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37国家图书馆张燕婴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37国家图书馆张燕婴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说 明
2020年4月，接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江涛编辑的邀请，为其所策划的“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撰文。南编辑提出的问题框架，主要基于个人的研究经历与经验。在这方面，我自认为没有太多成功的经验可以贡献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很犹豫。但考虑到南编辑的专栏策划，实则发端于《文献》杂志2019年第3期推出的“文献学青年谈”栏目，而且在专栏陆续推出后，也常有学界前辈或友好因误会此策划与《文献》杂志有关，发消息来表达对该专栏的肯定。这些赞扬与肯定的评价，我都转告了南编辑。同时也觉得，南编辑的专栏正逐渐聚集起关注文献学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如能在此宣传《文献》杂志，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检点旧稿，有为2019年9月25-28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玄览论坛」撰写的发言提纲一份，系为宣传《文献》杂志而作。由于该论坛是面向两岸三地图书馆古籍界从业者举办的，论坛特别强调发挥并展现参与古籍整理研究与保护事业的“图书馆”一方的作为与贡献；这也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献》杂志“立足业界，面向学界，服务学术”的办刊思路相吻合。而观察“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业已发表的20馀篇文章，较少有来自“图书馆界”的声音。权且以此篇为引。
新世纪以来大陆古籍整理与研究状况概览
——基于《文献》杂志的观察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设计与选定这个论题来参加本次玄览论坛（按，指2019年9月25-28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玄览论坛”）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作为长期供职于《文献》杂志的编辑人员，最了解该杂志，也最有义务宣介该杂志。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文献》杂志值得在这样一个两岸三地的图书馆古籍界交流平台上被宣介。《文献》杂志是中国大陆图书馆界出版的唯一一种专注于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杂志创刊于1979年，至今年已满四十周年。本月13日出版的《文献》杂志总第175期，恰好是杂志纪念创刊四十周年的特刊。四十年来，《文献》杂志始终继承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之宗旨，始终秉持内容充实、资料详实、文风朴实的风格，获得国内学术界厚爱及海外汉学界重视。
《文献》杂志长期以来被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定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被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评为CSSCI来源期刊，北京大学编制的各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也都予以著录。中国大陆地区许多重点高校的相关专业系所，都将在《文献》杂志发文作为获得教职和职称评定时可以升等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都说明《文献》杂志在图书馆界之外的广大古文献学专业研究领域，获得普遍认可。所以，《文献》杂志可以作为观察中国大陆古籍整理与研究状况的一个窗口。
新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也有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文化建设。具体到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领域，呈现出如下局面[①]：
一、优越的环境
从国家级的支持力度看：不仅“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给予的资助力度连年加大，而且国家出版基金和国家重大社科招标项目中也频频出现古籍整理或与之相关的项目。《文献》杂志开设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献研究成果”专栏，率先发布部分项目的研究成果。
从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看：省级如“湖湘文库”、“巴蜀全书”、“浙江文丛”、“山东文献集成”、“江苏文库”等，市级如“重修金华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全椒文献典籍丛书”、“绍兴丛书”、“遵义丛书”等，都相应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有力资助。
从资料的支撑情况看：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在将珍贵文献按专题分类影印出版，或者实现数字化并逐步公开，极大便利了整理者和研究者。
二、海量的成果
