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 |《深圳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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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005/百年大党法治探索的主要成就/吴定海

012/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科学性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王建芹 陈思羽 郑 策

■ 经济学

025/双循环、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江苏省13市的实证分析/胡智慧 孙耀武

038/互联网金融发展能否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陈秀英

048/贸易上游度与西部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王 珏 唐青青

■ 管理学

060/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难题：特征、模型及困境—— 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为视角/任 恒

■ 政治学

071/科技帝国主义：全球治理问题的一个症结/张务农

■ 社会学

082/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周 望 焉超越  董欣滢

095/社会学量化研究控制变量方法的反思与超越/冯帅帅 罗教讲

■ 法学

106/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要件的再厘清：基于司法实践的批判性思考/樊 健

116/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衔接及其完善/陈 伟 沈腾初

■ 哲学·文化

126/实践：改变世界与改变自我的统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贡献/蔡志栋

133/李子柒短视频的文化增值研究：以YouTube和B站用户为样本/马薇薇 陈金艳 甘雪萍

■ 教育学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大党法治探索的主要成就

[摘要] 一百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道路探索，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成为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党始终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积极回应人民关切、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过程中，注重充分调动人民参与的积极性，使最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遵守和维护法治，进而提高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水平。我们党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在坚持宪法与党章修订相协调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实现治党和治国的贯通协调。百年来，我们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国际局势带来的非传统挑战不断加剧，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日益建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从一个国际秩序的旁观者到参与者，到开始探索重塑二战以来形成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规则，再到今天成为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制定者和国际秩序的推动者，逐步实现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梦想。我们党还开创了社会主义法治的集大成者——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我们党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刻阐述了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核心，也是我们党在一个世纪的风雨探索中伟大实践的总结。这一系列宝贵经验，将继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法律保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

[作者]吴定海（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广东深圳 518028）。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科学性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摘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科学性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课题，既需要厘清科学性自身的内涵、标准、要求等基础性理论问题，也需要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科学性立场的调和问题。在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科学性的认知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党内法规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即主观性、精神性和个人性等基本特征，同时还要在此基础上把握其客观性、自然性和整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论作为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科学性立场有机结合的典型代表，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类自然”属性出发，在批判吸收科学主义立场的经验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又坚持了人文主义立场鲜明的价值性，从而超越了韦伯所代表的以寻求价值客观化为目的的单纯调和性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在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科学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之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基本遵循。在新发展阶段下，还必须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与核心要义，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科学性理论，认真处理好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政治性、民主性、科学性等几大基本关系。唯有如此，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成为解读“中国之治”的重要密码。

[关键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作者]王建芹、陈思羽（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8）；郑策（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

经济学

双循环、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江苏省13市的实证分析

[摘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数字化的新兴消费模式在乡镇的快速扩张，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在此背景下，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理论上，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提升产业高级化水平，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实证上，基于2011—2018年江苏省1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稳定性检验后该效应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发展释放农民内需潜力的重要机制。最后，采用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苏南五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大于江苏省的苏北八市，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在苏北地区成立，在苏南地区该作用机制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在供给和需求领域两端发力，驱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双升级”，对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双循环；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

[作者]胡智慧 孙耀武（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南京 210000）。

互联网金融发展能否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信息获取、声誉建设和融资匹配等方面阐述了互联网金融平台对比传统融资机构的服务优势，进而得出了互联网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结论。基于此，进一步选取了2011—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围绕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趋缓；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也均能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且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影响更为明显，这意味着加快互联网金融发展从规模扩张向与实体产业更深层次融合推进，将更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经作用机制检验还表明，互联网金融可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声誉以及降低股权资本的融资成本等路径来促进企业融资，实现对传统金融服务的补充。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发展；企业融资约束；数字化转型；新型基础设施

