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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宋刚刚: 孩子生病没空回家, 差点被诬“陈世美”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宋刚刚，1949年生于上海。1969年赴安徽利辛县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并先后在安徽、江苏、上海多所高校任教，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出版独著、合著10余本，发表历史论文和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100余篇。
原题
赭山岁月
作者：宋刚刚
安徽师大赭山下校园（网图）
我本来是应该上77级的。
恢复高考消息公布以后，我和几位好友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于是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朋友之间你问我答，忙得不亦乐乎。高考分数下来，据说我考了个安徽利辛县全县前3名，上第一志愿复旦大学应该没问题，但我心中揣揣总不踏实，因为还有政审这一关。我父亲“文革”前在与单位同事闲谈时不慎称“毛主席”为“老毛”，被人告发批斗，定性为“严重政治错误”而载入我的档案。这比地主还糟糕，因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还有5%作为“可教育好子女”而尚有一线希望，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严重政治错误”则永远过不了政审这一关！
戴上了这顶“帽子”，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不能招工，不能入党，也不能参军，我招工被打下来2次，上“工农兵大学”被打下来1次，后因当地严重缺乏师资而叫我去当了一名代课老师，破例让我上了一个“社来社去”的师训班。因乡村中学教师奇缺，有不少班级开学后没有老师上课。开学不到一个月教育局就派我到离县城100余里的展沟中学代课，后来几经波折总算解决了“商品粮”，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学老师。因我在《解放日报》《新安徽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后来又被调到县文化局创作组当“专业作家”。
果不其然，我在高考1977的政审中被又一次刷下来了。“大学梦”破碎了，对我是又一次沉重打击！我送走几位好友上大学，心中颇不是滋味。好在不久老婆分娩，为我生了一个女儿，我整天忙于当“马大嫂”，洗尿布，也不想再做什么大学之梦了。
那时，我妻子小张在远离县城60多里的柳西公社卫生院当化验员，我们牛郎织女两头跑。好在我不用天天坐班，老婆生了孩子，我借口到基层“体验生活”，理所当然地在老婆那里一住两个多月。虽然听说大学又招生了，但我根本没想到去报名。因为考得再好，我的政审也是绝对通不过的。
也是鬼使神差。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其实不知道），我吃早饭时突然想去县城拿工资。坐车到利辛县城已经快中午了，遇到两个朋友，都在紧张复习迎考。我被他们一鼓动，冷却的心又热了起来，马上去领了一张表格填好，找局长盖公章（那时高考须单位同意）。到了局长家里，我把来意一说，王西成局长不屑地说：“就你那家庭出身，我看你别白费劲啦！还是在利辛安心工作吧。”我只好同意：“好，好。算了，不考了！”
我不甘心。下午上班时，我又缠住王局长，表示“今年再让我考一回，政审再刷下来，以后永远不考了。你放心，我今年肯定考不上的，复习的书也早已送人了”。他大概估计我不可能考上，乐得做好人，勉强给我签了意见，盖了公章，并郑重说明“下不为例”。
我是在毫无希望的心情下参加的考试，又没怎么复习，成绩自然不会理想，记得历史、地理两门考了90多分，政治、数学、语文都只考了60多分。由于邓小平拨乱反正，政策有了松动，这一次居然通过了政审关，被安徽师大历史系录取了。
收到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我却又准备放弃了。因为那时政策是工龄满5年才能带薪上学，而我还差两个多月，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干部身份”去当一个大学生怪可惜的。我那时工资虽然才34元，但比起那些招工到厂里仅20元左右的上海知青，还算是“高薪”阶层，如放弃工资去上师大，家庭生活必然大受影响。此外，那时女儿出生才3个月，双方父母均未退休，不能帮我们带孩子，老婆又上班又带孩子，怎么办？还好老婆高瞻远瞩，多次动员我走。我踌躇了两天，最后拍板决定：“带薪就上，不带薪就不上了。”