以上各种因缘际会交织，使得各类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纷纷上马，诸多珍本秘籍得到整理者关注，各类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无论是从投入力量，还是从产出成果的规模和质量来说，新世纪以来大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成绩都堪称巨大。
古籍全编与丛书：如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的号称“八全一海”的《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等总集在本世纪初陆续编纂完成并出版；新世纪以来则有《魏晋全书》《南北朝全书》《先秦文海》等项目相赓续[②]。“四库系列”丛书在上世纪末、新世纪以来陆续影印出版[③]：《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齐鲁书社，1996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库全书底本丛书》（文物出版社，2019年）。其他大型影印古籍成果也相继面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历代日记丛钞》《影印历代珍稀版本医籍丛书》《浙学未刊稿丛编》《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古本戏曲丛刊》等遍涉经史子集，不一而足，其中有颇多选题聚焦于此前未被披露或较难利用到的文献资料。
旧籍修订：一些已经整理出版过的重要古籍，由于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工作本、参校本，从而有了做出较大规模的补充或修订的机会。这里最著名的当属由北京中华书局主持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新点校本的有《史记》、新旧《五代史》、《辽史》《魏书》《宋书》《隋书》等七种。
目录、提要与书志：这方面，台湾地区走在了前面。《“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志》都是自我工作以来就常常使用的案头参考书。大陆地区的古籍存量大、版本众多、情况复杂是导致这方面的研究与成果不多且出版滞后的客观原因。好在近二十年来，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推进，各地馆藏目录陆续出版；就连《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编纂与出版也已排上日程。伴随古籍影印工作的展开，提要与书志的撰写也得到推动，比较著名的如《中华再造善本》正续编都撰写了提要。
（《文献》40周年纪念特刊封面）
三、发展方向
在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业已取得若多成果之后的今天，还有哪些可以作为新的生长点呢？换句话说，哪些是下一步可以做的方向呢？
考虑到古籍整理与研究成果评价时需要兼顾创新性、重要性与难易度三个方面的因素[④]，作为大陆从事古文献学研究的专业期刊——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之《文献》杂志，持续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并予以倡导。
关注每一部传世藏本的价值：比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蒙古时期平水刊本《尚书注疏》二十卷（馆藏号9583），为铁琴铜剑楼旧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该本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原缺，清初人抄配。这四卷抄配，钤有季振宜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近代书目都定为“清影蒙古抄本”，但其实这部分只是仿蒙古抄本，讹误较多。国图另有一个平水刻本的残本（馆藏号013），其中有卷六《禹贡》的内容，是可以和9583号相配的。这样一来，蒙古刻本的阙卷就只有三、四、五这三卷了。[⑤]
而《文献》杂志办刊宗旨正是“以披露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和其它公私家典藏的、国内外新近发现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各种古、近代文献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主”。从创刊初期就有不少对于珍贵古籍的介绍，比如创刊号里的《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图书馆入藏的一批善本书》《春明读书记》，从第七辑起开始连载馆藏各类珍贵文献的叙录（比如石刻叙录、宋版书叙录）等。新世纪以来，为配合中国国家图书馆承担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出版成果的及时性报道，刊物设立过“中华再造善本提要选刊”的栏目。这些文章或栏目，都是对我们通常称之为“珍本秘籍”的关注与揭示。
与此同时，绝不可轻视任何一部古籍传本，当致力于发现并揭示它们的价值。比如第四辑发表的《新见明钞残存六卷本阳春白雪》以及《全元散曲补遗——明钞阳春白雪残存六卷本新见散曲辑录》之类文章，在刊物的目录清单中每每可见。这里我特别向大家展示的文章是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发表于《文献》2005年第1期），该文对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总目》仅存的十五册二十七卷残本做研究，指出浙本《总目》的底本是文澜阁本，而非武英殿本，修正了晚清以来以洪业、王重民、昌彼得等诸位前辈学者，以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说明为代表的各家误说。这些例子都说明，每一个存世版本，即使它是残本，也万勿忽之。
除此之外，甚至是印本书的纸背文献[⑥]、书籍装裱用的衬纸[⑦]，也都不可轻忽。
古人言“敬惜字纸”，是在提示我们，对于每一件存世的记载有人类智能的文化载体，都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审视。