[作者]陈秀英（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 510521）。

贸易上游度与西部地区出口产品质量

[摘要]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严峻，我国经济贸易面临国内外双重困境，如何实现西部地区崛起成为我国实现新一轮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促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规避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从贸易上游度视角，运用2002、2007和2012年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研究西部地区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的变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西部地区贸易上游度正向影响出口产品质量，贸易上游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出口产品质量提高6.8%。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聚类到行业层面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其次，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由分位数回归可知贸易上游度的正向效应在考察期内整体处于上升趋势。而在分样本回归中，相较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贸易上游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效应更大，同时，相比低技术行业，中高技术行业贸易上游度对产品质量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最后，构建中介模型检验得知，贸易上游度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促进西部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鼓励行业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实现西部地区崛起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贸易上游度；出口产品质量；全球价值链嵌入；异质效应

[作者]王 珏、唐青青（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管理学

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难题：特征、模型及困境

—— 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为视角

[摘要]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以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对象，从中发现人类社群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奥斯特罗姆长期关注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这一微观议题，涉及森林、渔业、灌溉等各类可再生资源，聚焦于公共池塘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与共同治理难题。公共池塘资源既非公益物品，也并非私益物品，而是介于二者之间，较难排他、同时又分别享用的物品。奥斯特罗姆剖析了传统公共资源分析过程中的三大模型，并从中提炼出集体行动面临的机会主义的诸多问题，包括激励机制的四重困境和制度供给的二阶难题，构成集体行动分析的场域困境。总之，占用者在集体行动中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时，公共资源拥有的非排他性和耗损性（或竞争性）并存的特质，即是公共池塘资源衍生“公地悲剧”的属性根源。

[关键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公共池塘资源；机会主义；公地悲剧

[作者]任 恒（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政治学

科技帝国主义：全球治理问题的一个症结

[摘要]我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作为“帝国主义”的替代品登上了历史舞台，国内学术界便不再热衷于讨论帝国主义，而是聚焦于全球治理的问题。然而，抛开对“帝国主义”的重新考察并不能充分理解“全球治理”的难题。持续的贸易战显示帝国主义不仅持续存在，而且表现出新的特征。在贸易战中，对高端技术以及相应产业链的控制和垄断成为帝国主义最致命的手段，以高科技垄断控制世界政治版图、维持世界旧秩序并攫取超额经济利益成为帝国主义新的霸权形式。这一现象不仅是传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无法充分解释的，甚至包括“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科学帝国主义”等新的范畴也是无法充分说明的。尽管从源流上看，科技帝国主义的相关思想可以追溯到贝尔纳关于科技、教育和帝国主义兴起的相关论述，但一直以来，学界所使用的相关术语又各有偏重，不足以揭示当前的帝国主义新形态。“科技帝国主义”能够更好地揭示帝国主义借助于科技垄断对内进行控制、对外进行扩张，以维持和强化全球不平等贸易、经济、政治旧秩序的机制。在科技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帝国主义控制了新技术革命最为关键的技术，而跨国公司从根本上依附于帝国的控制战略。因此，通过合作与斗争维护公平的贸易秩序，打破帝国主义的技术壁垒不仅是贸易议题，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

[关键词]技术统治；科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研究；贸易战；世界贸易组织

[作者]张务农（河南大学教育学部，河南开封 475001）。

社会学

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

[摘要]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对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提升社区公共空间的儿童友好度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倡导和探索，但对应的实证研究仍鲜见。基于已有文献和理论分析，我们构建了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假设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T市H区为分析对象，探索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居民交往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影响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可以解构为空间舒适性、空间安全性、空间互动性三个层次，其中空间安全性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对居民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能够直接或通过推动居民交往间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最后，父母偏好在上述效应中具有调节作用，高父母偏好群体与低父母偏好群体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父母偏好群体中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度对居民交往、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正向影响效果更为显著。这些研究发现充分肯定了以儿童为纽带、以家庭为支点社区治理策略的积极作用，为进一步助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多的政策创新思路。即从推进儿童友好理念下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来展开内部优化，从强化父母对儿童进入社区公共空间活动的正向预期来展开外部调节，在内外部双向增益的过程中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水平。

