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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山月   图 | 百度

在旧社会

启明茶社给了相声一个“家”

无论是上台演出，切磋技艺

还是教授徒弟，艺人们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如果没有启明茶社十年的经营

现如今的中国相声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2016年12月30日晚，耄耋之年的常宝华先生与常贵田等常派相声传人，及李金斗、高洪胜等老艺术家齐聚西单商业博物馆。

他们选择西单，因为在八十年前，这里有相声的圣地——启明茶社。

启明茶社相声大会

1930年，厚德商场在西单开业，从此西单百货业开始兴起。伴随着商业发展的同时，西单也出现了游艺场所，吸引了老北京艺人来此谋生。其中就包括了日后常氏相声家族的大家长——常连安。

1937年的春天，常连安带着次子宝霖，到北京的“新罗天”演出。一天，有位老观众特别喜欢常连安的相声，对他说：“你们一家子都说相声，为什么不自己挑个班，弄个园子？”常连安说：“我们变戏法儿说相声的，哪有钱呀？”

相声大师常连安

这位观众说：“我能替你们找个地方，在西单商场里头。你们要是看着行，我就把它租下来，咱别赔钱，不过赚了是你们的，赔了是我的。”

常连安一听这话动了心。那会儿，侯宝林和他师傅“大面包”在西单商场北边撂地。常连安一看这个老观众给他找的这地方，撑死了能坐一百号人，开个园子太小。合计了一下，干脆改叫茶社吧。起什么名儿呢？常连安想了想北京没有这么个杂耍园子，咱们打头开始，就叫启明吧。

启明茶社开张以后，最初以曲艺为主，有魏喜奎、曹宝禄、郭荣山、韩承先的大鼓、双簧以及“二蘑菇”、“三蘑菇”的相声等在那儿撑台，但生意不行。

常连安跟那位老观众说，这么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您总赔钱，干脆都改相声吧，因为杂耍里就是相声受欢迎。于是从1938年起，启明茶社改成了相声大会，专门表演相声。

郭全宝与侯宝林（同辈份，皆为焦德海再传弟子）

“启明茶社”的创办打开了京津曲艺表演的新河，吸引了大量相声名家前来演出。

据说，10年左右的时间，有60多位相声演员在“启明”说过相声，轮流上场，最多的一天有20多位。其中，老一辈著名相声演员如张寿臣、刘德智、华子元、吉坪三、马桂元、郭荣启、于俊波、赵霭如、于堃江、侯一尘、张杰尧等都在“启明”说过相声。

著名艺人们轮番上阵，大展拳脚。良性竞争中产生了大量的名段。如张寿臣的《小神仙》、马桂元的《贼鬼夺刀》、常连安的《山东斗法》、刘桂田的《斩经堂》、郭荣启的《打牌论》、赵霭如的《拉洋片》等。观众单点这一段，要单给钱。

前排依次为：郭荣起 常连安 张寿臣 马三立

此四人是同辈份，被称为启明茶社四祖

茶社的规模也从200平米扩大到400平米，演出从下午一点延长到凌晨一点，每天演出都满座儿，赶上过节，观众爆棚，没座儿站着听。

就连京剧名家荀慧生、言菊朋也是启明的常客。

“启明”的相声大会，促进了北京相声艺术的发展，也培养了北京人的相声欣赏水平，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

侯宝林和郭全宝为弟子们讲解相声

除了已经成名的曲艺大家之外，启明茶社还是一所名副其实的相声学府。常家的孩子常宝堃4岁开始随父“撂地”卖艺，表演戏法的“说口”。因张家口盛产蘑菇，有“口外的蘑菇是一宝”的说法，于是人们亲昵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蘑菇”。

老天津人还记得这么一档子事。1930年春节，八岁的小蘑菇和父亲在广播电台里给听众说相声，结尾时他灵机一动来了个“现挂”(相声行话，根据现场情况即兴编词表演)：大叔大爷我给大家拜年了，在这拜年您也不用给压岁钱了，要给您就送到我家去，我家住在某某大街某某胡同。本来他是开个玩笑抖个小包袱，可那些爱听相声的老大爷老奶奶真有上门送压岁钱的。

常连安之子常宝堃，艺名小蘑菇，1951年在朝鲜牺牲

可见小蘑菇对“粉丝”的号召力之强，比这两年的小岳岳有过之而无不及。

18岁时，小蘑菇就组织了兄弟剧团，自当团长，火爆一时。日军侵占天津后，一边压榨中国人，一边搞假繁荣，物价飞涨反说物美价廉。小蘑菇和弟弟常宝霖编了个小段《牙粉袋》，说日本人来了以后，东西真比过去便宜了，以前10块钱买一袋面粉，现在只要8块钱了——就是袋儿小点，不是洋面袋，是牙粉袋儿！