带薪问题成了我上大学的关键！那时，工龄严格从吃“商品粮”的时候算起，知识青年插队算工龄是1980年以后的事了。还好，我曾当过两个学期中学代课教师，按规定是不能算工龄的，但我胡搅蛮缠，专门给教育局打了个报告要求带薪，还通过种种关系活动。经过与县教育局多次交涉，又通过县教育局找到阜阳地区教育局孙局长家里。孙局长满头银发，挺有风度，是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听完我的陈述后深表同情，当场给县里打电话，最后文化局才勉强同意我带薪上学。
临行时，老婆抱着女儿到汽车站送我。我背着行囊，安慰泪眼婆娑的老婆：“你带孩子上班辛苦了，我上完大学，一定把你们娘俩从这鬼不下蛋的地方调出去！”
为了实现这个誓言，在师大我虽有机会结识了几位非常优秀的漂亮女同学并保持较深友谊，但抱定“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而从未心猿意马。
安徽师范大学是由原皖南大学与合肥师范学院合并而成（合肥师范学院校园让给了北京下迁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安徽最早创办的高等学府，坐落于长江边的芜湖市中心，背靠赭山，面临镜湖，风景优美。环境幽静。从学校大门出去走3分钟，就是芜湖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路。
开学不久，我给校刊《安徽师大》投了几次稿，居然大都被刊用了。一来二去，我就与编辑部主任詹老师混熟了。有一天，他说要找一个同学帮助卖《安徽师大》。我自告奋勇担任了这个差事。就这样，大学4年，我大约卖了3年半报纸。
《安徽师大》是一张4开小报，每周出一期，每张5分钱。我的劳务费是卖掉1张报纸拿1分钱。每期我的卖报任务是500张，卖完了有5元钱报酬。这点钱在当时也是一笔不算少的收入，因为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0多元。
卖报其实是有风险的。那时安师大总共有学生4000余人，8个人要有1个买报，我才能完成任务。这还要看天气，如果碰上下雨天，同学们一手拿饭盒一手拿伞，买报的几率明显降低，有时报纸只能卖出200多份。那就比较麻烦了，我还要晚上到学生寝室“推销”报纸，不走运时要卖两三天才能卖完。
每个星期天中午，是我卖报的日子。我在学生食堂前的大路上摆了一个报摊，下雨天就摆到食堂大门里边。上午10点半左右，我就赶在第一批吃饭的同学前面，找两块砖头当凳子，把新出的报纸摆在地上，既不吆喝也不讲价钱，只管找零钱。因吸取零钱找不出的教训，一般总要事先准备一堆分币。那年头，5元面额的人民币就算是大钞了。
卖报一般要到中午12点左右，等卖完报，食堂里的饭菜也卖完了。我饥肠辘辘直唱“空城计”，只好步行到街上的鸠江饭店吃小笼包子。芜湖小笼包子好吃，皮薄肉鲜，一咬一包汤。那时一两粮票0.18元，5两才9毛钱，可以大快朵颐，因为那时肚子实在缺少油水。有时邀请几个要好的同学点上几个菜打打牙祭，也是一大乐事。
除了买报，我还卖《赭山》文学杂志，那其实是《安徽师大》报的文艺副刊增刊。因大学生给校刊投的诗歌、散文、评论、小说等文学作品太多了，其中有不少好作品，而每期校刊只有第四版一个副刊版面，根本无法刊登那么多作品，所以校刊负责人詹老师想了一个不定期出文学增刊的办法，发表更多的学生文学作品，以提高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和文学水平。《赭山》为16开杂志，彩色封面，每期64页，除了文学作品，还有漫画、美术等作品，图文并茂，其内容、装帧、印刷等不亚于正式文学刊物，很受学生欢迎。每本定价0.20元，往往一出来就销售一空。
大四那年，我还卖过安徽师大彩色明信片，一套10张，0.50元一套，还是我受学校之托专门到上海印制的，运回芜湖时把我累得够呛。明信片大受同学们好评，成为“抢手货”。我先后卖掉了2000多套。在学生食堂前销售时，大家争先恐后把钱往我手里塞，有的同学要买好几套，弄得我应接不暇，在混乱中把手指都被扳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8年12月，我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200多行的抒情长诗《历史，对着未来庄严宣告》，占了报纸整整一个版面，在部分同学中引起了一定反响。有的系在元旦的迎新联欢会上把其作为诗朗诵表演，赢得一片掌声。
