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张亦嵘：那年在矿上，我扔了铁饭碗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那年，我扔了铁饭碗

作者：张亦嵘

铁饭碗是中国人对国有企事业职工薪酬待遇的一个俗称，特别是改革开放前，铁饭碗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相当重要。这是因为不管是上班看报纸、吃荼，叼着纸烟侃山的机关干部，还是顶风冒雪天不亮就挥动扫帚清扫城市大街的环卫工人都有一份到日子就开的关饷。关饷不论多少，都意味着一种身份，一种公家人的身份。

这种身份有别于看天吃饭的农民，也有别于城市角落老鼠般游走，生计无着的无业游民，自然这铁饭碗成了我们这些原来在城市生活过又被开到乡间的知青们梦寐以求的上调出路，当年不少知青就常常口头禅：只要能回城，就是掏茅厕也干得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初春，我就曾经获得过一个公家人的身份，不是扫大街，而是在一个国有大矿的井下，干掘进、回采工，正经的工人阶级，也就是当时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定义为领导一切的产业工人阶级。只是我当上这个工人阶级除了领导我自己，并没能领导任何人，而且领导我自己的日子也没过几天，就被我亲手扔掉了。

起因是这个“工人阶级”天天过的日子，并没有报纸和广播上宣传的那么高大、威猛，也看不出“工人阶级”比我们乡下的贫下中农除了挣工资的实惠外，有什么灵魂上更高尚的觉悟，并且这“工人阶级”过的日子除了矿上食堂顿顿有过油肉卖外，处处让同是工人阶级的人领导，处处让人管，下井还提着心的日子还真不如我当个知青活得自在、快活、无拘无束。

到矿山的第一天，坑口主任（该矿二级单位的领导，手下有二千四百名矿工）正给我们这些新矿工致欢迎辞并讲井下规矩时，矿区上空便响起了凄厉的汽笛声，那动静和电影《风暴》里井下冒顶的呜叫声一个样，尖厉吓人。主任的脸都白了，不再给我们宣讲矿工的美好前景，丢下我们这些新工人就跑了出去。后来才知道是一号井下煤尘爆炸了，捂进去一个作业班。

后来的事情还真就这么玄，我下井的第一天也出了事故，传送采下煤的溜子机头竖起来（看管机头的工人不负责任，脱岗躲通风口送进井下来冲淡浓重瓦斯的六七级风去了），打塌了进入工作面的巷道口顶板，我们被捂在了掌子面（工作面）里，大伙生生在漆黑的与巷子口隔绝的掌子面提心吊胆地蹲了八个小时，矿上救援队才打通巷道口塌下的煤层，把我们救了出去。

这种生命危险的存在还不算让我最受不了的，最难以接受的是上班时间太长，早晨五点就得起来，洗漱、方便、吃饭，领矿灯，开班前会，一个半小时完成，六点半准时上坑口的小马机（煤车）向工作面开进，半小时后步行至工作面，八点整接班。打眼、放炮、出煤，下午四点下班，又是步行，上小马机，交矿灯，洗澡，吃饭，最快也得到七点半才算完成了一天必须用在工作程序上的时间，两头见不着太阳。

这还不算完，还有就是吃过晚饭或休息日时不时地政治学习，批这个，整那个，都是和我们挨不上边的古人或掉了帽我们见都没见过的高官，弄得自个头脑里就没个清静时候。你想工作时紧张，下了班还不安生，就连睡梦里的场景不是带班的“排长”腰上别着的瓦斯测量器响了，就是坑口主任为球大点儿事训话，活得太他妈紧张！连个自己支配的时间都少得可怜，所以当我把井下的各种活计都尝试了个遍后，再也不想留在矿上混了，我开始思念起插队的日子有多么自在快活。

