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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翁新京: 当面向我表白的男生, 被我推出门去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翁新京，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内江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在内江市五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乐至石佛区泰来公社，1974年招生进四川内江铁路技术学校，后期成人教育毕业于内江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学校、重庆铁路中学和内江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2010年退休后定居成都。
原题
花季少女的“花边”往事
如今的花季少女，在父母的养育之恩呵护中快乐成长，在时代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娇艳开放，她们正处于求学求知的黄金时代，正在为创造美好未来勾画蓝图，为追求人生目标跃跃欲试，正可谓“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升”。
而我们这一代人的花季，既无花香也无草绿，没有书读也没有学上，只有一条“上山下乡”之路在召唤。我们在看不到前途，不知道未来的迷茫之中，结束了学业，走出了课堂，离开了父母，告别了亲人，奔向了“广阔天地”。
尽管命运迥异，然而人性趋同。无论哪个时代，不管什么地方，即使在我们所处的那个社会极端封闭、人性被无情禁锢的年代，花季的花样也曾相似，少年的情窦仍会初开。
白发忆青丝，最是那似爱非爱，欲说还休的情愫，让人心动。在此，对遥远年代的花季花事，朝花夕拾、梳理成文，虽不能以飨读者青春爱情，却以期管中窥豹少年懵懂。
灿若星辰的年华，无法言说的花季，往事如烟，回忆如潮……
“夜半歌声”对我唱的男孩儿
1973年冬季征兵，我下乡的公社有好几个和我同龄的男知青参军了，他们去的是同一个部队。这是除了之前有少数几个顶替父母工作返城的知青，以及当年招生走了的三四个知青以外，在公社一百多名下乡知青里，他们也算是最早“跳农门”的知青，下乡才满两年，刚达到当时知青招工、招生和参军的最低年限要求，也可谓“幸运儿”了。
他们临走前的一天，其中一位即将穿上军装，奔赴新疆驻守边关的男知青，来到我们生产队和男知青告别。这位入伍的男知青个子不高不矮，身材敦敦实实，长相朴实普通。他与我们不是一个单位子弟，下乡不在一个大队，我们平日没有交往，也没说过一句话，我甚至记不全他的名字，只是在每月一次的知青会上能见面，赶场时偶尔遇上。他和我们队上的两位男知青要好，有时来我们队上找他俩玩儿。那晚他在我队男知青那儿留宿。
我和男知青的住处虽然不在同一座天井房，不进出一道大门，但他们的厨房却与我的卧房只有一墙之隔，当时与我同吃同住的一位女知青已经因病返城。那天晚饭后不久，我听见隔壁传来歌声，听声音是那位参军男知青在唱，之前我从未听他唱过歌。他的嗓音还不错，我心想早知他有这水平，可以参加公社宣传队了。他一首接一首地唱，那时唱的都是革命歌曲。因为我也爱唱歌儿，也就不由自主时不时跟着轻声哼唱几句，当然决不能让人家听见。那位男知青却是引吭高歌，旁若无人，我心想你要参军了，看这个高兴劲儿！我还是挺羡慕他们“跳农门”了，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跳出去。
乡村的冬夜，农民都睡得早，天井房里我的房东一家大小已经入睡，大院里家家户户也悄无声息了。然而隔壁的歌声还没有停止，歌者兴头正浓，歌声在这寂静寒冷的夜晚愈发嘹亮、震耳。淳朴厚道、劳累一天的乡亲们对此很宽容，没人出来干涉。夜深了，我也洗漱收拾后上床睡觉，不知过了多久，“夜半歌声”才曲终人歇。
不久之后的公社知青会，知青们见面一如既往谈天说地，这次的话题主要就是关于男知青参军，言语之间，几乎都是羡慕的口气。虽然我们女知青参军没份儿，但是“跳农门”的渴望是一样的。我不经意提到那晚唱歌的男知青，说他唱到半夜，可能兴奋了一晚都没睡着。女知青们你一言我一语，“那当然，可能他梦里都到新疆了！”“他们几个运气才好哦，XXX的哥哥下乡快五年了还没出来！”“部队上还是很艰苦，新疆就更艰苦了！”……