[关键词]‍‍‍‍‍‍‍‍‍‍‍‍‍‍‍‍‍‍‍‍‍‍‍‍‍‍‍‍‍‍‍‍‍‍‍‍‍‍‍‍‍‍‍‍‍‍儿童友好、社区公共空间、居民参与、居民交往、社区治理

[作者]周 望、焉超越、董欣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

社会学量化研究控制变量方法的反思与超越

[摘要]受制于可操作性、研究伦理等问题，社会科学量化研究者一般借助统计隔离方法来应对内生性问题，其中，控制变量是最常见的方法。以社会学量化研究为例，对近十年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上的149篇定量文献的分析发现：控制变量是社会学量化研究使用率最高的统计隔离方法，使用率为88.59%。但在使用中普遍存在变量纳入的滥用化、变量选择的趋同化和变量分析的浅薄化等失范问题，这是社会学定量研究泛化、能力弱的根本原因。根据第三方变量的作用形式可以总结出三种基本类型：形式为X→Z1→Y的中介因子、形式为X←Z2→Y混沌因子和形式为X→Z3←Y对撞因子。其中，混沌因子需要控制，借以实现研究者准确评估核心变量之间真实因果关系的目的；对撞因子则不适合，予以强行控制的结果是造成虚假因果；而对中介因子的控制是否合适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假如是完全中介，控制中介因子的后果是完全阻断X到Y的信息传递路径，导致两者不相关，而如果是部分中介，则可以通过控制中介因子评估X与Y的直接因果效应。对第三方变量作用形式的判定是规范控制变量方法使用的首要步骤，不能仅仅因为某个变量同时与核心变量X和Y都有关联就认为它是混沌因子而加以控制，否则可能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模型的混沌效应。新出现的机器学习建模方法可以帮助研究有效识别变量类型，推动控制变量方法使用的规范化。

[关键词]控制变量；社会学量化研究；规范化；Z变量类别

[作者]冯帅帅、罗教讲（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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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要件的再厘清：基于司法实践的批判性思考

[摘要] 《九民会议纪要》和部分司法实践关于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投资者标准过于抽象，无助于法院审理案件。第二，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仅仅是证监会等行政机关科以行政处罚的考量因素之一。虚假陈述即使不具有重大性，也可能被科以行政处罚。第三，不允许被告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举证推翻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与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符。第四，限制被告提出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抗辩的机会，并不一定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价格标准——即虚假陈述被实施或者被揭示后的证券价格是否发生明显波动——来判断虚假陈述是否具有重大性。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虚假陈述不必然具有重大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进行独立判断。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免证事实的效力，被告仍可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举证虚假陈述不具有重大性。追究“首恶”责任，而非限制被告提出抗辩的机会，才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关键。

[关键词]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要件；价格标准；免证事实；中小投资者保护

[作者]樊 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3）。

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衔接及其完善

[摘要] 随着监察法的生效实施，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伴随监察权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实践运行，开辟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创新型模式。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伴生所至的，便是新模式如何与旧模式顺畅衔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备受关注，调查证据与刑事司法如何进行衔接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基于监察权规范行使的视角，应当严格规范职务违法调查的证据采集，从而更好保障被调查人的权利；由于监察调查过程中难以按照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证据标准的二元构建，因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应当保持一致的证据标准而不应割裂分化。监察调查所获言词证据在职务犯罪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现有法律规范为言词证据进入刑事审判程序提供了直接转化的合法性依据，保证了前期证据效力和后期司法衔接的效率，但是言词证据进入庭审阶段仍需要经过质证，注意对该证据合法性、客观性与关联性的审查，从而与庭审实质化的要求相协调。尽管现有监察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有相应的规定，但仍较为薄弱，难以支撑实践活动中排除非法证据的工作开展，考虑到后续证据进入司法程序的排除，较为成熟的刑事诉讼体系能够树立标杆供监察法进行参考借鉴，并对监察调查的证据排非进行进一步细化。监察调查人员作为监察调查主体、证人作为案件事实的获悉者，二者对于事实查明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作用，因而应当进一步完善证人和调查人员出庭制度，以保证职务犯罪证据的可采性和客观性。

[关键词]监察调查；刑事司法；职务犯罪；证据衔接

[作者]陈 伟、沈腾初（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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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文化