大概就是因为这首诗，引起了校学生会宣传部长黄元访的注意。一个周日早晨，我正在操场上迎着寒风长跑，一位30出头的大龄同学忽然找到我，自我介绍说，他是中文系77级的，姓黄，在校学生会宣传部工作，请我到学生会办公室去谈谈。学生会办公室就在离操场不远的学校大礼堂后面，实际上就是舞台后面的大化妆间，大约有20多平方米，中间放了一个乒乓球桌，周围有几把长椅子。办公室对面就是我们天天买饭的学生食堂。
黄元访是老三届的淮北下乡知青，虽然是初次相见，但我们谈得十分投缘。他邀请我参加校学生会宣传部工作，并给了我一把办公室大门的钥匙。当时学校条件比较简陋，偌大的学生食堂连一张桌子一个凳子都没有，同学们排队买了饭都拿回寝室用餐，往往是饭菜已冷。有了学生会办公室钥匙，我每天在食堂打了饭就不必走很远回寝室吃饭，只需要走几步路就可以到办公室吃啦。
宣传部人员不多，只有4个人，除了老黄和我，还有艺术系的李向伟和外语系的刘迎和。79级同学进校后，又来了一个副部长张荣国。他上学前也是上海知青，是蒙城县的劳动局长。我们几年中一直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也干得有声有色。
宣传部的主要工作是与校团委共同主办《师大青年》。那是一本16开“杂志”，里面通讯、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论文、图画什么都有，均是各系同学的杰作，也不分文科理科，像个大杂烩。每期64页，不定期出版。黄元访是主编，我和李向伟是副主编。我主要负责文字编辑，李向伟负责封面设计、题图、插图和尾花。一起编辑的还有刘迎和，文字和美术俱佳。她也是上海知青，与我一样插队在利辛县，后招工到县文工团，集舞台美术、拉琴伴奏、演员、场记于一身，多才多艺，气质高雅。《师大青年》每本工本费卖0.20元，挺受同学欢迎的，每期印1000本，基本上都能卖完。后来，校方生怕我们政治上“出格”，勒令我们停刊，只好半途而废了。
安徽师大赭山校区校门（网图）
我自认不是一个好学生。虽是近视眼却老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连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遇上有些我不感兴趣的课程，就躲在后面看看小说或打打瞌睡，还好有同桌4年的俞凤鸣打“掩护”。我的课堂笔记像天书，连自己也看不明白。到了期中或期末考试，则临时抱佛脚，突击个三两天，连分析带估摸，居然还经常名列前茅。
一次是苏诚鉴教授的期末考试，我做不出来，情急之下胡诌了一首100多行的歪诗权作试卷，引得苏老哂笑不已，大笔一挥竟然给了个95分，还专门约我去他家里聊天，认识了他花容月貌的女儿，也真是歪打正着。万绳楠教授更绝，魏晋南北朝史期末考试破天荒地给我打了98分，创造了安徽师大文科考试分数最高纪录。
还有一次，全校文科7个系政治经济学统考（历史系的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两个学期竟然授课294学时），题量多，难度大，许多同学根本来不及做完。我竟然考了93分，名列全校第一。实际上我对政治经济学根本无兴趣可言，天晓得怎么考那么高的分。
学生请假，学校规定批准权限是辅导员1天，系里3天，3天以上必须学校批准。我经常是先请3天假，再续3天假，实际上回家一次总要10天半个月，回到校园看赭山都觉得陌生。这也难怪，那时女儿老生病，交通又不便，路上来回就得折腾4天。在所有同学中，可能我缺课累计堪称第一。好在辅导员陈锡宝老师是上海知青，知道我的家庭有特殊困难，特别对我网开一面，不但不批评，见我回校总是关心地问：“回来啦？家里怎么样？”关切之情，使我感激到如今。
其实，我在师大还是学到不少东西的，当义务誊抄员就学到了许多知识。万绳楠老师毕业于西南联大，是全国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文革中与我都下放在利辛县，1971年我与他都被抽调到利辛县革命委员会创作组，寒冬腊月在一个大队蹲点数月，结成了忘年交。他写了一部40多万字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里面有很多独树一帜的新观点，在史学界很有影响。他原稿删改得十分凌乱，面目全非，请我帮他誊抄一遍后交给出版社。他称赞我的字写得漂亮，编辑最喜欢看这样的字。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只得改变了课余喜欢逛街的爱好，一本正经地当起了誊抄员。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有时抄到深夜，以每小时1000字左右的速度抄写，还得仔细一字一句校对无误。因手稿上有些字太潦草或一些古僻字看不清，经常要跑到坐落在赭山半山腰“教授楼”的万老师家里去询问，经常一谈就是个把小时。就是在这抄写、闲谈中，我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历史知识，还领略了一个著名大学者的治学真谛和创新思路，受益终生。
