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慕名来到浙江诸暨市陈蔡乡斯宅村，或许永远也不知道在上世纪前半叶的浙东乡村，曾经存在过像斯民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她就像一株绽放在山涧溪畔的芙蓉花，散发出乡野中特有的清芬，昭示着那个年代乡村教育曾经有过的佳绩，也改变了笔者之前对乡村教育“落后”，以及乡村“闭塞”“保守”的固有印象。而与此同时，对比百年后今天中国乡村教育的普遍衰落，怎不教人感喟无穷。

斯民小学：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的活标本

去年11月上旬，江南乡间芙蓉花盛开的时节，我受杭州一个读书会之邀，去做关于民国教育的讲座，顺便也趁着秋高气爽，效仿一下古人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浙东一带的乡村走走，寻访那里的民国教育遗迹。

此行第一站是诸暨市东白湖镇斯宅村，起因是为创办于1905年的村小——斯民小学。追溯这所小学的历史，不能不提到1904年中国近代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学制——癸卯学制的诞生。癸卯学制宣告了绵延千年的私塾教育的终结。由此，新式学堂开始出现在中国城乡。浙江为人文渊薮和富庶之地，自然领风气之先。1907年，浙江省已有学堂及教育机构1295所，在校学生41569人。而毗邻的江西省只有513所。2006年，浙江省曾评选出100所百年历史名校。倘推及全国，有百年历史的学校自然更多，但像斯民小学这样深藏于僻远乡村，且至今仍使用着老校舍的学校却属罕见。因此，当我在图片中看到那造型独特的西式拱形校门时，心中便做出一个决定——去斯民小学看看。

从杭州到诸暨市区87公里，坐大巴走高速公路约一个半小时，再从诸暨到斯宅村26公里，开车约半个小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交通已相当便捷。可在民国初年，斯宅村离诸暨县城有近六十里地，且大半是山路。村人若要去一趟县城，天没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回到村里，名之曰“两头黑”。

斯民小学座落在村子中心的斯民桥边，背倚青龙山，面朝宽阔的上林溪，门前便是村中的主路。一到桥头，抬头便见图片中所示的拱形校门。门额上书“斯民小学”四个汉隶，背面书有“公、诚、勤、恒”四字校训。校门上方耸起一个三角形的尖顶，其上有一枚尖刺指向天空，在周遭一片杂沓的民居包围中，显得格外突兀。

从校门进去是一条青砖铺砌的甬道，两旁栽植着南方乡村常见的桂花和冬青。甬道尽头便是第二进校门，即内校门，用当地的粗条石砌成高高的门台。门额上方镌刻着“汉斯孝子祠”五个汉隶，为康有为题写，教初见者不免对这所学校的来历心生好奇。

内校门门楼比外校门多出两层金字塔般的基座，衬着高高的门台，显出殿堂般庄严的气势。两道校门一外一内，一低一高，遥相呼应，像屏障一样护卫着这所百年村校。遥想当年，一个小小的村童，背着母亲缝制的布书包，雀跃着穿过题着校训的高大的外校门，经过长长的青砖甬道，迈上一级级石阶砌的门台，走进清晨的校园时，他的小鸟般的心，兴许也慢慢收拢来了。

斯民小学的校舍建筑同样气派。建筑共分三进，从山脚依地势层叠而上，均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每层楼的教室平均层高达4米，配上明晃晃的玻璃窗户，采光十分之佳。整幢教学楼总高度11米有余，为村中最高建筑。尤为巧妙的是，前后三进教室之间原有回廊相连，依地势逶迤起伏，将偌大的校园连成一体，即便下雨天在校内也不必打伞。回廊上的紫檀色荷花柱衬着白墙，玲珑雅致中又不失简朴清新。可惜如今只能在校舍的西首看到保存下来的一段，令人依稀想见当年之格局与气势。

从现存图纸上看，校舍占地5.8亩，建筑面积2130平方米，内有三进楼房，一处花园、两处天井和一个操场，并有教室、教员室、图书馆、中山厅（即礼堂）、厨房、膳厅、教员寝室、学生宿舍、储藏室、台球厅（乒乓球厅）、厕所。膳厅还分教员膳厅和学生膳厅，门口的匾额至今犹在，上书繁体的“膳廳”二字，一旁注以老式拼音“ㄕㄢˋㄊ一ㄥ”。更令人称奇的是，教室墙上嵌有两个小壁炉，有烟道通到屋顶，冬天上课时可用来生火取暖。其中一个小壁炉至今还豁然可见。这两个不起眼的细节，却传递出一种超越时光的温情。

