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盛夏，18岁的我正在银川拖拉机配件厂金属加工第一车间（简称金一车间）车工二组当学徒。

　　文革伊始，根据“履带式拖拉机稍加改造就可变成坦克”的逻辑，上级决定将我们厂实行军管，兰州军区支左部队一位王营长被派来担任了首席军代表。

　　王营长按照部队编制，把车间改叫为连，各班叫成排，各组又叫作班，按照全厂序列，金一车间又被叫成三连，车间党支部书记被叫作指导员，车间主任被叫作连长，车钳铣刨磨各组的的大组长被叫作排长，小组长又叫班长，既混乱又别扭，让人感到很不适应，慢慢才习惯了。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全国一片造反声，拖拉机厂“有幸”成为本地区的重灾户，金一车间则是重中之重！为什么？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1929年宁夏建省，4年后，原本蛰伏在河南的西北军阀马鸿逵率领17路军主政宁夏，16年没挪窝，直到1949年逃台。在此期间，开办了三家工厂，分别是：发电厂、面粉厂、修枪所。修枪所顾名思义，自然是为军队服务的，慢慢规模扩大了，民间的活也干，但首先保证为部队服务的性质始终未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工企业。

　　因此，马鸿逵控制得很严格，具体讲，就是凡进修枪所的人，必须入党。100多号工人哪有什么政治信仰？管他妈嫁给谁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入就入呗。这样，到1949年，除了极个别人外，原本穷得叮铛响的车、钳、铣、刨、磨等各道工序上的师傅们，差不多全是国民党员。

　　解放后，修枪所作为藏污纳垢之地被重点改造，归属国家一机部管辖，近千号人，承担着为国内最大的拖拉机制造企业——洛拖制造“东方红—75型”型、54型和135型号拖拉机的水泵体任务——首先是翻沙工把这几种水泵体毛坯铸造出来，再由金一车间承担对铸件的切、削、铣、磨、钻的加工任务，之后进入装配车间整装成型置入柳条筐打包密封，通过银川火车站货运专列发往洛阳。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如果把拖拉机配件厂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一车间就是它的心脏，劳动强度之大，工艺流程严谨，都容不得有半点马虎。稍有不慎，就会出事故，影响产品质量，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必然又会影响到个人命运。

　　全车间将近200号人，大致可分为五拨：首先是解放前的那些老人，都在50岁左右。其次是1958年进厂的那批二级工，30大几。还有1965年招的那批“半工半读生”，普遍25岁左右。另外是一批被叫作为“轮换工”的南部山区人，男女都有，本来是1967年来银参加代培的县办小企业工人，遇上文革，浑水摸鱼变成了正式职工。我们算是第五梯队。此外，还有一些散落之人不太好归类，比如部队复员战士、从外单位调来的，后门日鬼进来的。

　　之所以说金一车间是“重灾区”中的重点，原因有三：一是那些修枪所的遗老们文革中挨整，株连到子女，心中有怨却不敢发，唯有消极怠工。二是不少“58·2”参加了一个名曰“武卫营”的准军事组织，动辄就以“捍卫文革胜利成果”为由参加社会活动不上班，补贴照拿，让正常上班的老实人愤愤不平，出工不出力。三是部分轮换工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时不时地偷盗铜铝等原材料和进口轴承卖钱，损公肥私。所以几年来，好好的金一车间被搞了个乌烟瘴气，生产任务完不成，连年亏损。上上下下都不满意，王营长也无可奈何。

　　我作为一个小学徒，一直以来有个不敢说的小秘密：想当一名业余作者，一进厂我就注意观察人和事，很快就注意到一个文化大革命搞的，把原来非常团结的工人阶级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我是造反派、你是保守派、他是骑墙派，还有逍遥派、跟风派；即便同是造反派还分化出什么激进派、稳健派，同是保守派还分为挺杨（静仁，宁夏党委书记）派、弃杨派等等，让人眼花缭乱。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拖拉机厂颇有点水泊梁山的味道，而每个车间又都是一座“二龙山”“少华山”式的小江湖，都有各自的一套路数，水深得很。

