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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陈好梅：动荡年代，北京怎么就容不下我们了？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动荡年代
1965年我升上了小学六年级，虽然还是整天只顾着玩儿，却也能感受到一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那时文化部开始“整风”，父亲主抓的几部电影如《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都被批判为大力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报纸上和广播里经常刊登或播出相关的批判文章。我平时不看报纸，但听得出来，广播里时时传出的声音里，虽然还是一口一个的“陈荒煤同志”，语气却极为凌厉。
那时我大姐在上大学，二姐刚上中学。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一向是没心没肺的。后来还是从我二姐那里听到些只言片语：“咱爸犯错误了，以后不能搞电影了！”再后来她又神秘地告诉我：“咱家要搬到重庆去了！”
果然，不久后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院子里坐下，郑重地说要跟我们“谈谈”。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长篇大套地谈话，好像是要把近来的事向我们做个交待。我什么都没听明白，只知道我们要搬到神秘的南方去了，心里颇有些期待——原以为这辈子都在北京呢，这下生活终于要有变化了——我看的几本有限的儿童小说都告诉我，只有充满变化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父亲离开北京时，大院儿里的不少大人都去火车站送行。田方伯伯和崔嵬伯伯是令人瞩目的电影明星，在站台上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们就笑眯眯地掏出墨镜戴上。火车开动时，崔嵬伯伯眼眶里闪着泪花问父亲：“何日君再来？”我二姐眼圈也红了，她毕竟大我一岁多，可能心里比我更清楚一些。
因为二姐的红眼圈，送走父亲后崔嵬伯伯和海默叔叔带我们去东安市场吃东西，在那儿我们第一次吃到放在汽水里的冰激凌。海默叔叔是北影厂的编剧，也是我们的大院邻居，他对二姐为什么哭，我为什么不哭很感兴趣，老想探讨其原因，估计是他的作家天性使然。可惜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所以他只好认定：我二姐比较重感情，我比较“麻木不仁”（这也是我妈对我的第一个评价）。
父亲到重庆后常常来信，我现在只记得信中一些令我感兴趣的内容，比如那里是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那里的房子都是依山而建，那里的树木冬天也是绿的……他还把重庆的小学和初中课本寄来让我和二姐预习，并且告诉我们，他还买了一个乒乓球台。想到终于可以脱离在门板上打乒乓球的现状，而且还不用排队等候，我对去重庆就更加有些期待了。同时，对于父亲这次的远行，我也更加没有什么难过的感觉了——他本来也是早出晚归常常出差的。
可是母亲不想那么快就搬家。她那时在电影学院表演系教书，已是轻车熟路。去了重庆，唯一的专业对口单位只能是话剧团，说是让她当导演。她不愿意，说：“我没当过导演！”但是没办法，她那时不断接到“组织上”的劝告电话。记得她有一次半开玩笑半伤心地回答：北京怎么就容不下我们了？
我二姐也不想走。她那时刚刚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师大女附中，很想留下来，说她可以像我大姐一样平时住校，星期天去大姨家过，但是母亲坚持要带她一起去重庆。
接着搬家的事情就提上了日程。那时我们照常上学，母亲则请了亲戚来帮忙。现在想来这项工作相当浩大，但我因为完全未参与而印象全无。
另外，我也不知道保姆卢阿姨是如何下决心跟我们去的，她的儿女们对此是何种态度。我只记得阿姨的大嗓门不断地在电话中跟人嚷嚷着：“好几千里呢，坐好几天火车呢！”只记得那段时间我家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前来告别；只记得临行前一天我的几个小学同学来我家痛哭一场；只记得离开大院儿时几个邻居的女孩儿站在家门口边哭边看着我们；只记得火车开动时母亲那几个常来我家吃饭的学生看着火车掉眼泪，而从小呵护我们的表哥一动不动地站在月台上发呆；只记得在火车上，阿姨时不时地就红了眼圈说：“这不是越走越远了吗？”