据在斯民小学求学的老校友回忆，当年校园里植有法国梧桐、梓树、紫薇、冬青、桂花等，有些品种为山村第一次所见。校内的花园中央放置一只大鱼缸，红白金鱼游弋其间。春天繁花满园，夏日浓荫匝地，秋日丹桂飘香，衬着风格朴素雅致的西式校舍，在他们的记忆中，“犹如花园般的美丽”，也成为远近乡村中传奇般的所在。

而与之相媲美的是学校的“软件”。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珠算、劳作、体育、美术、音乐等。操场上有篮球架、单杠、鞍马等体育设施。学校每学期有课外活动。有远足，访问乡里的名胜古迹；有歌舞表演，节目有歌舞剧《葡萄仙子》《渔光曲》《群鸟舞》等，道具和服装不够跟乡民们借，借斯氏宗祠“孝义堂”的大戏台演出，乡民们争来观赏；有演讲比赛，体育比赛等，凡城里学校有的活动，斯民小学概不缺少。

1935年毕业生、斯民小学校友、江南造船厂退休副总工程师斯杭生先生这样回忆道：

斯杭生先生是还健在的最年长的斯民校友。笔者曾专程赴上海采访他。他告诉笔者还有一首《午饭歌》：

斯先生说，他们那会儿每天要唱这两首歌，中午和下午放学各唱一遍，因此记得格外牢。这两首歌的歌词传达出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蓬勃清新的气息，也是笔者听过的最优美活泼的乡村学堂歌曲。可惜歌的作者均已不可考。2015年1月12日的晚上，在上海中华路的一座公寓楼里，92岁的斯杭生先生应笔者之邀，用诸暨方言唱了这两首八十年前唱过的歌。唱者动情，听者动容。笔者当即将其录下来。

当然，像别的学校一样，斯民小学还有校歌，为清末诸暨县举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徐道政所作，歌词为：“五指峥嵘太白东，上林文化孕育中。我辈同到光明地，快乐真无比……。”当年的斯民小学留给斯民学子的印象，便是这样一个快乐无比的“光明地”。

三十年代末，斯民小学在学校右前方买了一丘大田。在校长蒋森馥的带领下，师生齐上阵，加上民工，修建了一个面积近1500平方米的操场，从此师生终于有了出操和开展田径运动的场地。1942年春，斯民小学组织了首次全校田径运动会，还邀请邻村一所小学的老师做裁判长。

从1915年到1929年，斯民小学有8届毕业生共106名，其中3人后在“黄埔教导团”毕业，6人在沪江大学和政法大学毕业，6人在师范大学毕业，30人分别在诸暨、绍兴、杭州、宁波等地中学毕业。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斯民小学历届毕业生共700多人，其中在文教、科技、财经、军政等领域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的数以百计，曾任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质博士、学部委员斯行健，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特级教师、儿童教育家斯霞，中国先秦史学家斯维至，上海江南造船厂副总工程师斯杭生，国民党上将蒋鼎文，都先后在象山民塾、斯民小学读书过。当时还有个传说：斯民小学的毕业生到上海去求职，无论当警察或邮局职员都可免考。

笔峰书院

“斯宅之象山民塾，尤得风气之先”

像这样一所小学，必然有其不寻常的来历。

斯民小学前身为象山民塾，为斯姓族人斯仰止创办。说起来，“斯”这个姓在“百家姓”里还找不到。据斯氏宗谱记载，斯氏本姓“史”，其始祖名“史伟”。东汉建安末年，史伟以居地属吴，应招贤之试拜博士，历官廷尉。他因擅自释放犯人而触怒孙权，被孙权以死罪治之。史伟有两子，长子史从，年十六；幼子史敦，年十三。兄弟俩联名泣血上书，争愿捐躯以代父身。孙权大为感动，慨叹道：“子愿代父，孝也；兄弟争代，义也。斯孝子也。”当时的刑法规定，朝廷官员，犯死罪获得赦免，须改原来姓氏。故改“史”为“斯”。其弟斯敦因此受吴主旌为孝子。后人称其为“孝子公”。现今斯民小学门台上刻有康有为亲笔题写的“汉斯孝子祠”五字门额即源于此，是当时一位跟康氏交厚的族人请其题写的，由此也显出这所乡村小学不寻常的历史渊源。

公元884年，斯氏第二十五世孙斯徳遂由浙江东阳迁居到诸暨上林（即今斯宅村）。从此在当地繁衍生息，逐渐成为“烟火万家”的巨族，人口达数千之众。像中国旧时众多世家大族一样，随着人口不断增多，下面分出多个房派。斯氏家族十分重视耕读传家，各房派均办有私塾。

