《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这两部法律文件都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畴划定在“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也就是说,“共同生活人员”,可以参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执行。但是,虐待罪是刑法中的罪名,《反家暴法》支持这种主体上的扩张,是否意味着刑法领域同样支持?刘鸣赫说,事实上,刑法学界通常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干预,是家长保护主义,因此,实务界的这种做法常常无法获得学界的支持。只能说,在各条路都无法走通时,这是一线突破的光亮。基于此,马忆南教授给出的重要建议是,要尽可能去寻找能支持两人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共同生活的意愿的证据,比如,他们是否在经济上有依存关系?他们是否共享一些生活资料?牟林翰与包丽是2018年8月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新学期开学后,包丽申请了一个与日本留学生合作的语伴项目,搬去了位于中关新园的留学生公寓。不同于本科生宿舍,中关新园有单人间,条件要好很多,牟林翰搬去与她同住。据包丽的大学好友回忆,两个人很用心地布置他们共同的小空间。2019年3月后,中关新园的公寓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牟林翰无法进入,包丽就搬到了牟林翰家中,直到七个月后包丽自杀。在他们恋爱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确实一直保持着“共同生活”的关系。拜访完马忆南教授后,刘鸣赫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几个帮忙的同学一起去翻看了包丽所有的网约车软件、外卖软件、淘宝软件,整理这些软件中所填写打车地址、外卖地址、两人共同的金钱支出、以及包丽购买的供二人共同生活所用的物品。刘鸣赫解释,这些证据都有助于证明,他们二人并非简单的“情侣过周末”的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同居关系。虽然未必能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包丽妈妈依旧觉得感动。她记得刘鸣赫白天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到了半夜才能处理包丽的案子,“他跟我说,这就是证据”。支援在医院,包丽妈妈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的北医三院一片混乱,律师、记者、各种江湖媒体,还有神佛、道士、中医,甚至还有山东搞邪术的,社会上各路人马来来往往。包丽妈妈做了十几年全职太太,社会经验并不多。刚到医院时,她唯一的依靠是女儿的男友牟林翰。然而三天后,当她询问牟林翰,他们是不是吵架了的时候,牟林翰用手抓住她两边的肩膀,“瞪着好大一双眼睛”,说,你的女儿不自爱,你的女儿是个骗子,我就是传统的山东男人。还有一天,她见到牟林翰站在病床前对着包丽发火和骂脏话,说,你这不是害我吗。她走进来,牟林翰立刻换了脸色。她感到害怕,意识到牟林翰不可信任,但她无法在明面上显现出来。一个月后,牟林翰再也没有来过医院。此时陪伴着包丽妈妈的,是几个刚刚20岁出头的大四女学生,有包丽的初高中同学,也有大学同学。这几个女孩曾经从包丽口中听说过彼此,没想到最终交汇的点在医院。在那时,她们共同承担起了陪伴包丽妈妈、帮助她与社会各界人士(学校、医院、律师、记者)对接的责任。包丽在宾馆自杀的那天傍晚,牟林翰联系包丽的两位大学好友,让她们帮助寻找包丽。她们没有找到。晚上七点多,牟林翰又联系了包丽的两位中学好友,并对其中一位说,包丽心情不好,和家人在一起。根据《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6月15日的报道,2019年11月初,在长期联系不上包丽后,包丽的中学好友程珊珊和明婷分别从广东和台北赶到了北京。牟林翰劝说她们不要去找包丽妈妈,称阿姨此时不想见任何人。两人没有包丽妈妈的联系方式,最终只能找到北大法学院。通过学校,她们联系上了包丽妈妈,她们立刻发现,包丽妈妈不像牟林翰所说的那样不想见任何人,她非常需要帮助。包丽妈妈第一次报案后,兰和律师主动联系了包丽妈妈。兰和律师的履历里写着:曾是一名调查记者,转行做了律师,打过一些社会影响力很大的案子,比如药家鑫之父药庆卫的名誉权案。律师有许多种,兰和律师是其中的一种,他很看重社会舆论的帮助和影响。2019年11月,兰和律师向《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柴会群报料,他们请包丽妈妈和当时帮忙的同学一起吃饭,了解情况。2019年12月12日,这篇题为《“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聊天记录》的报道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舆论地震。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北大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管理办公室立即宣布取消牟林翰的支教保研资格。包丽的好友们面对这篇报道时的心态是复杂的。这篇报道讲述了一个北大高知女性被男友操控、因为恋爱而走上不归路的故事,又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学生会的黑箱操作,她们觉得这其中似乎隐约蕴含着对包丽的指责。作为好友,媒体的复杂性使她们感到刺痛。她们决定干脆重新写一篇更详细的,让所有人知道错不在包丽。这篇新的事实梳理由包丽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合力整理、审稿,发在公众号“凯旋十二”。后来,这个号一直在关键时刻被拿出来使用,比如2021年2月,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的前夕。在合力新写的稿件《我是包丽的朋友,真相远比你知道的更可怕》中,女孩们放出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聊天截图,希望大家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牟林翰的精神控制上。很难说是刘鸣赫组织的报案材料、还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又或是“凯旋十二”的推文起了作用,又或者兼而有之,12月中旬,公安机关终于正式立案。好几位受访者提到过: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最初的报道,如果不是因为“北大”的标签引起了公众层面广泛的关注,这个案件未必有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的机会。这件事带来的公众影响是持久的。“PUA”一词彻底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在此之前,PUA的原意是“Pick-up-Artist”(搭讪艺术家),这件事拓展了PUA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使得它增添了“Gaslighting”(煤气灯操纵,即精神控制)的含义。直到几年后,社交网络上仍有许多人在说,从这件事之后自己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曾被“PUA”过。2020年4月,兰和律师在自己的朋友圈披露了包丽离世的消息,他配了一张漂亮女孩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但是包丽的同学们知道,这张照片并不是包丽本人。肢体暴力在立案前后,警方的关注重点也在逐渐变化。一开始,因为包丽妈妈报案时提供了牟林翰延误治疗的线索,所以警方的重点在于还原当天的时间线。那时,一些人曾觉得应该诉“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这条路没有走通。到后期,警方询问的重点则更偏向牟林翰的肢体暴力行为,这也是诉讼方后期努力的重点之一。传统理论通常认为,刑法应重视有形暴力、有形伤害,忽视精神暴力、精神伤害。这是因为在法律上,精神暴力的界定并不清晰。但假如身体暴力的证据能被坐实,牟林翰要面对的刑期将未必只有三年零两个月。2019年底,刘鸣赫带着同学们梳理了与肢体暴力相关的线索。比如,2019年5月14日,包丽在与一位好友的聊天记录中提到:“我总不能乖乖回去被他打吧”,7月11日,牟林翰说:“上次我让你扇自己,你装了半天,说自己不会扇,那你今天这么突然会了呢?你扇的真使劲。”9月16日,牟林翰问:“我可以为了别的事打你吗?”2019年5月的聊天记录里,牟林翰唯一一次正式承认:我今天打你了,我不对。2019年11月,当把手机还给包丽妈妈时,他将这一部分内容删去了。直到2020年初,警方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才将这段聊天记录、连同被牟林翰删去的其他内容重新恢复。对于聊天记录里提到的那次打人,牟林翰后来在庭上表述为“我挥了她的胳膊一下,很轻,她也没有伤”。对此,包丽妈妈一直愤愤不平,她认为牟林翰“是过了法考的”,他知道怎样说能使自己最大程度脱罪。除了聊天记录,肢体暴力的存在并没有留下其他更有力的证据,见过包丽身上有瘀伤的证人也没有亲眼见到牟林翰殴打包丽。法律遵循了自己的准则,最后的判决书中写道:“证人利某某、保某某关于陈某某遭受牟林翰殴打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并非其二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亦缺少客观证据佐证,而且利某某的证言中也提及陈某某表示身上的淤青、伤痕系自身摔倒所致……综合在案证据,难以确定陈某某身上伤痕的形成原因,无法认定牟林翰对陈某某实施了肢体暴力行为。”虐待罪因为觉得自己做律师年资尚浅,在成功立案后,刘鸣赫并没有真正代理这个案子,始终在帮助包丽妈妈的同学们也不支持由兰和律师来代理。谁来打、怎么打这个官司,依旧是一个难题。2020年的6月9日,牟林翰被刑拘,6月24日,牟林翰被正式批准逮捕。9月,公安移交检察院。常铮律师是在这个阶段加入的,她是刘鸣赫实习时的带教律师,经手过刘汉刘维案、万里大造林案、e租宝案等一系列大案,刘鸣赫推荐了她。她是一位女律师,也是这个案子第一位正式的代理律师。沿着虐待罪的思路走,重要的是论证,而不是取证。换言之,牟林翰的所作所为,事实已经非常清楚,重要的是将法理讲通。此时牟林翰已被羁押,警方已经做了大量笔录。常铮律师需要做的事是看卷宗,并从这些在案证据中梳理出一条完整的论证思路来。根据常铮律师描述,一个关于虐待罪的完整论证是这样的:首先要解决的仍是主体问题,也就是延续“共同生活”的思路,找出更多两人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细节,比如双方曾在春节期间去过对方家中、有过管对方父母叫“爸爸妈妈”的行为、两人曾多次讨论过结婚相关的话题,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其实都能成为判决时的关键证据。中关新园的宿舍登记表,也成为了法庭上的呈堂证供之一。其次,要论证牟林翰的行为(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属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虐待罪是自诉罪名,只有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能提起公诉。在本案中,包丽已经死亡,当然可以说造成了恶劣后果。第三,要论证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包丽在自杀前的两个月,曾经在知乎上匿名发帖“真爱男友有处女情结、家暴倾向,我应该放弃吗”,就可以作为因果关系的证明。2021年2月,检察院以虐待罪对牟林翰提起公诉。常铮律师风格温和清晰、思路很“正”。实际上,对于虐待罪是否完全成立,在有结果前,常铮律师也是拿不准的。她查阅了很多司法解释,也询问过一些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往往态度不一,有人支持,有人不支持。“存在一定争议”,她曾在采访里这样说过。这个相对中立、客观的表述,引起了万淼焱律师的不满。对于与万律师的分歧,常铮律师强调,“这是一个法律认知的问题”。故意杀人罪万淼焱律师就是我们在开篇时提到过的,告诉包丽妈妈“虐待罪可以判到顶格”的律师。她同样是一位女律师,在成都做过二十多年刑辩,长期代理妇女与儿童权益类的案件。包丽妈妈说,其实一开始,她是只想诉虐待罪的,但是经万律师提醒,她才发现还有故意杀人罪的可能。在万律师看来,虐待罪刑期二到七年,牟林翰应该判满七年,且完全应该多诉一条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2020年6月,包丽妈妈曾找过万律师,因为觉得自己远在成都,万律师并没有接受委托。到了年底,她看到关于案件推进的报道,觉得如果自己再不加入,“就太迟了”。可以说,虽然存在争议,但虐待罪是最接近业内人士共识的一条思路,也与法院最终给出的判决意见基本吻合。但对于这条思路,万淼焱律师的评价是“太差了”。她的语言很有特色,她管牟林翰叫“主席”,管包丽叫“部长”(他们分别在学生会担任的职务)。刚加上她的微信,她就反客为主地问我,你了解到的部长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主席呢?2020年冬天,万律师第一次为了这个案子到北京,有老乡请她吃饭。她是成都人,对北京的地形并不那么熟悉。一下车,她就看见中关村东路的路牌,她立刻心下凛然,知道包丽自杀的地方就在这附近。穿过食宝街,她又想起牟林翰拿着处女的问题与包丽掰扯不清时,包丽有时会强行转移话题说,我们在食宝街吃了什么什么。她在出租车上看卷宗,很快形成了直觉判断:牟林翰有问题。这是基于她二十年的刑辩经验。“我从头到尾看了八遍聊天记录。”万律师告诉我,“聊天记录每个人都看过,但是没有人能看这么多遍。”她找到了很多隐藏的线索。比如,牟林翰时不时发给包丽的一些带有暗示性的小故事。2019年大年初一,牟林翰发给包丽一部淫秽小说,说是他的性启蒙读物,他要包丽从中学习如何服从。万律师专门去阅读了这部小说,“我觉得恶心透了,忍住恶心把它读完了”。小说的内容其实补上了牟林翰要求包丽在自己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这部小说讲的是:香港毒枭擒获了女警察,女警察们沦为性奴,她们会工具一般地听令于毒枭,在身上纹刺“我是母狗”,只要毒枭愿意,她们随时发情。毒枭把她们如狗一般的视频照片发给警队用来挑衅。男警察们奉命去解救女同事,要么在枪战中被打死,要么被擒获。被擒获后,他们按毒枭的心意随时随地与女同事交配。被擒获的男女警察们成为毒枭贿赂南美、东南亚各地政要的工具,或者到公海上卖淫。他们要么狗一样地享受这样被践踏的人生,要么沉沦于痛苦永无出期。“关键是,毒枭丝毫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万律师强调。2019年8月,包丽决心分手回到广东老家时,牟林翰伪造了洗胃单将她骗回。包丽在老家的最后一天,牟林翰给包丽发了篇微信公号文章,讲的是小学女生苗苗喜欢班长小杨,二者都很优秀长得又漂亮,但苗苗被其他男生摸过了,于是她觉得自己不纯洁配不上小杨,因此服药自杀了。在2019年9月18日,牟林翰问了包丽一个法考问题:有一个人开着车把张三给碾死了,而且他是希望张三得到如此下场的。然后他逃逸了。这人是交通肇事逃逸罪呢,还是故意杀人呢?在他们相互表白的三个月纪念日,牟林翰给包丽发了一篇文章,《女性如何识别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万律师说,“她还很傻,问干嘛发给我啊。人家(牟林翰)说:收起来,以后你用得上。”聊天记录翻到第二三遍的时候,万律师发现,每一步的逼迫,都是牟林翰挑选过的日子:让部长从我愿意叫主人,到我决心为你去死,这些日子分别是:表白三个月纪念日、上床三个月纪念日,相许终生三个月纪念日、12月31日、元旦、牟林翰的生日、除夕、大年初一、她去见他父母前一天、妇女节、青年节、她中考的日子、她期末考试的日子、她参考法考的前一天、她开学考试的日子。牟林翰在法庭上称:这是他爱女友的方式。要构成教唆自杀,还需要存在明确的“要求你为我去死”的语言表达。万律师找到的几处,分别是2019年2月8日的聊天记录里,牟林翰对包丽称:“当你愿意为我去死的时候,我就给你全部的责任”;在2019年6月11日的聊天记录里,牟林翰对包丽称:“你之前不是还答应我你离开我就去死么?你去么?嗯?是你答应我的吧?”“我坚持认为这是谋杀,”万律师说,“法律对于精神控制犯罪,想象力是不够的。”在事实层面上,她也向包丽妈妈提供了一些新的疑点:第一个疑点是身份证。出事那天是2019年10月9日,晚上18:18,包丽给牟林翰发了最后一条微信,“此生最遗憾的事莫过于此了,遇到了熠熠闪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块垃圾,妈妈今天向你谢罪了”。10分钟后,意识到包丽有轻生倾向的牟林翰立刻打电话报警。但在警方要求他提供包丽的身份证号时,他说,自己没有身份证。四小时后,牟林翰找到包丽,与朋友一起将她送到海淀医院。在医院,朋友去挂号,发现需要包丽的身份证号码,在微信上询问牟林翰,这时,牟林翰将他手机中保存的包丽身份证的照片发送给这位朋友。也就是说,牟林翰知道包丽的身份证号,却没有及时提供给警方。假如警察在18:28拿到了身份证号,理论上可以第一时间查到包丽所入住的酒店,为抢救争取时间。牟林翰自己对此的解释为:他不认为身份证有助于警方,网上订酒店也未必有登记信息,到了医院,他才想起自己存有照片。第二个疑点是矿泉水——牟林翰在医院找到包丽之后,立刻给她喂了一瓶矿泉水,也许他的本意是想灌水催吐,稀释药物的浓度,但实际上这加速了药物的扩散。牟林翰在一审法庭上称,灌水是8月30日包丽第一次吃了安眠药、送去中日友好医院洗胃时,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的医生教的。万律师说:“我请教了华西医院急诊科、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们都很愤怒,说怎么可能这样教!”牟林翰收到包丽最后一条短信的时间是18:18,打电话报警是18:28。他的手机与包丽的手机可以互相定位,牟林翰在庭上称,一开始,手机的定位一直打不开。直到七点左右,他定位到包丽的大概位置。八点左右,牟林翰赶到包丽所在的这栋楼,接着他在楼下“慢悠悠看了两个小时监控”(万律师语),其间民警表示如需协助可以帮忙,牟林翰说可以自行查看。十点左右,他定位到包丽所在的楼层,带着朋友一起上楼敲门。22:25,他找到包丽所在的房间,此时包丽还能站立开门。接着他在宾馆房间里逗留了25分钟,给包丽灌了水,又接了两个学工老师的电话、一个民警的电话,他对学工老师说“没事了,在睡觉”,又告诉民警说“确实没有自残自杀行为”,民警询问是否需要协助,牟林翰说不需要。22:53,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加价20元,将包丽送到500米之遥的海淀医院。为了使我直观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万律师连珠炮般地质问我:我问你,你也在这一带生活过,你知不知道中关村公馆在哪里?知道。你知不知道海淀医院在哪里?知道。你知不知道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到500米?知道。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送医。说明书上,这种药物的发作时间是4-6小时,而这种药物又在一些自杀群组里有些名声。从18:18包丽发出微信,到22:25牟林翰找到包丽,恰好四小时。万律师甚至怀疑,牟林翰知道包丽吃的是什么药,因此才恰到好处地拖延到了四个小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万律师对北大法学院始终抱有一种微妙的责备。她认为,法学院的学生、老师,全都陷在了理论之中,“而想象不到人可以有多坏”。“他们可能比我学过更多的法学理论知识,可是他们不懂实务啊。光谈理论还有悖论,对于我来说,只是浪费时间。”万律师说。在联系到万律师以前,我已经找多位法学院同学讨论过,以为自己对此事已经有了基本的理解和判断。万律师出现后,我几乎快要被说服了。她提出的这种可能性如此危险,却不是没有可能存在,光是一想,就让人心生寒意。“一个好的律师有这样的能力。”中国政法大学的陈碧教授告诉我,“律师会选择自己的视角,这是律师工作的第一步。如果她已经选好了方向,她看到的就全都是支持她的了。同样的素材,你可以写一个言情剧,也可以写一个杀人故事,不是吗?”陈碧说,但这不意味着她提供的每一条证据都经得起推敲。证据的证明力度是其中一个问题。在法律上,只有当证据链条相互并合,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我们才能认定被告有罪。否则,以“无罪推定”的原则,牟林翰就是无罪的。但刑法通说并没有告诉你,“确实充分”的细则是什么,什么程度才算达到“确实充分”?在证据的证明力度不够清晰时,尊重的是人、也就是主审法官(或更高级别能拍板的人)“自由心证”的结果。万律师认为牟林翰有问题是基于她的直觉与经验,她确实讲圆了一个故事。但无论是否有欲盖弥彰的嫌疑,牟林翰实施了救助行为,他报了警,找了人,送了医。至于不报身份证号、误导室友、告诉自己的父母而没有告诉包丽妈妈、欺骗学工老师和民警,都可以解释为他在担心自己过往的虐待行为被发现时、或在受到巨大的冲击时,行为上的混乱与前后矛盾。他当然有可能是处心积虑、充满仪式感地逼迫了一个女孩为自己去死;但是也有可能,他是出于一种自己也未曾了解过的恶性本能、在对自己的伴侣极度缺乏共情的情况下,造成了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的严重后果。这就是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教唆自杀通常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牟林翰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教唆自杀”、“间接正犯”(即凶手操控死者自己作为工具人杀死了自己),在刑法上存在一个复杂的因果关系判断(这里涉及到一些相对精深的法理)。陈碧说,按照目前既有的司法经验,牟林翰的情况很难满足“教唆自杀”、“间接正犯”的构成要件。换个角度看,一个激进的律师是必要的。提出一个高于预期的诉求,有助于为受害者争取更多权益。法律并非我想象中那个横平竖直的东西,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我以为它很刚硬,每项条款都能与某种具体境况一一对应。但实际上,法律更像一块松软的土壤,其间有很多罅隙。这些罅隙的存在,使得法律有时力有不逮,有时则更加灵活,让人们有争取的空间。当我询问刘鸣赫这个问题时,他回答:法律是一块松软的土壤,但它需要精细的耕作。松软的原因是它可以建构。从一个点出发,到达不同的方向,每一条阐述,每一次论证,都需要非常精美的、环环相扣的逻辑。这种路径可以保证它不会偏得太远。而在这些阐述和耕作背后,仍是你个人的道德判断、情感与价值观在起作用。2022年7月,一审开庭。尽管个性不同、意见相左、有过一些争论,万律师与常铮律师仍然作为代理律师共同上庭,分别陈述了各自的观点思路。一审总共持续了13小时,包丽妈妈、牟林翰本人、双方律师、证人分别发言。辩方的其中一个论点是,包丽的家庭并非没有其特殊性。她过去出身在广东的富商家庭,衣食无忧,母亲很少涉足社会。大学后,父亲离开她,家庭的经济基础也随之垮塌,而母亲视她为自己“唯一的希望”。包丽特殊的家庭背景,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她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辩方认为,吵架不足以使其自杀,包丽也有自身未解决的心理原因。判决时,法院使用了风险升高理论来解释因果关系。其一,包丽已于2019年6月13日、8月30日两次尝试自残或自杀,风险在升级;其二,牟林翰是包丽在自杀时精神极度脆弱这一风险的制造者;其三,作为男友,牟林翰没有尽到扶助责任。判决书上这样写到:“牟林翰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早已处于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状态,防止陈某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林翰却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仍然反复去指责、辱骂陈某某,使得陈某某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不断强化、升级,与案发当天的刺激性话语相结合,最终造成陈某某服药自杀身亡的悲剧。”另外,法院支持了对虐待罪主体的扩大解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转型,大众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和日益多元化,与虐待罪入刑之初相比较,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法院也肯定了,在肢体暴力证据不足时,精神虐待同样足以构成虐待。但是,法院没有支持对肢体暴力的证明,也没有支持故意杀人罪成立。在一审的13个小时中,包丽妈妈在庭上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因是检察院公诉,被害人亲属只能作为证人上庭发言。为了延长包丽妈妈的上庭时间,万律师提议,再追加一条民事诉讼。有了民事诉讼,包丽妈妈就能够有两次上庭的机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庭中,法院判处牟林翰赔偿包丽妈妈经济损失73万元。包丽妈妈不需要钱,她希望牟林翰判得越重越好。三年零两个月的刑期,对于包丽妈妈而言是无法接受的。拿到一审宣判结果后,她立刻决定申请抗诉。在我国的司法体系里,公诉已经是以一个强有力的公权力机关(检察院)去抗衡法院,以及对抗另一个私主体,所以法律会更倾向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以此作为平衡。作为被害人家属,包丽妈妈并没有抗诉权,只能向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万律师连夜替包丽妈妈起草了抗诉申请书,申请书中写道:“牟林翰有步骤地促使包丽走向以死为报这部分事实,牟林翰在法庭上未能作出合理辩解,只是辩称此系他爱女朋友的方式……申请人包丽的母亲不服被告人牟林翰所犯故意杀人罪未予追究,并虐待罪量刑畸轻,特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检察院驳回了包丽妈妈的抗诉申请。不久,牟林翰也上诉了,请求改判无罪。被告人上诉,则法院必须进行二审。常铮律师也坚持了自己在法律上的判断,但在二审时,她也成全了万律师上庭。二审时间很匆忙,因为牟林翰在8月就将刑满释放,必须7月审理完毕。在法院原定的二审时间,万律师因为腿伤,无法上庭。由于有两位代理律师,只要常铮律师能去,庭就能开。为了使万律师能上庭,常铮律师主动与包丽妈妈解除了代理协议。二审没有改变判决结果,一切维持原判。印记刘维希在6月刚刚见过包丽妈妈。阿姨来北京听宣判结果,几个熟识的同学一起去见她,在麦当劳,有一个瞬间,刘维希忽然觉得包丽妈妈看着她们的状态就像——“如果我女儿还活着,应该和你们一样吧”。刘维希是包丽的同班同学,过去就住在包丽宿舍的对门。出事后,她去帮过忙,参与过刘鸣赫牵头的证据整理工作,当时的微信群聊至今仍是她的微信置顶。她与包丽性格并不相似,她们并不熟。出事前,刘维希对包丽的印象是“漂亮”,法学院好看的女孩分“大年”和“小年”,“我们那年是小年,”她说,“所以我一直觉得,她就是我们年级最好看的女孩了。”2019年,包丽自杀那年,刘维希也正在读大四。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参与自杀行为(教唆自杀、帮助他人自杀)的可罚性研究。这件事甚至影响了刘维希的职业选择。在过去,尽管就读于法学院,但她并没有想过成为律师。“我觉得攻击性太强。”她说,“但后来发现,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要为自己的态度立场去辩护。”2022年,刘维希毕业后,入职了律所,做了律师。“没有想到四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被这件事影响,我们还在讨论它。”她说。二审结束的三个月后,万律师仍不满于最终的判决,她在朋友圈转发“隔空助力”他人自杀的案例:“如果包丽遇到的是这样的检察官和法官,牟林翰的故意杀人罪就能够追究了。”对于这个案子,学界仍然不断地有所争论,讨论它定性是否合理、量刑是否合理、或分析法律上的突破。多数人持支持态度,也有少数人在不断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陈碧提到:刑法上有通说,也就是最权威、最被广泛认可的观点。但通说不一定是价值理念上最先进的,自然也有各种流派挑战通说。像这种有突破性质的案子,如果多了,有可能会促使通说改变。2023年年底,这一案件入围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新时代推进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目前正在投票阶段。如果入选,这个案子将对恋爱同居关系、类家庭暴力、精神虐待等议题都产生更广泛的推进作用。烧仓房牟林翰是否具有让包丽自杀的主观故意,在法律上几乎无法证明,但问题并非只能从法律层面上去讨论。我读过一篇叫《烧仓房》的小说:一个富家男子,他有一个特殊爱好,就是去烧那些废置的塑料大棚,浇好汽油,扔上火柴,然后从远处拿望远镜静静观赏,大约每两个月烧一处。而那些被烧的仓房,无人在意。对于烧仓房的人而言,女性的自我毁灭过程如同一场火灾,是一种景观。2019年时,牟林翰曾说过,“我就是传统的山东男人”,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最开始,讨论的焦点始终聚集在对处女情结的争议上。早在“凯旋十二”发第一篇稿件时,她们就已经明确地梳理出了牟林翰的隐性逻辑:“1、用各种借口贬低、侮辱包丽,并不断重复,制造双方的不平等地位……所谓的处女情结不过是欲加之罪;2、认为包丽必须用极端的方式证明对他的爱;3.
202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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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一种恶都有罪名。2023年6月15日,“北大包丽案”(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牟林翰虐待案”)一审宣判:牟林翰犯虐待罪,刑期三年零两个月。由于牟林翰自2020年6月起已经被羁押,羁押时长可抵扣刑期,因此,在宣判的时刻,牟林翰还剩下两个月的刑期要服。2023年8月8日,牟林翰刑满释放。很多人还记得这个案子。四年过去,也许不少人也已经渐渐淡忘其中的细节,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2019年10月,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的女生包丽(化名)在宾馆服药自杀。其后,她的妈妈与朋友发现,包丽在自杀前曾遭到男友牟林翰接近一年的精神虐待。牟林翰以包丽不是处女为由,对她进行高密度的辱骂行为,又向她提出:“你为我怀一个孩子,然后打掉”、“切除输卵管,带回来给我”、“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等要求。在ICU躺了168天后,包丽于2020年4月11日去世,这是她23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出生在同一年,就读于同一所大学。这所学校里有过无数我们的轨迹曾经交叠的痕迹。2018年,包丽担任文艺部部长时操办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我去听过。也是2018年,我见过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牟林翰,至今,牟的微信号仍然存在于我的朋友圈列表中。我们的距离太近了。她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四年过去,在那些同学聚会里,我们仍然谈起她,使用她真正的名字。我一度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区别。她可以成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也可以成为她。如果她还活着,是否她也会处在我所停留的各种空间里?今年6月宣判后,我联系到了她的母亲、律师、好友、同学,还原了从案发当天开始,一直到整个案子尘埃落定的完整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流程。首先需要立案,立案后可以展开侦查。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后,警方可以刑拘,并在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若证据足够,检察院可以决定起诉,若证据不足,则可以退回公安进行补充侦查。补侦一次一个月,总共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接着是提起公诉、一审开庭、宣判。后来因为牟林翰上诉,还有二审。每一环节都不顺利。报案报了两次才立案,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两次补侦的机会都被用尽了。一审延期,宣判又延期。人们感到愤怒,希望将牟林翰绳之以法。包丽的老师、同学都来自北大法学院,这件事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切肤之痛,但是他们明白,由于没有人能确定,牟林翰是否在主观上就希望包丽死亡,也没有人能确认,包丽的自杀与牟林翰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百分百的因果关系,这件事在法理上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光权教授引入过“法外空间”的概念:人们常常以“违法-合法”的二元尺度来划定人的行为,一个行为如果不是合法的,那么就是违法的。但事实上,世界上完全存在并不合法、应当被法律规范、但法律也“没有评价”的灰色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群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如何凭借着朴素的公义,推动案件的发展,探寻一些裂隙,使世界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也成为了这个故事里,最吸引我的部分。可能判到的最大量级“心里很烦。判决结果和预期相差太大了。我的律师都告诉我,可以判到顶格的。”2023年6月,一审刚刚宣判,联系到包丽妈妈,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判决书里写道:被告人牟林翰对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实施精神虐待,情节恶劣,致使被害人自杀身亡,故本院综合考虑牟林翰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互联网上,多数人认为判轻了,“杀死一个人,才判三年”。对此,法学界秉持着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这是基本合理的裁决。受害者包丽生前就读于北大法学院,多位她的同学告诉我,这已经是现行法律体系下,有可能能判到的最大量级。“按虐待罪判,已经是一次法学创新了。”一位在读博的同学使用了“法学创新”这个词。最开始,对于牟林翰能否被定罪,法学院的同学们的态度并不乐观。小任是包丽的同院同学,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9年10月,包丽服药自杀的头一个月,牟林翰还常常在医院出现。他去医院探望,有一天晚饭前后,四下无人,牟林翰忽然问他:你也是法学院的,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被判刑?“其实我不是那一刻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小任说。同学自杀后,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法律责任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跑进了脑海里。只是那时,他只知道包丽的自杀可能与她的男朋友牟林翰有关,而其中具体的关联还并未浮现。犹豫再三,他对牟林翰说,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好像不构成犯罪。同样的问题,牟林翰问过不止一个人。包丽一位好友亲眼所见,仍是在医院里,牟林翰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我在法律上不会负有任何责任。一位代理律师也提到,牟林翰第一次接受警方问话时就说过:我已经咨询过法律专家了,这件事,“民事上有争议,刑事上无责任”。2019年年底的新年晚会,整个法学院都处在压抑的气氛里。在那场晚会上,学生们总共写了200多张心形便利贴,交到包丽妈妈手上。便利贴上写着“早日康复”“、早日醒来”、“等你回来”。但是,包丽已经不可能再醒来了。据同学们说,法学院的老师们专门成立过一个微信群聊,希望能帮上忙。他们也曾计划在学院里组织讨论会,讲女生们应该如何在情感关系中保护自己。尽管如此,当一位学生找到一位很受尊敬的刑法学教授,希望他能出具一份专家意见时,这位教授并没有答应。“我们当然希望判下来,”一位法学院同学说,“你在情绪上很激动,你知道这个人该死,但是你理性上知道,根据现行法律判不了故意杀人罪。你也会听到院里的老师们讨论这个事情,知道老师们也在为这个事努力,但有时候,情况也挺复杂的。”“复杂”指的是:法律必须用证据说话,而证据不一定充足。对法律进行一点微小的突破,要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对未来的其他案件造成错误的影响。直到2021年2月,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大家才觉得高兴,“因为在我们国家,提起公诉后的无罪率是很低的”。案件最初的难点在于罪名确定,在结果正式浮现之前,应该按什么策略起诉、什么罪名可能成立,都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两位诉讼代理律师也没能完全统一意见。可能与这个案件相关的罪名包括“虐待罪”、“故意杀人致死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每项罪名的诉讼难点如下:故意杀人罪:需要证明牟林翰在包丽的死亡中,起到了“教唆自杀”的作用。也需要证明包丽自杀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是基于他的主观故意。故意伤害罪:局限在被害人受到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不算。过失致人死亡罪:需要证明案发当晚,牟林翰存在延误救治的行为,且延误救治导致了包丽的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与虐待罪的刑期相近。如果只是出于家属希望被告人能多被判几年的朴素心愿,二者其实效果相差不大。虐待罪:虐待罪在法律上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叫作“主体不适格”,因为虐待罪的适用主体是“家庭成员”,而牟林翰与包丽并无婚姻关系。另一方面,虐待分为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本案证据充分的只有精神暴力,而身体暴力的证据不够充足。如果只存在精神暴力,虐待罪能否构成也会有一定争议。侮辱罪:通常指公开的侮辱,要求造成被害人名誉的下降。另外,侮辱罪是自诉罪名,不是公诉罪名。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罪名能与牟林翰的所作所为清晰对应。“共同生活”包丽妈妈总共报过两次案。第一次是2019年10月18日,第二次是11月19日。第一次报案时,包丽妈妈只想搞清楚女儿自杀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当时事态完全不明朗,没有证据指向其他可能性,警方无法立案。2019年11月7日,牟林翰回到内蒙古支教,包丽妈妈从警方处取回包丽的手机,她看到了自己完全未曾想到的内容(后来她发现牟林翰删去了其中一些)。很快,她第二次报案。但是这一次,他们仍然只能写出一份缺乏具体事实陈述的报案材料,立案仍有难度。刘鸣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12级的学长,比包丽高四级。事发时,他已经毕业,在律所工作,有同学牵线搭桥,找到他帮忙。在一家咖啡馆里,刘鸣赫与包丽妈妈见了一面,他主动向包丽妈妈提出,自己不需要任何酬劳。“源于一种义愤”,他形容自己介入这个案子的原因。刘鸣赫最早确定下了虐待罪的思路,并成功地使这件事立案了。几项罪名里,虐待罪或许是离得最近的,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不适格”——虐待罪的适用范围是“家庭成员”,指夫妻或三代以内的近亲,而他们只是一对学生情侣,并无婚姻关系。为了寻求思路上的帮助,刘鸣赫回到母校,见了北大法学院的马忆南教授。马忆南教授是婚姻家庭法方向的专家,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她给刘鸣赫提供了许多启发。在马忆南教授的办公室,他们讨论的突破口叫作“共同生活”,依据是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前言部分与《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这两部法律文件都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畴划定在“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也就是说,“共同生活人员”,可以参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执行。但是,虐待罪是刑法中的罪名,《反家暴法》支持这种主体上的扩张,是否意味着刑法领域同样支持?刘鸣赫说,事实上,刑法学界通常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干预,是家长保护主义,因此,实务界的这种做法常常无法获得学界的支持。只能说,在各条路都无法走通时,这是一线突破的光亮。基于此,马忆南教授给出的重要建议是,要尽可能去寻找能支持两人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共同生活的意愿的证据,比如,他们是否在经济上有依存关系?他们是否共享一些生活资料?牟林翰与包丽是2018年8月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新学期开学后,包丽申请了一个与日本留学生合作的语伴项目,搬去了位于中关新园的留学生公寓。不同于本科生宿舍,中关新园有单人间,条件要好很多,牟林翰搬去与她同住。据包丽的大学好友回忆,两个人很用心地布置他们共同的小空间。2019年3月后,中关新园的公寓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牟林翰无法进入,包丽就搬到了牟林翰家中,直到七个月后包丽自杀。在他们恋爱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确实一直保持着“共同生活”的关系。拜访完马忆南教授后,刘鸣赫着手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几个帮忙的同学一起去翻看了包丽所有的网约车软件、外卖软件、淘宝软件,整理这些软件中所填写打车地址、外卖地址、两人共同的金钱支出、以及包丽购买的供二人共同生活所用的物品。刘鸣赫解释,这些证据都有助于证明,他们二人并非简单的“情侣过周末”的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同居关系。虽然未必能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包丽妈妈依旧觉得感动。她记得刘鸣赫白天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到了半夜才能处理包丽的案子,“他跟我说,这就是证据”。海豚项链在医院,包丽妈妈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的北医三院一片混乱,律师、记者、各种江湖媒体,还有神佛、道士、中医,甚至还有山东搞邪术的,社会上各路人马来来往往。包丽妈妈做了十几年全职太太,社会经验并不多。刚到医院时,她唯一的依靠是女儿的男友牟林翰。然而三天后,当她询问牟林翰,他们是不是吵架了的时候,牟林翰用手抓住她两边的肩膀,“瞪着好大一双眼睛”,说,你的女儿不自爱,你的女儿是个骗子,我就是传统的山东男人。她感到害怕,意识到牟林翰不可信任,但她无法在明面上显现出来。一个月后,牟林翰再也没有来过医院。此时陪伴着包丽妈妈的,是几个刚刚20岁出头的大四女学生,有包丽的初高中同学,也有大学同学。这几个女孩曾经从包丽口中听说过彼此,没想到最终交汇的点在医院。在那时,她们共同承担起了陪伴包丽妈妈、帮助她与社会各界人士(学校、医院、律师、记者)对接的责任。“我们总是吃亏,然后在吃亏里寻找经验。一群还在上学的学生,要和一群社会经验很丰富的人打交道。”包丽的大学好友利思琪这样形容当时的境遇。我见到利思琪是在2023年7月,毕业典礼当天,次日一早,她就要搬离。逆光的黄昏,在一地大大小小箱子的阴影里,她给我讲包丽离开后,她做过的梦。包丽入院已经一个礼拜,医院方面已经确认了脑死亡。利思琪梦到一个超现实的环境里——那是广东一带的早茶店,有很多老式的大圆桌,旁边有小推车推着烧麦——她们坐在大圆桌边,包丽对她说:“我的头好痛。”但她又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就是头好痛。最后包丽把她推上了一辆计程车,说:“你走吧,你不属于这里。”于是她与包丽说拜拜。醒来之后发现,包丽曾经送给她的海豚项链断了。她觉得包丽是在用这种方式与她告别。利思琪与包丽都是港澳台留学生,因此总是在一起玩。她们一起去整牙,找同一个牙医,一起修光双(光华双学位),一起看电影。她很好笑,会模仿古天乐讲普通话,她们笑点很一致。她送过她很多东西,兔子玩偶,大房子小房子,海豚项链。有时候只是送她一颗草莓,她也会附上一张小纸条。大四毕业那年,利思琪参加拨穗仪式,走上红毯时,她也抱着包丽送她的兔子玩偶。包丽在宾馆自杀的那天下午,牟林翰联系过她,要她与包丽的另一位好友一同在校内寻找。她们在未名湖边从五点找到八点,从还有天光,找到夜幕低垂。牟林翰告诉她,找到了。她问,需要我过去吗?牟林翰说,不用了,已经没事了。她等来的不是没事,而是包丽脑死亡的消息。李翠诗、黄铭瑶与包丽曾是初中时的“铁三角”,到了高中,也仍在一个学校。李翠诗手机中的许多密码,都是与三人有关的数字。初中的时候,她还会因为包丽与黄铭瑶关系更要好而吃醋,给两人专门写了一封控诉信。11月初,在长期联系不上好友后,两人分别从广东和台北赶到了北京。牟林翰劝说她们不要去找包丽妈妈,称阿姨此时不想见任何人。两人没有包丽妈妈的联系方式,最终只能找到北大法学院。在北大,两人抱着一线希望,捡了三片银杏叶,想要等找到包丽以后,一人一片。通过学校,她们联系上了包丽妈妈,银杏叶却再无法带入病房。她们立刻发现,包丽妈妈不像牟林翰所说的那样不想见任何人,她非常需要帮助。舆论场“社会经验很丰富的人”很快就出现了。包丽妈妈第一次报案后,兰和律师主动联系了包丽妈妈,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兰和律师的履历里写着:曾是一名调查记者,转行做了律师,打过一些社会影响力很大的案子,比如药家鑫之父药庆卫的名誉权案。律师有许多种,兰和律师是其中的一种,他很看重社会舆论的帮助和影响。利思琪记得,兰和律师当时的思路是:“先把证据搜集起来,看看有什么手段,可以直接引起大众的关注。”2019年11月,兰和律师带来了他的朋友,《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柴会群。他们请包丽妈妈和当时帮忙的同学们一起吃饭,了解情况。2019年12月12日,这篇题为《“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聊天记录》的报道一经发表,立刻引发了舆论地震。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北大研究生支教团项目管理办公室立即宣布取消牟林翰的支教保研资格。包丽的好友们面对这篇报道时的心态是复杂的。这篇报道将关注点放在了为什么一个北大高知女性会被男友操控、因为恋爱而走上不归路上,称之为一份“不寻常的恋爱样本”,又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学生会的黑箱操作,她们觉得这其中似乎隐约蕴含着对包丽的指责。作为好友,媒体的复杂性使她们感到刺痛。“既然已经曝出去了,不能让大家一知半解。”她们决定干脆重新写一篇更详细的,让所有人知道错不在包丽。这篇新的事实梳理由李翠诗组织,大家合力整理、审稿。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载体,她们临时启用了高中班级的公众号“凯旋十二”。后来,这个号一直在关键时刻被拿出来使用,比如2021年2月,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的前夕。“凯旋”,过去指的是高考的凯旋,在成为战斗檄文根据地以前,它的作用是给班里的同学发生日祝福推文。女孩们删光了所有推文,发出了这篇《我是包丽的朋友,真相远比你知道的更可怕》。在合力新写的稿件中,女孩们放出了更多触目惊心的聊天截图,希望大家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牟林翰的精神控制上。很难说是刘鸣赫组织的报案材料、还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又或是“凯旋十二”的推文起了作用,又或者兼而有之,12月中旬,公安机关终于正式立案。好几位受访者提到过: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最初的报道,如果不是因为“北大”的标签引起了公众层面广泛的关注,这个案件未必有得到相对公正的处理的机会。这件事带来的公众影响是持久的。“PUA”一词彻底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在此之前,PUA的原意是“Pick-up-
202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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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四个兄弟都在冲突中丧生了” | 世界来信