这样的场景每出现一次，我心里对那未知的新生活的热望就减低一分。
亏了这种热望的不断减低，当我看到重庆的浓雾天气，闻到空气中刺鼻的煤烟味儿，看到满地稀泥夹杂着黄痰的马路时，才没有感到极度的失望。
重庆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糟糕。那时已是十月下旬，天空老是灰蒙蒙的，很暗；地上永远湿漉漉的，很脏。空气中除了煤烟味儿，还充斥着我们闻不惯的四川的“饭味儿”。在北京虽然风大土大，但毕竟早已习惯了，而重庆这样的马路却令我这个从来不怕脏的人望而生畏，以至于很长时间都不敢在街上吃东西。
接下来的转学经历给我的感觉也很不好。
我在北京上的是西师二附小，它的设施很一般：操场是土地，教室是平房，而且小得转不开身。但我们永远把它打扫得窗明几净，刷得雪白的围墙也被我们小心翼翼地照护着，更不会往地上吐痰。重庆人民小学号称市内最好的小学之一，拥有一个令全校师生自豪的“风雨操场”以及宽大的教学楼，教室也十分宽敞。但围墙上有很多黑脚印，地板上布满了学生们擤的鼻涕、吐的浓痰。最令人作呕的是吐完了他们还用鞋跟擦来擦去！
我在北京的班里算是个子矮的，坐第二排；到了重庆我成了全班最高的人之一，坐在最后。所以这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对这个学校的直观印象简直坏透了。
另外，教学上的差距也不是一星半点。去重庆前，我妈一直吓唬我们说四川的学生如何聪明勤奋。可是第一天上课我就发现，学生们的水平真够差劲的。
现在俺学会了反思，终于明白，我和同学们的差异很大部分是年龄造成的——我在北京是班上最小的，一直有些以小卖小，也确实比年龄大点儿的同学糊涂些，但毕竟已经读完了五年级，而人民小学则是五年制小学，同学们才刚刚读完四年级！不过当时我想不到这些，只是一味地生气和不屑。
不过无论如何，人民小学的教学水平还是无法恭维的。
北京西师二附小的图画和音乐教学都是非常出色的。本来我还以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到了重庆才大吃一惊地发现，除了主科的教学水平远远赶不上我的母校，副科教学更是惨不忍睹——图画课就光画画儿，音乐课就光唱歌！而且秩序一塌糊涂：愿画者随便瞎画，不愿画拉倒；愿唱者直着嗓门吼叫，不愿唱拉倒！
除了音乐图画，二附小的体育老师也很不错，在训练队列方面是极严格极有章法的，后来曾被调去为全运会排练大型团体操。到了人民小学，发现大家常常是胡乱排个队就散散漫漫地出门了，那时我心中的不屑和沮丧真是只有自己知道。
人民小学在管理上的粗枝大叶与二附小重视细节的作风也形成强烈反差。比如课外活动的设置，比如各种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全都松松散散的，没有一样让我看得上眼。在那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校长是干嘛的，到了重庆，我忽然无师自通地明白：校长是应该为这一切负责的。一个对一切都要求不高的校长，是不可能带出一个像样的学校来的！
所以，在这样的学校里，我突然变成了一个优秀学生就不足为奇了。以前我一向是混混沌沌的，学习还行却不拔尖，到了这里，由于和同学们的差距，我却立刻成了有远大志向且勤奋好学的标兵。连我在作文中写了一句从报纸上看来的话，都被老师拿来大张旗鼓地做文章：“你们看看，人家每天还看报纸呢！”有一次老师甚至让我准备一下，在班上谈谈自己是怎样热爱学习的，我听了只有摇头苦笑的份儿——我什么时候热爱学习了？要知道我保持了多年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先琢磨一下，看自己有没有个头疼脑热之类的，那就不用去上学了！
当然，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的原因，也与交不到朋友有关。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根本听不懂同学们的方言，后来听得懂了，却还不会说。可是一开口说普通话，就有人大惊小怪：“啷咯你还不会说四川话吔？”
这个时期对我唯一的好处，是让我终于有了自信。以前一直被我妈称为“没头脑”，又有二姐在学校的优异表现做对比，所以我在自认平庸的同时也是“甘于平庸”的（这是我妈对我的第二个评价），可是这次却一不小心就出类拔萃起来。