象山民塾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4年），为斯氏家族的一个支派——斯华国公所办。它的创办与族中另一座家塾——笔锋书屋有关。乾隆中（约1780年前后），家族中的一房斯日鉴拨出田产，在青龙山下设立青龙头义塾，延聘名师，接纳族中子弟就读。及至嘉庆末年，族中人丁日增，青龙头义塾已有人满之患。其子斯元儒精明强干，因经营茶叶致富，遂继述乃父未竟之志，不惜耗费巨资，于1822年兴建家塾于松啸湾，因地处笔架山北麓，故以“笔峰书屋”名之。又专设塾田百余亩、山十余亩，作为延聘教师工资和修缮房舍之用。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载：

就在笔峰书屋书声琅琅之时，相距二里外的另一房派斯华国公，深感旧有家塾过于湫隘，为免后世儿孙沦为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同时希望能“培育人才，为国家桢干之用”，也开始筹划兴办家塾，但因年老力衰，不及兴工便赍志以殁。其子斯志浦继承父志，于道清光9年（1829年），在村口风水最佳处的象山脚下，出巨资兴建了规模宏大、建筑华美的“华国公别墅”，建筑面积达2806平方米，前后共三进。别墅集家庙于学塾于一体，因地处象山，故又称“象山私塾”。其门额“华国公别墅”为清代著名经学家俞樾题写。当时在家塾里读书的族中子弟达六七十人。

在当时的斯宅村，笔峰书屋和象山私塾，彼此相隔二里路，坐落于村中一东一西，“子曰诗云”的琅琅书声相互呼应，为斯氏家族子弟读书求学提供了优越的环境。这两座建筑前者清幽雅致，后者恢弘华美，堪称中国乡村文教建筑的典范。而最为难得是，历经150余年风雨沧桑，至今保存完好。象山私塾还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而斯氏家族的子弟们也没有辜负祖宗的一片苦心，焚膏继晷，孜孜苦读，很快收获了回报。在华国公别墅的中厅板壁上，至今张贴着十余张从清道光到乾隆年间学塾子弟的“捷报”和“官报”，昭示着子孙们光宗耀祖的斐然成绩。2001年，中央电视台《文化与生活》栏目组曾专程前来拍摄，并以“古代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为题播出。

但是，乾坤翻转，大时代的巨变打断了斯氏家族世代相传的耕读之梦。绵延千年的老大中华如光焰万丈的太阳，终于到了它的黄昏时刻。1900年庚子事变后，同治四年举人、华国公曾孙斯仰止致仕回乡。他在湖南、广西等地做官多年，对国家民族面临的危机有切身体认，认识到“清廷自庚子之变后，知非变法不足图存”，并称自己“宦游多年，亦深感外人实行其教育侵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使他不能坐视其变，遂有教育救国之念。他与房中子弟商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4年）改象山学塾为“象山民塾”。事实上，从“私塾”到“民塾”一字之改，意味着从传统家塾一变而为面向民众的新式学堂，办学目的也从读书做官一变而为保国图存，其性质截然不同。学校按1903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设置课程，开设修身、经学、国文兼习字、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唱歌等课程，并聘请思想开通的宿儒或新学俊才担任教学，首任校长为清末举人斯兰馨。而特别难得的是，还在低年级实行男女同校。这在斯氏家族历史上，乃史无前例之举。

象山民塾创办不久，由于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学校一派新气象，除本乡子弟外，还有本省嵊州、东阳等县的学子也纷纷慕名而至，学生数增至两百余人，学校人力、财力支绌。校长斯兰馨有感于新式学堂经费开支浩大，仅靠斯姓一个房族办学恐难以持久，故有意发动全族共同办学。在征得族中各房各派家长赞同后，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象山民塾迁到斯氏宗祠“孝义堂”，并正式改名为“斯民小学”，取“以斯举有德于斯民”之意，名义上也使学校成为全族人共同的产业。若考其根源，此举的“灵感”或许来自孔夫子之“正名”一说。

学校改名之后，深谋远虑的主事者以宗族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初以族中的两座寺庙的田产山林收入为基础。之后，陆续将全族每年初春扎龙头迎赛的“龙头会”经费，还有先祖祀产田、义塾田拨为校产。在19世纪初的中国乡村，这种种举措，每一件都意味着革除旧俗，另立新章，必然受到部分族人的激烈反对，但最后均赖主事者的魄力与才干力排众议，一一化解。

