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贝尔：《把时间作为方法》（2016）
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被刺穿的时间》（La Durée poignardée，1938），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引用：Bear, Laura, Time as Technique (October 2016).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5, pp. 487-502, 2016.
1992年，芒恩（Munn）向人类学家发出挑战，要求他们分析时空（timespaces）从何而来。然而，她那篇发表在《人类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上的著名文章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她无法利用人类学来研究资本主义现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的社会时间（social time）。相反，她利用历史和社会学研究来描述社会时间的制度形式，如时钟时间、产业劳作纪律和民族国家的档案记录。
芒恩遇到了僵局，这个僵局源自人类学对时间的研究。我们的前辈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于贝尔（Henri Hubert）和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现代主义技术、知识和时间伦理的基础上研究了时间的社会经验。但如今，这个基础本身已经成为问题。
“知识”是与官僚、科学和国家制度有关的专家知识。这些知识与支撑市场价值计算的时间不同。专家知识不是将时间剥离为衡量和产生资本的单纯技术，而是将时间与“共鸣”联系起来。因此，它们可以被评估，可以与道德和政治问题产生关联。它们是由叙事形成的时间。它们承认人类寿命、非人类形式和社会机构的有限性，与旨在干预、维持生命的政策相关。
在官僚机构的实践中，知识往往是机构和公民之间基于计划的表演性承诺。在科学背景下，它们旨在塑造、预测非人类和人类的节奏，并将伦理和知识的实践以具体形式结合起来。在企业和大众经济中，他们试图使资本的隐藏边界变得可见。
民族志研究在对安全、生命资本和投机的描述中找到了目前的一些主导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准备工作（preparedness）出现了，它是一种预测性的知识形式。军事化和安全化的历史通过想象技术得以实现，这些技术预测了威胁的情景。这些情景是世界末日，产生了恐惧感和紧迫感。
这些场景最初出现在军事专业领域，现在已经扩散到政府对公共卫生和重要基础设施的管理。他们也动用跨国战略来防止大流行病和恐怖主义，它们的核心是基于情景的演习，这些演习由罗伯特·库珀曼（Robert Kupperman）和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并由他们的智囊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进行传播。这些演习论证了让公共卫生官员做好准备的必要性，并且让官僚机构将基础设施作为脆弱的网络来对待。
亚当斯（Adams）等人认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预测”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新美德，给了我们一种特殊的时间取向。这种时间性是一种未来的不断后退，退到当下决定我们现在的行动。然而，由于这种知识肯定了“意义”并承诺了“未来”，其合法性受到了高度争议。比如，在经历过海啸和冲突的斯里兰卡，公民对官员提供的“安全”十分不确定，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中。
霍尔布拉德（Holbraad）和佩德森（Pedersen）认为，关于安全化的人类学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它可以成为新的政治人类学基础，超越我们学科中仍然存在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他们提议对聚集在安全威胁和承诺之下的各种规模和形式的集体进行研究。此外，他们敦促我们追踪“安全”的多重时间——这并不总像亚当斯等人所认为的那样遵循一个线性轨迹，而可能是末世的、周期性的或即将发生的时间。此外，我们还需要追踪官僚机构在应对威胁时的冲突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影响公民身份的经验。简而言之，对当前官僚主义预期形式的日常探索是有价值的。
