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姆小说以外的文字，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毛姆总会在字里行间冷不丁扯上几句与稿费相关的话题——当然了，他老人家想要表达的意思嘛，大家想必都明白，那便是作家写作与金钱之间不仅不存在任何矛盾，而且一个靠写作赚不到钱的作家，根本就没有权利去批评一个能够经由写作赚到钱的作家。比如在谈到狄更斯时，毛姆就不止一次说狄更斯“22岁那年便每周可以通过写作赚到22.5英镑了”，讲到巴尔扎克时，更认为巴尔扎克用从出版商手里预支的稿费来满足自己奢靡消费的做法没什么可指摘的。

在1932年出版的《偏僻的角落》一书中，毛姆如此说到：“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的希望就被截去了一半。你得处心积虑，锱铢必较，绝不为赚得一个先令而付出高于一个先令的代价。我发现金钱就像第六感，没了它，你就无法最佳地发挥其他五感。”毛姆讲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谁叫他是英国同时代靠写作赚钱最多，且又是在普通读者中最出名的作家呢？但问题是，虽然毛姆赚得盆满钵满，名气亦大到如日中天，但有关他是一个严肃作家还是一个通俗作家的争论，却是从他写作伊始就没有中断过。以至于连毛姆都相信，自己骨子里很可能就是一个通俗作家，因而他对自己的评价便是：通俗作家，二流水准。

但异议并未由此减弱。异议的来源，还是与毛姆的作品持续且屡创新高的畅销有关。在毛姆最为叱咤风云的那些年头，他的确没有得到评论家的更多尊重，遑论推崇，而且越是有名的评论家往往越是躲着他，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许真的是出于嫉妒。要知道，在那样一个文学年代里，一位严肃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倘使能通过他手中的笔过上像样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也是不可原谅的。毛姆以其写作使自己变得相当富有，他能在美国东部和法国南部买下豪华别墅，他可以在伦敦巴黎日内瓦尼斯那种地方随时随地举办奢华聚会，他可以像唐宁街的内阁大臣抑或走红的电影明星那样动不动就上新闻版的头条，这对于彼时的英国文坛而言，无疑是有点儿“超现实主义”了。

但更多的原因或许并不是简单的嫉妒。多数评论家都有一种共识，那就是毛姆的作品里的确存在着某种难以忽视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毛姆的小说只不过在小说里解析了没有情感的情感，给文学界提供了没有新意的新意，对于我们周遭并不美好的林林总总，他既没有提出质疑，也似乎没有提出任何值得思考的问题。的确，在我看来，毛姆感觉上似乎更像是一位十八抑或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作家，他在叙事风格上更接近于福楼拜、莫泊桑或者他的同胞吉卜林。二十世纪上半叶，恰恰是世界文学走向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是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是里尔克、佩索阿、多斯·帕索斯，是福克纳、海明威、芥川龙之介的时期。与上述这一批作家诗人相比，毛姆作品里技巧性、创新性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几乎见不到，于是留给评论家去“诠释”“剖析”“解密”的东西，实在是乏善可陈。

没错，在毛姆的作品中，你很难找到战争、屠杀、极权等厚重的事物，他所描绘的更多的是一种庸常的生活。他笔下的主人公不用面对“生存，还是死亡”这样的抉择，他们要思考的和当下的人们实际上差不多，往往只是生活、工作、家庭和爱情，是谁和谁通奸了，是谁家的下水道堵了等等。奈保尔刚出道时，所获得的第一个奖项是“毛姆文学奖”。他也曾是毛姆的“粉丝”之一，但在创作后期，奈保尔也承认毛姆的作品不够宏伟，境界不够开阔，没有能站在民族和历史的高度；他笔下的人物虽然独树一帜，但缺少普世性，很难在人的心灵上打下烙印；在技巧和表现手法上，也不具有强烈的开创性。在这一点上，奈保尔与他的前辈弗吉尼亚·伍尔芙看法相似。伍尔芙差不多算是与毛姆同时代作家中“反毛姆”最激烈的，你从她的嘴里永远听不到一句有关毛姆的好话。好在伍尔芙多数时候是从文学的角度谈论毛姆，比较客观，虽然她也曾说过毛姆“有时候像个罪犯”。

