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 | 郝寒冰：就这么怪，香油拌的是苦苦菜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2-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砂工、车工、教师、编辑、警察，政法机关退休公务员，二级警监警衔。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客座教授。

原题

岁月峥嵘

作者：郝寒冰

近期我不在故乡，所以信息不是那么灵光。昨晚电话铃声响起，一看是工厂的师兄弟“张老三”，没顾上多想便接了。

说话的却是老三媳妇：“俺家掌柜的走了”，我一时愣没有反应过来“走哪了？”就听见一声叹息：因XX病于凌晨去世·····

我都木了，比我还小2岁哇，怎么说走就走了？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不能接受、不知说甚！放下电话的瞬间，往事像过电影似地历历在目······

我在工厂整整待了八年，与众多师兄弟结下深厚友谊，这些哥们绝大多数都与我脾气相投，性格外向。但也有个别人例外，比如这个外号叫“老三”的，内向孤僻，沉默寡言，与我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两种人。

按惯例，我俩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但正如一句儿歌唱的那样：“就这么绝，就这么怪，香油拌的是苦苦菜！”偏偏遇了个偏偏，我俩就成了朋友，而联系我俩感情的纽带就是一个共同的爱好——看电影！

那会儿没有电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会定期把国内外的大事要事拍成《新闻简报》下发各地，在放映正片前作为加演。 “文革”期间，建国后拍的故事片基本都被打入“冷宫”，偌大的中国电影市场被“三战两列”（《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以及《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统治着。

我们那时喜欢搞怪，把正片叫做“真演”，而把“加演”说成“假演”。其实我对什么“真演”没什么兴趣，进电影院就是为了看“假演”，因为《新闻简报》是了解大千世界最捷径的窗口。

连续好几次在电影院与同车间的这位小师弟不期而遇，从最初的点个头到笑一笑，从相互递根烟到谝一谝，慢慢的也就熟悉起来了。因为他的真名张X与一个小师妹重复，大家为了区分，就叫“男张X”、“女张X”, 有人嫌啰嗦，抓住一句口误，给他起了外号“三条腿”，简称“老三”。

作者（后右）与老三（前左）

与他熟悉之后，这才知晓他的悲惨身世：他爹是正宗的老银川，从小学剃头，解放后娶妻生子，养了4个娃娃，他是老三，很小妈就殁了，爹又找了个寡妇，带了7个娃娃，之后又养了2个，连原先的4个，一共13个娃娃，加上老俩，全家统共15口人，后妈对他又不好。

老三从小没人疼爱，自个儿住在大院后面一间土坯房子里，像田埂边的辣辣樱，半死不活的，唯一的乐趣就看电影，尤其是打鬼子的，看到高兴之处，就扎胳臂蹬腿。只有在那一刻，才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好容易长到十四岁，一个远房亲戚在拖拉机厂政工科当干事，看他实在可怜，才把他招了学徒。

我对老三充满了同情，加上那阵家境也不好，所以思想与之产生强烈共鸣，两个毛头小子一拍即合，来往更加密切。不久我俩又调到了一个组里，同开3米5长的朝鲜C-630半自动车床，我负责切削“东方红-75”型号水泵体毛坯平面，他专司水泵附件皮带轮毛坯切槽任务，同属重体力活，有时对方身体不适，完不成480分钟的工时，彼此帮个忙。组长笑骂“你俩狗连亲家！”我就怒目回怼，他却麻木不仁，乖得像只绵羊。

时间越长，老三与全车间其他人的话就越少，唯独与我越谈得来，而且能够谈出乐趣来。他本人从小就不爱看书，但他知道我爱看书，就经常从亲戚家搜罗些旧书给我。他对中国历史似懂非懂，对世界历史简直就是一头浆子，每次看电影，我就给他简单讲讲故事背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我本来就是个没有城府之人，口无遮栏，见啥说啥，有的人很不待见，老三却很乐见。可能应了那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吧，慢慢的，老三的性格似也产生了些许变化，开朗起来。

作者（后左三）与老三（后左五）

不过真正让我俩走到一起的却是一桩命案——

1973年6月的某天下午，我和老三上下午4点到12点的小夜班，因为什么原因记不清楚了，总之早来了半个钟头，进大门时我俩正好掏出一盒“大前门”烟互递，被门卫“马二流子”喊住，就地顺了一根，借着烟劲，他就宣了起来：“知道啵，昨天我把13师的给打了，整整6个人哪！” 一听就知道他是在胡溜，但他却热情地劝我们说时间还早，进来谝谝，再走也不迟嘛。