人就是这么奇怪，当初打定主意去煤矿是因为过腻了一成不变的插队日子，想换个活法，尝试一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是不是能给我身体和灵魂带来些变化。可在矿上的日子除了二十四小时开伙的大食堂别开生面，使我口感和肠胃满足外，工友们的灵魂实在看不出比乡下农民们的灵魂金贵多少。要说有变化，不过是那十好几个小时的劳作束缚了我的身体，使我不得不“奴隶般地服从分工（马克思语），”再也不能天马行空来去自由了。

与坑口主任磨，要回去。他一直认为我是怕井下的危险丢了小命，才要走的，在我拒绝井下的所有工作岗位后，为了留住我（因为我是坑口两千四百个矿工中仅有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四十人之一），又把我调到坑口办公室专门抄大批判的大字报。可这活儿我干了后更受不了，八个小时端着个毛笔抄那些我看了眼睛和心里都生厌烦的稿子，活受罪，太熬人。

我是真铁了心要回去了。坑口主任也实在让我磨烦心了，只好答应我在找一个顶替我的人后放我回村。他说：我就想不明白，你那顿顿茭子面的村子有啥好恋的，放着月月百八十块公家人的薪水不干？我说插队自在，天上不会掉下石头，也不用看着星星上工，追着月亮下工，我还天天能见着阳婆。他说，那你就就着西北风见你的阳婆吧！

在村子里找了个顶我的人，矿上便把我的户口退回了村，我又成了个插队知青。可就是因为有过这段与矿工们生活过的经历，以后再成了公家人，那些几十年前的情形总会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有意无意地在我头脑中闪现，而且随着眼前事物的刺激变得异常清晰，就像是又回到了那个矿区。

比如，看到陕北坡地上的窑洞，我就会记起我们矿区那条热闹的主干道两厢同样黄褐色的坡地和坡地上矿工和他们的婆姨、娃儿们用自己那一双双犁过地也耍过镰儿的手掏出的那一孔孔低矮错落的窑洞；看到南方都市那些不大明亮的街角彷徨无奈的站街女，我就会记起也曾悄悄游走在矿区电影院和我们单身宿舍楼道里的那些胆怯又不大安份的乡下娘儿们；而看到电视里牛烘烘的都市贵族学校里的老师，我又会记起与我一同来矿上的知青，没下井，就做了矿区中学教员的代老师，他那双藏在厚重镜片下的眼睛里总闪动着不那么大胆，并且还有些游离的目光。

这些画面林林总总地构成了我大几十年前矿工生活的记忆碎片，这些碎片也会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也提醒我别忘了列宁同志的那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是1974年开春离开矿区的。走之前的那个寒冷也温暖的晚上，我才认认真真地感受了一回矿工们的窑洞和生活在窑洞里的人。

那晚，招工，把我招到矿上的王师傅，叫他儿子，一个比我小两岁却比我多干了五年井下掘进工的孩子，用自行车把我从宿舍楼驮到坡地上他家的那孔窑洞前。

洞子不大，窗子就是门框上那个钉着塑料布的半圆形的洞洞。厚厚的棉布簾子挡不住从门缝、窗角钻进来的小风，可进到洞里，炕角那盘砖砌的灶口吐出的蓝个莹莹火苗给我道儿上凉透的脊背烘出了回家般的暖意。

一盏马灯吊在一条搭在两个窑壁间的横杆上，闪动着半明半暗的光。

王师傅已经在那间进了洞就上炕的小炕桌上摆下了几碟诸如豆腐干、黄豆芫荽、萝卜干之类的腌制小菜和一只足能装下三斤散白酒的玻璃瓶子。那瓶子被马灯镀上了一层青幽幽的亮光。

王师傅盘在炕上，平静地对我说，你是我招来的，没能留住，你要走了，我不拦，咱爷俩喝一回，也算你我的缘分，相识了一回，以后天南地北不易再见了。

我也盘在了坑上，和王师傅碰了下他已经倒满酒的搪瓷缸子，掫了一大口。酒烈得像烧红了的刀子划过我的嗓子。

我俩不声不响地喝，大半缸子酒进了肚子，王师傅才抹抹嘴，开了口。他说，好好的，你咋就不干了？矿上不比你农业社强？多少人削尖了脑瓜子都进不来，咱这儿可是正儿八经的国营大矿呵，要不是你有个插队家的身份，咋就轮上你进咱矿上？可你咋就把这好好的饭碗扔掉了？你还回你那一个工换不回三两毛钱的村子？还去当你那饥三顿饱两顿的插队青年？