至少从表面上，毛姆对来自同行的攻讦是不很在乎的，这与他天生阴沉而分裂的人格有一定关系。当那些骂他的作家和评论家正时刻准备着迎接毛姆回击的时候，毛姆脑子里实际上在想着别的，比如他的那些同性恋人。毛姆并没太把他在伦敦乃至英国的同行当回事儿。毫无疑问，毛姆是英俊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专横的，一般人很难接近他。多丽丝·莱辛当年刚从非洲的津巴布韦（那时候津巴布韦还叫罗德西亚）来到伦敦的时候年龄尚小，最主要的是她穷得厉害，因自己的某篇小说获得了“毛姆文学奖”，便第一时间拿这笔奖金付了拖欠已久的房租。为表示感谢，当然也是要搭讪既多金而著名又英俊而潇洒的毛姆，她便写了一封言辞恳切又略带几丝“粉丝”“暧昧”偶像的信，向毛姆致谢。毛姆果然给她回信了。毛姆说，首先，他与“毛姆文学奖”的整个评选无关；其次，他没有读过莱辛的小说，没有什么可对她说的。最后，他刻薄地说了一句：“你一定经常写这些讨生活的信感谢别人吧。”有人说这是因为毛姆没有见过莱辛——那时候的莱辛年轻靓丽，在文艺女青年中还是十分打眼且颇有“行情”的，可是不要忘了啊，毛姆对年轻女孩子实际上并不特别在意，他更在意的是年轻漂亮的小伙子。

毛姆之所以算不上伟大的作家可能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他笔下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或许并不是他真正崇尚抑或信仰的东西。以他的主要作品为例，《寻欢作乐》中有哈代的影子，《刀锋》的主人公实际上是维特根斯坦，《人性的枷锁》中的原型是画家洛特雷克，《月亮与六便士》写的是保罗·高更……这些人的身上都多多少少背负着人类的原罪与人性的枷锁。所以，当读者知道毛姆的个人现实生活以及他之所思所想，与他笔下的人物所暗含的思想谬以千里的时候，便会觉得他实际上是在利用他人的苦难来获取个人的创作资源，多多少少像个“骗子”。但我以为，如果毛姆是一个骗子的话，那么所有的小说家都是骗子。不过，毛姆确实是个很现实的人，或者说他是个通常被认为很聪明的人。事实上，毛姆在某些地方与我们国内的不少作家颇为相像，当然也可以说是这些作家与毛姆特别相像。

毛姆固然并不觉得自己“伟大”，但他也不认为自己如那些评论家所说的如此不堪。他说过：“我等待的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他能解释为什么我缺陷这么多，却这么多年来还拥有这么多的读者。”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作家在和人斗气。毛姆是聪明的，但聪明人都伤在不吃苦上面。毛姆经历过一战和二战，却无法让人感觉到他是一名历经战火洗礼的作家。他有对战争的反思，但并不多。毛姆的许多小说都很尖锐，但尖锐往往是对别人，人们很少感受到他是在解剖自己的灵魂，因而也就很难从他的小说里读到他自己在向读者掏心掏肺。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同行中，毛姆依靠写作，不仅率先获得了财富自由，而且还有数十部作品在欧美两个大陆被改编为电影和舞台剧。他是英国皇家文学会的会员，是牛津大学的名誉博士，还是英国女王授予的“皇家荣誉侍从”……他出入于名流的社交圈，在九十一岁高龄时去世。与他同时代的那批作家，有相当一部分终其一生也未能“脱贫奔小康”，不是一生穷困潦倒，就是其文也辉煌，其生也短暂，或者像卡夫卡、佩索阿那样，生前籍籍无名，亦或是像奥威尔那样，作品终于被广泛接受时，人却与世长辞。

一战时，毛姆想报名入伍，就给他的高尔夫球友温斯顿·丘吉尔写了一封信。丘吉尔不置可否。于是毛姆又因自己的法语出色，当上了一名前方救护车驾驶员（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去法国参加一战，是为了躲避因他而怀孕的有夫之妇西里尔）。但这次经历的副产品，却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在一次陪伴伤员的过程中，毛姆完全不能让一个陷入狂躁的伤员安静下来。这时候，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志愿者出现了，他只用几句话就把那个狂躁的伤员给逗乐了。这便是后来影响了毛姆后半生的杰拉德·哈克斯顿，一个二十二岁的美国人，长着一张比年轻时的毛姆还要英俊的脸。毛姆把叶芝的诗歌像情诗一般小心翼翼地誊写到一张带有颜色的格纸上送给杰拉德，杰拉德也成了毛姆之后长达三十年的同性恋人。虽然有了杰拉德，但毛姆在感情上并不专一。对于伦敦社交界魅力十足的同性恋者内皮尔·阿林顿，毛姆形容他是“美味的尤物”。伦敦社交界的另一位宠儿休·沃尔波尔也是有名的同性恋者，他告诉“毛姆的敌人”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他看来，毛姆没被“送进监狱”实在是他的运气太好了。但到了二战期间，毛姆显然变得更加稳重。他给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却一直拒绝领取任何报酬。这一点曾被作为英国国民爱国的事迹广为传颂。