这个马二流子之所以有这么个不雅的外号：倒不是因为真的耍了流氓，而是出自他的一大特点：一口京腔，油了巴几，喜欢讲故事吹牛逼，把人哄得一愣一愣的。

他是1958年随唱京剧的老父亲从京城支宁来的，“四清”运动后期进厂的，辈份比我们大，当时也就不到30岁，身材高大威猛，按理说也算是个棒劳力，应该开朝鲜车床才对吧，怎么就干起了门卫这种既轻闲又没有劳保补贴的活呢？

因为他是个残疾人！至于为什么是个残疾人，这里面就有故事了——

拖拉机厂历史上曾是宁夏土皇帝马鸿逵的修枪所，文革中被造反派认为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还因又是新社会宁夏为数不多的重工业单位，所以受到由造反组成的新生政权的高度关注。

当时社情之复杂是掌握大权的人没有想到的，出现了许多事情保卫部门既管不过来，也管不了，更不好管，于是，得搞一个“名堂”，帮着敲边鼓。

赶上那个狂热的年代“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于是，在银川市就成立了一个防范对立派别暗中串联、兴风作浪、与革委会对峙、同时协管全市社会治安的机构——“武卫营”（民兵指挥部的前身）。

经过上级批准，“武卫营”由当时本地区最有名的拖拉机厂、仪表厂、起重机厂三家共同组成，各自为一个连，由本厂最著名的“造反派”头头任连长，再由他精心挑选一批他认为政治立场坚定、造反劲头足、年轻力壮的造反派为基本成员。

拖拉机厂为“武装营”第一连，连长叫ZJT，外号“Z日能”。这可不是个普通“人物”，他原来是热处理车间的电镀工，1965年参加工作，家庭出身好，能说会道，长相也不赖，文革中参加造反，呼风唤雨，成为全市产业工人中响当当、硬邦邦的人物。

我们刚进厂那会儿他30出头岁数，很快就注意到此人有一大爱好：打人——心狠手毒，不知轻重，把人往死里打。有一位副厂长是个参加过抗战的老干部，平素里也没有招惹过他，可是这个家伙却每天定时去打他，怎么个打法？你都想不到——

让被打的人双臂伸直，用麻绳绑上一根扁担，而后就地放翻在地，连踢带踹，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最恶毒的一次，把一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腿棒子垫在两块砖头上，一洋镐把打折，被打的人当场昏死过去，在场的其他人脸都吓绿了，他却面不改色，说“对阶级敌人决不施仁政”！

如果说上述两人好歹还算是“阶级敌人”的话，狠就狠点吧，那么对自己的哥们应该温柔一点吧？错，照样下得了硬茬子，翻脸比脱裤子还快，所以跟他同年进厂的那批人中没有几个跟他好的，真正的铁子只有一个“马排长”——就是马二流子。

当年金工车间

厂里有个外号叫“祝英台”的姑娘，光听名字就知道是一支花。自古以来就是一家有女百家求，谁都有想和她谈对象的权利，问题是这个大美女眼光太高，本厂的小伙一个也看不上。

起初，ZJT同样也是“黑狗看星星——看也白看”！可是后来世道变了，一夜之间ZJT成了“Z连长”，觉得自己现在有了资本，可以追求“祝英台”了。于是放出风来：“她是我的人，谁要是敢耍骚情，我把他的‘老二’给微雕了！”

但这个女的对Z连长既满意也不满意：满意的是他外在条件，不满意的是内在个性：过于凶呼咧呼，让人缺乏安全感，因此与他若即若离。

ZJT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得来个霸王硬上弓。某日，他以谈话为由把“祝英台”骗到小库房里，拿着手枪逼问：同意不同意？不吭声就开一枪——虽说是往天上打，但是库房里什么东西都有，包括危险品和爆炸品，一旦打到哪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祝英台”吓坏了，只好乖乖地答应了。

ZJT趁机一个绊子将其放翻在麻袋上，掏出自己那杆“水枪”，瞄准靶心，正要有一番作为，却被一个人搅和了：原来是他的亲密战友、副手“马排长”，也是一个小光棍、一个“祝英台”的追求者。

这位马排长眼看这一男一女进了小库房，就估计没有好事，所以就一路尾随而来，恰巧坏了“连长”的“好事”。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有多尴尬：马排长正义凛然，Z连长恼羞成怒，“祝英台”羞愧难言······