,他们组织大家占领了学校人流量最大的科学中心广场。那天大概四五十人参与了活动。我和大部分参与者都选择戴口罩来保护自己身份不被泄露。在静坐示威的过程中,有人时不时冲我们喊“你们什么都不懂!”
2023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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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过愤怒的海》与三种人格障碍

曹保平说,原生家庭的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2023年底在大银幕上看到《涉过愤怒的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影片中,黄渤所饰演的父亲的女儿在日本留学时被捅了十七刀身亡,最大的嫌犯是女儿的男友,父亲因此踏上了追凶道路。在追凶的过程中,导演三番两次借旁人之口抨击了这位自我中心的父亲,指出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女儿”。在影片的结尾处,女儿的日语课上,老师教她:单方面的情感只能用喜欢,爱要双方都认可才可以。在老师请她用爱造句时,女儿说,“爱,没有……”这是国产片影史上少见的正面承认:有些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五年前上映的《狗十三》是这个创作母题之下的另一部作品。按照曹保平过去在采访中的说法,《狗十三》是一则社会关系寓言。威权和反抗,统治与驯化,中国式的家庭关系微缩了中国式的社会结构。两个故事在主题上有某种共通之处,都关乎原生家庭,都涉及父女关系,都在讲一种父权结构之下爱的空心。《狗十三》更日常,更作者化,而《涉过愤怒的海》则是曹保平更典型的“在类型电影中注入作者表达”的尝试。我们想象中,曹保平或许能提供一些结构性的视角,会对父权有所反思。有一些问题是具有指向性的,你希望他说点什么,你希望他有所反思。但在曹保平导演的表述中,他更像是从创作的逻辑上推演出了这部电影。他更感兴趣的是人的心理层面,在各种采访中,曹保平总是谈到“人性”,喜欢使用“极致”。他形容这是“将人性放在火上炙烤”。他做了非常扎实的个体心理视角的努力。电影中的两个年轻角色,曹保平将他们分别设定为边缘型人格障碍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这是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给出的人格分类。他收集了大量有关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个案资料,也因此设计出了非常准确的细节,写出了非常细致的台词。比如女儿娜娜在恋爱中需要对方扔自己的鞋来表达爱意,她发现自己只是“一簇簇的神经与纤维,没有皮肤”。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社会结构的视角与个体心理的视角在这部影片中形成了一种合流。也许不一定是曹保平的原意,但是结构的问题自然而然投射在个体身上,而被认真塑造人物的创作者捕捉到,这是一种机缘巧合,也是一种必然。让曹保平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有些观众觉得自己不能共情其中的角色?比如,他发现有些观众认为女儿娜娜太“作”,黄渤和周迅的角色太“疯”。当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导演问我:从你的视角看来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真正的、准确的答案。但是无论是从创作、还是公共价值的角度,我们都可以不断讨论,人是什么,人的复杂形态可能是什么样的。以下是正面连接与曹保平的对话:三种人格障碍正面连接:这个故事触动您的地方跟触动观众的地方、您的感受和观众的感受,会不会有区别?
202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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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保洁员母亲

很幸运我不是像在许多文学作品里看到的那样:在遗憾和怀念中追忆母亲,而是参与她的当下,和她一起生活,记录同一个屋檐下的争吵和磨合,撕扯与理解。母亲的新工作2020年春天,我的母亲失业了。在我和弟弟读大学,母亲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她和无数双脚沾满泥土的人一样,在官方语境中有一个身份定位“农民工”。10年里,母亲在矿山、建筑工地、农场务工,挣出来的钱,供她的孩子们念书。2017年,她的左腿因为常年过度奔波患上了滑膜炎,蹲不下,站不起。经治疗康复后,她再也不能像原来一样卖力气去工地挣钱。我想让她休息,她不肯,偷偷去找工作。在母亲的生存经验中,挣钱是生活中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第一次,她接受了7天隔离后,在一家养猪场做厨师,她的左腿因为长久的站立再次开始疼痛,她要到了五百多块工资后回家了;第二次,她去家门口的超市做理菜员,指甲上全是泥,她想把菜名背下来,学会更轻松的打秤工作,但被人挤兑,失败了;暮春的时候,她去茶厂择茶叶,茶叶季结束,她又没事可做,工钱也没要到手。每一次工作,一开始她都信心满满,隔几天,再打电话过去,便听到她的语气变了,她责备她那不太灵活的腿:“花了几百张‘红皮’了,一点用场都没有!我真是一点用都没有!”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到秋天,母亲已失业两个月。那时我和丈夫搬到了深圳福田一处两室一厅的小房子。我刚刚从记者转行进入大厂,工资涨了一些。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我都转一些给她,并立即打电话过去,让她把钱收下。我想,我们刚好有了空房间,刚好有一个长假,也许她可以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我们的生活。我说服母亲来深圳的理由是:我帮你在深圳找一份工作。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决定,面对亲人们的忧虑和阻止,我告诉她“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可是‘我怕个屁!’”2020年9月26日,母亲乘坐K1310次、8车8号上铺绿皮火车从陕西商南出发。第二天下午,车到站后,经过不断的电话、微信语音联络,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她。母亲穿着紫色上衣黑色长裤,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里真热啊!她和父亲两个人都肩背手拎的。母亲包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自己种的农产品,一小包一小包的干货——干木耳、
2023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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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朝鲜,我在「剧场」国家生活189天

从朝鲜回来后,T最常被问到的两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朝鲜”和“朝鲜人是不是不能上网”。在回答了很多遍以后,她意识到了回答的艰难。在朝鲜生活的189天里,日常事物没有确定的答案,她看到了这个国家部分的真实,但她无法确定自我认定的真实是否是他人的表演。世界/生活对我们敞开,是否本身即是一种幻象?封闭与自由的边界何在?我们要如何寻求所谓的真实?热水壶,手机卡,西装本科时,我在一所外国语大学读朝鲜语专业。2018年,我参加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交换项目,前往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出发前我找上一年去过的同学请教经验,她告诉我在朝鲜生活一定要有三样东西,热水壶,手机卡,西装,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我接下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带着她送我的手机卡,2018年4月21号,我坐上了飞往朝鲜的飞机。朝方为交换生准备的留学生宿舍是二人标间,装修风格类似国内的老旧宾馆。一走进宿舍,卫生间里的白瓷浴缸就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我对朝鲜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很高的心理预期,浴缸显然是一个惊喜的开头。但很快我发现,宿舍的水龙头里放不出热水,浴缸只是一个摆设。于是我想到了学姐的第一个建议,“买个热水壶”。我的生活在这栋七层大楼里开始。楼内有商店、澡堂、免费和付费的食堂、健身房、男女生宿舍,尽量让留学生足不出户就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大楼里最通用的货币是美元,浴室和健身房使用一次1美元,不限制时间。免费食堂里提供泡菜、炒鸡蛋、炒肉、青菜、米饭、面条等,想吃好一点也可以去付费食堂点菜或者去外面的餐厅。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和朝鲜政府分别为我们提供每个月250美元和70欧元的奖学金,我会把欧元存起来,留一半美元现金,另一半美元换成朝币,美元在街上的商店是通用的,但如果想买一些路边小摊的东西,朝币会更加方便。每个月我们还会从大楼工作人员那领到几扎矿泉水。据说在我们这届后,大楼里新建了WIFI室,但在当时,我们没有网络,我的手机卡也没有上网功能。我和另外两个女生合用这张卡,与国内的家人朋友通过2块钱1分钟的国际长途维持联系。花了80元买好热水壶后,我终于喝上了热水,生活逐渐步入正轨。2018年国内一共派出38名学生前往朝鲜交换,其中包括我在内的26名学生去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其余人去了金亨稷师范大学。金日成综合大学占地面积很大,校园风景优美,生态环境良好,我经常在学校看到松鼠,有一次还看到了野鸡。一进学校大门就是领导人雕像,学校里几乎每栋建筑的一楼都有领导人雕像,经过雕像时每个人都需要向着它鞠躬。学校里的大学生们清一色穿浅灰色制服上衣、深蓝色下装,男生穿西装裤,女生穿西装裙,所有人胸前别着徽章。因此人群中一眼能辨别出穿常服的留学生。所有留学生会被单独分进一个特别开设的班级,学习讲读、会话、阅读、写作、地理课程。课程从四月持续到十月,中间有半个月的暑假。金日成综合大学游泳馆阅读课上,我读到一些让我啼笑皆非的材料,很多材料都在讲领导人身上发生的种种异象。最经典的故事是领导人出生前,自然界狂风骤雨、雷霆大作,出生时婴儿四周被紫光笼罩,他出生后外面突然雨过天晴,祥云环绕。我去外国人书店买书时,看到过一本小册子,讲的也是领导人去世界各地视察时当地的奇异现象,比如他去某个国家视察,原先当地下着倾盆大雨,领导人一下飞机后,倾盆大雨便停了,露出和煦的太阳。文章里说,“他真是行走的太阳啊!”有的故事的情节更为曲折。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老人”的故事,三个老人的职责是运送药酒给战场上的伤员喝,三人却私吞了一瓶酒,喝完这瓶酒后,他们都醉了。其中一个人梦到了领导人,领导人在梦里严厉斥责了他,醒来后他给另外两个同伴讲了自己的梦。另一个同伴说,我也梦到了领导人,领导人告诉我在某个地方埋着一瓶药酒,他让我们用这瓶酒去抵那瓶我们偷的酒。于是三人前往梦里所说的地方,在土里真的挖到一瓶药酒,他们用这瓶酒偿还了自己犯下的过错。会话课的教学方式是让我们看没有字幕的朝鲜电影。通常第一节课我们看电影,第二节课老师会让我们上台表演电影里的片段,背一段其中的台词。如果不是因为课程的学习,我绝对不会有机会和兴趣看这些动辄三小时的电影。我们看的朝鲜电影都是彩色片,片子里有爱情、友谊、家庭,但都脱离不了集体生活和政治。有一部电影讲了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的故事,女孩的名字发音近似中文“香美”,村庄里的村长看不惯爱唱歌的香美,觉得年轻人应该下地劳动,而不是成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香美为了向村长证明年轻人的价值,参加社里的歌唱比赛,经历一系列波折后,获得了歌唱比赛的第一名,跟村长打破了隔阂。主角为香美的电影《云雀》还有一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日本大学里的老教师,他的祖上在战乱时期从朝鲜半岛流亡到日本,但他已经是个日本人了。影片一开始,他向学生讲朝鲜的社会主义如何不好,一个学生质疑他,您没有亲眼见过,怎么能说朝鲜社会主义不好?老教师说,那我就亲自去看看。之后,老教师前往了朝鲜。在朝鲜,他体验到免费的医疗,看到朝鲜儿童的免费兴趣爱好教育,看到领导带着捧花视察因公生病的病人。他发自内心感觉朝鲜的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影片最后,领导人突然出现在老教师面前,老教师就在领导人面前虔诚地跪了下来。随着我越来越适应朝鲜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穿西装的场合越来越多。所有课程都安排在上午,下午学校会统一安排我们穿上西装,去他们觉得我们需要参观的地方。作为亚洲面孔,朝鲜人可能第一眼分辨不出我是外国人,但看第二眼他们就会意识到,因为我胸前没有别徽章。其实商店里可以买到徽章,但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我一直没有买,我没有掩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于是,像电影里一样,曾经在老教师眼里出现过的朝鲜再一次在我眼前上演了。剧场国家/观光客在朝鲜,下午坐出租车出门时,我经常经过金日成广场,它是平壤市的中央广场。每次经过,我都会看到学生们在广场上集体排练,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有。同一个年龄段的学生手举红色小旗子或火把等道具,不断变化队列,组成“胜利”“凯旋”“明天”“光明”等朝鲜语字样。我猜测他们在为庆祝某个大型节日而排练。9月9日,这个节日终于来了。这天是朝鲜的国庆节,也叫朝鲜共和国日,2018年的这天是朝鲜庆祝建国70周年的日子,因此仪式举办得十分宏大。观众席中专门有一席留给外国留学生,我们为此特意去商店买了传统的朝鲜服饰,我的朝服花了80元,上衣是明黄色的短衫,下衣是黑蓝色的齐胸裙。我们看了一整天的表演,上午军乐表演,下午烛光表演,晚上焰火表演。国庆日的庆祝持续了好几天,期间我们还在晚上去大同江边,边喝大同江啤酒边看江上的焰火表演。少年宫伽倻琴兴趣班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还去了锦绣山太阳宫、毛岸英纪念碑,参观了各种博物馆。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里,我看到了比电影中更多的兴趣爱好教育活动。少年宫是专门供孩子们免费上兴趣班的场所,朝鲜小孩长到一定岁数后,可以选择自己想上的兴趣班,有书法,跳舞,唱歌,写作,刺绣,伽倻琴等。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很大,大楼上竖立着两行红字标语,一行是“不羡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另一行是“团结一致向未来前进”,中间是将军的肖像。“不羡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句口号我在平壤见过很多次,地铁上、学校建筑上、学校游泳馆里都有出现。少年宫里表演歌唱与舞蹈的小女孩们戴着一样的头花,穿着统一,脸上画着妆,表演时眉毛上挑,十分有感染力。表演结束后她们积极地挽着我们合照,留学生也派代表送上提前准备好的花束。我还看到了少年宫里的计算机兴趣班,孩子们在白色台式电脑前聚精会神地操作着电脑,当我仔细看向他们的屏幕想知道他们在用电脑做什么时,我发现他们一直在练习电脑打字。少年宫舞蹈表演留学生的自由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平壤市内。平壤市外,十月初的初秋季节,学校组织我们游览了金刚山。秋天的金刚山风景很美,有山景和海景,有红叶、美丽的瀑布和吊桥。在我们游览过的景点中,金刚山是少有的政治色彩不太浓的地方。渐渐地,我能够自如地在平壤的街头行走了。我爱上了朝鲜名为“사이다”(音译:SAIDA)的葡萄味汽水,汽水瓶比可乐瓶稍软,买1升装汽水只需要2000朝币,约合人民币2块钱。我找到了好吃的烤肉店,人均40块人民币能吃到一顿丰盛的烤肉。我还喜欢光顾街头的冰沙小摊,各种味道的冰沙盛在白色塑料小碗里,直到我听自费留学生说朝鲜乙肝患者不少,这些重复利用的塑料碗很可能传播乙肝,我才打消了继续光顾它的念头。虽然我认为我对朝鲜已经有了足够了解,作为外国人还是免不了四处碰壁。每次踏入一个没有去过的商店都是一次运气的赌博。有几次,我从餐厅玻璃外看到店里摆放着烤肠、烤肉饼等食物,或有朝鲜人在店里吃东西,想进去时却被工作人员拦下,告知我这里外国人不能进入。自费生说,可能这些地方食物的物价不同,对于朝鲜人来说它们是可以买得起的食物,但对于我们来说价格过于便宜了。即使是在同时接待外国人和朝鲜人的餐厅里,我也不知道这些地方的物价是否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朝鲜人手里的菜单。同样不能进入的地方还有“粮站”,我经常看到有老人在街上名为“粮站”的店前排起长队领粮食,这些店铺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穿军绿色制服、戴袖章的人会在门口巡视。在平壤,外国人可以坐地铁,但不能坐公交,这可能是因为平壤的公交总是十分拥挤,车门有时都无法关闭,人的身体悬在车门外,交警会努力把人塞进车厢。朝鲜商店售卖的人参制品相比于明面上的禁令和限制,作为外国人,尤其身为女性,朝鲜人对我投射的眼光让我有更大的压力。夏天中的某一天我穿了短裤出门,路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向我,长久地盯着我,像在看一个破土而出的怪物。教我们会话课的是一位美丽的女老师,她向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说过,她出生在地方,是通过刻苦练习伽倻琴一路从地方弹到平壤,最终成为大学老师的。我很喜欢她,叫她伽倻琴老师。一位女同学剪了短发后,伽倻琴老师对她说,女性要有自己的女性魅力,女性魅力的最强体现就是在头发上,你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美丽?相比于穿着打扮,语言方面的隔阂更为隐蔽,却并非不重要。朝鲜语中“~습니다(音:思密达)与“~요”(音:哟)都是表示尊敬语气的终结语尾,但前者更为正式,后者偏日常。一次一位老师听到我们在用“안녕하세요”(音:阿尼哈塞哟,意为“你好”)打招呼时,严厉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像韩国人一样,用艺妓的语调说话?我意识到,在朝鲜人眼里,语言被赋予了特定的道德色彩,而我们这些脱离朝鲜文化背景的后天学习者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犯错。晦暗的,光明的在朝鲜,两类人与我们这些交换生走的比较近。一类是朝鲜校方为我们指派的“学伴”,他们是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读书的朝鲜学生,另一类是来朝鲜自费读书的外国留学生,我们称之为“自费生”。能担任“学伴”的朝鲜学生中文大都很好,背景也不普通。我去她们房间时看到过香奈儿香水瓶和耐克鞋。她们每天晚上都要来交换生的房间,美其名曰检查作业,询问我们每天都做了什么,这让我有种被监视的感觉。但我逐渐习惯了这样的询问,一方面我并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另一方面我意识到她们也只是完成自己不得不做的工作。她们也会对我们的生活感到好奇,会问我放在床上的蚊帐是什么,中国人是不是都会用它。有一次我犯了气管炎,有点咳血,经常来我房间的学伴带我去医院,跟医生耐心地解释我的症状。从医院回来后,她以为我咳血是因为营养不良,自己掏钱买了维生素C送给我。自费生们跟我们的关系更为亲近,应付朝鲜的生活也更加得心应手。来朝鲜留学的自费生各个国家的都有,他们大多父母是外交官或家里做与朝鲜有关的贸易工作,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聚会、唱歌。会话课考试结束后,一个交换生同学告诉我她拿到了80分的成绩,伽倻琴老师私下暗示她送自己礼物后自己会帮她改成85或90分,她并不在意成绩,于是拒绝了。自费生之间也会谈恋爱。在和自费生聊恋爱话题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冲击我的小事:朝鲜没有避孕套卖,整个朝鲜买不到一只避孕套。自费生们会在行李箱里放一大堆避孕套带来朝鲜,场面堪称壮观。朝鲜的女性遭遇难产时,规则是无条件保小。如果孩子失去了母亲,国家又认为父亲无法抚养好孩子,孩子会由国家机构抚养。原则上,朝鲜人不能与外国人恋爱,如果是朝鲜男性和其他国家的女性相爱,必然不会有结果,但如果是朝鲜女性与其他国家的男性相爱,男性可以花一大笔钱把她娶走。这些朝鲜的“常识”我知之甚少,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栋大楼上,但我无法触碰他们的生活。在朝鲜生活几个月后,我深刻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无聊、枯燥、缺乏意义,接触另一个国家的新鲜感早已消耗殆尽。我记得自己当初来朝鲜的原因:我想过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像多活一次一样,我想过一种更“多”的人生。但当这种生活变成日常后,它变成了一成不变地上学、做作业,忍受教室坏掉的冷气,跟国内的亲人朋友失去联络,唯一的娱乐是看集体唱歌跳舞,看有关将军事迹的种种文章。那段时间,我频繁地想着这个问题,这种情绪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我周围许多交换生的身上。我,不止我,我们都意识到他人生活的重量。为了安慰一个交换生朋友,我送给她一颗糖,糖纸里写了之前看过一首诗,“我的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但是我身体里的火车真的不会错轨吗?这是我不敢细想的问题。我们在他人生活的丛林中迷路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小事我无法忘记。前往金刚山的旅途上,我们坐着一辆大巴车离开平壤,经过我不知道名字的朝鲜乡村。我看到高高的田埂,农民们背上背着成垛的麦草走路,他们看到大巴车后停下脚步,一直看着我们的车,有几个农民迈开脚步奔跑,在大巴车后面追逐。金刚山秋景晚上的平壤黑暗阴森,街道上几乎没有灯光,人们足不出户,只有军队背着枪把守。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和室友正做着作业,突然听到窗外一个女人在尖叫,间歇性的尖叫整整持续了两分钟,之后安静了。我和室友抱在一起发抖,不敢往窗外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猜测。天气很好的一天,我在宿舍附近的小学旁看到一个朝鲜男孩抱着一只白狗,男孩和白狗都很小。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在朝鲜见到类似“宠物”的动物。我跟他说,我想和他拍一张照片。这时,突然从旁边围过来一群朝鲜孩子,他们都想要拍照。于是我建议拍一张合照。拍照时,我伸出两根手指,比出了“耶”的手势,孩子们很惊奇,问我,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代表心情很好的意思。于是孩子们迅速学会了这个手势,他们纷纷比起了“耶”,表示自己此刻心情很好。小狗乖顺地趴在男孩怀里。这一幕最终留存进我的相机。那是一个我长久期待的时刻。朝鲜儿童和他的小狗作者———杨佳欣mustaphaya@qq.com口述——Tanya编辑——曾鸣
202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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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隐入山林

我爱这种不太有出息的快乐,我也爱这种种瓜得豆的人生荒谬。虽然侯孝贤罹患失智症的消息早有耳闻,但当证实这一点并宣布他退出电影制作的官方声明传来,心里还是感到惋惜和震惊。作为华语影坛最具原创性和东方特性的电影创作者,他构建了一个安静而且苍茫的影像世界,也启发了一大批电影创作者,像中国的贾樟柯日本的是枝裕和,他们也都先后成为了现在东方影坛大师级的人物。但对于我来说,对他的最深的印象并不来自于这些显赫的名头,而来源于他电影中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出自《童年往事》,片中已经混淆了现实与幻想、过去现在边界的年迈祖母带着阿孝咕在凤山的乡间小路试图走回自己远在海峡对岸的故乡,显然他们是不可能到达的,但在路上,他们发现并采撷了一大堆芭乐回来,在这一刻,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原初的目的。我喜欢这中间所荡漾的人生韵致:我们永远已失去了回到精神故乡的道路,但这并不防碍我们在那一刻那些琐屑世俗的快乐。我爱这种不太有出息的快乐,我也爱这种种瓜得豆的人生荒谬,我爱这大悲凉与小确幸在一个普通下午的相遇,我爱他因为这微小的快乐而觉得这个虚无底色的人性仍然有着意义。因为这点小爱,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文章来表达我对他的尊敬,为他让你与人生的苍凉底色不期然相遇,也为他让你知道那一丁儿具象的欢欣足已抵抗那世界即将落幕的寒意。侯孝贤是个重度的形式主义者。但由于他坚定的静水深潭式的静气,人们往往会忘了他在形式上的严苛。在这时侯,我不得不提王家卫,因为他们俩处在形式感的两个极端上。相较于王家卫那种极其外显化的风格,侯孝贤的风格看起来更加低调不显眼,以至于像生活一样自然,但这种自然从来不是挥手而就的,这里面,有着侯孝贤的极强纪律性。这是和王家卫一样极端的雕刻时光,只不过王家卫要让每一刻都跳脱出来,而侯孝贤,则是把每一刻的棱角都抹掉。王家卫热爱特写镜头,而侯孝贤,是一个钟爱广角镜头的人。王家卫喜欢将镜头贴近人的身体,近到似乎能闻到他(她)的体味,能感到他的胸腔的呼吸,他想进入被拍摄者的身体,只是基于物理法则的限制,他无法做到而已。而侯孝贤,则喜欢将镜头拉得更远,他在早期的《风柜来的人》的拍摄现场,就已经开始让摄影师远一点,更远一点。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年王家卫喜欢镜头的运动,他似乎是与片中人物的情绪共舞,人物的每一个情感的变幻转折,每一个肢体的动势,他都在用放大镜去捕捉,而侯孝贤,则喜欢镜头的静止,任这个世界上最宏大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它仍然如这个世界一样沉默寡言。对于一个好的创作者而言,从来就不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分别,这二者早已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它们只是这个创作者看待这个世界方式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如波粒二象性一样泾渭分明却又本质同一。王家卫如此,侯孝贤也如此。王家卫如此运用他的镜头,是要把所有的镜头都变成主观镜头,整个的世界,都是“我”的世界,整个世界由“我”定义,意义由“我”产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更重要。侯孝贤选择他的镜头语言,则是要将镜头变得尽量的客观,整个世界,从来都不只是“我”,“我”从来都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的悲喜甚至是生死,都不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扰动。侯孝贤的这一世界观,在他的自述里,既来自于他少年时就萌动着的生命感悟,当他坐在城隍庙旁边的芒果树上时,他感到了一种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一种莫名伤感,也来自于他在拍摄《风柜来的人》时,在朱天文的推荐下所看到的沈从文的自传,他感到沈从文似乎是站在极远处俯瞰这个世界。他在芒果树上所感受到伤感,说到底,就是他第一次感到了“我”和这个世界的缝隙,当这个缝隙产生时,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内耗,因为世界是庞大的,而我却是如此微末,因为世界无休无止无头无尾在时间中向前延伸,而我却在这巨量的时间轴上随时可能停止或者坠落。电影《风柜来的人》,1983年而沈从文,给了他一个灵感或者说自信,再也没有比找到同类更幸福的事情了,更幸福的事情在于对方还能将他们共通的感受重述,甚至是命名。正是这天然感受与后天阅读的相遇,让侯孝贤真正成了一个作者,也证明了他是个天才,经沈从文冥冥之中点拨的《风柜来的人》,让他与之前拍的《就是溜溜的她》等商业电影完全分道扬镳,按吴念真的说法是直接从一楼跃升到八楼。从一楼跃升到八楼的是什么?是他的静观视角,他开始坚定的不激动,不一惊一乍。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新鲜的旧事。是他的旁观视角,他与他的人物保持审慎的距离,因为他知道他无法真正理解他的人物,这是他对人性抱持的最高尊敬。静观视角,是他的理性的那面,是对坚定不移的自然律对于人的影响的清醒认知。而旁观视角,则是他感性那面,是他对人这一物种的天然喜爱甚至是崇拜,所以他拒绝解析人的内心,他情愿做一个无知者,去感受那些沉默的面孔下那些细微的脉动。静观视角,赋予他电影的是一种冷静甚至是冷酷,而旁观视角,则让他的电影有着一种柔和甚至是谦卑。静观视角下,他无所不知,但在旁观视角,他一无所知。静观视角下,这个世界是宿命的潮汐涌动,旁观视角下,人物在盲目莫名的热情的驱使下浪掷生命或者为理想而献身。因为这种静观视角,他的电影有着华语电影中最为动人的空镜,比如《恋恋风尘》中最后在山海之间的云卷云舒,比如《悲情城市》那伴随着林家的家庭变故,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家国巨变时,那绵延不断却缄口不言的大山大海,是《好男好女》中,是日军扫荡时,漫山的清幽与静矗的大树。它们既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无情的地方在于,它们不会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说出它们的意见,有情的地方在于,它们的恒定,在昭示着苦难和欢愉的同样短暂,它们是这个世界律动的一部分,它们宽厚在接纳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于这个世界的落败者,它们仍然给予静默和微风。而因为他坚定的旁观视角,让他对时间与空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于时间而言,就是他的长镜头。侯孝贤在单一场景内,总是慎用剪辑。不剪辑,于是时间也就没有被压缩,人就活在原生态的时间之中,而非通过删减和加速之后的时间幻觉。于空间而言,则是他的取景框里,则是前面所说的他对特写的警惕,在他的电影中,他的人物总是处在巨大的环境当中,人物永远只是占据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两个限制被强调,让侯孝贤电影与一般商业电影有了最大的区别。他把人摁在一个与现实无异的时间和空间的感受里,于是也就没有了一般商业电影的放大效应,情感的酝酿爆发和消散,以真实的速度发生,在真实的空间中传播互动。电影《南国再见,南国》,1996年这种旁观视角,也让侯孝贤的电影极少有跟拍镜头。除了在《南国再见,南国》《最好的时光》的自由梦这个篇章等少数电影之外,他的电影都是镜头静静地等待着人物进入空间。没有跟拍镜头,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剧情上的全知视角的出现,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个体生命的全部,这部电影和我们观众一样,只是偶然路过的行人。静观视角,必然是宏观的,大尺度的,属于历史的。旁观视角,必然是微观的,小尺度的,属于此刻的。所以在内容上,这两种视角的对立和对话,就是历史和具体人物之间的共振和冲撞。侯孝贤,是个对于历史抒写有着执念的人,基本上侯孝贤所有的电影都是在讲历史与人的关系。《戏梦人生》,讲述的是日本占领台湾,到国民党退守台湾的这段历史,《悲情城市》,则是讲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本土民众与外来政权发生冲突的悲剧,《好男好女》讲述的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所发生的故事,而《南国再见,南国》则是90年代台湾的写照。当然特别的是,既使是在侯孝贤的史诗性作品《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中,我们其实看不到真正对于历史发生的大事件的正面描写,关于这一点,这些影片都惜字如金。历史宏大叙事正面面孔缺席,但它们又无处不在。它们以间接又无孔不入的方式影响着芸芸众生。侯孝贤的大多数电影,都在讲的是人在时代的缝隙中艰难求存,当然这个求存与张艺谋和余华的《活着》似的求存是很不一样的,他讲的不是“活着,不是为别的东西活着,而是为活着而活着”的惨烈,因为侯孝贤特别关注尊严这个东西。电影《悲情城市》,1989年这个尊严,在那些小人物身上显得混沌而又生理性。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经不住推敲却又坚定的价值观。在《悲情城市》中,是文雄拿着刀去砍杀那些侮辱他家族的权贵的怒发冲冠。在《戏梦人生》当中,是李天䘵和妓女之间适可而止的爱情,是他既无奈地委身于日本政权,却又怒发冲冠痛打其中败类的骨气。在《南国再见,南国》中,是高捷和林强两人最后四处寻枪,准备以卵击石对抗暴力机关的悲壮。卑微的尊严与巨大的体制之间无望的玉石俱焚,让他的电影有着一种难言的悲怆。静观视角,必然是清澈的,旁观视角,则必然是混沌的,这种分别变成审美偏好透射到侯孝贤的电影人物上,则是侯对两类人充满了特别的兴趣。一个是文化人知识分子,一个是黑社会流氓。正如侯孝贤在阿萨亚斯给他拍的纪录片中所说,他热爱那些黑社会份子身上的生命热情,那如同狗一样争食的世界,里面有一种雄性的力量。他们身上的盲动的激情,有着一种自毁的美感。对于流氓的描写,他在最开始的《风柜来的人》到中期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再到后期的《千禧曼波》,从未中断过。侯孝賢在电影《悲情城市》(1989)拍摄现场指导演员拍戏而知识分子,则显然给他一种更清朗更坚定的力量感,他们的文弱,与他们的坚定呈反比关系,他们旗帜鲜明地与时代唱着反调,在死亡时都未曾动摇。这两种视角,也决定了侯孝贤电影的结构。旁观视角下的无知,必然让侯孝贤对于那种条分缕析的逻辑敬而远之,而静观视下的抽象全知,则又让所有的事物之间似乎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松散的联接,让侯孝贤的电影,必然都是散文化的。他的电影更像是一个个生命片段的组合,它们更像一叶叶生命体验的孤舟,但当命运长河的波浪涌起,
2023年11月17日
社会