　　那时入党非常难，全车间不到10个党员，连十分之一都占不上，但团员却有60多个，是全厂最大的团支部。从党到团清一色造反派掌权，大小是个领导，都像“天罡星”一般牛逼拉哄的。而保守派出身再贫、资历再老、技术再好也晾在一边，不予重用，混迹于“地煞星”的行列里，各找位置，苟延残喘、惶惶度日。至于我这般的学徒工，只能算是个最底层的小喽啰，来日方长，慢慢熬吧。

　　金一车间的领导班子由5人组成：支部书记、副书记（又叫正、副指导员），主任（连长）、两位副主任（副连长）。党支部书记老马是从市委下放的干部，不懂工业也不太管事，经常请假，日常思想政治工作都甩给副书记老黄，这位倒是本车间的土特产品，平时总是笑嘻嘻的。三位抓生产的主任、副主任各有特色，似乎也挺随和，不过很快，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犯了傻。

　　黄副书记脚上穿的翻毛皮鞋从来不系鞋带，经常听有人和他开玩笑问他：咋还不系鞋带？他也总是笑道：跑起来方便。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某晚，这个谜才被解开。

　　他原来是个钻工，自从当了官就不干活了，但是要带班。他带夜班时为了让神经衰弱的老婆睡好觉，就把5岁的小女儿领到车间。严格地讲，任何车间都带有一定危险性，文革前是决不允许陌生人特别是小孩进入的，但眼下乱套了，谁都可以进。这晚他正和人谝闲椽，就听女儿一声惨叫，原来他把手指头伸进一台车床下部的电机盒里，血肉模糊，送到医院抢救最终切除半根无名指。

　　后来才查明是一个外号叫“老母子”车工做的恶：小丫头透过已经破了的电机盒网罩看见马达叶轮片在转动，好生奇怪，老母子就诱导她说，里面有个花蝴蝶，你去抓吧。娃娃一伸手，叶片像刀子一样实施了切割，惨剧就地发生。

　　而老母子为何如此歹毒，原来黄以给她换轻松的工种为由头，一次又一次将其放翻，但是光说不兑现，于是恼羞成怒进行报复。这女的很快被清除了，但黄副书记也彻底现了原形，因为和他有一腿的女子多了，好几个头戴绿帽子的人都想抓他现行，只可惜紧要三关他裤子一提下炕蹬上没鞋带的翻毛皮鞋就跑，怪不得。

　　这件事给我这样的傻逼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反面教育课：江湖之水竟是如此浑浊？！慢慢又发现，比这浑浊的事还有很多很多，让人一时难以适应。

　　黄被撤后，提拔了一个叫虞毛头的，一听名字就是上海人，原先没有来往，后来共同到青铜峡搞了一次野营拉练就熟悉了，对待学徒工也没有架子。我曾好奇地打听他是怎么到宁夏来的，他说是1958年戴着光荣花和他在沪新中学的同学、同车间的老车工岑阿根师傅一道支宁的。但岑师傅却一口咬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说这个“虞瘪三”根本没上过中学，纯粹是个社会青年，洋泾浜话讲的那种“十三点”“阿乌雷”，从不与之交往，并奇怪地问我：你俩怎么搅和到了一起，难道不害怕？让我就非常尴尬，心说这两个阿拉子，究竟该信谁的话？

　　有一位担任铣工组长的老塔师傅——40多岁，东北人，长的一副老太太相，说话女声女气，身上最大的亮点就是爱忆苦思甜，动不动就在大会上来上一遍旧社会任何如何，而且一遍和一遍不重复，十分吸引听众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小青年，可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到底哪次是真的？哪次是假的？