“牙粉袋”很快流传一时，成了讽刺日本人的典故，小蘑菇为此被捕关了一阵子。后来日本人搞强化治安，强行收缴各户的钢铁。

侯宝林和弟子马季在启明茶社后台

侯宝林的师傅是朱阔泉、常连安和马三立

他在说传统相声“口吐莲花”时，又加了一段“现挂”：我拿你的脑袋当锣敲。乙说：“你的锣呢？常宝堃大叫：叫强化治安给拿走啦。为此他又被抓走关了起来。

试想在当时那种残酷环境下，敢这么变着法儿骂日本人的可真不多。

年纪轻轻的常宝堃就被民众尊为爱国艺人，合情合理。

事实上，启明茶社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喜闻乐见的相声节目，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相声人才。著名相声演员李文华、马季，在少年时期，也对“启明”有着特殊的情节，受到过“启明”相声大会的影响。

常连安主持下的启明茶社被称为“文明相声”圣地

在常连安的主持下，相声不仅蓬勃发展，启明茶社更成为“文明相声”的诞生地。

那时，常连安身兼业务主持、教师、演员三职，他对参加演出的同行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演完整节目，演出时尽量穿长衫；二，使活要“归路儿”（规范之意）；三，要净化语言，演出前要在后台认真准备。

常宝华回忆说，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启明茶社门口有3块牌子：“文明相声”、“相声大会”、“零打钱”。这三样在当时的曲艺界都属创新突破。

郝爱民与郭全宝，郝爱民是侯宝林的弟子

过去说相声都是露天演出，所谓“平地抠饼”、“撂地”和“划锅”。相声界有句老话“刮风减半，下雨全完”，来形容艺人的艰难。

而且过去为了吸引观众，艺人们无奈要说一些低级下流的荤段子。所谓“春口”。这种节目妇女和孩子不能听。“启明”提倡文明相声，不说这类节目。

初期，启明茶社与别的杂耍园子不同，进门不用买票，零打钱。又与一般撂地零打钱的场子不同。撂地场子打钱时见有人溜走便说“走的那位他家出事啦，他媳妇跟二和尚跑啦”，甚至咒念“他家着火啦”。

常宝堃与搭档赵佩茹合照

常宝堃是常连安之子，赵佩茹是焦少海弟子

焦少海是焦德海之子，常连安是焦德海弟子

启明茶社则不然，在打钱时见有人走则说：“家赀万贯，也有一时不便。没带零钱不要紧，来听我们相声就是捧场。”后来，启明越来越火爆，发展到卖牌，两块钱5个牌，一个牌听一段相声。

常连安在启明茶社主持业务的十年，也是常氏相声蓬勃兴起的十年，他在向子传艺、为子捧哏中，不断积累，丰富相声技艺，自身表演能力也不断提高。常连安先生作为旧社会走出来的艺人，以其丰富的阅历和知识和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曲艺工作中。

1951年成立了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常连安任团长，他除了统筹全团业务，还进一步钻研单口相声、太平歌词，并向弟子高元钧学唱山东快书，有时还主动担任报幕。

天津曲艺工作团成立纪念大会合照

常宝堃赴朝慰问演出牺牲后，他不愿涉猎对口相声，但根据工作需要还是抑制悲痛，为张寿臣、赵佩如捧过哏。

他在繁忙的演出中，仍抽暇排练民间戏法，准备了“仙人摘豆”、“九连环”、“罗圈当当”等节目，时常在市内和外地演出。1961年市文化局举办魔术会演，他的“手彩”、“罩子”和铺垫说白，引起了与会者莫大兴趣，对古彩戏法的传承有一定的贡献。

他还填补了单口相声创作的空白，整理出的一些“小八棍儿”（传统评书段子），如《谢学士》、《君臣斗》、《山东斗法》等，对单口相声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前排依次为：范振钰 常宝华 常宝霆 郝爱民

常宝华与常宝霆为常连安之子

范振钰与郝爱民为常连安再传弟子

常连安先生最终积劳成疾，在1966年与世长辞。

在艺人饱受屈辱的旧社会，相声艺人们在街头风餐露宿，是启明茶社给了相声一个“家”。无论是上台演出，切磋技艺，还是教授徒弟，艺人们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艺人地位提高的同时，相声艺术得以茁壮成长。

可以说，如果没有启明茶社十年的经营，现如今的中国相声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常贵田与搭档常宝华（叔叔）合照

常贵田为常宝堃之子，常宝堃与常宝华皆为常连安之子

启明茶社名副其实，是中国相声界的一颗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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