此时，其中一位好友冷不丁地对我说：“那晚他唱歌儿是给你听的！”她若有所思、表情认真、语气肯定、不容置疑，我大吃一惊，“唱给我听？！为啥？我和他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不可能！”好友反问我：“不是唱给你听的，难道是唱给你们队上男知青听的？难道是唱给你们院里社员们听的？”我一时无语，皱着眉头沉思片刻反驳她：“难道就不能唱给自己听？”女友微微一笑，老道地对我说：“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这位女友比我大一岁多，她聪明能干有头脑，平时分析问题、判断事物，眼光独特、逻辑清晰、思维敏锐、有洞察力，各方面比我成熟得多，而我在她面前往往显得还很幼稚，她是当时公社女知青里我最佩服的人，以后的一些事实都证实了我对她的评价。她还很有主见和魄力，在我们这群小姑娘里显得卓尔不群，特别是下乡第一天她就干了一件“漂亮”事儿，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是1971年10月5日，父母单位派车送我们这一批六七十名子弟下乡到公社，到达公社的当晚，有关干部宣布知青所分配的生产队，我们绝大多数人不问远近、不明就里、二话不说、无条件服从，随即跟从前来接知青的生产队长上路，去了各自的队上。只有这位好友，打听到她和结伴的、我的另一位好友分配的生产队，距离公社所在地的街上有一二十里，且条件很差，她当即找到公社和父母单位负责知青工作的人据理力争，坚决要求换队。
最后上面居然答应了她的要求，给她们两个女知青重新分配了生产队。这个生产队距离公社街上和汽车招呼站只有几百米，而且地势相对平坦，最让我们羡慕的是这个队用电灯，这是我们这批知青里绝无仅有的。由此，她俩就成为我们这些每晚在昏暗煤油灯下熏煤烟、挑油灯度日的知青眼中“弃暗投明”的幸福之人！
但是，好友的“夜半歌声对我唱”之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找不到事实根据来印证。不过，从此我的记忆里有了那个男知青的存在。否则，经过岁月长河的冲刷，如今我是不会对他留有什么印象的。
现在想来，如果按照当年好友的说法，有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儿，即将离别暗中喜欢的女孩儿，要去遥远的边疆，此去无归期，再也不相见，心中的感受无法倾诉，只有“夜半歌声”来寄托难言之隐，这也何尝不是一种美好而浪漫、含蓄而动人的情怀。天下有情人，不必终成眷属，因为世界上有一种“缺憾之美”，单恋也何尝不是一种人生体验？
或许，那晚的“夜半歌声”，他就是唱给自己听的，无关风花雪月。而我当时又是一个彻底的“不爱”主义者，一是自己人小心大曾暗中发誓，在看不到人生前景的时候，绝对不谈恋爱；二是下乡前母亲就对我谆谆告诫、约法三章，“当知青时不准谈恋爱，奔前程最重要！”我遵循内心，恪守母训、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将理想和家教不折不扣“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
公社知青里有一个叫成森的男孩儿，我们的父母都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相识在家属区，就读同一所初中并且一起下乡。
成森从小给我的印象是话语不多、朴实憨厚、勤劳能干，在家里整天忙前忙后，是父母得力的帮手。因为我下乡前几乎不做家务事儿，所以把成森的这些优点看在眼里，记得清楚。
下乡后，我和成森不在一个大队，距离比较远。在乡下那几年，男知青一般比我们女知青回家的次数要多一些，每当有知青回家，我爸妈只要知道都会托他们给我捎信带东西，主要是带吃的。成森给我带过好几次，每次都给我送到队上。有一次，我爸专门请假来乡下看我，成森父母也托我爸带东西给他，我陪我爸一道去成森队上给他送东西，那是我下乡三年唯一一次到他的队上。
在乡下时，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绝大多数时间日晒雨淋，都在田间地头劳作，皮肤粗糙了，脸晒黑了，但女孩儿爱美天性依然如故。我们女知青喜欢在自由市场上用粮票换布票，有了布票，在区上赶场时看到自己喜欢的布料就可以买上几尺，然后拿到裁缝店做一件心仪的衣服，赶场或回家时美美地穿上。在那个“票证年代”，在面馆吃碗面都要粮票，粮票和人民币一样都是不可少的市场“硬通货”，我们手里的粮票和钱也都是家里给的。在我们公社和区上的自由市场，当时粮票和布票的交易行情大约是五六两粮票换一尺布票。