　　比方他嘴角上有一道伤疤，控诉刘少奇时他说是资本家砍的，批判林彪的时候他又说是小日本剁的，把人搞糊涂了。我私下求教他时，他又改口说是地主婆打的，见我被惊呆了，他又说这样一番话来：“你不甘寂寞，逆风而行，我赠你五句话：一年潜伏爪牙，二年积蓄能量，三年窥视动向，四年浮出水面，五年笑傲江湖！”并主动提出要给我教授美国地理。那一瞬间，我有些恐怖，觉得他咋看咋像个巫师，一道金光从他的视线中逃了出去。

　　还有几位工人党员，相互之间关系非常微妙。比方一个调度老哈，一个磨工老贾，是同一批被组织“纳新”的新鲜血液，在一般人眼里好像是铁哥们，穿一条裤子还嫌肥，但其实不然，暗中都在给对方下套使绊子。

　　那时车间干活有定额，按照一小时60分钟，60分钟乘8小时等于480分钟的时间计算。比方我们厂的“拳头”产品“东方红75型号水泵体”，经专家科学计算，每车成一个水泵体的平面并钻出孔洞，需要9分钟，用480分钟除以9，等于每天必须干出54个“活”，才算完成任务。另外，还要严格按照流程展开：我干完了这道工序，由拉料工立马转到下一台机床，你干罢，再往下转，每一台机床之间都有衔接，才能最终变为成品。就如同你家住在24层楼，你回家必须先从1楼开始爬起，最后到达楼顶，绝对不能绕过某一层。

　　但某日某人病了，临时上不了班，这台机床就只能停了；或者是人在，但碰巧机床坏了需要维修，这就给他本人以及下道工序的哥们带来“福音”——因为没干的，他可以“待料”为由，名正言顺地不干活，舒舒服服地混上几个钟头甚至一个班，工资、包括夜班费统统不受影响。下班之际，车间调度老哈会询问每个人完成任务的情况，然后写在一块黑板上：“张三完成480分”“李四完成360分（维修120）”“王麻子待料”等等。

　　可是有一天，当老哈问到老贾时，后者随口说了声“没干的”，老哈也是，写上“待料”不就得了？但他偏偏就给老马写的是“没干的”三个字，气的老贾破口大骂老哈：“你他妈的凭啥日鬼我！”后者却振振有辞：“是你自己说是‘没干的’，又不是我编的！”老贾反唇相讥：“我说我日你妈你咋不拉来让我日？！”于是就怼掐，你骂我是“驴操的！”我骂你是“操驴的！”两个都操起套管板子，差点打起来，把我们吓坏了：车间屈指可数的共产党员怎么会是这个水平？后来一想，这其中不知道蕴育着多少恩怨哪。

　　时间一长，新鲜感也就没有了，也就皮了。人一皮，就出事，一不留神，就把乱子捅下了。

　　每天一上班，先要让车床“热身”，也就是慢速空转一会儿，之后用油枪往油眼里加油，我们形象地把这个环节叫做“灌醉它”再干活。一台车床有十几个油眼，分别安装在各种旋转的齿轮对接处，有的一目了然，有的十分隐秘。连长，也就是车间主任老淼最喜欢给学徒工讲已经调到另外一家工厂的胡某人的故事。

　　这个胡师傅对车床各个部位熟悉的程度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闭上眼睛也能够准确无误地把油加到油眼里。有人不信，要和他打赌：如果胡某能够把眼睛用布蒙上，再用油枪把油一个不漏地加进所有的油眼里，他甘愿在银川小有名气的饭馆“京津春”支桌子请客！那阵吃一顿也就两三块钱，但也是一件很奢华的事情了！结果一通比赛下来，胡某赢了，美美地咥了一顿。