资本主义工会和我的罢工

如果你有好好认真工作,这么多年了工资没有涨,不一定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2023年5月1日到9月27日,美国编剧工会(WGA)在好莱坞进行了为期148天的罢工。罢工结束时,11500名编剧的整体年薪将预计增加2.33亿美元(平均每人增加20261美元),此外,编剧争取到的权益还包括:影视公司必须限制对AI的使用;编剧在流媒体作品中获得的分成将提升26%;一部剧的迷你编剧室(Miniroom)必须制定人数下限等。在罢工的前三个半月,电影与电视出品人联盟(AMPTP,编剧们的雇主)始终拒绝谈判。僵持阶段,罢工现场的气氛也逐渐低落。7月,演员工会也加入罢工的行列。8月,资方重回谈判桌,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让步很少。9月底,罢工在一个周末的谈判后闪电般结束了,工会提出的85%的诉求得以实现。王释笛(Yancey
2023年11月9日
其他

一本叫《我,厌男》的书,和厌恶它的男人

大声说出“我,厌男”,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憎恨《我,厌男》这本书的,是什么样的人?2023年7月12日,《我,厌男》中文版在豆瓣更新图书条目,很快被一星差评淹没。7月20日,一位男性向出版社的上级单位举报了这本书,声称其侵害了他的人格权。此时,《我,厌男》还没有上市,除了出版社内部的人,没人看过书中内容。这不是这本书第一次遭遇风波。2020年8月,《我,厌男》(Moi
202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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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日常里被遮蔽的性骚扰

我们与恶的距离。2022年9月19日,艺考机构“影路站台”(下称影路)创始人杜英哲被三名学生实名举报其多年来猥亵女学生,并致使一名17岁高三学生怀孕生子。时年40岁的杜英哲本科毕业于北电2001级文学系,于2008年注册“北京影路创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面向影视类艺考招生。杜英哲在朋友圈称,这些控诉存在夸大和不实,并回应:“我在艺考中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有争议,但也很有效果,因为天真单纯的考生在艺考中是没办法竞争过接触过成年人世界的考生的”,“根子上就是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让学生艺考成绩更好”。2022年9月22日,杜英哲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今年4月底,受害者陆续收到检察院发出的司法文件,并等待其向法院提起公诉。在艺考机构中,影路名气大,成绩好,许多学生来到这里接受应试培训。他们大多有着考上影视名校的愿望,每年也总有复读的人继续留在这里。学生间关于杜英哲的传言有很多,很多老师也清楚他的性骚扰行为,但这家机构还是如此运行了十几年,甚至成为艺考行业领先品牌。在那些自述里,有人被杜英哲说是他带过最丑的一届,有人时不时被他摸头、捏肩膀、摸背;有人因告诉他人自己的性骚扰遭遇,而被杜英哲带头孤立;也有人被杜英哲要求帮忙理发时,突然被抱住、压在床上,一边扒衣服,一边问“你是处女吗”......我们想知道的是,如此恶劣的事件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并始终被遮蔽?影路内部氛围、学生日常状态是什么样?围绕着杜英哲的“传闻”如何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中流传?长达多年的性骚扰在什么环境中发生?大家在怎样的权力结构下处于沉默?我们访谈了7名影路的学生,4位影路的前老师(其中3人曾是学生),以及另外2名相关人士。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在2017年至2020年的影路。那时这家机构已成立十年有余,其中运行的规则在十年间不断强化,形成人们心中的“真理”。坏事于是发生,循环。从故事开始,到杜英哲的性骚扰行径被曝光,还有五年的时间。初到影路2018年12月初,17岁的隋宁昕第一次到影路。到宿舍第一天,他撞见两个男生正在聊美国黑帮电影。“你是一个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人?”“你是喜欢《美国往事》还是喜欢《教父》?”他们又从两部电影延伸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隋宁昕不适应这里的谈话氛围,他只能插上几嘴,不久便躺进被窝。隋宁昕后来在影路上了三个月课,他习得了这套技巧。他向我演示它如何运作,让我说出一个导演名字。我说田壮壮。他脱口而出:“之前田壮壮拍的《吴清源》,让我们抛开一切那些庸俗的对电影的讨论,他力图追寻某种内在的叙事张力来突破传统的视听结构的桎梏,于是……”无需思考,他便能快速地输出一些时髦而空洞的词。他能“随便说”,“要多少有多少”。这是影路教给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解构,建构,祛魅......这些学术词汇被影路装进一个列表里,成为学生笔下的“高级词汇”。一名2017年来此上课的同学把影路的教学特点称为“装逼教育”。她说,那时大多人只知道在影评里堆砌大量看起来“高端”的术语,实际只是懂得皮毛。影路是一家针对影视专业(如导演、戏剧文学、摄影等)的艺考培训机构,位于北京,学生在这里学习影评、故事写作、文学常识、面试技巧等课程。隋宁昕来这里是为了准备2019年艺术院校招生考试(也称“校考”),他报了摄影课。校考从当年的1月初开始,持续到春节前后,先是中传初试,然后是北电、中戏等院校的考试。来这里上课的高中生不少是被师哥师姐推荐来的,在艺考生中,影路在成绩、师资上的口碑不错。像隋宁昕这样的高中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聚集在北三环外的这座大厦里,期盼在影路帮助下圆梦——他们大多有着共同的目标:考上北电中戏那样的好学校。这也意味着高昂的学费。10天的课程价格9800元,20天为19800元。男生A是文章开头提到的聊美国黑帮电影的人之一,影路很符合他高中时对艺术行业的想象,有一群包容开放、对电影和书籍有共同语言的人。讨论《都灵之马》这类电影,是A和朋友们在艺考期间的常事——比起《变形金刚》,前者听起来显然“逼格要高一些”。影片开头是一段没有画面的独白,讲述尼采在看到马夫鞭打不愿走动的马之后,抱住马的脖子啜泣,而后精神崩溃。正片黑白色调,节奏缓慢,用30个长镜头叙述马主和女儿几天中的日常。但脱离影路和艺考的环境后,A平日也不会再去看它。太闷了,他觉得。影路有一小群走文艺路线的学生,他们喜欢聚一块谈论文学和哲学,谈论欧洲艺术电影,聊《鲸鱼马戏团》《镜子》,聊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聊黑格尔、尼采和萨特。有时也一起抽烟、喝酒。但其实直到考试前,A也看不太懂这些艺术电影。“那个时候,哪怕不知道,得装作自己知道,装作自己有底气。”A说,“确实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装逼,但为了装逼,至少也学到了点知识。”有时A也看得出来别人在装,他会一直追问下去,直到对方说不出来。那是学新知识的机会,他也更想看看对方怎么继续往下编。A也模仿过一些老师的外在气质和说话习惯。有的老师面相严肃,像少言寡语的艺术家,A被这些所吸引,“觉得这个是酷的。”他从这些容易入手的地方开始,尝试让自己离这些人更近些。离这些人近,也就意味着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那时影路门口竖着几个易拉宝,其中一副海报是学生状元榜,上面列了21个名字,他们是2009至2018年五大名校(北电、中戏、中传、国戏、上戏)的校考全国第一,都出自影路。他们高中时代的艺考成绩在这里被保留和仰望,吸引着一群又一群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加入影路站台,不仅仅是艺考,而且是最直接的进入影视行业精英圈子!”另一副宣传名师的海报这样写道,上头分别印着《我不是药神》的摄影指导、《河神》的制片人和《白鹿原》的编剧的名字。他们都曾在这里授课。影路也向学生们灌输一种对名校和影视行业的向往。有学生记得老师说过,去剧组里当摄影,日薪三四千元。一天能顶别人一个月的工资,他想要这样的未来。杜叔刚来不久时,隋宁昕还在影路感到另一种震撼。以前在山东本地的艺考机构,同学们下课的聊天话题不是“今天去哪打游戏”,就是“去哪蹦迪喝酒”。那是一种脱离传统高中秩序的自由享乐的话题。但影路不一样。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不会错过一个话题——影路创始人杜英哲的“那些事情”。隋宁昕第一次见到杜英哲是在2018年底的冬天,机构里的过道。那时他扎个小辫,鬓角剃平,一米八的身高和肥胖的身型给人一种压迫感。当时杜英哲正在北电文学系读研,身穿北电的黑色羽绒服,戴塑料黑框眼镜,脚上是潮牌运动鞋。隋宁昕感觉这人与其他的影路老师不一样。其他老师有的爱穿白衬衫黑裤子,黑框眼镜,很干练。有的男老师爱穿古着,眼神犀利。有的男老师像不修边幅的影视民工。但隋宁昕感到杜英哲气场很强,也有人看到他时会产生“这不像一个好人”的直觉。隋宁昕问同学,这是谁。同学告诉他,是杜叔。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讨论,学生都管杜英哲叫“杜叔”。2008年初在影路上课的一名学生说,当时杜英哲就让大家叫自己“大叔”了。那时杜本科毕业不到三年。一张2019年初的影路教师表上,杜英哲被这样介绍:“艺考行业传奇人物,其带出的学生在北电/中戏等校成绩无人能望其项背!”在影路,大家都知道他是2007年CCTV播出的《小鲤鱼历险记》的编剧之一,大多90后都看过这部动画片。外人看来,杜英哲大概会是一个爱护学生的好老师。他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院系群里与院领导争执,批评学校在2020年初取消部分专业校考的招生政策对学生不公平。他在影路的公众号上写:“一个个考生那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他们的命运,我心疼啊!”但在更多学生口耳相传的消息里,他没有那么简单。学生们听说,杜英哲很厉害,在北京和泰国有房产,还把机构发展到了美国。还有传言说杜英哲在行业内的神通广大,有人脉能帮学生买到校考合格证。有学生听说,这是明码标价的事,58万能拿到某名校摄影系合格证,文学系便宜些,30万。当然这仅限于“听说”。一个微信小群里,有复读的学生向新生透露,杜英哲曾经“后台操作”,掉包了两个女生的合格证。一名男生难以置信地在群里问:这也能换?也有人疑惑:今年难道也有?他们讨论杜英哲和女学生的关系。有人亲耳听过杜英哲说一名女生“看她那欠操的样”。也有人听复读生讲述,杜英哲在房间里对孤身一人的女生摸来摸去、和某某女生交往过......这些事被一届又一届学生复述。在一个询问影路怎么样的知乎问题下,一条发布于2020年12月的回答称:“女生不建议来影路,杜胖子人品不行,性骚扰。”有学生说,2017年到2018年初是杜英哲相对收敛的时期,那时他瘸着一只腿。瘸腿的缘由,流传是他因骚扰女学生而被家长打断了腿。后来,有学生私底下会说“我腿好疼”来嘲讽杜英哲。也有男生说,他因这事疯狂健身,而后变得很壮。当他们二人在影路门口站着时,杜英哲说:你长得跟个大马猴似的。“哐”往男生肩头一拳,说:你看看我劲儿。不过,一位影路老师说,杜和家长有冲突是事实,但他腿瘸并不是因为这事,而是痛风。夹杂着混乱信息的场域里,真相扑朔迷离,黄谣开始滋生。2018年,有女生考入名校后,谣言传到了她耳朵里:她和杜英哲睡过。顺着信息链条,她找到了可能是最早传出这个消息的人。但对方坚决否认,后来事情不了了之。不止是她,还有其他几位女生也陷入这样的传闻——和杜英哲睡觉而得到入学资格。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2017年之后,杜英哲已不常在影路,大部分日常事务由他的妻子陈昕负责。陈昕毕业于北电文学系2004级本科班,是杜英哲同院系小三届的师妹。在影路,大家都喊她“陈姐”。影路里流言的中心也离不开杜英哲和陈昕的婚姻。大家不解,陈昕为什么能无视杜英哲和女学生的那些事,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充当帮凶。自然不会有人在他们面前提起他们的婚姻,在听说过那些传闻后,还聊起这样的话题,就“太不聪明了”。资讯伴随着先前环绕影路散不开的传闻,还有一届届学生流传的悄悄话——杜英哲通过不正规渠道让谁进入大学,谁又被这些资源引诱,谁用身体去换,谁拿金钱——尽管很多传闻都没有证据,但潜意识里,他们像得到了一种心理暗示:影路有很多升学的资源,只要你愿意与之利益交换,就能得到。有学生记得,杜英哲隐晦地向他们透露,自己和某些招生老师、业内人士很熟,比如“有招生的人跟我说过”,“我很懂他们招生口味”。考官有什么喜好,偏爱什么学生,会问哪些问题,这些消息很重要,也很稀缺,只能向已经考进大学的师哥师姐打探。更加重要的消息是,某考场有哪些老师,某院校的系主任换了人。这些要在影路里竖起耳朵听。2019年1月中旬,刘涵菁报名了影路的“高手特训营”。这个课程为期15天,地点在泰国,报名后还需要筛选。刘涵菁来自广东,2017年的高一暑假就去过影路。她有几位高中师哥曾在影路学习,2016年考上了北电,当刘涵菁问该选择哪个机构时,他们推荐她去影路。但他们没有告诉她影路发生过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2018年冬天,刘涵菁在影路与隋宁昕认识,两人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高手特训营”的课程宣传写道:“集合一批高素质考生”,“配置艺考史上最强的师资阵容”。刘涵菁认为这是一个释放考试内情的“信号”。这是确定的吗?那里会有什么资料呢?刘涵菁也不知道。但她觉得,可能有文学常识题的押题。她注意到,一些和杜英哲、陈昕走得近的学生都参加了,带队的也确实是较核心的老师。这更佐证了她的猜想。2018学年是影路开设海外训练营的第一年,他们去过泰国、土耳其和日本。第二年,影路继续开办了海外营,并在招生文章中称:到海外学习生活一段时间,才能进一步开拓学生的视野、改善学生的气质、促进学生心智成熟,效果远好于传统的艺考课程。每场专业考试前,影路会为学生做集体备考。一名参加了2019年某高校摄影专业初试的学生发现,考试当天的时事热点选择题中,有几道是老师备考时讲过的原题,例如港珠澳大桥的全长。后来,他还听其他专业的同学说,在考前练习剪贴画时,顾问老师给那位同学的杂志和第二天考场上的一致。在影路,顾问是单独辅导、一对一(或一带多)的指导老师。一位曾在影路研究选择题的老师指出,每年的文学常识选择题有规律可循,100道考题里出现了被押中的几道时政题是很正常的,泄题有可能是学生的误解。无法否认的是,隐秘的资讯在学生之间打转,他们那时确信影路有这个本领。2019年初,刘涵菁考国戏(中国戏曲学院)的影视导演专业初试时,感到资讯的重要性。考前,她被告知,自己要去的考场由系主任坐镇,面试难度偏中等,属于最好发挥的一个考场。这些信息让她稍微安了心。那天上午考完的学生回来透露,系主任提问了有没有看过章明导演的《冥王星时刻》。刘涵菁当时正好很喜欢这位导演。下午,她面试时,要用片子举例答题,她便讲了章明的《巫山云雨》。之后,影路老师告诉她:举出这个导演的片子,基本上初试就过了。那年刘涵菁没考上满意的学校,她选择复读。她咨询过北京另外两家大机构,再三考虑,还是选择了影路。她觉得和影路的老师混熟后,他们可能会多告诉自己一些利于考试的东西。她不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但它能带来心理安慰。如今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当年到底以为自己能获得什么。”刘涵菁说。但她清楚,自己得弄明白这里的游戏规则——影路是否真的决定了她能不能上学。这里也是她长那么大投入最贵的教育资源,原以为质量也会很好。她把考上影视名校的赌注押在了影路,并不断观察:这里发生了什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2019年,隋宁昕也复读了,他回到影路。暑期班杜英哲过来上面试课。提问环节轮到隋宁昕,问了些常规问题后,杜英哲问:你觉得你凭什么能考上电影学院?隋宁昕不喜欢杜英哲,他有些挑衅地说:我有才华。杜英哲问,有才华的人多了去了,为啥非得是你?隋宁昕说,我比他们更有才华。底下的同学有些嬉笑,隋宁昕感觉教室里的氛围还算轻松。杜英哲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道:谈过恋爱吗?隋宁昕承认谈过。杜又问,你们俩谁追的谁?隋宁昕感到有些被冒犯,很简短地回答:我俩互相撩的。杜英哲经常提到面试的重要性,要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说出自己有意思的经历,也要主动给出有延展性的话题,让考官来提问。这是每一名影路学生的必修。杜英哲会在面试课上问学生的初恋、过去的感情,也会问家庭情况、父母职业。2017年夏天,15岁的金澄(化名)到影路上暑期基础班。她想学编导,为了早点入门,高一结束她便去了影路。面试课上,金澄被老师评价为“无聊”“幼稚”。她一直是个看起来很乖的好学生,没有恋爱经历。和传统高中不同,恋爱在这里是被鼓励的。有学生记得一次课后闲聊,一位女老师说:没谈过恋爱的人在考试时会比别人有劣势,因为没有这个人生体验。她建议:还没有谈过的,可以随便找个人谈一两个周,体验一把。第二年暑假,金澄再次到影路。听说她谈了网恋,老师说这段经历“有意思”,“很刺激”,在她这样乖乖的形象上形成了“反差”,可以在面试中提起这个故事。老师又夸她过去一年看了很多书,也有了新的人生阅历,“非常有成长”。金澄能感觉到老师们很喜欢自己。她不确定自己谈网恋是不是因为高一时老师的那些话。但她的确因此思考过,学艺术是否要有“一些情感”,要更个性、更符合艺术,而不能只是学习好。杜英哲在暑期班结课考核时来了。结束后,他在走廊叫住金澄,说她长得像他的高中初恋。金澄有些尴尬,感到莫名其妙,只好说:这样啊,还挺有缘,挺巧的。之后,招生老师转告金澄,杜英哲愿意和她签约,当她的顾问。上完暑期班,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都会被建议签顾问。2018学年起,学生们也被建议加入价格99800元的元年组(VIP组),可参加任意课程,加入后再另外付钱签约顾问。招生老师对她说:杜叔一般不签学生,他去年都没有签学生,你能做他学生还是你的荣幸。签约普通顾问,一般是5万元左右,这样的价格是“一对多”。也有老师带的是“贵的那种”,每年最多只签约两个学生,像杜英哲和陈昕。金澄文化课成绩不错,杜英哲给她的顾问价格是19.8万。文化课成绩没那么好的学生,和杜英哲签约会更贵。在那个顾问协议里,他能保证金澄拿到五大名校的“有效合格证”,也就是保证她能进入这些学校的校考全国前25名。同时金澄要保证自己的文化课成绩达到一本线的90%。因价格太贵,金澄和父母商量后没有和杜英哲签约。杜英哲负责的另一类课程是故事写作。他有一套“万能模板”,学生要根据几大题材写故事,例如犯罪悬疑黑帮、家庭生活情感、情色爱情伦理,经杜英哲指导修改后,直接套进考试题目。在学生保存的几年前的故事作业里,除了“困境”“家乡往事”“犯罪事件”这样的题目,还有“情感背叛”“禁忌的情感关系”“出格之后”“不可告人的秘密”。后者写着提示: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辅以想象。有学生记得,杜英哲给他们转述过自己艺考时写的故事:停电的晚上,透着烛光,一个男生和一个阿姨在床上发生性关系。杜英哲还说过,一夜情、妓女、小偷、边缘人,这些会让招生老师觉得新鲜,在考试中出彩。有男生则在课上被杜英哲责备:你的故事里没有戏,你应该去经历经历。也有学生听一名女生朋友说,杜英哲在房间里一对一指导她的作业时,眼神特别怪,让她把门关上,还刻意往性的话题引导,说要解开天性,不要带着原有的封建思想。金澄发现老师们偏好“刺激的情节”,会强调写些和平常生活不一样的故事,要有震撼的点。她相信老师们说的就是考试的方向,只要按照他们的喜好去写,得到他们的肯定,自己考试就能通过。在爱情题材上,她编写了这样的故事:一个男性打激素变成“人妖”,之后和另一名男性产生了爱情。为了迎合和讨好老师,金澄尽可能奔着那个方向创作故事,也强迫自己写不熟悉的内容。“我就想怎么变态怎么来,”金澄开始上网搜索罕见的事例,“对着一些可能也是别人编的新闻,我也在那胡编乱造。”学习写故事的过程,金澄并不舒服,甚至有些痛苦。她内心怀疑过:自己写的是什么,这些真的会发生吗?圈子金澄在影路的生活路径常常是这样的:下课后和好朋友去便利店,再回酒店继续学习。那时影路安排学生们住在一个连锁酒店,离上课地点走路十分钟。她们是影路里的“好学生”团体,每天认真上课、写故事和影评。金澄注意到了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高中生。他们很有个性,性格奔放,有时晚上出去喝酒,第二天旷课。这群人也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和影路的老师都混得很熟,陈昕和杜英哲喜欢这样“放得开”的学生。在金澄眼里,他们是一看就能考上好学校的“艺术类人才”。金澄羡慕过他们,总是出去玩,还懂不少知识,更能得到老师的偏爱。她把影路看作一个小社会,要去讨好、迎合老师的口味,这是和普通高中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有不同的圈子,她觉得影路的学生也有分级。最核心是那些和老师们关系密切,被偏爱的、有特点的学生。中间是像她这样的,虽然也加了元年组、签了顾问,但和老师联系没那么紧密的学生。最外圈,是那些只来影路上散课的学生。那段时间,看着过着不同生活方式的同龄人,金澄思考着: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要像他们那样吗?我适合艺术道路吗,艺术真的是这样的吗?但金澄做不到他们那样,也不想成为他们。她相信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也能写出发自内心的文字。她甚至害怕那些人,觉得他们“玩太花”。金澄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另外两位受访者提到在影路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同学在酒店房间内当着室友的面发生性关系。复读那年,隋宁昕压力很大,脾气也比以前差了很多。他常常站在楼梯口吸烟,碰到谁都说:“过来一起抽烟。”他也爱喝酒,有时拿着啤酒招呼别人:“过来一起喝一杯。”一天晚上下课,他们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那天大约十个人,包括隋宁昕在内有四个男生,还有两个女老师。玩游戏过程中,有女孩被要求去卫生间脱下内裤,再拿出来甩一圈。有人被问,性爱时最喜欢的姿势。隋宁昕被要求选择在场一名同性舌吻,他照做了,不想被觉得玩不起。他说,如果端着,下次轮到自己时可能就会被直接跳过。他也安慰自己,就当是丰富一下生命体验。事后,他跑去厕所漱了口。男生B说,和自己经常一块玩的同学中,就没有不抽烟的。看电影,听摇滚乐,和朋友们去烧烤摊喝酒,去北电旁听戏剧理论的公开课,这是他高三时在影路的生活。想去上课就去,不想去就逃,影路没有人管他们。2018年暑假来到影路,男生B感觉和班里同学相形见绌。他从初二之后就不念书了。初三、高一,他跟着亲戚混社会。刚来时,他只看过《黑色大丽花》、《疤面煞星》等剧情片。被问到读过什么书,男生B说基本没读过。有老师评价他是“文盲”。从那之后,他窝在朋友的北京出租屋里,规定自己每天看三部电影,三天看一本书。他试着读了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但没看懂,于是返回去读一些中国文学,从韩寒、王朔、王小波,再到东北文学的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也发现身边的同学像在暗自较劲:你读茅盾文学奖,我必须得读诺贝尔奖;你看了多少部电影,那我要看得更多。在影路,另外一种社交货币是豆瓣的阅片量。他们交换、关注彼此的账号,互相攀比阅片量。刘涵菁记得,有人用“他上大学前阅片量就够三千了”去描述一位文学系的老师。那时她还知道有两名考入北电的学长学姐阅片量大约在800至1000部。在隐形的阅片量鄙视链影响下,有同学只在视频网站看过几分钟的电影解说版,或是快进看全片,都会在豆瓣标记“看过”。还有人连《猫和老鼠》《百家讲坛》《快乐女声》《中国达人秀》等动画片和综艺都标记“看过”。在智识上得不到认可的同学,则会被一些学生看不起。男生C就有过这样的感觉。2018年12月底,男生C来到影路。这是一个他格格不入的新世界。课上,大家使用手机和电脑,做笔记、查资料,只有他拿出纸和笔。这里也允许染头发、打耳洞,还有男生留长发,而在C的老家的艺考机构里,男生统一剃着短发。影路的课堂可以探讨不同观点,但以前,老师讲的内容是不能反驳的权威。来了影路,男生C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不太敢在课上交流。他很不自信,觉得别人很厉害,说的话很有深度,自己与他们不在一个水平。有次课堂辩论,C提了自己的观点,课后被几个同学当面说很幼稚。C感觉自己被否定了,先是伤心、自我怀疑,后来是生气。他想,他们不过是比自己提前学了这些东西而已。男生C在影路习惯一个人吃饭,有时和一两个关系还不错的同学。他只想和看起来老实的人交朋友。课余时间,他很少和其他同学打交道。房间刘涵菁的顾问是一位在影路多年、级别较高的老师,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但刘涵菁说,他不擅长写故事。考前阶段,他让刘涵菁把故事作业拿给杜英哲看,由杜给她讲解。这也是她和杜英哲互动最多的时候。杜英哲的公寓在金澳国际大厦的高层,这是一栋商住两用的写字楼,影路的教室也在这里。平时,杜英哲会在公寓房间帮学生指导作业。每次找他看故事,虽然刘涵菁不是单独一人,她还是感觉有些不安。那是一种她了解杜英哲很多事情后的不安。更何况,那时她觉得在场的其他女生都和杜英哲关系更紧密,比如他签约的学生。一想到她们可能“跟他是一伙”的,这让她更不舒服。一名2019年底来上故事班的学生说,他们也要拿着写好的故事,单独进入杜英哲暂时占用的某个学生的酒店房间,一对一指导。那时影路已搬离金澳国际大厦。2019年初的艺考,刘涵菁报了很多志愿,包括中戏的影视制片专业。几乎每个影路学生都听过这句话:“中戏制片喜欢看起来有钱的学生。”
202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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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不相信女性

如果说“竞技体育,菜是原罪”,那么是否有一个性别生来就比另一个更不擅长游戏?10月8日,杭州亚运会闭幕,在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亮相的电子竞技项目中,中国队斩获四金一铜。2019年,电竞选手在中国正式成为一项职业,DOTA2
2023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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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上野千鹤子:女性为什么注定在“公平竞争”中失败

女性带着生育、育儿、护理的负担参与所谓的“公平竞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2019年,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告诫新生,这是一个“即便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努力就能成功,这正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核心。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深信不疑,但上野千鹤子认为这里布满谎言和陷阱。她写作了一本书来解释为什么“努力不一定会成功”。这本《女性生存战争》于2013年在日本出版,今年8月引进中国。书中内容主要围绕一部看起来非常“女性主义”的法律:《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以下简称《均等法》)。1986年颁布时,这部法律意在帮助日本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进入职场的机会。但在此后的30年间,日本女性的处境并没有变好。上野认为,其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允诺的“公平”其实并不公平。例如,《均等法》颁布后,公司的大门向女性打开,但是企业将过去的“男性职种”“女性职种”改头换面,变成了“综合职”和“一般职”。录取的机会是平等的,但女性实际上只能担任公司边缘的“一般职”岗位,无法参与业务。最终,背负生育、照护、家务劳动等重担的女性,就这样从“公平竞争”中出局,成为无法正规就业的零工。新自由主义提供给女性的不是机会,而是两难的困境:要么抛弃家庭和孩子,选择一种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方式;要么抛弃稳定的雇佣关系,成为一次性的灵活劳动力。除了女性,吞下苦果的还有日本的年轻人,他们和女性一样被迫“灵活就业”,沦为失落的一代。日本社会少子化加剧,女性内部开始分裂。在上野千鹤子描述的2013年以前的日本社会里,我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我们也同样处在一种永远的矛盾与两难之中:为什么了解了女性主义思想,有时还是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做出违背思想的行为?为什么女性主义呼吁女性团结,但对它的不同理解却加剧了女性内部的分裂?上野千鹤子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困境,却很少在书里直接提供具体的解法。我好奇,作为一名女性,上野本人是否也经历过这种两难?女性主义是否只会带来更多的困惑,而并不指向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无法找到答案,我们还能期待几十年后的女性处境会比现在更好吗?上野千鹤子给出了她在书中没能直面的回答。她告诉我们,如果女性带着生育、育儿、护理的负担参与竞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面对“既要又要”的悖论,扩大对男性的保护比要求女性放弃保护更为重要。也有一些问题上野无法给出回答。但她说,认为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这种不宽容与女性主义是不相容的。以下是正面连接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话。公平竞争公平吗?正面连接:您以“生存战争”为标题,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即使认可女性主义思想,也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做出违背思想的行为,例如容忍酒桌上的黄色笑话。上野老师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应该如何在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中生存?
202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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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龙:我为什么拒绝了乐夏两次

