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张念：批评、偏见与傲慢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张念（拍摄时间：2005年）

哲学博士，作家、批评家。1998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为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现就职于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化研究，主要著述有《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性生活的民主化进程》《麦当娜的身体诗学》《不咬人的女权主义》《心理气候》《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女人的理想国》《持不同性见者》等。

批评、偏见与傲慢

张念

不知什么时候，批评家丧失了他（她）应有的傲慢，主动成为文字生产的终端环节。这些勤恳的推销员，是的，他们曾经是批评家——躲在文字丛林里喷射毒针的野蛮人，进化了，懂得如何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中，让自己舒服起来。他们生产利润（当然是必要的），在各种文字的嘉年华上抛头露面，他们对于社会浅层的需求来说，是如此的必要、正面和及时。

批评家的傲慢，裹挟着原始人的天真（感谢列维·斯特劳斯为我们提供的这一人性参数），是“自然态度”和“哲学经验”助长了这种傲慢，让真正的批评家看上去是如此的“穷凶极恶”“大逆不道”，激烈与反动是批评家一贯的趣味。而这样的趣味既是政治的，又是伦理的，任何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路线应该在此却步。批评家没有“敌人”，而如何让批评家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保持足够的尊严，那么他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平庸与怯懦。对方法论的傲慢，让批评家随时随地保持警惕。没有任何一统天下的超级理论可以让批评家一劳永逸地获取终身资格。解析方法不断重复，是批评家不能忍受的，这使得他们的学术面孔模糊不清，他们是学术建制的零余者和边缘人。他们甚至对批评家的头衔也不胜其烦，他们必须承受文化符号、命名、认证、系统、体制之于他们的亏欠。但这不可以缩减他们的热情，他们必须一直形而上地傲慢。

批评来自偏见，而偏见作为一种斜视世界的能力正在退化。批评家应该放弃积习、教养和风度，在文化的背面出拳。偏见作为固有的正面价值的悖论出现，这悖论像一道裂缝，预示坍塌或者提醒修补的必要，不仅在知识上，而且在精神上扩充我们的包容力和理解能力。斜视的目光源自另一种正直，依然是一派天真，对精华与垃圾都保持同等的兴趣。而精神的歪斜程度和批评家的正义凛然仿佛构成了某种暧昧关系。在批评家的营养谱系里，貌似正确的道德感，败坏了话语的胃口，对文本的构型有些力不从心。也就是说，更多的时候，批评家被抛在了现实的后面，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往往束手无策。最常规的做法就是，站在道德感的山坡上，说出一些听起来很正确的废话。

偏见作为一种能力，让真正的批评家蒙面前行，他们有着豹子般的速度，概念和陈词滥调在哪里沉没，批评家就在哪里出现。作为现实的目击者，他们是辩护人、被告和原告，仲裁者一直缺席，与权力合谋的同时即刻消解权力。

在“法的面前”，批评家是一出荒诞剧的观众、演员和导演。

自得、自慰、自信，是批评家的自然态度，但这是一些最悲观最虚无的快乐主义者，是热爱与厌弃并存的虚无之上的虚无主义者。是的，右派阵营的左派以及左派阵营的右派，正是批评家的似是而非，让思想的飞翔成为可能。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男权社会中急促的警笛

张 柠

从抵抗者到劫持者

张念站在这个被“男权逻辑”所劫持的世界的边缘，不停地吹响她急促的警笛，引来了大批围观者，好像一次“防暴预警演习”。这正是张念的意义所在。

在世俗生活里，张念经常表现出一种少见的“大无畏”精神。每每散了聚会，她总是独自一人在深夜乘“村巴”穿过市区，赶往她在远郊的居所，而且从来都不说害怕。一位青年女性深夜赶路，她为什么不害怕呢？无疑不是因为她像一般人所说的“胆子大”。只有那些担心失去的人才会害怕。比如无产阶级， 他们就从来都不害怕，因为无产阶级失去的只能是“锁链”，将要得到的却是“全世界”。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无所失”的人才能“有所得”，才能无所畏惧。