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科学机构而不是官僚机构中对想象技术的日常使用上，特别追溯了生命科学中潜在性（potentiality）的实践。人类学家认为，潜在性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与官僚主义的、关于风险和威胁的反乌托邦式未来截然相反。
然而，在医疗实践中，它充满了困境。格莫托夫特（Gammeltoft）的民族志关注河内儿童在民族国家机构、医疗环境和家庭中的未来性（futurity）。对潜在性的各种理解在怀孕的经历和超声影像的诊断时刻交织在一起。当妇女接受超声检查时，她们生活在一种焦虑的时间性崩溃中。她们害怕越南战争的过去和橙剂的后遗症，同时她们又把自己投射到一系列可能的未来。她们的焦虑反映了她们对自己亲缘地位的担心，害怕她们生下畸形的孩子，也害怕官僚机构对国家人口质量的担忧。
所以这些超声影像是连接时空的“铰链”（hinges）。佩德森和尼尔森（Neilson）创造了这个强有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表征，并连接起各种时间制度。他们允许我们同时看到几种社会和非人类的时间。我们可以在所有种类的时间表征中找到这种跨时空的“铰链”。
通过这些形式，时间被加厚了。但与资本主义以市场为导向的时间技术相比，它们更容易受到争论的影响。我将在下一节阐明，这种关于官僚时间知识的争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了不同的和多样的时间伦理的社会里。
时间的伦理
“伦理”，即正确行动的道德原则，描述了“时间是什么”以及“时间应该被用来做什么”。我们根据所学到的经验和对过去、未来的伦理表达预测未来，这也是我们能动性的基础。我们的伦理被经验为个体辨别力、美学和关怀的责任。它对自我、世界和社会关系施加影响。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目的论，以及宗教、革命和亲缘的时间表达都具有这种明确的伦理特征。
自人类学学科起源以来，这些都是人类学探索的领域。但在最近的一个重要趋势中，人们开始研究如何在伦理意义上参与时空关系的平等性，并试图重建能动性，也开始审视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和关于发展的物质主义世俗时间伦理学。
哈姆斯（Harms）和克拉拉·韩（Clara Han）都出版过有关空间不平等和对这种困境的伦理反应的优秀民族志。他们的研究特别有趣，他们将我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时间见解集中在社会再生产的实践中，并通过对劳动者的关怀进行积累。
哈姆斯揭示了生活在河内近郊的人们如何被国家和企业规划的知识边缘化，这种知识随着一个新兴城区的建设而被加强。人们用他们的时间和空间的伦理模式来回应他们被排斥的处境及其不确定性。这种反应将世界划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与父系的线性历史有关。这是一个有边界的家庭空间，家庭在其中通过社会再生产而长期存在。外部是一个资本主义劳作纪律和短期重复性劳作的区域，代表了一个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这些区域之间的积极运动产生了资本。
总的来说，时间本来被用于产生社会关系和永久性的亲缘家庭，但它已经被零星、缓慢、由拆除街区的不确定性和重建带来的威胁所打乱。专注于家庭内部的妇女经历了最强的不安全感。她们说她们的生活已经变得边缘化。相比之下，男性更与广阔的外部环境相关，他们认为，暂时的“等待”（一种时间的停顿）是值得的。男人把“等待”描述为一种无特征的“现在时间”，他们可以在其中建立社会关系以积累资本和地位。男人在这里与女人不同，前者能够重新创造一种能动性。正如哈姆斯所言，在时间的伦理表征和人们所面临的物质不平等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
克拉拉·韩关注的是智利圣地亚哥的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关怀项目。家庭面临着生计、福利和医疗供应的强烈不确定性。妇女在亲缘义务和生计不安全感之间经历着重复和持续的矛盾。这种冲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变革的结果，债务偿还、私有化和有限的福利是她们生活的中心。妇女们通过对时间的表达，找到了重新获得能动性的方法和可能性。她们把自己的生活描述成一个“等待”的过程。当她们面临医疗、财务或关系危机时，妇女从私人信贷和社会网络中部署物质资源。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关系在家庭中变得更加密集，但妇女仍然通过“关怀—等待”保留了一种力量。