大哥你上《乐夏》,你上它有啥用啊?《乐队的夏天》爆火后,梁龙着急了。他是摇滚圈头部乐队二手玫瑰的主唱,乐迷口中的“摇滚教母”,各大音乐节稳居压轴。他没想到,一档综艺竟让自己所在的行业受到那么大冲击。2019年,第一季节目组请过梁龙,但他因“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东西”,拒绝了。结果,《乐队的夏天》成了第一个把摇滚乐推向主流的节目,“新裤子”、“九连真人”等乐队接连出圈。有天逛商场,梁龙看见一个乐队代言的广告挂在那儿,“说不嫉妒那是吹牛呢。都是同行,怎么一夜之间就上广告了”。再上音乐节,他发现里面大部分乐队都是《乐队的夏天》出来的,甚至一些之前没听过的乐队,直接挨着二手玫瑰演了,倒3位置的乐队被重新洗牌。2020年,梁龙打算带二手玫瑰参加《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正要往下走流程,又因为档期没上成。而到了今年的第三季,他反而开始纠结:让一个原本健康发展的乐队短期内集中曝光,会不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具体有什么影响,他也不知道。最后决定去,又是基于梁龙的另一层顾虑——觉得乐队最近太安逸了,“创造力降到了冰点”,需要一件大事来刺激一下,“还有什么比上《乐夏》出毛病更快的吗?”25年前,20岁的梁龙在哈尔滨一家宾馆当保安。除夕坐在空荡荡的大厅值班,想到自己原本要出来搞摇滚,结果一年啥也没干,他掏出兜里的红河烟,在胳膊上烫了20个烟疤。“如果40岁还这副德行,起码要告诉自己,20岁时我为这事儿很纠结。”他跑到北京,很快迎来下一个问题——你该唱什么。他又几次回东北,住农村每天种地去寻找自己的表达。在那个摇滚乐大多严肃、愤怒的年代,梁龙在歌里融入东北二人转,登台时常常反串——化浓妆、披长发,穿过旗袍、高跟鞋,甚至渔网袜和婚纱。台下乐迷也渐渐把穿一身红配绿,拿把大扇子作为看演出的标配,彼此间还有句暗号:“没点毛病谁听二手啊”。紧接着,演唱会从北展开到了工体,观众达到上万级。中超联赛也请他们演出。但梁龙始终没有停止焦虑。每隔几年,每当他感到乐队正在变成只是完成演出的“跑场乐队”,他就要开会鞭策一下:“我们这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个床一点也不稳当。”他提醒自己要保持匮乏感。然而这几年,年近40岁时,音乐创作让梁龙越来越困惑——时代在变化,你到底在给谁唱?你唱的东西还有没有一个新的解读;也越来越不满足——想用音乐表达的东西,似乎都已经说完了。就像他在《伎俩》里唱的那样:“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呐,这样你才会继续的喜欢呐,看那艺术像个天生的哑巴,他必须想出别的办法说话。”梁龙在音乐以外花了许多力气,去寻找说话的方式。他曾经没搞清怎么做餐饮就开了个“摇滚火锅”店,还把团队拉进去,最后赔了钱;他连“vlog”都不会念时就配合团队拍了化妆视频,倒是以“美妆博主”身份出了圈;这些年,他还干过开画廊、办当代艺术展、搞交互装置、上《明日之子》《吐槽大会》《火星情报局》等综艺。“我确实40岁左右有点不知道干嘛”,梁龙说,如果不甘于复制自我,他就必须要面对,剩下漫长的人生里要怎么实现自我价值。五年前他还突然想当导演。为积攒经验,只要有人找他拍戏,不管角色合不合适,他都接。几年来,商业电影、文艺片、网大、网剧,他都曾经出演。现在,梁龙说他要“化繁为简”了——只做乐队和导演。最近他边录《乐队的夏天》边演音乐节,还一边赶自己的剧本。聊到最后他想起20岁时在胳膊上烫的20个烟疤,那时,他觉得去北京搞摇滚就是人生的大问题,谁知真到了北京,又过了20多年,焦虑始终没消失,他总要学会“新的卖弄”。“你就发现就是这样无常的,一直有你很难逾越的东西。”以下是梁龙的自述:上吧,还犹豫啥?2019年,《乐夏》第一季时就找过二手玫瑰,一开始是节目导演联系我们团队,然后又接到邀请,说马东让我去公司一趟,聊个十分八分的。那天是周末,一层的工位全空着,马东进来后说了两个观点:第一,节目肯定要有竞技环节,这样观众才有动力看下去;第二,时候到了,这事就算我不干,别人也会干。我当时听得懵懵懂懂,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但归根结底还是没画面啊。那几年确实各种类型音乐节目很多,就差我们摇滚乐在坑里蹲着呢。可谁也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一切都是未知。最担心的就是怕尴尬。我就说,那再看吧。结果《乐夏》第一季一播出就炸了。《乐夏》对滚圈的冲击大到什么程度?二手玫瑰在音乐节的演出位置基本是倒数1-3(越靠后越压轴),自打节目播出后,好多我不知道的乐队就挨着我们演了,有的甚至在我们后面。整个市场结构变了,倒3的乐队被重新洗牌。还有人开玩笑,说某个音乐节是“乐夏音乐节”,里面大部分乐队是从《乐夏》出来的。这个咱不撒谎,你去商场溜达,突然看见一个乐队代言的广告在那挂着,说不嫉妒那是吹牛呢。都是同行,怎么一夜之间就上广告了。着急是因为《乐夏》比我预想的要强大得多,它是第一个我认为把摇滚乐推向大众的节目,确实让很多音乐人出圈了。一支乐队火了很正常,但它是如何走到这步的,是经纪公司成熟了吗?还是娱乐节目推的?这是咱该关心的东西。其实那时候想说服二手并不难,只要多个10分20分,聊深一点。比如我喜欢研究舞台玩法,怎么把舞台做的更有意思,但那时还没聊到这么深的层面。后来我跟面孔乐队主唱陈辉喝酒,他说自己见马东那天,赶上工作日,公司30多人出来迎接,无关名气,只是没想到摇滚乐会得到这么大的尊重,非常感动。第二年,一场音乐节演出刚下来,我看见个人面慌儿的(东北话“面熟”的意思),原来是《乐夏》总导演,一个挺年轻的小姑娘。她说去年找过我,要不来,第二季还会找我,还不来,就第三季。这种职业性挺吓人的。紧接着我就把乐队带到米未开会,大差不差就要往下走流程了。最后阴差阳错,因为另一个节目没错开,又没去成。2023年,隔了两年,到了第三季我反而开始纠结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乐队也没走下坡路,一直维持在音乐节倒1-2的位置,就算上节目刷一圈,回来也还是这样,去的意义还有多大呢?但让一个本来健康发展的乐队,在短期内集中曝光,导致乐手心理发生变化,产生了不良状况,我要不要冒这个险?5月份,马东又来找我,说要不这样,咱俩就轻松吃个饭,不聊工作。一家日料店的包间,大家脱了鞋往那一坐,都不知道聊什么。他一指我旁边,说座位是空的?我说我一个人也没带,他只带了一个导演。你给我倒一杯,我给你倒一杯,聊得都是“你在他乡还好吗?”“疫情那几年怎么样?”就是不往核心话题里转。不到一个小时,话没说多少,我快喝多了。我觉得实在得说点啥,憋出一句笨到家的话:我有朋友也上过你们节目。马东立刻给那个朋友发了条微信:在哪?不一会他就过来了,一看喝得比我们进度还快。他一拍我肩膀:上吧,还犹豫啥啊?我说我们刚才压根没聊这事儿。后来我脸也喝红了,也不等他问,就直说了,发挥得好不好我都能接受,但参加节目的影响,我看不太清,今年演出密度都挺高的,要不要来节目刷,我肯定得考虑。第二天没到中午,马东给我发了一条中长篇微信,说《乐夏》办到第三季,理解你们的顾虑,你问我马东,我也没办法回答。这个事儿跟做公司没什么区别,我们都得往更大的方向走,未知的风险谁也控制不了。无论合不合作,都希望以后多探讨。我冷静思考了一周,也没有什么原因,有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不纠结了,来就来呗,不就这点事儿嘛。马上回了条信息:让工作人员往下走流程吧。走出舒适区这一年乐队过得特别祥和,一首歌用什么配器,大家连呛呛都没呛呛过一次。这不是风险吗?一个创造型工作,如果大家都非常安逸,证明你的创造力已经降到了冰点。尤其是不争吵,其实一直存在着很多潜在问题。我相信大多数乐队如果把实话摊开来讲都一样,每个乐队都有鸡毛蒜皮,甚至不太好彻底解决的问题。那咋整?搭伙过日子。我一看,也别搁这儿温水煮青蛙了,索性就让一个大事件出现,把这些问题快速推进,摆出来,蒸发掉。还有什么比上《乐夏》出毛病更快的事吗?我是个危机意识比较强的人,不能处在无所谓的状态,必须得紧张,时刻强调,你并不富有。这个“富有”指的不是钱。20岁那年,我在哈尔滨一家宾馆当保安,每月工资七八百,在那个年代能过得相当可以了。1998年除夕,几个人抽签决定谁留下来值班,我抽到了留下的签。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齐齐哈尔,也是第一次在外地过年。晚上坐在空荡荡的大厅,突然想,我来这的目的是什么?原本想搞摇滚乐,结果呢,什么事也没干。想上北京又不知道去干啥,怎么跟家里解释,怎么跟自己解释。所有情绪都堆在一起,我拿出兜里的红河烟,在胳膊上烫了20个烟疤。如果40岁还这副德行,起码要告诉自己,20岁的时候我为这事很纠结,很事儿。当我盼着走出去,终于来了北京,一个完全超越20个烟疤的问题早就出现了。你是想干,但你输出不了内容,还在一个复制的作品里面,这是完全不成立的状态。有天在一个录音棚,我给一个人听小样,对方直接说了句,这破玩意满街都是有什么可听的,做它干嘛?我就坐他旁边,他不知道这是我的歌,那种灰头土脸的感觉……接着,他从柜子里够出一盘卡带,野孩子的,他说你听听,这个叫音乐。2018年,二手玫瑰通过所谓的努力,有了一点小成绩。有天我突然意识到,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风平浪静,也没人讨论音乐了,只是完成一些演出任务。看着不像混日子,其实就是在混日子,包括我自己。开会时我就说:我们这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个床一点也不稳当。按我理解,这个市场早该出现天王级的乐队了,那个时候我们在哪?还养尊处优呢?还认为很辉煌吗?说不好听的,别说艺术不艺术,接下来马上就没饭吃了。今年比去年多挣两万,说不定哪年就少挣一万,谁能保证一直往上走?吃完好的再吃孬的就费劲了,况且你没吃过好的,也不比孬的好哪去。到一定时间段,我就会说点不中听的话,鞭策一下乐队。去录《乐夏》之前,我还在宾馆里跟乐队说,如果有天你们认为自己很行了,也就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没法跟一群觉得自己啥都行,一点毛病没有,贼完美的人合作。你要时刻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很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去思考,这可能就是你存在的动力之一。正如老崔很多年前说的一句话,摇滚乐就是要不断给自己找矛盾。为了让乐队走出舒适区,《乐夏》改编赛上我们特意选了一首特别不二手风格的歌曲。录之前马东先放一遍原歌,很多乐队选的歌都能让观众大合唱,到了我们这首《偶遇》,全场鸦雀无声,一个跟着唱的都没有。这首歌的风格跟我们自己的作品完全不搭嘎。既然二手可能比一部分乐队更让大众熟悉,要再拿出一些熟悉的东西,我觉得有点赛脸(过分)了。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展示非二手化的一面。当时说得挺高兴,一排起来,全乱套了。姚澜说了一些可能性,孙权不理解,我提了一些想法,大家又不认同。ABCDEF方案都整出来了,连提方案的人自己都要换。排着排着就走不下去了,只好先放着。两次录制有20天间隔,在演出的路上,或者酒店里,我们就用简单的设备鼓捣改编,实在打不通整个想法,先把一段做对了也行。焦虑吗?焦虑。因为我们不是来丢人的,你可以说这首歌我不喜欢,可以说二手改得很差,这都没事。但不能让人家一看,妈呀,不就还这一套吗?要来对付一下,敷衍了事,在我看来就是油腻了。走出舒适区并不容易。孙权直言不讳: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让他打一段哒哒哒哒哒哒特别不规律的小碎打,他说龙哥,你让我打ok,但这是我的认知极限了。最后我用嘴硬哼哼一个打法,我说我怎么喊,你就怎么打。直到登台录制时,结合舞台设计效果一出来,大家才真正找到这首歌的感觉。越来越难卖弄二手在《乐夏》演的第一首歌是《伎俩》。那是2000-2005年的开场曲,“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啪幕布一拉,“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呐,这样你才能继续的喜欢呐……”再往后十几年,这歌基本想不起来唱了。以至于再唱的时候,呼吸感和发声位置已经变了,什么哑音、亮音,全没了,甚至是上不去。录制前十天左右,我开始做气息训练,每天晚饭前5、6点钟跟着keep跳一个小时操。面对《乐夏》舞台,甚至那些根本不了解二手玫瑰的90后、00后,我更愿意拿出这首二十多年前的代表作开场,更有态度,更有标签。后来舞美老师提出一个想法,他说龙哥,以前你问出“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是你回答也好,别人回答也好,但现在跨越了24年,再出这句话时,AI也是一种回答。我一听,哎,这个创意挺有意思。我们把问题输入进去,结果AI这大哥也懵了。这可能是个未解、无解或者不需要解释的问题。当年“卖弄”其实没那么复杂,大家都觉得摇滚乐应该严肃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乐了,唱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可能就是一种伎俩,一种卖弄。就像左小诅咒跟我聊过,他刚出来时候大多数人都受不了,(唱歌跑调,不按拍子),不管你什么文艺,歌词多牛逼,这不神经病吗?他回答得特简单:任何一个行业不可能都是一样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难“卖弄”了,不一样的声音还挺多的。好多新的乐队,都很眼前一亮,大家也更放松了。在这个里面去找“卖弄”,变成了一个更严谨的事儿,要设计很多巧思的东西,舞台上,服装上,整体结构上。十年前,我为了拉巡演票房,演出前去大学做交流,我说现在90后好像没那么热血了,也没那么多意见领袖了。一个大学生突然站起来反驳:你换个角度理解,那时候没几个敢愤怒的,出来一个大家都觉得是精神偶像。是不是我们90后普遍都愤怒,你就看不出来那个人是谁了?我当场回答,我不跟你掰扯这个事,我承认我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到了40岁这个年龄段,你到底在给谁唱?你唱的东西还有没有一个有趣的解读?你还是那样吗?还是要怎样呢?其实行为上会有些焦虑。2018年之后,我听到一个说法叫“后台数据”。一次巡演结束,票务平台很主动来找我们,说二手玫瑰是这一年90后乐迷增长最快的乐队,而且我们并不是一支年轻的乐队。我就纳闷,这几年我们也没干啥出名的事儿啊?过了几年,又有人说00后现在也比较关注我们。我们偶尔也讨论,你说00后关注我们是什么点?后来一看,就不要想那么多,00后关注你可能就觉得你是个好玩的大叔。有次去一个小城市巡演,我们都觉得那场不可能爆满,
202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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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摇滚席卷石家庄

“那是外国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酝酿摇滚之城2023年5月下旬,河北省委联合石家庄市委,宣传、文旅、统战三个部门一起开了个会。会上除了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和几个处级干部外,还有一群“滚圈的人”,如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邢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贝斯手姬赓、三家本地Livehouse的负责人。参会名单打错了两个人的名字,把“邢迪”写成了“邢笛”,“姬赓”写成了“姬庚”。这场由政府组织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只为讨论一个主题——如何把石家庄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会议开始了。首先由从业者介绍石家庄的摇滚乐发展史。“摇滚之都”一说实际上在乐迷群体中流传已久——除了“石家庄”直译成英文恰巧是“Rock
202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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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数学的人,每天都过星期天

动荡的世界里,还好有数学。我们经历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几年,小到食品的价格、出行要不要扫码,大到国际关系、全球气候,都在发生变化。似乎很难找到一件事,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发生,或者一定能分出对错。今年初秋,我认识了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拥有一种少见的平静,世界的变化好像影响不到他们。这种平静当然是有门槛的,而且还不低——他们都是学数学的人,有的已经进入数学领域超过二十年。一位数学教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搞数学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每天在过星期天——他们总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工作也像休息。另一位数学教授告诉我,数学工作者更容易获得幸福,因为他们能在数学中找到确定性:常数、不变量、公理,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确定的,“一个理论研究出来了,它就摆在那,它再也不变了,它今后也是对的,之前也对的,永远都是对的。”我很羡慕他们,能在动荡的时代获得安宁,能在工作中感到幸福,这多么难得。但我也忍不住怀疑,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可持续的吗?人要怎么与世界建立联结?刚刚结束的第五届阿里数学竞赛颁奖礼上,一位获奖选手说,“数学是现在科学中一条至简的大道,也是真与美之间的最短路径,因此我们喜欢数学,热爱数学,并因有机会将它作为一生的工作而感到幸福。”他不像学数学的我承认我对学数学的人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读书的时候,我所在学校的数学学院被戏称为“四大疯人院”之首,另外三个分别是物理学院、化学学院和生物科学学院。大家觉得学数学的人总是心不在焉,缺乏社交能力,甚至有传言说他们不爱洗澡。工作之后,尤其是近些年,我发现数学工作者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变成了“张益唐式”的,孤独、坐得住冷板凳,然后在某个时刻一鸣惊人。眼前这个年轻人显然两者都不是。他叫张盛桐,出生于2000年,16岁的时候获得了IMO金牌,高中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读书,早在19岁读大一的时候他就一鸣惊人了。大一的暑假,他和老师同学联手解决了困扰数学界的70年难题“寻找高维空间中的等角线最大值”,论文发表于数学界四大顶刊之一《数学年刊》(张益唐直到58岁才第一次在《数学年刊》上发表论文)。他也没有坐冷板凳的打算,他很在意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他以一本科幻小说《伤心者》作为反例,小说主人公为了数学抛弃世俗关系,生活极端困窘,他可不愿意如此。张盛桐热爱生活,他每年冬天去滑雪,平时天气好的时候和导师一起打网球,今年他还开始学习开车,打算自驾旅行。他很反对人们对数学研究者的刻板印象,网络热议的韦东奕吃馒头在他看来是一种扭曲的看法,他觉得一个人每天吃馒头就和另一个人每天吃面包一样正常。从2018年到2022年,张盛桐参加了四次阿里数学竞赛,前三次都得了银奖。第四次是2022年,他读大四。那年的颁奖典礼上,选手们首先得知了自己分数,张盛桐的分数比前一届高了十几分,他心想,这次金奖肯定稳了。到了颁奖环节,优秀奖先宣布,几十个人名,念了好几分钟,然后才是铜、银、金奖。终于,张盛桐在银奖名单中,第一个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分数排在第五位,而金奖只选四个人。今年8月,我在上海见到了张盛桐,他刚读完博士一年级,在家里过暑假。今年他第五次参加阿里数学竞赛,他想再努力一把,得一次金奖,然后就不再参赛了。接受访问时,他有点局促,手里的茶饮料瓶子转来转去,里面的液体被摇晃得起了泡沫。我没有看到连续四次获得银奖在他身上留下不甘或者急迫的印记。去年获得银奖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仍对自己充满信心,说自己的梦想是为中国拿下数学领域国际最高奖项“菲尔茨奖”。今年第五次参赛,他唯一为了冲金做的努力是——又多检查了几遍,也许能比去年再多得几分。他有一种现在很受推崇的“松弛感”,总是很平静。我们谈话时,今年的获奖结果还未公布,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如愿拿到金奖,而且看起来也不是很在意的样子。他更在意的是决赛中的一道题,比赛之后他恰巧看到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又碰到了这道题的出题人,后者提供的解法与论文不同,这让他觉得很有趣。数学对他来说不仅是当下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未来的方向,他认为数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相对自由,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想数学问题,想进去了,噪音便自然而然地飘远了。人生背景音乐曾采访张益唐的记者讲述过这样一件事。2018年,记者见到了暑假回国的张益唐,采访气氛有些尴尬:张益唐惜字如金,动不动说,“你问我太太吧。”
2023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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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诈骗手册:中科院博士揭露诈骗真实细节

:身边的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绝大部分被骗的人家庭经济困难,有些是父母生病,有些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有些是孤儿。绝大部分骗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正面连接:你有赚到钱吗?赚到多少钱?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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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工作的应届生

2024届校园招聘开始了,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又一个最难的毕业季。一个多月前,我们关注了2023届毕业生找工作的困境,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向校园招聘的另外一边——招聘企业。我们访谈了8位招聘者,有互联网大厂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经理(HRBP),也有中小企业的业务主管。我们设想在就业市场里,应届生人数越多,用人单位就越容易招到合适的人。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招聘企业有一些相同的感受:公司内部业务紧缩,对未来预计也不再乐观,用人需求减少,但求职者却大大增多了。也有一些不同的:大厂招聘的标准提高,但总归有人可选,而中小企业开始招不到人了。有的用人方对应届生感到不满:很多人态度敷衍,缺乏准备,又对企业充满警惕,只关心薪资福利和奖惩制度。但应届生同样失去乐观和“卷”的动力,即便是大厂的工作也无法带来高薪和上升的许诺,他们能追求的也只有安全和稳定。招聘对于双方来说都日益困难,企业认为校招生不够努力只想躺平,而应届生们把压榨看成工作中的必然,试图规避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公。我们无法提供确切的原因,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哪一方真的拥有选择的权利。买方市场,卖方市场2023届应届毕业生们在过去一年经历的,或许是互联网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校招名额缩减——根据Tech星球的报道,字节跳动从去年的8000+,降到了今年的3000+;美团从去年10000+,降到了今年的5000+;百度从8000+降到了今年2000+;腾讯从几千人降到了三位数。某头部短视频平台的一位HRBP提到,今年她所在的业务线校招需求减少了50%。近两年,“降本增效”,“去肥增瘦”成为互联网公司常提及的管理和招聘原则。校招生需要更高的培养成本,自然成了被舍去的“肥”。“校招生培养周期,上手速度,不是那么高ROI(投资回报率),headcount(招聘名额)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用社招生。”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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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的进步和败笔

时代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而奥本海默的各种焦虑甚至是崩溃,则是这个时代的阴影在他身上的各种显影。要评价诺兰的《奥本海默》,必须要先讲他之前的电影。克里斯蒂夫·诺兰的电影其实一直共享着两大基础,其一就是一种古典的希腊悲剧气质,其二是一种属于理工男的炫技的能力和冲动。所谓希腊悲剧气质
202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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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树上的王柳云

“我在梦里都在写文字”,她说。只有她自己开始讲述这些故事时,她才不再是任由媒体形塑的棋子,她才开始真正能控制她的世界,她的人生。我在去年九月知道了王柳云这个名字。她不算广为人知,或许只在我身边的圈子里出名。关于她的短视频与文章中,她总被称为“陋室画家”、“清洁工艺术家”。我很喜欢她在视频里的表达,她形容自己做保洁的工作状态,“跑过来跑过去,像漂浮的海蛇一样”;她读高尔基的书,“伏尔加河畔,俄罗斯那种低云惨淡,我最能够理解”;她描述京郊的风景,“你到郊区去走的时候,不下雨的日子,两边的楼房矮矮的,尘土飞扬,每个人都尘满面,鬓如霜”。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少,她有一个经典的媒体形象:一个农妇,不甘心平庸的生活,在51岁时离开家乡去学画。后来她来到了北京,住在不到六平米的城中村小房间里,在一座大楼做着一份保洁工作。空闲的时候,她就在女厕所旁的小房间画画,扫厕所为了生活,画画滋养灵魂。人人低头看见了六便士,她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我们经常在人物报道中看到这类形象,比如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写诗的快递员。一些人批评这类报道,认为其中充斥着媒体居高临下的中产想象。我也觉得那是种简化,想要创造一种更复杂也更精美的叙事。真正吸引我的是编辑部对她的评价:一个王彩玲式的人物。王彩玲是文艺电影《立春》中的女主角,由蒋雯丽饰演。王彩玲在一个小县城教音乐,但志不在此,她有一副好嗓子,一心唱到国家歌剧院。生在底层,心比天高,脾气古怪,秉性良善,常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这是王彩玲的要义。我设想王柳云会是一个如经典电影主人公一样精彩的、具有文学性的人物。事实也如我所愿,接下来我会花费大量篇幅讲述她的人物故事。但我想在这篇报道的开头说明的,是我操作这篇报道期间最频繁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写作者面对被书写对象的心虚与羞愧。几个月里,我与王柳云见面、谈话,要求自己与她共情,但我大脑中总有一片区域始终不停地运算着,想象着如何将眼前活生生的人,变成一篇漂亮的稿件。她的人生被我剪辑、拼贴,变成一个带有价值取向的故事。当我发现她的缺点时,我需要将它们悉数写出。她的行为被放大、被审视、被判断,而我原本不应拥有这样的权力。让我稍稍原谅自己的是一个有点令人惊讶的发现:王柳云与我其实有许多共通之处。除了画画,她也开始写作,身边人都落入她的笔下、故事里,被她加工和塑造。叙事是我的工具,也是她的。与我不同的是,她从不心虚。在王柳云的身上,我似乎找到了对叙事的另一种理解:它可以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在想要获取一些对于生活的控制感时,所能采取的唯一一种方式。王柳云“住在树上”去年十一月,联系到王柳云,我来到她工作的大楼见她。这栋大楼叫“北广·金融科技中心”,位于西城区黄寺大街。门口两个保安,已经见了太多媒体,见到我,立刻知道我要找的是“那个保洁阿姨”。“她人很好的,平时经常下来拿剩饭剩菜喂小鸟”,保安们告诉我。在那条最早使她火遍全网的短视频里,她在女厕所边上的一间小房间里作画。王柳云熟练地带着我直奔那间小房间,那是一个储物间,原本应该是存放清洁工具用的,两平米,比视频里看起来还要逼仄。视频里那条鲜亮的红裙子就在里面挂着,后面还挂了两条黑色的裙子。狭小的空间里放满了层层叠叠的画,少说有三四十幅。全放在一起时,看得出明确的主色调:紫色、蓝色、绿色。情感浓烈,色彩明快,我觉得风格上有点像后印象派,她说不知道有什么派别,“就是写实派”。她带我去15层窗户边的工位,因为疫情,这里空空荡荡,冬天下午两点的阳光照进来,桌上摆着柿子和柚子,颜色鲜亮。我意识到这是她经常接待记者的地方,桌面上还放着那本报道里频繁露面的《夜航船》——明张岱著,贾平凹题字,一本古代的百科全书,是她读书写字的证明。她一边说话,一边填清洁记录表——在表格的每一行写上时间,打勾,然后签上名,写完一张,再换下一张。她开始吃柿子,大口地啃,汁水滴下来,滴到记录表上,她埋下头去舔掉。“一会儿你还是从小门出去,去对面的超市买一两斤便宜的水果给我。”
202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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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桥,然后成为“好人”

2023年6月13日下午1点,途径西兴大桥送货时,外卖员彭清林跨过桥墩,从距水面12米的大桥上跳入钱塘江,救起一名跳江轻生的女子。上岸后,彭清林拧干衣裤,回到桥上,骑上电瓶车继续送货。下午1点50分,货物在超时15分钟后送达。跳水救人第二天,彭清林被诊断为胸椎压缩性骨折,住院接受治疗。此后一周,病房里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都挤满探望的人。公司领导、县领导、市领导都来看他,奖金从三万涨到五万、十万,奖励包括一套房子和一个杭州户口。他被拉到摄像机前,被拉进主流秩序的最中心。“好人”成为新的身份,他的人生正被重塑。两个小时,四个荣誉称号跳桥救人第二天下午,彭清林住进杭州新华医院630病房。两小时内,他获得了四个荣誉称号:最美骑手、先锋骑手、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和杭州好人。公安局和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人最先到达。公安局赠予他一条绶带,上写着“弘扬正气,见义勇为”。彭清林受伤只能躺着,绶带就放在他的被单上。一名穿白色制服的公安干警给他献花,另一名穿蓝色制服的公安干警捧上一个红色小盒,里面有一枚“一等治安荣誉勋章”。穿蓝色制服的公安干警对彭清林说,“这种事99.9%的人可能都下不了决心,但你是那0.01%。你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女孩,可能是更多更多的杭州人。”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处处长接下来发言。她在病床边宣读《关于授予彭清林“杭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的决定》。这个城市30年来有850多个好人获此殊荣,彭清林是其中之一。随之而来的还有奖金3万元。“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她握着彭清林的手叮嘱。装奖金的信封,展开的荣誉证书和奖章都被放在枕头两侧,紧挨着彭清林的身体。斜放在胸前的绶带再没被拿开,伴随了接下来的颁奖仪式。紧接着,街道办事处的人来了。他们为彭清林颁发“最美骑手”荣誉证书,并送上5000元现金,装在粉色大信封里。街道颁奖时,美团外卖杭州配送负责人就等在一旁。他左手攥着厚厚的5沓现金,一张粉色的奖金证书、一个大红包,右手拿着一本荣誉证书。这位负责人随后授予彭清林“先锋骑手”称号,奖励现金5万元。公司还邀请他参与“骑手免费上大学”项目,并宣布将他纳入了杭州站点储备站长的名单。下午3点15分,杭州市文明办副主任来到病房,授予彭清林“杭州好人”荣誉称号,并送上荣誉证书和鲜花。两个小时里,病房内人头攒动。20台录影设备紧挨着病床,围着彭清林拍摄。外圈是一层又一层的人。彭清林的病号服衣领处、口袋里、两侧肩膀后、枕头两侧,都塞放着录音设备。县长的直播跳桥救人的第四天,6月16日下午,彭清林老家的县长来了。这天奖金的数字累计27万,他还被分了一套房子。这场会面被杭州多家媒体直播。县长和主持人站在病床一侧,另一侧有五名记者举着拍摄设备。县长弯着腰站在病床边,与彭清林亲切握手三分钟。他称呼彭清林“我们的小彭”,“亲人”,“我们的小孩子”。然后,县长向主治医师、院党委副书记表示感谢,细问了彭清林的病情,并送了医生两盒特产白茶。随后,县长唤来“我们桑植自家姑娘”——穿着当地白族服装的桑植县形象大使——为彭清林送上鲜花,白茶,和绶带。奖金又一次升级了。县长举起一张大纸板,向镜头展示:纸板第一行写着“见义勇为慰问金”,第二行是更大的字体:“拾万元整”。“对于他的行为,新华社在评论里说到,怎么样大张旗鼓地奖励都不过分。”县长说。县长又对着镜头介绍了三家企业名称及企业家,他们共为彭清林捐赠12万元奖金。另外,张家界市浙江商会也出了5万元奖励彭清林。最后,县长激动地说,“考虑到小彭在我们桑植县城还没有房,我们有家公司专门给小彭这家人奖励现房一套!”有三位企业家挤到镜头前,一人率先发言,代表董事长欢迎彭清林加入企业,并介绍与他同来的公司股东,他随即拿出锦旗展开:见义勇为纵一跃,红色桑植好儿男。企业名称的露出在计划之外,直播的镜头停在锦旗上,企业家在画面外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公司。浙江杭州新华医院住院楼大厅,大屏幕24小时循环播放采访彭清林的电视节目。也是这天下午,杭州亚运会自行车比赛场馆的代表来到医院看望彭清林,赠予他杭州第19届亚运会自行车4项赛事的门票,还有一套专属徽章。一天前,彭清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想看一下自行车比赛”。不到24小时,他就圆梦了。自行车场馆位于千岛湖景区内,彭清林同时还被赠送永久免费的千岛湖景区门票。二等功和杭州户口端午期间,领导们休假了,病房变得冷清。6月25日,上班第一天,彭清林收到了救人以来最大的奖励——见义勇为二等功、一个杭州户口。当天,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杭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来到病房。副局长为他戴上一枚亮闪闪的功章,“这是市政府的最高奖励,你的二等功奖励。”副局长还许诺给他奖励金50000元,邀请他落户杭州,并保证为他开启医疗费及医疗保障的绿色通道。跳桥救人当天,彭清林担心看病太贵,忍着疼痛没去医院。住院期间他曾担心过医药费,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住院的11天里,彭清林收到的鲜花先是堆在病床和床头柜,然后只能放在地上,大多数鲜花还未熬到枯萎就要被扔掉。礼物也逐渐塞满了房内的每个柜子,果篮、书法家赠送的字、“给英雄”的信。没过几天,亚运会徽章不知去向,印着比赛门票字样的硬纸板随意靠墙放在地上,随着病房内摄像设备和人群的移动被拎来拎去。“我想嫁给你”网络上,彭清林跳桥救人的视频频繁登上各平台热搜,微博话题的阅读量超过千万。多家本地媒体把彭清林的新闻做成合集,数量常超过30集。住院第四天,一位卖钻石的博主从成都飞往杭州,打算送彭清林一枚刻着他名字和跳水救人日期的一克拉钻戒。另一天,一位自行车公司的女员工听说彭清林喜欢骑行,守在病房门口希望送他一辆山地车。还有一天,病房里突然闯进一个人,将一幅眼镜放在他床头,声称可以帮彭清林做免费的全飞秒近视眼手术。住院第五天,一位女性外卖员馨姐从广东深圳飞往杭州,希望能见彭清林一面。几天前她在彭清林账号下留言,“我是跑外卖的、我想嫁给你、不需要彩礼、我没有父母、所以无条件嫁给你”。住院一周后,杭州胜利小学的孩子们来探望彭清林。学校领导带着聘书,宣布聘请彭清林为校外辅导员。一个孩子为彭清林戴上红领巾,另一个小女孩为躺在病床上的彭清林唱了一首歌:《最美的名字》。彭清林再没能远离媒体的簇拥。跳桥救人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接到了本地记者的电话,随后又接到了更多各地记者的电话。第二天,最早联系的记者陪他到医院检查。四十多个记者挤在门诊一楼等他,医生带着他躲进了急诊。会诊时,医生拉开隔帘遮挡,有记者伸长手机支架,把正在直播的手机探进帘子继续拍摄。办理入院后,彭清林得知,医院的宣传科也邀请了纪录片团队来拍摄。随着热度越来越高,负面声音开始出现。有人为其他英雄抱不平,“为什么只有他火了”,有人质疑彭清林与跳桥女孩一起演戏。住院十三天之后,关于他的各种短视频开始流传。在浙江卫视的一则视频里,彭清林说他印象最深的主播是慧小媛,另一位浙江卫视的女主持人。彭清林大笑着模仿慧小媛的标志性动作:打响指下班。这条视频的评论区里,网友的耐心和善意似乎终于耗尽了——“都开始要见女主播了,膨胀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吧,怎么没完没了了。”彭清林感到被曲解,很生气,“我只是觉得她的视频好玩,就是闲聊。结果这样剪。我还觉得官方媒体不会太离谱。我疯了吗,还喜欢女主播!”彭清林是唯一一个有热度的英雄,对这点不满的网友也越来越多,“湖南郴州跳20米大桥,因救人昏迷的小哥又有谁知道。江苏宿迁跳桥救人的老师又有谁知道。”
2023年7月14日
社会新闻

抓住那个“痴汉”

我要用我们共同的母语质问他:你以侵害女性的性暴力牟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地铁上,一名男子跟踪一位女性,拥挤中他接近女性,站在她身后进行猥亵,他拿出生殖器,在女性的衣服或头发上射精。这些令人不适的场景,就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它出现在地铁站、公交车、商场里,以及自动扶梯上。它们被拍摄下来,接着,被上传,被售卖,被观看。一些网站里,类似的内容数以千计,视频价格低至1元,网站甚至声称,用户可以付费让拍摄者按照自己的要求侵犯女性。这并不是AV影片,与传统的色情产业不同,被拍摄女性并非演员,而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她们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侵犯。2022年初,BBC记者锁定了其中三个偷拍性侵视频网站。网站里的视频很多拍摄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这些网站超过10000名付费会员中,大部分是中国男性。通过调查他们发现,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幕后黑手是一个中国人,他叫“猫咪”,真名汤卓然,27岁,居住在日本。掌握充分证据后,纪录片团队在“猫咪”住所的楼下找到他,记者冯兆音直面他并质问道:“你以侵害女性的性暴力牟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些影片里的女性,她们受到多大的伤害?”“对于你拍的这些片子中的女性,你有什么回应?你有没有话想对这些受害者说?”“猫咪”沉默,把脸遮住,快步走开。记者上前,继续追问,“你是为了钱做这些事?还是你享受去侵害这些女性?”最后这个问题问完,“猫咪”突然发作,他挥手试图打掉摄影机,然后向BBC团队冲来。第二天,“猫咪”离开日本。此后,此事的调查过程以纪录片形式播出,名为《追查“痴汉”
202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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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部纪录片,你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

2021年,一个纪录片拍摄团队走进深山,探索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他们遇到曾经山野里的猎人,他们全员遭遇蚂蟥袭击,他们的无人机被老鹰击落。但更触动他们的是,大自然给人带来改变,而反过来,人也可以选择与大自然相处的方式,是做掠夺者,还是守护者?渺小的人类在云南云龙的深山里,拍摄团队的一台无人机被老鹰击落了。要拍一部关于大自然的纪录片,你要学会的第一课就是,人类是渺小的。那是一处海拔3000米的观测地点,两座山中间的一个山谷。多年前,这里的林木被砍伐,成为高山草甸。拍摄团队看到开阔的环境,很兴奋,决定使用无人机航拍。刚飞上去没多久,天空中出现一只大鸟,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是老鹰。老鹰转着圈飞,似乎在寻找机会发起攻击。摄影师钟延山正打算把机器飞回来,突然老鹰对着无人机快速飞过去,用嘴啄了一下,他赶紧操控机器降落。过了一会儿,老鹰好像飞走了,摄影师又把无人机升起来,继续拍摄。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老鹰直接冲了过来,大家都没看清是它用的是爪子还是翅膀攻击的,无人机立即失去平衡,坠落到树林里。山里没有信号,也没有GPS,无人机就这样失踪了。人类的科技产品在老鹰面前败下阵来。后来当地村民告诉拍摄团队,这里常有老鹰盘旋,是老鹰的地盘,它一定是把无人机当成了入侵者。摄影师用另一台幸存的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无人机被击落的这片高山草甸,曾经是茂密的森林。被砍伐后,两边山里的滇金丝猴失去了树木的保护,无法交流种群,基因逐渐退化。2019年7月,“云龙滇金丝猴廊道修复项目”上线支付宝“蚂蚁森林”绿色公益平台。网友在手机上种下的云杉、华山松,最终会被种在这片高山草甸上,帮助滇金丝猴沟通种群,繁衍后代。这是纪录片团队的第二站,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环境的纪录片,《碳路森林》。导演周轶君想知道,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词汇例如气候变暖、碳中和、生物多样性的背后,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能做些什么、在做些什么?我们普通人的环保行为是否真的能够改变整个环境?这是周轶君的第三部纪录片。2019年,她拍了一部关于全球教育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获选“2019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2020年,她拍摄了关于武汉疫情中的逝者的纪录片《断,难舍离》。再之前,周轶君曾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碳路森林》中她与任长箴导演一起合作。这部纪录片里,她第一次把视线聚焦在环境上。在山西长治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周轶君和纪录片团队拍摄了山杏、沙柳的秋季种植;在四川老河沟保护区,他们亲身走进山林,见证了生态修复的效果,还见到了曾是猎人的森林巡护员,听他们讲述自己从大自然的掠夺者变成守护者的故事。走近深山,遇见蚂蟥和羚牛2021年10月9日,纪录片团队走进老河沟保护区,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曾经的猎人、现在的巡护员钟俊德,和老河沟保护中心主任、林学专家刘小庚。老河沟原先是一个停伐的林场,现在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片区内有14只大熊猫,还有川金丝猴、羚牛、林麝、亚洲金猫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红豆杉、珙桐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这片山林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在这里,生活着全球1864只野生大熊猫总数中的1340只。蚂蚁森林里的老河沟保护地、关坝保护地、福寿保护地都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之内,如果你用绿色能量兑换过这些保护地,那你实际上也参与保护了这里的1340只熊猫。2021年里,巡护队收回的红外相机影像里,两次出现了带着幼崽的大熊猫。2023年3月3日,第10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那天,一位巡护员看到远处树枝上有一团白色,他举起望远镜,看到一只野生大熊猫正趴在树枝上晒太阳,另外一只也爬上树,逐渐靠近树上的大熊猫。在纪录片里,主持人周轶君问巡护员钟俊德,现在进山的心情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钟俊德说,“现在进山就是,想多看点动物,看看在哪个季节生活到什么程度上。”另一位巡护队员说,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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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林翰案一审宣判,PUA也是虐待吗?

