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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丨郝寒冰: 民兵小分队巡逻; 抓了戴“帽子”疯子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砂工、车工、教师、编辑，政府机关退休公务员。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曾任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部门客座教授。
原题
条绒帽子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当时从上到下的说法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破坏这场伟大的运动”，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公安机关，那时还叫“保卫部”的人手已经不够用了，所以市“革委会”决定扩建全市各区县的民兵指挥部，协助承担管段社会治安工作，共同“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
银川市当时是“三区两县”，我们厂归属老城区。扩建后的老城区民兵指挥部权力大增，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限期各工厂企业迅速组建民兵小分队，并直接派员下去指导完成任务。
我所在的拖拉机厂漫说在银川市、在全宁夏名气都很大，此类“好事”从来就落不下，所以很快老城区民兵指挥部就下到我们厂拉杆子来了。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就是民兵，而且是精锐中的精锐“武装基干民兵”，但是不脱产，只执行临时性的任务。而马上要组建的“民兵小分队”可不一样，属于脱产性质，好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想混进去。
不过厂里并不想揽这个闲差，我们厂的任务是为国家最大的拖拉机制造企业“洛拖”生产各种型号的水泵，维护好厂内的安全不出乱子就足矣。
但是明着又不好反抗，出于无奈，采用惯技糊弄上级：把那些老弱病残和喜欢“泡病号”的家伙找到一起，一人发了个红袖章，晚上到街上象征性地走走，就算是交了差。
谁知道一个月下来，一个“阶级敌人”没逮住不说，倒有两个“民兵”喝醉了在黑巷子里随地大小便被革命群众当场抓住，三说两不说地发生了冲突，被人告到了市里，把头头气坏了，派市民兵指挥部一个名叫马郃的“老干探”到拖拉机厂整顿民兵小分队。
这位马师傅是个老油条，40岁左右，早先曾干过公安，后来不知道为转了行，文革开始被激活了，变成了“人物”，有个怪毛气：不喜欢被人叫“马‘郃’”总是自称“马ho(还是去声)”，谁要是拗着他，叫死不应。
长话短说，马ho三下五除二就把原来那帮子货全撵上走了，然后到政工科要来花名册翻了半天，掌握情况，大概心中有数之后跑到各个车间亲自对号选人。
我那时20出头，身高已长到达1.82，满脸络腮胡，颇有几分不怒自威的模样，并且担任着金工车间团支部书记，大小也算是块“料”吧，引起了马ho的关注。
马ho把我选上不说，还弄了个组长，我又趁机推荐了“小油子”、“猪八戒”“大黄蜂”等几个哥们，物以类聚，他们都和我一样长得精干，而且同属嫉恶如仇的热血青年。
马ho前前后后招了20个人，让厂办在大门口腾出一间房子作为队部，从我们厂武装部军械库里领出“5·6式”步枪和子弹配发到人，把大家集训了一个礼拜，认为差不多了，就放心走了。
小分队被分为五人一组，24小时为一班，4天一个轮回，每天享受两毛五分钱的补助，相当于在车间上夜班。然后歇一天，再到民兵指挥部参加一天公务执勤，什么补助都没有，好在我们都乐于吃苦，也就无所谓。