　　淼主任让我们也学习这个本事，大家都不吭声，我实在憋不住了，问他：学这种“蒙着眼睛加油”意义何在？老淼说：当然有意义啦——你想嘛，如果有一天，苏修的飞机轰炸把发电厂炸得停电了，上级突然给派了紧急任务，让我们干活，总也得先给机器加油吧？黑咕隆咚地啥也看不见，你往哪里加？所以你要掌握这个本事。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老淼说你笑个球？我说：既然全市都停电了，车床就开不成了，还加什么油、干什么活？“轰”的一声，大家全都笑了起来，把老淼也给气笑了，改口说“我让你们学习他这种精神！”私下里他对我说“这个故事我讲了几十次了，还从来没有人提出这种质疑，也就是你脑子转得快！”我当时还挺得意的，晚上睡下后怕：我他妈的整个一傻逼青年，幸亏老淼没脾气，换个别人非把我整死不可。

　　但下件事他可真发脾气了：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凡事都爱刨根问底、一探究竟。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两元人民币其实是张错版票，因为图案上工人师傅开的车床上没有照明灯和冷却管，而缺失了这两个致命器件的车床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就像人长有五官，哪个也不能少。换言之，这个工人开的是台废车床，我们被蒙骗了这多年！幸亏现在当了车工，发现了这个天大的错误。

　　我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脑子一发热就给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写了封信，指出两元钞票的错误，要求改版。写完就投进了信筒里，随后也就忘记了。谁知过了两个多月，对方回信了，信寄到厂里。淼主任在会上念了信，大意是：一般的车床配制应该有照明灯和冷却管，但人民币设计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要体现美学原理，简明扼要，突出主题，省略其他。另外，在特定情况下没有照明灯和冷却管也不影响工作，革命战争年代八路军兵工厂的“土车床”不也照干不误？末了，还建议我认真学习伟大领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领会“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精神实质。

　　我本来就一根筋到底，忍不住便说：“强词夺理！”这下把淼主任惹恼了：“你日能的粑钢筋呢？你长着双球四卵子？一个碎怂，放着好好的技术你不学，却瞎琢磨两块钱上的车床画的对不对，你想干啥？再说了，人家中国人民银行的水平不比你高？看来咱们金一车间这座庙太小了，放不下你这尊大神，你干脆到中国人民银行当行长去吧？引起大家伙一片嘲笑声，臊得我无地自容。

　　总之，在经历了如此几番让我感到不好理解和无法把握的事情之后，我被吓住了，觉得车间像一个大水泊，不仅水太深了，而且每个人都是游泳好手，凭我目前的功力，不被淹死就是万幸了。算了，想写小说的事以后再说吧，还是先认真学技术吧。于是，我对自己所开的那台“C-620”车床真正产生了兴趣。

　　当时车工分为三个组，每个组十几台车床，二三十号人，分为三班倒，人歇机不歇。一组基本干的都是些小铸件，什么阀门盖、水泵隔套什么的，活比较轻。三组是重体力活，直接加工各种水泵体，一个三四十斤重，每天光拿上拿下就很练臂力。我所在的二组，是技术含金量相对较高的组，主要承担各类水泵轴的精加工和水泵体端口的挑扣任务。

　　水泵轴一头装有叶轮，一头插在泵体中，装有叶轮的那头必须固定，而插在泵体内的这端却必须时刻保持灵活旋转状态，这就给轴加工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先把半成品的钢棒切断，用中心钻打出眼后再用尾座顶住，按照图纸的要求加工到某个尺寸，公差（上限与下限）往往就在几“道”之间，用大白话说，就是一根头发丝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之间，稍一走神就前功尽弃。

　　另外对表面光洁度的要求也极高，专业术语叫“1划7”、“3划2”，等等，开头的数字越大，要求也就越高。有的活必须像镜面一样光洁，光用刀是车不出来的，需要用细砂纸反复研磨，下手轻了，达不到标准，质检员通不过；下手狠了，容易突破下限要求，变成废品。得反复操练，方可熟能生巧。