单纯精神暴力最后判处虐待罪的案例,此前几乎没有。但牟林翰虐待案告诉我们,即使没有肉眼可见的伤痕,精神暴力就是一种虐待。2019年10月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女生包丽(化名)在北京市一家宾馆内服药自杀。包丽自杀前,其男友牟林翰曾向包丽提出过拍裸照、为其怀孕并流产等要求。2020年4月,包丽在医院去世。同年6月,牟林翰因涉嫌虐待罪被逮捕。时隔三年,牟林翰虐待案于2023年6月15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按照虐待罪的量刑标准,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本案中,法院最终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蔡某某(被害人之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3万余元。牟林翰在与包丽恋爱期间持续对其进行语言侮辱,贬低其人格,最终包丽选择了结束生命。这些行为使得“PUA(Pick-Up
20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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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性别为女的电影,和女性出走的决心

经历了这样一个艰难的旅程,拍出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为了说出最后那句台词:别害怕,别害怕。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电影行业,《绿夜》是一部少见的“性别为女”的电影。导演韩帅是女性,两位制片人是女性,两位主演是女性,9人导演组中8人是女性。这是一个关于女性出走的故事:在韩国的中国移民金夏,长期忍受丈夫的暴力,直到遇见绿发女孩。两人意外杀死了丈夫,踏上逃亡之路。相隔百年,它依然在回答鲁迅提出的经典问题: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女主角是范冰冰,第一次听到《绿夜》的故事时,她当即表现出兴趣。她说五年里有很多剧本找到她,《绿夜》里有她一直在寻找的勇气。韩帅认识的范冰冰爱吃碳水,说话直接,常常不顾形象放声大笑。她刻意往范冰冰的相反方向创作了这个角色:隐忍丈夫的暴力,隐忍机械的工作,有一张面对父权压迫始终惊惶的脸。拍摄时,范冰冰骨子里的强悍会不经意跑出来。彩排一场冲突戏时,范冰冰冒出了很多剧本中没有的台词。由于还不熟悉韩语,她只能用英文说。韩帅没有喊停,结束后再教范冰冰用韩语说出那句台词,用进正片中。因为,“在那一刻,她想讲话”。这丰富了主角的形象:她本质是勇敢的,只不过被压制了。敲定范冰冰后,寻找另一位女主角李珠英颇费了一番周折。韩帅希望突破传统类型标准下的女性形象,她既不是蛇蝎美女(就像范冰冰在许多主流商业电影中出演的角色),也不要过于男性化。最后是范冰冰看了李珠英的照片后说,可爱、漂亮、神秘,我喜欢她的样子。范冰冰和李珠英语言不通,在片场只能用英文聊天。不过,她们很快找到了一种“图片聊天法”,边展示手机里的照片边说,“你看,我昨天去踢足球了”“这是我以前养的猫”。开拍十几天后,两人真正亲密起来。拍一场骑摩托车的夜戏时,两人坐在摩托车上一前一后等待。等了很久,李珠英靠在范冰冰的背上睡着了。范冰冰不敢动,用唇语对韩帅说,让她睡吧。在柏林电影节重聚时,两人互称彼此为“女朋友”。作为一部中国香港出品的电影,《绿夜》在韩国拍摄,剧组成员来自中国、韩国、比利时、马来西亚,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联想到汤唯、杨紫琼在国际影坛取得的成功,人们称之为“女性出走的决心”。电影里,两位主角在出走之路上建立起极具张力的女性情谊,这来自于韩帅从小的幻想:一个女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她总希望有个同伴,能搭把手,能一起走。《绿夜》的拍摄过程恰使这个幻想成为现实。在韩国开机时正赶上疫情大爆发,约好的场地不能用了,敲定的演员新冠了。女性主创们首先“互相替对方考虑”。韩帅担心超期超支。制片人就安慰她,今天拍不完,我们去想办法,不要因此限制了你的创作。韩帅的处女作《汉南夏日》曾获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儿童单元最佳影片,讲述少女寄人篱下、充满不安的青春期。她记得在首映结束后,一个女孩来到安全出口等她。女孩边哭边说,我完全理解你在说什么,导演,我能不能抱抱你?她给了女孩一个大大的拥抱。三年后,《绿夜》入围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映后交流环节像是一场女性之间的告解和互助。有观众哽咽地说起,电影里的女性和女性总是在说,别害怕,男性总是在对女性说,我原谅你了。范冰冰从上台开始眼睛就亮晶晶的,一度转过身流泪。韩帅(左)和范冰冰在片场拍摄间隙的休息日,韩帅和主创们常常抱着一大摞衣服,一起到洗衣店洗衣服。洗衣要40分钟,烘干要20分钟。她们有时在外面散步,有时去放粤语歌的中餐馆吃饭,更多时候,只是在滚动的洗衣机前等待。在焦头烂额的拍摄中,这是她们难得轻松相处的时光。杀青后,这个来自全球各地的剧组就散了。一年后柏林电影节,大家重新团聚在一起。她们在柏林街头瞎逛,逛累了就在马路边坐一会儿。韩帅又想起了在洗衣机前等待的样子。从柏林电影节回国一个月后,我们和韩帅在北京见面,前后进行了六小时和两个半小时的对谈。关于女性主创阵容如何创作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关于女性议题的流行化与背后值得警惕的现实,关于和厌女症的漫长斗争,也关于女性出走的决心。以下是正面连接和韩帅的对话。大家一起做任务做完了我们就是了不起的女孩正面连接:之前有报道说《绿夜》是全女性阵容,好奇剧组里男女比例是怎样的?
202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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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直男加入同性恋亲子团

今年2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个同性恋亲子旅行团。团成员大部分是同性恋者的父母,还有几位年轻的同志。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外来者”。我尝试融入他们,陪父母们爬山划船,喝酒聊天,与年轻的同性恋者聊感情,聊性观念。可是在旅行最后,我被质疑“你来到底要做什么?目的是什么?”
202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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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作家性侵后,她如何夺回叙事权

最近,随着范新、史航、宗城等文化圈性骚扰事件被依次爆出,许多议题都被抛出和讨论,比如,在不平等的关系中,同意是否奏效,权力在其中如何起作用,文学艺术又如何为男性带来优势地位和道德上的豁免权?这些话题似乎也在与这篇文章不断互文。假如故事的主角瓦内莎在14岁时同意了这场侵犯,并认为这是一种两情相悦,她是否仍然有权力为自己喊冤叫屈?她是否需要为自己14岁时的“自由意志”付出全部代价?另一方面,社会又是否需要为其集体共谋的“同意”承担责任?2019年底,法国文化圈出版了一本八万字的小书。作者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在书中讲述了自己14岁时的一段往事。一场文化圈的晚宴上,比她年长30多岁的法国作家G将目光有意无意落定在她的身上。他寄信给她,一封接着一封,对她进行巧言令色的引诱、控制与侵犯。在当时,她以为自己陷入了爱情,“一个14岁的女孩有权利爱她想爱的任何人。更何况,我的存在能成就艺术。”G叫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是2013年法国雷多诺文学奖的得主。他在1995年曾获得密特朗总统颁授的勋章。他的手稿被保存在法国当代出版档案协会,与普鲁斯特和杜拉斯的并列,供读者瞻仰。与瓦内莎分手后,他仍在作品中重复书写和美化这段往事。16岁到25岁之间,瓦内莎总不断在书店里看到以自己为原型的作品上架。与之一起出版的,还有她14岁时写的情信。很多年后,她发现自己14岁的照片出现在马茨内夫的官方网站上,作为他的众多“战利品”之一被陈列。时隔三十余年后,瓦内莎决定用笔反击,“将猎人困在自己的陷阱里”,因为这就是这么多年来,他对她以及其他年轻女孩所做的。《同意》出版后,在法国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2020年,时年83岁的马茨内夫被检查院重新调查,他的书被书店下架和撤回,几家出版社宣布与他终止合作。一位与其关系密切的巴黎副市长迫于舆论压力下台。2021年,法国修改法条,确认了15岁的自动“非同意”门槛。在书里,如下这些事实很值得我们注意:——马茨内夫总是在学校外的小广场接瓦内莎放学。校方、同学、母亲的好友,许多人都知情,也有许多人明确地向瓦内莎指出,马茨内夫是一个恋童癖。但没有任何人将警告付诸实际行动。——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封法国总统密特朗写给他的信。因为他相信,如果他被捕了,这封信可以救他的命。——瓦内莎的母亲默许一切的发生。有时,她会邀请马茨内夫来他们的公寓吃晚餐,三个人“围着一道四季豆羊脚,几乎像是个和谐的小家庭”。她是在68年五月风暴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是那个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以为自由是自己能送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一次住院,妇科大夫得知瓦内莎有性生活的尝试、但还未成功后,热心提出可以用手术刀帮助她在处女膜上切一个小口。他以为他在帮助她,实际上,他帮助的是那个50岁的男人,“可以不受阻碍地流连于我身上的每一个孔洞”。很多年后,瓦内莎将这一行为称为“医学强奸”。——法国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在书里的表现使人觉得滤镜破裂。《在绝望之巅》的哲学家埃米尔·齐奥朗是马茨内夫的朋友兼导师。在瓦内莎求助时,他告诉瓦内莎:G他选择你便已经是你极大的殊荣。你需要做的是陪伴他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同时也要包容他的反复无常。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德。“G是不会改变的。”G确实不会改变。当媒体在咖啡馆找到马茨内夫时,他表示自己拒绝阅读《同意》,因为这毁了他关于“一个持久而壮丽的爱情故事”的回忆。他自费出版了两本书为自己辩护,一本名为《Vanessavirus》(《瓦内莎病毒》),一本名为《Derniers
20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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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劳动者的19份痛苦肖像

张伟是个青年劳动者,毕业六年换了19份工作。他好像是特殊的。他没有好的收入、没有好的身体、没有好的精神、没有亲密关系,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的这个节点,如果你不在张伟式的困境中,我们由衷为你高兴;如果你也觉得劳动有时是困难的,身为青年而能量欠奉,凑巧还有点倦怠和绝望,甚至认为这是时代的色彩之一,那张伟就是普通而普遍的,他与你我相似,只是程度不同。起床“每一个早晨都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斗争。”——该从何说起呢?工作令张伟痛苦,而这种痛苦往往从起床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不妨先听他本人讲一讲吧,它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蔓延,他又如何暂时从中摆脱。每一个早晨都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斗争,十点整上班,通勤最快需要50分钟,八点半是理想的起床时间,这样不仅可以有时间吃早餐,还可以慢悠悠走路去地铁站,出站以后再不疾不徐地走路去公司。当然,这一切都是理想情况。一种典型的情况是,我在失眠和多梦的疲倦中醒来,无精打采地看一眼手机,拨动“10分钟后再响”的选项,然后在短暂的时间里再做一个关于工作或是未来的梦。当然,如果只是推迟十分钟,那自没有什么可说的,更糟糕的情况是,十分钟后又十分钟,一直推到“临界时间点”——也就是如果再不起床就一定会迟到的deadline,然后才猛地掀开被子,跳进衣服里,带着脑子里还做了一半的梦,强挣扎着去上班。但这不是最差的结果,最糟糕的情况是:根本无法去上班。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恐惧、害怕的情绪支配了我所有可用的理智。把头深深埋进被子里,身体无法动弹,哪怕是上厕所也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拿出手机来颤抖着编一个谎言请假,然后把网络全部关掉,手机丢在一旁,痛苦地闭上眼睛继续睡下去,一直到阳光照进窗户甚至西斜,不想吃饭和起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愿意去做。甚至就想这么躺着,直到世界的尽头。19份工作中的狗屁与欺骗张伟今年30岁,刚刚丢掉自己的第19份工作。19份工作横跨店员、地推、客服、审核员、12345接线员;最早凌晨4点起床,最晚深夜10点上班;干的最长的八个月,最短三天;最多拿过七千工资,最少的倒贴一千。19份工作,他打开个税APP才能逐一想起来,但无一例外,他说,它们都是“狗屁工作”。辞掉第19份工作后,张伟写道:走在路上,我的心中充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种是失去维生手段的悲伤、不甘和一点点对现状的委屈;另一种,则是对于脱离职场、不再需要考虑工作的明快的欣喜和仿佛终于回到舒适区的怡然自得。“19”,我在手机记事本写下这样一个数字。它代表着我丢掉的第十九份工作。和许多离职畏首畏尾的人比起来,面试和辞职才是我的强项,唯有工作给我以持之以恒的痛苦。他在酒馆、蛋糕店和书店分别干过店员。做书店店员时,一些客人会天真地问,你们是不是空的时候都在看书?他说,根本没有时间。店员的一天琐碎但绝不轻松,书店共有三层,他每天会被轮转到不同的楼层:有时他在三楼,整理书籍和补充书架,用梯子上上下下。每隔两小时,他巡逻一圈,将位置摆放不对的书物归原位。有时他在二楼收银。有时他在一楼的饮品区吧台,这将会是最忙的一天,他要同时冲咖啡,泡茶,加热三明治,烤水果华夫饼,取出又放回冷冻慕斯蛋糕。最难做的是分层的水果冰沙,最底下是果汁,中间的气泡水不停往上冒泡,稍有歪斜,上层的冰沙就倾翻了,只能重做。客人在三楼点的餐,他在一楼做好,端着摇摇晃晃的餐盘进电梯。这时候,已经有三四个单子在后面排着了。只有每一项技能都熟练掌握,才能保证不被淘汰。他最终离职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学会咖啡的拉花。酒馆下班没有准点,客人喝酒到凌晨三四点,他也得陪着。下班通常很饿,而所有店都关门了。步行25分钟后回到宿舍,一个不通暖气也不通天然气的房子,他饿着肚子,裹紧被子睡觉。他做过放贷人,也当过催收员。放贷人就是令他倒贴一千的工作。他花一千买了1500个“资源”手机号,某个刚听一句就被我们挂掉的电话也许就来自张伟:“您好,请问需要资金周转吗?”1400个“资源”像我们这样挂了,90个礼貌地听了几句后挂了,有10个能到加微信这一步。其中7个加不上,2个加上杳无音讯。最后一个,说考虑一下,考虑的结果就是不用了。打电话不成,那就“展业”,跑业务的意思。他花40元印了2000张名片。一些被他插在了路边汽车的雨刷器上,此谓“插车”。然后就只能一家家门店跑了。他最恐惧的就是进店: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人会说出怎样的话。有个羊肉串店的门上贴着“转让”,他走了进去,老板回复了一个字,滚。如果是他快乐、我不舒服,这我能接受一点。但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没有人做错了,你不能责怪任何人,你就是觉得不舒服。每跑完一个就会清零,下一个从头开始。他干了三个月,一单未成,还剩1500张名片在家。入职前,公司说每月有800元底薪。后来说,因为他还不是正式员工,800元也没有。辞职那天,他大哭了一场。一年半后,张伟成了国有银行的电催专员,身居M3(信用卡逾期两个月至三个月)队列。此类人还未成为老赖,但初有老赖之姿。他们大概率不会接催收电话,那只能打给他的身边人,用主管的话说,将他“从社会关系中一层一层揪出来”。张伟从市级政府部门逐级打下去。此人若在城市,就找网格员,或所在小区的快递员。若在农村,就找村长。规定不允许透露缘由,只能说,“我们有一份重要的法律信函要交给他”。村长一般就能猜出来了,在村里四处广播。他们不会问对方为何欠钱,是否生活真的有困难,只需要他为欠钱感到耻辱,付出名誉。有时还没联系上本人呢,一查系统,他已将欠款乖乖还上。催别人还债的张伟此时正负债八万(“卡奴”,他用了一个童年时在电视上学来的词)。他左右腾挪,从未逾期,但同样心有戚戚,想他们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如果这个人真的缺钱,比如他家里人生了大病,要把他珍爱的车子房子抵押给我的时候,我应该无息地把这笔钱给他,甚至无抵押地给他。他以他的人格作为担保,我觉得人格就是一个很宏大很有价值的东西了,一个良好的社会不应该有那么多人格败坏的人,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狗屁的劳动,甚至谈不上劳动者,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帮凶。我会诚惶诚恐,我觉得我背叛了工人阶级,是对于底层的、对于社会中真正弱者的背弃。他主动提出离职。然而领导说,只有三个月试用期满后才能离职。他依旧每天打卡上班,坐在最偏远的电脑背后,蜷缩起来,等同事们都下楼了才一个人去吃饭。比上班更痛苦的是去公司却无班可上。他在电脑后看一本科幻小说《地铁2033》。好巧不巧,试用期的倒数第二天,小说看完了。明天怎么办?张伟很慌张,慌张到决定最后一天不上班了。领导没有回复他发去的道歉。他在教辅机构做过班主任,说是班主任,其实就是推销网课的电话销售。但听到“班主任”的称呼时,大部分家长都会肃然起敬。有的家长说孩子是住校的,他说,你让孩子走读得了,上网课比住校提升大。有的家长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老人,以为是线下课,稀里糊涂就给小孩报了名。他说,用平板就能上。老人说,家里智能手机都没有,哪来平板?有的家长接起电话就哭,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说,我希望帮助孩子提高成绩,但孩子不听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长期待着“你好像能够拯救他”。有的家长不同意,他转而和孩子直接沟通。他要假装和孩子交心,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关系的,老师那时候也早恋。有的孩子就屈打成招了。他继续说,谈恋爱很美好,你报我们的课,就能一起考好大学了。考985和考二本就是不一样,他用权威的语气说,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他的底线是在“公平”前加上“相对”。将孩子说动了,他再让孩子去说服家长。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家长掏出一万到三万,购买他们的网课。在那种情况下,去PUA一个涉世未深的纯洁的年轻人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信什么,一点水分都没有。他跟你说的话是掏心窝子的,但是你跟他说的话是精心设计的。他会真的把你当成一个和一般老师不一样的老师,他觉得你是可以帮到他的。我的压力就爆炸了,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卖课的,你对我期望这么高,我怎么回馈你?离职的时候,领导挽回他:等到开学季,赚钱如捡钱,一个月两万块轻轻松松。依然是钱钱钱。如张伟自述所说,他擅长面试。最近这份婚恋网站红娘,他只在简历里写上两份销售工作,每份的年限拉长些。而他的确干过,因而能在面试中对答如流。面试官问,为什么来做红娘?张伟答,红娘是给人带来幸福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工作。他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然而真正当上红娘了,他学会的第一课是欺骗。他单身,却要和客户们说自己是31岁结婚的幸福已婚男。他在记事本上虚构了四个人物小传,两男两女(是客户觉得自己够一够,就能够到的人)。要是电话那头意愿不强,他假装在库里搜索一番,说我这边有个人和你匹配度很高,简单向你介绍一下:身高176,27岁,本地人,央企技术岗,年薪16万,在高新区买了一套房,月供4500,压力不大,外形是清爽干净的阳光大男孩,温文尔雅,有礼貌,爱好滑雪、旅行、读书、踢足球。他发现,女人是真的着急结婚,男人不着急结婚,着急生娃,常常上来就说,我得在30岁前抱上儿子。于是压力又重新回到女人头上,他暗示女客户,你总不想当大龄产妇吧。无论那头说什么,他最后都要说,你找不到对象,就是因为圈子窄。顺势就能推销产品了。与其说是贩卖产品,不如说是贩卖焦虑。有人明确说,我不需要,谢谢。他们还是要打,直到打够规定的次数。他想到大家常说的“骚扰电话”,觉得说的就是自己。“人非要结婚”,主管说这就是要向客户灌输的价值观。可是,张伟不明白的是,人为什么非要结婚?事情好像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循环:每次进入职场前,都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休息,准备在新的工作中大展拳脚,但一旦进入职场,压力在时间推移中如潮水般涌来,很快心力就会衰败,整个人仿佛成了一只只会出气的气球,等到气力耗尽的一刻,便不得不逃离职场,乃至停止工作来休养生息。直到自己又觉得自己能够回到职场中去,进入下一次似乎没有尽头的循环。当你想在工作中找到意义防疫三年的末尾,张伟应聘了12345的疫情专席接线员。面试时他说,疫情下大家都太难了,我希望能帮到别人。他是真心这么想的。培训一周,除了讲怎么使用系统外,就是教你“不要情绪崩溃”。他后来才明白为什么要教这个。最常接到的电话当然是关于隔离。他在笔记本上整整摘抄了4页不同省市的隔离政策。接线员的统一话术是:“经过省级研判,市级制定,执行的相关政策”。每次说到“研判”,他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群秃头专家在那哼哧哼哧研究的样子。如果那头认可,这则工单直接归档。继续质疑也没办法,按规定,政策问题不允许记工单。提交工单,就是把市民的诉求向相关部门递交,类似一个线上的传达室。张伟负责送信,问题能不能解决,何时解决,他也不知道。张伟上岗后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是一个癌症病人被隔离了。对方语气挺平和,希望以后能简化程序。张伟觉得提议中肯,提交了工单,却被驳回了,修改后重新提交,依然被驳回。他猜测是在两个部门之间被来回踢皮球。他接到过得急性脑膜炎的年轻人的求助。年轻人要从中风险地区来本市急诊,担心被强制隔离。他尝试提交工单,被驳回了。组长说,他只是担心被隔离,还没有被隔离,因此没办法作为“诉求”。市民周五下午打进电话,抗议小区再封三天是加码。通常来说,工单在3到5个工作日内处理。情形紧急,他摁下“加急”按钮。这是他权力的极限了,所谓“加急”,就是给相关负责人发去一条短信。“加急”不管按多少回,短信只会被发去一次。他在系统里看到,工单显示延后两天处理——他推断职能部门周末不上班——可等到周一,小区也解封了。系统里有大量超时还未被处理的工单。他猜测超时不会对职能部门有任何惩罚。有一些工单,甚至已经在系统里挂了三百多天。有市民打电话来问,之前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他点开之前的工单一看,写着:“某某部门已于某日某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回电,市民表示满意。”但是市民说,他并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更没有表示满意。12345也会有机器人的回访电话,问对本次服务满意吗。张伟看到大部分回答都是“不满意”。但也就是这样了,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也看不到采取的任何行动。他们对外宣称,白天晚上都同功率运行,实则夜班人手只有白天的十分之一。张伟的接线员同事半夜真遇到了锯树扰民,打12345排队。有的热线只要足够有耐心,总能排到。但12345不同,等待音乐播放到第三遍结束时,你就会被自动清除队列。你只能重新打一遍,重新排队,重新和同时打进来的人竞争,如此周而复始。那天,张伟的同事两小时后才打通,要到了一个国家电网的电话。有人会说,把你们领导叫来。然而接线员规定,不能叫其他人来接电话。即便叫小组长过来了,他也只能教张伟怎么安抚市民,并不是那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他们并没有有权限解决问题的人。我们的工作的框架就是这么设计的,你只能这么做,你这么做才是正确的。而你尝试着超出你的范围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会有别人保护他自己的工作职责,把你的好意给拦下来。这就是这个工作让人觉得滑稽的地方。它设计成了一块铁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结构都好像是合理的,但是组装到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东西。如果12345真的能帮到很多人,我做这工作会非常开心,但它只是市民的出气筒。市民骂我一顿,对他来说是提供情绪价值,对我来说就不是了,我很难把它计入“价值”,我觉得我没有真正帮到他。市民把我们当成了权力的终点,但是我们连权力的起点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权力传话的中转站,甚至跟权力都不搭边。他们不被允许主动挂断电话。他羡慕有的同事,能打断别人,能干脆地表示:我们不是职能部门,你再讲下去,你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如果你想要工单快速提交,你就要挂电话。对方也就知趣地挂了。如果以上均不奏效,接线员的必杀技是:“详情请咨询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多少多少”。实际上,这个电话几乎没人打进去过,不是忙音,就是占线。但大多数人并不知情,会认真记下这个电话,说谢谢你帮我解决了问题。感谢令他心虚,“他只是被骗了而已”。有次,一人说我连打两次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两次给的答复不一样,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接线员大吃一惊,居然有人能连续两次打通这个电话。同事们之间会开玩笑:遇到难缠的人,不必解决他的问题,只要结束他的电话。下一次他再打来电话,接到的人就不一定是你了。他没办法挂断,也不懂怎么安抚“一个已经杀气腾腾情绪爆炸的市民”,他能做的只有挨骂。等到对方的情绪稍稍退去,他才小心翼翼地说,我帮您记一下工单,反馈一下这个问题。一看时间,10分钟过去了,这通电话还没结束,他今天的kpi又完成不了了。最长一个电话,经历了几次意外挂断,加起来共打了80分钟,他才把市民安抚下来。他只能留下来加班,到快11点才到家。有的同事被骂哭过,有的同事情绪濒临崩溃,需要空出半个小时,才能接下一个电话。但三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岗位上。唯一一次,是他突然听到一个同事大喊,我也是个人!就从工位上起身走了。张伟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他该不会是对着电话喊吧?那可是要受处分的。后经查证,他是甩下耳机后喊的。同事还是离职了。在进入12345之前,他以为他的工作是解决市民的问题。但他们的考核要求中不包括这个,只包括一天必须接够60到100通电话。平均下来,每个小时接10通电话。在kpi的重压下,他的工作变成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挂断一个电话”。接电话、写工单、提交,一个熟练工每单可以控制在3到5分钟。如果打到了80通电话,什么错误不犯,不迟到、不早退、不漏打卡、不请假,每三个月通过考核,“升级”到最高级3级,能拿到的最高工资是4270元。12月,政策大转向,接线员和全国人民一起茫然无措。没人再打疫情专席了,接线员的小群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我在发呆,一人说。好巧,我也在发呆,张伟回。宣布取消入境隔离那天,又有很多电话涌进来,本市也执行这个政策吗?张伟反问,您是在哪里看到的消息?对面说,微博上都传疯啦。张伟说,我们还没接到通知,我们会尽快联系相关领导反馈。他又装模作样地记下来。无论如何,一切真的改变了。而张伟忽然觉得,一切都没什么意义了。同期进来的80个人,如今只剩下30人。他又辞职了。生活好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折磨几乎每份工作的晨会都在浪费时间。套路是类似的,主管领着大家,“某某部门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很好!非常好!”鼓三下掌,要快且有力。有的搭配唱歌。张伟在生鲜超市推销过桂花酒酿,主管总爱在晨会时出言讥讽河南人,称河南超市压根找不到正品的米面油。张伟并非河南人,但他因此厌恶这位主管。12345话务中心位于政府大楼,食堂之琳琅满目,至今令张伟牵挂。午餐有凉菜两道,主荤一道,花荤两道,素菜两道,主食两道,点心两道,汤羹两道,水果两道。小吃区另有三样,随时滚动补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像他待过的某家外包公司,专门贴上标识:主荤只许舀一勺。接线员和公务员同堂吃饭,只不过公务员一顿刷卡4块,接线员10块;公务员队列一道,接线员队列一道,公务员排完了,接线员才可接上他们的队列。接线员饭盒满满当当,公务员领导着便服,面前薄薄一层五谷杂粮,搭配些许蔬菜。12345的解压室有两台跑步机,没人跑。有一个拳击沙袋,没人打。三个按摩椅,两个好一个坏,无论好坏,都在第一时间被抢完,不按摩,只睡觉。接线员最讨厌周末。周末公务员不上班,食堂也不开了。张伟和卫生间有了革命情谊。有的工作是单休,但保洁阿姨双休,因而周六那天卫生间纸篓堆得特别满。最好的是那种是带香薰的,有坐便器的,能坐在上面打瞌睡。每当想逃跑时,他就逃进卫生间。他将B站视频一个个点开又一个个关掉。他在卫生间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至少三份工作,他都是在卫生间辞职的。包括最近的第十九次辞职——“是时候离开了”。最后一个未接通的销售电话给了我额外的勇气,我在心里这样想着,默默摘掉了挂在耳朵上的话机。这家公司接近早十晚十的工作时长终于击溃了我苦苦累积起来的职场能量。为了避免正面难堪,我溜进洗手间,钻入一个没人的坑位,反锁上门,开始给领导发信息。在一段寒暄和客套的感谢语之后,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申请离职。领导平静地问了我原因,我继续用客套回应,然后她告诉我,可以去办手续了。因为还在试用期,所以不需要提前报备,关闭电脑,交接资料,填完两份电子文档,没有和同事们告别,我便离开了这家公司。感觉生活好像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折磨。折磨看不到尽头,解脱也看不到尽头。我在上班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生活还要继续30年,甚至更多,我这一天去上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不通。但是5分钟、10分钟以后,我还是挣扎了起来。我像个僵尸一样,套上衣服,挤上地铁,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张伟看到豆瓣上很多人讨论职场PUA,他感到奇怪:真的会有人上当吗?他换了19份工作,却很少感到PUA。或许有个原因是,他也很少拥有一个“职场”。他和他的同事们干一天工,挣一天钱,不谋求晋升,也不期许领导画的“饼”落在他们头上。只有一次,张伟有过职务。12345以12人为一小组,他是唯一一个男的,大家说,就你当小组长了。小组长主要负责在晨会前填好这12人的签到表,没有额外工资。几乎每一份工作都要加班,他习惯了,无法忍受的是“惩罚性加班”。干销售时,只要业绩不好,他们就被要求待到晚上10点,到11点,继续打推销电话。那时已经没几个人会接电话,就算接起,也会推脱自己要去睡觉。有一次,领导给他们发来一通40分钟的销售对话录音,要他们一边听录音,一边手抄成文字。他为此熬了一整个通宵。这对提升业绩没什么用,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这种痛苦的感觉——这就是你当下的处境,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明天你必须做出改变。还有一种惩罚是早起。这是在生鲜超市发生的事,原话是,你们第二天凌晨4点全部给我到,来迟了后果自负。目的是将货架重新排列和盘点一遍。那要么打车去,要么找附近酒店住下,开销超过了这天的工资。张伟去做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外包审核员。他有一种当刽子手的负罪感,然而来钱快。审核员工作简单,工资能到五千,几乎是他能做的工作中最高的。上审核员的夜班是一种古怪的感觉:脑子会变慢,挪动鼠标的速度会变慢,心跳忽快忽慢,肚子胀胀的,五脏六腑都在蠕动。屏幕有时会出现一行字:“所有视频都审核完了,休息一下眼睛哦”。审核员们将系统挂起,到休息室坐着。最热衷减肥的女孩都会在上夜班时到自动售货机前买饼干。6点45分,离7点下班还有15分钟,张伟朝东边的窗外看了一眼,晨光正透过云层撒到他的脸上。要死我要回家死在床上,他说。我要死在单位讹到赔偿,同事说。然而张伟不仅没讹到赔偿,还搭进去9天工资。审核员试用期后期,审核量越来越大,张伟和好几个同事都打算辞职。人事说,试用期内提离职,要扣9天工资。他作为代表去交涉了一下午,催收员培训时学会的谈判策略,临场全都忘了。他当场离职了,但发现了合同里的漏洞:如果是被开除,只扣3天工资。他教同事们一个劲儿点“通过”,速度上来了,正确率变得极低。有几个顺利被开除了,然而公司察觉到不对劲,迅速修改了政策。接下来被开除的同事,都被扣了9天至15天的工资。张伟想过召集大家,一起发起劳动仲裁。但劳动仲裁要等待两个月开庭,期间无法工作。他等得起,其他人也等得起吗?他“工会主席”的位子就这样卸任了。在开始的头几年里,我都幻想着能有朝一日突破性地改善——不管是在心境、病情还是工作上,我都希望之前的努力可以为我带来突然的转折,为我解脱困境带来动力。但三番五次的磨难之后,我才慢慢明白,大多数时候的人们口中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只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运,而量变带来质变的累积也更多是一种哲学上的可能性,它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事件一定会这样发生。张伟不是没做过令他满意的工作。2019年10月,他进了一家成人英语培训机构做地推。毕竟是外企,10点上班,7点下班,有休息室,和两个小时整的休息时间。晨会规定30分钟,10分钟讲完,剩下20分钟打狼人杀,绝不早上班一秒。他给自己取英文名为Leo,在地铁口对路过的每个人说:“您好,学英语吗?”他们把自己比作鹦鹉。被拒绝不是多伤尊严的事,鹦鹉是不过脑子的,要是被搭理了,反倒慌张起来。一类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还幻想着靠英语完成阶级跃升;一类是“富姐姐”,钱赚够了,打算移民的(然而从没见过“富哥哥”,他同样为此不解)。好在,一天慌张的次数不超过十次。张伟从不往路人怀里塞传单,满地传单会给环卫工带来麻烦。地推要和一切“附近”搞好关系。碰到城管,他也会停下来闲聊几句。“你好,学英语吗”的时候,他余光正帮小摊小贩们盯着哨,低声提醒:“快收,城管要来了!”这工作和勤奋关系不大,以张伟的眼光看,就是瞎猫碰死耗子。有一个月,他碰上了好几只死耗子,勇夺销售亚军,并收到人生最高一笔工资,逼近7000块。他来到一家日料餐厅,就位于“大都会”,一个人点了600元铁板烧套餐。他第一次有种笃定,他能在某份工作好好干下去了。入职第四个月,新冠爆发。他硬着头皮留下来了一阵子,2020年初那个冬天,他裹在黑色长款羽绒服里,在空荡荡的地铁口枯站。为数不多的行人戴口罩匆匆而过,警惕陌生人的接近。后来他和同事就轮流溜去消防通道,身子撑在一级级台阶上睡觉。每月拿2000元的基本工资,如此到4月,他们都离职了。下一个张伟张伟在生鲜超市有三至四位临时同事。一位女大学生勤工俭学,周末兼职推销星巴克罐装咖啡,她曾偷偷送张伟一个星巴克帆布包,此后他每日挎包上班,也在星巴克女孩上卫生间时为她照看摊位。泡面摊位本有一个小伙子,上班第一天,他就将煮面的电磁炉烧干了。这个小伙子再也没出现过。张伟共有68个备注为“同事”的微信好友。他频繁换工作,他的68个同事也这样。他们大多来自外地,二十来岁,大专或普通本科毕业,鲜少表露出那种叫做事业心的东西。其中一些女孩,通过她们的朋友圈判断,已在老家结婚生娃。但没几个能称得上为朋友。一个曾同桌吃过饭的放贷同事,后来可能忘了他们是前同事关系,持之以恒给他发“最近要不要资金周转”的消息。也可能是,所有关系都可以变成资源。他的大学舍友里,如今挣钱最多的那位在做快递员,一个月拿9000块。代价是凌晨4点起,深夜10点回,全年无休。如果你想往上够一够,在社会上得到一个所谓体面的位置,你要付出努力之外的东西。张伟的表弟从铁路技校大专毕业,家里花了10万安排进了本市地铁系统,也就是我们在地铁里常见的走来走去的地勤人员。表弟形容这是一份“暗无天日的工作”,干了两年半辞职了。张伟的父亲在银行工作,同事家的小孩从英国留学回来,花了20万塞进国有银行。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说要开网店。网店开了三个月,疫情来了,货进不来也发不出去,很快关门大吉了。父母将其作为反面教材,要求他引以为戒。他们辗转找到一个中间人,承诺能将他塞进体制内。先是一个城管岗位,同场笔试的是研究生,或985的本科生,他连面试都没进。他抗争很多次,父母强硬依旧,只会反复说:他们为此花了30万。19份工作里,父母最满意的是一家央企的车险客服。听闻他通过面试后,爸爸久违地放松下来。三个月试用期满后,他能签正式的劳务合同。此前他的大部分工作,要么不签合同,要签就是劳务派遣协议。当我们的车剐蹭了,找保险公司理赔,他就是接起电话的人。有一次,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说,我开大货车把人压死了。他没问几句话,那头又神智涣散地把电话挂断了。但这句话就这样淤积在他心里。两个半月后,张伟崩溃了。第五次请假的时候,领导辞退了他。这个工作日白天,妈妈和姨妈正好来家里找他,见他垂头丧气地躺在沙发上,桌子上放着他平日放在公司的水杯。她们都懂了。姨妈安慰他说,之前都是你辞退别人,也该别人辞退你一次了。妈妈没说什么。张伟知道,她认为他太脆弱了。走投无路的他张伟是这样一个年轻人:他精神状况不佳,毕业后不久被确诊抑郁症,入院接受过一个月的心理治疗。也许有人会说,换19份工作,和他不够强壮的神经有关。但精神崩溃只是少数时刻,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努力工作。在工作的头两年,他曾强迫自己像个“正常人”一样,即便是姥姥去世,也只请了三天假。他开始暴饮暴食,对高油高脂的垃圾食物上瘾。有时他在下班后独自去餐厅大吃一顿,有时半夜12点爬起来点一两百块的麦当劳。他也在游戏里投掷金钱,换取短暂的快乐——如同一针直刺脑髓的多巴胺药剂,而后则是长久的懊恼悔恨的痛苦。他因此身负过两次欠债,一次3万,一次8万,窟窿最后都是由父母填上的。爸爸哽咽着对他说,你一顿饭吃300块,我一个月餐费才300块。他被检查出骨质疏松,原因不明。28岁一过,他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他曾想过去麦当劳打工,打听后却发现,他无法承受麦当劳的工作强度。他很少和朋友见面。社交要花钱,也是消耗。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剧本杀:工作中付出的情感劳动够多了,为什么休息时还要角色扮演,还要又哭又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去彩票店,买上10块或20块的刮刮乐。没有中奖就收手,中了奖就继续买下一张,直到将刮出的好运花完。买了彩票,他今天就不吃20块的黄焖鸡米饭了,吃15块的面条。他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贴出10万块的中奖记录。他给自己规定,每个月发财梦的额度最多两次。在他负债8万块的时候,他有股强烈的“刮出个大的”冲动,一次性买了200块,中了50块。中50块钱的奖,我都没有觉得高兴。因为这只是一个大骗局里的小小诱饵,就像鱼钩上的鱼饵一样,你看中的是蚯蚓,人家要的是你的命。机会虽然渺茫,但仍然是一个机会。什么东西最重要?机会最重要。如果一生中有无限的机会,你的人生会过得无限精彩。然而,人生的机会往往是有限的。他在父母眼里是个大号青少年。他仍问家里要钱,因此没底气要独立。他想学剑道,一年需要一万。父母听了后说,太贵了,咱们消费不起。他买了一个2300块的switch,谎称800块,爸爸还是差点将switch从窗口扔下去。过生日朋友送他的乐高,他不敢组装后摆出来。可那已经是他29岁生日。他最新的担忧是,两年后,爸爸就要退休了,家里的经济支柱也就倒了。他说,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美好的两年了。他一个人住在城郊空荡荡的房子里,是父母举家之力给他买的。隔壁是看守所。工作和工作之间的中场休息,他睡到下午4点醒来,吃顿饭,继续睡到晚上10点,清醒一会儿,12点又入睡。3月初这个清醒的时刻,他穿黑色polo衫和黑色牛仔裤,在客厅背着手来回踱步。听说他辞掉了第19份工作,父母给他写了一份长信,说今年公务员考试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中午爸爸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接。他终于坐了下来,将手机贴在身体一边,注视它,摁亮、熄灭。他还在等待来自爸爸的电话。而夏天又要到了。夏天他总是更难起床,更难工作。每年夏天过去,活下来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会庆祝:庆祝我,又熬过一年。*文中张伟为化名*感谢播客“打工谈”对本文的帮助作者———吴呈杰wuchengjie@mianduifuza.com编辑——曾鸣
202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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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活捉了外星人