在象山民塾的影响下，1905年，斯宅村还办起了女子学堂。当时的清廷规定，高小不准男女同校，女子读高小，只能进全有女子担任教职员的学堂。村中来入学的虽只有几个家长思想开通的女孩，但女子学堂一开办就响应不缠足的主张，这在当时还信奉“男女授受不亲”，并以“三寸金莲为美”的浙江乡间，乃破天荒的新鲜事。

就在这一年的9月2日，清政府颁布诏令：“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宣布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终结，并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而僻处浙东山区的诸暨县斯宅乡斯民小学，走在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前列。1924年《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载文说：“斯宅之象山民塾，尤得风气之先。”又说，“自是以后，望风争起，而本区各村乡，尤耳濡目染之既习，相率仿其制而设立学校……”。

象山民塾

“保国在革命，革命在储人，储人莫重于乡学”

在中国教育史上，像斯民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又称“乡学”。与官办的“太学”不同，办学经费来自地方士绅捐资。据有关史料记载，乡学大盛于唐代。这或许与唐时的国力强盛有关。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如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陈子昂、柳宗元、白居易等。可以说，在“乡学”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提供了他们人生的原动力。上千年来，“乡学”一直是中国教育金字塔的基座。进入新旧交接的20世纪后，虽然新式学堂代替了传统私塾，学习的内容、办学的目的和性质已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千年的传统不会由此而一夕改变，尤其在地域辽阔的中国乡村，这个传统依然顽强地存在并延续着。斯民小学即为之一。

但是，像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一样，这个传统同样经受着新的挑战。斯民小学创办不久，学校主事者、斯氏族人斯旦很快发现，旧式宗祠建筑无法满足新式学堂的各方面需要，严重影响学校的发展。他深知此非长远之计，就开始筹划建造新校舍，并就此事与堂弟斯蔚唐商议。斯蔚唐是个有识之士，他认为“保国在革命，革命在储人，储人莫重于乡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乡学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故久已有兴建新校舍之意，并已开始着手准备，不幸因病早逝，弥留之际，谆谆相托，希望堂兄斯旦为其实现。

1917年，族人斯烈从日本回来。斯烈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为响应孙中山革命，曾组织学生军支持武昌起义，不久任浙江省都督府副官长，因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迫逃亡日本，并在明治大学读了四年政治经济等课程。斯烈听闻斯旦之设想，深表赞同，当即拿出银洋300元作为建校筹备经费，并承诺愿意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省城杭州募集校舍基金。斯旦的父亲、象山民塾创办人斯仰止先生也慨助数百元。父子俩和斯烈的首倡之举影响了全村的斯氏族人，各房各派家长纷纷解囊。后经族长商议后，选择全村适中之东泉岭脚为校址，并请两位长于事务的族人协同购买地基事宜。只一日，就达成地基买契20多份，完成了购基任务，公出地基费1000多元，建校的序幕就此拉开。

但兴建新校舍费用之浩大，远远超过以往族中举办的任何事情。因此，能否动员全族力量捐资建校，成了主事者心头的一件大事。或许是得冥冥中斯氏祖先神明所示，主持人之一的斯稚湘想到斯姓之由来，便提出一建议：不用建学校的名义，改用建“孝子公祠”之名。即以建孝子公祠之名，行建校之实。此议得到主办者的一致赞同，乃于1917年由族人斯鹤龄撰《募建孝子公祠并筑斯民学校校舍启》一篇，文中最后一段为：

校舍落成后，因族人斯豪士与康有为交厚，即请康有为题写“汉斯孝子祠”之隶书匾额，用青石镌刻，嵌于内校门门额，至今犹存；又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写“公、诚、勤、谨”四字校训，嵌于外校门门额。可惜校训门额后来损毁，2003年重修校门时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先生重题。

笔者由此联想起温州文成李山村。李山村1912年便兴办了李山国民小学。因学生数逐年增加，需要兴建新校舍。1940年，由村中胡姓七个房族各推选两名首事，组成建校委员会。在当时情形下，如果单建校舍，发动村人捐资显然有困难。发起者想出一个办法，即将祠堂与学堂合为一体；学校的礼堂便是宗祠，但只挂宗祠匾额。三间神主厨用十二扇门关闭着，只在初一、十五或节日，村民们来烧香时才打开。村人踊跃捐资捐款，兴建工程历七年之久，最终得以顺利建成，李山村人至今还津津乐道。笔者曾于2010年去村里采访。

如今想来，诸暨斯宅村和文成李山村——这两个同处于浙江省但属于不同县域的村庄，在上世纪前半叶，为了兴建新校舍，“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同一个办法，近乎“奇闻轶事”。但透过这种“巧合”，我们或许能体察处于“新”“旧”交替之际，乡村老百姓微妙的情感纠结与艰难的心理适应；并且，也看到乡土中国的智慧。