女人害怕强盗和野兽吗？是的，但男人也同样害怕。这是“人”的怕， 而不是“女人”的怕。那么，女人们究竟害怕失去什么呢？是贞操还是名声？在张念看米，这些都是“男权文化”制度编码出来的“符号体系”，目的在于将女性及其身体禁锢在一种虚拟的观念体系之中，在于将完整的女性变成“母性”“妻性”，并赋予她们一种与之相应的“女人性”——胆小、羞涩、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动辄晕倒，像林黛玉那样。《红楼梦》就是一个被男权文化所劫持的世界衍生出来的特例，是一个典型的“性别转基因”试验田。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薛宝钗，都是这块“性别转基因试验田”里结出的正果（具有“看上去像女性，骨子里是男性”的特征），林黛玉们是“性别转基因”失败后而生出的稗草，最终都要被“男权”的锄头清除掉。

所谓的“女人性”，实际上是一系列被“男权文化”塑造和改写了的“女性”形象要素，她是“男性”形象的陪衬，是“女性”在“男性逻辑”引导、培植之下想象的产物。因此，这种“女性”只能是时而安全（得到了男权的庇护， 同时她们必须要接受和维护男性给予她们的道德礼物），时而危险（一旦失去男权庇护，那份道德礼物就可能要丢失）。千百年来，中国女性就是过着这样一种风雨飘摇的日子。危险究竟来自哪儿？来自男权社会的“男人性”——冷漠、坚硬、占有、掠夺、残暴。

要摆脱这种“安全—危险”二元结构的纠缠，首先要将“男性社会”强行送给女性的礼物——“女人性”，也就是他们认为女人之为女人的特点，或者说那些男权文化的符号体系——抛弃。这种抛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脑子清洗的过程，一个观念革命的过程，一个真正的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在张念那里，这个过程无疑不是一蹴而就的，否则她就不会经常偷偷阅读《女子防暴手册》。真正的大无畏是用不着《女子防暴手册》的，她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位劫持者，或改写者，当然不是以暴易暴的方式，而是以她们特有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世界。那是一个女人的天堂，一个柔美的世界；又是一个让男性毛骨悚然的世界，也是一个被文人妖魔化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男人成了患得患失的人，成了害怕的人，成了羞涩的、双额潮红的、动辄晕倒的人。而那里的女性一个个都是勇敢的“劫持者”和“改写者”。她们劫持了那个靠权力和仕途（科举）支撑的男权世界，并且改写了“男权世界”的强盗逻辑及其运行程序。《聊斋志异》中女性“劫持者”的姿态， 既不是男权社会的强暴和无聊，也不是它的变态形式（所谓的“以柔克刚”， 潘金莲的性格就是男权社会的变态镜像物，她是另一个“西门庆”），而是一种与男权社会截然相反的情形，充满了健康的诱惑和欲望。正因为如此，它才被男性社会视为一个阴森的魑魅魍魉世界。可见，蒲松龄这个被男权世界抛弃的可怜人，尽管发现了另一个全新的天地，但骨子里还残留了许多男权社会的鬼气。

张念还没有成为一位男权世界的“劫持者”，没有成为婴宁和青凤们，而是在积极地介入对“男权社会”的“话语抵抗运动”，有点接近金钏儿的精神。

抵御男权社会的强权，需要大量婴宁和青凤这样一些奇异的“劫持者”和“程序改写者”，她们构成了一个整体世界或话语体系，才能拯救那些刚烈的金钏儿们。与“抵抗”相比，“劫持”需要更大的能量，乃至集体的能量。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张念仿佛一位观念上的“防暴警察”，冷静而又激愤地吹响她的“警笛”。

书写方式和“逻各斯中心” 

几年前，张念曾经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随笔集《不咬人的女权主义》， 一本是小说集《心理气候》。这两本书我都翻阅过，尽管其中不乏才情，也具备了良好的感受力和思辨能力，在同龄的女性写作者中已经初露锋芒，但我还是准备忽略它。

《不咬人的女权主义》中那种随笔的写法非常危险，很有可能会堕落成“小女人散文”：一点感悟、一点聪明、一点思辨、一点反骨、一点自虐，还有一点庆幸，将男性窥视者抚摸得激动不已。这种与商业社会的“男权逻辑”高度合拍的“小女人散文”，是当代中国“男权社会”逼迫出来的怪物，一度在上海和广州等商业城市大行其道。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表现形态更多样化一些：当官、当老板、当名人都行，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要落实到货币这种硬家伙上面。当诱惑无处不在、力量强大的时候，当一种抵御式的书写行将失败的时候， 漂浮其中的写作者的气象和格局，就会越来越小，最终便沦落为“小女人散文” （上海的苏青就是她们的老祖宗）。