毛姆一生不缺钱，也一生不缺同性恋人与异性恋人。他们围绕在毛姆身边，有的是因为金钱，有的则是因为崇拜。这样的人生对于普通人而言也许是赢家，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幸运的是，毛姆不用经受贫穷潦倒的折磨，还可以随时随地要他想要的，做他想做的。而不幸的是，他杜绝了痛苦和绝望，所以你很难想象毛姆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在八十多岁的时候离家出走，孤独地死在一座小站上；或者像佩索阿那样，一生独自在那间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老城的破旧公寓里意淫。

对于艺术家而言，“不疯魔不成活”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毛姆给人的感觉却是举重若轻，当然亦可认为他是“不疯魔亦成活”的典范。真正的文学大师的作品，必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阅读消遣和流于常识层面的感官读物，其所带来的，必然是一种近乎或完全是仪式感的阅读。在这样的仪式感中，我们才能进入到一种极度的深沉和反思中去，从而净化自身，并获得自我的升华和真实的对文学的认知。

毛姆曾经与人探讨过画家埃尔·格列那的同性恋倾向，并分析了同性恋艺术家的特点。毛姆认为，同性恋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对某些正常人重视的东西缺少深层的严肃，他们的态度表现为，从空洞的言辞尖刻到充满讽刺的幽默。他倔强地对大多数人认为微不足道的东西给予重视，同时对人类认为对精神福祉不可或缺的普通观点加以讽刺。“他的创造能量不足，但对讨人喜欢的粉饰有极好的天赋……”正是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毛姆。对一名作家，我们或许不能因为他没有宏大叙事的作品，笔下关注更多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人情世态，就理所当然地认定其作品不足论，也不能因为他在创作上缺少形式上的创新，没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支撑，便怀疑其作品的经典性。但毛姆算不算文学大师呢？我以为至少目前不算。毛姆的确算是世界文坛一个“不疯魔也成活”的典范，但有朝一日会不会算？我说不好，因为在对作家的价值评判与对文学的标准认定方面，当下已经如此混乱，谁又能说得清以后呢！

生前，毛姆曾认为自己“四分之三是正常的，四分之一是同性恋”。实际情况很可能应该倒过来。但谁也无法否认毛姆是成功的，而且相当成功。他至少诠释了另一种真理存在的可靠性，那便是，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抑或艺术家而言，不疯魔，也未必就不能成活。或许我们需要探讨的倒是对“疯魔”一词该如何理解，才更有必要。

严格来说，每一位小说家都是撒谎者，但并不是每一位小说家都像格雷厄姆·格林那样，撒谎差不多就是他的生活。按照最权威的格林传记《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的作者谢利的说法，除了写作，格林这一辈子只认真做过一种工作，那就是——特务，而特务的基本功之一就是撒谎。再有，格林一生都在背叛他的妻子，而背叛的代价之一，同样与撒谎密不可分——他往往需要为了弥补一个谎言更要派生出一连串的谎言。这还不算完。格林与多数沉溺于偷情的男人不同，他的情人在多数时间内都不止一个。于是乎，他需要在妻子以及不同的情人之间进行着谎言的转换乃至于谎言的翻新。很难说是不是缘于这一特质，格雷厄姆·格林早早地便开始创作起自己的“传记”来，并且不断嘱咐想要了解他的人去看他写的传记。然而，按照谢利的说法，那根本就是不靠谱的东西，不真实，是谎言。

许多人都觉得格林与毛姆很像，二人都曾被评论界争论他们到底属于通俗文学作家还是严肃文学作家，他们都很能通过写作去赚钱，都不好亲近，都滥情，就连长相都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只不过格林的家世比毛姆要好一些，格林显然也比他的前辈毛姆要更能赚钱一些。曾经有记者问格林，严肃作家是不是一定要做金钱的敌人？格林的回答斩钉截铁——“不是”！没错，格林赚钱比毛姆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作品虽然始终有争议，但总体上比毛姆的争议要小得多，人们更乐于将格林作为一位会讲故事的严肃作家看待。这从格林所获得的奖项多数都属于纯文学奖便可见一斑，比如耶路撒冷文学奖、莎士比亚文学奖等等。但格林同时还获得过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最高奖项——大师奖。