　　至于挑扣，更是一门绝活，普通车床都配有光杠和丝杠两套旋转装置，前者负责车圆柱体平面，后者仅负责挑扣，通俗地说就是给金属的某个端口套螺丝口，之后与另一个物件用螺丝帽对接。一般情况下车床都运行在光杠轨迹上，犹如行走在马路上，平平稳稳。而一旦运行在丝杠上，就好比跳跃在波浪谷上，惊心动魄，全凭心有灵犀、眼明手快，恰到好处，完成螺旋，略有闪失，刀架就撞在高速运转的卡盘上，把床子憋死，卡盘倒转，一旦甩出能砸死人。

　　我的师傅也是老修枪所的人，沉默寡言，技术非常好，我那时性格方面有缺陷，许多技术方面问题似懂非懂，闹不机密，有时请教师傅，他说一遍之后我还没听明白，就觉得我脑子不开窍，不想重复。放在今天，我必定尖嘴薄舌地追问下去。可当时我没那个胆量，只好自己信马由缰地瞎琢磨，着实走了一些弯路。

　　但师傅仍不失为一个厚道人，细语慢声、手把手地教着我，让我在比较快的时间里掌握了水泵轴的精加工和水泵体端口挑扣的基本技能，而且还放了单飞——就是在全体学徒工里头一个独立加班干活之人。

　　为了向建军55周年献贺礼，厂里临时接收了一批兰空贺兰山基地某型号机型上的特种螺杆急件活，用特殊的六方钢材质制作，长20厘米，粗1.5厘米，前面10厘米需要用板牙套出丝扣，工艺质量高，时间要求紧。

　　厂里经过认真考虑，把任务落实到了金一车间车工二组我师傅身上。当时和我师傅在同一台车床上倒班的乔师傅也带了一个女徒弟，年龄比我大，究竟是技术问题或者是心理因素原因我不知道，反正是最终没让她“打虎上山”，两个师傅最后拍板让我和他俩组成突击队，3个人连轴转，每人一个班，24小时不停机，5天之内完成任务。

　　这可是面子工程，军代表王营长亲自跑到金一车间摸底。车间领导汇报了情况，王营长怕我顶不下来，我师傅说“他（指我）就是有点笨，但是干起来没问题！”这话说得我又沮丧又兴奋，我也就什么都不说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看吧。

　　先是跟着师傅干了几个活后，发现自己可以胜任，唯一的难题是“倒角”——六方钢除了顶部之外，其他部位都被用传统常用的左刃偏刀车成圆柱体了，且套了螺扣，但顶部形成的螺帽必须旋出三分之一的斜坡角度，如果换刀用右刃偏刀旋那当然方便，可老是换刀打刀架，就会使刀架总处在转动状态，难免影响刻度准确，当车工的最怕刻度不准，害死人。

　　我看师傅不用换刀，居然用切刀旋这个角：只见他先用切刀把六方钢深深的切了一道槽，然后两手并用：左手握住大摇把缓缓横向前进，右手握着中摇把纵向进刀，转眼之间，就倒好了角。我赶紧也试了一下，第一个倒出的角度不太平展，带点“大肚子状”，师傅鼓励我走手劲时再均匀些，我再试还就真解决了，倒出的角与用换成右偏刀切出的效果完全一样。这样，也就十分放心的让我独立加班干活了，每次我都能够保证在8小时里干出20根螺杆的任务，受到车间的表扬，心里自然美滋滋的。

　　为什么美滋滋的？这里还有个插曲——我们一拨进车间的20多个学徒工谁都想进步，很快都写了入团申请书。五四青年节前，团支部首批发展了那位漂亮的小师妹，我和师兄“老羊头”等三人作为先进青年列席了团员大会。中间我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可是也不能跑，只好低头强忍着。忽然，副连长兼团支部书记赵玉米点着我的名破口大骂起来，说我是“老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足足骂了有十分钟。