我亲眼看见过一些女性写作者惨败，并被市场和权力成功收编的过程。好在张念及时纠正了自己的写作姿态，毅然地抛弃了那种“小女人散文”的思维和书写方式，这得益于她趣味的纯正、阅读和思考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她写作的抱负。

大约在2000 年之后，张念的写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写还是不写？为什么写？如何写？她一度试图要成为一位纯粹的叙事者、虚构者，发表过的作品收集在小说集《心理气候》中。按照那种写法写下去，她也会成为著名青年小说家， 忙着朝拜“名编”，还有被收编的可能性。相反，张念一直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她留恋自己曾经操持过的虚构文体，就像留恋“蕾丝花边”一样。她的这种犹豫， 与其说是写作的困惑，不如说是文体的困惑。

作为一种“虚构叙事文体”的小说，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文体，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男权的文体”。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史诗”（黑格尔），就是试图用市民社会个人琐碎的日常生活经验，替代传统英雄主义的神奇性，由此建构一种新的整体性（卢卡奇）。近代启蒙主义者认为，日常经验的整体结构取代神圣的信仰结构，是一种“人文主义式的”进步。这种文体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将传统腐朽的“逻各斯中心”结构，改造为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中心结构。这种新的结构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社会实践层面”，它是资本家施展才能的场所，它控制着资本的走向（左派理论家的兴奋点）。第二是“话语层面”和“经验层面”，它不但催生了现代认识论的产生，也催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小说的产生。它的主要控制对象或读者群体，就是女性（参见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就像今天的电视肥皂剧一样，塑造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女性。

普鲁斯特是“小说文体”的叛逆者。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尽管是写了巴黎圣日尔曼区一群资产阶级的生活，但他的文体却是反资产阶级文体的，也就是反传统小说文体的。他试图用感官经验或者身体经验，抵御巴尔扎克们所要再现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经验。普鲁斯特小说的文体，本质上是一种“女性文本”。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的文体谱系中，普鲁斯特就好比大观园中的林妹妹一样。换句话说，普鲁斯特试图改写资产阶级文体体系的逻辑，却最终被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所吞没。

这就是伟大的文体的寂寞和悲哀。经受这种遭遇的代表文体，还不是小说， 而是诗歌。诗歌是一个时代的最高智慧，但是，在“文体社会学”的意义上， 它被根深蒂固的“男权逻辑”所劫持，诗歌正在惨遭资产阶级社会“logos”的阉割和肢解。因此，关键不在于用一种感官经验的整体性（回忆的整体性）， 去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男权话语”的整体性，关键在于，首先要让所谓的“经验” 破碎、毁坏。这就是一种具有真正“解构性”的写作。它不仅仅具有文体学的意义， 更有社会学的意义。

张念放弃传统小说文体书写的意图，似乎是要回到女性主义书写的社会学层面。她似乎从巴塔耶、鲍德里亚、拉康、齐泽克等人那里找到了动力。她推崇罗兰·巴特、杜拉斯、桑塔格式的写作文体。她将叙述的激情融进了理性思辨的框架，仿佛要用柔性改写刚性。她将小说的技巧带进了她的批评写作之中。她书写的姿态变得轻盈而又沉重。她给了优雅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阅读趣味致命一击。

这些书写的成果，汇集在她刚刚编辑完的批评文集《持不同性见者》之中。这是她近五年来书写的结晶。特别是第一辑《性别视角中的身体》，全面阐释了她的“女性观”和“书写观”，可以视为当今中国新一代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作之一。

文化清算和“女性主义” 

对传统文化顽疾的清算，是中国社会自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期以来的未竟的使命。但在文化批判中，女性主义视角的缺乏和力量的淡薄，是一个严峻的事实。男性主义批判视角的基本思路是——现在不好，过去和将来好；或者说这里不好，那里好。这里面体现了一种男性逻辑所特有的“时间焦虑症”， 以及相应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空间压迫感。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支配下，我们见到的只有权力之间的撕咬，只有各种形式的战争——政治的、军事的、贸易的、话语的。女性视角中体验的瞬间性，以及她们超地理学和物理学意义的“时空经验”，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对文化顽疾进行整体清算的“新工具”。

张念近年来所写的大量文化批评文章，正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文化顽疾进行清算的努力。她的文化批评涉及了诸多大众传播中的热门事件， 几乎囊括了大众文化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包。但她的批评视角却是女性的，独特的。看看她是如何分析东方女性的两件宝贝——面纱和旗袍的： 