蓦地，Z连长从货架子上抓起一瓶锵水，也就是浓硫酸就朝马排长头上甩了过去，把后者吓呆了——这等于杀人啊，而且是他的好哥们儿！说时迟，那时快，紧忙用手一挡，护住了脑袋，手上却沾满了液体，一声惨叫，飞快地跑出去找自来水龙头猛冲猛洗，但已经晚了，左手的肉全烂了，骨头都出来了，像只鸡爪子。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这三个人的命运：一是狠狠地教育了“祝英台”，认清了ZJT的豺狼本质，坚决与之一刀两断，很快就调离了拖拉机厂。二是Z连长与马排长的关系从“亲密战友”变成了死对头，从此决裂，老死不相往来。三是全厂都知道了这件丑闻，表面上看ZJT的威望更高了，其实暗中忌恨他的人更多了。

只有Z连长本人仍然自我感觉良好，继续当他的“连长”，该咋还是咋，很快就在起重机厂找了个老婆，一口气养了两个丫头。

最悲催的莫过于马排长了：由于左手残废开不成车床，被安排到了门房当收发，也算是废旧利用，声誉受影响不说，口粮从35斤减到28斤，上一个夜班补助2毛5分钱的待遇也没有了。从此看破红尘，退出武卫营，对什么武斗、打架、整人不再关心。更糟心的是对象不好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了个外号叫“小母子”的待业青年，长得惨不说而且崴的要死，动不动就和他打架，整得他没有一点治。于是老也不按时回家，经常以讲故事为名忽悠人、骗吃骗喝。

回家后老婆问又死哪去了，他就故意说“嫖风去了”，一开始老婆不相信，说就你那球姿势快咥驴去吧！“马二流子”就开始胡宣：“我的相好多的是，‘XXX’和我有一腿，‘XXX’也和我睡过。”时间一长，他老婆还真信了，左一个“臭不要脸”、右一个“下三滥”，到最后就变成了“二流子”。

自从到门房工作后，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三项：一是接收报纸信件；二是看电话——那时全厂就两部电话，一部在“一把手”办公室里，另外一部就在门房，无论是谁打电话，都得到门房去打。所以这家伙特牛逼，他和谁关系铁，就让谁打，他看谁不顺眼，就以“电信局通知本月已经超钱了”为由不让你打；三是找人：有人从外打进来电话找人，如果他和这人不熟或者心情不爽，就说“出去啦”或者“上夜班”，随手压了电话。赶上他和被找之人关系不错或者今天心情好，就说“你等着”。

不能否认，他倒也有讲义气的一面，我们厂挺大的，从大门口到金工车间500米都超过了，但他还是很给我面子，好几次骑着破自行车跑到车间喊我接电话。

与他同辈的那一拨人都经常嘲笑他，让他灰头土脸的很是没有面子。但在我们这拨1970年进厂的学徒工面前是有资格倚老卖老的，我们就成了他的主要宣泄对象。一来二去，还聊上了瘾，天上地下、东西南北、什么他都能说个天花乱坠，趁机把我们的烟抽美了。

因为我和他的关系还不错，有事没事聊两句。今天，估计他也是闲的蛋疼，把我俩当成了倾诉的对象，我也想听听他是怎么“一个人打了6个十三师的人”然后找出破绽揭穿，乐一乐，反正他也不会急。

上世纪六十年代，现在的银川西郊平吉堡、平罗暖泉一带属于一个特殊的准军事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农业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简称“农建十三师”，后来改名“农五师”，但民间仍称其为“13师”。

1965年秋，该单位从北京、天津招来了几万名20岁左右的知识青年，男男女女都有，个个风华正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为种种问题而失去上大学深造的机遇，转而以“另类服役”的名义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黄衣服来到贺兰山下战天斗地。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人把自己的宝贵青春无私的贡献给了塞上大地，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当然也不排除其中个别人“不怎么样”的情况。

初到伊始，贫瘠落后的宁夏让这些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很不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所享受的待遇完全不成正比，也和招工的之前在京城时所吹嘘承诺的条件反差太大。因此，好多人觉得“上当受骗”了，有的倒流回去了，有的跑外地了，有的消极怠工，有的装病，有的通过在当地的亲戚或者老乡跑调动，也有三五一伙的流窜到银川街头掏腰包、耍流氓······

马二流子说：差不多每到礼拜天就有几个男女跑到我老爸家，张口就叫“大爹”“二爸爸”什么的，八竿子打不着拐弯抹角地套亲戚，骗吃骗喝，日眼完了！

昨天又逢周末，估计这帮子害群之马还会骚扰，所以就准备先去老爹家候着，好好教训教训这帮狗日的，让他们今后断了这个念想。

我换了一身新劳动布工作服，穿上刚买的“白网”（就是白色“力士”牌球鞋，当时很时髦，价格也相对昂贵）。快走到老大楼我爸家时，远远地就看见一伙穿着伪军衣（棕绿色，与正规军装略有区别）、操着京腔的家伙在说：“听我的，到了那老头家，你们都喊‘二大爷’，不给三五块绝不走！当然，饭还是要吃的嘛，哈哈！”