如今已无法得知，一百年前，在那个“洋油”“洋皂”刚刚进入中国，大多数乡村人家还点菜油灯的年代，当这样一座规模宏敞、式样新颖、美轮美奂的新校舍拔地而起，耸立在东泉岭脚时，村人们的错愕和惊叹；也无法得知，新校舍落成开学那一天，整个村庄节日般的喜庆气氛。新校舍位于全村地势最高处，三进教学楼依山势逐层递升，雪白的外墙上整齐地嵌着一扇扇明晃晃的玻璃窗，映着蓝天白云，显出一种殿阁般的庄严气象；站在第三进教学楼上可俯瞰全村。其建筑规模之大，设施之全，为当时诸暨县小学之冠。1924年《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载文说“斯宅斯民学校，绅士斯旦等发起建筑，费银2万余元。为全邑高小校舍之最”。不用说，新校舍成了斯宅村人的骄傲。从此，斯宅村的教育史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至于新校舍建筑风格，虽然建筑图纸来自日本，但日本近代新教育源于欧美，包括校舍建筑样式，均带有鲜明的西式痕迹。

新校舍落成后，此前借住于斯氏宗祠的学子乃得迁入其中。同时，本着“为培养国民起见，不分畛域”的宗旨，学校完全打破了传统私塾的惯例；除了本族子弟之外，兼收附近乡村及邻县的学童入学。并且，为使斯氏后世儿孙记住这件大事，民国一十八年（1929年）重修宗谱时，在全部68卷斯氏宗谱之后，另增加《斯民校志》一卷，为第69卷。其中详细记载了族中200多户人家捐田捐银的数量，及田地所在的位置。校志中还记录了历任校长、教师和毕业生的情况。此举在1800多年的斯氏家族史上为前所未有，在中国宗谱史上亦属罕见。

抚今追昔，自1780年到1919年，从青龙头义塾——笔峰书院——华国公别墅——象山民塾——斯民小学，两百多年间，斯氏家族肩负使命，代代相继，与时俱进，书写了一部有声有色的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史。尤为难得的是，这些世代信奉耕读传家、读书致仕的乡村绅士，在促进古老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顺应时变，慷慨担当，超越一己家族利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他们的努力，也展示了乡土中国的力量。

斯民小学

斯民小学像一盏灯，我们就靠这盏灯照亮着

唯其如此，斯民小学在斯宅村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1949年10月，全国解放，所有私立中小学校一律收归公有。斯民小学也不例外，校长、教师均由人民政府委派，学校由家族办学改为由地方政府管理，从此告别了千年的传统，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并且，随着社会不断变化，校名也一改再改。1959年学校改名为“斯宅公社中心小学”，后改为“斯宅乡中心学校”。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自1919年校舍建成始，经过近80年的风雨侵蚀，斯民小学校舍已多处破损，有的教室已成危房。由于经费拮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无力维修，学校自身更无财力，校长束手无策。此时，散居各地的斯民老校友闻讯，心急如焚，立即互相联络，商议对策，并由原上海江南造船厂副总工程师、校友斯杭生先生草拟一份《斯民校友修建校舍基金倡议书》，于1992年秋向国内外校友发出，筹集基金，以应修缮濒危校舍之急。《倡议书》写道：

倡议书号召：

斯民校友在斯民小学危困之际发挥的作用，究其实，还是斯氏家族力量的展示。1949年之后，学校收归公有，斯民小学已与斯氏家族脱离干系。从表面上看，时代的裂变造成了传统的中断，但家族和学校之间那种历史的“血缘”关系是无法一朝切断的，它犹如地下河的水流，仍在无声地滋润着苍茫大地。斯民小学寄托着斯氏先人对子孙后代“读书成人”的殷切期望，也寄寓着斯氏先人为“保国”而“储人”的拳拳之心。在斯氏后人心中，它已成了对祖先慎终追远的情之所寄。

并且，它还有另一层意义。中国是一个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国家。在传统中国乡村，老百姓的精神诉求主要仰赖于祠堂、寺庙和土地庙，以寄托其对天地、神明和祖宗的朴素的敬畏感，其中也包括对文化的敬畏感。1949年后，中国乡村所有的祠堂、寺庙和土地庙被人为毁弃殆尽。斯宅村曾做过斯民小学校舍的宗祠“孝义堂”也遭拆除而片瓦无存。这些“千年未有之变局”，致使乡村百姓失去久已习惯的精神依归，以致沦为“游魂”。于是，就像人体器官代偿原理一样，学校成了村庄唯一的精神依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小学就像村中的教堂，其承载的功能已远远超越学校本身。尤其像斯民小学这样由家族创办的百年小学，更成了村人心中一炷仅存的精神香火。