我无语，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他这么说：来了这么多天，我就没见过几回太阳，上工下工两头黑，总像是游走在黑夜里，这可是我最受不了的生活。还有，来矿上第一天因冒顶响起的汽笛，那声音不光刺耳，还常常在我心里重现，在乡下是饥一顿饱一顿，可能天天见到日头，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汽笛，日子过得轻松。在村里，我真没觉得太阳底下的日子有多幸福，可下了井，钻进巷道，蜷缩的凉森森的掌子面啃着矿上免费提供的午餐饼子时，我才知道天底下最美不过的享受就是太阳底下的日子，太阳温暖、明亮，给人希望，也从不让人耽惊受怕。

酒真是个好东西，随着那烧刀子般火辣辣的液体倒进我们的体内，我的脑门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心里燃起了一团熊熊的火，王师傅的脸上也升起了一抹红色。于是，我们都有了向对方倾诉的愿望，大声地，自顾自地说起来。

我告诉他，我在村子里快活得很，工分不工分我不在意，高粱面、玉茭子早就适应了我的肠胃，更没有人能束缚我的身体和想法。想玩就玩，想说就说，想唱就唱，见到不平事儿，就是骂娘、打架也希松平常，用不着在人前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也不怕当官的常吓唬老百姓的那几句话——再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一农民，一个农民犯了事，能咋个收拾？司法科过堂？还是吃牢饭？怕球甚！自个的头长得好好的，也不是说杀就能杀掉的，犯不上杀头的罪，吃牢饭还省去我一到饭时就要琢磨去谁家蹭一顿的思量!说出这些话，也为我做出回村的抉择断了后路，这也是我敢扔掉刚抓到手里的这饭碗的底牌。

王师傅的话却平和许多，他告诉我，前清就有煤老板在这搭打洞挖煤，穷山下面藏的都是好货，共产党当政后矿山大发展。他是大跃进的第三年来矿区的。他老家在平定乡下，山上的树木炼钢铁烧完了，农业社的食堂也散了伙，那阵乡下的日子实在不好过，苞谷芯、红薯藤都碾碎了熬着吃，他是为活命才跑来矿上讨生活的。先干临时工，后来矿上招工，且按月开工钱，叫发工资。拿到手里的可是看得见，摸的着的票子，虽说累点儿，苦点儿，脏点儿，有时也出事故，磕着碰着常有的事儿，你看看澡堂子里脱光的工友，哪个身上没几处疤痕？可这些比起肚子能鼓起来，都算不了个啥，挣到的票子能到自由市场买粮食，粮食填进肚子里，大人腰能直起来，小娃不再哭叫，一家人都不再为吃犯难了！

先是他自己，后来站住脚了，就箍了这孔窑，把乡下的婆姨、娃娃都接来了，老大小学没毕业就赶上闹文化大革命，学有的上，书却念不成了，混日子，早几年，找了个关系，老大也下了井，干掘进，和你一样挖煤。有了个工人的身份，苦点、累点，可也算是个公家人了，将来他混好了，讨个矿上的婆姨，养下娃，娃儿也能吃上商品粮。只是他没你有文化，他要是有你的文化，我也能说通矿上，把他送到波兰国去学开液压支架的采煤机，那可是煤黑子里顶光彩的买卖，八个人一个班，挖出的煤比咱矿上八百个人一个班的采煤量都大。说最后这句话时，我看见那盏马灯底下，王师傅眼里闪动着幸福、快乐还有点儿自豪的光彩。