我当了大半学期的义务誊写员。大功告成之后，万老师一定要请我吃一顿饭，被我婉言谢绝了。后来，此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万老师送了我一本留作纪念。1997年春，万老驾鹤仙逝，我写了一篇《忆万绳楠教授》散文，登载在《安徽日报》上，表示对老师的哀悼和怀念。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设“品三国”讲座，大受观众欢迎。该书出版发行量超过百万册，易中天名利双收，真是如日中天。然而，我在安徽师大当学生时就开过“品三国”讲座，可惜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而是在赭山下的师大校园。
那是在1981年冬天，师大校园的文科教学楼前面和学生食堂大门旁边贴出了醒目的海报。那是开设讲座的我自己贴的。那时候，学生开设讲座还是一件稀罕事。
讲座安排在一个大阶梯教室，晚上7点开始。还没到7时，教室的座位已经全部坐满了，真是座无虚席。“赭山史学社”的社友们基本都来了，我们班许多同学都来为我“撑台面”。历史系其他年级和中文系、政教系、艺术系、外语系也来了一些同学，教室后面都站满了人。历史系还来了几位老师，我只好与坐第一排的同学商量，请他们把座位让给老师。万绳楠教授乐得合不拢嘴。
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称赞吴主孙权善于用人，即“贤能为之用”，那只不过是东吴政权初期的事情。我的新观点是，以229年孙权称帝为界，把东吴的吏治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孙权确实是求贤若渴，善于用人，但到后期则“性多嫌忌，果于杀戮”（《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语）。我用了很多史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有许多人物和事迹为《三国演义》所未提。如东吴后期吏治十分腐败，选曹尚书暨艳（组织部长）和选曹郎（副部长）徐彪在太子太傅张温的大力支持下，曾搞过一次大刀阔斧的吏治改革，把大批贪鄙之官撤职法办，但是改革触动了顾、陆、朱、张四大家族的利益，结局是暨艳和徐彪被斩首，张温被罢官废为庶民。孙权杀起人来，动不动就是“夷三族”，真是一个暴君。讲座一个多小时，基本无人退场，结束时赢得了一片掌声。
《论东吴吏政》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成绩得了个“优”。万老师是指导老师，他亲自帮我仔细修改，后来发表在《安徽师大学报》上。以后，我又在杂志、报刊上先后发表了《论东吴商品经济的发展》《论东吴币制改革》《东吴时期的一次吏治改革》等有关三国的文章。
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讲座其实是有较大缺陷的。他讲军事头头是道，讲政治更是新论迭出，精彩纷呈，但三国时期的经济、文化却基本未讲。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怎么能离开经济和文化呢？
三国的经济实际很精彩，除曹操屯田制外，东吴可谓是“全面经商”，连官吏、士兵都去做生意，而且“免赋税”，都发了大财。长江上商船成群结队，来来往往。都城建邺秦淮河边市场繁荣，船桅林立，商货山积，买卖兴旺。吕蒙偷袭荆州，就是利用商人的船只“白衣渡江”（那时政府规定商人都必须穿白色衣服，有点像现在的医护人员），几百条船，那是多大的规模呀。我猜想中国至少在公元3世纪东吴时代就已经有了“股份制”，可现在所有的教科书上都说股份制是公元5世纪古罗马人发明的。
三国的文化也有很多精彩故事，如三曹的诗歌与散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都是千古名篇。
在安师大4年的大学生涯中，我有2年先后兼职在芜湖铁路中学和师大附中当代课教师。
大三开学不久，圣宝同学忽然来找我，说铁路中学请他去教高中历史，每节课8毛钱，但他不想去，看我是不是想去。我正闹“经济危机”，一听有钱可赚，当即就答应了。
铁路中学在芜湖火车站南边大约500米，有2条路可通：一是在芜湖饭店门口坐4路公共汽车到火车站，然后沿铁路步行南下；二是芜湖饭店东面有一条小路可直达铁中附近，但无公交车，全程步行。不管走哪条路，都得花个把小时。如果不走学校大门，从零号楼旁边的围墙翻出去，就是芜湖饭店对面的4路公共汽车站，大约可节约15分钟路程。