70年代的银川城，市区面积很小，人口也少，又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一般晚上9点多钟各家各户就睡觉了。这时，我们就拎着枪威风凛凛的沿着辖区大街小巷走上两圈，没啥事情就返回队部，抽根烟，喝口水，谝谝嘴，讲故事，什么《303号房间》《梅花党》《一双绣花鞋》等等。
到了后半夜三四点钟，按照马ho的经验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再出巡一次，有事就处理，没事就回来睡大觉。一段时间之后，辖区里治安秩序还不错，得到马ho的肯定。
说老实话，我们没有遇到过去什么真正的坏人，小偷小摸和打架斗殴的事碰到过，更多的精力用在了什么地方？说出来现在有人根本不信：专治那些日鬼捣棒锤的人。
你可能会问，究竟啥才是“日鬼捣棒锤的人”？听我细细说给你听——
那个年代，有一句口号喊的震天响：“抓革命，促生产！”实际是放了空炮：革命没抓好，生产更糟糕，国家乱了套，上上下下的日子都过得非常艰辛、一地鸡毛。
既没有煤气灶，也没有电热锅，碳又很贵，平头老百姓烧不起，一般都烧煤饼子，就是把廉价的炭渣、黄土和着水搅拌在一起，在街边屋前用模子脱成饼干状，转天需小心翼翼的铲起，侧身横竖搭配立起，再晒一两天后才能完全干透烧火。
如果正好遇上下雨，就得盖上塑料布遮挡，否则雨一浇就重新变回一堆浆糊，天晴后返工，劳民伤财。
未几，附近的群众纷纷反映说有一些坏怂专门赶在雨夜里掀煤饼子上方的塑料布，把他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
小分队接到举报后，决定收拾这些害群之马。做了一次潜伏，当场抓住几个掀塑料布的人，与我们年龄差不多一般大，有的还是女娃娃。
一问才知都是街坊邻居家在郊区下乡插队的孩子，在农村吃不饱，当然也不安心，逮住空子就往家跑，只要一回来就不想再回去，百无聊赖喜欢恶作剧。几个人凑到一搭理喝点猫尿就恶作剧一把，把下雨天掀老百姓家的煤饼子上面蒙的塑料布当乐子。
也只能通过骂几句的方式教育一通，个别犟嘴的被踹了几脚，又罚他们给当事人赔了点钱，一次把病给治了。实际上有的当事人和被当事人的家长本来就很熟悉，得知民兵小分队秉公执法后很感动，相互谅解，还给厂里写信表扬我们。
按下葫芦浮起瓢，东头刚消停，西头又报警——
那时吃菜困难，蔬菜公司在我们厂附近设了一个点，专卖茄子萝卜西红柿，隔一两天由郊区的老庄户进一次货，经济实惠，深受民众欢迎。
菜棚子旁边搭了个木屋，住着个老汉看着。一到送新鲜菜的时候，半夜12点一过就有人骑着自行车来偷菜，先是用铁丝把木屋的门鼻扣别住，然后楞怂往蛇皮袋子里装。
这也就罢了，还乱喊乱叫：“老汉，娃娃睡了，快干！”齁的老汉跳蹦子，可楞是拉不开门，任由贼娃子扬长而去。
天亮之后，老汉找到民兵小分队来痛说革命家史，把人的肺都要气炸了，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居然发生这种事，岂不是反了吗？坚决拿下！
下一个供菜日到了，晚上11点多，哥几个全副武装躲进小木屋候着。12点刚过，一帮子坏怂故伎重演，被我们当场冲出，几个家伙想反抗，一看我等佩戴“民兵小分队”红袖章，立马蔫了，束手就擒。
看菜老汉走上前来，一人两个鼻斗（耳光），打的他们满地找牙，又用锥子把他们的自行车轮胎全扎了个透，铃铛盖卸下扔到了窨阱里。
经过审讯，偷菜的是在文化街山河湾某家社队小企业下夜班的轮换工，他们来自南部山区，自己开伙，为了省钱，打起了偷菜的主意。
次日把贼娃子领到这个厂，进行现身说法。厂方又气又臊，就地一顿批斗，还扣了每人半个月工资，作为罚款缴给蔬菜公司。从此这些家伙乖得跟孙子似的。
总之，这两件事干的漂亮，打出了威风，马ho十分满意，推荐我们这个组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市工人民兵表彰会，还让我上台发言。
谁知我写好稿子，却被马ho当场否定，嫌我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我说“毁坏煤饼子”和“偷菜”再咋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不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去。