这主要表现在作文方面，很快就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前我老是苦于写不出作文来，常常拿着题目回家烦家里人，让他们告诉我到底要写些什么，同时还老是边写边数字数，一到老师要求的最低限额就立刻结尾。开窍以后却突然发现，原来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应付——反正不管怎么写，我的作文都是范文，都会被老师当堂诵读。于是，我厚积薄发、我随心所欲、我滔滔不绝、我东拉西扯，我让我笔下的人物来回废话，说个没完没了……
不过，没有经过努力就得到的东西人们通常是不会珍惜的，我那时就是这样。我知道自己是绝不会被所谓“成功”迷失了双眼，违背贪玩儿的本性，去专心做什么“优秀学生”的。在学校找不到乐趣，我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找，在自己家里找……
结果，还真被我找到了不少。
比如放学回家的路上排列着很多商店，像粮店糖果店杂货店等等，里面都养着猫。我一路上不断地在这些店里进进出出，跟每只猫都能玩儿上好一阵。
最记得糖果店的大黄猫了，本来它整天卧在柜台上昏昏沉沉地睡觉，认识我以后才重新焕发了青春。每次看到我它就跳下来，先慢慢地伸个懒腰，再抖擞精神跟我周旋。有一次我跟它正玩儿得起劲呢，忽听得有人边笑边叫“小妹”，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妈和北京来的表哥一起经过这里，他们看到这一幕简直就忍俊不禁。
再比如那时重庆的第一座嘉陵江大桥“牛角沱大桥”正在修建，我时常拐到一条临江的街道上（就是现在上清寺附近的民主党派大楼那里），居高临下地观看建桥工地的情景——那真是很壮观的场面呢！
大桥通车后我发现了更好的去处——本来放学回家只能走从上清寺到牛角沱的那条短街，现在则可以转进大桥的宽阔辅道，然后从嘉陵江边拐回家。
从此我常常去江边的石头上坐着，看嘉陵江滚滚流动着的浑浊的江水，看江边那片摇摇欲坠般的简陋的吊脚楼，看岸上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妇女和船上赤膊的船员高声调笑——我坐在那儿发呆，脑子里什么都可以想，也什么都可以不想，就像以前坐在我们大院儿的房顶上发呆一样。
说到这儿应该介绍一下我们在重庆的第一个住处了，那就是位于牛角沱四维路的“怡园”。
怡园修建于1937年，本是一个富商的宅邸。抗战时期宋子文曾在此居住，1945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曾在此下榻，1946年1月周恩来和张群在此签订了国共第一次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因此，作为重庆市一系列被修缮一新的抗战遗址之一，它现在已对公众开放参观，不再是曾经的上清寺派出所的所在地了。
那时父亲先于我们到达重庆以后住进了怡园，并画了简图随信寄回。因为它跟我们在北京胡同里直统统的房子格局完全不同，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后来我在重庆见到过很多类似的西洋式两层小楼，大都用当地特有的条石砌成，楼上楼下拐弯抹角的别有洞天。它们多是民国时期富商和政要们的宅邸，建国后划归国有，住进了许多人家或单位。
我们住的是这座房子的一半，另外的一半一直空着，后来搬来过一家人，可是文革未开始就又搬走了。
我们这一半包括楼上一个带阁楼的房间，楼下的两个房间加客厅和饭厅。厨房在饭厅后面的一条狭窄的小过道里，是我们搬来后改建的。原来的厨房在地下室，对我家完全不适用，设有白瓷砖铺就的巨大的操作台，看起来像个大食堂的后厨。遥想当年，那位富商或者宋子文先生如果要在家开大型“爬梯”的话，那里可以供好几个厨子一起操作。
怡园的院子不大，可以一览无余。进了大门往上走一小段“懒人坡”，中间是一个圆形的金鱼池。池修得很深，但水很浅，养着几条半死不活的金鱼。金鱼池旁边有个小小的树林子，中间是一个水泥的垃圾池。有一天晚上我去那儿倒垃圾，一只大鸟扑凌凌地惊了起来，吓得我扔下簸箕就跑。
院子四周有围墙，除了大门那一面的围墙临街外，其他几面围墙外都紧贴着其他单位的宿舍。有一家人的窗户正对着我们的院子，他们家的脏水就直接倾倒下来，在院子里形成一个水坑。
后来我们听说，根本没有人愿意住在这儿，别的不说，光是它的空旷和各种机关暗道就足以令人生畏了。