版本学关注到的是版刻信息，而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实际上也都值得关注。比如在版刻标准范式（有些类似于考古学领域的标准器）研究的领域，国图前辈赵万里先生的《中国版刻图录》一书具有开创之功，而近年来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博士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一书更将古籍版本的研究细致到印次。《文献》杂志关注并引导了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型，先后有郭立暄《明代的翻版及其收藏著录》（2012年第4期）、张杰《再谈〈弁而钗〉崇祯本的递修与后印》（2013年第6期）、潘超《夷坚志前四志误收他志小说考辨——以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刻元修本补刻叶为线索》（2018年第6期）、罗琴《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2019年第1期）等文章的刊出。
从古籍保护实践的角度来看，目前通常的做法是有影印本的或者缩微品或者电子版的古籍原件，就不再提供纸质本的流通与使用；有时候也会以一种书的全本的流通与使用，替代其它残本。但事实上，正如以上所言，每一个传世本的价值，在未经比较研究之前，都是未知的，所以有时候也是不可被简单替代的。这无疑对图书馆的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书馆存藏保护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更长久的可供使用；与之同时，使用并真正发现与揭示文献的价值，才是最好的保护。我们必须承认与正视的是，物质实物，终有寿数。相较于让书籍成为摸不得碰不到的文物，以更多种多样的方式保障古籍的开放获取和方便阅读，才是更好的文献保护方式。
关注出土文献：20世纪初期，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与清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被并称为史料的“四大发现”，这些新材料的介入，直接推动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而仔细分析可知，前两种属于出土文献，后两种则多数属于写本文献。下面分别介绍《文献》杂志对于它们的关注。先看出土文献这一端。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在出土文献方面的新收获，可以用如“井喷”般地涌现来形容。以郭店简（1998）、上博简（2001年出版第一本）、清华简（2010年出版第一本）、北大简（2012年开始出版第一本）、安大简（2019年出版第一本），以及最近两年更为新鲜出炉的海昏侯墓简为代表，几乎是整理一批、出版一册，就能引发一阵学术热潮。
2000年以来，《文献》杂志刊出的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论文，遍涉秦简[⑧]、汉简[⑨]、帛书[⑩]、郭店简[⑪]、上博简[⑫]、清华简[⑬]、北大简[⑭]，以及更具包容概念的“战国楚简”[⑮]、石刻墓志[⑯]等文献范围，和西域地区一些更具特殊性的出土文献（比如黑水城、和田、鄯善等处的出土资料[⑰]，甚至胡语文献[⑱]）等所有已经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领域。特别是对于国图藏甲骨资料的研究，更是成果集中[⑲]。甚至是一些非常特殊零散的出土资料[⑳]等，也都有所涉及。可以说，《文献》杂志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具有一定实力和影响力。
我们知道，考古学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谁挖出来的（或谁收藏的）归谁研究（也称属地原则）。这就造成，图书馆界在新近出土文献的存藏上不再占据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这提醒我们图书馆界的从业者，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在这一学术浪潮中“预流”的问题。
2019年2月24日，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专家，《文献》杂志顾问，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因病去世。在随后几天颇为密集的关于李学勤先生生平的报导里，我注意到李先生自己的一段叙述。他强调，他“1950年前后开始自学甲骨文”，上大学之后“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借阅《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等书刊。在金石部曾毅公先生的帮助下，我不但能看已经编目的书，还看到特别收藏的书籍、拓本”的经历，使他终身走上了这条研究道路[21]。可知，图书馆的收藏、阅读图书馆藏品的便宜性，是会起到引导一位学人学术道路的作用。因此，典藏不可不全、获取不可不易、服务不可不勤谨。
关注写本文献：新世纪以来，古籍数据库建设方面的成就蔚为大观，这就使得我们如果是想阅读明以前的传世古籍，且对版本没有苛求的话，那么只要有一台联网的计算机，会使用爱如生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和爱如生数据库（其中集合了方志、谱牒、类书、丛书等多个子库）等古籍资源库，几乎就可以做到全数获得、轻松浏览。这些古籍在电子化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在20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可供检索的古籍数据库只有《四库全书》）。因此，生活在今天的学者，就古籍阅读与获取方面而言，已经相当幸福与满足了。与此同时，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进程也让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者如虎添翼，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突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类文献目前还较少被数字化进程所覆盖，那就是写本文献。这类文献，包罗万象，从古写本（绝大多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都属于此类）[22]、抄稿本[23]、批校题跋本[24]，到信札[25]、日记[26]、文书档案[27]。所有这些文献资料及其研究论文，都是《文献》杂志的选题范围。