马ho坚决不同意，骂我是“肉眼凡胎”：只重表相，不看本质——毁坏煤饼子和偷菜是说到底是好逸恶劳的意识在作怪，属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危害极大，最终必然发展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我当然不服，但又说不过他，只有服从。他把稿子改了个面目全非，让我念，我故意用“宁大话”念得结结巴巴，把马ho的鼻子都气歪了，说不好听，我就趁机推荐让师弟“小油子”发言。
这尕子五短身材，大鼻子，雷公嘴，一口京腔，底气十足，果然赢得了满堂喝彩！到会的市领导一高兴，让秘书送来两条“大前门”纸烟，就地被大家瓜分了。
事后彼此又互相吹捧了一番，心里都美滋滋的，唯一遗憾的是含金量不高，因为我们抓的都是些地痞流氓，真正的阶级敌人一个也没有，多会才能抓住啊？！
机会却在不经意的时间就来到了——
国庆前的一天晚上，轮到我们这个组当班，大家商议到中山公园里绕一圈，听说最近老有人偷苹果。等我们走到公园后门处时发现有条黑影紧贴着篱笆墙游动着，时不时的还打着手电，一明一灭，好像是在发什么信号。
我们迅速包抄上去，那人突然大喊道：“快跑，我掩护！”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使劲扭住黑影，一个绊子将其放翻在地。其他的人赶紧翻过篱笆墙紧张搜索了一气，鬼也没见一个。大家一商量，先把人带回去再说。
回到队部，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了一番“猎物”。这是一个身材猥琐、相貌苍凉的中年汉子，目光游离，表情奸诈，完全符合传统文艺作品中阶级敌人的形象。
“叫什么名字？”我问。——“朱牛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什么？有这种名字？”我差点失口笑了，“老实点，不要装疯卖傻！”——“要得。”马上变成了川腔。
做记录的“小油子”傻傻的望着我，不知道该不该记。我示意他如实记录——将来每个字、每一笔都是要留作原始证据的。胡言乱语、负隅顽抗在最终定罪时是会加重对他惩罚的！
“多少岁？——“四死阿（42）”又成阿拉上海人。
“籍贯？”——“河南太康。”正宗的豫剧道白。
“家庭出身？”——“贫、中、富……”一边操着陕西话一边搬着指头算计。
“老实点，”我有点火了。——“地、主。”天津味？
我和“小油子”对视了一眼，彼此都明白，快入戏了。
“戴帽子没有？”——“戴着呐。”又变成了唐山话。
“啥帽子？”——“条绒帽子！”纯正的宁夏话！
“哈哈哈哈……”仿佛凉水泼进了油锅里，就地引起爆炸，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的放声大笑起来，咋都止不住。外号“猪八戒”的哥们边笑边骂：“你他妈‘地主分子’不戴。‘右派分子’不戴，‘坏分子’也不戴，咋就偏偏戴了顶‘条绒帽子’？哈哈哈哈……！”
蓦的，大家同时都停止了笑声，面面相觑，不寒而栗：这还了得？这分明是个城府极深、阴险毒辣、狡诈无比的反革命分子——
且不说他方才在公园掩护了什么人，单就上述惊人的表演，就足已证明这是条心理素质极强、具备丰富反审讯经验的“老枪”，今天我等算是遇到茅屎坑里的石头了……
看来，仅凭我们这几头蒜是难以撬开他这张铁嘴的，没有必要再往下审了，直接送交民兵指挥部得了。
于是，将这个货五花大绑着出了厂门向东走，拐上去不远就是地方。一路上，大家都兴奋不已、信心十足——终于抓到一个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出了口恶气，并且坚信公安干警一定能从这个家伙的嘴里挤出有价值的情报，没准还顺藤摸瓜，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呢！
不料没走几步，这个家伙突然放声高唱起《国际歌》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声音之宏亮令人震惊，惹的沿街许多人家拉亮电灯，开窗观看。我赶紧命令“小油子”用套袖噻住他的嘴才消停下来。
