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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崔向东:一个红小兵眼中的“革命”

崔向东 新三届 2022-03-21

原题

一个红小兵眼中的“革命”





作者:崔向东



一.停课了
  
1966年,我九岁,是郑州市经三路小学的四年级学生。这个学校是河南省会迁郑后,在行政区新建的。所谓的行政区,就是省直机关集中办公所在地。记得当我在一年级下学期转入这里时,还没有有五、六年级。新学年开始,唯一给我带来新鲜感的是大字课,就要学习写毛笔字了。可是没有新鲜和兴奋几天,文革的狂潮就从北京刮到了郑州。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的大学报多了起来,有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也有点名批这个那个老师的。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热,许多同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革命色彩浓重的名称,我也是在这个时候赶了一回时髦,把名字改成了“向东”,一直沿用至今。

但当时新名字的启用,还经历了一场“革命”,缘起我那个时候不知怎么想的,给我们的班主任何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刚贴出去,何老师就走进了教室,估计是由于内容太浅太简单,老师看完之后并没有发表什么看法,只是指着最后的名字问:这个向东是谁?班上的同学那时也多不知道我改的这个名字,一时也面面相觑,没人回答。

我赶紧站了起来,说是我。老师一看,不由得笑了起来,班里的同学也都跟着笑了起来。现在想一想,九岁,什么都还不懂呢,居然一本正经地写大字报批评老师,也许连老师都把这个当成笑话看吧?事情过后,写的大字报并没有多少反响,但是我的新名字却借此传了出去,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吧。
  
随着社会上批斗走资派的运动越来越白热化,记得我们学校也开过一次批斗大会,被批斗的多是学校的领导,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好象是叫李秀彥,一位女老师,四五十岁,个子不高,胖胖的。其实,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作为小学生,成年人眼中的“小屁孩儿”,也许根本不会接触到这位李老师,倒是在这样的场合,才使得我们有了旁观的机会。

批斗会开始还算有秩序,老师们上台念念发言稿,喊喊口号,可是开着开着,不知是谁一激动在台上对李老师动了手,场面一下子就失控了,不光是老师动手打,连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也学着老师的模样动起了手。我只记得李老师额头上出了血,就挣脱了抓她的人,踉踉跄跄地跑下台,出了校门往右一拐,沿着经三路一路向北跑去,后面跟着不少追着打的人和看热闹的人。

当时我懵懵懂懂的,也搞不清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打人?从那以后,也没有再和这位李老师有过接触,后来不知道她怎么样了。能够时常回忆起来的,只有她那摇晃着的矮胖的身影。
  
当然,社会上的“革命”更狂热,也更粗暴。我家当时住的地方在行政区小有名气,由八座楼围成一个大院子,是那种前苏联式的建筑,外面很普通,青砖红瓦,三层高,但里面有宽畅的楼梯和房间,还是木地板,在那时已是很好的条件。河南省的公检法都在这几座楼里办公,省民政厅也占据有一栋楼。这里被称为“东八座”,相应的,还有一个西八座,在离这里不太远的地方。

一个下午,我听到后面院子里锣鼓声和口号声热闹非常,就从我们住的二楼靠院子的窗户往下看,只见是押着省公安厅的领导人游街,前面一排是“走资派”,都被戴上了高高的纸帽子,其中一个是我的同学的父亲,省劳改局的领导。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应该是机关里的干部职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喊着口号,“打倒×××!”在“走资派”前面还有一群跟我大小差不多的学生,他们不光是跟着大人们喊,还笑着打闹着,有的竟然蹦起来向那些戴着高帽的人脸上吐吐沫,做羞辱他们的动作。

那段时间,不仅是批斗游街,还能不断听到更坏的消息,有的就来自我的身边。省民政厅的厅长,姓施,住在我们附近,在一片树林里上吊自杀,我想象不出是什么状况,只能从标语上看,那个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有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受不了批斗之苦想躲出去,结果被发现,于是当场服毒自杀,幸亏被人采取有效措施救了下来。后来,到了1970年代,我成为下乡知青到汝南插队,还去看望过当时在驻马店地区任职的他,很和蔼一个人,待人很好。
  
那时,我和一个楼上的小伙伴闲着无正事可做,就在一起常常交流这些来自不同源头的消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已经不上课了。正式的名称,叫“停课闹革命”。
 
二. “革命”去
  
停课,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至少起初是令人兴奋的,那意味着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由自己支配。除了调皮玩耍,我们感兴趣的当然还有“革命”。
  
我的“革命”,其实最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那时,文革刚兴起,记得提出的口号有“破四旧,立四新”,“反帝反修”等等,落实到我最直接的战果就是家里那几条金鱼遭了殃,它们在一个夜晚被倒进了楼下的阴井里。我还跟着母亲到开封去参观“破四旧”展览,那里展出的应该是抄家的成果吧?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展览,而是开封的花生糕和卤兔肉,那个香甜一直陪着我度过了少年时代。

停课后,看大字报几乎成了我的必修课。那时郑州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郑大(现在的郑州大学老校区)和河医(现在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我和大哥时不时地跑到这两个地方来,大哥比我大两岁,在上六年级,其实那时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得懂“成人的世界”,我觉得更多的是看热闹。

大字报最吸引我的,是它的标题和其中的人名:标题都很震撼,只是几乎千篇一律,不外乎“打倒”,“砸烂”,“踏上一只脚”等等;人名则是回去后和小伙伴们交流时骄傲的资本。论内容,我最喜欢看的是两派之间互相攻击的文章,双方都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道义上的制高,而且往往争着辩着就互相骂了起来,像极了我们小孩子平时的吵架。