一天，成森到我们队上来，闲谈中说到了换布票的事儿。他说：“你们不知道，分水公社比我们这里更便宜，我去帮你们换，一定是最便宜的！”分水公社离我们队上有十多里地，虽然不算远，但是属于邻县遂宁的地盘，所以我们很少去，下乡三年我只赶场去过一次，而大部分男知青是喜欢到处窜的。听成森说有这等好事，我和女队友就请他帮我们换布票。
果然，他下次来就告诉我们，他在分水公社给我们换的布票是三两粮票换一尺，是最低行情。我们很高兴也深信不疑，觉得他确实比我们能干多了。于是，我们由衷地夸他能干会办事，他听后笑容灿烂，很是满足。以后他还帮我们换过几次。
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公社开知青会时与其他熟悉行情的知青们交谈时，知道了成森说的那个价格是不可能的，分水公社的行情和我们这儿一样，他为我们兑换布票，起码要倒贴一半！当时我和女队友都很吃惊，不知道成森为何要这样。女队友连声说：“成森好傻哟……”我觉得他就是这么“憨”，想要表现自己“能干”，哪怕吃亏也愿意，其他也没多想。
虽然我们觉得很内疚，但是也不好点破。后来成森再说要帮我们换布票，我们就婉言谢绝了。
如果照此交往下去，我们也可能会相安无事，但在我听到一句传言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那是在乡下一个极小范围的聚会场合，一位男知青可能是久有所闻，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听说你和成森耍朋友？”“耍朋友”，在四川方言里就是谈恋爱之意。我突闻此言非常震惊，不由勃然大怒，顿时斯文扫地、出言不逊，“放屁！”二字脱口而出，随即不管不顾、拂袖而去。有生以来，我没有对任何人发过这么大的火。那位男知青吃惊不小、张口结舌、尴尬不已、一脸无辜，十分委屈地嘟囔着：“这话又不是我说的……”
当时我完全不相信成森会对别人说这无稽之谈的话，断定是一些男知青故意编排我的。所以，我逮着谁就找谁出气，结果这位男知青撞到了我的枪口。几十年过去后，我从其它渠道才得知，当年在乡下时成森确确实实对人吐露过他的心事，即对我的好感，几经传播就变成了那位男知青问我的话，而我却冤枉了那位男知青。
虽然当时我认为那谣言的产生不是成森的错，但是因他而起，也为了和他划清界线、坚决避嫌，从那以后，成森再到我这儿来，我就没好气、没好脸，态度变得十分冷淡。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多几次后，成森也就不再到我这儿来了。一直到我离开乡下，我们都没有任何来往，我返城后的一二十年，也几乎没有见过面。
大约是199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丈夫出差外地回来，他一进门就笑嘻嘻，且有点儿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谁来了？”当紧随他身后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不由一怔，这不是成森吗？他还是那样笑眯眯的样子，“新京，你好啊，好久不见了！”我也定定神恢复原状，“成森，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原来，因为工作关系丈夫和成森同乘一辆外单位的小车回内江，之前他俩并不相识，在车上闲聊时彼此才知道了与我的关系，当丈夫得知成森和我同是一个单位子弟，下乡在一个公社，又多年不见后，就热情邀请他顺便来家坐坐和我见见面，成森就满口答应了。
我和成森聊了彼此的工作和家庭情况，气氛融洽友好，就像以前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半小时后，成森起身告辞，他还是那样憨厚地笑着，挥挥手对我说了声“再见！”
那是1972年盛夏的一天，公社男知青晓东又来到我们生产队找我队两个男知青玩儿，之前他也来过几次，每次都在男知青那边食宿，因为他在另一个大队，与我们相距很远。
晓东和我年龄相仿，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我们的女房东曾对我们说：“这个男知青长得能干！”“能干”在当地方言里就是人才好的意思。
晓东也和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子弟，我们也在一个家属区长大，也是一起下乡。每次晓东回家归队后和成森一样，都要给我捎来家书或者吃的。母亲曾在信中告诉我：“晓东这孩子挺好的，每次回来都绕道到咱家来，问问我们是否带什么给你。”听母亲一说，我心里也挺感激他。