这份不同寻常的情愫，后来又一次被证明。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即俗称的“撤点并校”政策。短短数年之间，凡政策所到之处，数以万计的农村小学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从此消灭不存。斯民小学也面临此境。

2003年，诸暨市实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为改善办学条件，教育管理部门计划将斯民小学迁到几里路外的一个村子，和当地小学合并。消息传到斯宅村，村人们急了，他们说：“我们村别的没有了，剩下只有斯民小学；斯民小学就像一盏灯，我们就靠这盏灯照亮着。”一时间，学校的命运成了村人们忧心之事。

斯民小学校长斯信国和老师们也很着急。斯信国是斯氏后人，他从1992年起便在斯民小学当校长。九十年代初的斯宅乡交通闭塞，生活不便，一些城里来的年轻教师受不了苦。斯信国语重心长地跟这些年轻人说：“我在这个小学年纪最大，也是当校长最长的。在这里，你的苦也是我的苦。但不是人人都能在百年小学当老师的。我在这个小学一天，就要当好一天的老师。”

当时学校中还有好几位姓斯的本地教师。如语文教师斯舜厚，他小学毕业于斯民小学，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斯民小学教书，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80年代便在学校组织书法兴趣小组，指导学生练习书法。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培育出一茬又一茬热爱书法的好苗子，在乡、区、市、地及全国性的各级各项书法中屡屡获奖。斯舜厚老师本人也于1995年获“优秀园丁奖”，1999年获全国“双龙杯书画大赛”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1996年，诸暨市教育批准斯民小学的书法教学为特色学科。作为斯氏后人，斯舜厚老师对学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他心中，学校就是斯宅村的文化之“魂”，即老百姓所说的“灯”。大家有责任守护这盏“灯”，不让它熄灭。

这时，仿佛冥冥中的天意，一个契机出现了：创办于1905年的斯民小学即将满一百岁。2003年3月，时为诸暨市图书馆馆长、诸暨市政协委员的杨士安先生，因长期研究诸暨市地方历史文化，对斯宅村和斯民小学情有独钟。他向诸暨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提案。案由为“要求筹备2004年诸暨斯宅‘斯民学校建校100周年纪念会’，并以此为契机，加速对斯宅旅游的开发过程”。因为在斯宅村，至今还保存着多幢建于清代的民居，为清代江南地区乡村建筑之瑰宝。2000年2月，斯宅被列为浙江省历史文化保护区。2001年6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千柱屋”“发祥屋”和华国公别墅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建筑形象地勾画出斯宅村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脉络，也有力地烘托出斯民小学独特的历史人文价值。

同年6月1日，杨士安先生收到家在上海的斯民校友斯杭生先生的来信。斯杭生先生刚从美国探亲回来，信中提及他在美国遇到几位斯宅老乡：原子能防护和核医学专家斯宁、土木建筑结构专家斯聪、核聚变专家斯达开、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斯海文，他们莫不对斯宅魂牵梦绕，而斯聪和斯达开也是斯民校友。斯杭生先生此信，促使杨士安先生再次向诸暨市政协写了一封信，提出关于筹备“斯民校庆”之事。

也许是斯氏先人的在天之灵护佑，杨士安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经过有关部门的层层批复，提案终于得到通过，并拟定于2005年11月举行“百年校庆”。老师们都松了一口气，一度为学校命运忧心的村人们也转忧为喜——这意味着学校不会随意被撤并了。

当时学校第一进教学楼自建校始就未曾修缮过，如龙钟老人几近倾颓，当年康有为题写的“汉斯孝子祠”门额也被石灰覆盖。有人建议索性将其拆除辟为操场。2003年10月，诸暨市市长张仲灿带领市文化局、教育局等有关部门来斯民小学进行调研。他看了校舍现状后说：“你们看看，像这样有百年历史的学校我们诸暨还有没有？没有就把它修起来！”并当即拍板，由市政府出资拨出专款30余万元进行维修。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重点修缮了第一进的门台和教学楼，恢复了康有为题写的“汉斯孝子祠”门额，学校面貌焕然一新。2003年11月，斯民小学被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使斯民小学的这盏“灯”永远亮下去，蕴藏于乡土中国的智慧又一次被激发。筹办校庆期间，新接任的校长斯剑光和斯舜厚老师代表筹委会四处奔走，远赴北京、成都、上海各地，邀请老校友来参加校庆，并通过各种关系，请相关的各级领导为校庆题词，其中有当时的浙江省省委副书记，四川省省委副书记等，校庆的规格因此得以提高。