随着写本文献越来越多地进入学术视野，“写本文献学”也应运而生（如2013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即为明证）。相应的，我们图书馆界的教育，是否已经在这方面有所准备？我看此次论坛的计划书里介绍与会人员有“台湾各县市图书馆人员、图书资讯相关系所师生”，我想请教大家，是不是在读书的时代，接受过有关写本文献研究的专门训练或者了解管理与利用写本文献的特别知识。至少在我读书的年代（1992-2003），这些训练或知识还是相对缺乏的。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在知识上、方法上的查漏补缺，让我们在面对这类文献时不至于无所措手足。
关注域外文献：中国人最初有意识的关注海外收藏的中国古籍，可以追溯到，乾隆中期江户学者山井鼎所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传入我国后所引发的乾嘉学者搜求邻国佚书的热情。晚清杨守敬所撰《日本访书志》、黎庶昌编《古逸丛书》的出版为一高潮。20世纪20-40年代，张元济《续古逸丛书》的选印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图前身）的袁同礼、王重民等前辈在海外搜寻《永乐大典》存本和敦煌残卷，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则有短暂停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各国学术交流的增多，学术界再次关注汉字文化圈各国存藏汉籍的信息，更多此前不为所知的珍贵古籍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成为域外汉籍研究领域的领头羊。自此以后的二十年，“域外汉籍”这一词汇越来越为学术界所认知。尽管学者们对“域外汉籍”的定义、范围存在不同看法（比如以《燕行录全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等为代表的文献是不是“域外汉籍”），甚至对“域外汉籍”这一名称本身也持有不同意见（比如，如果使用狭义的“汉籍”一词，许多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语言古籍就会被排除在外），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与世界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随着世界各国藏书机构的开放与文献的数字化公开化，中国学界对中国大陆以外国家和地区所藏中国古文献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文献》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重视对海外中国文献的介绍与研究。刊物早期是以“中外文化交流”的栏目来统摄相关选题的稿件，2004年第4期起有“东瀛遗珍”栏目，2007年第1期起有“海外遗珍”栏目，2012年第4期起有“域外汉籍”栏目。观察刊物发文可以发现，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学术研究的资料视野也逐渐从东亚各国扩展到全球范围（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仍主要集中在欧美各国）。而刊物将有关栏目名称确定为“域外汉籍”，正是对这一学术现象的反映。陈捷女士在为《文献》杂志2019年第3期“域外汉籍”专栏撰写的导言中说：“域外汉籍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发现利用国外的稀见资料，更重要的是开拓研究视野，发现新的问题和观察分析问题的新视角。”这段话，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刊物设置该专栏的目的与意义。
我还想进一步引申而言的是，我们是不是还可以通过观察中国以外收藏有中国古籍的单位对于古籍收藏与利用关系的把握，来调整我们的理解与态度呢？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敦煌遗书的出版，从最初的英藏非佛经文献（1990-1995年），到俄藏（2000年）、法藏（2005年）的全部文献，再到最终推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的全部出版（2012年）；其它国内一些小的藏家，如上博（1993年）、北大（1995年）、天博（1996-1998年）、上图（1999年）、台湾地区的傅斯年图书馆（2013年）等，也都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出版了各家典藏的敦煌遗书。他人之事，我事之师。相信在这种与海内外业界的交流互动与比较借鉴中，我们的工作都会越做越好。这应该也是我们两岸图书馆界同仁，团聚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切磋交流、玄览古今的目的所在。
古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以上所言各种都属于发现并揭示新文献的方向。学科进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新理论与新方法的探索，同样不可或缺。