见我酒喝得爽快，王师傅的话也越多，话语不再像长辈，透出了老哥们般的热情，后来他甚至和我说起给我介绍对象的话来。他说，咱这地界虽说城不城乡不乡，可说个对象便宜，周边的村子里老百姓穷呵，谁家不愿意姑娘嫁个矿上能挣票票的？你还是个北京家，抢手得很，只要你愿意，天亮了，老哥哥就去给你说，就你这京城里的身份，弄好了，不要说乡下女子，就是矿上干后勤的女工，那些发矿灯的，食堂卖饭票的，矿办搞卫生的，说给你，也不是没可能的，事儿要是成了，可就是双职工，一对儿公家人。

我为他为我描绘的前景和他的真诚而感动，也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只要我愿意，他也能办到，可我真真铁了要走的心，这是高山大壑都挡不住的意志。

说来说去，我明白了，王师傅和他的儿子都到了矿上，掏下了这孔窑就是在改变他们的身份，不再做靠天吃饭的农民，他们在矿上的劳作是为了后人能吃上饱饭，不再旱天盼下雨，涝了又盼天晴，遇上点儿糟心事儿，也不用再看生产队干部的脸色，更不用计较那仨瓜俩枣的工分。王师傅没提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这些我在乡下就研究过的三大差别，可他们确实是农业社的日子过怕了，自顾自地换了个活法，这活法不单和他有关，更关系着他的子孙后代，这观念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所以他也要按照这个逻辑来说服我，做一个和他一样脱离了农业社，献身国有矿山的好矿工。

记忆里，那顿酒完了，还是王师傅儿子用自行车把我驮回单身宿舍楼的。

二天醒来，头沉得抬不起来，可心还在头天晚上的酒桌上。

忽然，听到对面李师傅床上响起一个女人粗粗声音：去大食堂再弄两只馍，俺那娃两天没进干的了。接着是李师傅和那女人稀稀疏疏的穿衣声。

这声响我并不陌生，已经听过几回了。这声响不单李师傅和女人弄出过，窗边黄师傅的铺上也同样响起过。他们做这事时从来不和我打招呼，也从不避讳我，做这事对他俩来说，就像是喝口水，吸支烟，从井下上来泡个澡，谝个闲传一样从容，一样希松平常。

他们从不和我说，那些女人是他们的什么人，就是他们和女人之间的对话也不多，最常用的就是“崴”“哦”“中”“成”这几个单音词，但我知道，遇到这当口，我就该闭上眼睛，歇歇那劳累了十几个钟点的身子了。

我们这间宿舍有二十几个平方，连我住着三个单身工人。李师傅和黄师傅都是老工人。说老，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初次见面以为都是四十几岁的人，说开了才知道两人不过都才三十出头，只是比我早下了几年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干着四块石板夹块活肉的营生，哪个面相能不老出个十来八岁，要是相亲，出门前烫个澡，弄个大中分，头发上抹点儿油，换上出厂新的工装，再甩两下脑袋上的大中分，也能年轻好几岁！

我们仨都在一个坑口，但不是一个队，有时仨人都是早班，也有岔开的时候，分别在中班、晚班也是有过的。所以仨人并不是天天都能见面，就是见个面，就那几个钟点，也多是自顾自己的那点儿班后必须做的事儿，谝个闲传的时候都不多。

但关于他俩往回带女人的事儿，李师傅高兴时也给我讲过几句。他说，这事和省城青年男女谈对象，处朋友是一个道理。城里处个女朋友，逛逛街，遛个公园，看场电影，男的总得出点儿血吧，吃个饭，给女的买个花头巾、雪花膏不是常有的事儿？咱这儿小地方不用那么大的开销，食堂里弄几个镆，再不，弄两个大肉包子也就对付了，顶多赶上过年，给她扯上几尺小碎花的棉布由她个人缝个袄儿，裁个裤儿，那就更够意思了。