2005年11月5日，斯宅村中芙蓉花盛开的时节，来自海内外斯民校友们重返故园，白发苍苍的老校友们在老校园欢聚一堂，坐在当年的教室里，唱着当年校歌，重温同窗共读的岁月，在百年梓树下合影，庆祝斯民小学百年华诞。校友们还参观了笔峰书院和象山民塾，追怀斯氏祖先重教兴学的精神和业绩。在斯民小学历史上，这是最隆重的一次校庆，也是斯宅村近百年来最盛大的一次庆典。从此，迁移学校的计划不再被提起。2006年，浙江省教育报刊社发起评选100所百年历史名校活动，诸暨市有两所小学忝列其中，斯民小学即为其一。

斯民小学也是斯霞老师母校。斯霞老师是新中国小学教育界的杰出代表和第一批特级教师。她是华国公别墅创办人斯仰止的曾孙女，上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斯民读过五年书。斯霞老师还是1992年《斯民校友修建校舍基金倡议书》的发起人之一。她虽然已于2004年去世，但她在基础教育界享有的盛誉至今无人可及。为了弘扬斯霞老师的精神，2007年初，斯民小学决定发起建造斯霞老师塑像的募捐活动。此倡议得到上级领导和斯民校友的支持。在温州经商的族人斯国勋再次慨助8万元，独立承担斯霞老师塑像制作费用。

2007年9月，由中国教师报、浙江教育报刊总社主办的“斯霞教育思想研讨会暨斯霞塑像揭幕仪式”在斯民小学举行。原教育部长何东昌、全国人大常委及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教育部副部长王湛等发来贺词、贺信、贺电。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使斯民小学的名声进一步远扬，学校的历史文化价值进一步被外界认识。活动结束后，在上级主管部门支持下，学校将第一进教学楼二楼斯霞纪念室和书画展览室，并永久保存。2011年5月，时任诸暨市委书记的王继岗来校视察，拨款50万元建立新的斯民校史室。

斯宅村的斯氏后人们，总算没有辜负祖宗当年的心血，守住了斯民小学这盏“灯”。

今日斯民，路在何方

从1905年创办至今，斯民小学跟随着大时代的变迁，一路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如今的斯民有一到六年级6个班，10位教师，150名学生，其中约一半学生寄宿。校长斯剑光自2005年始，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0年。他也是80年代斯民小学毕业生，90年代初毕业于诸暨师范。他的家在城区。按他的情况，本可以调离斯民小学去上一级学校工作，但他却年复一年地留下来了。

斯校长告诉我，由于学校师资配备不足，做校长的他每周14节课，有语文课和书法课，平时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应付各项检查，很难有时间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谦和朴实的他说起这些颇为无奈。笔者在斯宅村的三天，斯校长不是上课就是去乡里开会，忙得马不停蹄。直至笔者临行前的上午，他布置让班上的学生写作文，才抽身与笔者在校长室匆匆聊了一会。

在交谈中，笔者发现，作为任职10年的斯民小学校长，他对学校的现状是有隐忧的。2011年，浙江省教育厅颁布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基准标准，目的是要加快建设标准化学校，实现师资、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在城乡中小学的均衡配置。像斯民小学这样的村小，都配备了计算机教室。但学校的“软件”问题始终存在，且相当突出，包括课程安排问题、师资问题和办学经费问题。

我问斯剑光校长，如果按你的设想，要把斯民小学办成一所有特色、有活力的乡村学校，需要哪些条件。斯校长思考良久，给我列了三条：

对于第一条，斯民小学已经开始做了，每天早自习的时间都会安排学生诵读《弟子规》《千字文》《论语》等古诗文。但斯校长觉得还应该落实到课时上，这样才能为孩子切实打好母语文化基础。第二条其实就是师资问题，这也是当下乡村学校普遍面临的“软件”问题。

近些年，斯民小学也像许多乡村学校一样，经常有志愿者到学校来支教，时间短则一学期，长则一年。其中有两位志愿者给斯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位擅长美术，除了担任美术课教学之外，课余还组织兴趣小组，带学生到村里写生，画那些古民居的门楣窗棂、雕梁画栋。孩子们非常喜欢，一时间，对美术课的热情几乎超过了语文算术。可一年过去，那位志愿者老师支教结束离开了，孩子们没了老师带领，画画的热情一落千丈，很快便不碰画笔了。还有一年，来了一位爱好音乐的支教女老师。这位老师天天带着孩子唱歌跳舞，排练节目，校园里从早到晚歌声飞扬，学生也变得快乐活泼。可同样好景不长，规定的支教时间一到，这位女老师也走了，校园里的歌声也跟着消失了。