这天晚饭后，晓东照例又到我们屋里来玩。因为从小就比较熟悉，因此每次我们三人在一起也是无拘无束、相谈甚欢。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天南海北闲聊一气，不知不觉已到睡觉时间，房东一家已经悄无声息了。本队男知青隔墙呼唤，“晓东，该睡觉了，你过来吧！”“好的，等一会儿就过来！”晓东应声回答，但他并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而是继续话题。如此反复几次，最后那边男知青不耐烦“下通牒”了，大喊一声：“晓东！你再不过来，我们要插门睡觉了！”估计此时有十二点左右了，我们赶紧催促他快过去。
晓东起身对我说：“新京，你打电筒送我到大门吧。”这是指的我们住的天井房大门，因为女房东饲养生产队的水牛，那头大水牛晚上就卧在天井房的大门里靠门边，不熟悉的人晚上黑灯瞎火走过，很可能会踩到牛粪或者撞上水牛。于是，我在晓东身后打着电筒送他到大门口，看着他一只脚已经跨过一尺高的门槛，我就准备随手关门插上门栓了。
突然他又转过身来，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靠着门框面对着我，我一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听见他声音微弱而有些颤抖地对我说：“新京，我还要对你说一句话。”“你要说什么？”我只是下意识地问，他嗫嚅着，“你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能不能比同学更进一步？”这是那个年代年轻男女表露爱慕的流行语。
我听闻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鹿，一下子慌不择路了，语无伦次地说：“不……不……不……别……别……别……”，三言两语后，我手忙脚乱几乎是连推带搡地把晓东“弄”出大门，再插上门栓。我的心跳得“咚咚咚……”，我靠着大门，呼吸急促、胸口起伏，稍加镇定后才回到房间。
女队友笑眯眯地问我：“晓东和你说什么呢？”我当时紧张得也不会撒谎了，就“如实招来”。她十分得意地说：“我已经预料到了晓东今晚要说什么，早就看出来他喜欢你！”这正是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那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虽然我还在上初中时，就有异性向我表达过爱慕之意，但毕竟不是当面表白，况且那时自己年龄更小没当回事儿，冷处理就完了。这晚晓东的表白，对他来说可能是左思右想、下定决心后的勇敢之举，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不啻于平地一声惊雷！
我不知道那晚晓东是否安然入眠，那颗年轻的心伤得怎样。我不能确定这是否他的初恋，可能是“初”，或许不是“恋”，因为现在人们常说“我们年轻时不懂爱情”。那时，我和晓东才十七岁。
从此，晓东再也没有到我们队上来了，也再没有给我捎过家里的东西。以后每次公社开知青会或是赶场时见到，他都是面红耳赤，低头避开我的视线，无地自容的样子，而我每次见到他也很不自在，无法正视他，彼此都像做错了什么天大的事。
那晚发生的事，除了女队友是“见证人”“目击者”外，我几乎守口如瓶，还再三叮嘱女队友不要对任何人说。虽然我没有过错，但是毕竟是无意伤害了晓东，我更不能以此作为自己的情感“资本”四处炫耀，往晓东的伤口上再撒盐。有的女孩儿就有这种表现，我历来是十分反感的。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相安无事。当年冬季的一天，我们六七个要好的女知青，相约到区上赶场。我的生产队距离区上一二十里，其他同伴远近不同，只有我最远，女队友当时回内江治病去了。我们赶完场，天色已经不早，我们就匆匆往回赶，之前就有女友邀我到她们队上留宿，我欣然允诺，也只好这样。
走了一段路后，一位女友突然提议说：“咱们到晓东那里去吃了晚饭再回去好不好？”晓东的生产队离这里不远了。女友们一致赞成，而我一听立马精神紧张、心跳加速，于是极力反对，“不是说好到你们队上吃晚饭吗？我们一下子去这么多人不好吧？平时我们经常说男生爱到我们女生队上来蹭饭，难道我们今天要去蹭男生的饭？……”
我不能说出真实的想法，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因此无法说服同伴们，而我一人当晚也不能独自走回生产队。最后，我万般无奈下只好硬着头皮从众。