实践：改变世界与改变自我的统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贡献

[摘要]通常认为，实践具有一个内在的特征：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简称“两个改变”）。这个观点其来有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从康有为开始，历经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熊十力、贺麟、毛泽东、艾思奇以及张岱年等人，都对“两个改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康有为将“成己”与“成物”结合在一起讲，颇近于“两个改变”的意思。不过他对“改变”的理解没有达到感性实践的高度，且具有命定论的色彩。梁启超将“两个改变”的实践观表达得更加明确，其理论上所针对的就是康有为消极的命定论，但他又表现出某种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孙中山认识到了人力可以胜天，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详细地展示了“两个改变”的实践观，但由于其极端的唯我论哲学立场，包含着严重的内在困境。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新儒家继续使用“成己”“成物”等传统的术语表达“两个改变”的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艾思奇等人对于“两个改变”的劳动实践观及其内在机制作出了更加完整、详尽的阐释。不过，在张岱年那里，他较多地从认识论辅助的角度来讨论“两个改变”的自由之可能问题，似乎忽略了“两个改变”得以成功的政治哲学的辅助。这即意味着，历史在要求重塑“两个改变”为内涵的实践观。

[关键词]实践；两个改变；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自由

[作者]蔡志栋（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李子柒短视频的文化增值研究：以YouTube和B站用户为样本

[摘要]在现代的地球村图景中，李子柒短视频之所以能够在海外面向世界有效生动呈现中国故事，在异域文化中引起了受众理解和关注，获得了情感上的喜爱和肯定，都依托于文化价值观念上出现了文化增值。李子柒短视频是如何增值的呢？本文通过分析YouTube和B站用户在十大最受欢迎短视频上的评论，从评论类型、高频词汇、情感倾向这三个方面发现其能够在海外爆红并获得极高的正面评价，在于内容审美上破除了文化的刻板印象，输出东方田园生活的美好；在思维逻辑上传播了世界认同的价值观念，李子柒自身形象符合全球认同的独立、强大的女性形象；田园劳作肯定了工作对自我的价值和他人的认可；田园生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样在认知上既有共同的审美情感，叙事母题也有普遍共识性，加之短视频日常化的个体视角，推进了文化增值现象的出现。而中西方在核心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又使得这种文化增值具有“和而不同”的特性。当然国家形象在海外传播中要实现文化增值，不能单独依靠李子柒这样的民间传播者，乡土田园扩大为对中国文化的单一面相是不合适的，可以有更加多元的叙事空间，这样才能让中国国家形象更加丰富立体。

[关键词]李子柒短视频；文化增值；海外传播

[作者]马薇薇、陈金艳、甘雪萍（中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教育学

长三角教育精英的流动象限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研究通过履历分析法建立了包含628名“长江学者”的长三角教育精英人才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了流动象限指标来分析其社会流动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其流动象限特征表现为：一是博士毕业到初职工作阶段以平行流动为主，其中“双同”型流动超过九成；二是初职工作到当选“长江”阶段以向下流动为主，平行流动者更青睐“降城升校”流动；三是当选“长江”后向下流动的比例有所减少但仍是主流，平行流动则以“双同”型为主；四是流动路径以“从一而终”的不流动型为主，其次是为了评选而流动到较低梯度机构的“妥协”型。在影响因素方面，性别、出生地等个体因素影响多不显著，年龄在部分阶段具有重要影响，留学人才在初职阶段向上流动的概率更高，拥有读博前工作经历或在职读博的教育精英，更容易在当选“长江学者”之后进行向上流动，博士后经历则成为一种负向影响因素，其向上流动和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低于对照群体；从专业发展因素来看，流动前的起点为普通高校的教育精英实现向上流动的概率更高，博士毕业到初职阶段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精英向上流动的概率更高，而学术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城市类别来看，流动前工作于境外城市、国内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教育精英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低于三线城市的教育精英，处于低线城市的教育精英具有更强的向上流动的概率，而流动前地区因素只在初职工作到当选“长江学者”阶段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长三角；教育精英；长江学者；流动象限；影响因素

[作者]薛琪薪、吴瑞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