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宇宙,浪漫、学生气、对彼此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浪漫,他们给自己制造了无数困难,又因为浪漫克服了它们。他们最初想“活捉外星人”,后来拍出了一部近三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伪纪录:造一个真实世界“我是坚信有外星人存在的,有朝一日,当全人类都得知有外星人存在的时候,我们地球上的这些纷争,隔阂,统统都会消失。人类文明再次进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外星人。”这是《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第一场戏,主人公唐志军的台词。这段台词共77个字,但在剧本中,它有839个字,拍摄时,演员杨皓宇讲一遍至少要5分钟,这场戏总共拍了近1小时。最后剪进成片里的,只有开头、中间、结尾的三句话。《宇宙探索编辑部》是一部“伪纪录”风格的电影。伪纪录,就是要先虚构出一个故事,再假定它是真实的,把它当作纪录片来拍。所以剧本要像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方式来写,“十句有八句废话”,演员也要像日常生活中一样演。主演杨皓宇拿到剧本时,还以为是个话剧,“两页纸的一场戏有8场,1.5页纸的一场戏有16场”,是一般电影剧本的三倍。电影讲的是一个叫《宇宙探索》的杂志的编辑部,主编唐志军,有天看到家中老式电视机闪起满屏雪花点,就认为是某种外星文明突然发来了强烈的信号。第二天上班,他在编辑部当众宣布,要去找外星人了。为了拍得更像纪录片,主创团队给片中的路人也逐一写形象、动作,甚至是手中道具的质感。像设计游戏里的NPC。编辑部的院子里,只有两三秒镜头的路人就分成四类:-1个保安:用竹条扫帚扫地-1个大妈:晾老伴儿的T恤秋裤-3个小孩:练习乐器(其中小女孩儿趴在一旁观看,有时也跑到滑梯旁打发无聊)-3个快递小哥:2个分检包裹,用扫码器扫描条码,1个坐在快递车中喝水他们找演员也要求真实。一个在电影中充当“背景音”的角色,是导演组在一次真实的“民科”聚集活动上找来的,这位崔阿姨当场问导演:小伙子你学电影的,电影是电的影,它的本体是什么?他们又找到一位自称“陨石猎人”的大叔,饭桌上掏出一个手串就说是陨石做的,还把手串套上一根点燃的烟,说能消灭尼古丁。大叔后来就在片中演“陨石猎人”,开一辆酷似UFO的圆形玩具车当交通工具。村民也要真实的村民来演,为了让他们表现自然,导演组想出了一种方法,提前一个月给村民“洗脑”,让他们相信,电影中要拍的一个场景真的发生过——一头石狮子口中的石球飞到了一个发光的人手里。(先后有四个人介绍了这个方法,确实巧妙,但导演担心说出来,伪纪录的真实感就被破坏了,耍赖不让披露)开机后,他们不打板也不怎么打光,不用轨道也不用三脚架,只让摄影师一直扛着摄像机。摄影师也要业余一点,一会儿镜头晃一下,一会儿虚一下,镜头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时,要故意慢半拍,有时还要撞一下墙,撞一下演员。过一个吊桥时,一位演员恐高,吓得大喊:这导演是不是傻逼!走泥路时她也骂骂咧咧,一时分不清是角色还是本人在说话。爬一个很高的田垄时,她没爬上去,摔了下来。这些全被拍了下来。“怪人”联盟: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唐志军及其世界的总设计师,导演孔大山,筹拍这部电影时还是个学生,《宇宙探索编辑部》原本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硕士毕业作业。但后来,这部电影成了中国第一部上院线,并受到公众关注的,伪纪录风格的电影。2017年,构思毕业长片时,孔大山看到一条新闻:一位农民声称自己抓到了外星人,他跟电视台的记者描述自己和一群外星人搏斗,用抓野兔的电网将其中一位电死了,又讲他一直保护着那具遗体,是为了等待其他外星人乘坐UFO来把它接走。说完他打开冰柜,记者看到一个硅胶做的外星人玩偶。孔大山给导演郭帆看这条新闻。他给郭帆当过助理。郭帆说这个好,你这么去想,万一那农民说的是真的呢?过一阵,孔大山写出大纲,片名叫《我活捉了外星人》。郭帆说:这片子能成。后来,他把中国几大头部电影公司都请来做了这个电影。孔大山攒起了一个主创团队。按他们自己的话说,里面的人都有点“神经病”。开始写剧本后不久,孔大山遇到了后来的编剧、男二号王一通。他们都曾拍过伪纪录短片,都有“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气质。从2018年开始,孔大山不时到成都,在王一通那住上十天半个月。他俩总是中午才起床,下午1点开始聊剧本,累了又去打乒乓球、台球,或进一个号称用来剪片的机房打游戏,五六点钟又吃饭,吃完看一集《乐队的夏天》,再看一部电影,晚10点再开始聊剧本,聊到1点去睡觉。王一通常常想出神经兮兮的设计。一次他提出让一个人物把玉米放锅里,然后看到外星人,外星人给他发信号,锅里的玉米就噼里啪啦变成了爆米花。孔大山听完吸了口电子烟,不说话,表示不同意。有时孔大山会直说:大哥,啥玩意儿?王一通就说你听我解释。解释完常常还是不行。但顺着王一通的思路,孔大山会形成新想法。王一通写诗,写短篇小说。孔大山第一次到他家,放下行李,他拿着一本诗集说,我新写了一首诗,读给你听听。后来孔大山让他为《宇宙探索编辑部》写了不少诗。他俩剧本写到一半时,团队迎来第三位主创,美术指导郭欣勃。他有100双运动鞋,家里放不下,就放到闲鱼上卖。商品描述总是先写一段像是科幻小说开头的文字,比如一个少年头戴锅盖住进了精神病院,或一个女孩在海边看到了飞碟,最后叙述拐到“他/她穿的就是这一双运动鞋......”郭欣勃因为喜欢孔大山的剧本,没收钱就先出了一套造型图。一天,孔大山找到郭欣勃,说成都是个好地方,我们去成都找王一通玩吧,度完假顺便采采风。郭欣勃心想,这不会就是去采风吧,将信将疑上路了。到成都后,第二天他就被带到了取景地宜宾,之后又被带到了凉山和雅安。如今郭欣勃已记不清,自己究竟是何时成了孔大山的美术指导,只记得从那次就开始干活了。后来,郭欣勃为这部电影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道具。譬如片中一朵毒蘑菇,要一看就像有毒的,现实中很难找。他把一个蘑菇挖空了,下面接一个杏鲍菇,做出了一个比他手还大的蘑菇。村里要放两头石狮子,上面用石漆做的旧,沾水后会变色,每次一下雨,郭欣勃一定要把石狮子送回库房重新做效果。就为石狮子到底怎么放,郭欣勃和孔大山争了两小时——孔大山认为石狮子要冲里,对着房子,郭欣勃认为要冲外——最后郭欣勃崩溃了,说我觉得这个电影完了。后来,关于男主角戴大眼镜还是小眼镜,片中新郎戴领结还是戴领带,他们总讨论很久,郭欣勃常常说,这片子完了。孔大山听了反倒觉得幸福,“我会觉得终于又有一个‘神经病’比我更在意这些细节了”。勘景时,孔大山和主创们按照剧本,从北京到四川,半个月跑了四个城市,在每个场景现场排演剧情,然后拍成了视频。其中一个模糊、晃动的视频中,他们围成圈,搭上背,假装是片中的火箭返回舱。王一通蹲在中间,扮演在返回舱里的人物。他们大喊“砰”,模仿片中的返回舱震动。通通不理解孔大山的导师、监制王红卫提醒他,拍这部电影最难的不是伪纪录本身,而是,怎么让配合你的人理解,到底要拍什么?每有人新加入,孔大山都会播放PPT,给大家开会。PPT做得像课件,背景图是黑板。第一张上就写着:什么是伪纪录?接着是三段视频。第一段是展现北京市井生活的剧情片,然后是一段同题材的纪录片,孔大山让大家注意看,纪录片里主角有时会看镜头,废话也更多;路人则会傻站着,有的会对着镜头傻笑。他说,这些都是我们这部伪纪录片里要设计的。第三段是一部伪纪录片,挪威电影《追击巨怪》,讲一个摄制组拍了部追击怪兽的纪录片,镜头随摄制组的奔跑不时晃一下,虚一下。孔大山说,这就是我们要的镜头感觉,像纪录片一样有点糙、不完全连贯。但孔大山还是没法保证组里的人理解伪纪录片的拍法。拍摄时,场务按常规经验拦住村民,不准进片场,但实际上孔大山希望有人走来走去,显得真实。副导演ash(吕启洋)在一旁纠正:可以进去。场务说:进去了不许看镜头。ash又说:可以看镜头。拍摄间隙,ash逮着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就向他科普伪纪录。他说没办法,不可能开拍前让80多人都明白这部电影和一般电影的区别。唯一办法就是在现场纠正一个个具体的动作。摄影师老马(Matthias
202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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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香港独居老人决定等死

去年夏天,我偶然认识了香港独居老人老雷,与他成为朋友,暂住进他家。他当时在肾衰竭晚期,准备瞒着家人,拒绝手术,独自待死。朝夕相处之中,我和老雷仿佛成为后天的家人。我也第一次真实入微地感受一个人衰老和走向死亡的过程。2022年夏天,我从老家湖北小县城到香港实习,打车通勤路上认识了出租车司机老雷——从广东湛江移民香港的七十岁老头。我与他聊起各自的故乡,再聊到抗战历史和天南海北,成为朋友。他从此经常送我上班,免去打车费,我也乐得听他唠嗑。他的妻子儿女皆移民美国,自己坚持留在香港。开车四处跑、与不同乘客聊天是他最快乐的事。认识老雷一星期时,我因为搬家,没法像前几天那样每天坐他的车上班。我说,爷爷没关系,搬家后我也可以去找你玩。老雷说,再看吧,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那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推算,老雷应该刚刚被医生通知,是肾衰竭晚期,要做手术,在腹腔里装肾透膜,代替自己的肾。老雷感叹:“前年医生说我肾功能还有六成,我还开心,六成可以用好久呢。没想到今年,就不到一成了。哪知道身体坏起来这么快。”但他不想做手术,怕麻烦,做完手术后要做血液透析,每天洗三次肾,每次换水要花一两个钟头,出门工作不方便。他把8月份的手术推到9月,再到10月,又到12月。医生说,你再推,身体差到连手术也做不了,我们科就不收你了。离过年还有两个月,老雷就给弟弟发了几百块钱新年红包,因为怕自己活不到过年。老雷是个工作狂,周一到周日每天开出租,客人多时还会加班到晚上一两点。他很认真地说,自己的志向是工作到死的那天。他的理想死亡方式是,正常来去自由地,工作到最后一天,在吃饭或睡觉时突然心脏骤停,死得不痛苦,干净,也不需人打理,政府会给他火葬,把骨灰撒到大海。很久之后,我才敢说:“如果周围没人,你独自死在家,政府也不会知道,尸体会烂的。”老雷说:“是啊,电视上经常有这样的新闻。”我问:“你不怕被苍蝇、虫子吃掉吗?”老雷说,不怕。老雷收拾屋子的场景。他喜欢过量囤积生活物品,家中也寄放了朋友的很多行李。2022年10月,我工作上被打压,在辞职边缘,房子租约又快到期。此前四个月里,我已经搬了两次家,第一次住帘子隔起来的客厅,第二次住的房间小到房门无法完全打开。在这个艰难时刻,老雷收留了异乡漂泊的我,搬进他家暂住。他一直想送我去毕业旅行,见见世面,让我邀请同学同行。他甚至亲自打听起旅行社来,“那个叫美丽华的,台湾游包团的”。又从房间抽屉里数出几沓钞票来,说是给我去台湾旅行的专用基金。“我现在走不开,起码三个月后才去得了。”我也隐约感到什么,“三个月后你再给我吧。”“到时候我就死啦!”老雷用楷字写了一封信,拒绝手术,递给医生,作为手写凭证——他怕医生为难。信中还幽默一把,说若是做了手术,他该怎么拖着洗肾的大水袋子,去周游列国呢。工作狂老雷没有周末,没有与朋友下午茶,但对“周游列国”有种执念。他曾经手拿痒痒挠在空中挥舞,对着床头的地图给我比划,从美国西岸的西雅图划到东岸的华盛顿——那些他去过的地方,移民美国的老婆孩子们住的地方,大儿子开车带他游玩的地方。从美洲大陆,到澳大利亚,到非洲、欧洲、亚洲,说出的地名能让他的同龄人——中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普通老百姓羡慕死。老雷对家庭不怎么顾恋,反而喜欢和陌生人交朋友。妻子顾家,没时间,老雷早些年自己报团旅游,走遍了内地很多地方,从东北的辽宁,到西部的甘肃陕西,在旅途中结识许多朋友,甚至来回写几十年的手写信。也能收获一些惊险的经历。二十年前老雷在内地旅行,只住二三十块一晚的旅店,但在西安火车站旁边一个旅店,要一百块。一个女人很热情地拉住老雷说,“包括所有费用”。老雷说太贵了还是不住了,结果一个男人关上铁闸门,一个女人来拉老雷,“力气好大好大的”,另一个女人在柜台边就伸手拉开他裤带。还好老雷扒开铁门,跑了出来。“实在太恐怖了”,老雷一边回忆一边哈哈大笑,而我早已笑得蹲在地上。老雷给水果排排坐那时因为疫情,香港已封关三年。老雷说内地好山好水,一直惦记着通关了再回内地玩,没想到现在要去做手术。老雷有次躺在沙发上,梦呓一般迷糊着眼睛说,“我想去云南,大理,香格里拉。还有那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哦西双版纳。在孔明的时代,西双版纳曾经是一个国家的。”但“想要周游列国”可能并不是真实理由。他即使不做手术,也没法出游,因为他不肯打疫苗,一针未打,香港本地的很多场所都没法玩。老雷不想做手术还有另一层内在阻碍。他有位多年好友,中医老何。老雷二十岁在老家湛江县城做公务员时认识了老何,五十年的交情。老雷十几年前诊断出糖尿病,这十几年来一直是喝老何开的中药,喝中药后腿脚才有力气。中医老何一直反对他做手术,说手术损伤身体,死得更快。老雷有次晚上躺在沙发上苦恼,说如果做了手术,对不起老何怎么办?我很震惊:你的生命是对你自己负责啊,怎么要对别人负责?他也很震惊,拍拍脑袋:啊,是这样的吗?他打电话找朋友出主意,朋友说,你去拿医院的病例数据给老何看,这样就不会对不起他了。老雷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后来临到做手术,他也一直没告诉老何,不知如何解释。11月,我陪老雷去医院,怕他再次推掉手术。七十岁的老雷之前去医院总是独来独往,三年前他因为糖尿病住院时也是一个人。医生问我,你是他的家人吗?我说,不是,我是他朋友,他的老婆孩子都在美国。医生有些失望,毕竟像老雷这种顽固不肯做手术的老头,让家人签字更方便。香港的医院有基督教院牧,类似心理医生,把老雷带到谈话室里问他有什么放不下。然后是主治医生来解释,再是两三个护士一起围着他,讲明不做手术的各种危害:“如果不做手术,不是像你想象的,心梗就痛快完了。会一直想吐,身体很难受的。”这样轮番上阵,老雷一直没怎么正面回应,一会儿问我能不能听懂医生的广东话,一会儿跟我感慨说医生好认真负责,我说你别打岔。我跟院牧说,老雷的心结可能是怕对不起他的中医朋友。院牧恍然大悟,跟老雷讲,“他是为你身体好,你也是为你自己好,没有谁辜负谁。”老雷像个无助的语塞的小孩,实在拿不了主意,拿出手机给老何打电话。费了半天功夫,手术的档期还是留住了。老雷临走时很恭敬地对几位医生鞠躬作揖,连声说抱歉麻烦了。老雷对我说:“以前听老何的,现在听你的。”我内心复杂。医院病房之前老雷中药西药同时吃,医生说中药对肾有负担,老雷便停了中药。但老雷的身体确实是肉眼可见地变差了。他把脖子拧了,没法转头,一转就疼。刚开始还觉得好玩,我问你开车怎么转头跟乘客收钱啊?老雷说,“没法转头,就把手伸到座位后面,有次我载到一个护士小姐,我说小姐你好漂亮啊,可惜我没法转头看你。”说完哈哈大笑。但三四天了,老雷的脖子仍不见好,而且越发没力气,晚上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起身时,撑手肘,抬腿,直着脖子慢慢起来,每一步都像0.3倍速,脸上痛苦又虚弱。我问是不是睡觉枕得太高、落枕了?老雷平时习惯睡沙发,头枕在沙发扶手上,扶手很高。老雷说,他以前是头朝里,枕着没有扶手的平面,脚朝外,但我住进来后,他怕让我看到他的“丑脚”,就头朝外,枕在高高的扶手上。我觉得好笑又可爱。老雷走路也开始晃悠了。一个小小的转身,从客厅到厨房,身体就会像干瘪的稻草人那样晃一晃。老雷一边走,一边自己念叨:“摇摇摆摆。”
202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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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又三年,一部电影的白日梦想

有些事不是你想做完,就能做完。一部电影从构思到杀青花了三年,从杀青到上映,又等了三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段时间。第一个三年里,人们在摸索中受挫,但充满希望。第二个三年,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起的过去三年,也是被不确定性笼罩的三年。这部电影在等待上映的三年里经历了什么,我们知道的很少,能写出来的更少。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期间,这部电影,参与这部电影的人以至所有人,面临同一种命运。这种命运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故事不能被讲述。在接下来这篇报道里,你将看到这部电影的故事,以及电影所讲述的新闻记者的故事。2016年的人们愿意做一部电影,是因为相信它能上映;2003年,人们愿意做记者,是因为相信新闻业会更好,“未来的媒体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他们会有非常高的薪水,他们会有非常高的地位,因为他们做的一切都记载在历史中。”
202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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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我还想在中国搞足球

秦岭最深处的陕南留坝县是个被改革开放浪潮抛下的角落。2014年,这个4万人的小县,贫困发生率超过三成,四倍于全国平均。大概二十年前,本县高考生出现过“全军覆没”——全县一个考上本科的都没有。但就是这样的贫困山区走出的足球队,把陕西省冠亚军拿到了手软。不少山里娃踢球进了国家队,靠足球特长考上了211和985。足球帮娃们实现了阶级跃升。这个乡土中国的足球奇迹,始于15年前。初中数学老师张素洋受新校长之托,建起了草台班子,带着一批被认为是“垃圾”的学生踢上了球。留坝人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足球可以是出路,因为足球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近年来,足球做成了,留坝出名了,张素洋也有野心了。但各种超越足球的问题接踵而至。刚刚打开的上升通道,可能又要被关上了。他纳闷,留坝“这么一个小小的小村落一样的地方”,究竟能干点啥?他们改变过命运,但命运终归不全在他们手上。张校长好在30岁的乡镇数学老师张素洋此前的人生里,“匮乏”两个字一直萦绕其中。他所在的县城留坝位于秦岭深处,至今也只有一所完全中学,一条主街和一辆出租车。他先是在17岁那年被省足球队选中,在即将走出山里的时候,却因为交不起“赞助费”,回到了原地。他后来成为当地初中最好的数学老师,下课以后他吹口琴,拉二胡,唯一跟足球相关的是暑期“少儿足球培训班”——培训结束,把孩子带到牧场羊群边,教他们一人骑上一只羊。很多年以后,张素洋参加运动会开幕式,那种感觉始终还在,他总觉得烟花只够放三分钟,这种充盈让他震撼,“怎么可能一直放了十分钟呢?”但在15年后,我来到留坝,谈论起足球,10个人中有7个会跟我提到这个叫张素洋的人。他现在是留坝县中学的副校长。去年11月,他在校门口开车接上我。有位年轻教师站在街边,递上两份文件。他刚摇下车窗,路边就有人喊“张校长好”、“张校长好”。这15年间,张素洋作为足球教练和领队,为国字号球队输送了多名国脚,其中师晓敏曾被称作未来“中国女足的梅西”。通过足球,当地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其中包括了像北师大、北体大、川大、同济或者西北大学这样的重点学校——在此之前,留坝有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上本科,那个人就是县高考状元。县政府的公务员小刘(化名)曾经是张素洋的学生,他告诉我,张素洋在足球上“有绝对的权力”,是公认的”留坝足球皇帝”——“他说我们能踢,我们才能踢,他说我们不能踢,就不能踢”。从2016年开始,留坝县政府整合投入1.24亿资金,在全县最不发达、交通最不方便的营盘村建起了足球基地。基地在县城山上1个多小时,有7块标准的足球场,4块真草,3块假草,还配备8栋运动员公寓、500人食堂、图书馆和咖啡厅,边上还有在建的足球学校。在我来留坝前,张素洋建议,“你可以从足球基地出发写写乡村振兴”,标题就叫,“中国的拉玛西亚,心不会变”。在一个视野开阔、海拔2000米以上的隘口,他停车靠边。低头俯视,山路弯折下降,回转如游龙。这条公路的选线,张素洋说,和20年前他带学生野营徒步的路线“惊人的一致”。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他成天为了想喝顿酒抓耳挠腮。现在留坝足球做成了,出名了,酒钱也有了。“但没那种心情了,”这个以前只教数学的老师对我说,“酒不香了,不好喝了”。改变命运,出来踢什么球呀2008年秋,30岁的张素洋正在留坝县中学教数学,他把初中数学教材吃透了,教得通俗易懂,很多家长都想转到他的班上来。这一年,县教体局的副局长陈军兼任了留中的校长,汉中市体育局来学校检查工作,一位副局长跟陈军说:“下一届省运会,女足这个项目很好。”陈军觉得是个机会。于是他找到张素洋——后来他给张素洋升职到了教导主任,问他搞不搞。“之前我只带男娃耍,带什么女娃耍?”对于陈校长的新想法,张素洋很愁。但他又觉得弄足球能让娃们出去看看。5年前,张素洋带着十来个高中男生们踢市里比赛。从留坝到汉中市区没有高速,国道都是山路,崎岖颠簸。当年队里的小刘说,那是他第一次到汉中,在真草上踢,球员入场放音乐,“好像无数个摄像头摄着你,是明星一样的感觉”。但老师们很反对,觉得弄足球是不抓高考,不务正业。之前几年,留坝出现过“全军覆没”——全县一个上本科的都没有。陈军刚来那年,全校参加高考的200多人,只有20人能考上二本。当地有能力的人,都不会让孩子留在留坝上学。县领导倒是很支持,但他们拿不出一分钱经费。有人提议,到冬天就别踢了,“娃们的骨头都是脆的,冻住了磕一下就坏了”。时任县委书记跟他们说:以后建球场,如果到春天场上的草长不起来,就先种点麦田,绿油油的就行了。张素洋记得,一位中国足协官员面对一位留坝球员的户籍登记地址:留侯镇火烧关村玉皇庙组,“神仙王侯齐上阵啊”,笑得合不拢嘴。他说,“足协有的人啊,根本不懂这样的中国。”但张素洋懂这里那种饥饿的感觉,那种从未被填满过的感受。他拉起球队,留坝人称他们是“面皮队”,队员都是吃5块一碗的面皮长大的,能多吃个鸡蛋都不容易。出去打省里的比赛,有的孩子到了餐厅专捡水果吃,尤其爱吃西瓜。因为吃太多,拉了肚子踢不了比赛了。哪怕在留坝本地人看来,张素洋搞球队的方式也上不了台面。中学老师没人搭理他,他拉城关小学的老李(化名)入伙——老李是张素洋的小学体育老师,快50岁了。他觉得张素洋“精神可嘉”,就自学了垫球、传球和越位,两年后考了最基础的D级教练员证,算够带小学生了。他的哥哥张素春在火烧店小学当校长,全校没人懂球,只有一个校警会踢一点,两个人放了学带学生随便踢踢,就当为张素洋培养人才。张素洋还把自己的妻子也拉了进来——她妻子是英语老师,也是业务骨干,在足球生多的班当班主任。“踢球带来快乐”、“踢球强身健体”、“踢球能开发大脑智力”的理由家长们都无动于衷,但有人发现,张素洋的一个侄儿和侄女也被他安排进这个班,家长们一想,那张老师还能坑自己亲戚?对家长们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张素洋和陈军向外放出风声,踢得好上大学能加分。还有些家长觉得:“万一成了国家运动员,光宗耀祖啊”。“说实话,当时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留坝”,时任延安队教练员、现延安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告诉我,在陕西足球圈,西安、延安和宝鸡是传统三强。当时的省女足青年队主教练李旦对留坝也了解不多,他觉得那种“山沟子里的足球,汉中市第四、五名的水平”。但陈军和张素洋越是投入足球,就越意识到很多时候,城乡的分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更体现在对信息的掌握。他们发现,如果校队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得名次,就能帮队员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俗称“打证”),球队名次越靠前,队员拿到的证就越多;只要有证,队员们就能去参加足球“单招”和“高水平”测试;如果考得好,就能进入不错的一二本院校,实现升学。那时候,全国参加足球单招和高水平的只有4000多人,但这些证长期被大城市所在的球队所垄断,在留坝根本没人尝试过。留中有个学生叫李嘉豪,从小练球,但直到快高三才听张素洋说,可以用足球特长考大学。一年后,他通过足球单招,参加了全国统一的足球专项测试和体育生文化课考试,考进了成都体育学院的运动训练专业。对留坝的年轻人来说,很多时候不是选错了道路,而是这个选择之前没有人知道。火烧店镇的社会生态像留坝现实的一个缩影。二十年前,这里穷得叮当响。街坊和商贩们介绍说,年轻的家长大多出去打工,留下来的打麻将赌钱,打几年赔了还不上就吵架离异,留下大批没人爱管的单亲和留守儿童。这些年街上拆拆建建,多了些修缮一新的农村移民安置房和旅游民宿。但外出务工的潮流和根深蒂固的麻将桌文化,依旧让教育基础十分薄弱。我去了一些学生的家里。球员赖可家在县城北面的玉皇庙镇大树坝村,家里世代是农民。他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妈妈在家种田带他长大。廖阳的家庭环境更一般。他出生在他爷爷一辈盖的土房,屋内的棚布兜着顶上不时落下的渣土。从土房去火烧店镇上学要走五公里土路,去留中得翻座山。好在11岁那年,一个省队教练把他带去了西安,他才不用像父亲一样上中学走两小时野路。小学毕业前,师晓敏在留坝转过两次学,转来转去都是为了离四处打工的妈妈近一些。后来父母离异,家里的事琢磨不透,她说,“只有足球在陪着我。”2014年师晓敏刚去省队时,队友们很惊讶,一个踢球的,连C罗和梅西是谁都不知道。师晓敏的发小肖丹娇,是爷爷用林场微薄的退休金带大的,爸妈“不懂事也不顾家”。假如在火烧店小学没接触足球,中学没接着踢球,她说她可能为了补贴家用,外出打工。和肖丹娇一起踢球的还有她的闺蜜李婷。李婷的姐姐以前是张素洋的学生,她16岁辍学嫁人,礼金是父亲收的。母亲改嫁到勉县后,就没回来看过她,但想收她的礼金,一直拿着她身份证不放。李婷明白,在山区农村,“有时父母想把人着急嫁出去,自己可以拿钱”。“我们没踢球,可能读到初中就不想读了,”李婷说,“踢了球,我们才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0年,一位当年的留中学生在贴吧写道,张素洋是值得尊敬的留坝足球皇帝,学校里绝大多数老师见足球就没收,“他很不一样”。省上来的教练在吹牛从2008年到2014年,留中球队成绩平平,最好成绩只是市里第三。直到14年初春,省女足青年队主教练李旦,因为没完成省体育局“打进决赛圈”的死命令,被省里送到汉中培养和选拔队员,汉中知道留坝在弄足球,就又把他“下放”到留坝。“那一路给我晃过来呀,”李旦回忆,“从西安到北京,两小时都到了,去留坝走了一天。真的太遥远了。”张素洋跟陈军商量,一定要把这个人留下来。他们给李旦分配了学校宿舍最好的一间房,但其实隔音不好,没有暖气,空调也不行。过了一段时间,留中在校外新修了教师公寓,剩了一套陈军立马就让李旦住进去了。李旦安顿下来后,张素洋拉着他去各个学校看学生们上体育课。他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挑出了第一批足球班。“足球班”是陈军的发明——校队的足球生集中到一个班上,有专属课表保证每天至少两小时的训练,把课和晚自习一调还能加练。这样的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普通中学,都没有过先例。第一个足球班上有赖可,还有肖丹娇和李婷。刚到汉中,李旦一次对汉中的教练员放话,说留坝不止要拿汉中冠军,还要拿全省冠军。“咱汉中的队,从建国以来,啥时候拿过全省冠军?”在座的教练们哈哈大笑,觉得省上来的教练在吹牛。山里小学的体育课,没人管过学生的柔韧性和协调性,跑步姿势也没学过。李旦不得不从摆臂和迈腿给队员做示范。“无球”了两个月,娃会走了,会跑了,他才开始组织练习短传、长传、近射、远射这些最基础的足球要领和各种战术,并亲自上场打样。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关心这些学生。在学校,一位主任在大会上骂全体踢球的:别以为你们踢球的就了不起了,你们“都是垃圾”。出去比赛,李旦发现队员们“局促老实,不像城里的孩子活泼”。有次留中去西安比赛,赛事的裁判长是个操着京腔的西交大教授。他当着所有队伍的面冲队员们说,“农村孩子,就在家好好学习,改变命运,出来踢什么球呀?”回到留坝,李旦对球员们说:“你们就是最差的,就是垃圾!垃圾又怎么了?你再什么五大名校,我学习学不过你,但你踢球就踢不过我,行不行?”他还跟肖丹娇开玩笑,“还记得你那个黑咕隆咚、家徒四壁的大瓦房吗?灶台上还有两只鸡呢,活着下蛋用的!”肖丹娇家里根本没养过鸡。他希望她能记住被看扁的感觉。李旦原本住在省队大院,教省队时,每天坐在场边,拿着哨子和战术板,上班下班。现在,他干劲更足,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急躁。如果多次教了一个动作还不会,他会拿起一根标志杆,打他们的屁股。再不会,他罚队伍连跑过40圈。依然不会,他逼大家加练,只要不打雷,风雪无阻。队里每练三四周才会放一两天假,一些队员的脚指甲慢慢变成了紫色。在队员面前,张素洋也从不会说“你今天真好看,你做得真棒”,他知道夸这些“哈怂娃”根本没用。有的队员抽烟喝酒、夜不归宿,晚上被张素洋抓到,用竹条连夜就是一顿打。竹条上写着四个字:成才之路。但正是这种被瞧不起,让留坝球队上下空前团结。有一次年级组长当着很多人面,说这一群踢足球的如何如何,球员赖可就在现场,他立马顶了嘴,同学记得他差点和年级组长打起来了。他是那种平时被看不上的差生,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垃圾”。而唯一能给他带来温暖的就是球队,对他来说,哪怕挨张素洋揍,也意味着一种关注。这只队伍也渴望被关注。他们时常被误判,哪怕裁判失误,也不会有人去纠正。有一次比赛,有个本方的点球被匪夷所思地吹掉了,张素洋向裁判抗议,被红牌直接罚上了看台。看台上他点了支烟,接着骂,又被保安请出了球场。终场哨响之后他冲回场上,跑着跑着,转头一看,陈军也冲了上来。再一看,所有球员都冲了上来,围住了裁判,希望给队伍要个说法。“我回来就给陕西省体育局的领导道歉,打比赛群殴了一下,”张素洋说。过了一年,在2015年秋的陕西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初中女子决赛,李旦的球队上半场就进了三个球,其中肖丹娇打入一粒直接任意球。延安队全场被压制,汉中市也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足球全省冠军。赛后延安教练丁常保感叹,原来留坝“有人踢球,还搞得挺好。”一年之后,留中女队蝉联了冠军。再后来,女队省运会夺冠,男队拿到亚军。廖阳成为陕西梯队队长,入选了男足国少队。师晓敏和她的师妹邹梦瑶也入选了女足国少队。那时,张素洋也有了野心。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奥运会和世界杯上见到留坝的队员,把留坝的足球生送往北大清华。看起来一切都在变好。留坝给留中、火烧店小学、城关小学翻新了球场。留中开始吸引一些大学生投来简历,应聘教练。得知营盘开始建足球基地,留坝一些年轻家长不再去外地修铁路开货车了,改去山上建基地和足球学校。对于足球班的学生来说,这些冠军意味着他们打到了一张张等级证。2018年省运会后,班上所有人都有了证。拿着证参加体育高考的单招考试,李婷上了陕西理工大学,肖丹娇进入西安体育学院。班上绝大多数同学也走单招和高水平考上了大学,甚至有四川大学、西北大学这样的“211”和“985”。只是2018年省运会夺冠当天和学生们毕业升学时,陈军都没在场。2017年年底,他已不再担任校长了。麻烦接踵而来“谈话了,调整了,不给你们做校长了。”陈军九年后重回教体局,和来留中前一样,还是个副局长。有人告诉我,陈军被调离的问题之一,是只抓足球,不抓教学质量和高考——但从校方提供的数据看,留中整体的升学率没有明显下滑,甚至从2009年到2017年,考入二本以上从20多人上升到70多人。陈军不愿意多说,只说事情很难做,但必须有人做,“应试教育,足球必须要给孩子找到出路。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时留坝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好不容易发现的、留给小地方机遇的缝隙也迅速被抹平。最要命的是,2015年以后,教育部推出校园足球夏令营,规模连年扩大。球员在夏令营表现出色,就可以获发运动员等级证。这意味着,获取足球特长生考试资格,不再只有在体育系统内打比赛这一条路。有些有资源有人脉的,不踢一场足球比赛,就能从夏令营渠道拿到等级证和单招考试资格。离开学校前,陈军把张素洋提到了副校长,告诉他面对现实,“从执行者变成决策者,大局观上一定要提起来。不能再以一个足球教练员的身份去看待一些事情了。”陈军离开后,汉中市告诉张素洋,准备把足球夏令营的34个名额均分到各区县。他立马给市教育局领导发了条很长的信息,大意是留坝足球比赛成绩最好,把夏令营的机会都给留坝县中学,别均分了。后来,整个汉中足球运动员等级证登记系统的账号,都在张素洋手里。“按理说,校园足球应该散开,大家都发展,”张素洋知道自己的做法背离人人参与的体育本质,但他毫无退路。“把机会给不认真搞足球的,不给我们,我们拿不到证,我们娃就没出路啊!”可是垄断汉中的夏令营等级证,仅仅解决了单招考试体系的准入问题。10年前,全国4000多人参加足球单招考试,总共录取2000多人。如今,报名人数暴涨到超过12000,分数线大幅上扬。此外,大城市的足球备考课外班,催生了一批垫球机械、绕杆熟练、吊准精确的应试型球员。张素洋也不得不开始“卷”,挤出经费,招了一位高三教练,专门负责足球单招项目训练,希望留中的单招备考能更正规。他还发现,事情做成了,队伍反而不好带了。原来成功的经验成了反对他的理由。陈军走后,一些老师开始对张素洋指指点点,“我们也是在教书育人,凭啥他能当副校长?”“他连个高中的课都带不了诶”。还有人觉得他没规矩,说他出去比赛,总带着老婆一起。声称他侄儿侄女都上了好大学,沾了搞足球的好处。后来,学校足球比赛的服装、体检、保险到做各种球员的资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弄。事情做成了,周围的人也各有想法。街边卖体育彩票的老板都会说,“我跟张素洋踢过球!”还有村官想把留坝足球搞成一个IP,“我们可以直播,我觉得比网红跳舞要好看,我们的小伙子们每天拼死拼活的练,关注量还不如人家网红美个颜,你说公平不公平?”教练们心态也不一样了,有一次省足协给了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其他队全是职业队梯队。张素洋发现,居然没有人愿意带队。因为面对职业队必输,“如果被打成筛子,传回来不好”。张素洋觉得“输赢无所谓”,重在积累经验,但“有些人很看重”。最后只能他自己带队去,12支队里打了第12名,五场比赛被灌了二三十个球。张素洋和陈军、张素春和老李四人同坐过一辆车。陈军得知留坝小学队在汉中市比赛中惨败,一路张口就是“你们”怎么怎么,“你们一天咋搞的”。张素洋没忍住:足球这个事情,不是出了成绩了就是我,不出成绩了就是你们。陈军没再说话。张素洋回想,好在“陈军算很大度”,要是换了个人,“那可真不得了”。新校长上任后,省里和县里的领导来视察校园足球,副校长张素洋在校门口迎接。那天负责跟拍宣传的恰好是张素洋20年前的学生和队员小刘。他拍完和两位领导说,留坝人私底下觉得,张素洋不仅仅是副校长,还是“足球皇帝”。“别乱说,这个你不要乱说,”张素洋低头摆了摆手,示意他停下。张素洋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么说好像映衬了没别人存在一样。“这是好事情?不是个好事情。”我跟着张素洋去学校,刚进校门,一位小教练迎了上来说,新校长告诉他,没有给足球比赛报名的钱。他们爬着楼梯,小教练憋出来一句,“校园足球这么搞,要完啊”。张素洋听罢面色铁青,没多说话。回到办公室,他把私人信用卡甩在了桌上,让小教练记好密码。这一幕让张素洋想起2002年。当时县里有个教研室主任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志,不要老认为自己干的好。”他的理想有很多防疫三年,各种足球比赛停摆,没法赢比赛,没有名次拿,就没证能打。去年没比赛时,央视拉张素洋他们到山上的基地拍乡愁纪录片,让他们讲自己如何“记住乡愁”,谈谈乡村振兴。上山前,张素洋和教练谝了谝,说“除了乡愁,更多的是忧愁吧”。今年春节前,张素洋听说,山上紧挨足球基地的足球学校要建好了。他给陈军提议说,我们一定要高标准,多出点资,想点办法把这个起点搞高一点,花个三年时间,把学校打造成一所名校。他觉得依托足球学校,球员将更有希望踢奥运会和世界杯,上北大清华。但由于经费吃紧,从去年年初,足球队就没发过全额工资了。张素洋计算过,留中足球需要的经费从起初每年20多万,涨到了300多万。陈军记得,县上只在2018和2019年分别给他们拨了200万和100万的足球专项经费,之后就没了。“张素洋啊,你不能老想着让政府,让县长给你拿多少。县长手里没多少钱,”县教体局的会议室里,陈军听不下去了。2021年,新县委书记上任,陈军被提拔到了县政协当副主席。他觉得不能只想着自己学校,“留坝在代表汉中打比赛,还给省队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他还告诉张素洋,足球基地生意好得很,“你就把三百个床位到暑期让人家运营公司来运营,一个假期也能挣上一百万左右”。张素洋听陈军的意思是,“不要吹这个牛,先活下去再说”。人家让你腾宿舍去挣钱,你就得给人家让。“活下去,就要顺应着县上领导的毛毛摸。”在省里有个公开的秘密,一个运动员等级证能卖到10万,甚至15万,5万算人情价。大城市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并从中讨价还价。对于办运动员等级证,在留坝本县,没有一个比张素洋更懂。如何办,市体育局谁审批,省主管中心谁审批,关键点上有谁,他都知道。有体育系统的领导知道留坝足球经费紧张,跟他提过卖证的主意。他拒绝了,一次也没有同意过。他还把有卖证想法的人路子堵死,开除过一些教练。这种事情“触及了底线”,不光“违反师德”,还“违法”。如果卖了证,“最后工作干的连我自己都自身难保,我还弄个屁啊?”2018年,张素洋跟随陕西省的校长团到英国利物浦学习考察足球。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同行的校长们经过帝国理工大学,说诶这我们熟,来过好几次。他悄悄告诉我,那些人都是正儿八经的校长,就他是副的,但全团只有他带了足球鞋。在利物浦,他看了三场比赛,去过三个不同的比赛场地和足球基地。“球场都长得跟火柴盒盒一样,内部设施不比国内先进,但处处考虑的都是球迷文化,所有的看台直抵球场边沿”,球员离球迷很近。他也去过西安的大体育场,场地看台下面4米高,再加壕沟,再加防护网,外围还有跑道。回国后,张素洋给留坝提议,不要再修体育场了,建就建球场一块接一块的足球基地。他选了十来处足球基地的实景照片,做了一个PPT,给一位县上主要领导看。领导看后,不置可否。留中球队很少去足球基地训练,不过一位基地管理员记得,张素洋“来了就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是草地不够平整,就是球场线没画直,“反正就是不满意”。管理员知道,张素洋“理想有很多”,“想的是啥高大上”。但一个标准球场建起来要“8800多平米的沙子”,夏天每月要剪草两三次,冬天施越冬肥还要一万多,算下来维护一块球场的最低成本是十几万。如果哪里草不平整,填坑只能“一天填这么一点,一天填这么一点”,那样草不会死,场地才能平,哪里是“他立马要,拉两车上来把它填一下那么简单?”张素洋还反思过,以前的教学和训练,无非就是靠打骂镇住娃。他们自己可能根本不懂足球的门道。2018年,葡萄牙的足球外教里卡多·迪亚士(Ricardo
2023年4月4日
其他