马ho那天晚上正巧值夜班，喝了两口睡得正香，被我们吵醒后非常恼火，听说“抓了一个反革命”赶紧穿上衣服下了楼，只是远远猫了一眼，就打发我们几个赶紧到公园继续搜索，看能不能把被“掩护”掉的同伙逮住，剩下的事就别管了。
我们心有不甘的还想等着看好戏，“快走，快走，少鸡巴啰嗦，误了大事小心点！”马ho非常不耐烦地吼了起来，我们只好退下。
“小油子”气愤地说：“老马这个龟贼想贪天功为己有，太不够意思了。就冲这一点，我们也不去公园了！”我也有点恼怒，只不过不想火上浇油罢了，就对他说：“先罢慌，去就去，没事就回去睡觉！”
哥几个又回到公园绕了一大圈，自然是鬼也没见到一个，也罢，趁机在银湖里划了一会儿小船，返回队部。
躺在干床板上我还在想：哼，无论如何今天算是给他姓马的长了脸，明天肯定会表扬我们两句的，说不定还会……
谁知天刚亮马ho就急齁齁地赶来了，一脚踹开房门冲我破口大骂：“我本来看你长得浓眉大眼，谁知道你他妈原来是个沙眯子，‘撅着沟子看天——有眼无珠！’把个神经病人弄来搅和我的好梦？！”
我大吃一惊，赶紧问是咋回事。马ho简明扼要说了一番，原来如此——
此人是东北汉子，很小参军，在“四野”当文艺兵，对老首长林彪元帅佩服的五体投地。转业后到秦剧团当场记，吹拉弹唱是样样精通。
党的“九大”闭幕的那天晚上，收音机宣布林副主席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兴奋地拉上几个好朋友到“京津春”喝酒，越喝越激动，一通乱宣：林副主席那是空前绝后的大英雄！别的不说，单说这个名字，林——彪：树林子里卧着一只老虎，老虎身上还插着三把刀，要多威风有多威风！他不接班，天理难容，驴都不答应！
结果被人告发，先是说借用《黔之驴》的典故恶毒攻击副统帅愚蠢；后来罪行上升到想用匕首刺杀副统帅的高度，就地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15年。“九·一三事件”后获得平反出狱，谁曾想因欢喜过度又疯了！白天家里人将他锁在屋里，晚上逮住空子就跑到街上乱窜。
一开始，马ho也没有发现此人精神有毛病，以为是装疯卖傻，拳打脚踢的教训了一番，谁知根本不顶用，把马ho给惹吼了，大刑伺候：让他双臂伸展，一根扁担绑上，就地放翻，几个壮小伙子用钢鞭轮翻抽打，不料此人宁折不弯，最后昏死过去，凉水浇醒后继续。
直到被后半夜下来检查工作的一个公安干警发生是他的管段的疯子这才歇手。之后让他的家属来领人，家属就地不干了，撒泼拿命，吓的马ho像三孙子似的，好话说了一卡车，对方不依不饶，扬言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让民兵指挥部被动到了家！最后还是赔偿了几百块钱（当时就算是一笔天价了）才把事情摆平。
马ho手指着我的鼻子尖骂道：“你这个小bia（婊）子把我害惨了！我真想用绕驴的鼻斗（耳光）绕你两下子！哼！我告诉你，你以后再给我干这种没沟门眼子的事小心点！
临出门，又甩下了一句狠话：“别电表厂、力车厂还有轻工机械厂小分队都抓住了写反标的反革命，就你们窝囊！再要是发不现反革命的话，我就让‘生香瓜’（当时的拖拉机厂一把手）把你狗日的退回金工车间——不，让你干翻砂工，对象都找不上！”
直到他骂累了，才停下嘴，我们都大气不敢出一声，心说；累死累活弄了这么个结果，我们又是何苦哪？拉倒吧，不干啦！
想走？没那么容易，进小分队难，出去难上加难，马ho说：“你大腿上的虱（she）子——往球上走哪？立了功就放你！”
所以还得干，这就又引出后面发生的故事，不过那是另外一个篇章了。
作者：郝寒冰
我在拖拉机厂民兵小分队先后干了半年多，总体来说，平淡中有紧张，无聊中也有风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出。
因为“条绒帽子”那件事挨了骂，大家的心情都很郁闷，好几天都缓不过来——这他妈的算是什么世道？反革命在哪里？脸上又没写着“我是反革命”几个字，你让我们到哪里去找啊？
也就那会儿的年轻人还是老实，有意见也不敢对马ho发，只是暗中憋着一口气，心说等着瞧，非给你干个漂亮活看看！
过了两天，马ho贼兮兮地忽悠我说，其实你干的还是不错，批评你是看得起你，因为你还有希望，我要是不批评谁，谁就球拉地了！