我从不打探他们和那些女人的关系，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晚上睡不着时闲扯出来的。我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更多的时候，他们弄出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催眠曲。每天累得贼死，上了床说话都费劲儿，听他们谝几句，我也就睡着了。倒是要离开矿区了，才细细地听老李给我摆了摆这里面的道道。

老李是独自从食堂回来的。那会儿我正坐在床上发愣，想着是现在去，还是吃过饭再去跟老代告个别。老李进来，拍了我一下，说：你还真要走了？是个爷们！常言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你小子牛，吃了回头草，铁饭碗说扔就扔了，真个拿得起放得下，日后说不准能混出个名堂，老哥哥羡慕你，可还真没兄弟你这股子硬气。

老李说，矿上这伙子人挨个查查，祖上有几个不是顶着高粱花子的农民。如今这年头，干个啥不比伺候农业社强，咱这挖煤的营生是活在四块石头包着的夹缝里，可到了地面上，吃呀，喝呀的，愁么？腰里别上了票票，真真硬气，想开点儿，管球他二天下井遇上个甚，当下，周边村子里的婆姨、女子，老的，少的，俊的，靓的还不是挑着来？

我说，是，可人也各有各的活法，萝卜、白菜各是各的。他说，是，澡堂子里脱光了，谁和谁还不都一个球样，你还是个念过书的城里人，文化人，真不知道先人说的“食色性也”？吃饭、和女人睡觉，还有想多活几年，三样，老祖宗早就说明白了！这个世上哪个不想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我说，以前也听说过这几个字，好像孔老二的人生观也是这样。

老李笑了，说，啥人生观不人生观？管球他孔老几，是人，哪个也脱不了这道道。你要是动了心思，想耍耍，哥哥我去给你找一个，你告诉我个标准，胖的？瘦的？老的？少的？吱一声，又不要你成个家，没那么多负担，耍耍么！分分钟的事儿，快活得很！你反正要开路了，用不掉的饭票办这事儿富富裕裕。老百姓穷呵，咱这矿上哪天没几个周边村子的老娘们来找干粮的。咱办这事儿是做好事，是行善，是给人条活路，做这事儿不缺德。顶多算个两下各取所需，扯个平手。老李把那交易说成是找干粮，显然是动了恻隐之心。

只是我归心似箭，还真没让他说动。别了还在兴头上的老李，去二十四小时不停伙的食堂胡乱吃了口饭。我不想带走那堆烂铺盖了，就手留给了老李，看看离夜里那班车到站的时间还早，便去和一同来矿上的知青老代告个别。

老代是和我一拨来到矿上的。我俩不是一个县的，但有北京知青到哪都是一家人的规矩，自然成了哥们。他是个老高中生，和我们集中上完下井的安全课，没下过一天井，便发到矿中当了物理老师。同来的不少伙计说他撞上了大运，不用使打眼的风枪，也不用簸箕大的板锹往遛槽上擭煤，每天腚沟子里沤出的都是臭汗，动动嘴，票子就挣下了。坑口调度却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叫你们去教娃娃们，你们哪个有代老师那两把刷子？告诉你们，就代老师这文化，咱坑口两三千人里都有一号！那可是个京城读过十几年书的人！

老代也在矿上的单身宿舍住，屋子里点着盏不大亮的台灯，他的同屋也是个老师，没在屋里。老代见我进来甩给我一支烟。说，你真要回去了？我说，今晚就走。问他书教得还好？他那厚重镜片后的眼睛无精打采，瞅了我一眼，有一句没一句地说，没大意思，矿上的孩子对书本有兴趣的不多。

我说，你又不下井，就是张张嘴，谝一谝你肚子里捂了多少年的学问，还有啥不知足的？说个话咋还有气无力的？他说，你没当教员，哪知道如今教员的日子也难过呵！学生不念书，你还不敢管，管了，就有人动不动就拿河南省那个中学的女学生说事儿。我说，哪儿来的女学生有这等道行？还翻起浪花花儿了？咱可都是经见过大革命世面的北京哥们呵，还怕球个学生娃？他说，你还真不知道那女生的事儿？那可是现如今教育界标志性大事件。看来你小子根本就不关心国家大事。哥还真得给你细细讲讲，保你走到哪儿也不会犯政治错误。