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林打破了严肃小说和类型小说的界限，以至于不仅读者，就连很多所谓的评论家也分不清格林的哪部作品是严肃小说，哪部作品是类型小说。但这些于格林而言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拥有着良好出身与家境的格林，一生除了因与女人的感情纠缠，而经常自寻烦恼外，几乎可以轻松得到许多在别人眼里很难得到的东西。即使是在二战最艰苦的那几年，格林的各方面境况也远远好于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甚至包括毛姆。与毛姆不同，格林对诺贝尔奖是垂涎的。这显然与诺奖丰厚的奖金关系不大，却与格林的虚荣心关系不小。毕竟，一个作家想要的、能要的，格林差不多都拥有了；要说还差什么，大约只剩下一个诺奖了。对于获得诺奖，格林曾经是踌躇满志的。格林的“粉丝团”中，包括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奈保尔、库切、巴尔加斯·略萨、威廉·戈尔丁等等，这些“铁粉”依次获得了诺奖，可他们的偶像格林呢，虽每年铁打不动地出现在诺奖的候选名单中，但就是无法获奖。

一生二十一次获得提名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格雷厄姆·格林而言，与其说是一种失败，不如说是上帝不想让这个有着标准英国绅士颜值的男人活得过于“圆满”。对此，《伦敦星期日时报》曾经有过比较靠谱的解释。当被问及为什么不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格林时，有三位诺奖评委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其中，阿图尔·朗科维斯说：“格林太受大众欢迎了，再说，他也不缺钱。”当然，还有更“狗血”的说法，那就是格林睡了斯德哥尔摩某位诺奖评委的女人。这话多数人只当笑谈，却并非空穴来风。格林在与《恋情的终结》中的女主人公原型凯瑟琳保持着婚外情的同时，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追寻其他女人的步伐。正是在获诺奖呼声最高的那几年里，他果断喜欢上了家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女演员阿妮塔·比约克。比约克同样是一个多情的有夫之妇，她丈夫的自杀据说就与她有多个情夫有关。格林曾多次去斯德哥尔摩探望比约克，并且与她高调牵手逛街。很难说这些举动没有刺激到比约克的某位情夫抑或仰慕者，而此人会不会就是诺奖的某位评委？这个我无从推断。但在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斯德哥尔摩，两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名人之间所产生的一点都不低调的恋情，想不刺激到某些人的敏感神经怕是也难，尤其是以保守著称的诺奖评委们。

如果格林这一生只有女人做他的陪衬，他的故事还不会像后来那么引人注目；终身特工的身份才是令许多人对他感兴趣的缘由。1941年底，正是二战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英国军情六处想招一名对西非熟悉的特工。格林曾到过西非多个英属殖民地，最主要的是格林的妹妹就在军情六处总部工作，于是他很顺利地被录取了。当然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格林事先声明，除“活动经费”外，他不从军情六处拿一分钱工资，以此来支持正在进行中的反法西斯战争。经过了一系列培训，格林拥有了一个代号，从此在军情六处的人眼里，他不再是格林，而是59200。59200被派到了塞拉利昂。

我最早看过的格林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故事就发生在塞拉利昂。主人公建筑师奎里悲观厌世到了极点，却又受困于灵魂的挣扎并渴望救赎。为结束之前放浪形骸的生活，奎里深入非洲去给麻风病医院工作。记得在书中，格林通过他人之口不止一次说奎里是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他真的治愈了自己吗？医生说是真的痊愈了，因为他学会了为别人服务，并且会笑了。但那些他曾经深深信仰过的东西，却再也不复存在。“奎里什么都被治愈了，只除了他过去的名声。”小说中的柯里医生在奎里死后这样说道。

说实话，这部小说没有让我对格林产生足够的兴趣。后来我才发现，这部小说其实在格林诸多作品中不算突出，而且与其他作品比较“隔”，难以与它们共成系列；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格林也并没有达到他创作的成熟期。真正令我对格林重新认识并产生兴趣，是在接触到《布莱顿硬糖》《哈瓦那特派员》《命运的内核》后，尤其是看过《恋情的终结》之后，让我感觉到，一个作家能够把男女间无法放到阳光下的情感，写到如此悱恻又揪心裂肺，简直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事实上，格林的情感生活比他的小说还要丰富不知道多少倍。从成年开始，格林的身边就从没有哪怕几个月的感情空窗期。他成年后的岁月几乎被各类女人所填满，有淑女，有浪女，更多的还是有夫之妇。即便如此，这家伙依旧对世界各地的红灯区了如指掌。