民族志研究用类似的分析视角，揭示出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和中下层群体的能动性危机。他们之前着迷于线性的历史主义，着迷于国民经济无限增长的可能性，但如今感觉到了深深的迷失，特别是当社会再生产崩溃之时。
在这些群体的经验里，“现在”充满了眩晕感，在这种感觉中，又退回到了上一代人的匮乏感，以及一些本该彼此分开的历史时代的奇怪共存。时间突然被分层、被折叠，成了非线性的时间。人们不再能从“现在”预测“未来”。
穆尔（Muir）对90年代阿根廷国家经济项目崩溃后中产阶级迷失方向的长期历史进行了分析，这种危机感会产生极端的消极情绪，并造成政治影响。发展性、线性叙事的失败导致了类似于巫术的负面情景（一种掠夺性的社会性）。他们将国家的困境归咎于腐败，认为是腐败导致了对公共机构的信心尽失。这种信心的丧失有助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战略，并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
这些民族志研究提出了关于物质主义、世俗时间伦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离不开对世俗物质主义实践的深入研究。最近一项研究关注“时间欺骗”（time-tricking），在这种模式下，我们想象自己在没有神灵帮助的情况下有一种被夸大的力量。当我们试图欺骗时间时，它与一种抽象的、非人类的物理力量相联系，我们可以在这种感觉之上或之中采取行动。它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存在，面向这个世界即将到来的物质力量。我们也试图将资本主义时间的流逝重新定向到我们的控制之中。我们设想，只要我们行动得当，就能吸引资本流向我们自己。
结论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技术、知识和时间伦理由想象技术中的时间图谱组合而成。每种时间都有不同的种类和合理性。
技术往往是资本积累和不平等的来源。它们把时间简化为创造和增加资本的工具。它们是最坚不可摧的时间。专业知识的等级制度和政治关系有关，它们通过叙事和时间轴来产生层层意义。它们创造了被拒绝、被抛弃和不可实现的未来，但也留下了可以争论的空间。对它们的挑战往往发生在政治场合。时间的伦理用象征主义重新填充时间并重新获得能动性。从人类行为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时间图谱中的每一种都与不同行为领域息息相关。但是，如果我们从时间景观的视角来阐述它们，我们就可以找到它们在调解世界行动中的辩证关系。
梅（May）和思里福特（Thrift）将时间景观定义为由时间的表征、技术、规训和节奏组合而成的网络。在对时间景观的范围和内容的研究中，研究者被带入一个物质性场所，它由人类和非人类的元素组成。时间景观这个术语唤起了时空的相互依赖。在时间景观中，技术、知识和时间的伦理结合在一起，参与由个人和集体在时间中进行的调解劳动。
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相比，印度神灵毗首羯摩天（Vishwakarma）的神话更能体现这种行动。毗首羯摩天是工艺和铁器之神，他通过牺牲自己而换来了整个空间、时间和世界的存在。（译注：帝释天的下属，参见《大智度论》里“舍身喂鹰”的故事。）他的行动范围没有被限定在一个脱离知识和伦理的领域。这里也有一种技术的形象，即创造性的制造，它没有遵循希腊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区分（这些区分塑造了人类学的时间方法）。相反，它表明我们需要思考技术、知识和伦理的共同出现，并且在时间景观的创造性生产中建立一种辩证关系。
时间景观的各种要素可能是矛盾的。表征可能与人类的时间经验相冲突。表征及其相关的想象技术可能会在时间上产生矛盾的社会节奏。社会节奏可能破坏非人类的模式化，反之亦然。“空间—时间”的不平等可能会破坏时间的表征。机构和社会关系的冲突形式可能会在时间的表征层面暴露出来。不再可能的未来可能使其他时间表征变得不稳定。
各种冲突的表征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包括非人类和人类的破坏、不平等、无聊或绝望等情绪、暂时或迷失状态的体验、时间伦理秩序的逆转，以及被称为“意外”的事件。通过我们在时间中的劳动，我们既缝合了这些冲突的不平等关系，也产生了这些冲突的不平等关系。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时间如此异质。与政治理论家的论点相反，我们不能保证时间的特定伦理取向可以改变时空的不平等。要创造新的时代，就需要知道“未来”可以是不同的“现在”。
【延伸阅读】