后来,随着外地来郑州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住的楼下也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一个大房间,全是地铺,人住得满满的。其中有一个人民大学来的学生,姓李,名字忘了,和大哥关系挺好,他们在郑州印传单搞串联,我们就帮着散发,那些传单都是先刻钢版,用花红柳绿的各色纸张油印出来,不光有一股油墨的香味儿,还煞是好看,我收集了不少当作宝贝,一直保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可惜在几次搬家过程中竟不知所终。

更令人兴奋的是参加群众大会,一大早起来我就坐在他们那辆偏三轮后面的备胎上,顺着宽畅的金水大道、人民路一直开进市体育场,那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我似乎也觉得有些趾高气扬起来。
  
那时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中学才有,小学里的少先队后来改称红小兵,以示是红卫兵的后备组织。大哥和他的一些要好的同学,也不甘落后,不但成立了一个什么战斗队,还组织起来参加大串联,要从郑州徒步到北京去,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开始我也闹着要去,但家里没有人同意,只好作罢。

大哥他们一行七八个人打着一面红旗上路了,不过队伍减员得厉害,大约两三天时间,走到开封东坝头过黄河时,就只剩下了大哥和另一位姜姓的同学。他们两个人,走走停停,还在安阳钢铁厂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运动,最后真的走到了北京。直到1967年春节,父亲去北京出差碰到了大哥,把他带了回来。记得大哥走进家时,背上还背着一支木把铁管的假枪,让我羡慕了很长时间。
  
进入1967年,社会上气氛越来越紧张。先是在一个夜晚,东八座院子的东南角6号楼,省检察院的办公楼旁,突然人声喧哗,原来是郑州七中的一群红卫兵跑到这儿来,一定要把检察院的一辆轿车“借”走。当然“借”的过程不很顺利,附近的居民也纷纷跑来看热闹。我混迹在人群中,心中挺纳闷的,这红卫兵怎么就偏偏到这儿来“借车”呢?

后来在那些红卫兵当中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原来都是和我们在一栋楼上住的,才想明白这件事情。后来,其中一位带着枪回来,开家门时不慎碰到扳机,把自己的腿打坏了,此是后话。但那天晚上终究还是红卫兵取得了胜利,开走了那辆轿车。

再就是春节后看到父亲带回来的一份青海的报纸,上面印满了人头照片,标题好像是“××××死难烈士永垂不朽”,记得至少应该有百八十人吧。后来知道那是青海“二·二三事件”中部分死难者的遗照,让我感到莫名的害怕。郑州也越来越多地可以看到戴着钢盔拿着棍棒的人,有时是拉着警笛的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人在大街上呼啸而过。那时的口号印象最深的是“文攻武卫”,后来还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口号是河南发明的。

油画:红卫兵小将


郑州比较有名的是“5.30”国棉六厂事件,当时称“五卅惨案”,我们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广播中介绍知道的,据说是当时河南三大组织之一的“河造总”围攻“二七公社”,动用了吊车撞击大楼,还有不少人员死伤。几天后,我和大哥还徒步从郑州市东头到位于西郊的国棉六厂去看了现场,虽然已经人去楼空,但武斗的残余痕迹,依然可以让人感受到当时的激烈和动人心魄。

我们还参观了不知哪派组织在省地质学校办公楼地下室举办的展览,那个地下室据说是某派组织的地下据点,其中有块审讯人用的满是钉子和血迹的木板令人不寒而栗,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
  
到了夏天,有一个夜晚,不知怎么的听到消息有组织要血洗“红色公安”(省公安厅一派组织的名称),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连夜离家出走,跑到东郊的农村,有人接应着把我们带到一块庄稼地里,像极了文学作品中关于革命的描写,我们一家就在那儿呆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小心翼翼地回到家里,竟是虚惊一场。
  
我看的最后一场武斗是那年的夏天,中央文革宣布支持“二七公社”之后,我们听说“二七公社”在“拔据点”,就跑到位于杜岭街上的郑州四中,本以为会看到一场压倒优势的速决战,因为前几天刚在河南饭店的十字街口,看着全副武装的人们站在卡车上庆祝胜利,还时不时地举起枪向天上鸣枪,吓得我捂着耳朵闭上眼睛,生怕有子弹掉下来砸到头上,结果看到的竟是一幅冷兵器时代攻城拔寨的战斗场面。

进攻一方从两座楼当中的天桥上推进,对面楼上砸下来砖瓦石块之类,令进攻方竟手足无措。后来,进攻方推来了几块木板拼成的大大的“盾牌”,人们都戴着钢盔或柳条帽猫在那“盾牌”后面,一点一点向前挪,但还是攻不进去。一会儿,喇叭声大作,来了几车援兵,到底是人多势众,没过多长时间就把那座楼攻了下来,我看着胜利者举着大刀和长矛,把一长串俘虏从楼里押出来,赶到汽车上,不知拉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失败者。

又过了几天,我们去郑州冷冻厂的冷库,看到了据说是国棉六厂“五卅惨案”中牺牲的五个人的尸体,大热天的,我们穿着棉衣进了冷库,居然冻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当然,其中也有看到尸体惨状受到惊吓的成分在内吧!
  
过了没多久,我们接到通知,要回学校上课。同样的,正式的名称叫“复课闹革命”。

20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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