比如，在一楼的房间里有一个壁橱，打开橱门，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通往地下室的暗道口，上面有木板盖着。我妈把盖子锁上，又把我家最重的一个箱子压在上面，才稍稍放了些心。楼上一排矮矮的壁橱也是这样，可以直接通往地下室——这是日本人常常空袭重庆时期的建筑特点。
饭厅旁边的一道下行楼梯也被我妈锁了起来，我有一次跟她要了钥匙，跟我北京来的表哥下去探过险。走下去是那个超大的地下室厨房，从厨房深入下去，又有一个通道，我们打着手电筒走了一段后，发现通道分了岔儿：一条很短，出去是院子后面小土坡下的防空洞口；另一条里面积满了没过脚面的水，有一道木头栅栏歪歪斜斜地挡着，据说可以通往嘉陵江边——后来我一直认为小说《红岩》里写的那位挺进报的地下党员就是从这个地方逃走的，因为小说写的地点就是上清寺附近。
院子里只有一户邻居，住在大门旁边的屋子里。男主人易伯伯是房管所的工人，算是房管所派来看房子的，女主人古孃孃是个和善能干的家庭妇女。他们家有五个孩子，大女儿已经结婚，两个外孙常常住在这里；二女儿的年龄比我大两岁，跟我二姐走得比较近，到现在还跟我们保持着联系。
我和我二姐的交友之道完全不同。她虽然只大我一岁半，但因为整天“缩脖儿读书”（我妈这么形容她），知道的事儿比我多多了，所以她朋友的年龄一般都比她大；我每天只会在外面疯玩儿，还喜欢跟着阿姨干粗活儿，交的朋友就都比我小一些。具体到这个邻居家，我交的那几个朋友就更小了——是他家五六岁的小儿子和那两个两三岁的外孙。
我们之间的交情是这样的：我一进大门他们就会跑过来，转过身张开双臂让我抱起来抡几圈。为了公平起见，我总是满足他们每个人的要求，还边抡边数圈数。重庆有小半年都很热，所以他们总是光着上身，身上黏糊糊湿嗒嗒地，还长满了痱子，这样被我一抡好歹会来点儿风。有时我进门以后没看见他们，正往家里走呢，就听到几个小家伙哼哼唧唧地追上来了！
刚住进去时，我和阿姨还打算发扬北京带来的光荣传统开荒种地。可是这次我们只开出了门前的很小一片地，因为房子后面那个窄窄的长满杂草的土坡上全是石头，费尽气力也开不出来，仅能供我拿着篮子去那儿给鹅打草吃。
我们养小动物的传统也在继续，但不如在北京的规模大品种多，缺猫少鸡的。我因为在外面能找到不少的猫玩儿，所以告别了北京的“猫豆”之后，倒没有特别想再养一只猫。后来我妈听古孃孃说鹅粪是避蛇的，一个地方如果有了鹅，蛇就不会出现，就托古孃孃帮我们买了四只小鹅。刚来时它们都只有一个巴掌那么大，毛茸茸地跑来跑去。后来很快就长大了，总是睥视一切地在院子里昂首阔步，看到不认识的人就歪着头看他们，追着人家叫，还老是想去啄人家的裤脚。不过它们对我很好，我一叫它们就会立刻跑过来，还争先恐后地挤着，都想被我抱起来搁在肩膀上站一会儿。
我们在怡园住了不到一年，但来来往往的人却不少，有回来度寒假的大姐，有在成都工作的叔叔，有北京来的表哥，还有一些父亲在重庆的同事和孩子。
比如邓垦叔叔，他那时也在重庆当副市长。他家的孩子叫卓娅和舒拉，来家里玩儿过几次。记得邓垦叔叔高高大大的，比他的哥哥邓小平像样多了，他的夫人也白皙漂亮，很有气质。后来他们调到武汉去了，我偶然听到过关于他家孩子的一些消息。
再比如市人委办公室主任王炎叔叔，他的女儿当时读高中。她和我妈及我姐都谈得来，是我家常客，有时还会在我家住几天。记得文革初起不久，她们学校组织观看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她看完了还来跟我妈谈观感说：看着看着就会被电影的感情带着走，只能连忙提醒自己，这是毒草！她还说，她觉得我爸的问题应该是认识问题，不可能是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另外还有大门外街上的几个孩子，本来跟我们是不认识的。其中一个孩子每次看到我进出大门，都立刻跟旁边的人叽叽喳喳：“看呀，她是市长的女儿！”文革开始后，我也不知怎么就跟她们成了玩伴，还经常邀请她们来我们院子里排练舞蹈呢。
说到这儿该说说文革初起时我家人的状况了。
在《关于父亲陈荒煤的记忆》里，我说到1966年初夏父亲被文化部召回了北京。在此之前的一两天，《重庆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点名批判父亲的文章，说他和夏衍在北影厂推行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据我妈后来回忆，之前并没有人跟父亲打过招呼，那天他下班回家还像往常一样跟我们打了一会儿乒乓球。后来是她把父亲叫到旁边给他看了报纸的。我问：“那他看了以后说什么？”我妈回答说：“他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