面纱是如何编织的呢？一边是过度的想象和阐释，一边是默默无言的含羞遮掩，一边是话语聒噪的骄傲自大，一边是无力表达的隐忍玄虚。在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中，薄薄面纱垂挂的是一种默契，是魔术师手里的布， 欲望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蛛网是用来捕捉的，面纱背后的女人深谙其道。她的掩饰和躲藏，在撩拨着喷火的猎枪，尽管看上去那样的无辜，极乐世界就构筑在沉默的深奥之中。像密林中受惊的小鹿，这围追堵截的游戏， 隐含了深刻的误会。东方被抽象成神秘的异度空间，那里隐臧着深不见底的女性欲望。带着西方式的探险冲动，女人作为男权文化中的欲望符号， 被再度出让，在另一个符号等级中，在西方的强劲出击和东方的惶恐退让中，女人被重新编码，异国情调云遮雾拦，遥远和神奇就这样摆在了文化化石的陈列柜里，那就是西方男人梦寐以求的东方宝贝。

除了面纱，东方宝贝的另一个杀手锏就是旗袍。面纱和旗袍，一个遮掩，一个收裹，它们不动声色地表明了有关东方情欲的焦虑症，这就是沉默的力量，一直是面纱和旗袍的意志，在主导着这场情欲游戏。

旗袍的语汇是内敛和沉着，它的线条走向收放自如，在开与闭之间， 在袒露的可能和不可能之间，露出斜斜的缝隙，绲边的盘扣守护着这些缝隙，像造型怪异的士兵，随时等待着冲锋陷阵的号令。旗袍依然随身赋形， 含蓄中有怒放的味道。只能远远地看着，无奈和等待，欲望被裁剪得恰到好处，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在诡秘的暗示中，又让人束手无策。有微弱的光，从缝隙里飘来，照亮了焦灼的欲望，正如东方，在神秘未知中， 昭然若揭。

如果说面纱是近东宝贝的障眼法，那么旗袍则是远东宝贝的魔法石。现在，无数的东方宝贝，盛产于上海，她们穿着旗袍，跳着狐步舞，演绎斑斓多姿的情欲故事。这些陈列柜里的东方宝贝，采取了主动迎击的姿态， 让隐与显、东方与西方更具思辨的意味。

从变成物质，到变成欲望，再到变成欲望的符号，魔法石的魔力在逐步减弱。当长袖善舞的丝路花雨，还在西方的惊诧眼光里，余音袅袅的时候，东方宝贝们已经站在了西方搭设的欲望舞台上，不必在客厅梦游，或者跋山涉水，缓解焦虑的天使，已经翩然降临。红旗袍和红肚兜，让我们熟悉的两位女影星获得了国际知名度。东方从此不再遥远，在国际文化的地形图上，旗袍像一枚醒目的地标，插在了各种盛大仪式之上。符号自身认可了被符号化的命运，沉浸在自我展示的喜悦中。旗袍的意志被削弱， 它迷失在低胸晚礼服的波浪之中，它自身的意义在没有生成之前，就被西方的目光吸纳和消解了…… （张念《东方宝贝》） 

这是一种符号学分析，还是一种女性的感悟，或者说是一种文化顽疾的清算？这些都可以说是同一说法的不同层面。符号学分析就是一种敏感的发现和“编码—解码”过程。文化批评也就是一种重新“编码—解码”的实践。它要求超越性别的区分，将一种对存在发现能力和一种对新的逻辑编织能力合而为一。它就是一种“阿玛尼”和“阿尼姆斯”（荣格）的合一，是东方哲学中的“阴阳合一”；或者说是一种情感书写和理性分析的合一，一种新的感受力和批判力的合一。从根本上看，写作就是一种反“男根中心”的书写实践。这是张念在她的批评写作中努力追求的目标。

对张念的写作来说，2005 年是标志性的一年。她总结了五年来文化批评实践的成果，编撰了一本自己比较满意的批评文集《持不同性见者》。她还即将结束自己那种“忙里偷闲”式的“业余写作”，要到大学去从事专业研究和批评生涯。与此同时，她也将面临新的困难，那就是对来自腐朽的学术体制强大吞噬力的抵御，以继续保持她书写和批判的力量。但我愿意相信，张念的写作将会有更远大的前景，她的“警笛”也会吹出越来越动听的曲调。

（张柠，时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