《文献》杂志在这方面也有持续的关注与探索。刊物从2000年第1期起设立“二十世纪文献学研究”栏目（到2010年度又有“专题文献研究史”栏目接续），系统回顾与总结上个世纪古文献学研究的进展与成绩，同时也希望发现问题与新的学术增长点。这一栏目持续办了五年，一共发表14篇文章（如果再包括接续栏目的话，一共有20篇文章），选题涉及学科（辨伪学、校勘学）、专类文献（戏曲、小说、敦煌文献）、专书（《史记》《太平广记》《西游记》《三国演义》）、专人（刘禹锡）等不同层面。十年前的2009年，《文献》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组织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讨会（台湾地区的陈鸿森、潘美月、赵飞鹏等老师也都与会），并在2010年第3期以“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栏目发表了与会论文中讨论学科理论的五篇文章。可以说，刊物在学术总结、理论建设与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有着持续的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陆古文献学学科的建立与体系建设，是伴随古籍整理工作的现实需要展开的；这就意味着古籍整理工作需要哪些知识，古文献学科体系中就包括哪些课程。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都是整理古籍需要的知识，自然也就成了古文献学科体系包括的内容。这样的学科体系设置不能说错，但传统特质明显，而现代性不足，未必能很好地实现与世界学术的交流与对话。
令人欣慰的是，古文献学界的一批青年学者，站在前辈学者业已夯实的基础之上，掌握更多工具（现代技术与语言），具备更开阔的视野，着力于跨学科的、融会中西方理论的学术研究，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比如这里所展示的林嵩《论校勘学上的零度与偏离法则——〈王子年拾遗记〉异文释例》一文（《文献》2016年第4期），将修辞学、语言学领域的零度与偏离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原则，运用于校勘学的异文分析中。并以《王子年拾遗记》一书的校勘为例，具体说明如何运用零度偏离法则推求异文、梳理版本源流、辨析避讳字。文章中所举到的若干古今人校勘成果的例子，完全可以用西方校勘学中“难的异文更可取”的原则[28]来概括。这正是一种将中西方的学术方法做对接的努力。
为了倡导与鼓励古文献学界更加自觉的理论与方法探索方面的努力，2019年3月6日下午，刊物主编张志清先生亲自邀请了北京地区文献学界部分青年学者与编辑部座谈，青年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刊物提出意见与建议，我们将这组发言的文本刊布在2019年第3期杂志上。其中特别想向大家推荐的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的史睿博士“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一篇，其中“尝试提出独立的科学的现代的文献学的定义：它应当是一门以研究文献的生产、流传、利用、管理等为主要内容，兼及文本与载体之间在时间、地域、组织、权利、学术等几个维度之间的张力及其变化的学科”，并具体分析“文献的生产”“文献的流传与利用”“文献的管理”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推荐此文，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认同或采纳史睿博士的分析，而是希望跟大家分享刊物在“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建设方面的种种努力。文献学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学科（我们都知道“文献”一词出自《论语》，而且传统文献学界也将其鼻祖至晚追溯到孔子），它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正面临现代学术体系与科学技术的巨大冲击与挑战。如何回应冲击、迎接挑战，并利用好新技术带来的机遇，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所言种种，只是基于《文献》杂志的观察，未必一定是新世纪以来大陆地区古籍整理与研究发展状况的全面相。即使如此，我仍然希望它是一面镜子、是一个窗口，让海峡两岸的广大图书馆界古籍从业者，能够通过它来照鉴自己；可以通过它来了解更为广大的学术界以及学界需求，进而反观我们的工作，思索如何提升能力与改善服务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作为服务者的图书馆界（我们），还是作为使用者的学术界（他们）——当然，有时我们自己也会是使用者——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同样肩负让中华文明薪火相承并发扬光大的使命。
[①]本文前两部分，仅系背景性的说明（而非全局性、全面性的概括），用以说明新世纪以来《文献》杂志选题思路不断做出调整的客观原因。
[②]参考杨忠先生在“第四期全国古籍保护管理人员研修班”上的介绍。
[③]详参“矻矻典坟与‘六条裤子’——罗琳先生访谈录”，“学礼堂访谈录”。
[④]详参张剑《古籍整理学术评价标准刍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8年第10期。
[⑤]详参杜泽逊《谈谈版本学与校勘学的相互为用——以〈十三经注疏汇校〉为例》，《文献》2019年第5期，第38页。
[⑥]如汪桂海《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文献》2009年第3期）、宋坤《天一阁藏〈国朝诸臣奏议〉纸背公文复原与价值新探——以个人撰拟公文为中心》（《文献》2018年第2期）等。本文对刊物各类型选题发文的介绍，都是列举性而非穷尽性的。
[⑦]如李开升《正德刻本公案小说〈包待制〉残叶考》（《文献》2018年第5期）。
[⑧]如钱存训《纸的起源新证：试论战国秦简中的纸字》（2002年第1期）、李学勤《〈左传〉“荆尸”与楚月名》（2004年第2期）等。