因我上午自己要上课，所以要求铁中把我的历史课全安排在下午，但一般都是下午第一节课。这样一来，我就十分紧张。我11点半下课，要赶快到食堂排队买饭。吃过午饭已是12点多了，如果不翻围墙，下午上课就可能迟到。我别无选择，只好翻围墙。
安师大的围墙很高，大约近3米，里面高外面低。从学校往外翻比较容易，爬上围墙用手抓住墙头，身子往下“嘟噜”就行，但从马路上再往回爬就甚为不易，须助跑几步，跃起1米左右，借助上冲之力伸手抓住围墙上缘再用大力攀爬，经常爬墙失败从上面掉下来。还好，我一次也没摔坏。
就这样，在路人惊奇的目光中，不管炎夏寒冬，还是刮风下雨，我旁若无人地在围墙上翻来翻去，每个月能挣20多元代课费。因怕学校追究，开始还保密，只有同寝室的同学知道，但纸包不住火，时间一长，系里也知道了。这一来，就带出了下一个学校。
大四上半学期刚开学的一天早晨，辅导员陈老师对我说：师大附中有一个女教师要生孩子，历史课没有人上。附中王校长找到历史系，要求派一个学生去临时代课。听说你在外面上历史课，那你去附中代课吧。
当天下午，我就去附中报到，第二天就开始上课。这下子，我就不必偷偷摸摸代课了。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我缺课都是“理所当然”了。有时是我们班的考试时间，但我刚巧要给附中学生考试，经请示系领导，说我是“因公缺考”，另外安排时间补考就行。补考在系会议室，只有我一个人。任课老师也都知道我补考的原因，也不监考，抓几个糖给我，说：“你慢慢考吧，不算时间了。”有的课，干脆闭卷改成了开卷。
按学校规定，补考成绩再好也只能算60分，可对我是例外，考多少分算多少分，让我占了不少“便宜”。在附中上课也不按课时发代课费，每月固定工资28.5元，是那时中学代课教师的最高标准。这样，老婆就不必给我月月寄工资了。
师大学生毕业前都要参加一段时间的实习，要求很严。1982年春，我们班同学都分到芜湖各个中学实习去了，我是唯一没有参加实习的学生，连实习表格什么的都没填，但最后实习成绩却给我打了个“优”。
大概我的历史课讲得还不错，毕业时铁中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校长专门到师大来找我，希望我分到铁中去。他们诱导我说，铁路工资比地方高一级，还可以把我老婆调到铁路被服厂去，云云。那时毕业分配个人无权过问，我又有留校希望，此事遂没有下文。附中王校长也多次找学校领导，要求把我分到附中，后来也不了了之。
我本来是没有资格留校的。当时学校规定有三种情况不能留校：一是夫妻分居的，回到配偶所在地去；二是带薪上学的，回到原单位所在地去；三是留校者必须在28周岁以下。我呢，老婆在淮北利辛，带薪，34岁，这三种情况都占齐了。哪有什么留校的希望呢？而且，77级毕业生已经留校不少，78级根本没有多少名额了。我们班家在芜湖的同学有10多个，听说还有几个要分到外地去。唉，真是决定个人命运的毕业分配呀！
但是，事情似乎总有特殊例外。校刊、附中、宣传部都明确表态要留我，但学校领导也有不同意见。校长沙流辉在会上“将了一军”：宋刚刚要留校，他老婆调动工作怎么办？还好我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请家住天河羽绒厂的高岳仑同学帮我老婆联系接收单位，那几天正好说调到芜湖色织厂有希望。我便煞有其事地拿此搪塞，居然蒙混过关了。
在毕业前夕的关键时刻，我后院又失火了。大四时孩子生病，老婆多次打电报催我回家，我因代课实在离不开而一年没请假回家。这下可惹了祸，老婆跟我闹情绪不说，大舅子也从中推波助澜。他们经过认真分析，断定我在师大有了“外遇”，是个“当代陈世美”。于是，大舅子以我老婆名义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到学校，准备把我告回利辛县去。
还好，历史系领导水平高，经过调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檀香元书记亲自找我谈话，详细问清情况，最后给我结论：系里经过调查，没听说你有外遇嘛！他还安慰我不必紧张，家庭有点矛盾要处理好。这样，我总算虚惊一场。
我留校了，在学校宣传部工作。我们78级毕业生，学校直属机关一共只留了两个人。有了在安徽师大工作的履历，我以后再调动工作就比较顺利了。1983年底，我调到马鞍山，老婆同调还分了一套房子。1993年初，我又从马鞍山调到国家建设部直属的苏州城建环保学院，都没费什么事。
我感谢历史系78级的兄弟姐妹们！在涉及自己前程命运的毕业分配关键时候，90位同学中竟然没有一个去学校或历史系提我意见的。假如有一点异议，我留校的事情八成就泡汤啦。
安徽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