格林没有一贯的信仰，他反右派也难说是左派。他天生是特务，终生是特务，靠情报机关的“活动经费”跑遍了大半个世界，在干特务的同时还坚持每天写作五百字左右的文学作品。他善于说谎。已经证明的一个事实是，他的自传里充满了胡编乱造的谎言，而真实的格林一直缄口不言——他想通过自传告诉人们的，其实是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男人。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格林把自己的老婆和情人凯瑟琳留在伦敦，自己住到了法国的安提比斯市。那是他另一个情妇伊冯娜生活的地方，他俩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格林生命的终结。在这十年里，凯瑟琳的健康开始恶化：一次事故之后的手术做坏了，令凯瑟琳几乎变成了酒鬼。格林却写信告诉她关于伊冯娜的事。他说，他和伊冯娜有了一段“真正安静的爱情……平静得像是一对老夫老妻”，与他和凯瑟琳的爱情形成鲜明对比。格林认为他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是“令人饱受折磨的爱情——一段可以让你无比幸福，有时也让你无比悲惨的爱情……我总是记得，你从未令我厌倦——你令我陶醉、兴奋、焦虑、生气、受折磨，但从未令我厌倦。”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多情乃至滥情的男人写给自己最爱的女人的书信。向自己最爱的情妇诉说自己与另一个情妇的种种美好抑或不堪，格林差不多是著名作家里的唯一一个。

台湾资深出版人唐诺认为，与格林相比，其他作家写的偷情故事未免可笑。“格林极可能是二十世纪小说家中最会、也最专注于说故事的人。格林写男女偷情，几乎已届‘至小无内，至大无外’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境地。”我同意这种说法。虽然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笔下的东方偷情者，都有着各自的权宜算计、不羁决绝以及凄美特质，但仅就描写出轨男女之间微妙的感情互动方面，没有人能像格林这样得心应手。在格林的笔下，偷情的男女之间有狂热的爱，也有狂热的恨、狂热的嫉妒、狂热的猜疑、狂热的意念、狂热的毁灭欲。这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此类感情的作家仅靠想象难以创作成功的。在《恋情的终结》中，格林几乎让每一个拥有类似感情经历的男女都叹服——没错，爱的另一头不是更爱，而很可能是恨，是缘于嫉妒、猜疑与无法控制自身占有欲的恨。

与多数作家不同，格林算不上勤奋。他每天只会用自己的黑色钢笔在同样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上写作，而且每天只写五百字左右，一旦写够字数，他就会停笔，无论他的写作顺畅抑或艰涩。他会把更多的时间留出来用于娱乐消遣，或者与女人谈情说爱。可是格林又追求闲适，讨厌热闹。这种矛盾心态伴随了他一生。有一年圣诞节，为逃避伦敦的热闹，格林决定不带任何一个女人去南太平洋的斐济和塔希提岛旅行，可是，由于航班和天气的缘故，他却三次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结果反而连续经历了三个圣诞夜，这令他后来和朋友提起这件事时，总显得怒不可遏。

威廉·福克纳非常推崇《恋情的终结》。他说，它是“这个时代里最真实也最感人的长篇小说之一，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如此”。的确，《恋情的终结》里的主人公或许才是最真实的格林。英国几乎所有主流评论家都认为，《恋情的终结》里的“我”远比格林自己创作的个人传记更接近他本人。格林的“铁粉”、作家威廉·戈尔丁曾将格林评为“二十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但他同时也承认，格林是一个不够明朗的人；他没有用“撒谎”一词，而是用了“不够明朗”。

用二十八年时间追踪格林足迹，继而写出《格雷厄姆·格林：内心敌》的谢利，把这部书的第一章就命名为《谎言与破译》。为什么要破译？谢利说，这是因为“格林撒谎成瘾”。

格林未必会承认他是在撒谎。或许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只不过是在“背叛”。格林在接受“莎士比亚奖”时，做过一个主题为“不忠的美德”的演讲。他说：“不忠给小说家额外的理解维度。”格林一生都在背叛——背叛父亲和哥哥，背叛妻子，背叛天主教信仰，背叛严肃小说，背叛娱乐小说，背叛他所倾向的左翼阵营……有人曾说格林属于类似“性瘾者”那样的“爱瘾者”，他一生都在从不同的女人身上汲取爱，并且永不餍足。

格林在文学上并非一个“疯魔者”，他的写作更像是英国传统中的某种“绅士写作”，但在对感情的攫取上，他却形同一个“疯魔者”。格林曾在他的小说中写道：“唯一能真正持续的爱是能接受一切的，能接受一切失望，一切失败，一切背叛。甚至能接受这样一种悲哀的事实，最终，最深的欲望只是简单的相伴。”这与其说是格林的一段实话实说，不如说是他的一种无奈的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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