[⑨]如许志刚《汉简与诗经传本》（2000年第1期）、王家祥《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孙子〉研究——关于〈孙子兵法〉早期形态的一点认识》（2000年第1期）等。
[⑩]如连劭名《马王堆帛书〈经法·道法〉与传说中的蚩尤》（2000年第4期）、刘信芳《帛书〈称〉之文体及其流变》（2008年第4期）等。
[⑪]如江林昌《郭店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史研究》（2001年第1期）、张涅《今本〈老子〉与简本〈老子〉的关系》（2002年第4期）等。
[⑫]如刘信芳《竹书〈鲍叔牙〉与〈管子〉对比研究的几个问题》（2007年第1期）、尚学峰《竹简诗论“〈卷耳〉不知人”的阐释史意义》（2008年第4期）等。
[⑬]如魏栋《清华简〈楚居〉阙文试补》（2018年第3期）、贾连翔《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篇的再编连与复原》（2018年第3期）等。
[⑭]如黄灵庚、李凤立《北大藏汉简本〈老子〉札记》（2016年第4期）、高中正《年代、地域及家庭——北大汉简〈妄稽》新研〉（2018年第3期）等。
[⑮]如高华平、李璇《由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看“六经”在楚国的传播》（2015年第4期）、俞绍宏、白雯雯《楚简中的“丨”字补说》（2018年第3期）等。
[⑯]周绍良《唐志丛考》（2006年第4期），陈瑜、杜晓勤《从阿史那忠墓志考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2008年第3期）、程章灿《读〈张迁碑〉志疑》（2008年第2期）和《读张迁碑再志疑》（2009年第3期）等。
[⑰]如刘子凡《唐代书信缄封考——以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出土书信文书为中心》（2015年第5期）、许云和《鄯善出土〈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题记考》（2015年第5期）、史金波《泥金写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流失和考察》（2017年第3期）等。
[⑱]如李灿《〈贤劫经〉最新资料与相关研究——犍陀罗语与梵语部分》（2015年第4期）等。
[⑲]如胡辉平《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札记》、贾双喜《刘体智和他的甲骨旧藏》（2005年第4期）、胡辉平《国家图书馆藏甲骨与〈甲骨文合集释文〉之校勘》（2009年第1期）、莫伯峰《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缀合九组》（2011年第3期）、胡辉平《国图藏甲骨与〈甲骨文合集补编〉之校勘举隅》（2017年第5期）等。
[⑳]如沈天鹰《金代瓷枕诗词文辑录》（2001年第1期）、曹菁菁《簠斋藏弩机考略》（2009年第1期）等。
[21]《李学勤：我是如何踏上学术道路的》，《澎湃新闻》2019年2月26日。
[22]如启功遗著《敦煌俗文学作品叙录》（2009年第2期）、余欣《〈大唐西域记〉古写本述略稿》（2010年第4期）等。
[23]如蒋寅《抄稿本经眼录》（2000年第2期）、王红蕾《〈绛云楼书目〉各抄本互异原因略考》（2010年第3期）、曹菁菁《国图藏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未刊稿》（2014年第4期）等。
[24]不仅有对名家题跋的辑录与整理，如张廷银《国图所藏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2009年第2期）、李红英《袁克文经部善本藏书题识》（2011年第4期、2012年第1期），还有基于题跋所做的研究，比如陈东辉《黄丕烈题跋所反映的清中期古书价格诸问题探微》（2013年第5期）是利用黄丕烈跋研究清中期的书籍价格问题，刘斯伦《张绍仁、黄丕烈书籍交往初探——以静嘉堂藏〈秘册汇函〉张绍仁手校题跋为中心》（2017年第1期）是利用张绍仁跋研究他与黄丕烈的交往以及两人周边的书籍网络。
[25]有对这一类文献的概述性介绍文章，如王世伟《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尺牍文献》（2002年第1期）等；有对名人手札的辑录整理，如沈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2001年第3期），张廷银、刘应梅《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2002年第4期），李小文、孙俊《文求堂藏傅增湘手札》（2007年第4期）等；还有利用信札对一些重要典籍成书过程所做的复原，如陈捷《〈罗振玉手札〉所收罗振玉致杨守敬书札考察》（2009年第3期）、朱曦林《金兆蕃参编〈清儒学案〉史事考实——以国图藏金兆蕃致曹秉章书札为中心》（2017年第3期）等
[26]如陈福康《郑振铎欧行日记佚稿》（2005年第3期）、王亮《王乃誉光绪乙丙间〈娱庐随笔〉日记册》（2013年第3期）、李弘毅《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甲骨收藏》（2005年第2期）、谢海林《〈张佩纶日记〉与丰润张氏藏书考论》（2017年第2期）、徐雁平《〈管庭芬日记〉与道咸两朝江南书籍社会》（2014年第6期）等。
[27]如佘正松、郑杰文《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及其价值》（2008年第1期）、梁继红《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文献整理》（2012年第2期）、华喆《胡玉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修撰考述——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2017年第5期）、李义敏《明清契约文书辨伪八法》（2018年第2期）等。
[28]详参L.D.雷诺兹、N.G.威尔逊著，苏杰译《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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