我一听气坏了，谁知这家伙突然看见我脚上的白网，说：“嘿，这个土鳖还耍三楞子洋气，给老子脱下来！”我没有理求，照往前走。这孙子看我藐视他，过来就在我左脚上踩了一下，在新崭崭的白网上留下一黑脚印，把我齁的，但我还是忍了，心说：不慌，爷爷我等会儿再熟你的皮子！

不曾想他得寸进尺：“哥们，叶子（钱）蔴着么（多是吧）？”上来在我的右脚上又踩了一下，再次留下一个黑脚印。这下，我也急了，只有再一再二、哪有再三再四？我来个先下手为强，一个扫荡腿上去，就地把这个逼放翻在地，一屁股坐在了树坑里，半截子小树桩正好扎进了尻门眼，疼得呲牙咧嘴。

我趁热打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照准他后背使劲踹了两脚，当场就爬下动弹不了啦，另外几个冲上来也都被我三下五除二放翻在地，吓得管我叫爷爷！

按说吹牛吹到此就该结束，也算是皆大欢喜了。不料马二流子为了显示他这一脚有多大功力，竟然画蛇添足地又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你想，阴天么，我穿着翻毛皮鞋嘛，还钉着铁掌子，一脚下去，足有300斤的气力，就是紫檀木也给踢碎了，是不是？”

我和老三互相对视了一眼，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小白鞋何时变成翻毛皮鞋了啊？！

恰在此时，门被推开，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马二流子的老冤家ZJT。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来了，我俩站起身就往外走，电话却在此时响了起来。

本来这个电话应该马二流子接，可能因为牛逼吹炸了尴尬，神情有些恍惚，慢了半拍，所以便被ZJT顺手接了。就听见Z说了声：“对”，又说了声：“我就是”，再说了声：“好，你等着！”然后就朝大门外走了。

这一走，就走出了个命案——Z连长失踪了，厂里问家里，家里问厂里，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5天之后，尸体在唐徕渠下游被发现，衣冠整齐，没有外伤。经解剖，肺里充满积液，说白了，就是被活活淹死。

究竟是被杀、自杀、抑或是失足落水已经无法考证，总之是死得不能再死、死得死死的！

堂堂武卫营的一个连长死了，惊动了方方面面，有人看见他最后是从门房走的，于是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就查到马二流子那里。马二流子并不否认：没错，他接完电话一道金光就不见了。

办案的便问打电话人是男是女?老的少的？什么腔调？语气特点？等等、等等。

马二流子却一问三不知，办案人员很生气，说“你咋可能不知道？全厂的电话都经你的手接，你不老实！” 马二流子说按道理电话是应该我接，但那天他突然来了，一进门碰巧电话就响了，可巧那会儿我正犯迷糊着哪，他就接了，电话里说了些啥只有天知道。

那么你听见什么了？办案的不动声色。

马二流子说：我听见ZJT统共就说了三句话、八个字，我估摸着应该是到武卫营开会，当然也不排除喝酒去了。为什么？我太了解他了，他就好这口。

办案的说：“哎呀，你真不愧是个老江湖、老油条、老牛腿，接着往下编！” 马二流子急了，说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哪敢编？全厂无人不晓我和他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方说你分析得头头是道、太到位了，你一定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怎么会滴水不漏？别迷惑人了，好好说，党的政策你总知道吧？

马二流子痛苦地说“你们究竟让我说啥啊？”办案的说：你说他自己接的电话，你咋不接？你既不清楚电话内容，可是“三句话、八个字”咋又记得那么清楚？完全不符合逻辑，纯粹是一派胡言！

马二流子不服，反问“凭啥？”对方说“问得好！不过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你说你“犯迷糊没有接电话”，大白天你犯什么迷糊？分明是心里有鬼、做贼心虚嘛！”嘿，这么一问，反倒把马二流子给点拨醒了：嗷！是这么回事，也不怕你们笑话——他就把“白力士”瞬间变成“翻毛皮鞋”的故事又复述一遍，末了还不忘拽一句：证人就是金工车间的“三条腿”和“上将”（我的外号），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立马调查！他们若不承认的话，我敢当面对质！办案的不再说话，把马二流子铐进了看守所。“小母子”闻讯后在厂门口连哭带嚎，撒泼打滚，上演了一出当代《窦娥冤》，围观者里三层的外三层。