他们想在这个春天出门

中国有8502万残障人士,但在大街上却很少看到他们。依靠轮椅生活的阮成觉得,拦住他们的主要是恐惧:怕被车撞、怕轮椅侧翻、怕找不到一条能通行的路。也是在使用轮椅后,他们第一次发现,出行的障碍竟如此多:滑轮椅上路会遭遇台阶和天桥;乘公交,轮椅常常上不去;搭地铁,又找不到轮椅能过的出入口。有人想到,可以从信息的角度切入,为残障人士的出行提供一些确定性。具体来说,要实地采集城市里的所有道路状况,要标出重要的无障碍设施,再专门为轮椅人士规划出行道路。这样的想法能实现吗?阮成参加过五届残运会,拿过全国皮划艇季军,但他却很怕走出家门。他家楼洞里有道坎。三年前,他第一次滑轮椅出门就摔在那里,后脑勺着地,很久才复原。但当他鼓起勇气再一次滑出去,跨过那道坎,才发现楼门口还有另一道,再跨过,眼前又是个大斜坡——下坡时一旦速度没控制好,轮椅又会翻。“跨不过去,我就宁愿呆在家里”,阮成说,因此这三年他都不愿意出门。残运会上,他挑战过射箭、自行车、高山滑雪,但在自家门口,“我不想挑战自己去跨过三道坎”。阮成年幼时因小儿麻痹症造成下肢残疾,但在过去十多年,他都能靠拐杖自己走。直到三年前,30岁刚过不久,他的双腿退化到只能改用轮椅了。事实上,这是多数下肢残障人士必然面临的一步——随着肌肉退化,再加拄拐对支撑腿的损伤,比起长期受运动训练的阮成,多数人能靠拐杖行走的时间窗口往往更短暂得多。阮成(右一)和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运动队合影但在使用轮椅后,他们第一次发现,出行的障碍竟如此多,几乎每一条路都被堵住了:滑轮椅上路会遭遇台阶和天桥;乘公共交通,轮椅又常常上不去。为这些障碍,阮成摔过很多次。人人都怕身体受伤,但对他而言更大的创伤是心理上的,“哐的一下可能我膝盖没破,骨头没坏,但那个疼一下钻进我心里了你知道吧,突然间泪水就崩出来了,但是没办法你只能忍下去,还得装作没有摔过的样子,不想去表现丑态”。理论上,请家人陪同出行就能保障安全,但他不愿意麻烦他们,甚至在路上遇到困难,他也不愿向人求助。每遇好心人伸手,他会说“不用了,谢谢”。他说身边其他的残障朋友们也会这样讲,“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想掩盖自己一些不足的地方”。另一个实际问题是:人们因为缺乏经验,常常好心帮倒忙。路人帮抬轮椅,结果反把残障人士摔地上,这样的事常常发生。独立出行风险高,又不想依靠他人,阮成只好待在家,或者只待在无障碍设施齐全的体训中心。和外界隔离久了,他感到空虚又孤单,“特别希望有很多活动邀请我,希望有这样的声音把我带出去”。但当邀请来了,他又感到害怕,“害怕出去,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又不想连累自己”,漫长的纠结后,他最终的决定常常是:不再回复那条邀请的消息。阮成的选择,代表着全国多数残障人士共同的处境——中国有8502万残障人士,但在大街上却很少看到他们。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渴望出行的。轮椅青年郭百岭回忆,一次残联组织去千岛湖,邀请的大都是“一年出不了几次门”的重度残障人士。大巴上交流,一个女孩讲着讲着就泪流满面,平时她只能坐轮椅活动在家附近的三公里,“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是不可能去千岛湖走一走,去吃鱼头的”。方淼鑫对此也深有体会。因患小儿麻痹症,直到30岁前,他全部的活动范围就是家,最快乐的事是被爸爸背着去看一场露天电影——这样的机会每个月只有一次。大多数时候,他在家呆坐着望天,羡慕能飞翔的鸟。他想走出去,于是给图书馆写信求书,想自学,再靠写作获得外面世界的入场券,后来失败了。如今他觉得,那时的自己不可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因为我从来没有过真实的生活”。轮椅青年郭百岭是阿里的一位工程师,平时很关注无障碍出行。看到街上哪里设施不完备,他会记下来,找相关部门反映。一次在公司园区,轮椅卡在石板路的间隙,他就上内网发帖,随后公司很快对园区内三十多处位置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怎样才能让更多残障朋友走出去呢?郭百岭一直在思考。长年观察加上亲身体验,他发现,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只在无障碍设施的普及率——例如他生活的杭州,近几年相关设施已完备了很多,多数地铁站都至少有一个无障碍出入口。问题是,普通人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往往找不到无障碍设施,更无法事先规划好一条便利的路线。滑轮椅上路时,郭百岭通常走人行道,然而常常是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棵树、一个很大的变电箱,或是没有坡道只能下台阶,这时就只能中途折返,耽误很多时间、费很大力回起点,重新摸索一条无障碍的路。2022年6月,园区的湖边步道进行无障碍改造后,郭百岭第一次在步道轮椅散步如果怕麻烦,强行下台阶,郭百岭试过一次,整个人栽到了地上。类似的事故有很多:2021年1月在深圳,一位坐轮椅的女孩摔倒在人行道口的陡坡处,重伤身亡。另一种选择是走车道,郭百岭身边的很多残障朋友都这样做,看似能避开障碍,但风险更大:2020年9月在黑龙江,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在非机动车道上被一辆自行车撞伤,送院后昏迷。郭百岭也尝试过乘公交,但无障碍公交(即上车时能伸出一个斜坡板,车上也有块区域供轮椅停放)在杭州并不是全覆盖的,他只能提前一天打热线,确认那路车是不是无障碍的。不料回程时,来的车型又变了,非高峰期运行的小巴没斜板,最后还是司机和路人合力把他抬上车。下车时被抬轮椅有风险,他只能提前一条腿站起来,扶着车门支撑自己,到站时乘客先帮他把轮椅放下去,再扶着他一条腿下台阶。要是坐地铁,四个出入口往往只有一个有无障碍设施(直梯、升降台或缓坡),轮椅上的人们必须靠记忆,或是靠熟悉那个站点的朋友间口口相传。一次,阮成乘地铁去残联参加活动,出站时找不到无障碍电梯了,站内没标识,附近恰好也没有工作人员。他在记忆中搜寻,想起这一站的另一条线路有直梯,是他曾用过的,于是绕了很大一圈换线路,出站后又多滑了几百米才到残联。这一路的陌生艰难,再一次触发了他对出行的恐惧,“手足无措就是脑袋蒙”,“我内心放弃的那个声音,特别的强烈,你可以回去,不用在这个地方再折腾一下,反正也没什么意义”。2022年夏天,郭百岭在和阿里同事沟通中,讲到了这一切,关于他和残障朋友们的出行之难,以及这种艰难造成的心理伤害。郭百岭和同事们想问: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我们有没有可能为此做一点什么?很快他们想到了导航。能不能开发出专供轮椅人士使用的功能呢?郭百岭的志愿者同事们联系了高德地图。10月,高德团队开始讨论这个设想。产品经理张君君记得,当时大家都对这个工作方向很感兴趣,也觉得有价值。高德地图曾做过一些无障碍的尝试,比如标注无障碍卫生间,但做一个无障碍路线规划这比更杂得多。他们邀请了七八位轮椅使用者来开沟通会,请大家谈谈生活中遇到的出行障碍和感受。会后张君君才意识到,问题比她想象中复杂得多。原本她考虑过安全,那让他们直接打车行不行呢?会后她知道了打车不只是费用高,很多车的后备箱放不下轮椅,因此叫到车并不容易。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轮椅人士们提到的心理创伤——受挫后他们会越来越抗拒出行。那天在场的是像阮成这样的运动员、方淼鑫这样的非遗传承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残障群体中的强者了。他们尚且如此,更多的残障人士要怎么克服如此多的阻碍?团队意识到,这个项目最大的出发点,就是“不能让这些残障人士丧失出行的权利”。为争取更理解他们眼中的世界,项目期间,几位产品经理有人借轮椅,有人推婴儿车,带着自行制造的无障碍视角在街上走。这让他们更理解了,“很多路,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导航确实会不知道怎么走”——那些作为健全人时能轻松绕开,以致根本注意不到的障碍,这时他们才第一次看见。他们还发现,开发出一个无障碍导航将不仅对残障人士有价值,老人、推婴儿车的妈妈、普通人拉行李箱时也都用得上。说到底,残障是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处境,但我们每个人往往都会有陷入这样处境的时刻。从无到有,轮椅导航的一期工作需要在三周内完成,要覆盖三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为了抢时间,高德团队定下方案:先解决相对容易的、基础性的问题——公共交通层面,先处理无障碍设施较完善的地铁场景;步行层面,先避开陡坡、台阶和天桥。正式启动后,张君君意识到,轮椅导航和她过往接触过的所有项目都不同——全程都会不断冒出新的困难。最基础的问题是数据上的。无障碍设施作为一个相对新的领域,并没有精准、大规模的现成数据可使用。三大城市的设施覆盖率究竟怎样,数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现实?负责开发的李晓强记得,启动时他们根本无从判断。而一旦数据不足,规划路线更无从谈起。但他们很快达成共识:先放手去试。随后数据团队实地采集了三座城市,所有道路和地铁的情况。仅北京地铁,就有300多个站点、1200多个出入口。他们一周完成了采集。这期间还涉及一个复杂的分类工作:地铁出入口的无障碍设施,现实中不同地点、不同运营公司的叫法不一样。轮椅升降机、牵引机、升降平台、爬楼机......这些名称都要一一查资料,看是否达到了无障碍的标准,再按功能分大类标注。高德志愿者实测轮椅导航更大的困难在于,作为健全人,如何对另一个群体的复杂处境感同身受。三周里,他们不断发现此前从未想到过的新问题,比如很多入站口的确有无障碍设施,但前面是一段台阶,这类设施就不能算无障碍;比如地铁升降平台,是需要联系工作人员才能开启使用的,导航里要附上电话;一次,他们已经收上了一批数据,又发现一些地铁口的直梯是被栅栏挡住的,轮椅根本过不去,他们不得不重新去实地采集......到开发阶段,一个需要对用户设身处地去做的决策是,究竟是严格遵守全程无障碍,不惜绕远路,还是在争取路近的情况下包含一部分障碍?工程师李晓强说,关键是他们很难判断,用户的身体条件能接受多大程度上的障碍,意愿上又怎么平衡安全和便利。最终他们决定在一期线上时采取相对保守的方案,严守全程无障碍,对于极少量无结果的情况,就显示一个打车的页面。产品负责人张君君说,后续他们会考虑提供几种不同的方案,像常规导航能显示路最短、时间最短等几种思路,无障碍导航也可以同时规划出“障碍最少”和“路最短”。重要的是,过程中不论冒出多少问题,她感到团队中没有人想混过去,同事们都希望借这一个个新问题,争取离这个特殊的用户群体再近一些,并且最终总会找到靠近的办法。一期工作完成后,团队很期待得到反馈。大家都很想知道,现有的工作离残障人士们的实际需求究竟有多少距离?哪些要改进?但也有同事会担心,如果用户太少,怎么评估这个项目的价值?张君君觉得,无障碍导航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产品,衡量价值的标准并不是用户数量,而是“能帮一个是一个,每增加一个用户都有意义”。他们希望达成的,也不只是帮残障人士解决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能鼓励他们走出去。为此,团队在设计时特意降低了使用门槛:在设置中心、公交导航首页和步导首页,都放置了无障碍模式的开关,这样就有三个入口,都能一键开启。
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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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倒北京国安,县城野球也有春天

个少年相互搭肩、站成两排,穿着日本国家队队服那样的蓝白配色的球衣。球衣是在西安买的。他们花了一晚上坐夜班大巴去西安,白天在康复路,每个人花了
202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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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里没有女性主义

小镇女性的困境,不是女性主义能简单解决的。2021年,媒体人易小荷创业失败,同时遇到中年危机,她视写作为生活出口,下决心要写一本能留下来的书。她把家从上海搬到了老家下面的一座小镇,只身生活一年多,为一群小镇女性写了本书《盐镇》。在书里她如实记录了她们的生命故事,从九十岁的婆婆到十七岁的青春期少女,每个小镇女性几乎都直面婚姻和贫困,以及家庭男性成员的暴力。何为女性主义,易小荷认为是自由地选择想要的生活,在她眼里,小镇没有女性主义者,她们受到了太多束缚,见不到更宽广的世界。她们也从未提到自己的孤独和寂寞,谈论更多的是生活最具体的烦恼。易小荷希望自己的出现让她们发现,一个女性如果不结婚也能活得很好。她经常问那些女性,为什么不离婚呢?不过她反复强调,女性的困境更多是结构性问题,她也没有答案。她能做的就是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以下是易小荷的讲述:我去仙市,就是想写书。以前我是体育记者,前半生都在给男性写作,现在想为女性写一点。有次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小镇看看那些基层女性?后来我创业失败,从上海回到老家四川自贡。我考察了附近的三个乡镇,最终选择了仙市。仙市是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镇,油菜花,青石板,瓦片屋顶,妇女抬着簸箕晾咸菜,也把内衣裤挂在祠堂门口。我租下的房子在河边,两层楼,有空调,还铺了地砖,已经是镇上最好的房子。有天晚上下大雨,我担心河水会漫上来,就把所有行李拎上二楼。我问城里的朋友,他们说你放心好了,会有水位勘测员。他们在城里住惯了,乡下哪有什么勘测员,河边只有一条孤伶伶的警戒线。雨下特别大,每过一会我就穿拖鞋跑河边看。后来我在镇上认识了黄茜,她家厨房是整个镇上最矮的地方。下大雨的晚上,她妈妈也没睡好觉,爬起来好几次,就怕厨房被淹。我突然放心了,如果她家被淹了,肯定就会通知邻居的。盐镇开始我不适应这里,没有书店,也没有咖啡馆,我只好让朋友寄来胶囊咖啡机,还搞了台烤箱,早上我得吃面包,两杯咖啡。镇上认识的朋友来家里,我就想请她们喝咖啡,但没人尝过。她们认为咖啡苦,喝了会失眠,她们就喝白开水。不过,大家愿意来我家坐着,因为只有我家一整天都开空调。我很爱吃零食,在小镇超市竟发现了Sugus,瑞士的一种水果糖,我买了一袋回去,难吃到简直只有甜味。正版的Sugus会有水果的味道。去之前我想像JK·罗琳那样,每天拿个笔记本电脑,在咖啡馆和人边聊天边写作。然而那边只有茶馆,没人正儿八经喝茶,都是打麻将。就连我房子的书桌,也是用麻将桌改造的。他们邀请我一起打麻将,我说我不会。他们问,那你每天关在家里做什么?看书,我说。后来镇上传言我是某高官情人,很有钱,可以什么都不干。仙市人性情很直接。有个大娘因为家里种的花被游客摘走,气得大骂对方是娼妇,满嘴都是脏话。整个镇上嗓门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邻居韩三婆,每天早上她起来说话我都听得清楚,另一个就是曾庆梅,有次她站我面前说话,感觉我的耳膜在震动。庆梅特别喜欢站我家门口大声喊我的名字,找我玩或者让我陪她干个啥。起初她喊易老师,我说叫我小易就好,每回她一喊,整条街道都能听见我的名字。时间久了,她路过我家,喜欢直接推开我家窗户,站窗边和我聊天。有阵子我不在仙市,就请隔壁小吃店的邻居帮忙收快递。他问能不能把我家Wi-Fi密码告诉他。Wi-Fi是房东的,所以我没告诉他。我给他家充了些网费。这个邻居很节俭,他借50块钱给别人,要说两遍“你得早点还给我啊”。在小镇,每天一大早你就被隔壁大孃吵醒,推开窗户听到外面全是鸟的叫声,空气里能闻到河水潮湿的味道。你走在街上,突然看见一个车里拉了一群猪,然后突然一下拉一堆粑粑在街道。这种新鲜感会让你忘掉你的所谓的烦恼。新鲜感总会消失,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每天在屋里待着,一步都不想出门。我又焦虑了,不出门该干嘛,难道你是在这里混时间吗?这个也不是你的瓦尔登湖是吧?我每天逼自己出去走走。镇上有很多饭店,我就今天吃这家,明天吃那家,找那些老板娘聊天。黄茜就是这样认识的,我去她家饭店吃饭,她家一个顾客都没有,我去吃了好几顿。她很健谈,我听到镇上很多八卦,虽然不详尽。我问她,有没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人,想交个朋友,不然我在镇上很孤独。王大孃算是我采访最久的一位女性。镇上人人都知道王大孃被丈夫孙弹匠家暴。最狠的一次,她被孙弹匠按在地上打,然后被一脚踹飞。她吐出口血,不会要死了吧,死了两个女儿咋办。她只有两个女儿,但怀过好几次。她讲起每次流产的疼,我感觉自己脚都软了。可她始终很平静,上一秒还和我说很苦的事,下一秒就说,不得行了我得去接娃。王大孃被打了一辈子,还是没离婚,反而是练出一套躲避方式。每次孙弹匠要打她,她就绕着一棵黄果树跑,所有人都看见了,也没人制止。我不止一次告诉她,你不能让他再打你。她说,没得办法,他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这种命。去年孙弹匠又打了她,但她没和我说。如果我在场,肯定会冲过去阻止。之所以没告诉我,王大孃说,因为他没打到。她说起被家暴的时候,我都很生气,我说你为什么不离婚?她老是说没有办法,算过好几次都是命中注定。她必须得为她的生活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个理由,要不然她都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到后面我开始变得宽容一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愤怒,没有用。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个文化,是吧?所以你只能去更多地理解她。梁晓清是镇上罕见的对家暴作出反抗的女性。她从小目睹了家暴,本能觉得她妈妈不该被打。她成年后对她爸说,如果再打妈妈,她马上把妈妈带走。她去工厂上班,申请带家人一块住宿舍。工厂说可以。她立刻跑回家,想带妈妈走。结果妈妈说不行,不能丢下你爸不管。有时候她理解不了,明明他打你,为什么还离不开他?有天梁晓清和我说,你知道吗,我都没读过书。我才知道她只读到一年级,风水先生告诉她爸,她家注定出不了读书人,别浪费钱了。她字写得很好看,还会画画,你就知道她付出多大努力。她学美妆,本有机会去北京发展,因为放心不下她妈妈,最终决定回来,在镇上开一家美甲店。我见过她老公,普普通通,但至少不打女人。现在她自己赚的钱就能养活全家人。她还考了驾照,买了车。有车意味着有了自由。后来我去更远的地方采访,还拜托梁晓清开车接送。梁晓清我在镇上穷尽办法认识新的人。有天我问别人,有没有从来不结婚的?还真有一个。其他人只说这个叫童慧的女人很怪,跟一个长得像男的关系很好。有个年轻人直接说,我觉得他们是同性恋。我费了些劲,和童慧见了面。童慧53岁,年轻时是镇上有名的美人。后来她带我去吃饭,提了一句,红梅也在。我问红梅是谁。她说是她最好的朋友。红梅比童慧大两岁,留着短发,叉开着腿坐,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和童慧熟了以后,我向她求证过她和红梅是不是恋人,她否认了。红梅年轻时和男人结过婚,有一个小孩。自从遇到童慧,她才知道自己原来喜欢同性。红梅离了婚,猛烈追求童慧。两人就这样一块生活了十几年。只是现在红梅变得越来越像镇上的男人,爱喝酒,爱打牌,还动手打过童慧。很多读者说我更偏爱童慧,因为我觉得她是女性。我跟红梅说过,你在我眼中就是丈夫,我肯定是站在童慧这边。有天我去她们家玩,本来是讨论养老问题,没想到她们就大吵起来。童慧指责红梅老是给她和前夫的孩子花钱,红梅则指责童慧自私自利,太计较钱。我不知道怎么劝,只好说你们俩别动气。好像是童慧先说了句,你跟小荷解释,你当初是怎么承诺我的。我措手不及,因为她们从没在外面出过柜,我哪知道突然就在我面前出柜了。我觉得红梅对自我认知基本完成了,她完全是出于自发的,甚至是生理反应,这是一种性的觉醒。但童慧到现在都很抵触,她说如果换成一个男的,她也可以。我推荐红梅看电影《断背山》,后来她发来短信,“你推荐的《断背山》我看了很有感触,情感上我们是相同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当我们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其他的感情而违背过自己的心意,我们依然会深爱对方一生一世。”第一天到镇上,我看到满街都是在忙碌的女人,扛着水桶的,背着背筐的。这个冲击很强烈。男人去哪了呢?我的邻居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好男人,但我也没看出他做过什么。别人说他和老婆的感情好,从来没吵过架,也没打过。这就成了好男人。盐镇女人们的背影王大孃的丈夫孙弹匠个头很小,可能都不到1米6。他对我特别客气,根本看不出是个家暴男。有次我需要一些零钱,孙弹匠到处找人帮我换现金。他也借过钱给邻居。所以别人说起他,都觉得他会做人。他也对小孩好,唯独就是对王大孃不好。我真的不理解,人怎么会这样。他自己在外面找女人,却对老婆有极强的控制欲。有一次我想带王大孃进城吃饭,她第一反应是孙弹匠不允许。我就替她找孙弹匠请假。我给他塞了一包烟,说要让王大孃陪我去买衣服。他说可以。小镇的男人要么是身体不好,撑不起家庭,要么就是不负家庭责任,从家庭消失了。像孙弹匠这样的人,他是生活里的弱者,只能向更弱者拔刀,很可悲。后来孙弹匠被人在背后砍了一刀。王大孃吼叫一声,拼了命冲去救了他。等他从医院出来,破天荒的,给王大孃买了双鞋。那是结婚以来,他对她唯一的好。我觉得这本书是写给所有关心他人命运的书。我无意挑起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因为女性的困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来自于男性的暴力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在生活苦难的深处,男性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而他们只能向更弱者拔刀。我应该在书里也写了,这也是一本“乡下人的悲歌”。我在想,如果不是在每一个人生的节点,我都有运气的成分,选择对了的话,现在我可能也在自贡一个小城里做工人,或者是去某个小县城跟着前男友过日子,在家里说不上话。我无数次在这些女性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2023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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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的痛苦,值得同情吗?