接着父母商量了一下，决定跟我们打招呼。于是，就像一年多前来重庆之前那样，父亲又一次把我们叫到院子里坐下谈了一次话，并把报纸给我们看了。谈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还是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但我记得，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们也“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确实，有什么可说的呢，既然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相信“组织”让我们相信的一切？
不过这次谈话真的很重要，至少让我做好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事情，但我内心深处完全明白，这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一扣，你就基本上被划为另类了。
果然，第二天早上一进教室，就看到自己的课桌上放着那张报纸。接着，几个男生在我面前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大叫大嚷着，外班同学也纷纷跑来参观和指指点点。这时只有一个搞不清状况的女生挺身而出为我站台，她反复地强调：“人都是有缺点的！谁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完美的！”后来终于有一个明白点儿的男生回答她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缺点吗？”
直到班主任老师来了才给我解了围。她要求大家回座位坐好，然后说了一堆大道理，最后还提问说：“大家说说，陈好梅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很好啊是不是？”不过我注意到了，她的目光始终是躲着我的。
到底是小学生，也到底时候未到，整个社会包括学校还没有乱套，于是大家很快就消停了。
放学的时候，那个搞不清状况的女生一直陪着我，一边走一边继续气呼呼地喋喋不休：“人都是有缺点的！谁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完美的！”最后我也实在听不下去了，只好用那个男生的话去点醒她：“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缺点吗？”她这才突然哑巴了！
回到家，我对此事一字未提。并不是多么懂事，而是，怎么说呢，好像是觉得此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又好像隐隐觉得，以后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发生也说不定。我妈担心地问了一下同学们对昨天的报纸有何反应，也被我搪塞过去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女生回家后一定是被她的父母提醒了，因为从第二天起她就不再为我两肋插刀，也不再陪我放学了。她父亲是市人委负责接待工作的科长，曾经跟我家有点儿交集。
现在想来，在那次的事件中，本人一贯的“麻木不仁”真是帮了大忙。在之后的日子里，每当有类似事件发生，我都跟这次一样，除了保持面无表情之外，心里也完全是波澜不惊，真正达到了“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最高境界——用现在的话说，也可以标榜为“每临大事有静气”吧！后来我将此天赋熟练运用并加以提高，还学会了随机应变和眼也不眨地说谎以便“蒙混过关”呢。
过了不久，我们这届学生考完了小学毕业考试，之后就一直处于放假状态。父亲和阿姨先后离开重庆以后，我除了担当起部分买菜做饭等家务活儿外，还发现了很多好玩儿的事。
先是每天晚上去市委里面和附近的街上看大字报。那儿离我家不远，就在人民小学的斜对面，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都是市委工作人员的子女。
文革初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主要是“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争论，那些大字报的具体内容我都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些人往一个瘦瘦的男人身上刷浆糊贴大字报。他好像是市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出来表了个态以后就倒霉了。