为啥？因为我早就认识你老爹——想当年我也是干过公安的，所以我对你们这些碎籽籽还是有感情的。又问我老爹现在是个啥情况？
我如实说父亲在文革被打倒，“解放”后连降四级，发配到新划给宁夏的阿拉善左旗塔木素公社当副书记。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啊！”马ho深沉地吐出一口烟来悻悻地说，还让我有些许感动，一会儿反应过来了，这个家伙其实是有点幸灾乐祸。
之后我问过父亲认不认识一个叫马郃的人，答复是此人当初曾是市看守所的管理员，64年“四清”运动时因多吃多占和调戏女人犯被调离公安机关。
原来如此······我那时嫉恶如仇，对他仅存的一点点好感顿时熄灭了。不过工作还得干，缘因我也不是在为他在干活。
深秋时分，批林批孔运动越搞越凶，从上到下调门越来越高，市上先后两次组织召开工人民兵誓师大会，会后荷枪实弹地游行示威，马ho牛逼拉哄地吹着哨子走在前头，尻子拧的像个弹簧。
其实谁都不傻，那时我们幼稚也罢，但都对中央那几个“新贵”横竖看不上，从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也越来越清晰地证实，这场挂羊头卖狗肉的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
这就极大地引起了民愤，我和我那帮小兄弟都是周总理的铁杆粉丝，大家经常分析形势，“假如这样”、“可能哪样”，进行推理，互相根本不耽心谁会去告密！
所以我们对这场运动越来越不感冒，对马ho布置写大批判稿件、出黑板报的任务一拖再拖，他组织开批判会大家发言嘻嘻哈哈没有正形，还有几次我们闲谝说江青的坏话正好被他撞进听见，等等，都在无形中激化了矛盾。
一天夜晚，我们决定到环城路上转转。那时，老城区只有现今的十分之一大小，被一圈明代的城墙紧紧的包围着，下面是一条护城河，过了河就是农田，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一目了然。完全没有什么“城郊结合部”的概念。
由于备战的原因，城墙根到处都挖着防空洞，多处都是黑灯瞎火的，也有个别洞子里住着些农村来的要饭的，点着蜡烛忽明忽暗，像鬼火似地。
刚走过一个黑洞口，就听见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感觉不对劲儿，有人望里蹙了一眼，喊到：“咥实活的！”我们迅速冲了进去，发现是一个小伙子嬉皮笑脸地正在往下扒一个女娃娃的裤子。
几个人上去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痛打落水狗！我们那时最痛恨的就是强奸犯，一听说谁犯了什么错误似乎都可以让他辩解，特别是政治问题的甚至还有点同情，但对耍流氓的就另当别论了，朝死里打不说，还专门往“家伙”上踹，恨不得把它废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实事求是地讲，或许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年龄段不幸遭遇“大革文化命”，赫尔蒙激增、无处发泄而在潜意识里派生出来的一种无名怒火吧？
这个孙子一口土话，明明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却一口一个“叔叔”，不住的告饶，自称是和一帮子要饭的老乡到防空洞里开会，他不想开，就溜了出来正好碰见一个丫头，临时起了色心。
结果我们只顾了这边，忘记了那边，回头再看，那个小丫头不知道啥时间跑了，着实还把人给气着了。
一群山狼闲球的蛋疼，开什么会？
回答竟然是“入党”！
什么？入党？就你这球姿势还想入党？
是入我们自己的党……
啥党？
中国人民桃酥党！
什么？“逃苏党”——组建一个党、还要逃往苏联？这还了得？这不是现成的反革命吗？敢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具体是什么情况这小子说不清楚，只有他们的头才能说的清楚。
我们让这小子带路，很快就在不远处的一个防空洞里把另外四五个家伙一网打尽。