　　我有苦说不出，既没那个胆子反抗，也没有那个心思辩解，只好忍着挨骂，别说是我了，就连被幸福笼罩着的漂亮小师妹也吓得够呛！之后副连长对我说了点“不要计较”之类的话，我敢计较吗？所以，仅仅两个月后，我能够在学徒工里第一个“放单飞”既是对我在技术上独当一面是个肯定，也为下一步入团铺好了路，更算是在小师妹那里争回了面子，能不高兴？

　　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没有几天，一起突发事件让我看到了水泊梁山最为险恶的一面，而且把我也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前面我说过，解放前，除了极个别人外，老工人都参加了国民党，师兄“老羊头”的师傅刘××，外号“沙锅子”恰巧就是这“极个别人”——解放前夕，他通过亲戚介绍，从老家兰州来到修枪所，因为技术是大拿，谁也不尿，楞是不入那个党。解放后顺风顺水，不仅成了八级车工而且入了这个党，日子过得挺红火。

　　1960年代中期，他带了一个徒弟叫马心疙，是个复员军人，甘南河洲人氏，学技术悟性不高，偏爱咬文嚼字，时不时地挨师傅的批评，所以心里很不爽。文革中参加造反，是个打手，人送外号“活阎罗”，眼下又在“武卫营”中混得风生水起，唯一不幸是老婆和别人跑了。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面粉厂的小寡妇，这女的开出三个条件：一是出身要好，二是曾当过兵，三是共产党员。前两条都占了，唯后一条正在争取，而且很有希望！

　　按说要求进步并不是坏事，问题是你不能踩乎别人，特别是那种老实人。但他天生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逮住空子就咥人。也该刘师傅命中有难，不早不晚，撞到了枪口上。

　　某日全厂开大会，传达中央关于批判“571工程”的文件，刘师傅和马心疙前后坐着，边听边记。一会儿，刘上厕所，随手把小本子搁在凳子上。马心疙的业余爱好就是翻看别人的本子，忽然看见某一页上写着“老百姓痛骂你们是‘党票子、印把子、钱袋子、警棍子’”几个字，便悄悄撕下来揣进自己兜里。散会之后，立即交给了王营长，加油添醋地宣了一气，正打到了王营长的垛上！

　　第二天上小夜班，全厂职工在礼堂开会，批斗“沙锅子”。王营长从口袋里掏出个条子来，操着一口晋察冀腔念了一遍，问道：“是你写的吧？还有什么解释的？！”

　　刘师傅说几个月前他在家看书，看见一篇文章上说解放前黄泛区群众骂国民党的一句歌谣，觉得有道理，顺手就抄下来了，没有别的意思。

　　马心疙刺刀见红，站起来说：“你把那本书拿出来，如果真是书上说的，拉倒；如果不是的话，就是你编的！”回答是“那本书我之后连旧报纸一起卖给收破烂的了，而且书名也想不起来了。”

　　王营长冷笑着说：“就是你自己写的，别耍小聪明了！”刘师傅就地被“隔离反省”，带到了仓库旁的一间小屋里，全家陷入混乱，老婆娃娃哭断了肠。

　　总之，这件事情让“沙锅子”倒了霉，马心疙立了功，被列为“纳新”重点培养对象。很快厂里决定召开批判刘师傅大会，点名让他现在的徒弟老羊头发言。

　　老羊头是我中学同学，1966年冬我俩同时参加了大串连，1970年秋同时分配到电影机械修配厂当学徒，同时派到吴忠仪表厂接受培训，71年初同时被“交流”到拖拉机配件厂当了翻砂工，次年春又因吃苦耐劳同时被选调到金一车间干车工，铁铁的哥们。

　　面对高压政治势态，老羊头坚决不肯发言，天底下哪有徒弟批判师傅的道理？我完全赞同，哥俩凑在一起商量着得想个办法把这个会搅和了？我隐隐约约记得曾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几句话，只要找到出处，就有空子可钻。

　　现在的问题是赶紧找到那本书，忽然我想起几年前曾经在同学“老叫驴”家里看到过这本书，紧忙跑去还真的找到了，是新华社记者穆青解放前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南征散记》，我立即讨到手并把它交给了支部书记。