又到了每年公务员“国考”出成绩的时间了。2023年国考招录3.71万人,却吸引了超过250万人报名。这意味着每60人只有1人成功上岸。长年来,最热门的岗位出自西藏边境一所邮局,至少2万人在竞争1个名额。在当下,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一种“最优的选择”。考公就被认为是那个正确答案之一。但人生的选择真的有最优解吗?我的同学徐奇两年前成功上岸,考到了离家很远的小县城。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当初上榜的狂喜只是一瞬,随着他真正进入单位,意外接踵而来。去年冬天,我去他那儿住了一个月,体验了从未有过的体制生活。我想知道,对于这些上岸了的年轻人来说,公务员真的是更好的选择吗?徐奇本来没想过考公。2020年初的时候,因为防疫,老家街上店铺都关门了。他妈妈在镇上开网吧,平时没多少人来,全指望过年赚一笔,结果落空了。有一天,徐奇在自家网吧打游戏,突然进来一群人,指着他问,“这里怎么有人上网?”他看见有人举起手机冲他拍照。徐奇妈去解围,说这是我儿子,他们没有开门营业。她解释了很久,还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和户口本来证明母子关系。生意人经常被为难。家里开网吧,光是办证照就很难,地上掉个烟头,那就是一千块罚款。疫情期间,不知谁传出风声,要想开门做生意,按规定买一套防疫设备。那是好几万块钱,徐奇妈最后没舍得买。后来他妈就总跟他说,那谁家亲戚的小孩,正在备考公务员。早在大学毕业前,他就琢磨着回老家上班。回想过往,他在城里读初中,班上只有他从乡下来,因为脚上一双小白鞋,被穿耐克的中产小孩嘲笑。他整天跟人打架,“来啊,尽管叫人来啊。”他朝他们喊。从此他对城市印象很糟,大学去了更大的城市,他站在人满为患的街上感到心慌,但好在熬四年就可以回老家。徐奇也不是没参加过校招。那天在省城,他坐在面试官对面,对方问起毕业院校,他说了,面试官迟疑片刻问,是一本吗?他毕业那所学校是211,在省内算是出名的。他越想越气,“公家单位挑年轻人也就算了,你们企业也挑?”走出那个房间,徐奇决定去考公务员。他妈听了很高兴,立刻给徐奇报培训班,几万块钱出去,眼睛都不眨。她告诉儿子,只要能考上,花多少钱都无所谓。熟人介绍了一家小机构,地点离家有几公里远。徐奇从家里骑摩托车去上课,不久后被交警扣下,因为他没有驾照。学完行测,还差申论,没想到小机构卷钱跑了。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钱没了,而是申论怎么办。同班的女孩推荐徐奇去上另一个集训班,七天一万多。在那里他碰到一个刚退伍的室友,睡觉打呼比雷声还响,他整夜失眠,最后买了耳塞。后来他转去更大的机构,被迫在酒店封闭苦读21天,像是在坐牢。新室友仍然打呼,他第一晚睡在了教室里。班上同学年纪区分很大,有大学生,也有三十好几的中年人。后者比前者更拼命,连下课都在用功。35岁是个槛,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第一次是省考,两百多人抢一个名额,他考第七名,还差四分进面试。他妈却莫名看到希望,催他接着考。连续失利几回,他变得急躁。当时他毕业快两年,没收入,只能向家里要钱。他妈也不敢对外说他没工作,这又刺激了他。起先他还挑挑岗位(他最想考老家的公安),现在不管了,他从三个冷门岗位里挑了离家最近的M县。尽管M县位于东南沿海,他在地图搜索这个县城,发现只是米粒大小,他转动鼠标滚轮,把它一点点放大,房子、道路和桥徐徐展开。即便知道那地方小,但眼前的画面还是让他惊讶,“镇太小了,估计连(老家)一个村都没有”。最终他笔试拿到了第二名。看着对面坐着的面试官,他很犹豫,“那边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喔?”“没关系,你先去占个位置咯,后面再慢慢想办法出来咯。”面试官见得多了。徐奇发现这个岗位没有标注“五年服务期”,这样顶多待两年就能跑。他还想回老家当公务员。很快他得到了上岸的通知。全家最兴奋的是他爸。他爸年轻时是镇上出了名的混混,这辈子没正经工作过。有次聚会时,他爸最好的朋友指着徐奇说,你现在已经有些官样了。他有些莫名其妙,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他,但有些东西又好像不一样了。第一天上班,徐奇想得很清楚,无论刮风下雨,他苟过这两年就行了。他的单位属于监管部门,曾经一度很光鲜,然而改制后逐渐边缘化。这种单位兴许不会那么累,他想。在局里,他挑中一间靠近厕所的办公室,这样同事就不会聚集在他这。他也没去申请茶盘,这样领导就不会来他办公室喝茶。他希望自己越透明越好。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他从家里搬来了台式机,下班回去打游戏。徐奇早上八点半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去隔壁的会客厅。一套黑色的长沙发围着一张长桌,上面摆着茶盘,六七只白色茶杯四散开来。昨天在这里喝茶的人真不少。他倒掉茶杯残留的水,清洗每个杯子,接着是茶壶,最后让它们各归其位。他的余光扫到旁边的烟灰缸,娴熟地清理掉里面的烟头,然后他抽出两张纸巾,平铺在烟灰缸里。洗茶杯在他的预想之中。高中时他听班主任讲,有个年轻人进单位,整天给老同志泡茶,后来年轻人为晋升而苦恼,那个老同志出手写了份推荐书。有好几个新人愿意洗茶杯,一个同事只在领导眼前做这事。可徐奇不一样,如果有人在场,他索性就不洗了,生怕别人以为他在拍马屁。当初单位问徐奇能不能提早一周来报到,为单位评比做材料。第一天,主任带他在整栋楼转了一圈,“就像开学一样”,下午就开始干活。有天他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主任摇醒他,语气温和地说,帮我弄下这个文件。徐奇后来说,“他太年轻了”。意思是,每次他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主任拆分下来的任务。于是,他领到了更多的活。为了赶时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加班,就这样连续干了21天。评比的奖项拿到了,但奖金没下来。一个新同事告诉徐奇,单位也让她提早报到,但她直接拒绝了。什么事都没有。有天早上,局长把徐奇喊到办公室。局长问,有人会做公众号吗?徐奇摇了摇头。另一个同事也说不会。局长看着徐奇,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他,这个任务是他的了。这件事困扰他很久,为什么局长偏偏选中他?后来他听说,因为他做材料时表现太突出了。从接手公众号开始,他已经很难韬光养晦了。公号内容多是些会议和宣传,写起来不难,但审稿很繁琐,要途经好几个领导,局长最后拍板。最麻烦的一篇推送徐奇写了两天,交上去给领导修改。其中一句——“也不都是十全十美”——领导认为听起来是有人十全十美,显得自大,于是删掉了“都”字。有天半夜,徐奇接到电话,局长喝多了,指责他在推送里写错了单位电话。他赶紧认错,然后发现别人一开始在素材里就搞错了号码。谁也没想到,因为做公号需要直接跟局长汇报,他被迫跟局长走得越来越近。同事当着他的面说,你现在可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了”。他还被发现和局长通话都录音——因为局长口音重,他怕听错,但也被认为是高明的经营关系的手段。渐渐地,局长还会拜托他做一些小事,比如帮朋友的小孩到网上参加知识竞赛,“得拿满分”。请注意,以上都不是徐奇的本职工作,总有杂七杂八的事莫名砸到他头上。一个关系一般的A同事因为手上的事做不完,就来找他求助。他好心帮忙,弄得差不多了发给对方,对方居然埋怨了起来,“你怎么格式都不给我弄好?”去年他帮没法早起的B同事签到。后来领导检查签到表,没发现代签,但发现签到的名字和日期写反了,不符合格式,把B骂了一顿。B又把怨气都撒在徐奇身上。还有次开会前,C同事想把领导交代的任务甩给他,他同意后才知道离会议开始只剩半小时。他没来得及做完,挨了领导的批评。徐奇觉得自己很无辜,窝着一肚子火,没几天又消气了。他认为人情就是体制内的硬通货,即便你帮的是小忙,对方都会记在心上。所以下次他还是愿意给同事帮忙。如今徐奇离摸鱼的初衷越来越远。当他卷入体制越深,就越难抵抗这台机器。原来人的意志力并非自己想象的那般坚定。单位的电脑连输入法的切换键都是坏的,有一次五分钟内蓝屏两次,早该报废了。徐奇申请不到新电脑,干脆用自己的笔记本办公,得心应手。他写推送也越发熟练,甚至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不愿敷衍。他开始看不上那些摸鱼的同事,认为他们无法赢得自己的尊重,他说出这句话时,连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有段时间徐奇想跑的念头不那么强烈,他妈想给他在M县买房,他也认真考虑过,似乎留在这里也行。但没过多久,他内心的平静又被打破,这次,掉进湖面的石子来自同事们。有些同事“基本不干活”。早上九点过后,慢悠悠来,离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急匆匆走。下午四点,3楼的健身房全是人,可五点半才是下班时间。他在停车场看到同事的车,但一整天都见不到人。他在办公室写材料,隔壁传来同事的声音,在讨论昨晚的世界杯。他们互相串门,屁股坐下,就有人开始泡茶。他尝试加入他们,又不知道说什么,双手揣口袋里,微微前倾身子,挂着笑脸,安静地听他们扯家常。有人问徐奇,你从哪毕业的?得知答案后,同事很困惑,你来这边干吗?这种学历在这里完全是大材小用。同事慧姐爱劝年轻人考公,她说,你给自己一年时间,如果上岸了就轻松了。如果你是985大学研究生,还学文科,她就说得更直接,“企业没那么好混,除非你是有技术,可是我们文科哪有什么技术?”她拿自己的丈夫举例,当初在省城一家游戏公司画图,一个月至少要交五张图纸,再一遍遍修改,压力很大,还年轻但头发白了。丈夫后来辞职回老家,也就是现在这座县城,进学校当老师,白头发真的少了。至于她,之前在一家投资相关的国企待了五六年,怀孕了,不想再和丈夫异地分居,才去考公。慧姐成功上岸,起初她也嫌弃那个地方偏远,借着产假的由头,在家歇足大半年,拖着不去单位报到。有些时候她后悔这个选择,因为当年的同事们都发达了。只要不提到钱——否则她感觉自己这辈子好像越过越差——她对公务员的身份感到满意,“幸福指数很高”,“如果你不想进步的话,至少不会饿死你”。徐奇和慧姐并不熟,后者是两个孩子的妈,即便把他按在慧姐面前,他也想不出太多共同话题。慧姐从不主动揽活,每天只需上报些数据。每次路过慧姐的办公室,往里瞥一眼,她几乎都低头看手机。他心想,凭什么只有年轻人在干活?一位很熟的小领导安抚他,你是前途无量的人,在这个年纪要多学本事。他们摆烂过度,也可能翻车。之前就有个人生完孩子,产假结束好几个月都不来上班,单位就开除掉了。他把这件事告诉同事,想“震慑”这些过于划水的人。同事听完哈哈大笑,说你傻呢?人家靠老公的关系,调到市教育局去了。他说:“领导没必要骗我吧?”同事笑得更欢乐了。他害怕变成慧姐那样无欲无求,那种生活让他觉得荒唐。同事阿明开导他,“不要焦虑这么多,这只是一份工作。”当徐奇在加班时,他站在门口喊,“还不走?单位又不给你加班工资。”阿明上份工作是做销售,做到了公司业绩之王。疫情最严重时,其他同事都卖不出去,他的业绩还是最出色的。没什么秘诀,就是陪客户吃饭喝酒。有天早晨阿明醒来,突然想到如果35岁被裁员该怎么办?很快的,他辞掉工作,考到这家单位。阿明熟练地陪领导应酬,给领导挡酒,甚至还跟领导去游泳。领导也邀请过徐奇,但他说自己不会游泳。徐奇说的是实话,可当他看到阿明的办公室挪到了领导对门,心里又很不痛快。在一天早晨,同事们半开玩笑地喊阿明“明记”。组织部让阿明去挂职村支书锻炼。徐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点了根烟。“没办法,我心里已经不平衡了。”他承认。他坚持住在离同事很远的郊区。领导多次让他搬到城里的宿舍,他就是拖着不动。搬过去离领导的住所也很近,绝对会被叫出去喝酒,他一个人躲在郊区,应酬能推就推。那些推不掉的饭局,他表现得很局促。通常他不知道说什么,埋头吃东西,偶尔给领导敬酒。只有话题扯到他的老家时,大家才会想起他,什么你们那的人很会做生意啊,脑子很灵活啊。他只好附和几句。但有一回,他去倒垃圾,回来时撞见了领导。领导和他对上眼神,接过垃圾桶,然后取出一件垃圾袋套上。他有点愣神,那瞬间竟有一种快感,果然这种东西还是得让人看见。徐奇的另一个同事小王三十好几,离婚了,带着小孩住在隔壁县,每天开一辆豪车上班,往返120公里。据说他一个月的油钱抵得上其他人的工资。除了工资,小王还在老家收租,他不缺钱。要不是没法接手家里生意,他不会想考公。对他来说,进体制是体验生活,图个社会地位。不料这个富二代莫名被单位发配去乡镇。徐奇推测是领导不喜欢小王,他很认真地说,如果单位想培养你,怎么会把你下放?说是乡镇,规模更像一个村。办公室总共五个人,都是中年男人,他们在楼上搞了间厨房,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讨论吃什么。“乡下就是这么无聊。”一个寸头大哥说。他平时在单位的空地种点菜,胡萝卜、包菜、茄子,每到周五下午,领导回城里前会带些他的菜走。谈起种菜,寸头大哥的兴致比上班高了不少。他带同事们去观摩菜地。四四方方的,有两个停车位那么大,用十几根长木条和破布围起来,边上是个小木屋,几只鸡从门口探出脑袋。大哥略带惋惜地说,鸡是别人家的。他往前几步,挽起袖子,弯下腰,徒手在菜叶上连抓几条虫,随后双手插进裤兜,像是在欣赏艺术品。同事小王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然而人在乡镇,他也硬着头皮想显得合群一点。他跟着他们去菜地,站在那里,捧着手机打王者荣耀。有一天徐奇和领导抱怨总要写公号,领导告诉他,要不是你在干这事,单位也可能会把你送去乡镇。他张大了嘴,不知道领导这句话是真是假。只需一件小事,苟两年就跑的信念就彻底崩塌。单位通知徐奇,在这里待满五年才能走。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又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的电脑里还保留着报考时侯的招聘文件,可没人和他解释为什么上面没写明“五年服务期”。他算错了关键一步,“感觉被骗过来,五年之后我就29岁了。”这事成为徐奇最大的心结。有个同事对他说,“其实不用五年就能调走。”徐奇脱口而出,“我操,真的吗?”很快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反应过度,暴露了。同事笑着说,“你果然想要走。”也许是单位老油条太多,领导不愿放跑年轻人。听说徐奇的女友在其他城市,领导也不绕弯子,问他:“她会来这边吗?”他说不清楚。“我估计可能不大现实......像我们单位女孩子没结婚的有好几个,选一个也可以。”另一个领导私底下对同事阿明说,“你能不能把徐奇搞分手掉,我想给他介绍个这里的女朋友。”事实上,外地人没有一个不想跑的。去年新招的硕士生,报到第一天,就被同事瞅见他在手机上搜索:公务员辞职会有什么后果。当天,全单位就都知道了。同事马哥曾经也是他的盟友。马哥已经参加了两次遴选和一次省考,做梦都想考回自己老家。可惜每次都考第三名,离前两名差很多分。马哥不年轻了,比考试,真拼不过那些年轻人。他的心气快被消磨殆尽。有天他开电动车载徐奇去诊所做检查。路上两人聊起来,马哥感慨道:“你还有机会,哎呀,我现在跑不动了。”有人在街头看到马哥牵着一个女生,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单位。上面提到的那位硕士生,大概率也不跑了。徐奇听说那家伙迅速找了个女友,本地人,还是县某个局领导的女儿。“估计一辈子就在这儿了。”徐奇叹息,“他还是太年轻了,没搞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很清晰,就是回家。家人在那,家族在那,资源和人脉都在那,他还有一套市区的房子。他越是想跑,对家乡的印象就越好。在他的描述里,老家一片平地,他喜欢骑电动车出门,伴着晚风一路开到城里。可你看M县,隶属山区,地势起伏,车都不好骑。与徐奇相处的那一个月,我听到无数他对现状的不满,每次他的情绪达到顶峰时,我都以为他要来一句“老子不干了”。去M县前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徐奇的郁闷——一个年轻人将被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困住,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换作是我,第二天就交辞呈了。可是徐奇从未这样做过,不敢辞的理由有很多——“家里花了太多钱”“现在政策还不明朗”“还没做好转行准备”“不知道我的档案会不会被扣下”......当我和他更熟一点,我发现他在单位里并非自己形容的那般无所适从。每天他往身上塞两包烟,一包是16块的七匹狼,留给自己;另一包则是60块的中华。他爸从家里寄过来的,教他分给领导。他告诉我,领导或多或少会买中华烟的面子。他不是那么轴的人。最讨厌的饭局他仍然会去,领导派下来的活他也会做完。我来之前他向领导请示过,等我到了,他带我见领导。A领导和他的外公有些交情。B领导是他的直属上司。C领导本来不在我们的计划里,只是那天偶然碰到,便坐下来喝了会茶。C对年轻人躺平嗤之以鼻。我顺着话说,徐奇工作很专注,都不出去应酬,我的本意是帮徐奇在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走出办公室,徐奇对我说,你不应该那样说,领导都喜欢能出去应酬的人。从考公上岸那天起,徐奇就是全家族的希望。他去参加表舅婚礼,表舅喝的烂醉,扶着徐奇边走边说,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做官的人。很多人都和他说过这句话。好好做,他们说。徐奇点点头。他外公是位退休的老干部,每回见到徐奇,都要把他拉到身边聊天,一聊就是几小时。外公恨不得把全部的为官之道教给外孙,什么“县老爷就是皇帝,基层公务员就是奴才”“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也不管徐奇听没听懂,老人家就是开心,还送给他一本叫《和任何人都聊得来》的书。徐奇的表亲们都不太顺遂。大表哥读到初中,勉强谋生;大表姐遭遇婚变,暂住在二表姐家;二表哥去深圳做生意,亏一大笔钱,现在躲家里;表弟之前在电子厂,干几个月就跑了。外公对徐奇说,家里这几个小孩都没出息,只有你比较出息。徐奇从小就是不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学习一般,打架也一般,总是处在平庸的中位数。这两年好多了,偶尔他会想,自己考上公务员还挺牛逼。离开M县后,我在老家见到了徐奇的妹妹徐青。前不久她刚辞掉工作,开始考公。她妈很欣慰,花五万块报了最高级的班,意味着徐青随时能上机构的任何课。省考前一天,她妈去山上烧香祈福,为她带回一张符,点火烧成灰烬,混在水里。她喝下那碗水,腹泻不止,不得不带病上考场,遗憾失利。她只差0.6分进面试,但论起表现,要比徐奇那会强很多。徐青看起来信心十足。她谈论上份工作,在职场中被领导穿小鞋,她感到委屈,继而决定离开。如果进体制,同事们几乎都是一辈子“锁死”的,总要互相留情面。她的想象里,体制内的氛围会更纯粹。我们聊起徐奇的现状。听说他想跑,徐青满脸困惑,甚至不明白老家的平地为什么有那么美好。她妈也不明白,一个大男人怎么矫情起来了?她爸就是一句话,工作没什么不开心的。徐青去过M县,那里不比老家差,而且生活节奏慢。她记得徐奇的办公室很大,还只有他一个人,宿舍也不错。每次她都能在超市刷她哥单位发的购物卡。“我不知道他在不爽什么。”她说。我试图解释徐奇为什么想跑。徐青表示,她知道他的工作琐碎、劳累,但她认为基层就是这样,考公时就应该“做好觉悟”。她不理解她哥千方百计想调回老家,“(估计)他想回来当妈宝”。辞职的想法像涨潮,总是一阵一阵的。等潮水退去,徐奇又犹豫了。今年春节他告诉我,暂时不辞职,如果两年后没调走,他就辞了重新考。有一二三四五个理由支持他再等两年。可是你知道的,我认为那时他不会走。*文中人物皆为化名作者———林炜鑫linweixin@mianduifuza.com编辑——王天挺
2023年2月27日
其他

很遗憾,教书不再是老师最重要的事了

时代变了,教师还是一份好工作吗?新学期开始了,持续三年的网课结束,学校终于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去年的一则新闻。2022年11月,河南新郑的高中历史女教师刘韩博,在上完一堂网课后,被发现意外猝死在家中。在刘韩博生前最后几堂课上,陌生人闯入线上课堂,播放与课堂无关的音乐和视频,在公屏上涂鸦留言,谩骂老师和学生。这被称为“网课爆破”。根据警方调查,这群“爆破手”很可能还是未成年人。在过去,教师被视作一份体面的工作,拥有铁饭碗、教书育人、拥有权威、受人尊敬。但现在,情况似乎已经有所不同。2022年11月21日,河南新密一位女老师在上网课期间遭到丈夫家暴。在另一则网络上流传的视频里,老师在宿舍走廊里扯着嗓子巡回讲课,被隔离的学生围坐在各自的宿舍里,戴着口罩听老师在屋外讲课。豆瓣“教师”小组汇集了大量从教不满五年的年轻老师,里面的帖子描述了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教师形象:敏感、易怒、抑郁、牢骚满屏。教师还是一份好工作吗?又是什么让老师们倍感痛苦?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与十余位在职老师聊了聊。他们分别来自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温州、成都、郑州、乌鲁木齐等地,大部分都很年轻,其中6位教龄不满5年,一半以上担任过或正在担任班主任,3人明确表示自己“想辞职”。老师们面临的困境各有不同。发达地区的老师要面对名目繁多的课改要求,人口大省的老师逃不过“卷”的压力,小城市的老师还在被体制与人情世故所折磨。年轻老师往往更抑郁,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则意识到,教师如今要面对更复杂的学生和家长。除此之外,过去三年的疫情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可见或不可见的影响。我们的共识是,当代教师的精神状态并不好。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流里,似乎已经彻底隐身了。需要自保如今的老师们似乎拥有了一项新的共识: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是平等得值得帮助的。学生们的心理问题远比过去复杂。一位从教三十余年的老师告诉我。过去,老师对孩子的判断停留在“皮不皮,乖不乖”,评价标准都比较简单。但现在,学生的情绪问题、心理疾病都依次浮上水面。“90%的学生问题来自原生家庭。”每位受访的老师不厌其烦地重申,以证实他们确实无能为力。小纸条是一种缩影。豆瓣教师小组里,时常有老师收到写着恶俗字句的小纸条。其中有辱骂性质的,有性骚扰性质的,甚至有威胁要“杀了你”的。老师们收到这样的纸条,只觉“眼前一黑”、“钝刀割肉”。一位来自东北小城市一所“生源很差”的学校的老师告诉我,在这里,学生们击溃一个老师自尊的方式包括:对老师说脏话,比中指,讲恶俗的梗,给老师取侮辱性的绰号,在课堂上摔门而去,故意交白卷以拉低平均分,去办公室偷东西,往老师的杯子里吐口水。成都一位老师也听到过学生的极端恫吓:“我给我们班所有同学每个人5次机会。如果谁冒犯我超过5次,我就拿刀把这个人给捅了。我给每个老师15次机会,15次之后,我也会拿刀把这个老师捅了。”学生们“欺软怕硬”的特征十分明显,他们攻击的对象多是好脾气的中年女性老师。这一点在刘韩博的悲剧中再一次被印证。媒体报道中,经历网课爆破的老师,多为个性温和、不强势的中年女性。家长们的手也越伸越长。家委会包办了学生的黑板报、大扫除,以便孩子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有些家委会甚至会插手学校门口的交通管理。北上广深等教育发达地区的家长普遍有更强烈的维权意识和参与感,他们是高知分子,关心子女教育,喜欢“教老师怎么做”。遇到年轻没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会联名上书,甚至去教育局投诉,想尽办法将老师换成他们满意的人选。与此同时,原本应该保护老师的校方却缺席了,因为他们“普遍害怕舆情”。一位杭州初中英语老师曾被学生指认体罚,校方在查了监控、确认没有体罚行为的情况下,仍选择“息事宁人”,要求他不再担任班主任。家长对他说:“我当然是信我自家小孩。我还能信你们吗?”处在这样的境遇里,老师们只能自保。“我想去帮那种能够帮的学生,只想去救那种能救得回来的学生。”一位受访老师告诉我。在豆瓣教师小组里,“尊重他人命运”、“教育只渡有缘人”、“不要为不值得的人生气”的论调也十分流行。甚至有人表示,“当老师的第一门课,就是要学会冷漠”。不被重视的精神危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的学生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动不动就跳楼。没有人发现,老师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学生的自杀风险增大了老师们的压力。许多班主任都有过在深夜十一点重返学校或去学生家处理突发事件的经历。学生与家长闹矛盾,扬言要跳楼、割腕、吞安眠药,负责任的班主任往往需要保持手机24小时待命。深圳的班主任徐贝贝就曾深夜造访学生家,安抚过想要跳楼的孩子。她说,遇到这种情况,老师既没有方法可循,也得不到心理方面的支持,“你完全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另一项工作是给每个学生建立心理档案,档案内容不仅包括原生家庭情况、已经表现出来的问题,还包括暂时隐藏的、没有展露出来的问题。“教师需要对此做出预判,”她说,“但是如果我们真能预判,老师都成什么人了?”“老师的付出很多时候是一种情绪劳作,情绪劳作是很容易被低估的。”张然做教育学研究,她强调这一点。老师要负责学生情绪,谁来照顾老师的身心健康呢?受访者们提到的教师身上时常出现的生理疾病或症状就包括: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卵巢囊肿,咽喉炎,肺结节,心脏病,腰椎颈椎的疼痛,睡眠问题,流产。还有一位老师在去年检查出抑郁和焦虑的倾向,她觉得自己几乎变成了讨好型人格。疫情期间,中小学生跳楼率大大增高。实际上,封控隔离对学生造成的影响,在教师身上同样存在。“良性循环被打破了。”徐贝贝说。她坚信教师应该先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充实自身,才可以正向地影响学生。但“你也是被封控的受害者,你也在封控中遭受了精神创伤”。张然有过近似的表述:“副校长整天让我们关心学生,做他们的家庭危机调解员。但你作为一个老师,菜都要抢不上了,饭都要吃不上了,每天饿着肚子在上课,还要去给别人调解家庭危机。”她指出,教师压力的隐身与主流媒体话语权常被中产阶级把持有关系:中产阶级只关心子女教育,而他们更多地将教师当作一种工具人。教育教学不是第一要务对于老师们来说,教育教学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是一件事。在过去一年,学校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核酸检测。不少地区的老师们需要全副武装,亲自给学生做核酸、录入信息。只需要简单的培训,老师就可以像大白一样上岗。对此,老师们戏称,“真就社会万金油”,“人民教师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2020年,新冠流行刚开始,老师们面临多变的工作要求。老师接收教育部门下发的表格,督促学生家长填写。表格每天都不一样,第一天填完,第二天要让家长重新填一遍。夸张的时候,只需要三小时,表格版本就变了。防疫工作还包括收集“离线码”、填写健康监测记录、还有紧急流调排查、打电话监督家长等。学校像重视成绩一样重视防疫工作,核酸完成率,疫苗接种率,都会通过排名的方式进行施压。排名靠后的班级,班主任将会面临领导谈话,或是年级里通报批评的压力。第二重要的事是安全。低年段的老师需要承担课间护导的工作。每个课间十分钟,老师需要站在走廊上,防止孩子磕着碰着。这意味着老师失去了课间。很可能几堂课连上,中间的课间还需要接连站岗。学生需要登录各种指定的安全教育平台,完整观看视频、答题。班主任的任务是监督完成率达到100%。“(老师)就是自己登陆学生的账号密码,也得把数据变成100%。”徐贝贝告诉我。一位上海的年轻女老师提到,她还需要监督学生家长在接送学生时是否规范佩戴了头盔——如果家长没有做到,受到学校批评的将是班主任。这两件要务之后,才终于轮到教育教学。这本应是老师们最重要的工作,也应该简单明了——上课、备课、批作业、出试卷,至多还需要与学生家长沟通,但现在的老师们似乎被困住了,总是难以抵达自己工作的核心。困住他们的东西包括一些新名词:赛课、微课、评课、督课、巡课、磨课跨学科教育、项目化学习(PBL)、大单元教学、作业设计、课程设计老师们要花费单独的时间学习如何教学。在上海,老师们会被赋予一个培训号码,它记录了你是否定时定点去听讲座,是否完成了培训作业。老师们奔波于各种培训之间,签到,打卡,打瞌睡,被动接受一个个前沿新鲜的概念。根据培训要求,老师要按照“项目化学习”、“大单元教学”或者“跨学科教育”的方式来上课。但这些术语只是“披一件衣服而已”。一位老师这样解释“跨学科教育”:“在一篇写大海的语文课文里,科普关于大海形成的地理知识。”广州的一位英语老师青舒最近被分派到的任务叫“作业设计”。因为学校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不愿购买市面上的教辅,老师需要亲自设计科学的作业单。完成这项任务后,她还需要再写一篇论文,论述整套作业的设计思路,报送教研院评比。为更大的体制服务一半以上的受访老师都被校方分配去兼职行政事务。这些行政工作包括:上传下达,舆情管理,招生,招聘,接待上级领导视察,运营校方公众号,策划活动,劳动教育,写材料,贫困学生资助,学校的资料建设。老师们疲于应付各级检查评比。评比的项目可能包括「文明学校」、「绿色学校」、「美丽学校」、「健康学校」。它们理应可以合并,但却合并不了,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单位发起的。“「文明学校」可能是精神文明办搞的,「绿色学校」可能是环保局搞的,「美丽学校」可能是教育局搞的,「健康学校」可能是卫健委搞的,还有市级的,省级的,一直在做加法。”交通安全宣传、消防宣传、反诈宣传、禁毒教育、垃圾分类等社会教育工作,原本应该由交通部门、派出所等机构负责,但现在,最终的压力都落到基层教师身上。从好的方面看,教育的广度被拓宽了。问题在于,社会无法找到更明确的用来衡量广义教育成果的指标。能够被动用的只有行政手段。“我们有点像公务员。”青舒说,“因为我们不仅是学校的雇员,还是政府的雇员。好像是在一个大体制内,而不是一个小体制内。”也正因此,当疫情发生时,教师被征用去做大白,搞流调,或被调出支援校外,都显得理所当然。这些都是教师系统原有痼疾的延伸——不是疫情改变了教师的权责范围,而是教师的权责范围原本就极不明确。学校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全才化了,这是一种与“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背道而驰的理念。“老师不仅仅是老师,还是大白,还是财会,还是催收,还是法官。”一位女老师说。财会和催收指小学班主任时不时需要做一些收钱的工作,法官指有时候学生发生了矛盾,身为老师需要“断案”,明辨是非。老师还是活动策划。校级、区级、市级的联欢会、运动会,编排节目、组织孩子排练、购置道具等工作通常要落到老师头上。老师还是文秘,需要写论文,写发言稿,写评比材料,写公众号,参与学校的资料建设。运营校方公众号的工作最容易摊到语文老师身上。老师也是心理咨询师。他们需要时刻关注每个学生的心理状态,调解纠纷,建心理档案,做心理辅导PPT。假如真的有意外发生,这些工作的留档记录都可以成为老师避免被问责的证据。“这件事好像不该我做”,这些念头偶尔闪过年轻老师们的心中。新入职的年轻老师们普遍更迷惑。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此前(对这份职业)的了解实在有限”。张然最初对这份职业的印象是,“好好上课,学生喜欢我”。但她发现上课是最简单的,“其他每一件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青舒说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教学以外的杂务竟然能占到60%以上”。假如有的年轻老师就是只想抓好教育教学,会发生什么?答案是令人悲观的。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才干而在一开始受到重用,但如果他们不配合这一套系统,时常被通报批评,最终结果就是被边缘化:评优再也轮不上,无法带更好的班,才干无处施展。教资考试中,有个知识点是,教师是一份“广延性”很强的工作,意指这份工作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生活,使你的生活和工作之间找不到清楚的边界。我早先的理解是,教师把自己一切时间精力都奉献给了教育,奉献给了学生。但事实上,教师是把自己奉献给了更大的系统。失去权威一项项事务性的甚至服务性的工作,消解了教师在教学场域的权威。防疫工作看似让老师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他们能够规定家长在何时何处做核酸,从学生资料信息后台系统里看到学生家长去了哪,知道谁的家长离开了本地。但这种权力在教学中毫无作用。网课加剧了老师们的无力感。老师很难通过眼神交流来确认学生听懂和理解了。青舒教低年级英语。线下上课时,她可以动用大量肢体动作,唱,跳,来完成和学生的互动。到了线上,这些通通失效,效果显著地大打折扣。网络的延迟和卡顿时常造成喜剧性的效果。“所有的互动,学生连上麦,都要先说,老师,你听得到吗?你还得说,听得到。换一个学生,又问一遍。整节课下来,每个人都在说,老师,你听得到吗?”青舒曾帮一位需要连线上课的任课老师维持线下秩序,她看到的场景是:两个学生在吵架,有人玩橡皮,有人发呆,唯独没有人在认真听课。她感到屏幕里的老师毫无威严。堂而皇之不愿意交作业的学生变多了。老师们有时会在微信中收到学生发来的短信,没有称呼,没有敬语,大剌剌说,“作业太多了,我后天再交”,甚至,“我不想写了”。过去,遇到不听话的学生,老师们可以发火批评,奖惩措施也都行之有效。但到了线上,就连一个学生不肯打开摄像头,老师们都无能为力。老师面临更频繁的监督。技术的升级也加剧了教师“被监视被要求的处境”,张然将这种处境形容为“福柯描绘的环形监狱图景”。正常情况下,教师备课只需要手写教案。上网课后,青舒所在的学校需要老师上交次日的PPT,以及一份一千字左右的逐字稿,“改成网课后,学校对老师的掌控更苛刻了”。评课和督课也因为线上教学而降低了成本。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是,旁听别的老师的课,找一些“千篇一律的优点”,和“鸡蛋里挑骨头的缺陷”往上报。在线上,只需要动动手指,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巡堂。你可以轻松地成为监管者,也可以轻轻松松被监管。新媒介时代,家长可以在钉钉直接联系到各科老师。“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联系,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你发消息,你必须得回”。许多老师被家长逮住,“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动不动聊到半夜十二点”。张然给学生上网课时,很多家长直接坐在学生旁边听,“你不仅在给一个学生上课,你还在给他爸妈上课,他对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就可能投诉你。”一个比喻是,教师很像“上下两方压力的夹板”。疫情了,双减了,教改了,教育系统把压力下放到学校,学校把压力给到老师,而老师还要顶住家长和学生施加的压力,他们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坍缩的确定性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教师的月薪只有五六千,甚至两三千,与教师的工作量完全不成正比。在深圳,教师曾经是一份高薪工作,但近年来也面临着降薪的压力。房贷与收入之间精打细算的平衡被打破,不少老师因此崩溃。编制是教师这份职业真正的诱人之处。对于多数人来讲,选择教师这份工作,意味着你将“稳定”排在人生价值序列之首。得到了稳定,还想要更多,那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一位受访者出生于下岗工人家庭,家庭条件不算好。在她看来,不进入体制,在大城市漂泊,是“有能力”的人的选择,而自己属于“普通人”,“选择编制是因为对自己没有自信”。她不理解,每当有人抱怨教师行业的现状时,评论里总有人不屑地说:那你辞职啊,你不干大把人想干。但她想,如果细究编制到底带来了什么实际收益,可能根本没多少。甚至与同在体制内的公务员相比,教师的福利都单薄许多。为什么总有人觉得他们像占了天大的好似的呢?编制对她来说更像一种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你会掂量掂量,我能不能再坚持一下呢?”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称,宁波拟引入教师退出机制。也就是说,编制内也不再是铁饭碗,末位教师面临淘汰的风险。青舒是不在编制内的合同制老师,她所在的学校被称作“新样态学校”,采取“两自一包”的方式——即“管理自主、教师自聘、经费包干”。这些学校为解一些新区发展的燃眉之急而存在,这也意味着,你仍然随时面临被裁员的风险。“不管有没有编制,确定性都是在不断不断缩小的。越来越多人想找一个确定的东西,但越来越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青舒说。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教师的处境确实改变了,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如今,教师还是一份好工作吗?“这个选择做错了。”在东北“生源很差”的学校任职的那位老师说。过去五六年里,她都在跟并不值得付出的学生缠斗,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挣扎,“能力下降了,人也快扭曲了”。深圳的一些老师觉得“自己在招聘会上被骗了”。学校曾经许诺为他们的教育理想提供一个最好的平台,但下降的薪水、不合理的制度、无法保护老师的校方,都使他们意识到,这个美好的蓝图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张然将中国的教师称为“耗材”。“你不想当,大把有人当。虽然进来以后,你的处境非常的恶劣,但是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反正大把有人当,这就是耗材。”只有一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受访者的回答都如出一辙:他们幸福感的唯一来源,是和学生建立的情感连接,这也是很多老师还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唯一的心理动力。说起来很俗气,但教师最大的吸引力,不是薪资,不是稳定,而是这份职业真的可以建立人与人的联结。
202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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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过个四川年

去年11月我在火车上认识了唐先生,春节就去了四川农村他家过年。唐先生说天天都要喝,顿顿都要喝。我白酒来一口,豌豆尖汤来一口。坐上桌,我不再是外国人,而是唐先生的客人。说话算话“我买了头猪,八千多”,唐先生说。“过年我们一起吃。”2022年11月1日的早上,我和唐先生在一趟到成都的火车上认识了。我们聊了布料行业的状况,交换了电话号码。做完了核酸,我们一起吃了个早餐。各自回了各自的家以后,唐先生通过微信向我宣布了: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不要觉得唐先生是一个说漂亮话的人。十几天后,他给我买了一张到陕西的车票,让我去他的服装公司里参观。我在公司里的小单间住了十天,度过了三年疫情中最后一波封控。我们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小城市,喝了白酒提起精神。他给我转了一万块钱,让我妈从意大利买几件衣服寄过来,好给亲戚送点不一样的礼。聊到我姐姐卖茶叶的事情,唐先生安排了一个国际快递,给我姐姐寄了他朋友在当地产的茶叶。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在闲聊,但实际上,唐先生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蕴含着某种我还没有看清楚的行动力。说我们下个月一起去四川的农村过年,一样不是客套话,而是他心里的一个计划。1月14日,唐先生到了成都,中午和我吃了顿美蛙鱼头。我喝了三杯白酒,和他约了第二天的行程:一路向川东,坐大巴坐到他的老家。但是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得意于中午的酒量,我继续参加了个白酒品牌的品尝会。跟在饭桌上大口吃菜不同,品尝会只提供一些简单的下酒菜,很快就把我弄醉了。第二天早上,我无法让自己从沙发站起来。我接到唐先生的电话。我说我可能赶不上当天的大巴。“你克服一下吧”,
2023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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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冬天都以春天作结,循环会重新开始

2022壬寅虎年即将彻底过去。这一年里,我们像二战时期的德国人一样,“一次次对生活中经常显得荒谬的变迁感到惊讶”。正面连接试图记录这些变迁,与身处其中的人。我们关注上海封控下的老人、走向战场的乌克兰平民、东航空难家属、感染潮下的基层医护,同时也记录教育、体育、影视领域的人和故事。我们尤其关心女性、工人、以及更广泛的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在即将过去的虎年里,正面连接共发布了45篇非虚构报道,平均每篇有109765位读者阅读,7855位读者在阅读后分享。这些报道的阅读量中,超过90%是由读者转发带来的。我们也收到许多读者留言,平均每篇158条,最多的一篇有1079条。5月,正面连接在暂停一段时间后重新更新,许多读者留言欢迎我们回来;9月,正面连接成立一周年,我们没有提起,读者们却也记得,在评论区发来祝福。感谢大家始终支持我们。2022年,除了文字内容,我们开始尝试制作播客,至今共推出5期。经验有限,我们主要与文章的作者、受访者对谈,试图提供更多理解的可能。2023年,我们将继续在视听领域的探索,希望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内容。读者之选这一年里,最受读者欢迎的四篇报道均获得了超过50万的阅读量。它们分别是:总阅读人数:666521疫情和封控也抑止不住灵魂对足球和自由的渴望,一批中国球迷勇敢地远赴卡塔尔。作者:林炜鑫编辑:吴呈杰@波澜不鲸谢谢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人生除了做核酸,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发自核酸现场)@EMMA看到还有人活得像个人,很开心,很感动,也很难过。总阅读人数:653114重大灾难过后,建设性报道的一个切口作者:吴呈杰编辑:曾鸣@筏筏因为这两天的讨论一直在想,灾难报道要怎么关注家属,或者说还能怎么关注家属,谢谢正面连接给了我答案@山大王姜辉是MH370遇难航空遇难者的家属,也是受害者,但在疗愈自我的过程中也在给予他人帮助,灾难发生后姜辉在能力范围内帮助有相似经历的人,与他们建立联系和提供心理援助。正是这些努力让自己充满力量的人,包括苏嘉塔·巴利加、普方协会、和Waris
2023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