我们不一会儿就来到晓东的队上，当时他刚收工回来正准备做饭，他的队友也不在。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到他这儿来。当我们这一帮人突然出现在晓东面前时，他一下子就愣住了，看我一眼后，唰地满脸通红，再也不敢正眼看我。我也非常尴尬，估计脸上“红霞飞”。
女友们叽叽喳喳、自告奋勇，有的说去淘米削红苕，有的说去摘菜洗菜，有的说去捞泡菜切菜……没有人注意到我和晓东的情绪变化。晓东就坐在灶台下埋着头开始烧火，不再挪窝。其他人兴高采烈各就各位都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女友们都比我能干，此时我只有当闲人，也只有我和晓东不言不语。
厨房狭窄，人多拥挤，也为了逃避这难堪的场面，我走出去站在门口，但天色渐暗，冷风嗖嗖，不宜久留，只好又反身穿过厨房径直走进里间。我看见桌上有书，就坐在桌前准备胡乱翻翻书消磨时间。当我拿起一本书正准备翻看时，发现书下面有一张白纸，密密麻麻、大大小小写满了字，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霎时目瞪口呆，傻眼了！只见满篇写的都是“新京、新京……翁新京、翁新京……”
我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烫手似的手忙脚乱地将那页纸塞到那几本书的最下面，心口狂跳不已，担心女友们看到这张纸。我赶忙走出里间，极力掩饰自己的慌乱，偷偷看了一眼晓东，灶膛炉火正映照他的脸庞，他的脸更红了。我像无头苍蝇不知往哪儿去，只好又走出门外吹冷风。女友们仍未看出我和晓东的异样，也没觉得我一人吃闲饭有什么不对。
吃饭的时候，大家围坐在方桌的煤油灯下，边吃边说笑着，很是热闹，只有我和晓东埋头吃饭，始终没抬头，也不说话。一位女友随意问了我一句：“新京，你今天累了？”我“嗯”了一声，就不吭声了。
饭后，我们走在回去的路上，又一位女友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今天晓东怎么不爱说话呀？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哦！”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一下也就不再深究了。
以后在农村的两年时间，我和晓东见面仍是不说话，也没有任何接触。
两年之后，我和晓东先后返城离开乡下，就更难见面了，偶尔遇上，即使是擦肩而过也形同陌路。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晓东狭路相逢在一条山路上，他下山我上山。狭窄的山路只能一人通过，我只好站住侧身让他，他看见我后，仍然像当年一样马上埋下头，脸红到了耳根，我们彼此还是一声不吭，他加快脚步匆匆下山了。
现在想来，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多么纯洁无瑕，为了一件现在的年轻人看来顺理成章、天经地义、不足为奇的“表白 ”之事，竟然彼此害羞了二十多年！
又过了五六年，我在一个公交站等车时再次与晓东不期而遇，他也在此等车，此时此处别无他人，似乎又到了万分尴尬时。但这时的我们人到中年，往事已经慢慢释怀，可能到了彼此都觉得打个招呼也无妨的时候了。我心想应该是自己主动一点儿才对吧？不知道晓东是否看出了我的心思，我们几乎是同时招呼对方，他仍叫我“新京”，我还是叫他“晓东”，我们寒暄了几句，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从那以后，我们“冰释前嫌”，关系恢复正常，往事画上句号。
晓东和我在这些年的很多次群体聚会场合见面时，虽然可以交流谈心，但是相互都闭口不谈那段青春往事，它似乎已经成了“忘却的记忆”，或是已随永逝的青春一起埋葬了。
然而，就在最近的一次群体聚会时，晓东却出乎意料地主动对我提起了那段往事。他态度诚恳、语气平静，还打趣地说：“前苏联的绝密档案都解密了，我们的事儿也没什么不可以说的了！”我回了他一句：“我可是守口如瓶几十年！”我们相视一笑，往事云淡风轻了……
最后，引用一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风靡一时、脍炙人口、传遍神州大地的歌曲结束此文，尽管文章和歌曲两者“画风”不同、主题有别，却也青春同频、芳华共振：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她带着爱情，也带着幸福，更带着力量，在你的心上……”
2023年8月1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