　　次日车间开会，王营长到会一本正经地说：虽然查到了那本书，也确实有这几句话——但是，就冲对这几句话感兴趣，也足以说明姓刘的内心并不那么纯洁！再说了，穆青是什么人？虽然他也写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但现在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据说还是个5·16分子（其实是穆欣），他写的东西也不能再扩散！”

　　马心疙唯恐天下不乱地加油添醋：“‘党票子、印把子、钱袋子、警棍子’分明是漫骂新中国政权的四大支柱，实属反动透顶。”

　　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1948年还没有新中国呐！”马心疙居然说：“他可以提前骂呀，这正是反动文人的‘高明’所在嘛！”我觉得实在是荒唐可笑，随口就说了句“你的话不‘同心’”（车工术语，原指加工后的金属物件外圆与内孔旋转时基准不同，轴点晃动，属于残次品，后被引伸为说话不靠谱的意思）。马心疙骂道“你的狗屁‘同’着么？”上来就想打我，被人拉开。

　　王营长说：“你这个小年轻‘瘸子上讲台——站不稳立场’，替坏人辩护，脑子进水了？这么发展下去危险啊！”马心疙痛打落水狗的劲儿又上来了：“咋每次‘佐事’都有你？这怂看样子就是天生的日八歘。”

　　因为有穆青顶缸，王营长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不得不宣布取消全厂批判沙锅子大会，但责成金一车间对其严格看管、深入批判，监督劳动，以观后效；其他人从中引以为戒，提高警惕；特别是个别年轻人——要端正认识，明辨是非，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把心思用在正道上，才能走路不栽跟头！说着还有意识地瞪了我两眼。

　　事已至此，明智的做法应该见好就收，我也不敢多嘴。但马心疙不服输，居然喊了起来：“‘沙锅子’是国民党员！对阶级敌人不能宽容！王营长，你放过他就是右倾。”

　　王营长固然左的要命，但毕竟对当年修枪所的历史做过一番调查，知道“沙锅子”的底细，再说好歹也是拖拉机厂的一把手，基本政策和策略还是懂得的，不可能被一个二百五所左右，反问道：“我右倾？那你说他是国民党员，根据是什么？”马心疙的回答是：“古话说‘同在其里，焉能善独？’修枪所的人都入了，他咋可能漏网？不符合逻辑嘛。”

　　当众犟嘴，挑战权威，让王营长尴尬地下不来台，厉声喝道：“好一个‘同在其里，焉能善独’，那么按照你的逻辑，你和马鸿逵是既是同乡、又是同宗也应该是国民党员对不对？”马心疙赌气回道：“我若是的话，那你也是。”

　　谁知这句话歪打正着，恰恰触及到王营长当年曾是傅作义的部下、1948年在新保安战役中被俘成为“解放战士”这根敏感的神经上了，等于哪壶不开提哪壶，放屁扬沙子——连挖苦带讽刺。

　　王营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我看你就是一个小炉匠栾平，疯狗一条！”就地将其轰出会场，这个货赖着不走，双手死死扒着门框痛苦地嚎叫着：“王营长啊，我红心闪烁可对天……”

　　也许是自觉理亏，也许其他原因，总之刘师傅写“反标”的事最终不了了之，马心疙鸡飞蛋打，入党的事黄了，对象也吹了，好多人暗中幸灾乐祸地说“该——着！”

　　但我算是把马心疙彻底得罪了：毕竟在金一车间这个山寨里他算条“汉子”，人脉关系要比我丰厚的多得多。王营长他惹不起，我就成了他的出气筒，逢人就丧我，导致已经内定我入团的事被搁置了大半年不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能够感受到来自他的打压，我的定位一直徘徊在“菜园子张青”和“险道神郁保四”之间，直到1974年底我担任了厂团委宣传委员兼车间团支部书记才得以改观。

2022.8.27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