（重庆在文革最初期，不论是“破四旧”还是“造反”，比起北京等地来都温和了许多，基本上没有打人的现象。我看到的这一幕已经是最“革命”的举动了。曾经有人悄悄的告诉我们，听说北京的红卫兵还打人呢！我们听了都有点儿半信半疑的。要再过一阵子，武斗开始了，那才叫惨烈！）
后来我又发现了更有趣的事情。
那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了。那年的8月15日，重庆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了游行示威，和重庆师专的对立派发生了冲突，然后忽地就谣言满天飞，说有人在这个事件中被打死了。于是来自全国各地“大串联”的学生就搞了一个“8.15事件”调查团，团部就设在人民小学内。
我是有一天经过小学的门口发现这个玩儿处的。那天有三个同学在门口遇到我，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在学校住呢。好像其中一个人跟调查团的头头儿说了一声，我又回家跟我妈通报了一声，然后就糊里糊涂地参加到他们的行列里了。
那时我们常常在校门口的传达室呆着，好像算是调查团的什么附属人员，但也没什么事儿干。有时候会有什么人来找调查团，我们就要给他登记一下。
我只记得最开心的时刻，那就是载满那些红卫兵的卡车回来的时候。大卡车一进校门，我们就追上去往上一跳，双手紧紧抓住车尾的挡板，双脚悬空地搭上一小段车，直到它停在操场上！后来有一个比较懂事儿的大学生说这样太危险了，不许我们再这么玩儿了。
我们住的是人民小学的宿舍，因为很久以来已经没有学生住校了，那里基本上都空着（后来就演变成了家属宿舍）。
当时调查团的全部成员都在那儿住着，他们都是当年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而且流动性很强，我已经记不得都有些什么人了。只记得我曾经送一个回贵阳的初中女生去火车站，因为她邀请我以后去贵阳找她，所以念念不忘了很久；还有一个挺帅的北京高中男生，有时候到我们住的那间屋子来弹风琴。我们几个小学生都很仰慕他，听他允诺说以后会带我们去北京（重庆规定小学生不许参加“大串联”），就很激动。
我们住的屋子是原来的图书室，很大。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书都堆在地上，被几个书柜围了起来，我们的床就放在外面。有一天一个同学爬过书柜，把好多书都扔了过来，我就在外面接着。后来我让她报出书名再扔，不然都是些小孩儿的玩意儿。
这样我在学校住了些天。有一天，以前最看重我的班主任老师来到学校，在校门口看到我，好像很震惊。她把我叫到一边，边摸着我的衣领边很诚恳地絮叨了半天，可能是劝我别跟他们在一起吧。我边听边胡乱地点着头，却一点儿也没听进去。你想想，这么好玩儿的地方我怎么可能放弃呢？
再后来的一天，我回家去拿粮票，忽然觉得那个地方对我不再有任何吸引力了，于是就此决定不再去了，也没去跟那几个同学说一声（类似的事情后来也重演过，我将之归结为成长时期的阶段性的顿悟）。再再后来，我在街上遇到了其中的一个同学，她说她也早就不去了，还说那个调查团已经解散了，也不知道是无疾而终还是被驱散了。
跟我相比，我二姐没有那种“麻木不仁”的天赋（我在家里被叫做“没头脑”，她被叫做“不高兴”），所以就痛苦一些了。她那时上初一，因为从小聪明过人，学业拔尖，再加上牙尖齿利，性格冲动，用我妈说的话就是“飞扬跋扈”，所以走到哪儿都很打眼，不像我似的扔到人堆儿里就找不着了。
她也曾受到围攻，不过时间比我晚，那时学校已经不再正常上课，学生们也已经开始造反，并成立了五花八门的战斗队。一天，一个以前跟她还不错的女生率先发起攻击，用多条毛语录证明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我二姐是不可能跟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
这场攻击很快演变为一场辩论会，在班上引发了混战，几个平时跟二姐关系不太好的人反而帮她说话。后来她哭了，说自己觉得我父亲是能够改正错误的等等。
从那天起，二姐就不再去学校了。我妈觉得很奇怪，追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于是她又哭了。其实我在家才以爱哭著名，她平时是很不爱哭的。这让我妈心里很难受，觉得对不起我们。