这两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斯剑光校长，他想到，如果一个校长没有聘任教师的自主权，学校很难办好。他特别希望能吸引那些有教育情怀的，愿意在乡村学校长期工作的老师到斯民小学来，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这样就能慢慢改变学校的面貌。为此，他设想，如果每年有三万元的教科研基金，就可以自己聘任一两位有音体美或书法特长的教师，学校就会变得不一样。

笔者听了感觉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又有些酸楚：区区3、5万元的教科研经费，对于一些城市小学来说，或许只是一个零头；可对一所乡村小学而言，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概括起来，斯剑光校长提出的这三条：一是课程设置的自主权；二是招聘教师的自主权；三是学校办学经费的自主权。尤其是人事权和财权，这两条几乎是每个基层校长的痛。从表面上看，这两项权利可能滋生腐败，但不能因噎废食，把校长的手脚捆死，以致动弹不得。因为腐败是可以从制度上进行监督的。

并且，如果倒退到六十年前，斯民小学是拥有这些权利的。当时课程设置是由学校决定的，包括教材选用。学校教师由校长直接聘任，而校长是由学校董事会聘任，董事会则是由地方士绅组成的。学校办学经费则主要来自宗族祀产田、义塾田，加上部分寺产和山场等，并由董事会委托长于理财的族人经营生利。这些条件相互制约，构成一个链条，保证一所学校的良性运转。

诚然，历史不容倒退，但返本是为了开新。笔者设想，对于斯民小学这样一所浙江省百年历史名校，省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可以在政策上有所“优惠”，即能否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一样，比方将此类学校作为乡村教育实验校，在办学上给予一定的自主权。这样做，可以让有想法的、愿意服务于乡村的校长们放开手脚，利用学校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自己设计课程，开展有乡村特色的教学实验，延续学校的历史文化血脉，使这盏乡村的文化之“灯”重放光明，从而推进乡村文明的复苏。因为归根结底，中国的复兴离不开乡村文明的复兴，而乡村的复兴首先是乡村学校的复兴。

不过，笔者和斯剑光校长都清楚，在现行“一刀切”的教育体制下，这些设想或许过于“天真”。据笔者了解，在广袤的中国乡村，像斯民小学这样的百年村小不止一所。《中国青年报》曾于2006年刊载过一篇题为《守望百年村小》的报道。笔者读后惊讶地发现，这所坐落于湖南省兴化县的乡村小学与斯民小学十分相似，也有百年历史，且还有一个很美的校名——白云小学。白云小学前身为一座书院。校舍奠基于民国29年，历三年建成，占地六亩，与斯民小学面积相近。其建筑风格也与斯民小学相似：同样有二层的教学楼，有连接整个校园的回廊。校园中有花木葱茏，绿水环绕。但令人慨叹的是，学校的现况同样不佳。当地村民不忍其破败下去，曾跟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希望学校能恢复旧貌，但无结果。

还有笔者2010年初曾在《中国青年报》报道过的福建连城县培田村小。培田村享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村”之美誉。培田村小近年间得到了外界不少关注，但仍然被“软件”问题困扰着。这些小学是中国众多乡村小学的缩影。它们不但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活标本，也寄托着村庄的希望和未来。

如果把中国教育比成一棵参天大树，千千万万所乡村小学就像大树的千万条根须。它们深深扎入大地，并源源不绝地将养分输送到枝枝叶叶，以葆其发荣生长，屹立不倒。中国近现代诸多杰出人物都出自乡村，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陶行知、毛泽东、邓小平等。他们在乡村接受启蒙教育，又从乡村出发，走向现代中国的广阔舞台。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乡学”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没有“乡学”的中国历史将如何书写？

临行前那天上午，笔者在斯民小学的校园徜徉。孩子们正在教室中晨读，整齐清亮的书声飞出校园，打破了斯宅村宁静的早晨。深秋的朝阳透过校园中那棵百年梓树的枝桠，洒在树下的砂土地上。有两个男孩子正挥着扫帚在扫地，看样子是轮到今天做值日。他们红扑扑的脸上透出乡村孩子特有的健康淳朴。我走近去问其中一个：“你上几年级了？”“四年级。”“喜欢自己的学校吗？”“喜欢。”“为什么？”“不知道……”他低头腼腆地一笑，手中的扫帚似乎挥得更起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