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涨，为了把案子办扎实，不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再不能重复上次的错误，决定押回厂里，找了几间空房子，采取一对一、背靠背的方式审问。
整整费了大半宿功夫，过程就不细说了，最终的结果是：又闹了乌龙，而且是天大的笑话——
这帮从宁南西海固山区流窜到银川要饭的毛头小子做梦都想吃饱肚子，在他们眼睛里，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副食门市部卖的桃酥饼，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望：等有了钱，买一箩筐桃酥饼吃他个球涨鼻子囔。
但问题是哪有钱？一个多月时间里，每天连剩饭都要不上多少，钱就更不用提了。小偷小摸的事也没有少干，但意思不大。人家是穷则思变，他们是穷则思“想”：算球子了，与其在银川挨饿，还不如回老家。不过，也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走——
选准一个有买桃酥饼的地方，最好是郊区人民公社的综合门市部，瞅准机会，等某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采取撬门扭锁的办法闯进去，把所有的桃酥饼、当然也包括面包和点心之类的统统装进蛇皮袋子里扛回防空洞，再顺上几只老母鸡，买点酒，美美的咥上一顿，然后回老家。
为了把这件事情弄成功，受全社会“造反有理”的启发，需要搞一个“名堂”，名字就叫“中国人民桃酥党”，今天晚上开会（就是瞎说乱侃）部署“建党”之事，老大自称为“元始天尊”，还准备册封“兵马大元帅”、“太师”和“革委会主任”。
谁知开会过程中一个怂沟子大头蔫塌、小头斜顶，溜了出去想闹个丫头解心慌，不料羊肉没吃上反惹一身骚，自己被痛打了一顿不说，还招出了同党。
至于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既也不能完全相信，也不能完全排除。于是采取交换审讯的方式，再次订对一番，不放过一个字的可疑，确保万无一失、水落石出。
最终经过反反复复的核实（当然拳打脚踢也省不了，但轻重程度必须把握好），几个家伙的口径完全一致，找不出任何破绽，情况确实如此——就几个傻逼青年，脑子里进水了，但绝对不是反革命！
这下我们反倒是坐蜡了：怎么办？放出去，没准真的去偷东西，尽管他们赌咒发誓再也不敢了，但万一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哪？哪就交给民兵指挥部？也不行，一旦进去受不了拷打，胡说起来那可是就麻烦大了——
几年前发生在银川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件让我们记忆犹新，三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被判处死刑（其中两个是亲兄弟），还有一个漂亮姐姐在众目睽睽之下触电身亡，老百姓都知道是冤枉，可是顶什么用？
眼下正处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巅峰时期，像马ho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正愁没有典型可抓！就凭“桃酥党”这个“党”字，就犯了大忌，没准最后还就弄假成真，变成“逃苏党”，这样的话，即便不杀头，也得判个十几年。
当然这样的话说不定我们还能立功，但是良心上咋能说的过去？大家讨论了半天，眼看天都快亮了，不能再拖了，等厂里的人都上班了，这事就不好办了！
最终哥几个统一了意见：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必须撒手，交给收审站，让他们负责送回原籍。
当时在南门外的长途汽车站旁边设有一个归民政部门管理的收审站，专门负责收容全区各地到首府银川的盲流和乞丐，管吃管喝（当然是以饿不死为前提），攒够了一车就往回送。
我把这个意思对这几个家伙讲了，他们高兴坏了，马上就能回老家不说，还省了路费钱。
