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平法度

《民法总则》第14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同法第20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21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适用前款规定。”由以上规定结合起来看，不论哪个年龄段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要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都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其亲自实施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不存在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而有效的问题。因此，《民法总则》第144条规定是一个罕见的没有“但书”规定的全称否定判断，予人以强烈的“绝对而无例外”的感觉。但是，在解释适用该条规定时，却绝对不能作此绝对化的理解。

《民法总则》第144条规定实际上是承接第143条第（一）项规定而来的。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循其逻辑，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才可能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申言之，如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满足第（一）项要求的有效条件，再结合第（二）（三）两项条件，就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满足该条规定第（二）（三）两项条件时，尚不能判定其为有效行为，还须确定其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若有则为有效行为，若无则为效力待定行为。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法律先定地明定其“无民事行为能力”，因而也就不存在“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既然这第（一）项条件都不可能满足，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就都是无效的了。

以上逻辑推理的形式是无懈可击的，那为什么说其推理的结果却是错误的呢？实际上，问题出在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界定上，更准确以言，问题是出在了我国“民事行为能力”的“三分法”上。《民法总则》仍然延续了《民法通则》的三分法，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区分为三种，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三种民事行为能力的一般划分标准是自然人的年龄，十八周岁以上的为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具有部分的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实施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部分民事法律行为；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种“三分法”貌似周延无遗，但因其人为切割出一部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而造成了制度设计与社会生活实际的直接龃龉抵牾，将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强行拟制为不能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僭越，有违立法的科学性要求。

与此种“三分法”不同，在域外立法例上，“二分法”实际上处于更有力的立法模式地位。所谓“二分法”，就是把自然人划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种，而不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分类。易言之，根据“二分法”，自然人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二种，凡成年人即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凡未成年人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此基础上再设置每种行为能力的例外情形。

如果我国法也采“二分法”，那么现行法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将被归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畴，在从事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时就具有了主体适格性，从而既为这部分未成年人析出了一定的行为自由空间，又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吻合了。

一言总之，即便我国法采取的是“三分法”，在解释适用《民法总则》第144条规定时，也必须采取域外立法例上“二分法”的思维方式，而不能僵化地、绝对地认为“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都一律无效”。如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样，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可以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接受遗产继承、接受无负担的赠与等。此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域外立法例上存在的“零用钱条款”，一个七岁小儿难道就不能买一根七毛钱的棒冰吗？难道就不能独自乘坐五毛钱车费的公交车吗？回答是显然的。因此，虽然《民法总则》第144条作了“绝对而无例外”的规定，但在理解适用上，仍然需要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例外地承认其所实施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