那晚下了小夜班后我在单身楼里和师兄弟玩自制的麻将，也不赢钱，就是日鬼人。我那晚手气忒背，八圈不开胡，输得一头疙瘩，大夏天捂着一件破“棉猴”，磕头满卵子的汗，直到天亮才歇手躺下。

正睡得迷迷糊糊，被保卫科的人喊醒，说是“公家”找我和老三谈话。“公家”是谁？回答是“警察蜀黍”！让人当场受惊，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

我和老三统一口径：马二流子那张嘴不值钱是真，但与人命案应该无关，所以我们只讲看到和听见的，似是而非的话一个字也不说。老三说：你是哥，听你的！

一个小年轻装大尾巴狼，人五人六地先把我们教育了一番：不要说假话哄骗组织，否则要负刑事责任。就地把我惹齁了：“少来这一套，我又不是犯人！”

旁边坐着的老干探赶紧和颜悦色地向我解释了一气，我的气也就消了。一问一答，一是一二是二，详细说明了当天的情况，证明马二流子的确没有说谎。

整个谈话过程都作了笔录，让我俩过目认可后签名还沾着红印泥按了指纹。

最后办案的问：作为现场“唯二”的证人，可不可以谈谈你们对“来电话的人”的看法？老三无语，望着我，我也就当仁不让了——

其实我觉得并不复杂：ZJT说的第一句话“对”，应该是回答对方“喂，拖拉机厂吗？”第二句话：“我就是”，应该是回答“请给我找一下ZJT”；第三句“好，你等着”，应该是回答对方“我是谁谁，有个什么事非常重要，你赶紧过来！”这位仅凭几句话就能把Z连长唤走的人，一定是他社会上非常信得过的朋友，所以他才毫不犹豫地应邀而去，一分钟都不耽搁。

办案的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等于是默认了我的观点。出得门来，老三不无佩服地说：你老哥分析得太到位了，我咋就转不过这个弯来？看来你的书真是没有白读，以后还得跟你学上两招！我赶紧打住：“我就那么一说罢了，对不对还两可哪！”

后来又查电话源头，说是在市中心邮电大楼的公共话机，只要花5分钱就可以随便打，每天打的人海了，那时的后台服务功能也跟不上，好像也没有查出来什么头绪，加上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顾头顾不了尾，慢慢地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马二流子最终得以解脱，只是两鬓间添了些许白发，见到我和老三后大大地做了一个揖：“谢谢二位老弟仗义执言，否则傻哥哥我死定了！”老三憨憨地一笑，我调侃说：“仗义执言谈不上，不过实事求是而已。再说了，吹牛逼又不犯法。”他自嘲地说：“那也得上税啊，这回算是上大发喽！”

缘因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我和老三的互信，不久，由我和师兄“老羊头”共同介绍他入了团。一年之后我担任了车间团支部书记，老三担任了组织委员，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

老三知道我的心思已经不在工厂后，为了满足我的自学需求，也为了表达他的诚意，说领我去一个“好地方”：市中心的玉皇阁，那里藏有大量的旧图书资料，文革开始后被封闭了，由他的一个本家爷爷当看守。

在之后的几年间，我曾数度出入这座明洪武年间的建筑物，大殿和两旁的耳房里到处堆放着不同时期的旧书报，布满灰尘，我像饿汉扑倒在面包上，疯狂地咀嚼吮吸，过足了瘾。至今我手中还保存着一套1941年延安版的《解放日报》合订本，就是我当初借来阅读的，还没有看完就考上大学，东西也没顾上还。

离开工厂后，我俩的来往一直没有间断。我被分配到乡下工作期间老三和他后妈的一个女儿结婚了，我还喝了喜酒。后来他们养了两个娃娃，日子过得并不宽松，好在老婆贤惠能干，开了家庭理发店，效益还不错。

十几年前，拖拉机厂破产，老三也下岗了，几经周折，在一家公司谋了个看地下车库的差事，艰辛也罢，苦涩也多，但他无怨无悔，尽职尽责。无论多会儿见到他，问及近况，总是一句话“凑合”。

作者（后左四）与老三（前右一）

往事历历在目，老三却不辞而别，让人感慨万千，愈发叹息时光之短暂、生命之脆弱、友情之珍贵。恍惚之间，似乎是有一只无形的小手代我把这一段写了出来，也算是对小师弟的怀念吧！

7、11、山城

郝寒冰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