就这样了。大家对天发誓：这件事除了我们，绝不能让别人知道，特别是老马。谁他妈的当叛徒，谁是孙子，不得好死！
我们写了个东西，证明这几位是盲流人员，加盖了拖拉机厂民兵小分队的印章，领着他们走到了收审站，办妥了手续。正好当天便有一辆汽车待发，还有窝窝，趁机把这几位填了进去，一道金光就没了踪影······
仅仅过了几天，这事还是让马ho知道了。某日他气势汹汹地跑来，集中全体队员训话，中心意思是：他也未必就认为这个“中国人民桃酥党”就真的是反革命组织（也不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几个碎怂翻不起大浪——但是，不经请示上级（就是他）居然就敢擅自做主放人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乱纪！
接着，他放过别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我，怒火万丈地破口大骂——
赫（郝）寒冰，你无组织无纪律、胆大包天、不仁不义、自命为鸳鸯；你眼睛吃蓝了是不是？你马（麻子）照镜子——自我观点？你沟壕里夹扫帚——充大尾（yi）巴狼？你踩着板凳垤驴——自己高抬自己？你头上长球、又蹦又跳——想日天是不是？！
也不知道他从哪搬来的这些又土又荤、粗俗不堪的言语把我骂了个有皮没毛、颜面尽扫，足足有半个时辰。我不想（也不敢）争辩只好忍着。
谁知最后他又来了一句：“也不尿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啥怂东西？和你那个贼爹一个球姿式，日你个妈的！”
这一下触碰了我的底线，我的“二”气一下子上来了：“你骂我也就罢了，凭什么骂我爹妈？你自己又是个啥球东西？”
他扑上来就想煽我，我一把抓起泡满热茶的罐头瓶子说：“你试试？今天敢动我一指头，我就与你火并（拼）了，五步之内，看咱俩谁是秦王、谁是唐雎？！”
马ho应该是听不懂这段历史典故，半天反应不过来，说了句：“不就是念了两天书，你神气个啥？”
我冷笑回敬道：“你一个‘四不清’干部，牛逼什么？！”
马ho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嘴张的像个棉裤腰，其他几人看他下不来台赶紧劝和，歇了一会儿，马ho问我：“那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大约是2000年左右的一个周末，我去银川西塔古玩市场闲逛，无意间发现有个叫“思古坊”的铺面，堆满了各种老物件和旧书报，其中正有一本我想要的1968年初由首都造反派组织“史学革命”编辑部撰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7）下册》。
我便问坐在柜台里喝着酽茶看电视的老板问价，他一抬头，却不想原来正是马ho，虽然时光过去了二十多年，但彼此都认出对方，一瞬间颇有几许尴尬，不过很快又都调整了心态，哈哈大笑，谝了起来。
马ho说后来他到了市优抚办当副主任，文革后“揭、批、查”开始，给他定了个“三种人”，罢了官，气了两天也就想通了，这都是命，不到50岁就提前内退了，翻箱倒柜把祖传的老家底拿出来到此混个舒坦，挺好！
至于《大事记》，他不开价，说我知道你对历史感兴趣，你看上就拿走，算我送给你的。我说你现在靠这个养家糊口，也不容易，他急了；“我不缺这两个钱，都啥时候了，还小看我——是吧？！”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能接受。
有句话我想问他：是谁告诉你我们私放“桃酥党”的？但转念一想，不问了，知道了或许只能给自己添堵，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难得糊涂才是最好的人生境界！
于是道一声“谢谢”，握手告别。
郝寒冰专列
郝寒冰：车间也是梁山泊， 师傅个个赛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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