过了些天，二姐的一个同学来找她，说只要写一个表明和家庭划清界限同时揭发批判我爸的材料就可以回校参加革命了，于是她和我妈一起攒了一篇拿着去学校。一个高中学生接见了她，扯着官腔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然后就批准她回班上的教室参加某个战斗小组的活动了。
二姐说，她走到教室门口，看到上边贴了一张标语：黑五类及其狗崽子不许入内！她思想斗争了一下，终于硬着头皮进去了。
后来她发现大家只是在学校瞎玩儿，抄抄大字报什么的，就不再惦记着回学校参加什么革命行动了。再后来，那应该是两三年以后了，以前发起攻击的那个女同学突然找到了我姐。她说：我一定要找到你，我觉得有几个人是我对不起的！于是她们又成了好朋友，直到现在。
我们姐俩先后遇到的这点儿事对我们的影响好像并不太大，但还是有些后遗症的——至少不管走到哪儿心里总有些发虚，生怕被人问出自己的根底来。当然，对于敏感的人来说，这样的日子是不太好过的，但对俺这样具有百毒不侵的好心态的人来说，倒也不在话下。
比如有一天，好像是在一个街道组织的演出会场上，一个人专门跑过来送给我跟我妈一张传单，上面从头至尾都是对黑五类子女的破口大骂，诸如“你们是头顶流脓、脚底生疮，坏透了！”“从今以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之类。我不动声色地看完，抬起头看到不远处那张写满期待的脸，便客气地对她报以微笑。
可是我妈看了心里又很难受，过后不安地问我感想，我很干脆地回答了两个重庆人最爱说的字：“放屁！”我妈由此才稍稍释怀，后来就老是开玩笑地管我们叫“我的小黑狗崽儿”了。
说到我妈，她应该是我们家最幸运的一个了。住在怡园时，她只有一次被话剧团通知去看大字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过问她的事了——到重庆后，她因为身体不好一直还没有去话剧团上班，所以那边完全没人想到要找她的麻烦。
所以在文革刚刚开始的那两个月里，我们过的还算是风平浪静，除了我妈在“破四旧”时期自己吓唬自己地烧了几本书和洋娃娃以外，外面的一切似乎都与我们无关。只有一次，我从街上回来，看到门口堆了些人，说易伯伯是我家的看门狗。易伯伯一边侧身示意我进门，一边大声回答：“我看的是国家的房子！”
说到易伯伯就又想到了怡园。
现在想来，这个充满暗道的地方太令人毛骨悚然了（所以我觉得后来它成了警察叔叔的办公地点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年刚刚搬进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但是到了家里只剩我们母女三人住在里面时，感觉就很有点儿恐怖了。母亲被叫到话剧团看大字报的那个晚上，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和二姐两个人，只听到四处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也分不清是老房子自己发出的，还是围墙后面的宿舍楼传来的，吓得我们根本睡不着觉。母亲回来时，我俩失态般地扑了出去迎接她，把她也吓了一跳！
还好，随着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开始，市人委决定将怡园作为红卫兵接待站。有一天来了两个人挨个看房间，商量着每个房间可以住多少人。我们听说可以搬离这个地方很高兴——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于是我们将家里多余的书籍等存放在市人委的一个库房里，毫无留恋地搬到话剧团去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还多次回怡园去玩儿，因为我的两个表哥先后住在那里。他们都是跟同学们从北京或西安来重庆“串联”的，一下火车都先去怡园找我们，然后就住在那个接待站里了。
那时的我回到怡园，见到院子里到处是操着各地口音的来来往往的“革命小将”，想到地下室的厨房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做饭烧菜，看到各个房间都打满了地铺住满了人，而那两个来看房间的人不但成了这里的管理者，还成了我们的老熟人，心里真是太痛快了！
文革最早期的疾风骤雨就这样绕过了我们，要是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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