我说，咱早就挨不上政治的边边了，别说政治错误，就是犯个生活错误都难，难得比肩麻将牌和个十三不靠！他说，别耍贫嘴，我给你讲讲，你就知道如今这师道之险恶，这教书的钱难挣了。

老代讲完，我才知道了教育界里还真出了这么件大事：

去年（1973年）七月，河南省一个农村中学初二的一个女生因为在一次英语考试时，在试卷上写了这么几行字：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英文老师便把这卷子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又告诉了校长。二天，校长批评了这女生，还让各班批判。结果孩子受不了，便跳水库自杀了。事后，地区和县里面的调查组把这事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撤销了校长职务，给班主任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的处分。再后来，又有记者把地区和县里对这事的调查报告登在了报纸的内参上。

今年（1974年）一月，江青看到了内参，又派人重新调查此事。结果法办了校长和班主任，两人各领了两年徒刑。再后来，上面文件将此事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省里则追认这女孩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并给她在县里立了块碑，碑上还有褒奖那女娃的碑文，事情这般后果，那校长、老师还能不惨了？

见我吃惊，老代又甩了我一支烟，说，教书的风险是不是不比你小子下井小？你只是忱心自己的小命，我弄不好可是真要吃牢饭的，我进了教室真是提心吊胆呵，怕有一天管不住我这张说惯了插家话的臭嘴，一不留神真弄出个麻烦事。人命关天，我可不想哪天弄出个什么纪念碑！所以，你下井只是肉体劳累，我是肉体加灵魂双份的劳累呵！体肤和心智都苦呵！

我说，那还不简单，回村继续当老插，山高路远，好不快活！老代又笑了，笑得很阴郁，说：你以为真是上梁山？都是耍光棍的，大碗喝酒，大秤分银，过书上讲的快活日子。现实点儿吧，从年岁上说，我就比不了你，你小我好几岁，有熬的本钱，我往三十上奔了，总得组织个家庭吧？总得要个娃留个后吧？娃要吃饭，婆娘要穿衣，你那村子，还是我那村子的收成能讨得起个婆姨，养得下个娃？现实点儿吧，有个饭碗不易，咋能说打了就打了？真个回去，过你那一天挣包永红烟的日子？过到哪年是个头？

想了想，他又接着说，我那家庭也不是根红苗正的，爹娘在人事科里都有短儿，我谋下这营生真不是说扔就能扔下的，真回了村，能不能再上来，两说着了，哥们可是几次招工都没能让政审审明白祖上的人，也真是在村子里熬怕了，这些年做梦做的都是找到了差事的美梦，恨的就是梦醒得太快。说完，他的眼光有点奇怪地望着我，忽然说，做了一回朋友，还没打听过你是啥出身，要分手了，我就猜猜，你家是干部吧，爹妈解放了？又有了靠山，你自然豁得出去，前程有得选。

我说，干部？祖上前清高干，相当于沈阳军区的司令员，朝庭命官，封疆大吏，只是如今球也不抵。他又笑了，放声大笑，笑得眼角都挂上了泪珠，很有点儿开心地说：高干就是高干，老百姓就是老百姓，放到啥年月也分得出祖上的荫庇，你是得济了，还是好事边儿都沾不上。

我们没有像如今的老朋友们分手时都要互道一声“保重”之类的套话，我们也没有紧紧地握回手，只是相互点点头，就算是诀别了。我知道，至此这矿上的人和事在我的生活中划上了句号。

我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走得轻松，走得快乐，我甚至又哼起了插队时的知青小调：山高高不过中条山，中条山屹立在白云间，中条山虽然很美丽，但是她比不上万寿山......

走在通往火车站的街衢上，通亮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我知道，丢掉了铁饭碗意味着我的生活又要从头再来了。

张亦嵘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